這個消息終於來了。
今天在賓夕法尼亞採訪兩位二戰老兵，一位87歲，一位88歲，都耳聰目明，應答如流，且衣履規整，一派紳風采。其間又到一家基督教現代建築，參與有兩千信眾的禮拜祈禱。不時想起《紅輪》的字句：
一切都是為了站在上帝面前的最後一刻。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撇下他的同時代人，割捨了近九十年的俄國，走了。
夠意思了。對於時代和祖國，該承受的、該記下的、該說的，他都一一謹辦了。還沒有一位作家，與自己所屬的時空和精神世界，發生過如此緊張而充滿詩意的關係。
陀思妥耶夫斯基親歷了死亡、人性之惡和整個俄羅斯被魔化的虛無主義恐懼，他由此預見到俄國乃至世界在二十世紀的苦難和墮落，同時也從上帝垂降于俄國的性靈中保藏了彌賽亞救世的秘密。托爾斯泰終身追尋他的“綠枝”，要像哥伯尼和哥倫布一樣，企圖在沙皇、教會、貴族、戰爭和一切既定秩序之外去追尋他的上帝之道，他在相當程度上接近了自己的理想，近代俄國的不幸內化為他個人的“危機”，人的行為與上帝的目的之間，雖然還隔著一道鴻溝，但托翁以其高齡出走的危險，證明了他是二十世紀最早一位清醒的遁世者，從而為自己漫長而不尋常的一生劃上了句號。
索爾仁尼琴是陀氏和托翁的綜合，正如蘇聯是沙俄在新時代新時代的孽 變一樣，他是俄羅斯痛苦靈魂的偉大私生子，他屬於只有在俄國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類，而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如果沒有他，這個時代和國度的外觀沒有什麼兩樣，但是他發現了它們的秘密，他是活在絞刑架下的先知，憂鬱與絕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壯闊和高加索積雪炫目的光芒。他幾乎與地獄俄國同時除了戰爭、殺戮、鎮壓、流放、苦役就是告密、背叛、癌症，耳聞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從俄羅斯兩百年特有的救贖與犧牲中、尤其扶助苦難俄國前行不止、不絕如縷的聖徒和殉道者那裡，接過荊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為一個破碎不堪的俄國作證，他要對整個俄羅斯和全世界發出聲音，並且堅信，自己就是應召而來的使者，他一旦發音，世界將為之震駭，因為俄國正在展開和即將到來的歲月裡所承受的，正是人類命運最沉痛最陰鬱的角落，因為俄國的悲劇一開始就具有啟示錄式的世界意義，因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責任，俄羅斯全部文學在二十世紀的使命最終將以史詩和《聖經》的規模和氣象，與帝國、暴政、奴役、不義以及一切在俄國土地上蹂躪踐踏滅絕人的現象相對峙抗衡，並最終淩駕其上。
從人類有文學以來，沒有一位作家對人類命運產生過如此有力的影響，並由此永遠擁有荊、桂兩冠的殊榮。《古拉格群島》並不僅僅是一部關於蘇拉蘇聯共產主義罪行的編年史，也不僅僅為了摧毀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專制帝國的歷史——道義基石，它是關於一個偉大民族臣服於夢魘和妄災的終極審判，它為歷史、特別是極權主義歷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紀的特殊環境裡，面對俄羅斯特有的悲劇命運，一旦有人道出真相，並把一張寫字桌容納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鑲為一體，只要那片既真實有虛構的“群島”從秘密檔案、刑訊室、流放集中營和無數死亡中脫殼而出，蘇俄帝國被審判被顛覆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他證明了一條很簡單的真理，再強盛的帝國，有時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紙頁上，這看來類似於一個神跡，神說，這種制度不好，這個社會不好，神說，您把它們寫出來，一切就結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島》，讓歐洲共產主義在精神上瓦解，加繆和薩特的絕交，不啻是法國大革命後歐洲激進主義退潮的標誌性事件。戈巴契夫夫婦和蘇共上層改革人士變革並最終唾棄蘇聯、蘇共，他們的精神源頭之一，便來自群島，那裡記錄的，是他們父輩、祖輩以及全體俄國人民的歷史，即便史達林、貝利亞一類暴君和劊子手，他們的子女也無法繞開“群島”，而能正常地呼吸。
當史達林主義幽靈重新在俄國上空遊蕩時，蘇俄人民憑什麼抵禦那由党的領袖、元帥們、員警首領和全部國家機器推動的復辟浪潮？繼十九世紀之後，經過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難俄國再次擁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詩人、大提琴手、功勳運動員、芭蕾舞演員、劇作家，您站在最前面，您就沒有從約伯天枰上退下來的一天。儘管包括薩哈洛夫、羅伊·麥德維傑夫在內的俄國靈魂並不贊同您那篇“致蘇聯領導人”的公開信，但歷史證明，您比他們更深刻，更瞭解俄國，您在精神上為俄國作出的診斷，一次又一次被嗣後的事件所證實，建立大帝國的夢想與一個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國的人民註定會遭殃的；十九世紀從西歐刮來的“黑風”——馬克思主義，最終不能征服巨人般的俄國，俄國有自己一千年的東正教，是它唯一可能治療苦難的精神秘方；無論如何，俄國理應歷史性地回避與中國的戰爭，因為這場戰爭一旦爆發，將是一場啟示錄式的浩劫，讓中共領袖以馬克思主義正統自居吧，讓他們去拯救人類吧；最重要的是，您在俄國歷史和命運面前，無所作為是最大的犯罪，您在簽下自己的名字時說，我對這封信承擔所有責任。
1979年蘇聯強硬勢力企圖以紀念老暴君100周年為名捲土重來的努力，被俄國良心界擊退，乃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事例。您雖然已被驅逐，但克里姆林宮內外到處有您的身影。
自伏爾泰、雨果、左拉被迎進先賢祠後，歐洲流亡時代宣告結束。俄國在二十世紀創下了政治流亡的世界紀錄，眾多顯赫人物托洛斯基、別爾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馬尼諾夫、普寧、茨維塔耶娃……而您是所有蘇俄流亡者中最令世界矚目的人物。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和蘇聯極權主義不妥協的抗議者，您在伯恩的空降，表明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還在繼續。
二十年流亡的生涯，您創造了數個奇跡。您在美國勞聯——產聯的演講，至今回蕩在東西方天空的結合部，美國人民第一次聆聽到來自“古拉格群島”的聲音，第一次從一位蘇聯作家那裡，明白了美國自由的世界責任。
您對西方的失望和批評，無法讓自由主義人士滿意，但您生來不是為了讓某些派別滿意的。大俄羅斯主義肯定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您對美國的觀察。事實上，近二十年在佛蒙特的隱居式生活，您證明自己無力、也無心進入美國這片年輕的新大陸，美國人民對自由和真理的捍衛，沒有激發您對人類文明更廣闊更深入的思考，沒有激發您對這片收留並提供了自由和安寧的土地的感戴和回報，您也沒有在1989年後，對中國的歷史進程和國家命運表達過應有的關切，這都令人遺憾。如果您讀到中國流亡作家鄭義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一篇關於美國內戰的散文《金棕櫚——葛底斯堡賦》，您也許會重新思索東方……。
最大的奇跡，您竟然在生前回到魂牽夢繞的俄羅斯。您的回歸雖非雨果對巴黎的凱旋，卻別具俄國風味。廣闊無垠的西伯利亞將長久留下您的熱吻。您對專制帝國坍塌後的祖國發出的聲音，仍舊充滿先知式的睿智：俄國一再陷入泥潭，只有從帝國的偏見和專制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俄國才有希望。也許還要等上幾十年、一百年，俄羅斯命運的兩大支柱、兩大遺產、兩大宿命式的負荷：大俄羅斯主義和專制主義，才能被新的民族精神所取代。
俄國在近一千年中衍化的土地境界，俄國三百年來全部雄心壯志建構的龐大國家，土崩瓦解了。歷史對俄國所開的玩笑，前所未有。八十九歲的您，已無力面對，更無力影響劫後餘生的俄國。俄國的演變，彙聚著太紛繁太龐雜的因緣，您唯一能做的，正如勃洛克、葉賽甯、阿赫瑪托娃……，更遠如普希金、赫爾岑、屠格涅夫……一樣，只能為這片盛產天才、先知、聖徒和暴君、劊子手的土地，獻上安魂曲和彌撒曲，除了祈禱，您也只能聽從至高的主宰。戲演完了，臺詞和劇本總有落幕的那一頁。您起身走了，把空間和未來留給年輕的一代，您比誰都明白，您不能代表沒有降生的人們立法。您不能做的其實只有一件事，見證蘇俄帝國，為它送終。
無論如何，這是人類現代命運最沉重的一頁，您在上面簽下名字，這就夠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幾次差點啟程，前往俄國拜見您，多少請您發表對於東方、對於中國的高見。您在美國與劉賓雁們失之交臂，您們有六個年頭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擁有相似的背景、命運、話題，您們竟然連招呼都沒有打過。
自您返回，又是14個年頭過去，您對中國不置一詞。中國書攤上偶爾有您的消息，都是那麼零碎、無謂。
如今，您終於撒手塵寰，造訪永不可能。會到墓地與您對視，獻上花束。老索，再見。
2008年8月4日與華盛頓近郊
（原載《民主中國》）
此文於2008年09月2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