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索爾仁尼琴一直是對中國精神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家。同時，老索也是兩百年來對中國最隔膜，最冷漠，乃至最反感的俄國文豪。在中俄兩國九十年間因地緣和歷史誤讀造成的世紀宿命中，老索與中國在精神上的特殊聯繫，隨著他的去世，已經成為一則永遠的孤例。
整個十九世紀，俄國自由精神代表人士都對東方報以歐洲式的好奇、同情乃至神往。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俄國精神巨人都承認，中國是一個比俄國更古老也更文明的國度。尤其在托翁的世界視野中，中國是一個保持著淳厚道德和善良風俗並蘊藏著人類拯救契機的偉大時空。孔子、老子與佛陀的相互尊重和融合，體現了人類偉大的兄弟之愛。這位“哪裡有愛，哪裡就有上帝”的著名信徒，花費了相當精力直接閱讀和翻譯孔、老，寄寓著俄國面向西方的迷惘之後精神上的另一種轉向。
十月革命在改變俄國自身命運及其與西方關係的同時，大幅改變了俄國的中國視野。十九世紀俄國的西化派自由知識界曾把中國看成是比俄國社會更落後、更野蠻的國家。認為在西方面前，俄國是被啟蒙、被提升者；在中國面前，俄國則是前驅和拯救者。因為革命、戰爭以及諸種歷史錯位、尤其《凡爾賽合約》對俄、中兩國發生的截然不同的影響，俄國真正成為了中國的精神導師和歷史榜樣，並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其宿命式的影響至今猶存。老索作為中國的特殊精神盟友，只有在兩國命運的大背景下才能大體看清。
現在，連最頑固的毛派人士都不否認，毛主義在源頭上出自史達林主義，遠甚于對秦始皇的繼承。史達林主義在空間和氣質上本來屬於俄國歷史本性的亞洲部分，本是對十九世紀俄國西化派的全盤反動，也是對俄國與西歐主流歷史的叛逆與否棄，是歐洲近代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思潮與亞細亞專制主義和馬基雅維裡暴民政治惡性結合的新型列維坦怪物。其歷史脾性和精神氣質正好投合於近代以來更為黑暗、走投無路的中國。俄、中兩個最後解體的歐亞大帝國都缺少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以面對西方的挑戰，並維護自身文明的常道。在某種意義上，俄中兩大民族只能借助出自西方、又屬於西方主流正脈文明異端的思想體系，——歷史正好提供了馬克思主義——通過一場空前的革命、篡奪和復辟來換取自身存在的權利。
當老索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東普魯士戰壕裡開始懷疑約瑟夫的指揮才能時，毛澤東還在延安窯洞裡，籌謀對國民黨的僭越；當老索因其最初的懷疑而身陷囹圄時，中國左翼知識界正把毛澤東當成大救星；當老索身罹絕症並進入對史達林暴政的正式抗衡時期，中國知識界卻因一場現代焚書坑儒而遭犁庭掃穴之災；當老索繼承十九世紀俄國天才和聖徒的衣缽公然以筆為幟，向整個蘇俄集中營制度宣戰時，中國知識界及其子息一代更悲慘而可恥地淪為毛澤東暴政的犧牲品和工具；當老索流亡西方，更深地進入俄國十九、二十世紀命運的精神激流時，中國知識界終於挨到毛澤東殞斃，才迎來某種程度的解凍，卻遠遠未能為中國和世界貢獻出一部東方的《古拉格群島》。1989年及嗣後的演變證實，老索一個人的作品對共產主義世界歷史命運的影響，為整個中國文學和思想界望塵莫及。
中國知識界由此陷入一種奇特而可悲的境況。
一方面，老索和薩哈洛夫、阿瑪裡利克、阿赫瑪托娃、麥德維傑夫等人組成的蘇聯持不同政見陣營以俄國十二月黨人以後不絕如縷的自由精神和反抗姿態與蘇俄帝國公開抗衡，鼓舞了整個蘇俄社會和東歐史達林主義國家爭取自由的運動，或暗或明地成了中國知識界人士改善自身處境、萌生反抗、追求精神自由的先驅。由於諾貝爾文學獎和整個西方知識界對老索的特別關注，由於老索從強老營歸來後不屈不撓的戰士風骨，由於老索巨大的文學才華，以及由於他先知式的流放與孤獨，包括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驚人相似的面容、眼神和風格，他在中國兩代知識人心目中，早已成為一座道德、精神和文學的豐碑。他的作品在無數中國讀者的心中激發的共鳴、震撼和啟示，甚至超過了全部西方文學大師和中國現代文學家所能達到的程度。
作為蘇俄“持不同政見”的領軍人物，作為集中營文學的代表，作為與蘇俄帝國長期對峙的精神巨人，作為諾貝爾文學獎譜系中最具先知和聖徒形象的俄國文豪，對於中國，老索猶如高遠雄偉的珠穆朗瑪峰。除了官方御用文奴和腐敗墮落的文壇群小，中國獨立和良知知識界，無人能回避老索巨大而久遠的存在。毫無疑問，這位大耄之年溘然長逝的俄國作家乃是中國最黑暗、最恐怖、最彷徨的六十年間最英勇、最親切、最偉大的精神盟友。
另一方面，老索至死也沒有對中國流露過一絲好意。在他浩瀚的文字、思緒和言論中，中國只是一個龐大而近乎虛無的國度。在老索的中國視野裡，毛澤東主義一刻沒有離開這片土地。而毛主義正是老索終身警覺、厭惡和否棄的史達林主義的東方再版。1973年在《致蘇聯領導人》那封代表了老索歷史、祖國、命運觀的公開信中，他曾專列一部分文字，與其俄國統治者同胞討論“與中國的關係”。他建議，讓馬克思主義這股十九世紀從西方刮來的黑風繼續吹向東方，巨人般的俄國擁有一千年的東正教，馬克思主義使俄國喪失了六千六百萬條生命。讓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正統自居，讓他們去拯救人類。雖然老索強調，他並不希望中國在精神上毀滅，但是他畢竟是俄國人，他只能首先為自己的祖國考慮。他還建議蘇俄統治集團，無論如何要避免與中國的戰爭。因為所有的優勢：不怕死，吃苦耐勞，服從命令，數量巨大的軍隊以及中國特有的人民戰爭，都不在蘇俄一邊。與中國開戰，將是一場啟示錄式的浩劫。
沒有一個中國人看到這樣的文字會感到輕鬆。但是，老索道出了一個十分陰鬱、也十分真實的歷史秘密。深知史達林主義殘忍本性的老索，比所有西方知識份子更能直覺地預感到東方的危險。他對中國的恐懼，是真實不虛的中國現實，且一再被歷史證實。儘管老索的中國直覺絲毫不能緩解中國的悲劇，他卻成為中國自我認識的罕見的他山之石。
事實上，從1974年到1994年的20年間，俄國與中國都發生了歷史性、戲劇性地演化。不難理解，老索一如既往甚而更加緊張而焦慮地關注著俄國。作為二十世紀苦難俄國的代言人，老索天然屬於大俄羅斯主義者和泛斯拉夫主義者。與陀氏和托翁一樣，在老索身上，對俄國的愛、關懷和希望，同時也是對世界的愛、關懷和希望。毫無疑問，俄國的崩解不符合老索的俄羅斯理想，他的心靈充滿迷惘、痛苦甚至憤怒。他對葉利欽本人的責難、對普京的讚譽不一定為西方所稱道，在中國人聽來則難置可否，但肯定體現了老索一以貫之的俄國情懷。
不能設想，老索對中國二十餘年的變化完全沒有興趣；更不能判定，這位終身反抗極權專制和人性之惡的老戰士，已經失去觀察和思考中國命運的能力。人們也許無法深入到他內心，瞭解他對俄國以外的當代世界的真實看法，但根據他一生的著述和命運可知，他對中國的演變，絕對沒有中國官方知識界和西方左派那種樂觀的結論。身為一名虔誠的東正教徒和珍視人類心靈自由的先知，老索不可能對專制依然而徒有經濟增長卻普遍腐敗墮落的中國報以認同和希望。相反，以其對人類秉性獨特的洞察，對專制主義的厭惡，他會一如既往，為中國在精神上的黯淡和靈魂上的麻木而憂心忡忡。
中國在其多難而悲劇史詩般的現代歷史中，曾有不少精神上的盟友：托爾斯泰、羅素、愛因斯坦、杜威、泰戈爾、蕭伯納、費正清、李約瑟、雷鳴遠、馬悅然……，他們對中國的理解和結論未必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但他們都是中國當代自我認識的異域因緣。他們那份中國感情本是人類幾千年文明孕育的美麗果實，他們與生俱來的善意、同情心、客觀立場和獨立精神，他們為自由、信仰和博愛垂降於人類最大生命共同體所作的努力，乃是世界對中國的恩賜，遠比中國統治者及其奴僕對本國同胞施予的野蠻統治高尚、偉大得多。
中國在面對這些精神盟友時，應該反忖。我們自己對得起他們的良苦用心嗎？我們在精神上也同樣逾越了種族、國家和狹隘、冷漠、仇恨嗎？我們曾經以謙卑和感恩的心情接納並回報過那些不帶偏見的讜論和體現人類神聖之愛的偉大精神嗎？
老索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在中國人民反抗極權主義和精神黑暗，走向自由和光明的苦難歷程中，老索的沉默和冷漠是一種巨大的遺憾，——對中國如此，對他本人則是幾乎難以理喻的失職。但是，即或沒有一句對中國自由運動的讚譽之詞，他仍然是中國偉大的精神盟友。在面對共同的邪惡和黑暗的前所未有的較量中，老索及其他俄國先驅所跋涉的路徑，將長久地成為中國走向自由和拯救的並行之道。中國眾多精神盟友中，老索的身影永遠屬於先知、聖徒和殉道者之列。
據說，他在流亡時期，決定讓自己的兒子學習中文。也許，他把對中國的理解和希望託付給了年輕的一代。
2008年8月26號 華盛頓近郊
（原載：《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