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
从4月16日在重庆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到17日、18日赴四川宜宾参加“唐君毅研究会成立大会”,再乘火车到北京五、六天中,我连续接受美联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日报、CNN、BBC、美国之音、华盛顿邮报、英国每日电讯、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采访,感触良多。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天然地关切这座城市的命运。我曾在1993年、1995年、2002年和2006年策划了电视文献纪录片《大道》、《抗战陪都》、《重庆大轰炸》和《下江人》,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做过关于“重庆谈判”的专题演讲,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发表过《重庆的历史天空》等文章。重庆曾是中国战时陪都,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中国战区的指挥中枢,是中国抗日大后方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它曾作为与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并列齐名的二战名都而享誉世界,我深为我所属的这座城市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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