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到東方來抒發自己的末世情懷了。
古希臘水手在達達尼爾海峽洶湧的浪花上遙望東方時，曾發明過兩個富於啟示意義的概念：亞細亞，太陽升起的地方，歐羅巴，夕陽西下夜幕降臨的一刹那。黑格爾在兩千多年後補充說，世界歷史有一個神意的絕對起點，那就是亞細亞。那個外界的物質的太陽便從那裡升起，在西方沒落；而那輪自覺的精神的太陽也就從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種真正高貴的光輝。
從亞裡西多德到孟德斯鳩到韋伯，西方的智者都以悲天憫人的目光注視著東方，斷言亞洲人比歐洲人更有奴性，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洲，從來沒有離開過；規模龐大、聳然而立的亞洲專制主義完全符合歷史破曉地區的精神形式，找不到任何自由精神的痕跡，表現不出任何歷史首創精神。
按西方的觀點，東方最神秘最反常的特點，在於它那周而復始的迴圈史觀。無論如何改朝換代，治亂興亡，東方都以萬變不離其宗的超然與孤決，堆砌著一個“停滯社會”的全部符咒。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在斷言西方資本主義必將壽終正寢同時，卻盛讚“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征討的遠征……。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業民族從屬於工業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正是自由而富於歷史首創精神的西方文明，它那精神的太陽照徹世界的同時，也把它的精神的地震和海嘯帶給了世界。
東方不僅必須購買和製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必須實行西方式的社會治理和國家制度，必須接受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愛，必須培養西方式的美學趣味和生活方式，還必須面對西方式的歷史意識和世界情懷，——西方發現和發明的一切，東方似乎都必須重新演繹一遍。
於是，洋務和變法成為中國十九世紀末的主調，社會革命和意識形態戰爭成為中國二十世紀大半葉的主流，改革和開放成為中國二十世紀末的主流，一言以蔽之，以運動告別靜止，以進化取代停滯，以崛起擺脫孤立，以西方精神淘汰東方傳統，中國終於開始痛苦而悲壯的歷史懷胎，臨進它那亙古未有的精神分娩了。
這是一個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歷程。正在歷史即將“破曉”之際，一個半世紀的受難和奮鬥吉凶未蔔之際，如此眾多的男女連精神上的導盲犬都難於獲得之際，我們陡然發現，一種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緊隨前所未有的物質膨脹，酷似2004年歲末聖誕前後橫掃亞非諸國的海嘯一樣，已在暗中醞釀激蕩。
這種精神危機曾高懸於西方世界，中國太有必要傾聽西方抒情詩人並未淹蹇的末世絕唱了。
1900年，巴黎大博覽會拉開了二十世紀的帷幕，歐洲資產階級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榮和希望之中。工業革命、技術創新和社會進步似乎已將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以來的美好預言逐一實現。現代奧林匹克從歐洲向世界推廣，無數普通人享受著戶外活動、陽光、草地、沙灘；火車、輪船、飛機正在和即將把西方商人、外交官、傳教士、殖民官員和遊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續增長，社會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會每個角落，司法黑暗已難為公眾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譴責，死刑被爭先恐後地廢除；無線電和電影即將成為大眾消費品，家庭裝飾和流行時尚已從巴黎、倫敦走向外省和城鎮；自從1870年普法戰爭以來，除了巴爾幹地區的小衝突和零星的海外戰爭外，西方人已經享受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
然而，烏雲和夢魘已開始蔓延。世界變得陌生而荒誕，虛無主義和孤獨感在摩天大樓之間徘徊，傳統價值觀被工業文明和龐大的城市碾碎，各種前所未有的焦慮、苦悶和絕望悄然籠罩。靈心善感的詩人率先發出不祥的聲音，波德賴爾、馬拉美、王爾德、比亞茲萊、道生、蘭波、傑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絕承認布爾喬亞、銀行家、政客和資產者的黃金時代，他們直接用“惡之花”、“荒原”、“地獄”來形容西方世界，將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現代化斥為一堆浸泡著腐屍的惡氣濁水。唯美派、高蹈派、惡魔派、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和一切流派，都在詛咒正在上升和擴張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學家、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叔本華、尼采、柏格森、斯賓塞、斯賓格勒、佛洛德不約而同地敲響了大限將至的恐怖警鐘。雅斯貝爾斯滿懷憂愁地預言，不但歐洲已經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處於暮靄沉沉之中。海德格爾斷定，世界性的精神沒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滅亡。松巴爾特指出，我們能肯定預言的，只有人類的毀滅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則以他那句最嚴厲的讖語“上帝死了”為世界蒙上一道濃黑的詞語陰影。
莫謂詩人空抒情，歷史以兩次世界大戰，以奧斯威辛、達豪、布痕瓦爾德和古拉格群島坐實了憂患預告者的咒語。
西方末世情懷的東方版本已有百年蒼黃了。感悟特異的魯迅從當時“知識青年”們“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發朱顏，低唱著飽經憂患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中看出“周圍的無涯際的黑暗”，中國“沉自己的船”，還要在絕處求生，“攝取來的異域的營養又是‘世紀末’的果汁”。章太炎、梁啟超、陳獨秀、郭沫若、毛澤東以及幾乎所有中國現代精神重創再造者，都從西方世紀末思潮中尋到某種靈感。徐志摩、郁達夫、戴望舒、孫作雲、李金髮、成仿吾以及“現代”、“新感覺”、“七月”、“九中”派詩人們，更直接摹仿波德賴爾、王爾德、里爾克、奧登、艾略特、桑德堡，將非理性、狂歡放蕩、空虛、毀滅、獸性、頹廢、神秘、和一切“末世情結”、“末世想像”進行了一次次東方式的再版。
“新紀元”和“世紀末”構成了我們時代的雙重變奏。廉價的歌功頌德已經過時，“主旋律”已趨近平實和人性。中國似乎已經擺脫了迴圈和停滯，它甚至變得面目全非，不僅西方為之驚愕（“黃禍”、“中國威脅”不過是典型的西方世紀末思潮的東方變種），連中國自己也有些眩暈了。當我們的現代祭師剛剛開始為自己重新甄別出來的新型偉詞“現代化”、“小康”、“崛起”、“復興”進行又一輪演練時，我們的抒情詩人卻像重操舊業的驗屍人一樣，兀自行吟，低唱起挽歌，默誦著悼詞了。他堅守著來路不明的孤寂，憂鬱而超然，調侃著調侃，戲謔著戲謔，絕望著絕望，詛咒著詛咒，裝訂著又一幅末世封面。
世上最需傾聽的永遠是詩歌，世界末抒情詩人永遠引領詩詩歌的現代潮流。他們如預告坍塌和毀滅的隱修士，唱詩班中永不現身的夢幻幽靈，送葬隊伍中遠遠駐足凝思的局外人，眨著祛邪者和窺夢人特有的眼睛，用煉丹術般的修辭和錘煉了幾千年的漢語韻腳，草簽了一部時代精神病理通知單，名為《無話可說》。
波德賴爾在絕望之余向母親傾述他的末世憂鬱：“我所感到的，是一種巨大的氣餒，一種不可忍受的孤獨感，對於一種朦朧的不幸永久的恐懼。”詩人總是懷著憂鬱的目光尋找家園，《無話可說》的作者，他的末世情懷已經積澱了百年的疲憊、兀奮、失望、老式的幻滅、簇新的憤怒……，它比尋常的憂鬱更苦澀，比個人的絕望更深沉，比簡單的悲觀厭世更尖銳。它喚起和拒斥的甚至超過了虛無，找不到任何與之相對的物事，它從瞬息萬變的造化中感受到無可名狀的緊張和恐慌，它不僅僅是郁達夫“零餘者”、郭沫若“漂泊者”、廬隱“犧牲者”、茅盾“幻滅者”譜系的最新分支，它的苦情、寂寥、憤世、孤傲、無聊、恐懼……直接源於一個臨界的邊緣狀態，以至落到“滿紙荒唐言”的田地，它在萬籟俱寂的浮囂虛驕中，讓現代寓言夢魘般的面孔浮出水面，它在發出一次精神的預警，它在通緝無處不在的精神恐怖主義，它試圖抵禦那個末日……。
禮崩樂壞，古已有之。孔子生前就想“予欲無言”，佛家的特殊境界是“不留文字”，被尊為現代中國一等聖人的魯迅曾經“靠了石欄遠眺，聽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一切得意忘言者，如夢如幻如影如形如露如電，應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