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康 书香玲珑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取名“普通人”。这是1957年后这所西南地区最高师范学府第一个学生文学社，从社名到社长一律投票选择，从成立到解散没有任何官方背景。
我被选为首任（也是末任）社长，因为我曾获得中文系小说创作一等奖，全院英语竞赛第二名。此外，我属于藐视现行教育制度、长期旷课的学生之列。每次考试，一到法定离场时限（据说是30分钟），我就把答卷扔到监考教师面前，扬长而去。
我已年届三十，考进西师，绝不是来补习古文和拼音，更无丝毫“天之骄子”、“时代幸运儿”的感觉。
1978年2月大舅唐君毅在香港病逝后，我开始接触港台“新儒家”，并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可算中国内地第一个研究当代新儒家的小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方（东美）、钱（穆）等人对中国文化、东西文化的运思和对话如一源头活水，使我对中国命运和使命有豁然开朗的领悟和视野］。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我个人已经深信不疑，我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命：1949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正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力源，只有将中国现代的空前变局置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正面遇合，见证之，转化之，升华之，接通中国的来路与去向，中国的演变才能拥有伟大的前程，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是也。五分之一人类的生存与安顿，造化的有情无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备于此。
大学四年，上苍赐予的机缘，系统地读书、思考，结交贤达之士，这便是我走进西师大门的目的。
进大学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中年知识分子”们的讲课，从板书到用语，从眼神到手势，都很乏味。有几位前“工农兵学员”甚至还停留在病句别字阶段。这是时代的悲剧。
幸有“旧中国”、“旧社会”过来的几位老先生尚在，他们几乎全都领受过文化专制和政治迫害的漫长苦难，却奇迹般地葆有中国知识人独有的古道热肠，他们的国学根底和西学造诣，令我折服。
曹慕樊先生，号迟庵，曾师从熊十力、梁漱溟两先生。从孔（丘）、孟（轲）到耶稣基督，从老（聃）、庄（周）到释迦佛陀，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春秋》、《史记》到《昭明文选》、《资治通鉴》，从关汉卿到莎士比亚、从曹雪芹到托尔斯泰，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再到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曹先生都早已自存胸臆，能率性拈来。他为我们开讲“杜诗选修”时，已年逾古稀。“学术之宫，千门万户，但总得经由一门进入。唯有深入学习一大家，大开眼界，大拓心灵，然后才可以到达一四通八达之境……”（曹慕樊：《杜诗选读·小序》，1980年6月）曹师讲授，可以他最心仪的庄周和杜甫“汪洋恣肆”、“沉郁顿挫”形容，是极凝练的诗章，透人心脾的精神逡行；广大精微，胜境迭现；或哀音促情至性动人，或悲天悯人而不碍乐天知命，或愤嫉长叹而终悲叹复赞叹，或屏息闭目，俯仰之间，天德流行……曹先生又谙熟西洋思想史，尤对黑格尔、康德颇有心得。对克尔凯戈尔、克罗齐、胡塞尔、罗素、维特根斯坦辈也不陌生。1957年曹先生因言获罪，在一次批斗会上威武不屈，直面邪恶，竟遭皮带击面，左眼几近失明。曹先生数百万字学术著作，便是在双目微明中写就的。
文革中，吴宓往中文系请求退还存款未果，曹先生路遇流泪而返的吴宓，当下便以同样的“牛鬼”之身，面见中文系负责人，仗义执言，慑服群小，竟为吴宓索回全部存款4500元。
1980、1981年两度秋冬，曹先生曾带我往数十位前“右派”处，搜寻那段历史。他那柱杖缓步，瘦削的身影，沉潜的缄默，深长的叹息，永在目前。
曹先生付梓刊印的著述甚少，名山之作却宏富惊人。他曾将梁漱溟晚年所撰《人生与人心》原稿示我，又将辨析中西文化遇合之《砧木喻》交我细读。其引据之广，识见之深，至今罕见。曹先生弟子邓小军，曾在《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8月第1版）的后记中写道：“迟师一生学行，壁立千仞，不愧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并有《哭迟师》七律一首，兹再引于此：
儒者昂头天地外，胸中日月与春风；
直言谠论同溟老，侠骨柔肠感宓翁。
传付壁书宛如昨，再闻绝学已成空。
重深欲度今无路，此恨绵绵何有终！
谭优学先生青年时追求进步，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后遭政治迫害多年，晚年才得以重返教坛，讲授古文。谭师每堂课都是全副精神，全副性情，嬉笑怒骂，所寄深广，经常令学子或一片哽咽，或满室唏嘘，或哄堂大笑。
谭先生还我行我素，不顾讥嘲、反对，坚持所有学生每学期必须熟背古文20篇。春夏秋冬，或皓月当空，或暮色如墨，200余名学生逐一登上谭先生的“夫子堂”，接受严格检验。先生闭目凝神，吞云吐雾，慈祥万种。但只要背诵有误或偶有中断，老先生立即圆睁双眼，白发抖动，一点马虎不得。毕业20周年聚会上，所有同学都领会到谭先生当年的苦心孤诣。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在中国全部考试中，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谭优学教授私塾先生般的“面诵”，肯定是最严格最公正的一种。感谢谭先生，让从小只知践踏古人、诽谤传统的我们这一代，对前贤先哲多了几分敬意，几十年蔓延浮嚣的现代狂妄有所收敛。
秦效侃先生幼承庭训，转益多师，与曹、谭二师一样，数十年徜徉于中国文化精神世界。他的教学，可谓金声玉振，每堂课都是一次融会性灵、才情、学识和睿智的艺术创作。秦师几十年临池不辍，碑、篆及晋唐以降诸法帖，皆造诣精深，他那飘逸峻峭的板书，烟云回环，松壑壁立，每临课终，秦师返身去后，学子们都要驻足欣赏，流连低回，不忍遽拭。
曹、谭、秦诸先生平日皆循循然，坦荡荡，一片纯挚性情，所有学子前往拜访，无不有“如沐春风”之慨。谁能想到，一代道德文章楷模，老先生们无人不有不堪回首之往事。兹将秦师《未花集·炼狱》七律二首恭录于此，后人可见中国现代大士大夫浩然正气之一斑：
炼 狱 并序
一九六八年夏历四月尾，余于役田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与闻他事。本少亲故，更鲜接触。讵料突遭扳诬，为造反派逮去，系于其所谓“五一八野战部队”私设秘密牢狱之中。凡转移他处皆在夜半，惧为人知也。半年内与家中音讯断绝，谣传余已不在人世矣。至于身经目睹之酷刑惨事，有不敢言不忍言者，信乎“史无前例”也！
诗二首，皆当日狱中吟成，不复计工拙及韵，今忆录未更一字，以存故实。
午夜“转移”
月黑风高到酉溪①，如磐夜气不闻鸡。
弥天大罪难寻死②，遍体鳞伤苦忍饥。
怜尔文章魂佗傺，悯吾妻孥梦依稀。
悠悠四月音尘绝，弱骨单寒只敝衣③。
①酉溪距岳池县城四十里。
②余被囚时，其所罗织罪名至多，不容诛矣。而狱卒暴横，昼夜防闲，自杀未遂。
③冬十一月矣，犹五月初入狱时单衣一件，昼夜唯拥败絮坐烂草间。
狱中生日
生不易兮死太难，因风堕溷岂非天！
妻儿惴惴劳悬望，日月依依费省参；
亦有酒浆倾北斗①，可无诗赋草南冠？
深宵起坐频呵壁，七气凭陵一寸丹。
①幽幽土室，夜望北斗，何能有酒？
曹师已于1993年仙逝，谭师已届85高龄，秦师也至耄耋之年。中国老先生们曾经遭遇的那份苦难，那份从孔子以来未曾改易的圣贤气象，那份君子情怀，那份志士风骨，那份书生本色，其中无量数的颠沛、磨难、苦情、隐痛、寂寥、苍茫，无尽藏的坚忍、困守、撑持、超绝、旷达、凝望，我们只能永远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我母亲一位老朋友在西师任教，提供了一间屋子，我因此享有特权，大学四年一直离群索居。适逢中文系几位对大学教育开始失望的才子商量组织一个文学小组，邀我参加。
一个秋天的晚上，按照一种古老风俗，我和姜力挺、张鲁站到了篮球场边的树阴下。姜力挺，国民党军人之后，乐山人，高高的个子，有形的络腮胡须，诡秘地微笑着，一双眼睛却在两条闪电般的剑眉下忧郁得深不可测。有一刹那，我强烈地感觉到，我面前这位脸色苍白，留着唇须，手背上长着细长汗毛的乐山人，有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句将被无数人朗诵。张鲁，父母都是“革命军人”，从小却与哥哥、弟弟独自长大。同样挺拔的身材，帅气的明眸，幽默而深情，每句话都是伊索寓言式的一语双关。姜力挺后来屡屡在张鲁发言之后立即追问：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老三届中的初66级（1966年文革发生时初中毕业），“该看的书都看完了”，文革，上山下乡，返城，高考。现在站在秋天夜空下，心里洋溢着坚定而模糊的信念，强烈而暧昧的冲动，冥冥之中有一种共同的意绪：我们已经荒废了宝贵的青少年时光，如此乏味的大学生活，绝不属于我们，我们得做点什么。
于是，没有任何仪式，文学小组成立了，我那僻静的寓所成为小组活动的自由飞地。
小组每周活动一次，有作品讨论，有主题发言，有时局分析。那时谭先生正讲《诗经》：“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椹。”每次活动都“打平伙”，先打开两瓶桑椹酒，就如同把全部古典文学喝了进去，劣质香烟的烟雾在我们头上盘桓。
小组带着半地下性质，每次活动，都有偷尝禁果的刺激。张鲁可以把日本电影《追捕》从头到尾绘声绘色表演一遍；姜力挺的诗作证明他的眼睛和灵魂都是被“缪斯”吻过的，虽然是从地狱里飞出的苦难的“缪斯”；杨政是百科全书派的人物，对中国现实有着持久的敏感和洞见；腼腆的钱滨，比姜力挺和张鲁还高半个头，维特式地微笑着，对老大哥们抱以彻底谦恭的沉默；杜显怡以共产党员和班长的身份，慨然与我们这班异端分子为伍，让自己从此杜绝了逐鹿官场的“康庄大道”，吴廷政三姊妹都是女才子，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守着东方才女的寂寞，始终维持着苦涩的笑容和宽宥的眼光；孙丹年的父亲曾是陶行知的弟子，在1950年代成为政治贱民，全家被逐出城市，以致书香门第出身的孙丹年从外表到性格都洋溢着农村女子的淳朴和热情；川南乡音浓重的彭光芒，生怕被大城市的同学笑话，每次拿出来的手稿，却令大家吃惊；北方小伙子阎旭光，是文学小组沉默的小兄弟，能写细腻缠绵的小诗；从成都、重庆两所重点中学毕业直接考进大学的鱼雷和方莉（她们的名字被张鲁以“攻击之利器、少女之芳名”和“几何形的花”重新诠释了一次），则永远娴静地挤在一起，羞涩地聆听，小声地发问。
文学小组是一种浓缩，也是一种放大。
卡夫卡、海明威、贝娄等欧美现代作家成为文学小组的当然话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斗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我们打开了反思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西方之窗；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兄弟，以及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俄、苏知识人、诗人、使徒和先驱，比弗洛伊德里尔克、普鲁斯特等西方智者和才子离我们更近，更熟悉，更是我们精神上苦难而伟大的父兄。
通过他们，我们重新走近19世纪的俄国，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尤其是1840年代莫斯科大学的“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莱蒙托夫小组”，“赫尔岑－奥加辽夫－恰达涅夫小组”和“孙古罗夫小组”。
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都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赫尔岑这段文字，几乎像箴言和圣诗一样，融进我们心里。
这些俄国贵族青年大学生在诗歌、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和宗教的创作和研究，他们对俄国命运和道路的沉思和辩论，是真正令我们神往的教材和课堂。他们对俄国专制与愚昧的批判，对人生意义和世界前途的信念，包括他们的忧郁、伤感、阴沉、痛苦、愤怒和绝望，都会唤起我们难以从西方学术著作中遭遇的同感和震撼。我们与俄国苦难先驱和拯救先知同属一个精神帝国，在西方映衬下，我们有惊人的命运归宿感。更直接的背景是，我们都经受了同出一源的苦难，这种苦难并不全是我们传统的罪孽，这种苦难是第一次以悲剧形式出现于欧亚大陆和世界范围的人类命运。我们承受的是若干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恶性积累、交叉、叠加和综合影响的后果，是真实不虚的世界性十字架。
波德莱尔、艾略特、萨特一类西方现代思想家关于世界荒诞、虚无的说教，不能消解几乎一半人类承受的苦难，这种苦难是全部历史形而上学恶性终结前的启示录，我们是见证和最终消解它的一代人，这是我们的变形记，我们的宿命式的天命。
本文选自《大学人文》第1辑，夏中义，丁东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