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諺曰：上帝造人，人造城(God made the man，and man made the town)。重慶是一座只需望上一眼便怦然心動而終身難忘的城市。無論洄溯三峽穿行千里江陵逡目朝天門大開大闔的山川形勝，抑或馳車黃花園大橋感受中國西部惟一直轄市街衢環繞、廣廈錯落的現代神韻，還是憑倚飛機舷窗俯瞰世界第一山城的萬千氣象，初來乍到者無不會湧上一句：好個重慶城!
重慶與中國其他大城市是如此的不同。最不同的是，抗戰初期中國主要大城市悉數淪陷之後，原屬內陸四川省乙級市的重慶卻作了中國戰時首都達八年之久而享譽世界。歷史的吊詭之于重慶，尤令史家惘惑，重慶的受難和榮耀，那段關乎中華民族存亡續絕，深涉亞太乃至世界戰爭成敗和戰後格局的重大歷史，已塵封六十餘年，至今鮮為人知。對於擁有悠久修史傳統，急欲在變化日益的全球化世界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中國，這是令人驚訝的忘卻；對於晉身中國直轄序列，急欲在西部開發浪潮中嶄露頭角的重慶，這是對自身獨特歷史遺產難以理喻的漠視。
1938年2月，蔣介石在《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一文中稱：
我們有四千萬方裡的國土，如此廣闊遼遠的山河，如此綿亙浩蕩的幅員，不僅一個日本傾他所有全部的力量，不能全部侵佔，就是兩個三個日本以兩倍三倍於現在日本的力量，也不能侵佔我們全國的土地。……其次，我們是一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民族，擁有全球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有四億五千萬的同胞!以如此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偉大國家，一個小小日本要來吞併我們，要想全部消滅我們，是絕對做不到的事!
這段文字，悲則悲矣，壯則壯矣。但蔣介石似乎忘記了，有史以來，華夏民族已數次被亞洲腹地蒙古諸部落征服。他本人降生于世時，小小的滿族統治漢民族占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已有二百四十二年之久。作為留日士官生，他理應知道，明治維新催生的以天皇制為核心、武士道為精神、以北一輝等極右翼知識份子的法西斯主義為理論、以軍部為代表的軍國主義的擴張政策為國策的“大日本帝國”，對中國意味著什麼；理應知道，日本佔領朝鮮、臺灣、滿洲，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作為國民黨總裁，他理應知道， 1927年8月，日本在中國旅順召開的第二次“東方會議”及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上奏天皇的《田中奏摺》的主要內容，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麼：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於我。……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在上必要之事也。
作為中國最高軍事負責人，蔣介石還理應知道，中日兩國大小強弱的對比優勢遠不在中國一方：中國國土一千一百四十余萬平方公里(按：當時外蒙古尚未獨立)，日本國土三十七萬平方公里，僅為中國三十分之一(略小於四川省)；中國人口約四億五千萬，日本八千萬，僅為中國五分之一(略多於四川省)；但日本工業總產值約六十億美元，中國約十四億美元，僅為日本四分之一；日本年鋼產量五百八十萬噸，中國四萬噸，僅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造飛機一千五百八十架，火炮七百四十四門，坦克三百三十輛，主力艦、航空母艦等大型軍艦二百八十五艘，總噸位一千四百萬噸，汽車九千五百輛，中國雖能生產步槍和機槍，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飛機、坦克、火炮、軍艦、石油和無線電器材都完全依賴進口；作為中國國民黨主席，他比別人更理應知道的是，在征服中國已成為日本首要國策、民族危機急劇加深之際，中國雖然有了一個“統一”的南京政府，民族工業處於近代最興盛時期，然而各地軍閥割據依舊，上層社會對底層民眾宰製依舊，外國列強掠奪中國依舊，國共兩黨內戰依舊，中國依舊是沙聚之邦，外既不強而中實幹。
國民政府外聘的軍事專家曾估計，從純軍事角度看，中日戰爭一旦全面爆發，中國海軍一星期之內就將失去作戰能力，中國空軍一個多月就難以支撐，中國陸軍最多可堅持半年。日本陸相杉山元大將報奏天皇裕仁稱“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生存不能超過三個月”。“三月亡華”的狂論，並非完全胡說八道。
事實上，短短數月間，中國七大城市——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已先後被日本軍隊攻陷，日本軍人已在半壁神州赤縣用槍刺、刀劈、剖腹、剜心、棒擊、火燎、釘掛、沉水、分屍、毒窒、強姦、活埋等方式殘害姦淫暴虐屠戮中國男女老幼；禮儀之邦、詩酒之鄉、溫文爾雅的中國已屍橫遍野，流血漂杵!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從未罹此等浩劫大難，從未蒙受這般奇恥大辱，中國已淪落到不只是喪權辱國而是亡族滅種的地步!
自徐福率三千金童玉女東渡扶桑以來，自鑒真和尚海通東瀛以來，自養蠶、繅絲、織絹、醫藥、茶葉、漆器、陶瓷、印刷術、火藥、指南針、漢字、書法、繪畫、音樂、舞蹈、珠算、圍棋、服飾、建築、禪宗、道教、儒學、各種文物典章制度以及一切可冠以“文明”二字的中華國粹傳入日本以來，自康有為、梁啟超、秋瑾、徐錫麟、李叔同、孫中山、陳天華、章太炎、魯迅、郭沫若、郁達夫、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等成千上萬中國仁人志士避難、求學、問道日本以來，這個以漁獵為生、海盜為業的孤島倭族，這個先是中國學生後為中國先生的大和民族，這個率先“脫亞入歐”的東洋強國，在1895年全殲中國北洋水師、1919年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又在1931年9月18日強佔中國東北，1937年7月7日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竟然如此喪心病狂地急欲將四億五千萬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鰥寡孤獨、病弱殘癡，統統征服之蹂躪之奴役之宰殺之而後快!
只是在這時，中國人才不分黨派、階級和地域地起而抵抗，只是在這時，蔣介石於“七七”事變之後的7月17日才在廬山號召國人“準備自衛”：
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抵抗之責任，皆應抱有犧牲之決心。……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
中國詩人才以詩為幟激勵國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國民政府才在8月14日發表《抗戰自衛聲明書》，申言“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宣告“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利以應之”。
即使在這時，還有顯赫如汪精衛、聰明如周佛海、先進如陳公博、淵博如周作人之流中國人，隨時準備與日本攜手共建“東亞新秩序”和“大東亞共榮圈”。
儘管如此，惟其如此，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才彰透出“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的悲壯和勇毅，而以其史所空前的犧牲和奮鬥，挽救了民族危亡，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中國有史以來曾遷都三百餘次，中國幾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做過不同朝代的首都。中國歷代王朝選都、建都、遷都，其中對政治、經濟、哲學、自然、地理乃至風水的運思和利用，都是中國人智慧和力量的凝結，其本身便構成中國歷史一大特色，也堪稱世界歷史意味獨具的奇觀。
中國歷代遷都，無一不是自西徂東，由北向南，無一不是中華民族內部不同民族、階級、集團和地域之間權力嬗變、政權更迭與改朝換代所致。中國自夏商周以降實行的“雙京制”、“多京制”，其“行都”、“陪都”的建制，也無一不是專制皇權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意識和權力分配的產物。儘管數千年來中國遷都史令人眼花繚亂，但其中無數次的權力消長和財富聚散，卻大都不過是權欲漲滯、國運式微、民族衰敗的結果或肇始。此中消息，早有趙孟頫詩句“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為證。一部遷都史，即一部廢都史，更是一部興亡史。直到日本鐵蹄東來，那座座“擇天下之中，居天下之大”、“運於中央，臨制四方”的大小都城，或陷落，或投降，或棄置，不過數月之間，更可為證。
抗戰遷都與歷朝歷代遷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時代內涵和國際背景，除了歷代遷都的所有要素外，抗戰遷都必須具備足以抗衡中華民族共同的最窮凶極惡的敵人——日本帝國——滅亡中國的所有企圖和手段的條件，足以堅持到世界反法西斯統一陣線的形成，足以堅持到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抗戰首都必須成為戰鬥中國的象徵，中國危而不亡的堡壘。
重慶西望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國膏腴之利，北屏秦嶺、巴山，東據長江三峽天險，南銜雲貴高原，可謂控馭南北，氣貫東西，為中國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東部之涇渭，位居中國心臟，是日本軍隊逡巡叩關終無術克服入侵的大中國四塞之地。日本軍隊曾攻克湖北宜昌，只能悵望長江天塹而卻步；又揮師至貴州獨山，徒障磅礴烏蒙而偃旗。
重慶與倫敦一樣，是世界級霧城。正如1939年9月那場異乎尋常的大霧大雨與英國皇家空軍共同阻遏了納粹德國空軍連續六個星期的轟炸一樣，重慶特有的彌天大霧也魔術般地緩解了日本軍隊的毀滅性轟炸，以致陪都文藝界的才子佳人們居然創造了“霧季公演”，話劇、詩歌、電影、美展和群眾歌詠好戲連台，蔚成大觀。令外地人不適的從深秋到初春的浩茫霧靄，成為日本優勢空軍難以突破的空中屏障。溫斯頓·邱吉爾曾盛讚倫敦大霧，然向來討厭重慶霧靄的浙江人氏蔣介石也終於感到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謝上蒼的恩賜。
重慶又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個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層巒疊嶂，恰好可供挖建規模龐大的防空洞，築成難以摧毀的地下城池。可容納數十萬人的防空洞系統，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觀。
重慶還是長江、嘉陵江和全川江河匯合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軍需民用和舟楫運輸。浩蕩川江給予棲息戰鬥於斯的陪都民眾的饋贈和啟示，曾在東北作家端木蕻良、上海音樂家賀綠汀合作的《嘉陵江上》昇華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憂憤詩和思鄉曲。
重慶雄峻攸險，山高水長。沿江建門設渡，城內雄關錯落，垣碟起伏，登高環顧，塗山、真武山、獅子峰、縉雲山、華瑩山、歌樂山、鐵山坪、平頂山諸峰，蒼黛聳翠，如羅屏障，形勝所至，無處不存“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天地氤氳之間，雲橫霧縱之處，別有大氣吞吐。
1876年(明治九年)春，日本國駐清朝公使森有禮、書記官竹添進一郎，繼十四世紀中葉即1357年日本僧人釋雪村入川五百年後，離京入川，由蜀至巴，寫成近代日本人中國觀的開山之作《棧雲峽雨日記》。竹添以高度洗煉、成熟老道的漢文描摹巴蜀大地，加以日本維新政府總理伊藤博文題寫書名，清朝欽差北洋大臣李鴻章為作長篇“敘文”，此書更成為日中兩國博學有識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竹添終於站到鳥瞰重慶的南山高地時，正值雷鳴電閃，豪雨狂風，他的第一印象是：
重慶……依山為城，高而長，如大帶拖天際。
離渝之際，他又作詩一首，以作壓卷：
磐石擎城聳半空，大江來抱氣濛濛。
山風帶熱水含毒，身在蠻煙瘴雨中。
重慶自古世風淳厚，民氣剛烈，從無割地求榮的變節恥史，只有巴蔓子將軍“頭可斷，地不可失”的骨血稟賦；從無開關延敵的漢奸國賊，只有蒙古大汗折鞭殞身的“釣魚城”。1858年，法國傳教士憑藉《中法天津條約》開始在重慶修建教堂； 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規定英國可派員“駐寓”重慶；1890年、1895年《中英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和《馬關條約》簽訂後，重慶正式成為對外通商口岸，成為西方列強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門戶”，也成為“滅清、剿洋、興漢”的義和團中堅和“點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運動的重鎮。重慶又是中國內地近代風氣早開之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留日、赴法勤工儉學青年，重慶便居全國之冠。1911年11月23日，重慶率先獨立於清朝，成立“重慶蜀軍政府”，孫中山撰文盛讚“四川前後運動起義者甚眾”，“惟蜀有材，奇俊瑰落， 自鄒(容)迄彭(家珍)，一僕百作，宣力民國，厥功尤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獄，俊哲挺生，厥為世率。虜祚既斬，國徽永建，四億兆眾，同茲歆羨”。近代重慶、四川孕育了眾多愛國志士和革命先驅：楊銳、劉光第(戊戌六君子)、鄒容(《革命軍》作者，自稱“革命軍中馬前卒”，孫中山追諡為中華民國陸軍大將軍)、朱之洪、楊滄白、黃複生、熊克武、夏之時(重慶蜀軍政府領導人)、吳玉章、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鄧小平、趙世炎、楊闇公、張曙時、漆魯魚(中共革命家)、廖平、吳虞、郭沫若、李劫人、巴金、張大千、蔣兆和(反帝反專制文化人)、劉湘、饒國華、王銘章、李家鈺、許國章(川軍將領，陣亡或殉職抗戰)。八年抗戰，川、渝子弟三百余萬奔赴前線，犧牲、負傷、失蹤七十余萬，中國軍隊陣亡將士中，川渝籍將士居五分之一。
如此富於愛國傳統、民族氣節和英雄本色的人民，自不會憚於犧牲、陷於私利、溺于安樂。
並非不重要的一點是，重慶和四川人向來無狹隘地方主義和由此滋生的排外傳統。自張獻忠屠戮川人、“湖廣填四川”後，四川人口流動一直居內陸各省之首。四川話屬北方方言語系，川人與從東北到廣東淪陷區遷川難民不難溝通。作為戰時移民之都，重慶人在血緣、骨相、氣質、習性、思維、生活方式都兼有中國南北東西特性。凡當年寓居重慶的“下江人” (特指淪陷區民眾與人士)無不稱重慶是自己的“第二故鄉”，稱道重慶和四川人民的熱忱、慷慨、堅韌、淳樸、勤勞和忠勇。
1898年，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上書光緒帝，力主遷都。他沉痛陳辭：面對日本帝國的“脅制”，中國若要免於亡國滅種之虞，必須遷都。
1912年，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將中華民國首都定於“虎踞龍蟠”的南京，卻又擔心這座六朝古都“一經國際戰爭不是一座持久戰的國都”，應在內地建立一個陸都。
1932年3月5日，國民黨在洛陽召開中執委全會，曾通過《確定行都與陪都地點案》，案擬“以長安為陪都，以洛陽為行都”。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改變了一切。1937年9月12日大同失陷，11月9日太原不保，西安危若壘卵。南京棄守前後，蔣介石盱衡日軍“立體作戰”和“制空權”優勢及攻守兼顧各項因素，方最後確定四川為抗戰大後方，擇定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
有近千年歷史的重慶似乎就佇候著成為中國戰時首都的歷史一刻。歷史表明，這是不幸中國之大幸，這是重慶的至高榮耀，這是天意。
1937年10月29日，淞滬會戰失利、南京蒙塵之際，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講話，首次正式提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藉以爭取戰略退卻之主動地位，力避全盤潰敗之憂。次日，國民政府舉行國務會議，決定接受提議，遷都重慶。
11月7日，中國戰時國家最高決策機構國防最高委員會最後在南京中山陵防空洞決議：為長期抵抗日本侵略，軍事委員會駐節前線就近指揮抗日軍事，國民政府遠離戰區，西駐重慶。
中華民族現代歷史上最重要戰略抉擇——抗戰遷都的法律程式終告完成。
1937年11月17日淩晨，南京。
在嚴密的保安措施和新聞封鎖下，年逾古稀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一千余名官員，攜帶中華民國印信旗幡，穿過挹江門，登載內河裝甲兵船“永綏艦”，撤離南京，首途重慶。
1937年11月28日，重慶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發表《歡迎國府主席暨各委員蒞渝告民眾書》，對國府移渝表示衷心擁護，“誓率全市人民，以血與肉，擁護中央，抗戰到底”，號召重慶各界“在長期抗戰的決策下，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去和倭鬼拼個死活，以爭取國家民族最後生存的勝利”。
三日後，前方將士和中外各界才從《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中獲悉：
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域，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
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稱：“此次抗戰，本來要長期，國府在任何地點發號施令，都是一樣貫徹於全國。重慶是慶祝復興，我們謹祝此宣言為中華民族復興之開篇。”
二十三天后，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失據，三十萬南京市民慘死日軍屠刀之下。日本宣稱，“皇軍在外國首都入城乃有史以來盛事”，“攻佔中國首都，對於解決中國事變具有最大價值”。
1937年7月15日，《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強調：“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宣佈“取消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同時“取消暴動政策、赤化運動、土地政策”，從而“求得與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
蔣介石則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中表示：“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為總理創制之三民主義”，現階段需“集中整個民族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為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為保持世界和平國際信義而奮鬥!”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報告中指出，中國國民黨“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因此，“三民主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抗戰建國最終是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
在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國共兩黨不僅在國家性質與合作基礎上達成空前共識，而且在抗日戰略思想與前途展望上共同體現了中國政治家的智慧、眼界和信心：
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和敵人決生死。蔣介石《告抗敵全軍將士書》，1937．8
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8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予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蔣介石《告全國民眾書》，1937．12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8
此前此後，國共兩黨領袖頻繁發表講話、聲明，在西安、南京、上海、武漢、廬山、衡山等地頻繁會晤，緊急共商前線戰局、兩黨合作事宜和遷都大計，在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基礎上達成國共第二次合作新局面。中國共產黨以周恩來為首，久經考驗、深明民族大義的革命家董必武、葉劍英、林伯渠、鄧穎超、秦邦憲、吳玉章、陳紹禹以及八路軍辦事處和中國共產黨在大後方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先後移駐重慶，並發表社論宣告：
中國共產黨決不為一時的軍事挫折而張惶，決不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動搖……將繼續堅定地英勇地不屈不撓地進行持久的自衛抗戰。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中，樹立起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根基。
此前此後，根據國民政府行政院“廠礦內遷”決議，來自華北、上海、濟南、南京、長沙、武漢等地的鋼鐵、機械、軍工、造船、紡織、化工等關乎戰時軍需民用的一千三百餘家工業企業輾轉遷渝，拉開了中國近代工業史上規模空前、意義深遠的“工業西漸”的序幕，重慶因之被譽為“中國戰時工業之家”。
此前此後，南京中央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國立國術體育專科學校、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央電影製片廠、中國藝術劇社、中央廣播電臺、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生活書店、《大公報》、《中央日報》、《新華日報》、《新民報》等中國著名高等學校、新聞出版機構和文化藝術團體相繼移設重慶，成千上萬名教授、學者、專家、詩人、記者、科學家、藝術家和幾十萬流亡學生顛沛造次，篳路藍縷，踏上了孔夫子以來史所空前的中國文化教育重心由東向西轉移的悲壯征程。重慶因之被譽為戰時中國“齊之稷下”。
此前此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蘇、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國駐華使領館駐節重慶，蘇聯塔斯社、英國路透社、美聯社、合眾社、法國哈瓦斯社、英國《泰晤士報》、美國《紐約時報》和《時代週刊》、法國《巴黎日報》、蘇聯《消息報》等世界著名通訊社、報社以及幾十個反法西斯反戰國際機構、團體也先後在重慶派駐機構。
此前此後，從白山黑水到黃河兩岸，從中原大地到蘇杭沃野，從江漢平原到珠江三角洲，數以千萬計不願做亡國順民的淪陷區同胞流離失所，扶老攜幼，往重慶移動，往大後方移動。中國近代由於戰亂頻仍，天災人禍，山東漢子“闖關東”、中原父老“走西口”、江南士紳“下南洋”的三條主要遷移流向，第一次彙聚成由東徂西、從沿海往內地的民族大遷徙〔1〕。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國家政權於國家危急存亡的“衣冠西渡”之秋——遷都重慶，在中國遷都史上乃是破天荒第一次。同時發生的民族救亡大遷徙，可與“出埃及記”媲美，可與“敦克爾克撤退”爭輝，成為中華民族轉危為安、從積弱走向自強的歷史轉捩點，成為國共合作、全民抗戰、國家民族意志有史以來第一次超越階級、黨派、集團和個人之上的劃時代事件，成為中國人民獨撐東亞戰局，直至正面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正義和平而戰的世界性貢獻，也成為中國國民黨自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以後對國家民族所作出的主要貢獻〔2〕。
自此，中國戰時政略和戰略指揮中樞全部移駐重慶。重慶從戰前一普通省轄市躍升為中國戰時首都，從一古老封閉的農產品集散港埠躍升為抗日大後方政治、軍事、外交、經濟、交通和文化中心，從一內陸山城躍升為與華盛頓、莫斯科、倫敦並列齊名的反法西斯國際名都，此乃中國歷史之奇觀，世界歷史所罕見。從此，重慶與民族衰榮相依，與天下興亡相系，其命運也艱險，其使命也遠大。
根據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軍部曾制定“大陸令第241號”、“大陸令第345號”、“大陸令第925號”、“大陸令第1252號”等大本營侵華戰略方略，將“敵國戰略及政略中樞”重慶確定為“航空進攻作戰”首要目標。從1938年2月18日至 1943年8月23日， 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根據“101作戰令”、“102作戰令”等作戰方案，聯合對重慶實施“航空戰略轟炸”，為期五年半，史稱“重慶大轟炸”。
日本曾再三公開聲稱，對重慶進行“戰略轟炸”、“政略轟炸”、“地毯式轟炸”、“疲勞轟炸”、“密集轟炸”、“遊擊轟炸”、“輪番轟炸”、“月光轟炸”，“消滅敵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並“直接空襲市民”，造成重慶“上下震撼，極度恐怖”而崩潰求和，意在儘快解決“中國事變”，實現其獨霸中國，再北上與德國夾擊蘇聯或南下與美英爭奪太平洋海權的“帝國宏圖”。
重慶各界上至元戎、國共兩黨領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國駐華外交、新聞、教會、商務和旅遊人員，居無寧日、行無坦途而同仇敵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曠日持久、空前絕後、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史詩。
1939年5月3、 4日兩天，德國入侵波蘭的歐戰爆發前四個月,六十三架日機首次大規模轟炸重慶，共投炸彈一百七十六枚，燃燒彈一百一十六枚，炸死三千九百九十一人，炸傷二千二百八十七人，炸毀房屋四千八百七十一棟，創下人類戰爭史上空中屠殺一次死傷逾五千人的空前紀錄，世界輿論譁然。
老舍與郭沫若、胡風、梁實秋、宋之的、白修德、韓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經歷了“五三”、“五四”大轟炸、經歷了與重慶市民徹夜奔逃的災難後，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在復活：
沒有哭啼，沒有叫駡，火光在後，大家靜靜的奔向公園。偶然有聲高叫，是服務隊的“快步走”，偶然有陣鈴聲，是救火車的疾馳。火光中，避難男女靜靜的走，救火車飛也似的賓士，救護隊服務隊搖著白旗疾走；沒有搶劫，沒有怨罵，這是散漫慣了的、沒有秩序的中國嗎?像日本人所認識的中國嗎?這是紀律，這是團結，這是勇敢——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養，在血與火中表現出它的無所侮的力量與氣度!
次日，在一片煙山火海中，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並呈請國民政府頒令，“明定重慶即行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以回應日本摧毀中國抗戰決心的毀滅性轟炸。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愛獨立、自由稱譽世界的歐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法蘭西共和國，在納粹德國戰爭機器僅僅六個星期的進攻後便可恥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恥地陷落三十五天前，而重慶臨時參議會通過議案，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及國防最高會議：
重慶為戰時首都，成為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之樞紐者，三載於茲；且今後抗戰勝利，亦必預計其為西南建設之中心，並得在歷史上成為千秋萬世永值紀念之名城。因而建議政府明令，定重慶為中華民國永遠之陪都。
經受了三年狂轟濫炸和南京汪偽叛逆政權強大衝擊的重慶，已成為戰鬥中國名符其實、堅不可摧的戰時首都。為循名責實，從法理上確認重慶的歷史地位，國民政府再次啟動國家法律程式，令頒“明定重慶為陪都”：
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
政府於抗戰之始，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川省人民，同仇敵愾，竭誠紓難，矢志不移。……樹抗戰之基局，贊建國之大業。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後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
重慶成為抗戰首都既為國民政府決議，更為日寇的轟炸和重慶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時人于此曾多所論列，此謹略取三則，以饗今人：
中國的潛力是不可測的，重慶的潛力也是不可測的。過去，外來人看到重慶，那種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說這裡並不像一個能夠吃苦的抗戰首都。到今天，外來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說重慶城一片廢墟，這種淒涼，在前方也並不多見。偉大的重慶代表著獨特的中國作風，他在默默地忍受著一切的災難。現代化的武器雖然可以摧毀氣候、沙漠、海洋、山嶽四大天險，卻摧毀不了在死中求生的決心與意志。
四方仰望著的重慶，實在已逐漸成為中國的心臟與腦髓，堪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陪都是一個巨大的電池，如果指揮得法，他可能吸引著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思想、感情與意志，將他有強力的電波，指揮著全國。兩年來的大轟炸，好像是有意給陪都一個試驗。肉眼看不出的潛力，習俗中找不出的堅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讚歎聲中，走上了命定的光榮之途。重慶帶上了偉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國人注視著它，所有的中國人嚮往著它，這是我們無可再退的堡壘，這是我們的耶路撒冷。
從世界地圖觀之，重慶向東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歐亞大陸，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亞大陸三方之人力物力，咸輻輳於此。著名史地學家張其昀曾從中國和亞洲戰局出發，概述重慶的戰略地位為：“以四川為中心，以西北諸省為左翼，以西南各省為右翼，西南、西北兩大國際路線，均以新陪都為其總樞紐。”
1941年6月5日，德國入侵蘇聯前十七天，日機持續轟炸重慶達三百餘分鐘之久，釀成死傷人數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慘案”，震驚中外。
1941年7月30日，“珍珠港事件”前一百二十七天，日機繼1939年5月28日、 1940年10月25日後，第三次轟炸泊於長江南岸的美國艦艇，並第三次聲稱是“誤炸”。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軍戰略轟炸司令兼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少將親率二十七架轟炸機，低飛席捲式轟炸南岸黃山蔣介石官邸“雲岫樓”，幾乎一舉消滅正在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的中國國家元首和各戰區長官、參謀長。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二十二天，在曾數度一片火海、斷壁殘垣的民族路、民權路和鄒容路三條主幹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聲中外的木質紀念建築物，公議定名為“精神堡壘”。“精神堡壘”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戰之意，頂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內貯燃油、棉條，每遇重大集會，即倒入酒精點燃，焰火熊熊，象徵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浩然正氣。
中外眾多人士正是從日本狂轟濫炸的重慶看到了中國的精神和力量。1940年8月19日、20日兩天，日機對重慶進行了最肆虐的“地獄式轟炸”，蔣介石在南岸黃山遠眺火海中的重慶時，感歎重慶市民“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彈與炮火相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
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著名金融家康心如在《大公報》撰文道：
目前敵機無分晝夜襲擊重慶，每次均投擲多量之炸彈或燒夷彈，其目的在屠殺我非武裝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氣。據漢口敵軍事發言人之自供，三個月內敵機襲渝三十八次，現則已逾四十次，出動飛機三千三百架(累積計算)，投擲炸彈二千五百噸。現在敵轟炸重慶，顯然又入一新階段，彼妄圖對重慶作毀滅性之轟炸，昨(二十)前(十九)兩日及夜間在血水中之慘景，吾人既身受之，即永不能忘。……換言之，即重慶市民決不因空襲而動搖其堅強不拔之抗戰意志是也。敵在重慶所作之暴行，惟有無限增強吾人敵愾同仇之心，此殆為敵機濫炸惟一之收穫。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難之中，然吾人須以熱情鮮血及忠誠之服務報效國家，無稍更改。敵或欲妄圖毀滅重慶，然吾人則深信重慶斷乎不致淪為廢墟，倘即成廢墟，吾人亦必決心在此光榮之基礎，重建未來之光榮。余深信重慶乃不可征服者，亦猶全中國其他地區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蓋為吾民族數千年文化之傳統教條，重慶市民正為此種精神之傳統的繼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各國首都中，重慶成為最早、最久、最多的遠端戰略轟炸目標，成為取消了前線與後方、交戰人員和普通民眾之間界線的“無區別轟炸”的濫觴，成為戰爭手段和戰爭哲學惡性轉變，遠端運載工具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結合，將整座城市作為人質和對象的毀滅性恐怖轟炸的開端。這個開端，清晰地通向德軍轟炸倫敦、英軍轟炸柏林、美軍轟炸東京、美軍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以及戰後各次戰爭中同類手段和同類性質的遠端戰略轟炸，直到2001年9月11日國際恐怖組織對美國紐約世貿大廈的劫機轟炸等“空中屠殺”，在戰史上它們都與“重慶大轟炸”保持著邏輯繼承關係。
“重慶大轟炸”與“南京大屠殺”一樣，是日本軍國主義嚴重越出人類戰爭(包括侵略戰爭)基本界限的極端野蠻、特別殘忍的戰爭行為。“重慶大轟炸”對人類戰爭性質和戰爭手段的演變升級則更具有啟示錄式的影響。
重慶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結構和中華民族的錚錚鐵骨，迭被磨難，歷經轟炸，屢遭危迫而固若金湯、巍然聳峙，可謂自然渾成，天佑中華。
除開早逝的魯迅、皈依佛門的弘一法師和滯留南洋的郁達夫外，中國文化藝術界幾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領略過巴山渝水的雄渾浩淼，在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大後方，在民族血脈的創痛和勃動中，壘築起中國戰時文藝復興式的高崗。在文學、藝術、詩歌、戲劇、電影、美術、音樂和哲學、史學、法學、教育、出版、新聞、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宗教學、民族學以及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地質、醫學、農林、考古、工程、建築等人文、自然、社會諸領域，學派林立，大師輩出。郭沫若、老舍、林語堂、茅盾、曹禺、梁實秋、謝冰心、田漢、胡風、巴金、夏衍、柳亞子、孫伏園、陽翰生、張恨水、駱賓基、蕭軍、蕭紅、安娥、孫師毅、曹靖華、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無忌、陳紀瀅、趙清閣、陶百川、潘公展、肖同茲、邵力子、胡小石、盧翼野、陳望道、樓光來、張士一、臧克家、艾青、鄒荻帆、史東山、鄭君裡、于伶、陳鯉庭、陳白塵、洪深、金山、趙丹、項堃、舒繡文、白楊、張瑞芳、秦怡、魏鶴齡、宋之的、司徒慧敏、吳祖光、黃宗江、鳳子、徐悲鴻、張大千、張書旃、王臨乙、傅抱石、潘天壽、關山月、李可染、陳之佛、呂鳳子、豐子愷、林鳳眠、吳作人、劉開渠、黃君璧、雷震、吳景洲、宗其香、特偉、丁聰、尹瘦石、莊子蔓、賀綠汀、鄭志聲、蔡紹序、馬思聰、熊十力、梁漱溟、方東美、宗伯華、湯用彤、張君勱、陳寅恪、唐君毅、馮友蘭、賀麟、杜國庠、侯外廬、朱光潛、孫本文、言心哲、許德珩、柳詒徵、胡適、顧頡剛、朱希祖、翦伯贊、呂振羽、黎東方、鄧初民、徐中舒、周穀城、蒙文通、商承祚、張伯苓、羅家倫、晏陽初、陶行之、黃炎培、梅貽琦、謝循初、吳鑄人、馬寅初、潘序倫、章乃器、張知本、馬洗繁、沈鈞儒、史良、張友漁、馬星野、顧執中、吳南軒、潘菽、程滄波、王芸生、陳銘德、歐陽竟無、太虛法師、鄧子琴、何魯、孫遠光、郭堅白、柯召、鄭行芬、吳有訓、吳健雄、嚴濟慈、吳大猷、張文裕、任之恭、周鈞時、吳子方、任鴻雋、侯德榜、張洪元、付鷹、林一民、馮簡、陳章、 胡庶華、羅冠英、顧毓秀、茅以升、胡煥庸、張其昀、沙學浚、竺可楨、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盧于道、梁思成、劉敦楨、譚垣、楊廷寶、梁希、金喜寶、李演泰、蔡翹、謝錫臻……成千上萬名中國知識文化藝術界名流及其子弟門生，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復興，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偉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豐厚深湛的文化遺產。
從1941年到1945年，重慶和四川農民共支持國家抗戰糧食八千四百四十三萬零七百四十八石，占全國征、捐、借糧食總量三分之一，生產了數以萬擔的生絲、豬鬃、桐油、茶葉，並出口美、蘇、英等國，換取中國急需的外匯；重慶數十家大型兵工廠共生產自製步槍三百多萬支，各種火炮八萬多門，各式槍彈八億五千萬發，炸藥包三百七十多萬個，各式擲彈筒七萬多具，軍用皮具十一萬張，以及各類軍用器材七十五萬噸。
八年期間，國民政府在重慶等地指揮數百萬中國軍隊，與日軍進行了台兒莊、徐州、武漢、南昌、隨棗、棗宜、長沙、豫南、上高、中條山、浙贛、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餘次會戰，一千多場戰役和近三萬餘次戰鬥，並派出中國遠征軍進入滇西、緬北、印東等地，協同美英盟軍抗擊日軍。
如果沒有選擇重慶，而是選擇西安、洛陽一類西北平原城市和歷史古都作戰時首都，中國能否堅持八年抗戰，中國會否再次亡都至於亡國，從而改變中國、東亞乃至世界戰時格局和戰後前途，實難論定。
一言以蔽之，重慶作為中國戰時首都，是因緣巧遘，得天獨厚。
太平洋戰爭爆發，重慶不僅繼續居於中國抗戰領導中樞，而且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指揮本部，成為世界反法西斯聯合盟國在遠東的主要外交平臺。八年期間，美、英、蘇、法等三十多個盟國駐節重慶，四十多個國家在此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建立了各種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組織。國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團與盟國、盟軍和各國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關係，中國戰時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1938年8月，印度國民大會黨領袖尼赫魯飛赴重慶，與國共兩黨人士會談。中印兩個亞洲大國第一次開始攜手合作。
1940年10月，美國退役空軍軍官克雷爾·陳納德在黃山與蔣介石議定組建美國空軍援華志願隊即“飛虎隊”。
1941年12月，中、美、英在黃山舉行東亞軍事會議，商擬三國軍事聯合計畫，組建三國軍事同盟。
1941年1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組建中國戰區，並派出居裡、華萊士、史迪威等高級軍政要人赴渝考察、任職。
1942年1月2日，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在重慶成立，重慶成為指揮中國、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軍作戰指揮本部。
1943年1月，美、英兩國聲明放棄在華不平等條約各項特權，在華盛頓與重慶分別簽訂“新約”，有關國家皆與之仿效，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有不平等條約到此基本廢除。
1943年11月，蔣介石飛赴埃及首都開羅，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簽署《開羅宣言》，明確認定東北和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華民國”。
1944年4月，重慶工商代表團前往華盛頓，參加國際通商會議，這是中國工商界首次以平等身份參加國際會議。
1945年2月,宋美齡應邀訪美,由羅斯福總統夫人陪同,向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取得巨大成功。
1945年4月28日,中國代表團(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從重慶飛赴美國三藩市,參加有五十一國代表出席的聯合國憲章制憲會議,簽署聯合國憲章,成為聯合國締約國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從此，中國正式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重慶成為與華盛頓、莫斯科、倫敦並列齊名的世界民主堡壘和國際名城。
1945年9月1日，國民政府在重慶頒令，宣佈成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和“臺灣警備司令部”，同時公佈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組建和任命了“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各機構和人員。10月25日，臺灣行政公署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代表重慶國民政府通過電臺宣佈：“從今天起，臺灣和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淪為日本殖民地達五十年之久的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重慶國民政府將10月25日命名為“臺灣光復日”。
著名時評家徐盈在《重慶——世界與中國的名城》一書中寫道：
這個首都，在抗戰中，爬上了東亞政治的最高峰，開羅會議是到了榮譽的頂點。國際人士來的，一天比一天多起來，重慶的國際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濃，一切評論的物件，都集中在中國的代表者——重慶。
由於周恩來在重慶的卓越外交活動，1944年6月9日，中外記者二十一人組成的“西北參觀團”到達延安；7月22日，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包瑞德上校為團長的美軍觀察組（又稱“迪克西使團”）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熱情接待。這意味著美國對中共及其抗日武裝力量的承認，中共與美國“一定程度外交關係”的建立，對於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方大國的外交關係（包括1972年中美建交），具有深遠的意義。
順便提一句，八年期間重慶朝野各界給予跟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韓友誼的歷史性基礎。
1946年4月30日，國民政府頒佈“還都令”，定於5月5日還都南京，其辭曰：
國民政府前為持久抗戰，移駐重慶。八年以來……國土重光，金甌無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敵寇深入，損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廣大之民眾與憑藉其豐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勝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稱天府，尤為國力之根源；重慶襟帶雙江，控馭南北，占戰略之形勢，故能安度艱危，獲致勝利，其對國家貢獻之偉大，自將永光史冊，弈葉不磨滅。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報》載文引述國民政府當局決議稱：“重慶市為戰時首都，抗戰八年中，為戰時政治經濟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勢下，重慶始終屹立不動，成為抗戰精神的堡壘。”政府“感于重慶對國家的偉大貢獻，和將來所處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戰勝利前夕，即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以示國家重視重慶之至意”。
至此，重慶作為中國抗戰指揮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結束，而八年抗戰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加諸於斯城的歷史烙印，如浴火重生的涅槃鳳凰，已演化為中國和世界歷史的悲壯風雲，永遠映照著山色南來，江水東流。
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重慶成為第一個在決定人類命運的世界性決戰中始終站在正義、民主、自由、光明與和平一方，並享有崇高國際聲譽的偉大城市。
愛德格·斯諾在《為亞洲而戰》一書中寫到他對日機轟炸下的重慶的觀感：
日本已經作了十次空襲，投下了好幾萬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彈和燃燒彈，但它不能毀滅這個首都的精神，那已經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轟炸在中國人的腦子裡喚醒了一種重建中國的決心，比敵人能夠毀滅的還要快。
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寫道：
1939年至1941年間，重慶的脈搏裡，跳動著戰時全民族的力量。使重慶成為偉大，而把各種各樣的男女融合成為一個社會的是重慶大轟炸。
1942年6月15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對英國民眾發表廣播演說，盛讚重慶的偉大：
自日本開始進侵中國，迄今已有五載……中國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徵中國不屈不撓的意志和決心之重慶，乃成為全世界各地家喻戶曉之一名詞。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慶乃聯合國家所有振奮精神之象徵；為獨裁者而言，重慶乃無數民眾甘冒危險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縛之象徵。重慶直可與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較而無愧色,重慶之應成為世界理想中之一項事物，實足無異。
1942年7月7日中國抗戰五周年紀念日，英國首相邱吉爾代表英國政府和人民致電重慶人民：
五年中有四個寒暑，中國實際上是單獨抵抗侵略，單憑著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對抗侵略者的軍隊飛機的進攻。中國沒有強有力的海軍和空軍，可是它卻經歷了足有五十個敦克爾克而仍然堅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抵渝，羅斯福總統特地委託他攜帶一幅精美卷軸贈與重慶人民，內書頌詞，對重慶人民在大轟炸中表現出的堅毅精神極盡讚譽之辭：
我謹以美國人民的名義，向重慶市贈送這一書卷，以表達我們對英勇的重慶市男女老幼的讚美之情。在空襲的恐怖中，甚至在這種恐怖尚未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裡，重慶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現出沉著和不可征服的氣概。你們的這種表現，自豪地證明了恐怖手段決不能摧折決心為自由戰鬥的人民的意志。你們對自由事業的忠貞不渝，必將激起未來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氣。
1947年10月10日，中國惟一一座全國性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碑在原“精神堡壘”舊址落成，定名“抗戰勝利紀功碑”。是日，重慶市政當局、各界人士和學生團體數萬人參加揭幕典禮。這座紀念碑用鋼筋水泥建造，在戰時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彈于十米內，亦無法摧毀，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頂設有標準鐘、警鐘、探照燈、風向器、風速器、方位儀和瞭望台，“勝利走廊”刻有羅斯福總統贈與重慶的卷軸譯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的頒令全文，以及時人所寫《抗戰勝利紀功碑》碑文：
重慶建為陪都，巍然系中華民族之樞機，國際輿論目重慶為戰鬥中國之象徵，其輝光實與歷史同永久。……雖鬧市為墟，傷亡山積；然而百萬市民，敵愾愈強，信心愈固，物力財力之輸委，有逾於自救其私，實造民族精神之峰極。古人有言：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重慶之所以無忝為陪都，不僅以其地理形勢使然，亦此種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後世史家，循流溯源，將知重慶之於國家，實不止八年之獻效已也！
抗戰首都是中國人民一份厚重的歷史遺產，其經驗也豐富，教訓也深巨，啟示也久長。值此雲譎波詭的變世，客觀公正地反思和評價其歷史意義，正面轉化並光大其歷史內涵，以利於中國的今天，是歷史和未來向我們下達的共同律令。
抗戰首都誕生於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是民族意識空前覺醒、國家理念迅速更新的產物。中國人第一次不分彼此地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同呼吸，共命運。所有的黨派、所有的階級、所有的集團、所有的主張、所有的承諾，都只有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會民主、精神自由的旗幟下，才有存在的資格和未來的希望。攸關民族存亡的神聖抗戰使一切政權之爭、黨派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和恩怨是非之爭相形見絀。一切主義、學說、思潮和制度對於中國，都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中國人，無論士農工商兵，都只有在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祖國，才有個人的幸福和前途可言。一名中國領袖，必須永遠意識到，他是五千年歷史的繼承人，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億萬國人的公僕，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陣營中的一員，而不僅僅是幾十年歷史的匆匆過客和某部分人的代理。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5月4日，新四軍老戰士、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參觀了重慶南岸黃山蔣介石官邸“雲岫樓”，並揮毫題詞：促進祖國統一。這是姍姍來遲卻明白無誤的資訊：抗戰首都作為中華民族的共同遺產，完全應該且能夠為包括國家統一事業在內的現代中國的締造發揮獨特的影響和重大的作用。
抗戰首都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完成北伐以來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作為中國兩個最大的政黨、兩支最大的武裝力量，國共兩黨兩軍畢竟同屬一個民族、同屬一個時代。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人士在重慶期間，遵循中共中央所提“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是團結禦侮、民主協商、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楷模。他們是赤誠的愛國者和純正的革命家，目睹過日本的富國強兵之法，感領過法國大革命的流風餘響 ，沐浴過俄國十月革命的洗禮。為了祖國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他們揩乾淨十年內戰的血跡，收拾起萬里長征的行囊，抖落黃土高原的泥土，作別太行山的密林，濯足嘉陵水，結廬紅岩村，創立了傳誦四方的“紅岩”精神：愛國、團結、奮鬥、奉獻。同時，從1938年中共八路軍、新四軍根據國共合作原則正式編入國民革命軍作戰序列，在重慶正式建立辦事處，中共《新華日報》正式登記註冊公開發行，到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1943年毛澤東特使林彪赴渝以及1945年毛澤東本人赴渝八年期間，重慶是除延安外中共政治局委員最多的城市，前後有數百名中共人士來到重慶，周恩來更是數十次往返于延安與重慶之間。應當公正指出，儘管存在類如皖南事變那樣的惡性事件，存在著磨擦、矛盾、誤解和衝突，國民黨當局對中共人士還是基本上做到了以禮相待，長期生活、工作在重慶的中共人士獲得了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境遇，國民黨當局基本沒有動用其法律和政權機器加害中共人士。揆諸十年內戰時期國共兩黨你死我活的武裝對抗，抗戰後三年內戰期間兩黨兩軍針鋒相對的戰爭較量，以及1949年後兩黨隔海對峙、戰火不斷的敵對關係，陪都重慶時期兩黨始終能夠本著“兄弟睨牆，外禦其侮”的古訓和相忍為國的民族大義，維護和堅持基本的團結合作局面，從而最終取得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就顯得格外來之不易，格外彌足珍貴，格外具有特殊而深遠的意義。而在林彪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工作、江青插手中國文藝界、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的六十年代初問世的小說《紅岩》，則是以川東地下党和華瑩山遊擊隊為題材的文學創作，終不能取代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居住紅岩村時期體現的“紅岩”精神原型，也不能抹殺抗戰陪都時期國共兩黨共赴國難的史實，更不能以此塵封甚或否定抗戰首都的歷史功績和偉大精神。在和平與發展正日益取代戰爭與造反的當今世界，在中國尚未實現完全統一和全面復興的歷史關頭，一切繼續鼓吹和渲染中國人之間自相殘殺，強化和擴大中國人之間仇恨和分裂的言論，肯定不符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願，不符合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
歷史曾將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慶，重慶以其巨大的犧牲和卓絕的奮鬥報效了這一最高垂顧。歷史又給予重慶惟一的契機，希望這座有大功於國家民族的城市，能繼續導引國家走出君主專制、極權獨裁“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迴圈，踏出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康莊大道。然而，重慶錯失、辜負了歷史的第二次偏愛，在嚴酷複雜的國內國際政治面前，重慶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長歎的答卷。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四十三天中，中國國民黨主席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重慶舉行了舉世關注的重慶談判，就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三項重大政治原則進行了深入的談判。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代表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著名的“雙十協定”。延安和重慶以及國內所有輿論對重慶談判給予極大關注，認為“中國前途的發展和國內和平的保持，有賴於國共兩黨，在國民黨創始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教導的精神之下團結合作。在這中國的轉折時期，兩黨領袖已在採取措施來克服舊日的糾紛，並共同討論當此日本武裝潰敗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國新的任務，這就是國民黨領袖和共產黨領袖在重慶談判的開始”（蘇聯《紅星報》）。“蔣主席和毛澤東宣佈會商已經得到基本的協議。新諒解似乎可能成為建立新中國國家團結統一的基礎。”（美國《紐約時報》）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再次就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各項基本自由，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機關、結束一党專制、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等更為廣泛的問題進行了公開、坦誠而富有成效的闡述和論辯。中共代表周恩來指出，政協會議的成功“為中國政治開闢了一條民主建設的康莊大道，替民主政治樹立了楷模。中國共產黨願意追隨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之後，共同努力，長期合作，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奮鬥到底”。國民黨代表張治中指出：“從此，中國結束了過去以武力從事政爭的舊曆史，並將進入和平建設的新時代。”美國著名評論家李普曼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為中國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中國在亞洲和平與民主的發展應成為一個強大而處於領袖地位的國家。”美國外交政策協會認為：“中國各黨派此次獲致協議，早日成立過渡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民主與統一觀念的重大勝利，遠較以前國共兩黨之諒解為徹底，這是兩黨首次同意於統一的國民政府中，共執政權。”
然而，囿於深刻的歷史局限，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真正信奉的，還是“一個党、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真正迷戀的，還是剪滅異己、成王敗寇的傳統政治哲學；真正擅長的，還是戰爭解決爭端，勝負裁斷是非；真正實行的，還是專制、獨裁、惟我獨尊。
而抗戰勝利後的中國，自由、民主、和平、人權和憲政已經成為時代主潮。誰拒絕給人民以自由，誰就在道義和法理上成為人民公敵；誰拒絕給人民以民主，誰就在歷史和政治上成為民族罪人；誰拒絕和平，誰就是戰爭販子；誰拒絕保障人權，誰就是時代的反動派；誰拒絕實行憲政，誰就註定被歷史淘汰。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國民黨儘管負荷各種歷史沉屙和戰爭創傷，儘管患有嚴重的腐敗痼疾，儘管面臨極為複雜艱險的國內國際形勢，但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強”的主要優勢力量，畢竟對於民族和解與國家命運負有主要責任。抗戰勝利後的陪都重慶本是國民黨順乎天應乎人，拋棄歷史包袱、超越自身局限、刷新中國政治、重獲生機再造中華的不可再遇的最後空間，然而，國民黨卻作出了違逆時代意志的判斷和決定，在還都南京短短三年半時間內，便重蹈南京政權時期內戰覆轍，而攻守之勢異逆，選擇了戰爭，選擇了敗北。
民主建國胎死腹中，陪都重慶也因此蒙受詬病，它那青史永載的悲壯和輝煌很有些黯淡了。國民黨拒絕民主的後果，已由其自身的教訓而昭昭如斯；歷史又以極其沉重的代價表明，當年中國民主派在陪都重慶鮮明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權、和平和憲政原則，仍然具有足量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當年國內外民主力量、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教育界廣大青年學生和各界人士共同締造的自由精神與民主理想，仍然是重慶獨特的精神資源，仍然是這座偉大城市可資繼續反哺祖國的最重要的歷史遺產。
未來的歷史學家是幸運的。困擾前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的種種禁忌和偏見，在他們那裡將還原成考古學的碎片和歷史學的素材，客觀精神和公正原則早已不是風險，而是不言自明的常識。他們又是不幸的，使人類不致徹底墮落不可或缺的對於苦難的記憶和對於偉大的傾心，使人類不致完全絕望不可或缺的對於命運的感歎和對於使命的激情，在他們那裡將日益稀缺。
歷史的無情與多情，人類的幸運與不幸，將與世界永遠同在。中國抗戰首都——重慶，這一歷史－生命共同體自誕生至今已整整六十餘年。按中國習俗，一個甲子結束，其中犖犖大端者即當清點檢視一番，以便國人更清楚自己的來路與去向。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記憶的流散，曾誤導國人陷入荊棘之途，而對前人缺乏同情的瞭解和理性的評價，則使年輕一代滋蔓出危險的現代狂妄，日益滑離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血肉基石。這是前人不應蒙受的悲哀，今人必須直面的現實。
世界沒有永恆，連羅馬也不能不朽，廢墟是文明的歸宿，歷史是遺忘之海的孤島。在“9·11”噩魔般的圖像比奧林匹克聖火更令相當部分人類欣喜若狂、沙塵暴不斷席捲北中國、耶穌和穆罕默德的故鄉硝煙四起、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和一百余名國會議員神情堅毅地參拜靖國神社的今天，謹以此文憑弔中國的抗戰首都。
注釋：
〔1〕遷徙中國西部大後方的移民，其精確人數難以確定，歷史學家陳達估計淪陷區有一千零七十五萬農村人口和三百五十萬城市人口逃往大後方，參閱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61頁；另一位歷史學家張嘉璈估計逃往大後方的人高達五千萬，參閱張嘉趝《惡性通貨膨脹》第14、25頁。
〔2〕由鄧小平題寫書名、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48頁文載：“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
—— 原載: 《書屋》二〇〇二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