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冬，華林京畿還一片肅刹。我參與電視政論片《大道》拍攝，一口氣採訪了夏衍、冰心、費孝通、季羨林、張岱年、盛成、於光遠、于浩成、廖蓋隆、高放、吳敬璉、王蒙、厲以寧等人後，記不清是夏衍還是費孝通（或者兩人一齊）推薦說，要論中國與世界“大道”，非向李慎之請教不可。
先生的書房與中國知識份子的書房一樣，是思考、閱讀、寫作和會客的地方，書架上有幾排中、英文工具書，其餘全是人文社科類書籍，沒有閒雜書籍。牆上一副對聯：
無法與人說 將心為汝安
書桌上堆放著各種影本，先生不時從某一疊材料中抽出一份，迅速翻檢，停下，讀上一段，放到一邊。又從另一堆紙字中找出一疊。
從下午三點鐘開始，先生一直“獨白”到暮色四合。準備的錄相帶早已用完，攝像機早已關閉。先生聲若洪種，毫無喑啞，他那江南官話圓潤而中氣十足，那音量足夠一、二百人享用，對我們小小的攝製組，先生是太用力了。
一種強烈的感覺至始至終衝擊著我：共產黨裡竟有這等人物！一刹那間，如果摘下眼鏡，他頗有晚年周恩來的神情，凝重、專注，極為敏銳，濃黑的劍眉，仰天大笑。事實上，他確實與周恩來共過事，有與眾不同的觀察和評判，但周恩來決沒有先生似乎與生俱來的形而上的憂思。真正打動我的正是籠罩在先生四周的憂鬱和悲觀。
我曾拜見過熊十力、梁漱溟先生，作為中國文化托命人，他們自有一種聖賢氣象。先生也是有氣象的人。二十多年的挫折，還是那麼氣宇軒昂，管你斯文掃地，他兀自高談闊論，哪怕舉世犬儒鄉願，他依然真正道貌岸然。這種人，應當有一個專門的電視臺，專門的頻道，可叫“思想”或“精神”，李慎之只要主講一個月，中國一定不但改變面貌，而且改變氣質。
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北大、清華一類大學，為何不請先生去開一講座。那將是黑格爾在柏林大學、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景象，先生是最適宜于作青年學子的導師，是天生的宣教者。
第三個想法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消散，如果中國國家元首由李慎之先生擔任，就靠這一點，就足以帶來希望，足以改變國家形象，羅斯福當年的爐邊講話由李慎之來擔任，也許更精彩。
將近六個小時，先生從哥倫布發現美洲說起，從一戰凡爾賽體系到二戰雅爾達體系，再到大西洋憲章、佈雷頓體系和聯合國，再到蘇聯解體、冷戰終結。
他在一個歷史哲學問題上發揮了足有一小時：物極必返。他很憂慮，西方從尼采開始，包括達爾文、赫胥黎，更有後起的海德格爾、薩特、佛洛德，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人，都不承認文藝復興和古典時代的基本價值。他甚至對哥白尼以後的全部科學也有強烈的質疑，西方在強調人是目的、中心同時，又把人推向邊緣和虛無。有一刹那，他為自己的憂慮陷於沉默，緊鎖眉頭，似乎藏著人類的危機。中國有這等人！
我知道他創建了美國研究所，是中共少有的國際問題大家，先後作過周恩來、鄧小平的外交秘書、顧問，也是中國有數的大右派。
但我還是很難把這些顯赫的背景與眼前這個人物聯繫起來。
俄蘇文學史家斯洛甯曾把索爾仁尼琴與帕斯捷爾納克作過比較，認為後者代表了一個優雅而沒落的俄國，前者則是強勞營中活過來的苦役犯，頑強而充滿理想，是俄國命運的真正代言人。
我有同感。梁、熊諸先生，包括巴金、冰心，畢竟代表那個已被摧毀和忘卻的中國，他們對這個“新中國”是徹底的局外人。
先生具有索爾仁尼琴的經歷和資格，但先生更有極為傳統的一面，先生也許才是中國歷史的托命人。
我最強烈的感受是某種受挫的感受。你幾乎無法參與先生的宏論，整個過程，全是先生滔滔不絕，你甚至沒有提問的機會，這種“游于聖人之門難為言”的感受，令人既壓抑又興奮。
中途，他自己停下來，突然發問：你讀過《哀江南賦》吧？緊接著開始背誦。
後來我明白了。先生的“獨白”，一是因為他的學問太大、道性太高、經歷太多；二是他有強烈的緊迫感，“時不我與”對他是如同性命一樣逼人。還有一點，中國實在無人了。正聲何微茫！
用了近一個小時談論蘇聯解體，又突然發問：怎樣看全球化？政論片《大道》中只引用了先生最平正的一段話：
一個走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後來者，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民族，如果不能在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與現代化之間找到正確的結合點，如果不能在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中找到現代化的根據，那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中國百多年來苦難的歷程不過是一個顯例而已。中國正在走向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市場全球化的過程將輻射全世界，至高的經濟和科技力量在成為各方面全球化的第一動力的同時，將把人類帶到哪裡，誰也說不清楚，人文主義是防止盲目力量無限膨脹的清淨劑和矯正器，人文知識界任重而道遠！
古來的聖賢、從孔子的“大同世界”到耶酥的“上帝之國”，從康得的“世界政府”到馬克思的“英特納雄耐爾”……它們迄今都未實現。中國的未來，人類的未來，都遠遠沒有走到一個定數，有的要接著走，有的要重新選擇……
第二次造訪，三年後的1995年，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是以電視片（《抗戰陪都》）的名義。
先生像老朋友一樣，要我們“自理”茶水。書房還是那樣簡陋，書桌上還是堆著各種材料，牆上的書法變成：
無聲無臭獨識時
跟上次一樣，先生思路大開大闔，與時下所有陳腐觀點迥然不同。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近現代變化日亟，今人眼花繚亂，更重要的是世界事變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中國抗戰乃至二戰都是世界全球化的戰爭形態，真正由中國人做主或者擔綱的並不多。不論抗戰的勝利導致中國向另一種方向發展，還是大西洋憲章、冷戰，其中的主要原則和一套規則，都不是中國人制定的，背後的歷史觀和哲學也全然不是中國固有的，“歷史無法預測”，就這是先生的結論。
先生明顯地有一種“大歷史”的思維形式，對歷史的飄浮不定似乎有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著迷，是天生的辯證法家。他的這種獨特的“歷史主義”使他不會停止在某一種理論中，他是發自內心地陶醉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自我期許中，而他真正感興趣的，正是他為此罹禍的“大政治”。這恐怕是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大家的通愛，托爾斯泰、愛因斯坦、甘地、羅素無不如此。他們永遠是在思想王國裡操心人類的命運，不是沒有勇氣（他們的天下關懷首先來自內心的道德基礎），而是對塵世的具體政治，如權力、謀略、黨派等，實在缺乏耐心和興趣。先生雖然聲稱對世道人心“無能為力”，但他對自己體證和冥思的真相和道理，卻無比認真、自信。事實上，先生在人生某個時刻（“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已經內在地完成了對天地世道、人生人心的體認，直接呈顯於當下的世界表像和深藏不露的生命真諦，已經在內心合流了。
1999年春，先生突然打來電話。他已收到《俄羅斯的啟示》，詢問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致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具體日期和主要內容。然後大聲說，托爾斯泰給沙皇的信不能算反對派公開信，1881年民意黨人刺殺亞歷山大二世後致新沙皇的傳單“也許是俄國反對派公開信的‘老祖宗’”。
1999年夏，我向余世存建議，何不邀約李慎之與何家棟兩位先生一晤。
那是一個歷史性的會晤。
兩位先生都是革命志士、受罰的異端、寂寞的覺悟者，都在晚年、尤其“六•四”以後鋒發蹈厲，盡顯人生光彩。
何先生從河北農村走出，坐過日本人、國家民黨和共產黨的牢，右派，幾乎沒有受過像樣教育，屬於“共產黨掃除文盲而有了一點文化”的後進人士。卻寫過最正統最本色的紅色傳記小說，到了晚年，竟能撰寫長文批判中國最洋派的“後主”和“文化不自覺”的偽保守主義。但直到與李慎之對坐京城一家星級酒店的咖啡廳裡，何先生還是一幅河北老農的憨態。
李先生也是一身布衣中山服，手扶拐杖，卻有天生的貴族派頭和江南才子的儀錶，望之儼然。
兩位先生相互“慕名”已久，同往京城，竟然從未謀面。我和世存靜候一旁，幾乎不插話。我心中暗自高興，看他們一土一洋、一北一南地海闊天空。
談話仍然是“獨角戲”，何先生本來就含蓄，寬厚，正好讓李先生的話語“霸權”盡情揮灑。話題不外兩個字：中國。裡面少不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以及魯迅、胡適、陳獨秀，少不了1957年、1966年、1989年，少不了共產黨，更少不了自由、民主。
我在一旁恭聽，又萌生幾年前老念頭：如果中國有一家電視臺，請兩位先生主持（或對講），讓半個世紀累積下來的智慧，以如此直樸真率的語言道來，中國會天下大亂？
另一個念頭也在那時油然而生。兩位先生的晤談太短，何不如時下流行字眼“安排”到外地、比如四川，有十天半月，遊歷峨嵋、樂山大佛、三峽之餘，兩位先生只要有精力、興致，即可開講，全程錄相錄音。
與世存商量，認為不錯。何先生完全沒有意見，“悉聽尊變”，我們與何先生有天然的親切感。但先生另有一種威儀，非得正式面邀，說出具體思路，馬虎不得的。不料先生沒聽完具體安排，便一口答應，只是說，需帶上女兒，以便照料。
肯定不是世存與我的緣故，而是兩位先生之間的那份他們決不會啟齒的“服氣”，一種我們這代人很難體會的“情義”。先生抗戰期間曾在四川、重慶工作過，何先生談起烏江之美，竟如孩子一樣神往。
這是終身的愧悔。種種原因，竟一再拖，直到先生邃然撒手。
無法深想。如果當時二位先生能如期“西遊”，稍微放鬆一下他們幾十年來高度緊張疲憊的身心，也許……！
2002年，我將發表於《書屋》的《沉潛磨洗六十年》寄給先生，他很快作了回復。信不長。但先生字跡迅速潦亂，——他太累了！那是2002年8月10日。
2003年3月，我將為《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作者系大學同學，邀我作序），托世存轉交先生。書太厚（近50萬字），先生不可能詳看，但那題目，先生是一眼便知其意的。
中途還陪秦暉、也夫諸兄看望李先生。秦暉嗓門特大，講了近半小時，我實在忍不住：可否小聲點？先生哈哈大笑：我還以為我的嗓門已夠大了，誰知還有比我大的！
愛因斯坦有言：生命，這是一出激動人心的和輝煌的戲劇。在這無窮無盡的生命中，個別的成員開始了和終結了，都無關宏旨。死去的我們將在我們共同創造了保留於我們身後的事物中獲得不朽。
謹以愛氏此言追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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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1995年夏採訪先生文字記錄
附二：2002年8月10日先生來信
王康同志：
《沉潛磨洗六十年》早已收到並已拜讀。中國抗戰首都重慶確實值得大大歌頌。你這篇文章做得很有氣勢，有魄力。抗戰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之大事。抗戰勝利曾經燃起無數國人的希望，即馮友蘭所謂“貞下起元”之際。但是國共談判失敗竟成為國民黨徹底失敗之轉捩點，亦為中華民族墮入苦難深淵半個世紀之轉捩點。我當時是一個狂熱的左派青年，只知道聽上面的招呼把一切歸罪於對方，但現在想來“毛公智計，殊絕於人”，造成談判失敗與內戰重起的，我方恐怕也有很大責任，也許完全有意為之。因此我覺得你中之性不夠，皮裡陽秋不夠。另外，全民“轉進”後方，實在是我民族驚天動地的一頁。你開了一個長長的名單，但顯然十分偏頗，我覺得不如不開，要我來開，我也不知為何才能公平合理，因為我的左派成見太深，目有所蔽故也。你當然不是我們那個時候的左派，但其實已被左的思潮浸染已深，並沒有公正全面的知識。這是我要為你遺憾的。
總之，我對這篇文章是叫好的，但是又覺得他缺少一點《哀江南賦》所說：“……芟夷殺伐，如草本焉”的感懷。（我自己也背不全了。因為搬家，書不知壓在什麼地方了。）
就提這麼一點意見，供你參考。
暑安
李慎之
2002．8．10
慎之先生：
謹將《沉潛磨洗六十年》一文寄上。
中國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孔子到孫中山，一個是秦始皇到毛澤東。後一個傳統取代了前一個傳統，一直到現在。
何以至此，恐怕抗日戰爭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轉捩點。
重慶曾是中國戰時首都，也是那個轉捩點的主要舞臺，研究這段歷史對於研究中國現代歷史，有特別的意義。
九五年曾因拍攝《抗戰陪都》採訪過您，您本人抗戰勝利後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過，你當然深知這段歷史被塵封和扭曲到了什麼地步。
“西遊”一事，令我汗顏。但願還有機會踐諾。上次在您府上，所提為您慶賀八十誕辰事，一定要舉辦。不僅是為您個人，而是時代的要求。
您與何先生的會晤，小余會整理出來。
又是夏天，敬請
保重
晚 王康 敬上
二OO二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