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康

（2016年9月1日）

各位群主，各位轉播員，各位聽眾，大家好。今天是9月1號，我選這個時間是因為這一天是大陸大中小學學生開學的那一天，本人曾經教過書，每到這一天就有話要講。且把微信當成一個大講堂，現在我們開始。

多年前有個刊物要我推薦幾本對我有深刻影響的現代西方史學著作，我毫不猶豫地推薦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歷史學家威廉·夏伊勒兩部著作，一部是《第三帝國的興亡》、一部是《第三共和的崩潰》。第一次讀《第三帝國的興亡》的時候，我的震撼難以言表，我強烈的感受到這本書所披露的歷史正在中國發生。那是1970年，正是文革。26年以後的1996年《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文版再版，我又通讀了一遍，當年的震撼依然存在，更加強烈。不只我在重讀《《第三帝國的興亡》，我的同齡人如薄熙來們也在重溫那部歷史書。

夏伊勒在《第三共和的崩潰》前言中引用法國詩人兼外交家保羅·克羅岱爾的名言：僅僅“知道”過去是不夠的，還必須“了解”過去。作為21世紀的中國人，我想說，僅僅知道和了解自己的過去是不夠的，還必須了解和理解那些在地理上跟我們相距萬里，在精神上跟我們息息相通的國家。比如俄國、法國、美國和德國。

第三帝國即納粹德國，全稱叫大德意志帝國，自稱第一羅馬和第二羅馬的繼承。第一羅馬有將近一千歷史，公元962年到1806年 ，稱神聖羅馬帝國。第二帝國從1871年威廉一世和俾斯麥首相統一德國開始，到一戰失敗到興登堡元帥於1918年出任魏瑪共和國總統共47年。接下來是第三帝國，雖然短暫——只有十二年，但對現代世界的影響，遠遠超過其他帝國。每年9月，在紐倫堡廣場常有小販兜售明信片，上面印有四人頭像，依次是菲特勒大帝、俾斯麥首相、興登堡元帥，還有士兵希特勒，有一行德文說明文字，（德國）由皇帝創立，首相完成，元帥保衛，士兵拯救和統一。

俄國的帝國歷史跟德國差不多長，從公元988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與拜占庭帝國聯姻，接受基督教，一種新的世界意識和宇宙觀就開始籠罩俄國。伊凡三世兼並羅夫哥羅德共和國，歷代沙皇攫取烏克蘭，吞並塔里木，進軍高加索，瓜分波蘭，都是高舉十字架和聖像。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後，莫斯科開始把自己看成新的上帝之城、看成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繼承者，新的基督教帝國。1473年伊凡使用“沙皇”名稱，以羅馬皇帝、拜占庭皇帝和蒙古皇帝的繼承人自居，向東西方擴張，雙頭鷹從此成為俄國國徽。1919年列寧在莫斯科組建第三國際，就是作為1864年由馬克思恩格斯在倫敦創立的第一國際、1889年恩格斯在巴黎創立的第二國際的繼承人。德國和俄國都缺少歐洲的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所產生的社會結構和歷史土壤，卻都具有上千年的帝國傳統，——中國則擁有2000多年的帝國傳統。

第三帝國和第三羅馬、第三國際絕不僅僅是數目字的巧合，而是德意志帝國和沙俄帝國在20世紀演變中發生的一種歷史性變形。納粹德國和共產俄國是傳統帝國退出歷史舞台後出現的新型帝國，儘管其民族、歷史、宗教、文化大不一樣，卻擁有驚人相近的社會結構，大致有如下特徵。

第一，都實行帝國統治，蘇聯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德國執政黨叫民族（或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都自稱實行社會主義；第二，都實行一黨專政；第三，都實行元首原則；第，都實行警察統治；第五，都設立宣傳鼓動部，實行鉗制思想；第六，都推行大規模政治清洗和種族迫害；第七，都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崇尚武力，擴軍備戰；第八，都建立龐大、永久性的集中營制度；第九，都建立起以暴力、謊言和恐怖為特征的現代集權主義制度。

除了九條硬性帝國原則之外，還有幾條軟性的帝國目標。第一，都拒絕和反對民主自由憲政、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第二，都蔑視人類文明耐以生存的普遍倫理價值；第三，都聲稱自己代表世界歷史的最後最高階段；第四，都奉行國際政治劣幣驅逐良幣的   叢林法則；第五，都鼓吹無限疆域論，公開宣告其最後目標是統治人類和世界。傳統大國的傳統目標——土地、資源、人民、財富仍然是它們的目標，但這兩個帝國最相同最本質的特徵卻是在19世紀出現、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帝國。本次講座主要把納粹德國的興起和蘇俄帝國的衰亡，作簡單分析和比較。

第三帝國令人眼花繚亂的浩大閱兵，幾乎難以阻擋的戰爭機器，以及他們在菩提樹大街火光衝天的焚書、比秦始皇規模更大的現代焚書，以及集中營毒氣室焚屍爐後面，都有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淵源和理論體系。19世紀以後，幾乎所有德國思想家都為第三帝國的誕生和崛起作出過貢獻。德國當代歷史主義發言人梅利克在二戰後曾痛苦審查第三帝國思想資源，他為由馬丁·路德、康德、歌德、席勒、赫爾德林、里爾克、巴哈、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天才所締造的基督教世界精神和德國古典思想文化辯護，認為應該對第三帝國負責任的是整個西方的歷史文化危機，尤其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失望和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帶來的樂觀主義的幻滅。同時，他承認德國歷史文化、尤其國家權力機構中的“惡魔”成分毒害了德國。我們來舉幾個德國近代精神代表人物跟納粹帝國的思想聯繫。

德國啟蒙主義集大成者康德雖然認為“戰爭是最大的禍害”，但也認為戰爭是某種“自然意圖”，有時甚至是文明發展階段不可或缺的方式。只有在人類達到某種完善文明後，世界才會享受永久和平（天知道那種完善文明與永久和平何時實現）。1807年，普魯士被拿破侖擊敗，普法戰爭以法國勝利告終，費希特在柏林大學發表了一此重要演講：《告日耳曼民族書》。這次演講深深的激動和啟發了四分五裂的德國，其回聲一直傳到第三帝國時代。費希特是德國首席哲學家，他認為拉丁民族，尤其是法國人、猶太人都是腐朽的民族，斯拉夫人及其他民族則是劣等民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是世界中心的希望。因為他們的語言最純潔，他們的思維與眾不同，只有德國才能開辟一個新紀元，這個新紀元實現的將是宇宙法則，一批不受一般道德約束的精英將在德國湧現，完成德國的使命。繼承費希特講座和思想的是黑格爾，黑格爾對後世的影響遠遠超過費希特，他的歷史哲學和辯證法曾經啟發了馬克思、列寧，還有毛澤東，對20世紀的共產主義思想，黑格爾作出了特殊貢獻。黑格爾把國家奉為人類生活中至高無上的主宰的思想，為俾斯麥的第二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提供了理論基礎。黑格爾指出，國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現，是道德的宇宙，國家就是一切，國家對個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而個人至高無上的責任則是做國家一份子。黑格爾特別頌揚戰爭是最偉大的純潔性，它將被改變在長期和平環境里被腐化的各國人民的倫理墮落，——正如只有風暴雨才能洗滌海洋上空因長期平靜沉悶天氣所淤積的污穢一樣。黑格爾是大學教授，一個知識分子、一屆書生，但是他稱頌英雄的誕生，認為英雄在世界歷史上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絕不能與英雄們的開創性的世界性的歷史性的豐功偉業發生衝突，絕不能以喃喃祈禱的個人品德諸如謙虛、仁愛、寬容、悲憫來譴責戰爭和英雄，國家介入戰爭和英雄實現使命都無需為那些被踐踏的無辜的花草過意不去。黑格爾還預言，德國的時辰將會升起，它的使命將是震驚世界並改造人類。

不難理解，像馬克思一樣，希特勒從黑格爾那裡得到了多少的靈感啟發。我要稍微另補充一下，黑格爾關於國家、戰爭和英雄的頌揚，不僅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靈感提供者，也可能是後來、包括習近平在內的大國統治者的靈感提供者。黑格爾的繼承者是歷史學家特萊希克，他在柏林大學歷史系的講座坐無虛席，聽眾不僅有大學生、年輕教授，還有德國參謀總部的軍官和榮客官僚。特萊希克對國家的頌揚比黑格爾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宣稱，人民對於國家就是奴隸、工具，服從是德國人民的最高美德，德國無需它的人民有思想。特萊希克是第三帝國戰爭思想的直接先驅，其影響超過了馬基雅維利克勞賽維茨。特萊希克強調，軍事榮譽是一切政治價值的基礎，在德國燦爛的榮譽寶庫中，普魯士的軍事徽章閃爍着最奪目的光輝，其價值之高，不亞於德國詩人、音樂家和哲學家的傑作。他直截了當地告誡德國人民，國家就意味著戰爭，消滅戰爭不僅是一種荒謬可笑的願望而且極不道德，將造成人類靈魂崇高力量的萎縮。一個國家如果執迷於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不可救藥的衰敗而且滅亡。戰爭是文明真正的催生婆，是國家權力天然和最高的表現。世界政府和國際仲裁法庭的思想不僅不符合歷史法則，而且有違道德，國家有自行其是的權利。特萊希克的國家和戰爭崇拜，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是19世紀末德國國家意志的個人化宣言。

希特勒最欣賞最崇拜的是19世紀末德國兩個癲狂而偏執的天才：尼采和瓦格納。無意作第三帝國和納粹世界觀的創始者，尼采驚世駭俗的格言警句為希特勒帶來了特殊的靈感、啟示。尼采是民主自由和議會制的反對者，他公開贊美戰爭贊美權利意志，他不斷攻擊基督教，他以洪亮的聲音宣告：國家是有組織的的不道德，尼采蔑視基督教道德，國家是戰爭、征服的工具，體現着最高的道德，社會和個人只能充當德國意志和國家上層建築的“腳手架”，在追求生活、工作、幸福、權利上，人類同最低賤的蛆蟲沒有區別。他呼籲並勸告德國青年，不要去工作，要去作戰，不要和平，要戰爭要勝利，戰爭是美好的、神聖的和多彩的，戰爭創造人們的道德和精神，只有在戰爭中國家才能接近他們的目標和理想，只有戰爭才使一切事業變得神聖，戰爭與勇氣所締造的豐功偉績大大超過了慈悲。尼采還預言，希特勒這樣的“超人”將以“地球主人”的身份出現，德國的超人將確立新的世界原則和價值標准。尼采絞盡腦汁詛咒世界，把一種敵視基督教文明、渴望強權和超人意志的“哲學”帶給了第三帝國。當尼采在1900年撒手塵寰時，他無論如何想不到，他哪些看似癲狂荒誕的格言會在20年後“一語成讖”。

希特勒上台後，由他親手發行的德國首席哲學家羅森堡主編的納粹機關報《民族社會主義月刊》的創刊號就明確聲明，德國民族社會主義政治運動和尼采哲學的共同點，就在於二者的相同“世界觀”，尼采在自由主義時代所提倡的英雄道德觀正是納粹黨徒所亟需的信條。請大家注意，“世界觀”這個詞最先出現在希特勒的口中，是他最喜歡的概念。

希特勒對尼采非常崇拜，1933年前後希特勒曾經多次參觀尼采故居，撥資建立魏瑪尼采檔案館。他在這位哲學家大理石半身像前久久注目，他得到了尼采妹妹贈送的尼采使用過的手杖，希特勒高興地像小孩一樣手舞足蹈，陪同希特勒參觀的是全部納粹黨領導人，包括戈林、戈培爾、希姆萊等人。

1934年在尼采檔案館舉行了法西斯主義法學哲學家會議，大批納粹學者出席，包括現在中國紅極一時的卡爾·施米特。1943年墨索裡尼60壽辰，希特勒贈送他一套裝潢精美的尼采全集共24卷，並題詞留念。1934年6月希特勒和墨索裡尼在威尼斯會見，尼采檔案館拍去一份電報，上面寫著：尼采的幽靈在歐洲兩位最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對話上空徘徊，——有點呼應《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遊蕩”的味道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不久便任命羅森堡為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精神與世界觀”培訓部元首代表。在羅森堡親自主持下，納粹黨思想家加強了尼采思想研究，努力證明，尼采是納粹主義的先驅和預言家，“千秋帝國”——第三帝國——標志着尼采意願實現的開端。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模仿尼采的筆法寫道，一切生命都在進行一場永恆的鬥爭，宇宙不過是適者生存強者統治的叢林，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世界，只有天生的懦夫和白痴才認為這是殘酷的。凡想生存者必須奮鬥，不想奮鬥者就不配生存在這個永恆的鬥爭的世界，即使殘酷，卻是客觀現實。

我要簡單說一下，中國社會多年來所津津樂道的“奮鬥”、“崛起”、“使命”、“世界觀”，都是希特勒格外欣賞，甚至就是他發明的，——當然來自德國思想家。

《第三帝國的興亡》作者夏伊勒曾經評價，德國最有獨創性、最深刻、最敏銳的思想家的這些怪誕、誇張而狂妄的話語，在希特勒混亂的頭腦中，一定引發了強烈的共鳴，就連瓦格納的歌劇代表作《尼伯龍根指環》（前段時間在美國華盛頓演出，連續演了幾十個小時），日耳曼人的遠古傳說、英雄神話、戰爭、神靈、勇士、惡魔和巨龍，那些原始部落的野蠻禮法和流血格鬥，陰郁的宿命觀念，謳歌愛情的泯滅、生命的死亡、高貴和永恆的黑暗，這一切似乎都成為第三帝國的像徵。

瓦格拉為第三帝國貢獻了讓德國人民深陷並陶醉其中的德國尚武精神，希特勒曾在普魯士臘斯滕堡堡，他的“狼穴”和“黨內老同志們”以及納粹將領們聚會，他都要感嘆，瓦格納每一部作品都帶給他莫大的愉快。他第一次踏進瓦格納故居時，激動得渾身顫抖，他與瓦格納的家人互相直呼其名，一想到他將來要重返那片聖地，希特勒就激神往不已。

還有兩個外國人，法國外交官兼文人葛戈平瑙和英國怪傑張伯倫，也是第三帝國的預言家和精神先驅。他們相信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下士、流浪漢是上帝派來領導德國走出荒野的人，他將完成德國的特殊使命，科學和天才地改造世界。德國在科學、工業、藝術、商業、財政、文化一切方面都優於任何民族，這種內在的優越感將使德國征服世界。這一使命是由亞歷山大、凱撒、拿破侖這樣的帝國英雄來領導，就是尼采所預言的強者、主人和超人。他們在經歷殺人、放火、戰爭、、強奸後，依然愉悅而滿足，他們已經超越於道德和法律之上。當這些思想上理論經過德國那些學識最淵博最有影響的人物堂而皇之的發表出來後，一旦時機來臨，條件具備，希特勒那些黨徒們，就能在第三帝國國家意志和權力基礎上毫不猶豫、問心無愧、旗幟鮮明、堂而皇之的把德國、歐洲和全世界，拖進浩劫。

第三帝國是20世紀意識形態和思想理論參與戰爭和屠殺的典型案例，其中的教訓和啟示還遠遠沒有總結。從費希特、特萊希克、黑格爾到尼采、瓦格納，他們只是無意識地為第三帝國的誕生作了思想和精神的加冕禮，而海德格爾——德國和西方20世紀最有影響、以解構形而上學、從哲學上顛覆文明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則是第三帝國納粹黨的忠實黨員。他在納粹執政初期就加入其中，堅持繳納黨費，參加納粹法律委員會，組織德國高等政治講壇，直到1953年德國戰敗8年後，海德格爾任然肯定納粹革命的偉大精神及內在真理，堅持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和民主，對國家社會主義忠貞不渝。海德格爾，隨便說一下，在中國有大量粉絲。考慮到德國思想家與納粹德國的精神聯系，人們難道不應該思索一下其中的特殊歷史關聯並進行一番總結。最近在中國走紅的卡爾·施米特，希特勒上台即加入納粹黨並以其“納粹桂冠法學家”身份為第三帝國貢獻了現代帝國的法哲學理論，“法哲學”是法的最高理論思維，德國是個高度理性的民族，其一切國家行為，包括第三帝國包括戰爭行為都跟法哲學有深厚關系。卡爾·施米特嚴厲指控德國近代唯一共和國——魏瑪共和國。他主張，國家主權、緊急狀態、純粹暴力以及分清敵友，是政治的核心概念。中國人也早已領教過所有這些概念。施米特將近活了一個世紀，這個德國王八蛋1888年出生到1985年終身不變維護第三帝國。他是人生機會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的典型，他跟海德格爾一樣，惡劣、卑污的人格和荒誕混亂的哲學著述給後世學人樹立起一個精神怪物的榜樣，——世界要是沒有這些怪誕和瘋狂的思想家，將要澄明、自然和正常得多。希特勒動用希姆萊黨衛隊和蓋世太保先鋒隊時，施米特歡呼說，這是德國行政法的最高表現。

歷史學家斯賓格勒也是第三帝國思想資源的提供者，他的主要的著作《西方的沒落》早就翻譯成中文了。斯賓格勒是個文明宿命論者，他認為德國是歐洲唯一保持了浮士德精神的現代國家。他認為，不是馬克思而是菲特勒、俾斯麥、威廉二世等德國君主建立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在這點上他眼光獨具的：只有把民族或國家跟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才是社會主義的精髓和生命所在。我重復一遍，只有把民族和國家跟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才是社會主義的精髓和生命所在。希特勒主義、納粹主義、第三帝國就是這種結合的典型。哈耶克在1944年戰爭結束之前就指出，通向奴役之路有兩種路徑，一個是德國的路徑，一個是蘇聯的路徑。哈耶克強調，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學說是一個長期思想演變的頂點，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變種，而是以反對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為其根本性質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正統。

德國還有幾位權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諾貝爾圖、拉沙特、桑巴特、蒲倫傑、霍曼等，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創設者，都宣稱，在思想領域德國是一切社會主義夢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在現實領域中是具有高度組織的經濟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築師，20世紀將是德國的世紀，人類生活目標將由德國社會主義思想來確立。

哈耶克將近70年前他就告誡歐洲反納粹和左翼人士：還很少有人願意承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並不是對社會主義侵蝕的一種反動，而是那些趨勢的必然結果。甚至當共產主義俄國和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內部制度的許多令人憎惡的許多特點的相似性已大白於天下時，大多數人還認為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有天壤之別，同時為一旦實行就會直接導致可憎後果的暴政服務。哈耶克指的是當時英國大批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他的告誡完全適合現在的中國。

現在應該為第三帝國寫一篇墓誌銘：德國幾乎不由自主地走上擴張、征服的帝國戰爭之路，有三種力量引導：德國沉溺於它悠久的帝國傳統，受它最富原創性的哲學家的國家至上和民族優越思想影響，被一個邪惡的天才魅惑。德國哲學、精神、思想對納粹德國的興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人類思想史上獨特而深刻的教訓。

第三帝國從不諱言自己是一個帝國，他的名字，剛才我說了，就叫大德意志帝國，它蔑視任何憲政共和國。但是蘇俄卻以共和國自居，並且是聯邦性質的共和國，其正式國名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然而，蘇俄是一個共和國嗎？蘇俄在亞洲的翻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共和國嗎？1968年蘇俄出兵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中共《人民日報》稱其為社會帝國主義，其實蘇俄從誕生之初就是一個大帝國形態。從1917年11月7號到1991年12月25號74個年頭間，蘇俄先後頒布了6部憲法。如果把蘇俄憲法和納粹德國憲法作一番比較，會很有啟發。

1918年在蘇俄創立的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稱“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規定土地、森林、河流、礦藏、銀行等全部國有化，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實行無產階級和貧農的聯合專政，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為最高國家權力機構，而在這一切之上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即俄國共產黨的絕對統治。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曾經出現過短暫的共和國形態——俄羅斯共和國以及國家杜馬，皆被共產黨予以暴力消滅。英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康奎斯特稱蘇聯憲法是“一部裝模作樣的憲法，只有一位候選人的選舉，有99%的人投票給他；和一個從來沒有人舉手投反對票或棄權票的議會”。1918年憲法被稱為列寧憲法。1924年蘇俄通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世界上第一個沒有民族和地理標識的國家出現了。1936年加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完成，蘇聯宣稱已建成社會主義制度，進入社會主義時代，頒布第三部憲法，被稱為“斯大林憲法”。中國和其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的母本就是1936年的這部“斯大林憲法”，宗旨、原理、內容、結構、概念、詞句、敘述風格，完全出自“斯大林憲法”。所以，除了農民造反、帝制王朝——都需經過馬列主義重新解釋——等專制傳統外，中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斯大林政權”，中國1949年後的國體、政體以及所有基本制度都按照蘇俄憲法設立。蘇俄1977年頒布的第四部憲法“勃涅日列夫憲法”，其中第6條規定，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為的核心組織。1977年，蘇聯出現了持不同政見運動，蘇聯人民要求自由、擺脫斯大林式統治，所以特別加進第6條，強調蘇聯共產黨的統治權。中國憲法當然早就有這一條，毛澤東早就說過：領導我們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988年蘇聯憲法提出了修正案，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取代最高蘇維埃，成立憲法監督委員會，實行差額選舉，被稱為“戈爾巴喬夫憲法”。戈爾巴喬夫這位還活著的俄國人實在偉大，朋友們可以深入研究戈爾巴喬夫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在人類 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1990年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主要是三條：第一，取消關於蘇聯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規定，即憲法第6條，宣布給予一切政黨積極的參與制定國家政治和管理國家事務及社會事務的平等機會；第二，把作為蘇聯社會經濟基礎的公有製改為公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國家平等地保護這些所有制實行；第三，設立總統制，把集體元首改為個人元首制。1991年8.19事件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獨立，同年底蘇聯解體，全部蘇聯憲法成為歷史。

蘇聯憲法那些堂皇華麗的概念，其實只是沙俄帝國和第三羅馬借第三國際轉換的現代形式。別爾嘉耶夫曾指出，布爾什維克是俄羅斯帝國的現代現象，蘇維埃共產主義的精神結構與莫斯科政教帝國極為相似，是俄羅斯命運和使命的20世紀最令人吃驚的倒退。彼得大帝取法西方，獲得了一種特殊的繼承：源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為蘇聯帝國提供了靈感和新的合法性。別爾嘉耶夫這個判斷值得深入討論，以後再講。

如果把德國和俄國的命運比較一下，會發現一個特殊的視角。德國知識界從19世紀到20世紀都在為第三帝國的誕生和崛起准備思想和精神養料，即梅尼克所稱的德國歷史上的“惡魔成分”——包括群眾性馬基雅維利主義、尚武傳統、權力崇拜——在近代以學術、思想、哲學甚至神學面貌，從隱匿之地公開顯現的惡果。在俄國情形剛好相反，部分貴族和知識界精英一直拒絕帝國合法性。十二月黨人是沙俄帝國第一代抗議者。他們都出自彼得大帝親手建立、1700即正式命名為“帝國禁衛軍”的貴族軍官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軍團。他們的先輩是俄國統治集團的中堅和精華，十二月黨人領袖們幾乎全都跟隨亞歷山大一世遠征法國。作為勝利者，他們發現了一個新世界。他們登上蒙馬特爾高地，眺望被征服的巴黎的壯麗日落；在巴黎聖母院、凡爾賽宮流連忘返；到盧梭墓前憑吊這位啟蒙運動宗師；參加各種文藝沙龍，接觸法國自由主義基督教兩個重要神父西哀士和格列高里，拜訪自由派和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聖西門、貢斯當、斯達爾夫人；俄羅斯軍官與法國共濟會重要成員結下了深厚的個人聯系。當他們1814年3月31日代表反法聯軍在巴黎凱旋門舉行閱兵式、6月15日從聖彼得堡凱旋門凱旋而歸時，心中卻帶著一套全面、根本地變革俄國的思路。法國被征服了，但是被征服的法國高揚的是自由平等博愛，體現的是人道文明高尚，代表世界的未來。而戰勝法國的俄國還實行農奴制、沙皇專制和野蠻的鞭刑，官僚、憲兵和警察們還野蠻地奴役着俄國。當十二月黨人從巴黎回來的時候，他們是凱旋而歸的勝利勇士，是俄國榮譽的象徵，同時是推翻俄羅斯黑暗專制的先驅 。正是對法國的征服，拉開了11年之後（1825年）俄國禁衛軍官兵在俄國首都廣場公開武裝起義的序幕。從1816年成立“俄羅斯忠誠子弟協會”及南、北“救濟同盟”開始，貴族軍官們擬訂了《俄羅斯法典》、《俄羅斯共和國憲法》，並賦予它們一個冗長而詩意盎然的別名：《偉大的俄羅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國家證書，改善俄國政體的權威約法，人民對最高權力機關信守不渝的委托書》。這部憲法是以法蘭西第一共和國1793年憲法和土地綱領以及美利堅合眾國1789年憲法為藍本，宣布“人人都是上帝所創，人人生而平等，都有權追求幸福，必須廢除一切等級和特權，使所有俄羅斯人都成為‘高貴的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擁有自由選舉權、擇業權、遷徙權、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它強調， “人身自由是每個公民首要的權利，是每屆政府最神聖的職責，國家大廈的整個建築以此為基礎。”它許諾，俄國國家政體將采取共和制，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為一院制人民議會，國家最高行政權力為最高杜馬，其成員由人民議會選出，並向人民議會負責。中央監察機關為最高會議，其職責是監督憲法和其他立法執行情況。它特別申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由選舉產生，任何國家立法和行政機構應服務於人民，人民有權推翻不稱職的政府和領導人，因為“俄國不屬於某一個人、某一家族或某一團體。相反，國家和政府屬於人民”。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的貴族達到過年輕的俄國十二月黨人表現出的普羅米修斯式的獻身精神和國家意識，從12月黨人到民意黨人，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從列賓、蘇里科夫到柴可夫斯基、格林卡，一直到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兩百年來，俄國的天才、先知、大師和巨匠一直拒絕禮贊帝國。如果把知識人藝術家思想者統稱“詩人”，俄國詩人在精神上跟沙俄帝國的離異一直沒有中斷。1837年，普希金去世第二年，恰達耶夫發表《哲學書簡》，公開宣稱：愛祖國是美好的感情，更美好的感情是對真理的愛。對祖國的愛會造就英雄，對真理的愛會造就智者和人類的恩人。對祖國的愛會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會馬上給大地披上喪服；對真理的愛會傳播知識的光芒，創造出精神的享受，並使人們接近上帝。這位禁衛軍軍官斷言：通向天國的道路所經過的不是祖國，而是真理。別林斯基在一篇叫《鮑羅廷諾紀念日》文章中，遵循俄國歷史命運的特殊性和必然性，鼓吹沙皇一詞充分表達並徹底窮盡了俄羅斯的命運意識，同沙皇相比，祖國、民族和人民都是一個從屬的概念。中國人和容易理解這個概念，領袖、黨、政府，才是人民、民族，最高最全面的是毛澤東（現在是習進平）。雖然別林斯基很快就把這篇文章撤回，對自己寫下這篇“把貧乏的歷史瞬間當成絕對真理”而深感失悔，但還是導致赫爾岑和他的斷交。赫爾岑的邏輯是，在俄國，任何贊揚帝國的言辭都是犯罪。後來別林斯基完全覺悟，當1855年果戈裡在法國寫文章向尼古拉一世獻媚，別林斯基發表了一封致果戈裡的信，在俄國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封信。別林斯基譴責果戈裡散發出來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對死亡對魔鬼的奉承。他在這封信中還指出，稱頌還是拒斥帝國，這不是有關個人名譽和人格的問題，這是關於真理和俄國命運的大問題。他說，普希金曾經寫了兩、三首忠君之詩，穿上了宮廷侍從的制服，就立即失去了人民的愛戴。托爾斯泰，人類最偉大的作家，也是俄羅斯帝國嚴厲的批判者。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被刺之後，一直到1901年，托爾斯泰曾數度致信、公開抨擊帝國，稱“歷代沙皇都是怪物和瘋子”，指控帝國對俄羅斯人民實行暴政，聲言“獨裁是一種過時的政府形式，一億俄國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自由”。帝俄時代，拉吉舍夫、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幾乎所有俄國19世紀的精英，都是沙俄帝國精神上的對立面和現實上的抗議者。

蘇聯時期，俄國知識界、甚至普通人都繼承了19世紀俄國精英和良知拒絕和抗議帝國的偉大傳統。蘇聯帝國幾乎一開始就受到俄國知識界的質疑和抗議，1922年，列寧直接下令驅逐俄國知識界人士後，幾乎全部俄國精英被鎮壓後，與帝國對峙的使命由一批普通的俄國人承擔起來。他們都是小人物，但在歷史上來看都成為大人物。阿馬尼利克，他是建築工人、化驗員、報紙校對，也當過教師——跟我一樣——後來成了囚徒，流放西伯利亞。1970年，他發表了一篇小冊子，叫《蘇聯能生存到1984年嗎？》，宣稱，作為歷史學家，我將因為成為這個帝國末日見證人而名留青史。他惋惜沙皇俄國，沙皇當局如果沒有不切實際的估計形勢和自己的力量，不執行過度緊張的內外政策，本來是可能存在相當長期，而且可能經受住某種和平的現代轉型。如果尼古拉二世不發動對日戰爭，就不會發生1905年到1907年的革命，如果俄國不參予對德戰爭，就不會有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阿馬尼利克認為，一種內部危機總是和外部的極度傲慢結合在一起，這是沙俄帝國的兩大痼疾。阿馬立克把蘇聯的命運和中國聯系起來，他否認中國愛好和平、不要戰爭的流行觀點。他認為情況剛好相反，第一，內部發展的邏輯只是剛剛把中國導向了對外擴張的初期；第二，中國早已在估計不會遭到強烈抵抗的地方——例如印度——表現了自己的好鬥性；第三，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世界戰略，他有自己隱藏的目的，但是不參與全球戰爭，而是挑逗蘇聯與美國相鬥， 然後以仲裁和審判官身份出現。共產黨革命邏輯將確定不移地把中國引向戰爭，中國領導人希望戰爭解決中國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並且確立他們在現代世界中的領導地位，最後中國將通過戰爭對一百多年來西方列強加予的欺侮復仇。對毛澤東而言，達到這些世界性目的的主要障礙是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幸好他們並沒有共同對付北京，彼此還處在對抗關系中。不言而喻，中國清醒的估計到這種形勢，雖然中國口頭上稱美國為美帝國主義，稱蘇聯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但是中國更懂得各個擊破的策略。阿馬利尼克預言，如果中蘇之間發生戰爭，無論在蘇聯領土還是中國領土上，無論是常規戰爭還是核戰爭，都將是一場啟示錄似的戰爭。即使蘇聯使用絕對優勢的核武器消滅中國所有城市鄉村和8億人口，對蘇聯和世界都是一場末日。阿馬立尼克反對在西方和俄國流行的觀點，說是美國會與蘇聯聯手，因為兩國都是白種人為主的國家，而中國是黃種人。阿馬利尼克說，要是美國持這種觀點，那就把自己降到希特勒的種族理論上去了，那就太可悲太可怕了。他預言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將大大提高自己的力量並且進入某種自由化時期，那個時候中國很快為了自己的利益跟美國修好，解除全面發生戰爭的現實危機，以圖將來。真是有遠見，這位俄國工人。

1979年是斯大林誕辰一百周年，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新的斯大林分子准備大張旗鼓紀念老暴君，一批帝國權貴、軍界首腦、警方代表人物、工業界巨頭和御用文人准備為獨裁者恢復名譽，並且公開審訊三位詩人：西利亞斯基、丹尼爾和布羅斯基，准備實行新斯大林主義。在這個歷史關頭，蘇聯知識界代表人物挺身而出，以薩哈羅夫、涅克拉索夫——大詩人涅克拉索夫的孫子 ——帕烏斯托夫斯基、《金牆薇》作者，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蘇聯科學院院士瓦連岑等著名人士，連續發表公開信，擊退了由總書記、元帥和克格勃頭目所組織的復辟運動。1981年，流亡海外多年、前莫斯科教授學院學生、《權力學》作者阿夫托爾哈諾夫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點》，他認為蘇聯帝國並不是傳統帝國的翻版，一切古典帝國的目標蘇聯帝國都有，但它追求的是一種新型目標，一種全球戰略，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目標，簡而言之，就是把蘇聯建設成實現世界共產主義主義最終目的革命中心基地。但是在實現全球目標時，蘇聯卻面臨兩個難以克服的困難。第一，關於有監督的裁軍、禁止發展核武器以及通過國際條約保障和平的國際主流文明。列寧在1918年俄共第七次非常會議上規定，蘇聯有權隨時中斷同帝國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締結的一切和平條約，有權向這些國家宣戰，——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1917年到1979年蘇聯政府一共締結了25個互不侵略、友好、互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條約和協議。蘇聯政府撕毀了其中24個，只有1個條約被蘇聯帝國的對手納粹帝國所撕毀，即1939年8月那份臭名昭著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其秘密條款。第二，阿夫托爾哈諾夫指出，蘇聯一直不願意撤除有形的柏林牆和無形的意識形態牆。蘇聯最怕最防範的是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從外部傳染給蘇聯人民。阿夫托爾哈諾夫稱贊美國總統卡特把人權作為美國政策的道德原則，在蘇聯帝國歷史上，一個外國元首第一次提出了如此無懈可擊的思想，直接擊中了蘇聯帝國的要害。蘇聯宣傳機器發出讓世人反感不已也困惑不已的叫囂。蘇聯政府聲稱，它簽署了1975年歐洲安全與合作協議，——這份歐洲安全與合作協議值得在本講座裡簡單復述一遍。這份協議強調，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的不分種族、性別、語言和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促進和鼓勵在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和其他權利以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實踐，所有這些都源於人類的內在尊嚴，對人類自由和充分的發展至關重要。蘇聯政府卻拒絕履行世界文明里程碑似的“赫爾辛基協議”。勃列日涅夫總書記的代表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一次會議上聲稱，他的政府不會再在任何一個提及人權的文件上簽字。無獨有偶，中共曾經在1998年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直到現在還拒絕批准履行起碼的人權條款。對於一個其全部國家哲學是通過暴力使人民失去自由和人性的帝國而言，任何涉及自由和人權的國家協議，都會帶來爆炸性的社會危機。

歸根結底，蘇聯帝國正是在他的人民天然的自由本性和天賦人權的壓力下崩潰了。阿馬利尼克曾預言蘇聯帝國壽終正寢的時間是1984年，蘇聯帝國多活了7個年頭。按歷史大尺度衡量，這個預言的准確性已經夠令人驚訝了。阿夫托爾哈諾夫沒有預告蘇聯帝國的末日，但是勃列日涅夫這個蘇聯帝國歷史上最大的官僚——很像中國的江澤民——是最乏味的領導人，他1982年去世之後蘇聯帝國只存活了10個年頭。為什麼作為一個普通工人的阿馬利尼克能夠如此准確地預言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帝國的喪期，容我稍後說明。

接下來當然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1973年曾經發表過一封公開信《致蘇聯領導人》，他告誡蘇聯帝國的統治者們，全部世界歷史證明，建立一個大帝國的人民永遠是要遭殃的，大帝國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

看看俄國人！俄國和德國人的國民性有所區別。我一點不想貶低德國人，但是俄國人有更優秀、更人道、更深刻的精神世界。“全部世界歷史證明，建立大帝國的人民永遠是要遭殃的，大帝國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這兩句話應該寫進中國的憲法。索爾仁尼琴指出，你們——蘇聯共產黨——的願望，希望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不要改變，永遠存在下去，但是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每一個制度不是發展就是衰落。在這封信結尾，索爾仁尼琴強調，在俄國歷史面前，我將承擔重大責任，但是如果不承擔尋求出路的責任、無所作為的話，那責任就更大了。索爾仁尼琴呼籲蘇聯政府，讓馬克思主義這股19世紀從西方刮來的黑風進行吹向東方，把這種讓俄國付出6，600萬生命代價的意識形態交給中國共產黨吧！讓中國領導人在短時間內以此自豪吧！為此他們將背起不可能完成的國際重負。讓中共去去拯救人類，背起全部沉重的歷史擔子吧，那樣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嚴重糾紛將消失。索爾仁尼琴指出，我們毫無成見地看到，馬克思主義黑風折磨和傷害了俄羅斯心靈。如果現在他繼續吹向東方，那麼就讓他吹吧，不要去干涉。這並不是說我希望中國精神上毀滅。思想上的分歧可以消失，蘇中戰爭問題就將得到解決，甚至完全不會發生這種戰爭，即便在遙遠的將來發生戰爭，那也是真正的自衛戰，真正的衛國戰爭。薩哈羅夫和很多俄國知識界代表人物都認為這位唯一活著的俄羅斯文豪在一些重要政治問題上的論斷顯得過時甚至有害的。但我們看到，索爾仁尼琴在體顯出強大道德責任感時，也別具歷史眼光。蘇聯帝國解體正是索爾仁尼琴關於俄國命運的思考核心。索爾仁尼琴還說，我希望世界各國人民都得到安寧，越是對近鄰的國家越是依靠我們的國家，我越是熱烈祝願他們，但是我更關心的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人民的命運。常言說，生在那裡就關心那裡。更深刻地說，因為我們在那裡經受了無比的痛苦。這名俄國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告誡蘇共領導人，當我們看到婦女們鋪公路鐵路時背着沉重的擔子，我們的心怎麼不為這種羞恥和憐憫而發緊呢？看到這種情況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呢？單單為了婦女從這種屈辱中解放出來，我們就必須拒絕對南美革命者的支持。這句話完全可以送給習近平，到處去拋灑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中國還有那麼多窮孩子，還有那麼多婦女在為一日三餐而拼命。索爾仁尼琴以公開方式發出了這個警告，他特別提到和中國的戰爭。他說，一戰中俄國人損失了1500萬人，二戰中損失了2000萬人，實際上是2700萬人。如果同中國打仗俄國人的損失怎麼也不會少於6000萬人。而這是這兩個紅色帝國之間的戰爭，一場歷史上不曾發生過的意識形態戰爭。為了保衛馬克思著作中第533頁上寫着的神聖真理，忽視敵對一方認為的第335頁上的真理，而為此把6000萬俄國人送去戰死！阿夫托爾哈諾夫多年流亡國外，他不可能有詳實、豐富的資料研究俄國歷史。一名顛沛流離中的流亡者，居然傲視權力無限的勃列日涅夫總書記、意識形態紅衣主教蘇斯洛夫，格列齊科元帥和所有統治者，預告如日中天的紅色帝國難以避免的結局，而且被歷史應驗。

索爾仁尼琴兩手空空，既無坦克，又無武器，也無系統，有的只是自己的心靈和在這個制度下生活了50年的經歷。1974年蘇聯把自己最偉大的文豪索爾仁尼琴逐出國門，像19世紀歐洲三大帝國流放了雨果、拜倫和海涅一樣。1994年，20年後索爾仁尼琴像雨果回到巴黎一樣，回到莫斯科。老蘇聯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位總統戈爾巴喬夫和新俄羅斯三位總統先後向他致敬。

現在可以為蘇聯帝國寫段墓志銘：它把一個用木驊犁耕田的俄羅斯帝國翻轉成了一個擁有讓世界發抖的核武庫的蘇聯帝國，在三代人時間裡把一個被戰爭、革命和動盪拖累的沙皇俄國翻轉成一個超級大國，代價是6，600萬生命，它讓俄國人民生活在不自由和恐怖之中，用監獄、飢餓、流放、槍決對付俄國的良知和自由人士，這樣它就成為比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和沙俄帝國更短命的大帝國，一個不是因為戰爭失敗而是因為人心喪盡而難以為繼的紅色大帝國。

有一位名氣比索爾仁尼琴小的蘇俄作家格羅斯曼，他有一部小說《 生活與命運》，被譽為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格羅斯曼目睹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兩種集權統治的罪行後，對“善”尤其是“大善”提出了質詢。他說，我看到在俄國誕生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動搖的力量，在農業集體化時看到了這種力量，在1937年看到這種力量，1937年就是莫斯科大審判時期，我看到人們怎樣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樣美好和善的名義下被消滅；我看到餓殍遍地的農村，我看到倒斃在西柏利亞雪地上的農家孩子；我看到把成千上萬男女從莫斯科、列寧格勒和俄羅斯各個城市送到西柏利亞的列車，他們被宣布為偉大聖神思想的敵人。在那個可怕的年代，人們以國家民族的榮譽和全世界解放的旗子，干盡多少喪盡天良的事情。

中國不一樣嗎？！還能不能把希望放在善的上面，人類本性中為歷代哲人和老百姓所稱述的善如何才能與在歷史中所表現出來的層出不窮的惡相協調，尤其是對20世紀在俄國和德國兩大帝國中表現出的完全可能毀滅歐洲和人類的國家之惡、帝國之惡，確實既是20世紀獨有的難題，也是懸在21世紀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劍。

別爾嘉耶夫，本來是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1913年脫離馬克思後，他返回俄國東正教懷抱。他宣稱，俄國東正教可以發現比西方基督教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類兄弟之情、更多的仁慈、更真的謙卑和更少的權欲和財產欲。別爾嘉耶夫堅信，20世紀俄國和德國發生的悲劇格外強烈，是因為救世精神貶低為道德虛無主義，也是因為過度的沉默深深淹沒了一切性靈之光。中國本來擁悠久的道德和精神資源，但是虛無主義和功利主義把中國變成激進主義的實驗室，始終沒有出現能夠把2500年前孔孟仁義道德和老莊自由精神與西方主流文明融匯貫通的現代轉型，我們沒有中國的十二月黨人，也沒有中國的別爾嘉耶夫和索爾仁尼琴。

無疑，俄羅斯的彌賽亞主義的文化源頭帶有某種民族優越感和烏托邦精神，但也確難為苦難中的俄國提供一種特殊的歷史寬解和精神超越。20世紀60年代初，面對帝國內部恢復獨裁者名譽的威脅，俄國的知識界不顧強大的對手侍機發難的報復威脅，對斯大林主義遺產公開挑起爭論。我們遠遠不夠，我們對毛澤東主義挑起過公開的爭論嗎？挑起過像樣的有結果的爭論嗎？！中國人最擅長的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我們從來缺少直截了當地對暴政暴君對苦難對罪惡的直截了當的面對！批判！和對抗。

毛澤東還有幾天就見閻王40年了，9月9號，今天9月1號，40年過去，這麼一個陷8000萬中國人無辜死亡的大王八蛋，中國精英們、公知們，你們拿出了一本像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像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那樣的巨著嗎？！1975年10月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委員會將該年度和平獎授予安德烈·薩哈羅夫，他是物理學家，本該獲得物理學獎，中國有這樣的知識分子嗎？中國有這種氣魄有這種襟懷，把自己交出到“約伯天枰”上的人嗎？一個失去了自己民族和歷史的精神根據的社會，他的代表人物再優秀都優秀不到哪兒去。

蘇俄自由人士挑起了公開爭論，其批判鋒芒之尖銳影響之深遠超過了20年代以來蘇聯國內任何一場爭論，是對斯大林罪惡的起訴和審判：集體化、大恐怖和第二世界大戰的真相。美國學者思迪芬·科恩認為反斯大林主義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主義分子無意中證實的，他們抱怨蘇聯公民繼續把倫理道德問題置於國家和愛國主義問題之上。科恩認為，歷史正義是一種不受法規限制的強有力的倫理道德觀念，當它成為一種責任感即整個國家都對過去所發生的一切負有責任的想法時，尤其如此。這一真理已為許多的其他事件所證實，從廢除農奴制以後的美國到希特勒以後的德國，但是俄國人無需遠求，只需留意本國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這些書刊中，對斯大林主義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來的名義舉國反思悲劇的觀念，乃是蘇俄帝國無法摧毀的歷史性力量。有位蘇聯歷史學家寫道，拿起筆揭露斯大林的本來滿目是每個正直人的義務。正直的人不是聰明的人，不是有知識的人，不是有地位的人，不是有影響的人，正直的人，是經受了困厄不幸而保持了良知的普通人。抗議帝國，在蘇聯有強烈的歷史意義，是對那些死於斯大林暴政的亡靈應盡的義務，是對那些度過茫茫黑夜而幸存的受害者的義務，也是對那些願意和俄國人民一道前進的人的應盡的義務。當一批帝國權貴、軍界元勳、警察首腦、工業界巨子和御用文人為斯大林再次恢復名譽時，當年輕自由人士被公開審判的時候，蘇聯知識界和詩人采取了兩個意義深遠的行動，蘇聯持不同政見人士通過連署簽名，在國外公開發表，硬是擊退了紅色帝國對自由的圍剿，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從此誕生。這樣，新斯大林主義就再次違背其本性，為俄國反抗暴政的事業做出貢獻：增添了許多享有國際聲譽的良知和抗議人士，如安德烈·薩哈羅夫、丘可夫斯卡婭、羅伊·麥德維傑夫、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等。

俄國在1991年夏天到冬天的較量是自由精神與專制帝國之間的較量，俄國的偉大在於不僅是俄國人民，不僅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最後連最保守最頑固的軍隊、警察、克格勃和特種部隊都站到了自由一邊。全體俄國人民都在摒棄一個大帝國，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出現過的。習近平當然沒法理解，這些俄國男子漢的氣概和胸懷。俄國人曾經擊退了拿破侖和希特勒的進攻，俄國人完全可以捍衛他們2，200多萬豐饒廣闊的土地，地球上1/6的土地，他們為什麼要寧願失去500多年以來他們的先輩“打下來”的土地，而面對一個分崩離析、變化莫測的前景。因為他們不要帝國，尤其不要共產黨的紅色帝國，他們要自由，道理就如此簡單，如果要寫書可以寫一萬本。

好，我要提一下薩哈洛夫，最值得中國知識分子效法的俄國聖徒，我們時代偉大的人權鬥士。沙哈洛夫32歲就入選蘇聯科學院，兩次獲得列寧勛章，一次斯大林獎章，三次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1968年薩哈羅夫由於對蘇聯當局的失望而獨立選擇自己的命運，發表一己宣言：《進步和平共處和知識分子與自由》。他認為，地球上的文明面臨著毀滅的威脅，那將是一場核戰爭的後果。他堅決主張，這種危險只能通過超越國家和意識形態分歧的合作才能夠避免。他相信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可以實現的，對此蘇聯必須實行民主化、非軍事化、反官僚主義和社會改革。奧斯陸和平獎委員會宣布，薩哈羅夫對和平的偉大貢獻是，他以特別富有成效的方式，處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以偉大的個人犧牲精神，為取得對人類不可或缺的價值觀念的尊重而奮鬥。

我要特別說說薩哈羅夫，他不僅是蘇俄理性與良知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紀人類和平與進步的代表人物。對於中國，薩哈羅夫還有特殊的啟示意義。1971年3月5號，斯大林去世18年那天，薩哈羅夫致信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勃烈日列夫，就政治迫害、信息交換自由、信仰自由、民主問題、邊境開放、國際關系和若干內政外交政策闡述了他的看法。他最後指出，俄國面臨了的問題與20世紀整個世界的危機密切相關。鑒於蘇聯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設性的、謹慎的、堅決的、靈活的改革不能再以任何理由推遲，否則俄國人在宇宙中將不再存在。作為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看得很清楚，如果開戰，蘇聯強大的核力量將輕而易舉摧毀中國有限的核武庫，蘇聯專家們對它們太熟悉了，所有的基地，都曾是他們直接領導的工作對像，但是後果不堪設想。蘇聯的理論是，蘇聯和美國都是白種人國家，而且有某種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美國人在中蘇戰爭中起碼會保持中立，何況中共頭子毛澤東是那樣一個熱衷於暴力和戰爭的恐怖暴君，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曾認為，蘇聯解除中國的核武裝，是美國想做、不能做、不敢做的一件天大好事，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都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蘇聯後貝加爾湖軍區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專公開發表文章，稱1945美國發射在遠東的兩枚導彈和蘇聯遠東軍日本關東軍的鐵桶般圍攻共同導致了日本投降。1969年8月18日蘇聯駐美國大使館正式知會美國高層，探詢美國對蘇聯向中國發動核進攻的反應。蘇俄當局還通過特殊渠道徵求“蘇聯氫彈之父”的意見。薩哈羅夫斷然反對對中國實行核外科手術式打擊，他指出，第一，蘇聯將成為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戰爭罪人，毛澤東不會有什麼名譽感，蘇聯會在全世界名譽掃地；第二，中國可能向蘇聯遠東城市投放核武器，那將造成東北亞和日本的極大恐慌；第三，核打擊造成的放射性毒氣將彌漫大氣層，所有國家都將受到影響；第四，美國會容忍蘇聯使用核武器解決政治衝突，哪怕是兩個共產主義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嗎？薩哈羅夫曾對著名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說，“美國決不會坐視蘇聯和中國之間的核戰爭”。為什麼？薩哈羅夫在精神和價值觀上了解美國，這個偉大的自由新大陸，責無旁貸的使命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他強調，一旦開戰，只有一種結局：萬劫不復！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阿馬利尼克、阿夫托爾哈諾夫、麥德維傑夫都是俄國十二月黨人偉大精神的繼承人，仍然也是中國知識界的道德前驅，——中國在這方面太差勁了！是中國一切向往自由、真理、人性和文明的矜式。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稱薩哈羅夫是人類的的良心，他當之無愧。站在蘇聯立場，或白種人立場，蘇聯當時就應該摧毀中國有限的核武器，然後占領北京，把毛澤東這個暴君繩之以法，歷史將大不一樣。但是蘇聯人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有致命的不可逆移的道德和精神救贖意識。無論在俄國還是全世界，薩哈羅夫都是追求自由與和平的燈塔，是20世紀占人類近一半人口的共產黨國家人民永遠的精神先驅。以賽亞·伯林在《蘇聯的心靈》中，盛贊薩哈羅夫：他完完全全屬於俄國高貴的傳統，他的難以置信的勇氣，始終不渝地獻身真理是我們時代最純潔最善良的完美典型。薩哈羅夫沒有前往奧斯陸領獎，他的妻子代他去，我特別推薦獲獎詞最後一段話：近千年前，人類部落還在深層的搏鬥中，四周都是黑暗。今天整個人類也面臨著同樣的考驗，我們必須好好的創造一個對得起我們自己、對得起我們朦朧感覺到了的那個偉大的目標。

現在可以為蘇俄帝國的崩潰寫一篇墓誌銘了：蘇聯紅色帝國一開始就沒有得到俄羅斯民族的認可，其共產主義統治給蘇俄帶來恐怖、痛苦和死亡，也促使俄國人民覺悟、反抗，俄國人民寧願讓蘇聯帝國分崩離析，也不願為這個邪惡帝國流一滴血。世界上第一個紅色帝國在沒有戰爭和不可抗禦的自然災害的環境中壽終正寢，一種無形而強大的力量——俄羅斯自由精神——戰勝了它。習近平完全不懂俄國人在爭取自由的鬥爭時表現出的“男子漢精神”。

必須給偉大的德國人一個公道。19世紀的費希特、黑格爾、德萊希克、尼采、瓦格納對納粹德國罪惡負有思想和精神上的責任，德國人在二戰當中也曾表現出高貴品德，將近7000名德國人在內的德國精英，前僕後繼刺殺希特勒，近5，000人被殘忍處死。略舉兩例。國防陸軍總司令部上校馮·斯道芬堡伯爵臨刑前說，我知道，一旦任何人採取此行動，就將被視作德國的叛徒，但是一個人卻不能、也不應是自己良知的叛徒。如果我不採取此行動來制止這場無意義的殺戮，我將無法面對因戰爭而造成的孤兒、寡婦。德國信義宗牧師朋霍費爾自動從美國返回德國，投身刺殺希特勒，寫下為抵抗組織人們提供神學資源的《倫理學》，在納粹覆滅前從容就義，他的臨終遺言是：這不是我的終點；這是生命的開端。德國中央集團軍參謀少將崔斯考自殺前說：全世界當下會中傷我們，但我仍然相信我們做的是對的，希特勒不僅是德國、也是全世界的敵人。在僅有的幾個小時時間內，我相信已經在上帝告知我何事該做前先向祂證明自己曾奮力反對希特勒。神曾許諾亞伯拉罕若他能在罪惡之城索多瑪中找出十位正直之人，祂將不會毀滅城市，因此我希望上帝同樣也不會毀滅德國。我們之中沒有人為自己的死亡哀痛，同意加入我們的人都穿上了涅索斯的長袍。當一個人持有道德操守時，就應準備犧牲生命來捍衛自己的信念。這本是中國文化特別注重的倫理傳統，只是到我們一代，才幾乎徹底喪失。不管是反對蘇俄帝國的俄國知識界，還是那些舍生忘死刺殺希特勒的德國自由人士，都是中國人求取自由的楷模。

今天講座到此為止，感謝各位的耐性。靜候各位提問。

問：如果中國如果走上帝國道路，它有自己的國家主義嗎？

答：2009年中共慶祝建政60週年打出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後，國家主義正式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主流。中國國家主義先是悄然出現，後來是公開登場。張藝謀、譚盾等說不上有什麼思想理論，他們公開頌揚秦始皇，顯然是時代演變的結果。中國百名作家也說不上有什麼思想，集體書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都是形勢使然。

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毛派和新左派終於發現一個可以寄託他們政治理想的樣板。他們從西方左翼陣營中找來各種說法，從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到弗蘭克的依附理論，從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到後殖民學說，從波蘭尼的大轉變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評，從法國年鑒學派到英國的新左派評論，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到美國西馬，以及法國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各位大師，均被中國的新左派作為可以利用的思想資源，綜合打包，一股腦輸入中國，形成強大的理論場域，

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李希光是新左派的領軍人物，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學長江講座教授王紹光、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院長溫鐵軍、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張維為等如過江之鯽，以《重慶模式與中國道路》展開空前理論闡述。聲稱20世紀後半葉，美國創造了一個夢。今天，中國模式及重慶實踐將繼美國之後成為另一個夢想。重慶的意義具有某種普世價值，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重慶實踐，將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經濟發展的國家帶來獨特的歷史性影響。中國主體性和中國集體性認同，中國制度模式和理論思想認同，中國道路和中國改造世界的未來認同，一言以蔽之：21世紀是中國世紀。中華帝國是人類的新希望。

薄熙來對重慶模式的解釋比這些左派學者更一針見血：成後來居上之事,須非同尋常之舉。再缺乏政治觀察力的人也不難看出，王立軍造成的薄熙來政治挫折並沒有阻止國家主義的強大勢頭，習近平四年執政，其歷史導師是毛澤東，其時代先驅則是薄熙來，其政治決斷和戰略路徑沒有超過“成後來居上之事,須非同尋常之舉”。今天講座不多涉及中國現實。

但是，從歷史哲學和世界精神上為中國國家主義招魂的是劉小楓，也是重慶人。劉小楓近年推介納粹德國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其政治思想對20世紀政治哲學、神學思想產生了特殊影響。1933年卡爾-施密特在擔任柏林大學教授期間加入納粹黨，為納粹國家主義提供終極理論根據即上帝的政治決斷。施米特所理解的政治是：政治，是敵對人群的永恆鬥爭；政治不可能有公共論述的過程以及公共責任的自由歸屬問題。真正的政治決定早已在觀眾看不到的角落裡達成，人民被歌頌，卻是這個權力遊戲中最無力的角色，作為“大眾裝飾”而已。在卡爾·施米特《政治的神學》裡，個人往往是不道德的，而國家政治只要符合“政治神學”就絕對正確。人的各種自由都是為國家服務的，國家支配個人的權力來自於上帝，所以國家權力絕對高於個人權利；如果個人的自由損害了絕對正確的“國家利益”，那麼就可以對民眾實行專政。施密特還認為，政治決斷和分清敵友乃是統治者的特權和智慧所在。劉小楓一再稱許，卡爾·施密特的政治理論極其復雜、高深，非常人所能理解，可以為九十年代初開始的中國國家主義奠定理論和心理基礎。其實中國人會很容易地辨認出，施密特的政治神學乃是希特勒與毛澤東東西方帝國思想的古怪結合。更古怪的是，納粹早已被粉碎，它的帝國核心理念居然在70年後的中國大行其道。

劉小楓的學術理想當然遠不止卡爾-施密特。1989年到2009年天安門廣場祭出毛思萬歲方陣十年期間，張藝謀譚盾之流公開頌揚秦始皇，中國百名作家集體書寫“延講”。中國文化理論界發生分化，佔主流者為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有整個國家權力和國家意識形態做後盾，並用全球化時代弊端危機叢生之機，搬運西方左派理論，又啟用傳統思想資源；自由派因種種原因，包括輕率否定儒家政治理想和放棄國家民族統一體，自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中劉小楓的變化最引人注目。他從《拯救與逍遙》的道家式自由轉向帝國意識和元首崇拜。他以塔西佗、修息底德等帝國歷史哲學家的傳人自命，志在做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的精神教父。《聖靈降臨的敘事》、《十字架上的愛》的基督教救世理論和彌賽亞主義、《儒家革命源流考》“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的儒家聖人正義論，以及柏拉圖“理想國”哲人王和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思想重新包裝毛澤東。但是，把現代中華帝國性質表述的最清楚的是毛澤東：馬克思加秦始皇。

問：索爾仁尼琴說把蘇聯的紅禍送給中國，是不是應該批判，因為中國沒有產生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是不是認為中國統治者過於殘酷。

答：中共、毛澤東一直要爭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蘇聯已變修了，他們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索爾仁尼琴就說那就“拿去吧”，帶有一種幽默、諷刺。索爾仁尼琴並不是一個大俄羅斯主義者，有些中國人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索爾仁尼琴1982年到台灣訪問，以《致自由中國》為題發表演講，他說，所有被共產黨壓迫的人民都不能只是依賴外界的援助，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瘋狂的中共和蘇俄的統治者之間發動了戰爭，整個世界都會作壁上觀的，但願這件事情不會發生。我們受迫害的兩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兩個共產政權，絕不能讓無益的民族仇恨曚蔽了耳目。索爾仁尼琴有個兒子專門學了漢文，就是要了解中國。索爾仁尼琴對中國給予很深的同情，但是他說，常言到，生在那裡就關心那裡，這天經地義，至於他做得如何，不用我們操心。

至於中國沒有產生薩哈羅夫，跟統治者當然有關系。毛澤東的殘忍除了來自秦始皇和農民起義外，在思想、制度上主要來自列寧、斯大林。一個國家會不會出現聖徒、精神先驅，不是因為統治者殘忍就出現不了，恰恰相反，統治者越殘忍，越能出現聖徒，——殷憂啟聖。基督教就是因為羅馬帝國血腥鎮壓，羅馬已經找不到一處安置新十字架的地方，無數基督徒們被掛在十字架上，基督教才興起。如果沒有內心信仰、道德，一切外在抗議都是過眼煙雲，注定破產，甚至根本就不叫抗議，只能叫說風涼話。

問：劉賓雁和方勵之的思想體系跟你一致嗎？

答：他們都沒有什麼思想體系，方勵之是天體物理學家，劉賓雁是人道主義者，報告文學家、記者。“體系”二字跟他們沒有多大關系，這兩位先驅我有幸見過，他們都是中國20世紀的先驅人物，追求自由奮鬥了一生。他們留下的主要是道德遺產，尤其劉賓雁，所以我們在美國設立了“劉賓雁良知獎”。這個良知獎從2014年、15年、16年已發三次。第一次是陳子明，第二次是高耀潔，老太太11月19號就90大壽，孤苦伶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高齡流亡者，讓我們向她致敬，第三個是胡耀邦，主要因為他為上億人平反昭雪，體現了與民同袍、與天下更始的民本思想。

我自己更沒什麼思想體系，我看的書恐怕要比一般人多，但都是身外之物，我看重的是人的經歷、體驗和格範。希特勒曾經把德國、歐洲和人類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5，000多萬人死亡，而蘇聯之所以沒有發動世界大戰，原因當然很多，但俄國整體道德水平，19世紀到20世紀將近200年俄國良知人物在俄國社會和普通民眾心靈種下宗教、道德、良知、精神的種子，一定程度遏制了蘇聯的戰爭狂妄。而中國現在，國家主義正在行動，劍在行動，中國劍在行動。以中國人口數量、產能規模、財富積累、極權主義制度以及習近平代表的紅二代、太子黨們的狂妄放肆，中國非常危險、世界非常危險。朋友們不妨重獨《第三帝國的興亡》，比較納粹德國與21世紀中國。

問：你認為希特勒是愛國者還是害國賊？

答：希特勒當然是德意志帝國最大的愛國者，又是德意志共和國——魏瑪共和國雖然短暫，但畢竟屬於共和國心形態——最大的害國賊。希特勒把他一生獻給納粹德國，戰敗之後才跟艾娃結婚，雙雙自殺身亡，戈培爾夫婦毒死六個孩子後雙雙自殺。在效忠第三帝國上，希特勒堪稱至死不渝。毛澤東死，他老婆自殺嗎？江青苟延殘十幾年，毛分子沒有一個自殺。在愛國——哪怕共產黨中國這個邪惡政權——程度上，中共大大小小的死硬人物，遠遠趕不上納粹黨徒。順便說一句，要建立一個帝國，要反對戰爭，要征服世界，中共遠不如納粹，也不如蘇共，中共太低俗，太貪腐，太不精神化，簡單邪惡，毫無魅力。

問：蘇聯瓦解歸根結底取決於人民對制度的普遍不滿和厭惡，是蘇聯人民拋棄了蘇聯制度？

答：完全正確。蘇聯解體才一代人，原因紛紜，包括軍備競賽、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列寧、斯大林罪惡，以及各種各樣的原因。俄國人物質生活當然趕不上西方，但是而是他們的尊嚴，他們的道德感，他們的理想。俄國是一個神聖的俄羅斯，俄國當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是一個偉大的俄羅斯，也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國家，但是俄國人民自稱神聖俄羅斯。盡管他是一個罪孽深重的帝國，盡管他是一個罪孽深重的神聖的俄羅斯，但是他不要做一個罪惡的強大的征服世界的一個帝國，那就是蘇聯人民的選擇。

問：中國社會道德重建要靠什麼？

答：簡單說，就是歷史傳統和現代世界的歷史性遇合。歷史傳統，佛家道家不管現實社會，隱居，逍遙，在中國的精神自在和個人自主的空間提供資源。作為天下最大生命共同體，只有孔孟之道提供了用仁政、民本、王道、道德本體建以及人情、常識、經驗、風俗、文藝、傳統建立人文主義世界的可能。盡管有被秦帝國以後歷代帝國利用、扭曲——所有偉大文明和宗教都會被“利用”，不足為怪，但是文明基軸、文明核心不可能完全被摧毀。我們生活在21世紀全球化時代，亟需建立人類意識和全球觀念，其表現形式就是“普世價值”，西方兩希文明，科學理性和宗教信仰，經過漫長中世紀到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社會革命，到戰後、特別1975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關於人權為核心的現代憲政思想，——薩哈羅夫等蘇聯良知人士提供了珍貴的精神資源。對於中國人，一個牽一髪而動全身的問題是，西方普世價值對於中國現代重建，如何引入、參考、轉化，儒家孔孟之道、道家和佛家個人自由精神在全球化時代如何與西方主流文明、普世價值進行廣泛對話、交流和融匯，需要一代年輕知識人從新開始。

在座年輕人，如果你們願意在思想、理論、精神上為中國尋求出路，那麼孔子和耶穌的相會和握手，我認為就是全球化時代一大機緣，一個世界文明公約數。如果你們願意在政治上為中國尋求出路，那就把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耶穌到林肯到羅斯福，東西方的憲政結合在一起，兩者之間並非疏離更非對抗。

認為中國主流儒家思想和西方主流文明風馬牛不相及者，要麼不了解孔孟之道，要麼不了解西方文明，要么不了解解決世界危機之道。一旦孔子和耶穌對視、握手，中國回到文明正道，就能驅逐馬列主義，正面推動東西方文明在全球化時代完成前所未有的對話和融和，其意義無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

問：如此危機關頭，中國人該怎麼辦？

答：任何一個偉大時代都是危機時代。軸心時代東西方文明集大成者，孔子、蘇格拉底、釋迦牟尼和耶穌，他們都遍嘗人生甘苦和黑暗，他們不是天真迂腐的夫子，他們本身就是禮崩樂壞時代的產物，為人類、為自己的時代奠定基石，希望人類不至毀滅，文明不至於墮落。當代中國人負有特殊自然，一是恢復中國文明正道，一是參與建設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為達此目的，必須從制度到思想結束中共極權主義，遏止紅色帝國任何倒行逆施。

問：孫中山三民主義是不是大雜燴？蔣中正的倫理民主科學思想能不能驅逐馬列？對再造中華，重建民國，有什麼貢獻？

答：這是個問題。我希望對曾為中國自由民主人權奮鬥的前人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要有一種同情和敬意，不要輕易使用“大雜燴”一類無妄之辭。中國前賢往哲都不比咱們笨。從孫中山到蔣中正，中華民國38年，到實行台灣憲政，是中國人兩千年來尤其以百年來，從皇權帝制轉向憲政共和國的正道。中華民國不僅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而且抵禦了日本帝國建立“大亞洲主義”、“黃種人羅馬帝國”的威脅和誘惑，在21世紀抵禦中華紅色帝國，仍然擁有中國其他地區不曾擁有的共和國法統和道統。

問：德國為何盛產哲學家？科學家，當然還有音樂家？甚至戰爭狂人？

答：德國在第二帝國之前已經分崩離析，一直到普法戰爭俾斯麥統一後，德國才開始從成為現代性帝國，到希特勒達到頂峰。長期分裂給德國知識界帶來一種特殊環境，德國高等教育不關心德國現實民族命運，埋頭於“純科學”（柏林洪堡大學校訓），在純精神純思辨純理論世界，在哲學、形而上學、神學、歷史學、法學、科學、藝術、音樂等領域天才和創建湧現，到20世紀初，德國高等教育帶動德國整個科學思想哲學藝術迅猛發展，諸多領域成為整個歐洲文明領頭羊。但是德國政治、社會、法律一直趨向中央集權，崇尚權威、武力、紀律，即使經過一戰——或許正因為一戰和凡爾賽條約——，德國的國家精神和民族情緒仍然——更加強烈——需要得到法洩，這也是希特勒最後登上舞台並操縱德國的一種歷史根源。最簡單說，納粹帝國是德國精神與物質長期失衡的惡果，一個精力充沛、其知識界對文明的貢獻“狂飆”般迸發的民族，卻始終沒有建立起與其精神成就相匹配的社會、法律制度，而被引向悲劇和毀滅。

問：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89年5月16號，到中國來，他的目的何在？他看清楚中國的局勢嗎？

答：戈爾巴喬夫是人類史上刷新了專制統治紀錄的偉大政治家。我認為他是蘇聯、是人類一個拯救者。他本來可以在819事件前後，根據蘇聯憲法，根據華沙條約組織國章程，對蘇聯自由運動，對東歐和波羅的海諸國要求脫離蘇聯的民主獨立運動，實行鎮壓，全世界包括西方在內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戈爾巴喬夫如果這樣做了，那麼他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後、最大一個不可挑戰的獨裁者。蘇聯帝國會繼續存在並空前鞏固，戈爾巴喬夫本人會終身主宰歷史上最大帝國。但是戈爾巴喬夫做出相反抉擇，他摒棄帝國最高權力，讓俄國人自己選擇命運，完全超越了帝國統治者的哲學和紀錄。按照鄧小平、陳雲以及當下習近平、王岐山等人邏輯，江山、政權、帝國何等重要，做統治者、做最高統治者多麼幸運，保持江山，保持共產黨統治，保持帝國威儀，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都是一樣重要啊！在戈爾巴喬夫看來這些都不是真理，戈爾巴喬夫最後離開克林姆林宮說：他的使命就是來結束這個帝國。這跟瑞士劇作家迪倫馬克《羅莫洛斯大帝》那個帝國皇帝一樣，那個東羅馬帝國皇帝，不務正業，任由異族軍隊兵臨城下。他早就意識到，羅馬帝國已經罪惡滔天，他的使命就是結束而不是繼續帝國。一直到北方蠻族和南方土耳其人打進帝國，他才把他的秘密公諸於世。戈爾巴喬夫未必有意要讓蘇聯解體，但客觀上他就是20世紀蘇俄的羅莫洛斯大帝。他就是讓2，200萬平方公里土地大帝國解體的終結者。戈爾巴喬夫刷新了人類政治史，踐踏了帝國、尤其共產黨帝國的邏輯，共產黨人、尤其中國共產黨人當然會詛咒、仇恨戈爾巴喬夫，而人類——包括中國人——應該永遠感謝戈爾巴喬夫，這個頭上有一塊胎記——像一個分崩離析的蘇聯帝國——千年一出的偉大人物，今年已經85歲了。1989年到中國後，他最大的感受是：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即使連被奴幾代的中國人，也不例外。他後來曾多次告誡自己：絕不效仿北京政治老人，絕不對人民開槍。

問：請辨析基督教信仰和憲政民主的關系。

答：基督教信仰提供了超越性的信仰世界，超越的對像就包括帝國，以及所有世俗權力。歷史表明，基督教世界比其他宗教和文明更與現代文明有內在的聯繫和外在的推動，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更多源自基督教。對中國而言，建立現代憲政國家不可或缺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開放、多元，確實是西方文明、尤其基督教兩千多年演變結晶的文明精華，是現代中國亟需而傳統中國不能提供的價值體系。有還是沒有超越世界，與人類平等、自由、幸福、尊嚴關聯深廣，如果沒有基督教文明，所有憲政國家的精神、法律基礎，無由產生。基督教曾經是羅馬帝國的國教，中世紀歐洲政教合一的天條，也是西方各國走向憲政共和的溫床（基督教為何能適應帝國到共和國的歷史形態，需另行討論）。對於中國，儒家思想、孔孟之道，仍然是呵護民主憲政、建立共和搖籃的一只手，與西方文明、與基督教共同搖動東方土地上的憲政搖籃。這個比喻是臨時想起來的，沒法展開。

問：中國有沒有和平轉型，實現憲政希望的可能？

答：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文明體都有用和平手段實現憲政的權利。至於有沒有這種可能，取決於兩種因素。一是統治者。統治者如果能夠接受和平轉型的政治哲學和實現路徑，就像蘇俄東歐各國一樣，尊重人民根本選擇權，就可以不流血。如果統治者效法齊奧塞斯庫，拒絕和平示威、鎮壓自由，那麼就會流血，——人民當然要流血，統治者也難逃一死。歷史已經以巨大蘇俄帝國的和平轉型和彈丸之地的羅馬尼亞血腥轉型，明確無誤地指出了一切國家的命運。中國目前的危險性在於，索爾仁尼琴曾經指出，蘇聯統治者很奇怪，他們希望在蘇聯以外，尤其在美國在歐洲在日本發生革命，最好發生暴力革命，但是他們堅決反對在蘇聯發生任何性質的革命。索爾仁尼琴自己是個和平主義者，他認為不管是西方發生、還是俄國發生的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他都不贊成，他的理由是：俄國人民血流得太多了。而且他認為任何暴力革命的結果都仍然是暴力專制。我不盡然同意老索的這個判斷，我認為，就像美國人民一樣，美國人有2億3千萬支槍，當美國政府、憲法、國會，甚至軍隊都不能保衛美國人民自由的時候，美國人有權利拿起槍來捍衛自由，推翻政府、國家。這當然是美國的傳統，但是這傳統的一部分，也可為中國人接受。中國又有一種“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的傳統，我們還要面臨另外一種反抗風格，印度聖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抵抗精神，——來自於托爾斯泰的宗教觀念“不以暴力抗惡”。在中國不可能，古代中國講求中庸和平，也冲斥血腥野蠻，1949年後中國人，被馬列主義征服，信奉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在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狂熱中已經成為一個暴戾、極端、激烈、好斗嗜血的社會。中國要實行甘地似的和平抗議，已經沒有可能。中國目前的主要危險性主要在於，中共顯然沒有和平理性地接受憲政轉型的可能性，都是憲政越來越成為——從農民工到高等院校師生——一種潛在共識。兩者之間的張力和危機，構成了中國社會無數偶發事件的基本結構。很少有人不希望習近平順應歷史潮流，開始和平轉型。但幾年下來的事實是，習近平熱衷於紅色帝國，跟民主憲政南轅北轍。如果統治者不接受和平轉型，人民有沒有拿起武器用暴力方式爭取社會轉型的權利，我的回答是，當然有，當然有！如果中共統治者把中國引向擴張，引向戰爭，就像希特勒當年把德國引向戰爭一樣，中國人就應該效法德國施道芬堡伯爵、朋霍菲爾修士一樣，用各種方式——包括暴力——制止希特勒、制止戰爭、拯救德國，實現最高的民族意志和國家精神。中國人民有這個權利，而且應該做好這種准備。中共近70年統治，已有 8000萬人死於非命——哪怕打一半折扣，也有4000萬人——卻從來沒有受到清算，歷史不會忘記，民族的記憶會凌駕於帝國，中共最深的危機、最大的恐懼，也是他們怙惡不悛的中國式根據，盡管這根據並不成立。中國人始終有一種比較寬容、人道、文明習性，能夠原諒統治者，只要他們下罪己詔，改過自新，這是巨大的優點。但是中共統治者未必會相信中國人不會清算、審判，他們就是靠清算、審判、殺戮和鎮壓來取得江山、維持帝國，這種悖論甚至超過了康德悖論。怎麼化解危機，至少在學理、概念上說清楚，並且為部分中國人和統治者接受，就是對一種特殊貢獻。

問：憲政國家都是基督教國家，但是基督教國家不都是憲政國家，這是否應在歷史演變中尋找原因？

答：比如德國，天主教國家，第三帝國時期，1933到1945，當然不是一個憲政國家，希特勒蔑視自由、民主，也蔑視基督教。台灣、香港、韓國、日本等亞洲所謂儒教國家，其憲政水平已接近歐美國家，有些方面甚至有所超越。民主憲政雖然是現代政治制度，是世俗化，但卻有某種終極關懷和本體精神作為基礎。世俗文明恰恰是中國文化、尤其儒家入世關懷的形態，孔孟不太注重生前死後管，關心在世生命、從生到死的意義和價值。這既是中國文化缺少高級宗教和科學思維的一個原因，也是中國不尚極端、絕對精神、沒有宗教衝突優長的原因。台灣如果沒有統獨之爭，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所謂族群撕裂，那麼台灣的憲政文明一點也不亞於韓國和日本。本來中國大陸才是儒家文化的本源、母體所在，但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憲政，辛亥革命、北伐東征、抗戰、內戰內憂外患，蔣中正一直想打完仗就實行憲政，結果欲速不達。中國文化從來沒有和西方文化在這塊土地上進行過國家制度和歷史路徑的結合，儒家真精神，其價值和意義從來沒有被體現過，小小的台灣遠遠不能窮盡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偉大意義，香港更不能，韓國和日本畢竟不是中國文化的主體。正如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憲政，就得出共產黨要永久執政的荒謬結論，中華本土道德、倫理、文化、精神，迄今為止沒有和西方憲政思想成功結合，就斷定中國文化不能實現現代轉型，中國不能建立憲政共和國，同樣荒謬。我認為在邏輯上這兩個判斷是能夠成立的。當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在現實土壤、民族、血肉文本里得到體現，就斷定說它不能實現現代轉型，這個結論並不能成立。台灣這麼一個彈丸之地能夠實行憲政，最根本的是中華民國法統，是兩蔣在台灣百般艱窘環境下堅持推行的結果，——而蔣中正既是基督教信徒又是儒家信徒。台北中正紀念堂蔣中正座像背後，三個詞：科學、倫理、民主。科學民主當然來自西方，倫理，當然指的是傳統中國。這三者為什麼不能結合在一起呢？中國2000多年最有權勢的兩個男人，一個秦始皇嬴政，一個毛澤東毛潤之，都焚書坑儒，批儒反孔。現在靠反儒批孔起家的中共居然在全世界建立數百所孔子學院，——當然是掛羊頭賣狗肉。誰都知道那是一個情報機構，一個文化滲透機構，但是中共怎麼不辦秦始皇學院？怎麼不辦毛澤東學院？太臭名昭著了！太拿不出手了！一切偉大文明，所有思想宗師都會被利用，孔夫子也不列外，不必奇怪。

問：現在的執政集團是不是僅僅為了利益，而沒有什麼理想？

答：我不苟同。江、胡時期權貴集團也許僅僅為了利益，現在時過境遷，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執政集團、尤其習近平本人已經不滿足於權力和利益。薄熙來就很有理想，張口精氣神，閉口毛澤東。現在統治中國這批人是紅二代。五、六十年代，中國餓死幾千萬，紅二代的父輩們仍然慷慨無度支援世界革命，那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所在。除了搞文化革命、階級鬥爭外，毛澤東最高理想是做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中心，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遠在大洋彼岸的古巴，遠在歐洲的阿爾巴尼亞，近在緊鄰的越南、柬埔寨，毛澤東都不遺余力支持。毛澤東自己說，中國可以做出重大的民族犧牲，中國可以成為戰爭前沿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廣闊後方基地。我相信現在習近平有類似的抱負。“一帶一路”是剛剛露出的全球戰略，好戲還在後頭。不認識到這點，就不理解今天中國的本質。中國人太善良，本來是巨大的優點，也太馴服了，這肯定不是優點。這些都跟儒家有關，本人完全知道儒家弊端，為大一統王朝利用的歷史。我同時強調，切不要把嬰兒和髒水一起潑出去了。紅色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大帝國，消解和瓦解這個大帝國，可稱偉大使命，涉及中國也攸關人類命運，就像當年的德國和俄國一樣。任重道遠，朋友們。謝謝各位群主，謝謝各位轉播員，你們真是辛苦！王康向你們拱手道謝。好，我們下次再見，但願還有下次。

賀澤紅：11點多鐘了，差不多了。我們以後再聊，關於基督教和儒家的關系，關於基督教和憲政的關系，儒家和憲政的關系。這涉及到東西方文明的大的結構關系，如果大家願意，可專門開講座。好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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