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有一篇稍微像樣的文字獻於朝天門梯坎下，不然重慶就太枉然了。當然,還只是冰山一角。比如若無一位“下江人”–蔣中正，若不是他從1934年就決意把四川建為抗日大後方，把重慶作為戰時中心，若無更早（1932）蔣百里在《國防論》中對中日全面戰爭的“持久”性質的預見，若無更早（1912）孫中山關於南京不是一座持久戰的國都的擔憂，以及更早（1898年）康有為上光緒帝等五書中首倡“遷都”，以避免面對“日本帝國的脅制而亡國滅種之虞”……，重慶肯定沒有今天。如果國民政府沒有選擇重慶為抗戰陪都（其實比“首都”還“首”），而是選擇西安、洛陽、成都、昆明等地，中國肯定會再次亡都（繼南京淪陷後）至於亡國。元蒙和滿清兩大蠻族都可征服中國，日本與中華同種同文，是亞洲第一個完成工業化和憲政（即使是君主立憲）的國家，且在1905 年日俄戰爭中血勝對手，在世界史上首次贏得了非西方民族打敗白種人的戰爭，開闢了20世紀全球非殖民化先河……。按蒙、滿入主中原的歷史邏輯和成王敗寇的東方史觀，日本征服中國，建立並持續中華帝統，秦漢唐宋元明清後出現“日”代，實在不是什麼稀罕事。重慶得天獨厚，蔣中正為領袖的國民政府天然具有國族使命感和東亞乃至世界歷史意識，中國才免除另一種歷史命運。本人此番不到300字的簡短文字，出於浩瀚的歷史因緣和一己沉思，自認可為抗戰歷史作一權威注腳。若是，則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將成為中國兩千年歷史最後一則亡於異族征服的歷史記載，蔣中正本人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也是最大的“亡國之君”。若是，中華民國固然永遠被取而代之（不知日本統治者會把一個什麼樣的國名“賜”予這片神州天府，日本歷代天皇和國號皆出於中華經典），中國所有人民、黨派、個人–首先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之輩–也絕對沒有後來的一切。

本人的結論極為簡單且不會更改：若無重慶，若無這座抗戰陪都，中國肯定亡國。反之，重慶若無緣無幸承此國族大運，就與萬縣、宜賓等川江城鎮差不多，不過是一座水碼頭，農副產品集散港埠，一座“不適合於人類居住”的山城（費正清語）。當然，後來的一切，“解放碑”、“人民大禮堂”、“紅衛兵墓”以及“唱紅打黑”統統不會出現。當然，文中所述人物包括本人在內，都是另外一種命運，或根本不存在。

事情還不到此為止。日本轟炸重慶始自1938年初春，至1943年夏末結束，長達五年半。其間歐戰猝發於1939年9月2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於 1941年12月7日。日本兩次曾制定戰略，擬攻略四川，拿下重慶，以“儘快解決’支那事變’”。事實上，武漢會戰以後中日近二十次大型會戰，日本軍事目標都指向重慶。而日本究竟“北上”與德國夾擊蘇聯還是“南下”與英美開戰，正取決於“重慶政府”能“苦撐待變”到幾時。君不見，汪精衛正是從重慶取道昆明飛往河內最後建立“南京政府”。同為“知日派”的日本留學生蔣中正怎麼就不會與汪聯手走上親日之路，免除生靈塗炭和紅色統治降臨中華的另一種悲劇呢？1939年5月3、4日人類戰史首次慘絕人寰的“無差別轟炸”後，中國當局就面臨這種選擇。我曾以諷刺之筆指出，素以愛好自由著稱於世的法蘭西，一戰的勝利者，擁有歐洲和全世界最強大的陸軍和“不可摧毀的馬奇諾防線”，竟在一個半月時間裡臣服於納粹德國。2006年10月登上埃菲爾鐵塔鳥瞰巴黎時，我最強烈的感受，是揣度希特勒站在此處的表情。

只能用“不自由，勿寧死”來形容重慶。容我再說一句，如果不是重慶，不是“不怕你龜兒子炸”的戰爭移民之都重慶，不僅中國將淪亡，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的天下。君記否，二戰最大英雄羅斯福（斯大林語）曾指出，如果中國投降了，如果中國被炸垮了，日本軍團將橫掃太平洋，拿下澳洲，征服印度，殺向近東，在埃及與德國軍隊會師。

斯大林也有類似表示：如果不是中國拖住日本，當德國入侵蘇聯時，日本就可能在東方動手，蘇聯就不可能從遠東調回20個騎兵師和坦克部隊。誰拖住了日本？難道是毛澤東那幾萬殘兵敗將？難道“一分抗戰”的中共願意並可能抵禦牽制驕橫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皇軍”嗎？君請思，日本空軍怎麼就沒有像樣地轟炸過延安呢？毛澤東在他的窯洞裡吟詩寫字，跳舞打牌與江清姘居，並且發福到死，八年間沒有離開他的溫柔小窩一步，這樣的好日子是誰賜予的呢？毛後來屢次公開感謝日本，明顯帶有個人感情，–在這一點上，毛對有“知遇之恩”的日本，可稱一往情深。

重慶戰前20余萬人，戰後達140萬之眾。政府、工廠、學校、外交機構、新聞單位，近3000萬淪陷區人民（包括本人爺爺奶奶和父親）轉徙到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這次破天荒“衣冠西渡”，乃是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民族遷移，是中國名符其實的“出埃及記”，喻重慶為中國的“耶路撒冷”，並不為過。

對於重慶，可與抗戰陪都比較的只有一件事，合川釣魚城。

西元1259年，蒙古大汗歿於合川釣魚城，致使蒙古最高權力形成真空，大面積入侵歐亞、兵臨莫斯科的各路蒙古軍隊紛紛回顧爭奪汗位，歐洲的歷史才得以歸現在大家知道的樣子發展。

世界歷史如此這般演變的實情是，令歐洲驚恐萬狀的“上帝之鞭”折戟重慶，使蒙古帝國征服世界的戰略發生了偏轉。忽必烈繼承汗位後將首都從哈拉和林遷到北京，從陸路侵略印度和緬甸，經水路進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個兄弟旭烈兀則渡過奧克蘇斯河，橫掃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攻佔巴格達、克阿勒頗、德黑蘭和大馬士革，蹂躪了整個穆斯林世界。同時，忽必烈的弟弟阿裡不哥和堂弟、俄羅斯金帳汗國大汗別爾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後挑戰蒙古帝國汗位，引發了長達40年的蒙古各部落內戰。

從成吉思汗到窩闊台到蒙哥，蒙古鐵騎沿伏爾加河、多瑙河、萊茵河、波羅的海和亞得里亞海征服俄羅斯、波蘭、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蘭西乃至整個歐洲的戰略路線圖從此改觀。其結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臥爾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國連同俄羅斯在內的全部歐亞結合部陷於數百年的歷史停滯，惟有西方贏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之機。歐洲由此突破中世紀的厚重帷幕，開始了以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為先導的現代文明進程，並且把這一進程推進到今天，推廣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

重慶不過因應形勢，耗費20年光陰修築了一座釣魚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駐地。重慶人用自己的鐵肩、鋼腿和金腰壘築的城池，竟堅持了40年的“重慶保衛戰”，渾然不覺地改變了世界歷史。

沒有一個歐洲人會感謝重慶，也沒有一個穆斯林會忌恨重慶。天意從來高難問，重慶的全部自豪和悲情，都不輕易示人，–事關天意。

無論馬可·波羅、利瑪竇對中國的“發現”還是托勒密的地理學說、麥哲倫、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甚至幫助中國建立海關的赫德、率先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海約翰以及推動孫中山“聯俄聯共”和協助創立中共的鮑羅庭、馬林、巴甫洛夫將軍等俄國共產國際代表，都從未將其視野真正投放到中國的腹地，中國依然陌生，古老，難以理喻。直到日本的全面入侵逼迫中國歷史地圖大幅變動之後，直到重慶作了中國戰時首都近九年之久，作為盟邦的西方和俄蘇人士才接踵而至，一個完整的中國才卓然出現於世界的東方，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才第一次與現代世界發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聯繫。

上段文字不知寫於哪 年，好像是為笑蜀主編《中國改革》寫的《最後的陪都》，自文自引，無涉智慧財產權。顯然，釣魚城事件純屬偶然，重慶不小心作了歷史的工具，要到七百多年後才因為旅遊之故被今人想起。抗戰陪都可是中國人高度歷史自覺的產物，僅僅冰山一角，它的歷史身份也已令人肅然起敬。1949年後，無論出於黨派恩怨，無論出於利益需要，抑或無論出於當下政治纏鬥，甚至無論以何種意識形態語彙和城市擴建理由將抗戰陪都所有歷史遺跡犁庭掃穴式地剷除殆淨，這座天縱地屹雲橫霧縱的偉大城池，仍然會流芳百世。

還不止於此。如同個人一樣，城市也有其天定命運。君請看，美蘇冷戰終結已20年，國共內戰卻陰雲不散。大陸無數粗製濫造的內戰宣傳還無日無之。在重慶，“解放碑”取代“紀功碑”（全中國唯一的抗戰勝利紀功碑），周公館、紅岩村、烈士墓等紅色經典旅遊景點僭據了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東方名城，不請自來的下作無聊文人、與重慶素昧平生的編劇、導演強加給重慶的無聊文字、方案、電視劇，都是依附於僵而不死的內戰幽靈上的贅疣。

但是，只要海峽兩岸不爆發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新內戰，只要國共兩黨還多少葆有致使抗戰勝利的民族大義，兩岸領導人遲早會再次見面。從最善意最樂觀的角度說，重慶既是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心城市，周恩來在這裡前後近八年，又是舉世關注的“重慶談判”所在地，毛澤東在斯大林的壓力下來此43天（不是47天），有一紙“政府與中國代表會談紀要”（不叫“雙十協定”），為何不能設想，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國共兩黨兩位現任主席馬英九、胡錦濤不會到此城舉行又一次 “重慶談判”呢？從法理（天知道什麼法理，姑且言之）上說，國共內戰還沒有一紙停戰協議，兩岸仍未解除戰爭狀態，1945年“重慶談判”的使命還沒有完成。歷史是否要到66年後的2011年，才允許中國人在這座偉大的山城舊事重溫，然後以列祖列宗和十數億同胞的名義、福祉、前途簽署一紙和平協定呢？

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天不變，道亦不變。問題是“天”已變，冷戰終結，全球化時代君臨，中國人不回歸本位，不自作主宰，不放棄一切外來教條和制度模式，難道還有任何別的正道可行嗎？

兩天前臺灣立委選舉，國民黨再次敗北。有論者認為，明年“五都”選舉，若民進黨繼續獲勝，馬英九乾脆不必參加2012年大選。國共兩黨如果不願看到臺灣獨立運動捲土重來，唯一的正事，就是及早舉行國共和談，莊嚴結束內戰，簽署永久和平協定。最佳地點當然是重慶。

當年基辛格與黎德壽因結束越戰、貝京與薩達特因埃以和平協議、拉賓與阿拉法特因中東和平進程、曼德拉與德克洛克因實行南非種族和解分別雙獲諾貝爾和平獎。如果胡、馬在重慶達成終結國共內戰的和平協定，我敢負責地預言，2011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將沒有其他競爭者。

“魏然系中華民族之樞機，國際輿論目重慶為戰鬥中國之象徵，其輝光實與歷史同永久。……後世史家，循流溯源，將知重慶之於國家，實不止八年之獻效已也！”“抗戰勝利紀功碑”這段銘文，雖早已被剷除，但並未湮滅。至少在本人心中，與南來山色、東去江聲一樣，長存天壤之間。

不知這篇刊於“新民週刊”的文字作者是誰。他還屈尊到陋室，並封我為“巫師”。抱歉，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來者尊容。應對他表示謝意，文字生動，功夫不淺，是迄今為止關於重慶的最好文字。但是，重慶是中國存亡繼絕之地，曾攸關二戰東方戰局，決非“雜糅”、“焦躁”一類輕薄用詞所可名之。有之，不過來去匆匆的過客。杜翁1300年前的詩句應是他們與重慶關係最恰切的描述：爾曹身與各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順便一句，花甲後，突然悟到，所做一切，其實是一名 “祭師”本份，中華歷史和文明的祭師。

羅列一份“很不周全、也不可能周全”（李慎之先生語）的名單，今人可一窺抗戰陪都之歷史氣象之。

除開早逝的魯迅、皈依佛門的弘一法師和滯留南洋的郁達夫外，中國文化藝術界幾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感領過巴山渝水的雄渾浩淼，在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大後方，在民族血脈的創痛和勃動中，壘築起中國戰時文藝復興式的高崗。在文學、藝術、詩歌、戲劇、電影、美術、音樂和哲學、史學、法學、教育、出版、新聞、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宗教學、民族學以及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地質、醫學、農林、考古、工程、建築等人文、自然、社會諸領域，學派林立，大師輩出。郭沫若、老舍、林語堂、茅盾、曹禺、梁實秋、謝冰心、田漢、胡風、巴金、夏衍、柳亞子、孫伏園、陽翰生、張恨水、駱賓基、肖軍、肖紅、安娥、孫師毅、曹靖華、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無忌、陳紀瀅、趙清閣、陶百川、潘公展、肖同茲、邵力子、胡小石、盧翼野、陳望道、樓光來、張士一、臧克家、艾青、鄒荻帆、史東山、鄭君裡、于伶、陳鯉庭、陳白塵、洪深、金山、趙丹、項堃、舒繡文、白楊、張瑞芳、秦怡、魏鶴齡、宋之的、司徒慧敏、吳祖光、黃宗江、鳳子、徐悲鴻、張大千、張書旂、王臨乙、傅抱石、潘天壽、關山月、李可染、陳之佛、呂鳳子、豐子愷、林鳳眠、吳作人、劉開渠、黃君璧、雷震、吳景洲、宗其香、特偉、丁聰、尹瘦石、莊子蔓、賀淥汀、鄭志聲、蔡紹序、馬思聰、熊十力、梁漱溟、方東美、宗伯華、湯用彤、張君勱、陳寅恪、唐君毅、馮友蘭、賀麟、杜國庠、侯外廬、朱光潛、孫本文、言心哲、許德衍、柳詒徵、胡適之、顧頡剛、朱希祖、翦伯贊、呂振羽、黎東方、鄧初民、徐中舒、周穀城、蒙文通、商承祚、張伯苓、羅家倫、晏陽初、陶行之、黃炎培、梅貽琦、謝循初、吳鑄人、馬寅初、潘序倫、章乃器、張知本、馬洗繁、沈鈞儒、史良、張友漁、馬星野、顧執中、吳南軒、潘菽、程滄波、王芸生、陳銘德、歐陽竟無、太虛法師、鄧子琴、何魯、孫遠光、郭堅白、柯召、鄭行芬、吳有訓、吳健雄、嚴濟慈、吳大猷、張文裕、任之恭、周鈞時、吳子方、任鴻雋、侯德榜、張洪元、付鷹、林一民、馮簡、陣章、胡庶華、羅冠英、顧毓秀、茅以升、胡煥庸、張其昀、沙學浚、竺可楨、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盧于道、梁思成、劉敦楨、譚垣、楊廷寶、梁希、金喜寶、李演泰、蔡翹、謝錫臻……

李小川發來《走進》一文，正寫12集電視片《孔子》和《最後一次世界大戰》十篇序文，匆匆流覽，確實可讀，卻又流於浮表，忍不住寫點感想。這就打住。回到我的正文上去。建議與重慶有緣和真正關懷這片雄關錯列古渡環峙的神奇山水的朋友們一閱，期有奇文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