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 軻

一切人類價值的基礎是道德。我們的摩西之所以偉大，唯一的原因就在於，他在原始時代就看到了這一點。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西方推崇天才，東方敬重聖賢。

因為西方要永遠感戴耶酥的犧牲，贊美天父的慈愛，祈禱神恩的降臨，詠嘆天國的美妙。生命的不朽與靈魂的永恆，塵世的最後審判和真理的全幅實現，西方都謙卑而虔誠地委托給了上帝。

因為無限時空和永恆真理的探索一旦中斷，自由意志與絕對理念的王國一旦失序，精神創新和歷史征服的極限一旦到來，西方文明將頹然終結。

因為從《自由大憲章》（英國，1215年）、《獨立宣言》（美國，1776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法國，1789年）、《人權和自由宣言》 （俄國，1991年）之後，從奧斯威辛到紐倫堡之後，從古拉格群島到天鵝絨革命之後，西方和半西方俄羅斯－東歐的使徒、先知和聖者已經漸次退出塵世。

因為東方的救贖、靈性、德慧、勇氣甚至苦難、不幸、絕望、罪孽總是以集大成的形態彌綸八荒，亙帶九地。

因為東方的人間悲劇至今遠未收場，忤逆天理人情的奸惡邪僻儼然建制成列，草芥般微賤廣布的黎民百姓依舊只能隨風偃仰，救贖的十字架還需由人子負荷。

因為強悍狂妄與貧弱卑陬一樣，同是中國的悲哀；早該升華為東方旭日的中國，卻終朝夢魘不散。

因為中國的安危禍福已經攸關世界前途，而此五分之一人類的最大生命共同體究竟何去何從，塵埃瀟瀟，至今尚未落定。

因為苦命無助的中國至今虛缺著自己的先賢祠，至今無法為自己最新一名忠誠而傲岸、堅貞而英勇的精神僕人莊嚴送行；在這“白晝與黑夜”殊死較量的最後關頭，在這歷史即將破曉之際孤獨而壯麗的死亡面前，中國渾然不覺失卻了什麼。

因為中國正臨近它那漫衍宿命的最後一道柵欄。李慎之先生們雖然依舊生前落寞，死後寂寥，但已超越絕對孤獨。他們承擔和表達的，早已不再是個人的恩怨 榮辱，而是一個偉大民族三千年的矚托、一百五十年的夙願，這種矚托和夙願常常是一個行將崩潰的世界中的方舟。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一切，已經上升為全 球進步的東方祭禮，永遠地充實、豐富和榮耀了人類自由本性的古老隱喻和偉大像征，彙入了這顆在浩瀚寰宇中孤獨運行的藍色星球上閃爍了億萬年的性靈之光。

因為歷史和世界已經把目光轉向了以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良知和中國智慧身上，一切加於他們的精神酷刑，一切超乎言說的痛苦和絕望，包括死亡，都不再是枉然，都賦予未來一代以啟迪、以力量、以希望。

一

先生是革命的寵兒，欽定的異端，寂寞的覺悟者；是專制主義死敵，自由主義領軍，再啟蒙運動先驅；是來世的公民課教員，全球化引渡者，中國道路警示 人，中國文藝復興追夢人；是最後一名士大夫，文明衝突吉凶未蔔時代遽然撒手的遁世者，從我們中間飛逝而去的又一名先知；——是以自由壓倒奴役，以悲情連接 世紀，以憂思點燃自己燭照寰宇的聖者。

先生之於中國，是繼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誇父逐日、精衛填海等遠古神話時代“蒼茫敘事”後，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及伯夷、叔齊、伊尹 等古代聖賢開啟，由孔子、孟子集大成，由歷代仁人志士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的中華聖賢救贖之道的現代繼承；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來，歐風美雨俄雪席卷全 球、中國一路東倒西歪下來，重新收拾、重新上路的歷史托命。

先生之於世界，是以悲天憫人的浩茫心事對世運人心“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第三個文明千年啟幕的中國第一人。

二

先生對於中國的首要意義和特殊貢獻在於，在中國世紀之交的歷史關頭，以布衣之位、匹夫之力、耄耋之年、廢殘之軀，蹈厲鋒發，孤懷獨往，高擎新世紀新理想主義火炬，使徒般地踐履著一項神聖的志業：為中國道路作證，為中國命運祈禱，為中國使命奮鬥。

先生患大教訓、生大疑惑、得大覺解，不忍須臾睽違的，是1840、1898、1911、1919、1937、1949、1957、1966、 1976、1989、1999直到先生溘然辭世的2003年間中國的興亡盛衰，中國的善惡是非，中國的吉凶禍福，中國的新命復興。

1949年以後，這項志業在中國大陸成為最凶險、最敏感、最森嚴、最需防範、鉗控、懲治、鎮壓的最高禁忌和頭號死罪，成為包括先生在內無量正直高潔之士肝腦塗地、骨骸相籍的骷髏之野，成為最高當局生殺予奪、秘不示人的統治重器。

於是，中國和世界歷史未曾出現過的荒唐籠罩了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關涉億萬中國人生死禍福的“機密”，中國人常常多年後才從西方著述中與聞。中國 人對自己命運知曉關注的天賦人權，則長期被褫奪，以至中國人對國家和個人命運日益冷漠、麻木、隔膜甚至厭倦、恐懼。虛無主義對一個擁有悠久修史傳統和歷史 意識的民族的勝利，是人類精神歷程中一件難以理喻的異像。而從牛津到哈佛，從白宮、艾麗舍宮到克裡姆林宮，西方的“漢學家”、“中國通”幾乎成了中國國情 披露人、國策發布人和國運預告人。若非1989年那場血腥事變，那兩名德國人、一名俄羅斯人和一名格魯吉亞人（歷史曾以他們的名義，在中國進行了“一百多 年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試驗”，這四名西方和半西方人，未必比西方主流文明代表人物更了解中國，更尊重中國）的巨幅畫像，可能至今還堂而皇之地供奉 於天安門廣場；他們在一百多年前的著述，至今還是中國國家制度的基石，十數億中國人必須尊奉的“聖經”。

從萊布尼茨、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托爾斯泰到杜威、羅素、泰戈爾、愛因斯坦、蕭伯納，從伊麗莎白一世、拿破侖一世、威廉二世、亞歷山大三世到 威爾遜、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從馬可•波羅、利瑪竇、湯若望、金尼閣到馬爾羅、費正清、李約瑟、薩特，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赫魯曉夫、勃 烈日涅夫、戈爾巴喬夫、普京，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尼克松、小布什到蓬皮杜、科爾、撒切爾夫人、布萊爾、小泉純一郎，從鐵托、陶裡亞蒂、卡達 爾、哈維爾到卡斯特羅、齊奧塞斯庫、金日成、波爾布特，從斯諾、斯特朗、愛潑斯坦、史沫特萊到法拉契、索爾茲伯裡、華萊士、托夫勒……所有關注、造訪、影 響過中國的西方的哲人、征服者、傳教士、新聞記者、政治家以及全世界的共產主義信徒和資本主義辯護士，無論友善還是惡毒、高尚還是卑鄙，都是中國的因緣， 中國無以回避的挑戰。

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大教訓，莫過於盡失自強不息、自作主宰的民族立場和歷史姿態，對世界的文明主流和歷史的選擇缺乏起碼的常識和判斷，偏偏實行代價最 大、挫折最深、最短視、最經不起時代考驗的“一邊倒”，不僅斷送了戊戍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部正面歷史遺產，而 且將秦始皇和斯大林東、西方兩大專制極權獨裁制度全面結合，投中國於史無前例的歷史浩劫。

當先生與整個民族歷經磨難面對廢墟般的中國社會時，已年近花甲。而先生最後十年再次面對的，是在斯大林－毛澤東式恐怖血腥烏托邦終於收場後，在蘇 俄、東歐諸國艱難而堅定地重歸人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文明主流同時，中國卻大幅墜入權錢聯盟、犬儒主義和鄉願哲學的歷史泥淖；面對的，是畸型膨脹的物質巨身 與粗鄙、虛驕、狂妄、浮囂的民族主義和虛無主義聯手拒斥、貶抑、敵視和魔化世界主流文明的大荒誕、大悖謬、大詭吊、大危局；先生立宏誓發大願欲以擔當的， 正是以集大成的聖賢心地“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關乎中國與世界命運的天地志業。

三

先生八十人生，早年生逢外患日亟，國運日蹙，“不能不參加革命”，中歲遭遇蒼黃翻覆、腥風血雨，“不能不當右派”，晚境煢煢孑立，冷眼熱腸，“不能不做自由主義者”。

先生有足夠的資格，重出江湖作帝王師；先生有足夠的本錢安享清平，頤養天年；先生有足夠的權利寄寓山水，忘情江海；先生有足夠的理由近鬼神，遠中國。

先生卻義無反顧地擇定了一條蒼茫人生路，其中無量數的顛沛、艱危、創傷、磨難、苦情、隱痛、寂寥，無盡藏的堅忍、困守、撐持、超絕、曠達、微吟、颙望；幾多長夜獨坐、幾多仰天長嘆、幾多壯懷激烈、幾多熱淚奪眶、幾多悲從中來……

有形之壓力，以慎公大無畏氣慨，足以抵抗而有余。無形之風雨，誤解、猜忌、疏離、流言，則遠比前者傷人。2001年春我再一次見他時，身軀還是那樣 堅挺，聲音還是那樣洪亮，步履卻已艱難，中風稍愈。他擔憂我在上海是否能立足，而他自己承受的種種暗傷則還是閉口不言。兩人對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氣逼 近，漸至黑透，誰也不想去開燈，直至看不清對方的臉色。黑暗裡，突然聽見老人在垂淚，先是沉默，終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時還會入這個 黨，到老年還是要像他們所謂的那樣‘反黨’，‘反’他們的‘黨’！” 與慎公交往十年，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他垂淚，當時手足無措，竟說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話，只是呆坐在那裡，眼睜睜聽著他動容、揮淚，乃至大 慟……。

——朱學勤：《危城別慎公》

先生對命運垂顧的領受始於最後十年，始於四顧寂寥、一無憑籍的歷史荒原，始於抉心自食，剔骨還父，剜肉還母的光明覺悟，始於為中國，為中國知識人再立人極、再立中國聖賢人格的蒼茫暮年。

1989年“六•四”之後，先生在一片肅殺凜冽中作河東獅吼：決不在刺刀下做官！

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我若見性時，輪刀上陣也得見之”，一旦肝膽照人，便使風雲際會，便如雷霆乍起，天地變 化草木蕃生；這是豪傑氣概，“不忘在溝壑，不忘喪其元”，“蒲輪安車在其左，刀鋸鼎鑊在其右”，“自返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以滌蕩萬夫之心胸，推倒一 世之虛妄；這是高蹈風骨，壁立千仞，棄天下若敝履，既已學絕道喪，大地陸沉，則自懸孤心於霄壤，獨懷守先待後之悲願，“道之不存，乘桴浮於海”；這是聖賢 襟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視 一切高位強勢富貴功名若浮雲過太虛，棲遑為蒼生，微茫起正聲。

惟斯語，先生已頓成人傑，為世立德，可臻不朽。

君不見，當天地色變，狂飆驟至，晦盲否塞，六合黯澹，迫於恐懼，出於困窘，囿於偏私，出於無奈，聰明、世故、練達、識時務的中國剎時重歸於無聲。先生一語既出，即若金聲玉振，振聾發聵，聞者莫不動容，莫不醍醐灌頂，如遭電擊，如受棒喝。

君不聞，“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君不聞，“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居裡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憂，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愛因斯坦：悼念瑪麗•居裡）

惟斯語，中國一切心性、才情、靈感，抱負方有所持載，有所寄托，有所欣賞，有所成全，“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馭八荒之英雄者 眾，而聖徒不世出。無聖徒而自由難成秩序，主義或為談資；英雄演為屠夫，內痞滋生外霸。有聖徒者，其為慎公乎。”（秦暉：實踐自由，再祭李慎之）。旨在斯 言，大哉先生。

四

先生氣像宏大，既葆有中國古風，又兼俱西方精神。“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其為人也，平日總是愉愉如、坦蕩蕩、藹藹然，天趣真純，一片肫摯；其為 人也，儀表堂堂，豪放爽朗，聲若洪鐘，運思如潮；其為人也，“神氣揚揚，貌與常異”，“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座生風”；其為人也，“學而不 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

他簡直就是“可愛”極了。這個我是到了後來自己成熟了一些，才體會到的。美國所的年輕人跟李慎之所長的關系真的是好朋友的關系，互相之間絕沒有拘 謹，絕沒有約束；他那麼一個經歷廣泛、學識淵博、思想敏捷的人，所裡的年輕人都喜歡跟他聊天，都喜歡“刺激”他，好讓他“信口開河”，好聽他“諄諄教 誨”，好看他“指點江山”。
——亞非：《永別了，所長！》

他原是性情中人，年高八十，童心猶在，每年元旦前後，他都要把收到的賀年片用線串連在一起，縱橫交叉地掛在客廳中，姹紫嫣紅，搖搖拂拂，像是閃動的 五彩旗，又像是起合不定的簾幕，看著他拄著拐杖，在簾下蹣跚地走動，興奮地談論他要做一個公民教員的理想，我忽地覺得這是一個多麼可敬可愛的老人，簡單、 澄明而又堅強！
——劉志琴：《不是謝幕，是序幕》

我們經常談得意猶未盡，他中過風，腿腳不好，我只有自己做主弄點茶水，我臨走時，他坐在沙發裡望著我出門，我出門時就把門輕輕帶上；最有意思的是他 的笑，那完全是孩子一樣的笑，仰仰頭，露齒哈哈，單純，沒有任何世情。經常談著談著他就開心起來，我都不知道一件簡單的事何以讓他笑了起來，以至於我在他 面前疑心自己更老。
——余世存：《我們的慎之已經返鄉》

中間，先生自己停下了談話。轉身在小茶幾上摸起藥瓶，倒出了藥片，就著水吞了下去，不像是服什麼常用的保健藥。我們有些擔心，生怕是老人身體不好， 被我們打攪了，硬撐著談話。他似乎看出了什麼，立刻解釋說自己經常頭痛，痛了就一定要吃藥，沒關系。話語間反倒是帶著幾分歉意。
北方的冬日，天早早地暗了下來，客廳裡沒有開燈，先生的位置又是背著光的，臉上的神情只依稀可見，細節卻不易捕捉了。我忽然有點兒“心不在焉”，莫 名地想起了自己的父親，亥年生人，和眼前的慎之先生應該是同庚了？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因為自己頭疼腦熱折騰著小輩來照顧而不安的老人，有 了許許多多“得意”的想法總要說給後生小輩聽聽才滿足的老人。
——羅建：《招魂》

這是一位難得還保留著童心的老人，從不掩飾要頑強表達的心情，張口總是“聽我講吶！”就像幾個孩子湊在一起時，總有沒完沒了的故事，恨不能搶先一口 氣倒給別人那樣。他生活非常簡單、集中，成天都在看材料、想問題、寫文章。思想豐富，遏止不住。每次見面，他從不問我生活之類的事，沒有寒暄一說，也不倒 茶。請注意，我這裡特別用了孩子的比喻，因為，孩子之間，永遠是簡單的、平等的、什麼都不講究。他甚至時不時會萌發某種天真，幻想某某人接受某種意見，簡 直就跟一個不成熟的孩子常犯的毛病一樣。他非常非常講良心，對那些有恩於他的人，他一輩子記在心裡，即使明知其人有所不善，也是嘴下留情。他也認錯，如對 自己的違心檢討等，認得很干脆，不拐彎，不解釋，完全出自內心，絕不做作。不！他對做作是深惡痛絕的。他看到某些文人缺少功力卻愛好裝腔作勢，簡直就像吃 了蒼蠅似的難受。也許，正是他的痛苦經歷和做人原則，使他待人特別地寬容、直率、真誠，而且特別能發現別人的優秀之處。
——華貽芳：《痛悼慎之》

往訪先生者，常生驚訝，這位名馳中華思想界的非凡人物，家中之簡陋，近於寒磣，幾乎同於引車賣漿者流。而先生胸前一近一遠兩副眼鏡，一身有若干煙灰 小洞的老式哢嘰布中山裝，左胸口袋裡兩支老式鋼筆，恰是“孔顏樂處”，“人也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君子儀型，正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中國聖賢式知識人充實而光輝的淑世典範。
那一天，李郁帶我走進他簡樸的書房，他的神情比我想像的更親切更有吸引力。我一眼就發現，他的舊式哢嘰布山裝上有許多被煙灰燒破的小洞。
——段躍：《永遠的尊嚴——痛悼李慎之先生》

到他家給我一個意外的是：他的家簡單得比我們一般知識分子的家庭還要簡單。時值北京盛夏，他家連空調都沒有。客廳也很小，簡陋的沙發和座椅，開著電扇，屋裡也悶熱得有點讓人喘不上氣來。
——郭鐵成：《我所認識的李慎之先生》

先生無論擔任什麼高級職務，從不在社會上擺特殊人物的架子。每次來滬開會，抽暇探望祖棫先生等老友，總是自費乘坐計程車來回，總是便衣一件，舊鞋一 雙。平日在京，亦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顧。而先生老夫婦倆都是病人（夫人久患糖尿病，行走已不便），手頭相當拮據。京中友人曾披露，先生用早餐，經常啃啃麻花 而已。
——高建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念李慎之先生》

九零年秋。“六•四”的陰影漸漸淡去，我又來到北京，少不了去看望一下慎之。但見客廳新添了一副對聯：
已知諸相皆非相
欲待無情還有情
上聯典出《金剛經》“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既然如此，本應六根清淨，無情無欲，但下聯偏偏說“還有情”。這正好反映慎之當時的矛盾心態。無論如何，眾生哀樂、天下安危的情結是永遠無法消除的。
慎之才高自負，這是朋友們都公認的。他家中還有另一幅字，恐怕很少人見到過，懸於書齋之內，入門處之上端的橫匾：“無聲無臭獨識時”。我看後說了一 聲：“好大的口氣!”接著半開玩笑地文縐縐吟道：“夫識時者，能上窺天乎道之運行，下察人間之風雲際會，試問世上能有幾人？”逗得他哈哈大樂。
——林孟熹：《自許高材老更剛——憶慎之》

往訪先生者，常發感慨，只要道問學論中國，先生可與各類素昧平生者慷慨激昂，直到暮色四圍；忘情時間的老人會突然起身，蹣跚趔趄，以“不良於行”之 步，內外奔走，上下搜尋，總要拿出若干復印文字，或為己作或為他文，分贈來者。其間多少麻煩、拜托、奔波、檢拾、分發，以先生微薄近於貧困的工薪，以二度 中風的危險、行將就木的殘軀，其苦心孤詣，惟蒼天可鑒。
每次聚會，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發復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著“新華作風”，看到他認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問題，或有獨到見解，都 一一復印出來，以饗同好。慎之學問功底深厚，博聞強記，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來，渾然天成。在聚會時，常見他議論風生，滔滔不絕。使我感到他內心也 許有一種“時間不多了”的緊迫感，他有那麼多問題，那麼多想法，都恨不得傾囊倒篋而出，形成文字。“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看他的晚 年，依然是“滿腔熱血，一片赤誠”，如果不見他行走略有不便，誰也不會想到他得過輕度中風，但上樓下樓都是拄著手杖，緩緩移步，不願別人扶持。
——何家棟：《未了的心願——懷念慎之》

李先生稱贊某一篇文章寫得好，或是稱贊某人在為實現憲政制度做著認真的工作，從來不是泛泛地說幾句而已，而且每次都托人將這些文章復印多份，見面的 時候給我們人手一份，並且仔細告訴我們他認為的要點所在，哪些地方還有深入的必要等等。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以前只能從傳記文字中，遙想胡適那種自由主 義思想大家的胸襟及其廣育賢才、獎掖後進，但是後來在與李先生的交往中，我們都最真切地感受到了這種風範。
——王毅：《高舉重新啟蒙的火種到最後一息》

李先生年老多病，兩次中風，但談到國家命運時仍激動不已。他談到袁偉時先生論述孫中山的文章，要拿給我們看，站起來到隔壁房間去取。他邁一步，左臂 向上劃一下，以保持身體平衡，行走已困難。他突然站住，轉身對我們說：“我已什麼都不在乎了。”我覺得先生為了國家早日進入民主體制，早已做好粉身碎骨的 准備。
——藍英年：《幾件小事》

凡他覺得有些新意的文字，不論是誰寫的，他都保存起來。我常聽他說某地的某個小青年寫了一篇好文章。他的書房裡擺著許多紙口袋，裡面按人名裝著他們 的文章和剪報。在許多人中，有的是相熟或相識的，有的則根本素未謀面。他的朋友，真可說是“五湖四海”。他行年八十，精神永遠年輕、永遠開朗、永遠是“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陳樂民：《山高水遠望斯人——送別李慎之》

我從與先生不多的交往以及他的文章中得到這樣一種粗淺的印像：慎之先生的做人理念既包含中國士大夫的“仁和恕”，又包含英國紳士風度，或曰伏爾泰精神。其信條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願意以生命來維護你表達這個觀點的權利。
——奚瑞森：《良知和道義的勇氣》

與先生交道者，都常收到或長或短的信函。那散落在域中海外的千百頁信紙，那上面用鋼筆、圓珠筆、鉛筆書寫，加貼了各色紙條的文字，以鴻雁傳書的古老 方式傳遞著中國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思想和信息。先生至死無一專著問世，他是以生命為書號，以靈魂為印機，以思想為筆墨，蘸腦汁吸心血，以最人性最簡直最光明 正大的風格，在中國大地出版了自己的等身著述，在中國的腦海心田立下不朽文字。真理本在人心，思想為天下公器，先生無私無偏，躬行推己及人之道，以至“春 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先生放懷歡迎全球信息時代而不改早已過時的傳統交流方式，先生之迂，先生之幽默，先生之無奈，惟蒼天可鑒。
1月23日他給我寫了一封10頁的長信，這是我一生所收到的最長的一封信，很使我感到意外。
——許良英：《痛掉摯友、同志李慎之》

這部書稿他已審閱了兩遍，上面滿是各種記號和批語，中間很多地方貼上了寫滿了字的黃色不干膠紙。李先生對書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見，他看得十分仔細，打字打錯的地方、個別用詞不准確的地方甚至標點符號使用不妥之處，都做了標記。
——白奚：《李慎之先生與我說學術大方向》

與先生交道者，常有“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的感受。博聞強記、聰明深察超過先生者，中國另有人在；由詞彙而術語而概念而推理而學 術而系統者，中國更大有人在。而先生氣像之大，道性之高，思想之深，參天地，關盛衰，含英咀華，淵博綜攝，雲行雨施，大明始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面對為中國而存、為中國而亡的大腦，面對憂思無涯、悲憫無邊、希望無限的心靈，面對不知大限 將至而以全幅精神牽系中國與世界、喜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八旬生命，人們由衷所生“高山仰止”的贊嘆，惟蒼天可鑒。
聽李先生的教誨是一種享受。 他講話時中氣很足，“噴口”很大，有板有眼，顯得很自信。我總覺得他的心無遮無掩，是透明發亮的。有一回他對我笑說：“我現在80歲了，仍每年在進步。”
——張懷遠：《哭李慎之先生》

跟先生聊天有一種說不出的愉悅，他從不居高臨下，而是像老朋友似地跟你推心置腹、天南地北、上下古今地縱論開來。他的思想總是跟著問題走，不斷地以 設問的形式提出歷史上一個個疑點，然後告訴你他的解答。盡管他的觀點，你並不能完全接受；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你無論如何拒絕不了，甚至他獨特的犀利語言， 都會讓你蕩氣回腸，久品不厭。
——冷眉：《面對慎之先生的愧疚》

李慎之雖然沒有大部頭的著述，但接觸他的人無不被他通古博今、中西兼通的學識所觸動。一位自持才高、我行我素、頗有爭議的社科院中年學者一再要和李慎之“過招”，難以擺脫後，李慎之與他深談了一次，結果，此公逢人便講，“李慎之的學問遠在錢鐘書之上”。
——任東來：《“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愛國者”》

中國不是基督教國家，但是中國文化如果仍然富於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與終極關懷資源。筆者試圖以“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來描述這種 資源。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式的聖徒精神：窮則兼濟天下，為無權者之權利，知其不可而為之；達則獨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這 種精神的代表。“反右”以後，90年代以來，慎之先生無疑是“窮”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獨”，為“濟天下”而勤於思考，奮力呼吁，豈是那些“知其不可而為 不為的、獨善其身的聰明人”（朱自清語）所能比？而50年代初，尤其是80年代大部分時候他官居高位，可謂“達”者，這時的慎之先生固有“濟天下”之心， 但更有律己容人的襟懷，倡導寬容與自由，反對借“兼濟”之名對“天下”濫用強制。
——秦暉：《實踐自由——再祭李慎之》

李慎之先生走了，帶著他對“苦命中國”深深的眷戀，帶著他對“一個自由的中國融入一個全球化世界”的無限憧憬，帶著他的“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帶著 他早年沒有實現的“大學校長的理想”，帶著他晚年“下輩子作公民課教員”的感嘆。這位不僅因為他的思想，更因為他表達思想的方式和勇氣的當代文化英雄，像 一顆劃破夜空的流星，在其生命的晚年，放射出奇光異彩，贏得海內外無數人的尊重。以一個人短短十幾年的晚年時間，而在中國思想和學術界產生如此重大的影 響，實在是極為罕見的奇跡，可以成為現代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話題。
——任東來：《“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愛國者”——追記李慎之先生》

正是基於這種深刻的史識和一生對“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的刻骨銘心的體驗，慎之前輩才於耄耋之年義無反顧地舉起自由主義這面大旗。用他自己的話說是 勇敢地“創舊”，追求原本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而李慎之的原創性的意義，恰恰就在於他不是趕時髦去“創新”，而是“創舊”，追求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主義和中 國本土經驗的完美結合。當我問及處於他那個層面的同輩人有多少人是同道時，慎之前輩以拇指對胸，半是自豪、半是嘆息地作答：“余一人也”。
——馮崇義：《衝決專制主義傳統的中共黨內自由派領袖》

我坐在他斜對面看著他，感受著那些奔湧的思想和熱力，不斷地想：這是一個偉大的老人，他活著，思想著，體驗著，他的思想是他的生命結晶出來的，而從 他這個歷經坎坷的生命中結晶出來的思想，對我們這個時代是何其寶貴！你讀著他，讀他生命－思想的歷程，你就會解讀我們的時代；這些思想同那些從書本、文 件、統計數字、宣傳材料、外交家的外交詞令中研究出來的冷硬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就是這個老人不同凡響的價值。
——郭鐵成：《我所認識的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以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以及主動、熱情、真誠、平等的待人之道，在身邊彙聚了數以百計的知識界（而且不僅僅是知識界）朋友，他‘有三個小圈 子，一個都是八十以上的人，一個大約六十到七十的人，另一個大約五十上下的人，每一兩個月聚會一次’。此外，他還和四十歲上下、三十歲上下的人有著廣泛的 接觸和聯系。可以說，李慎之是大陸一•二九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和八九一代人思想聚合反應的催化劑。……正是這一層實踐具有極大的難度。因為這是一種真正 利他主義的鬥爭，一種需要真正的無私奉獻的真正理想主義實踐。‘消極的’自由必須以積極的態度來爭取，低調的制度必須以高調的人格來創立，為了實現一個承 認人人都有‘自私’權利的社會，必須付出無私的犧牲，為世俗的自由主義而鬥爭的時代需要一種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何家棟：《20世紀中國的“新道 統”——從梁啟超到李慎之》）
他要求我們做的，與他要求自己做的——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表明，他不僅僅是一個有血氣、有正義感和有膽量的人，他還是一個有寬廣胸懷和堅強責任 心的人。他個人已經做好犧牲的准備，他就毅然選擇了犧牲；但他不鼓勵那些羽翼未豐、還沒有作好出航准備的雛鷹，去與暴風雨作前途未蔔的、低層次的險惡決 鬥！正是他的這種博愛、仁慈與遠大眼光，使得初出茅廬的青年們有時間、有機會對自身作進一步的完善與充實；也正是因為他的立場、精神的榜樣鼓舞，在以後的 一段時間裡，在政治學所，才可能出現一種前僕後繼的局面……
——陳小雅：《生命的結晶——憶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對於如我這樣的“沉默的大多數”來說，李先生好似暗夜行路時一盞遙遠的燈，你不會奢望把它提在手裡，你只需不時抬頭望望——只要它在那裡就成。
——李靜：《年青的羞愧》

五

先生為中國再立人極的卓絕之處，是以莊嚴中正之道，至誠側怛之情，超越忘我之心，涵蓋持載之理，貫通現實世界與人文歷史，在分清善惡是非基礎上發展出一切皆可寬恕、同情、轉化、成全、升華的大智慧、大悲憫，大心願。

先生指出，鄧小平“調動部隊鎮壓學生是無可饒恕的罪行”，但“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裡為他辯護”，同時肯定，鄧小平“衝破毛 獨裁而確立開放改革的路線，確實立下了歷史性的功績”；肯定“鄧小平能以三七開的評價對毛澤東明揚實批，給中國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氣，理順了相當一部分政 治、經濟關系，為中國的改革事業開了一個好頭。”

先生深心否棄、厭惡、鄙夷，必予誅責萬難寬恕的只有一個人：扼殺無數中國人自由與生命的“專制者和獨裁者”，即毛澤東。

這是一位最不講誠信、最善於“與時俱進”的特大政治騙子，毛澤東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比國民黨和蔣介石大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如此，就 是對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親密並且是開國元勛的戰友，毛澤東又如何？，古今中外幾千年，除了最無恥、最殘忍、最不講信譽的特大暴君，誰能夠這樣干？

就毛澤東而言，即使他過去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與眾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時，如何地功蓋千軍萬馬，但在奪得江山後如此作為，還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他 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著“其樂無窮”地“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毫無仁善之心，這只有從“土匪——軍閥——暴君”這個梯階爬上來的人才會這麼干！這 種人，不管對國家對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們也決不下“罪己詔”。

接著，他用馬克思的話來解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令人極其痛心的現像。馬克思的這幾句話是：“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系只能靠獸性來維持。”

馬克思對封建專制制度作了極其深刻尖銳的剖析。他說“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君主政體的 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不管這種一意孤行怎樣反復無常、怎樣荒謬和卑鄙，但它還是適合於用於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國王的專橫外從 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

你看看毛澤東晚年的新中國，是不是與馬克思所批判的普魯士帝國的這種狀況幾乎一模一樣？就是他歸天之後，某種程度地繼承了他的衣缽的人所謂“反自由 化”，繼之貪官如毛，腐敗透頂，是不是同樣也帶有某種獸性？所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分別了三十年的斯諾說，“我現在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倒 是一句老實話。
——戴煌：《永念慎之兄》

毛澤東統治中國近三十年，“是腥風血雨的歷史”。毛澤東最終成為秦始皇與斯大林兩大專制主義合流的集大成者，乃是中國的宿命，更是中國災難性的變 異。毛澤東雖然與中國歷史有著特別深刻緊密的聯系{包括他的相貌、文章詩詞、政治伎倆直至生活習慣}，但這個人極其中國化的表像後面，有一種與中國精神極 端分離、對立、陌生和屬於異族的思想體系。毛澤東以其敏銳多疑的政治嗅覺、無限的個人虛榮心、低級庸俗的審美、徹底的道德虛無主義和絕對的自我中心可怕地 改變了中國的命運。由於這個人的恣睢暴戾而死於非命的民族的精英、國家的棟梁、社會的良知以及普通的中國人，永遠無法估算，永遠是中國最深的國恥和國痛； 這個人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尤其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毀滅性敗壞，是中國最大的國殤和國難。在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交融和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毛澤 東留下的難以卒睹的墳場和廢墟，留下的無比沉重的人口負擔和更加沉重的精神負擔，將是中國二十一世紀實現其現代復興最沉重的歷史枷鎖。這個人的罪惡與貽 患，已遠遠超逾任何統治者可以、可能犯下的歷史過錯的底線。無論按中國傳統、共產主義還是人類文明的任何標准，這個人的殘暴和罪愆都是難以理喻和不可寬恕 的。

毛澤東自詡“馬克思加秦始皇”。他確實無愧為秦始皇的孝子賢孫，他甚至超過自己的“老祖宗”一百倍、一萬倍。

但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則是天大的無恥和不敬。

馬克思出身世代猶太律法博士家庭，娶了普魯士貴族姑娘為妻，接受過歐洲第一流的教育，對西方文化有精深的修養和足夠的珍重。馬克思自願終身遭受放逐、通緝、貧困和孤獨，對人類未來卻充滿了歷史的、哲學的、高尚的和真正詩意的美好預言：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 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 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像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 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馬克思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聽說在他去世十年後出生的中國湖南一名農民把他的學說概括為“造反有理”，看到這名東方暴 君將其“無法無天”的彌天大罪說成對他的學說的“最高發展”、並且自稱是他的信徒、甚至是另一個他，不知會作何感想。而馬克思眾多名言，毛澤東或許從未聽 說，或許原本聽不懂，或許壓根就不贊成：

我是人，人類的一切對我都不是隔絕的。

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是人性的全面復歸。

由於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

……

誠如馬克思所言，他是有人類弱點和缺陷的人。對他死後以他的名義在全世界進行的激進主義革命，馬克思負有精神和歷史的關聯責任；同時，對於現代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文明，馬克思也產生過特殊的警示意義。

贊成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大都對馬克思個人保持著敬意和同情。

有種對正義和理性的熱愛深留在猶太人傳統中，這必將對現代和將來一切民族的美德繼續發生作用，在近代，這個傳統已經產生了斯賓諾莎和卡爾•馬克思。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馬克思是一個不屈不撓地追求真理的人，他深入到現實的本質從不滿足於虛假的表面現像；他是大無畏的、剛正不阿的；他深切地關心著人和人的命運；他毫 無自私之心，毫無虛榮感和權力欲；他始終是生氣勃勃奮發向上的，並且把生命的活力帶進每一個他所涉獵的領域；他代表了西方傳統的精華：堅信理信和人的進 步。實際上，他正體現了作為他的思想核心的人的概念。
──埃裡希•弗洛姆

馬克思的哲學代表了一種抗議，抗議人的異化，抗議人失去他自身，抗議人變成物，……這種抗議中充滿著對人的信念，相信人能夠使自己得到解放，使自己 的潛在才能得到實現。……這是人的自由傳統，它不僅指人獲得自由，而且指人能夠自由發揮他自己的潛在才能，這是人類的尊嚴和友愛的傳統。
──馬爾庫塞

假如馬克思今天還活著的話，看到他的社會理想在一些自命為“人民民主”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一些國家裡成為荒唐可怕的漫畫，他無疑要把自己稱為另一 種人。他要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抗議語義上的凌辱，也是要在他自己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與目前的共產主義的實際之間劃清一道極其明顯的界線，按他的社會理想，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而目前共產主義的實際卻是，具有人類尊嚴的價值感的個人，特別是持批評態度的個人，要遭到無情的摧殘。
──悉尼•胡克

二十世紀，有一種恐怖的“歷史邏輯”曾經將一半人類驅趕到“奴役之路”：人類有一個命定的結局，歷史之跡已被破譯到最後一刻，萬古長夜即將破曉，天 國之門即將開啟，這一切都將神意地降臨在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階段、某一黨派的命運之中，最終由一個“超人”的奮鬥來完成。他是真理，是正義，是自 由，是太陽，是上帝，是一切；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巨人中的巨人、領袖中的領袖，他擺脫了人類一切渺小可悲的品性，超逾了善、惡、是、非、悲、喜、神、魔的 界限，他不受“弱者”道德諸如仁愛、慈悲、怛惻、憐憫、敬畏、謙卑、同情、善良、寬容、懺悔、隱忍、多愁善感、溫情脈脈、溫良恭儉讓的束縛；他是用特殊材 料鑄成的“新人”，具有花岡石般的心靈、鐵鐵般的意志、不可動搖的權威、統馭萬物的智慧；因為目標神聖，他被特許可以使用任何殘酷無情的手段，在他經過的 路上，青草不再生長，花果無邊凋零；在山呼海嘯、暴風驟雨、周天寒徹的激蕩翻覆後，他將重新為世界奠定，為萬世立法。

按照這套邏輯，二十世紀的暴君沒有一個可以譴責，沒有一個應該審判，沒有一個不僅不是惡人和罪犯，而是鞭撻人類前行的大英雄。

從國家社會主義和德意志民族的立場看，阿道夫•希特勒不正是德國的拯救者、自威廉大帝、俾士麥宰相以來德意志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嗎？

從法西斯主義和意大利民族的角度看，貝尼托•墨索裡尼不正是現代意大利之父、自馬志尼、加裡波的以來意大利統一運動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嗎？

從被壓迫階級和底層人民的標准看，浪流漢兼大兵出身的希特勒和鐵匠出生的墨索裡尼以及鞋匠出身的斯大林不都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造反有理的英雄好漢嗎？

按照這套邏輯，一個人只要壟斷了權力並且宣稱自己壟斷了真理，在消滅了全部“階級敵人”後，就有權鎮壓數量相同甚或更多的無辜人民，因為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正是偉大事業分外復雜艱巨的證明！

按照這套邏輯，被西歐各國資產階級通緝和驅逐了大半生的馬克思、被沙皇俄國逮捕、流放多年的列寧都稱不上偉大，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甚至想都想不到在 鮮血彙聚的河流中去把握歷史的航向，更無膽量對所有與自己意見不和的同志大開殺戒，卻絮絮叨叨地空談“異化”、“自由”、“民主”、“解放”、“人性”、 “人權”！

按照這套邏輯，歷史天秤竟然可以一邊堆積反動派的頭顱，一邊盛滿革命者的心髒，並且這架天秤依然是公平而偉大的，擺弄這架天秤的竟然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共產主義者！

按照這套邏輯，如果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沒有被餓死、苦死、累死，中國反而會遭逢更大的滅頂之災；如果數以百萬計的革命者沒有被整肅、鬥爭至殘、至 瘋、至死，中國社會主義反而注定要走向“資本主義復辟”；如果數以百萬計的中國知識人沒有被批判、改造直至投水、跳樓、上吊，中國曾經燦爛輝煌的文明反而 會黯淡寂滅！

按照這套邏輯，離開了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式的“元首”、“領袖”、“導師”、“統帥”、“舵手”（還須一律冠以“偉大”、“光榮”、“正確”的 修飾詞），人類就將永遠“在黑暗中摸索”（至少“也許今天還在黑暗中摸索”），世世代代積累的文明就一文不值，每一天壯麗的日出和每一個嬰兒的誕生就毫無 意義！

按照這套邏輯，以人類徹底解放和全面自由為旗幟的共產主義運動，必然會異化成監控、告密、逮捕、流放、苦役、酷刑和屠戮的血腥恐怖之途，必然蛻化成 “偉人”和“領袖”獨領“風騷”，而億萬人民要麼淪喪為盲目無情的群氓暴民、要麼變形為馴服沉默的牛馬羔羊、要麼物化為“歷史巨輪”下的群蟻眾豸。

除非中國已經完全喪失了辨別基本善惡是非的能力，除非無數幽怨亡靈除了讓我們心煩之外絲毫不讓我們感覺不安，除非我們甘心讓天安門城樓和大額紙幣上 的毛澤東永遠污染和干擾中國的視野，除非中國繼續與西方為敵，與現代精神為敵，與自己的使命為敵，除非中國任由甚至期待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新老專制主義、 極權主義、絕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再次借屍還魂、東山再起，再次為禍中國與世界，否則，中國必須否決、摒棄毛澤東。

先生個人早已在精神上跨過了毛澤東的僵屍，但整個中國還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中，毛澤東及其遺產還擁有大量信徒，中國還遠遠沒有從這一最深最污濁的歷史坎陷中脫身，中國還可能為這個人付出慘痛的代價。

即便對毛澤東這名對中國現代苦難負有頭等罪責的人物，先生還呼吁江澤民順應歷史潮流，“為歷史，也為保住自己、毛澤東和共產黨”做一個“明白人”。 先生一代人都與毛澤東有不解之緣，他們“回首自己一生所走過的路，常常發現其間最難走的路大都與那個叫做毛澤東的人有關”。（單少傑：《紀念李慎之》）毛 澤東“用極端的專制手段，確實把中國人（說好聽點）是團結起來了，（說不好聽一點）把一半人搞成奴才了。也許他的出現是中國人回避不了的歷史命運。也許再 過一百年對他倒有所肯定，這是非常深的問題。”（孫大午：《珍貴的史料，不息的強音》）先生甚至不改舊習，沿稱“毛主席”，不加侮蔑，不以毛澤東之道還治 其身。“愛非自下而上，恰恰相反，愛表現為：高貴者俯身傾顧貧窮者，美者俯身傾顧醜者，善人和聖人俯身傾顧惡人和庸人，救世主傾身傾顧稅吏和罪人。”（馬 克斯•舍勤：《價值的顛覆》）

在2000年7月5日為慶祝於光遠先生八十五華誕上，慎之先生的不屈精神更是讓人不勝敬佩！記得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光遠先生在作“壽星”發言時談 到，自己今年已經八十又五了，過去自認為年齡小，不敢對毛澤東進行批判；現在比毛澤東大了二年了，也就可以有資格對毛進行批評了。慎之先生在隨後的發言中 直言不諱地指出了光遠先生的這種思想有“問題”。他的發言大概的意思是：不能以年齡大小作為一種對人能否批判的“框框”。古語雲：“吾愛吾師，吾更愛真 理”。他說，我今年還不到七十七，但我早就對毛澤東進行過批判了。慎之先生的這一發言獲得了與會者長久而熱烈的掌聲。
——王維：《悼李慎之先生》

先生晚年一個未及深入展開的精神突破，是重新審視魯迅。對那位被毛澤東稱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最正確、最勇敢、最堅 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中國第一個聖人”的魯迅，先生以其銳利的歷史視野和人生徹 悟投去的匆匆一瞥，已經意味深長。

在胡適和陳獨秀等中國知識界代表人物已經根本認同作為現代社會基石的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精神是中國自救自強的唯一正道前後，魯迅的最高理想，只是“個性解放”，而如何“避免偉大領袖從心所欲的‘個性解放’壓殺我們這些凡人的‘個性解放’的慘劇”，魯迅並無預見。

在他死後三十年，知識界不分男女老少鰥寡孤獨全部身陷“文革”的深淵，魯迅成為“唯一能與馬恩列斯毛並列而絕對碰不得的人物”，他的那些“晦澀冗 雜、佶屈聱牙”的雜文，成為紅衛兵、造反派、“革命群眾”和全體中國人之間相互批鬥廝殺的“匕首”、“投槍”，他本人則從被三十年代的激進分子和左翼文人 推尊的“民族魂”上升為被六十年代的無道暴君冊封的中華民族的“聖人”。

魯迅醉心於“痛打落水狗”，主張“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發誓“一個都不寬恕”，根本“缺乏現代民主原理和全球倫理准則”，沒有資格稱為“中國的伏爾泰”。

“魯迅是明治維新後建立了極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學生，他在那裡接受的現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殘缺的，後來又接受了半西方半東方的俄國的社會革 命思想，……越到晚年越傾向於伊裡奇和約瑟夫，……自認為同導師們的思想是一致的。”甚至直接為斯大林血腥暴政辯護，直接介入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中國還未曾 與聞的對托洛茨基的討伐。“我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就是魯迅是不是自由主義者。他無疑是最大的個人主義者與人道主義者。如果就他的批判精神來講，也可以 說是最深刻的自由主義者。但是魯迅too commit himself，他太相信瞿秋白、馮雪峰，也太相信紅軍和蘇聯（當然有些事實還沒有弄清）。如果他再活二十年，看到蘇共二十大，看到反胡風和反右，如果他 在自由環境下，我認為他極大可能會懺悔，就像胡適一樣。如果他在中國大陸上，他極大可能要自殺。他不會當右派，因為毛主席不會讓他當右派。魯迅給我的影響 是很大的。可以說有自由主義的影響，但是更多的是共產主義影響。”（李慎之：《中國的自由主義資源》）

即便如此，先生還是寧願同意“魯迅的被利用是對他的最大侮辱”，“魯迅若不死，也會砍頭的”，魯迅死後被利用的命運“當然不能由他自己負責”，先生 還是承認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說是獨步千古”，先生還搜索胡適等人的文字，竭力為魯迅留下“自由主義者”的身份。

一名“不憚以最大的惡意”糟蹋、貶斥、醜化和詛咒中國傳統的憤世文人，一名聲稱要“滅掉”中國文字，要“取締”中醫，不看中文書，不聽中國戲，指控 中國數千年文明無非“吃人”二字的不肖之徒，一名與對中國包藏禍心並空前加害了中國的日本和蘇俄有說不清、道不白關系的可疑分子，一名道德行狀難稱正派高 尚的庸碌之輩，一名生性刻薄、心胸狹窄、行文詭異的刀筆吏，竟被捧為中國“民族魂”和“一等聖人”，這不啻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的莫大悲哀和絕世反諷。

與蘇格拉底之於希腊、彌爾頓之於英吉利、但丁之於意大利、歌德之於德意志、雨果之於法蘭西、托爾斯泰之於俄羅斯、泰戈爾之於印度相較，與他們對所屬 民族和所屬時代的偉大摯愛和卓越貢獻相較，魯迅之於中國，最多代表了那個黑暗、陰冷、愚昧、怨恨和“鐵屋”中國的毒素和鬼氣。魯迅從來沒有在正面意義上消 解中國的苦難，燃燒中國的光明，提升中國的自尊，締造中國的幸福。讀魯迅長大的幾代人，自私、冷漠、麻木、愚昧一應既往，一樣奴性十足，一樣地仇視高貴、 鄙薄幸福、厭惡自由、蔑視民主、輕賤人權，卻平添了狂妄、殘忍、貪婪、無恥、暴戾、粗鄙。中華固有的仁愛、忠恕、誠信、禮讓、寬容、慎獨、怛惻、悲憫以及 天人合一、樂天知命、盡性知天、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和世界大同的博大情懷與高明智慧，幾乎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無法無天、濫施暴力、崇尚權勢、貪贓 枉法，揮霍無度、腐敗墮落的社會。這一切，當然不應由魯迅來承擔，但與他也並非毫無干系。毛澤東不是再三表示，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嗎？希特勒就絕對 無法在康德和歌德那裡找到“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精神資源，即使德意志神秘命運的謳歌者瓦格納和鼓吹“超人意志”的尼采，希特勒也只是私淑心儀而已；同 樣，斯大林也想不到會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變成摧毀俄羅斯精神和鎮壓政敵的“刀子”。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陽光和時間下面，真理和正義將滌蕩萬物，歷史是不斷解蔽祛魅、不斷豁然開朗的過程。先生棄世前，“費厄潑賴”地抹了一下塗在 魯迅身上的厚紅的油彩，抖了一下蒙在魯迅頭上的神秘面紗，這是先生自由本性勢所必至的一步，也是中國人解除重重精神枷鎖不能繞開的一步。

六

1949年後中國知識人的命運及其臧否褒貶，是沉重而復雜的歷史懸問。先生以罕有的澄明心香和深廣的歷史胸襟，為同輩和後人留下了一位大智大仁者知人論世的懿範。

大陸學人1949年以後的遭遇，是中國奧斯威辛和古拉格式的精神煉獄。中國知識人迎頭撞上的，是中外文明從未見教過的異常殘酷而成體系的精神暴政， 歷經變法、維新、革命和入侵而日漸復興的中國文化，竟在一群中國人手裡，凋零殘破到了空前的絕境。“這個歷史的大逆轉一直逆轉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 我們永遠失去了中國上百年來用血汗與淚水培育起來的一批明達之士，這個損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彌補上”。（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先生身為地獄底層中的一員，有割脈剜心之痛；“呵壁問天天不語，微吟漸似入微茫。”（李慎之：五十歲生日）“四塞河山橫落日，八方風雨逼皇州。”（李慎 之：《五十四歲生日》）一旦噩夢暫銷，還身返塵寰，先生即披尋殘卷封冊，為前賢往哲拂拭掃塵，獨行大悲咒式的祭祀，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覺今 是而昨非”的峻急心結，為續通中國文化命脈殫精竭慮。

哲學家馮友蘭因在文革中參與“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為海內外學界側目，被譏為“肆應取容、掙扎迎合、曲學阿‘勢’”的“四大無恥”之首。馮氏 九十多歲參加檀香山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竟落到無人搭理的田地。先生特立獨行，以“晚輩”、“後學”、“私淑諸人”身份，為馮友蘭辟詞辯護：“回想那天昏地 暗，狂風暴雨挾排山倒海之勢以來的歲月裡，舉神州八億之眾，能不盲從苟同而孤明獨照者，屈指有幾人？不少行輩年齡小於馮先生，精神體力強於馮先生，政治經 驗深於馮先生的共產黨員，因為忍受不了而訴諸一死，其遺書遺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其真意，我們又何能求全責備於一個血氣已衰的八十老翁！……更何況馮 先生後來處境之特殊，已特殊到‘中國一人’的地步。……我寧願把先生個人的遭遇，他的痛苦和悲哀，看成是全體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人民的痛苦和悲哀。大家都 是過來人，誰又能說不是呢？”

先生在隨後一篇文章中更從社會制度上為中國知識人的不幸申辯道：“現在有人質疑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人普遍地軟弱、奴性、沒人格以致無恥，這是無論如 何不能深責的，因為任何人敢不服從，就得面臨沒有飯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中國迄今還沒有對專制主義制度進行反思甚至拒絕懺悔，這才是中國的恥 辱。”

在一個長期信奉“批判”、“鬥爭”、“你死我活”、“牆倒眾人推”哲學的國度裡，在一個多年來缺少懺悔和寬容精神的民族中，在千百萬早已失掉“自 我”、傷痕累累的知識人裡，在一個充溢著冤屈、怨恨、憤懣和厭世情緒的時代，身受專制主義煎迫之苦的先生，卻要為曾經痛失本色的逝者搜尋歷史與人性的因由 和無奈，這是對一切專制最嚴正的抗議，最深刻的控訴，最徹底的勝利，對不幸而悲哀的亡靈最親切的俯就和撫慰。先生以獨具的眼力指認馮友蘭“是中國第一個對 中國哲學做到了融貫中西、通釋古今的人”，又以孔子“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和“觀過知仁”的教誨，對馮友蘭及其生後事作了大開大闔的結 評：“馮先生在中國出現‘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以後生活了將近一個世紀。如果說，這個轉變如我們現在假設的那樣，要花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話，那麼馮先生所經歷 的大概剛好是中間最艱難最復雜的一段。就思想經歷而言，也許不會有比馮先生閱歷更豐富的人了。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勤於著述的馮先生留下的不僅是他自己對真 理的追求，還是歷史的記錄。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今天在世的和將要出生的中國人都可以從馮先生的遺書中知所取則，知所取鏡。……照橫渠‘生，吾順事，沒， 吾寧也’的說法，馮先生勞碌一生，著書滿架，現在已得到了永遠的休息。……後死者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國先聖先賢所不斷創造繼承的哲學傳下去，並且使之不斷得 到淨化與充實，發展和光大。”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先生慧根深植，靈府闊拓，幼承庭訓，轉移多師，“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又於人生盛年飽經憂患，終於玉成了先生對民族文化的大參悟、大會通、大圓融。在解讀馮友蘭關於“天地境界”的學說時，先生有極深邃、極超拔的文字：

中國哲學，就其最根本處說，實際上代表著中國人的原始觀念與思維習慣，也就是中國文化的遺傳基因。中國要現代化，要趕上世界先進地區的前進步伐，不 在中國哲學中開發出其繩繩相繼而又可以日新又新的精華來，是極難推動或者引導十二億之眾前進的。……馮先生是深深懂得這個道理的，他一生孜孜以求繼舊統而 創新統，正是為了這一點。而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們不妨套一個現代的名詞，說馮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雖然馮先生所樹立的最高目標，並不是屬於 他所謂盡倫盡職的道德境界的“愛國主義”，而是知天事天同天的“天地境界”。但是，他知道這兩者是相通的。

天地境界中人正因為覺解更高，其所為也應更高於道德境界中人。“千古艱難唯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為過不了生命關而失德敗行。而天地 境界中人是不但勘破夢覺而且勘破了生命關的，當然可以從根本上大大加深人知善的能力與行善的意志。……我以為最接近於天地境中人之所為的，是《周易》所說 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裡一個“窮”字，一個“盡”字，一個“以至於”，都不是“大段著力不得”，而是要花大力氣、下大功夫的，要如孔子所說“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直到死而後已的。正因為如此，才著得一個“命”字。這個命字，無論解作生命、命運、還是使命，都是天之所賦予者。我認為，只有如此認 識才能說透天地境界的意蘊。
——李慎之：《融貫中西 通釋古今》

方家可證，先生此番覺解參悟，已達中國哲思何等境界，尋常尋章摘句泥古不變食洋不化者，奚足望其項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先生在北京學術界紀念馮友蘭誕辰一百周年集上呼吁中國知識界：

一、“接著講”。“‘國於天地，必有以立’。一個民族，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大民族，其哲學都是經過百代千秋演化而來，而且還要演化下去。這個過程必 然是承先啟後的，絕不能把傳統一腳踢開，另起爐灶。那樣的哲學必然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長不到哪兒去，也流不到哪兒去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且還 將繼續證明這一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的話，如果能夠普遍流行於中國人的口頭到心頭，中華民族一定會大不同於今天，而將大放異彩於世界。中國這些 古訓是值得我們‘願書萬本頌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的真知灼見，真正的‘一句頂一萬句’”。

二、“借著講”。“馮先生在融會貫通中外哲學方面的建樹，事實上為幾乎所有在他之後企圖進一步發展中國哲學的老師宿儒打開了一條新路。如唐君毅之以 黑格爾哲學、牟宗三之以康德哲學、方東美之以聖多馬哲學等中西互釋與中西結合，走的都是中國哲學今後要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三、“通著講”。“要在這個世界價值大混亂的時代而能卓然有以自立，而且確實有補於世道人心、有助於確立世界秩序，恐怕只有接著往聖先賢而會通古今，融貫東西，而能有助於提高全體人類的精神境界的哲學，才有永恆的生命力。”

四、“‘人類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命題’。這正是全球化之所以可能實現與必然實現的原因。而鑒於現在各式各樣的原教旨主義往往都在致力於立 異而非求同，這個任務之艱難是不難想像的。但是確實值得每一個好學深思之士努力去做的工作，因為它關系到人類的命運，關系到全球化走的是一條祥和的道路、 還是一條嚴酷的道路的問題。這是一項‘聖賢事業’。”

馮友蘭先生天靈有知，諒會老淚縱橫，悲欣不已吧。

胡繩身為官方史學最後二十年的泰鬥，論者雖也有胡繩“早年實現自我，中間失去自我，晚年又回歸自我”之說，但胡繩一生為時流和權變所困，其晚年身位 顯貴，卻遠未達到理應達到的人生境界和歷史覺悟，而為學界不取。先生慧眼獨具，看出胡繩一類人折射出的中國知識界的一個特殊側面。先生披露道：“1989 年5月底，他在領銜發表了社會科學院學者們的呼吁書後，就率領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去了。當來自祖國的悲痛消息傳到蘇聯的時候，代表團有人看到他暗 自落淚。”胡繩地下有知，若知先生是以何種心情將其一生最堪自慰的片斷公諸於後世，亦當心有戚戚焉。

先生常有傳神之筆，每每興會所至，化腐朽為神奇，轉愁慘之悲為解頤之愉。先生為胡繩“說項”後，緊接著寫道：“這段話是本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的精神說的。巧的是胡繩本來姓項，叫項之迪。”

三折肱然後為良醫。先生由衷首肯馮友蘭晚年“不依傍別人”的大覺悟，贊嘆“這才不愧是‘男兒到此是英雄’！”先生別開一境為馮、胡“說項”：“古今 中外，有幾個人到了七十八十還能反思，還能‘盡棄所學而學焉’呢？中國古代的聖賢從孔孟顏曾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功夫是有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的境界也是有的。但是在經過三十年的信仰、三十年的大惑以後，還能從頭反思，如馮友蘭、胡繩這樣的，以我之陋，實鮮聞之。”

一個生活在魏晉時代的中國文人，他可以采菊東籬，濯足清流；他可以醉臥明月，目送歸鴻；一個追隨甘地的印度人可能把一切仇恨逐出心外，一名日本武士 會在天皇宣讀完投降“詔書”後在塞班島剖腹自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會寬恕自己的敵人……，因為那些苦悶都可排遣，那些仇恨都可化約，那些忠誠和愛心都有對 像和源頭。而先生向孤苦的亡靈脫帽，在破敗的人生中提煉道德的光芒和精神的崇高，這大概只有二十世紀末不僅參透了生死窮通，而且洞悉了歷史底蘊如先生者， 才能做到。

七

也許與青年時期主持新華社國際評論有關，先生品評人事，總能即興發抒，一時一得之見，信手拈來皆成妙諦。

民初“老新黨”楊蔭杭，先生稱其“放言高論，敢怒，敢笑，敢罵，大抵類此”。先生盛贊這位“深通日文、英文與西方語言，精研中國南北各種方言，以及 少數民族語言，而且兼通朝鮮、越南、緬甸、泰國、馬來、印度、錫蘭語言，甚至中亞、西亞許多已經死掉的語言”的老式大學問家，卻是一個對“狗與華人不許入 內”的國恥“不但表示憤慨、而且主張中國人首先要自己爭氣”的“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先生庚即追問：“中國現在開放了，拿了博士頭銜回來的不知有多少，盡 管牛仔褲與漢堡包遍於中國，中國人所得自於西方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卻似乎還不如戊戌與五四前後的年代。我總以為這是幾十年來中國文化傳統、或曰中國文化 自性（Cultural identity）失落的結果。一個對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缺乏了解的人是很難了解外族文化的精髓的。”

先生與雜文家王小波素昧平生，只因後者對“借著愛國主義的名義泛濫的國家主義思潮”給予了犀利的挖苦，並“深刻地揭露了中國社會的陰冷、迷信、卑 污”，先生即在心裡對這名文學晚輩“謬托知己”，認為王小波的文字，包含著“對中國文化最深刻的認識，也是最深刻的憂慮”。先生指出，中國文革中的殘忍和 愚昧“西洋也是有過的，把人活活燒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燒殺女巫的行為就是。他們今天的局面是經過幾百年反復的理性的反思而得來的，這也正是我們所以對文 化大革命要持續反思的原因”。先生對這名青年文學家的夭折“不覺漸漸產生了一絲越來越深沉而彌漫的悲哀”，是因為“這樣的人中國本來就不多，現在又少了一 個”。

匡亞明以大耄之齡，出版了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第一本《孔子評傳》，享譽海內外華人世界。先生拜晤匡亞明，兩位老共產黨人痛感人心不古、世風日 下，“我們共產黨在全國解放以後，很長時間只講鬥爭，不講道德建設，鬥來鬥去把社會風氣鬥得這樣壞”（匡亞明語），在中國大地充斥著“欺師滅祖、賣友求 榮、吹牛拍馬、吠影吠聲，落井下石、臨難苟免”，充斥著“浮躁、虛誇、輕薄、詐偽”。先生頓生感慨，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成功，“有一點是因為老一輩的共產 黨人大多是頂天立地的漢子。他們骨子裡都秉承著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他們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抱負；‘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的襟懷；‘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的氣節；立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樣，他們才能前僕後繼。”

匡亞明的一生“是許多革命者共有的經歷”：幼讀孔孟之書，後投身革命，決裂傳統，晚年又推崇孔子。先生在指出“匡老一貫強調孔子思想‘提出了有獨立 人格、獨立個性和獨立志氣的人的自覺’”、“中國學問的精髓就是做人學，做學問就是‘做人’”後強調：匡亞明“真正繼承了中國古來‘治國平天下’的第一大 事——‘正人心，淳風俗’。中國要振興，世界真要得救，是離不開這一條路的”。

八

“無情未必真豪傑”。先生對“與童冠而俱邁，作時世之前驅”的“老派共產黨員”溫濟澤，對這位為王實味洗卻冤獄，為瞿秋白恢復名譽默默努力的“這種 血性、這樣厚道的人，在中國已越來越少了”的現實，悲憾莫名：“‘我們經歷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話，我們不說誰說？’溫老這句話，大概是印在我腦子裡的最後 一句話了。他是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的，雖然他要說的話也還沒有說完。我也算是努力追隨他的榜樣的，雖然我知道今天的、明天的青年人未必會看重我們的話。但是 它總是代表了中國傳統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一點真精神。滄桑易變，這點真精神總是不會磨滅的。”

小注：海外有人譏嘲中國大陸自由主義思想由一名至死未退出共產黨的人（指先生）來領軍，是對自由主義的濫用與貶低，雲雲。近日，何家棟先生告訴筆 者，他並不自稱自由主義者，而堅持自己是民主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不想把這兩個稱號讓給中國的老左派、新左派們。筆者聆教且終身以為楷模的熊十力、梁漱 溟、賀麟、周輔成、許安本、曹慕樊、秦效侃、高爾泰諸先生以及無數善良、正直、有名無名的中國人，都不是共產黨人；同時也聆教且終身引為良師的劉賓雁、王 若水、許良英、李慎之、何家棟、吳祖光、邵燕祥、譚優學、朱厚澤、袁庚諸先生，都是（或曾經是）共產黨人。君子固然不黨，黨者未必不君子，不黨者未必君 子，這早已是中國社會常識中的常識。

索爾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紀俄國的悲劇時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們人民中是從哪裡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呢？是不是我們的血統？

“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是我們的。”

俄羅斯偉大懺悔精神在半個多世紀的苦難裡支撐著俄國知識人的生命，使他們從內心認識到罪惡邪行的根源，從而祛除狼種。“在一顆心的生命過程中，有兩 根線交混在那裡，有時為得意揚揚的惡所擠滿，有時則為蘇醒起來的善騰出地盤。同一個人，在其不同的年齡，在不同的生活處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時 接近於魔鬼，有時接近於聖者。蘇格拉底給我們的遺言是：認識自己！……民間諺語說，從善到惡，一念之差。”索爾仁尼琴作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爾納克等純 粹詩人更為純正、優秀的俄國知識界無可爭辯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島的苦難中心把十九世紀俄國懺悔精神提升了一個世紀的水平，他發現：

善與惡的界限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這條線在移動，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擺動；連被惡占據了的心中也保持著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著一個……尚未鏟除的惡的角落。

自那以後我終於懂得了世間一切宗教的真諦：它們是與存在於（每一個）人內心的惡作鬥爭的。世界上的惡不可能除盡，但每個人心中的惡卻可以壓縮。

自那以後，我終於懂得了歷史上一切革命之虛妄：它們只消滅各自時代的惡的體現者（而在匆忙擾亂中也不加分辯地消滅著善的體現者）──至於被更加擴大了的惡的本身，它們卻當作遺產繼承下來。

“認識你自己！”對自身的罪過、失算和錯誤進行觸及痛處的思索最能促進我們諒解一切的覺悟。在這樣的思索中繞過了幾個艱難的、需要走許多年的圈子之 後，每當別人對我說起我國大官們的冷酷、我國劊子手們的殘忍，我總回想起帶著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連在炮火紛飛的東普魯士土地上的進軍。於是我 說：

“難道我們──比他們好嗎？”

當別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遠見、四分五裂和張皇失措的時候，我也總是提醒道：

“我們在沒有經歷過群島以前，難道比他們堅定些嗎？思想上強硬些嗎？”

——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先生以杜詩作挽詞，為誼屬世交、義兼師友的錢鐘書送行。洋洋數千文字，幾無哀悼傷痛之辭，亦無蓋棺論定之意，通篇“東 拉西扯”，一位“才氣無兩、脾睨一世、少年高名”的大才子，一位“膽識驚人”，“口沒遮攔”常發“奇談怪論”又深諳“天機不可泄漏之道”的高人，一位“無 恃於內，無待於外”，“學貫中西”的文化昆侖，一位清高孤傲，“凋疏親故添情重，落莫聲名免謗增”而心系天下的達人，卻在先生纖塵不染的文字背後，“望之 儼然”。

先生以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文字拙直”的舊詩別在一盆白菊花花籃，挽別至交：萬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師。為亡友的英魂起證，先生擅將錢鐘書未必願意面世 的詩作，悄然公諸於世，以讓後人管窺錢鐘書心系黎民憂世傷時的古道熱腸，留下一段刻石般的文字：“九年前的夏天，長安街上的鮮血大概還沒有衝洗干淨，我去 看他，他給我看了一首七律，寫的是：

閱世遷流兩鬢摧，
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知須藥換，
出新何術得陳推。
不圖剩長支離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們相對默然，這就是他後來收在《槐聚詩存》中的《閱世》。我相信海內外無論什麼樣的有識之士，對中國的命運無論作什麼樣的推測與分析，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卓見以外。”

九

先生一生最重大最幸運的際遇，是拜陳寅恪為師，直到暮年，仍對這位“舉世公認的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史學家、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思想家”執弟子禮。陳 寅恪對先生的影響，最終遠甚於曾影響和牽累了他一生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以及先生晚年開始警覺的魯迅。

先生對其先師陳寅恪補天撫地式的追憶、敬仰、評價，是半世以來中國大陸學人對前賢往哲舉行的一次涵泳特殊歷史意蘊和生命關懷的隆重祭奠，其中透露的若干重大消息，將以世人尚難逆料的形式彰顯於世。

先生不僅在人生壽命上接近陳寅恪（兩人都奇跡般地享壽七十又九），更在人生境界上走進陳寅恪。陳寅恪最後二十年（1949－1969）年蒙受的苦 難，絕非一位“文化遺民”或舊式文人身處社會嬗演無法避免的不幸，而是一百多年來東、西方文化悲劇性地美美相違、惡惡交加的曠世宿命，是一位有深邃的歷史 憂患痛感和崇高的文化殉道理想的先知，自覺選擇、自行踐履的特別使命。“他一生所完成的悲劇是高風亮節的壯美的悲劇，而其他成百上千學者的悲劇卻是卑躬屈 節自辱人格的悲劇。這個教訓是值得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永遠記取的。”（李慎之：《虛驕之氣——中國的隱憂》）

先生在為陳寅恪當年未遠走海外辯護時，引用《柳如是別傳》的“緣起”文字道：“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壞之余，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 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泰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以數十載苦痛經歷，以素心 自許的高遠心跡，以無限悲慨的文字，道破他與其先師共同遵奉的人生宗旨：
陳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懷遺恨，不屈不撓地為國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後世知所矜式，其意義、其價值是無論如何估計也不會過高的。
——李慎之：《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

先生與其先師同為中華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共命而同盡”之人，同樣深知並身歷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中華文化的“衰落”乃至“歇 絕”難以挽回。而陳寅恪不離父母邦國，乃是身殉中國歷史文化的使徒悲懷、中國士大夫特有的使命意識：“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如？”但陳寅恪的悲絕慘極的殞滅，決不是通常的死寂。中國陳寅恪式的文化托命人大規模地死於非命，那至今無人勘破 的“死因”還在中華滯留。先生獨立於陳寅恪至今不能瞑目的亡靈前，發出驚天叩問：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已經有大量的傳統文化衰敗失落，甚至完全銷沉歇絕，其中有許多是陳寅恪所極愛而深惜的。……陳先生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在大量中國 傳統文化掃地以盡的時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動的專制主義卻歷世長存，而且變本加厲，最後竟發展為最野蠻的群眾專政而置陳先生於死地！陳氏一門忠義，三世憂 國，陳先生一定斷斷沒有料到，自己晚年看到的卻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竟退化為依附於專制主義而極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義。這到底僅僅是陳先生個人的不幸呢， 還是整個中國的悲劇？
——李慎之：《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

陳寅恪早已以先知的睿智諄諄告誡來者：“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 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 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中國文化命運的正途，“其關系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 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指出，陳寅恪這一文化理想，“不但已為二十世紀的 中國歷史所證實，而且即使全球化的浪潮洶湧澎湃，也可以相信其至少在二十一世紀仍然有效”。

1949年前後，陳寅恪曾反復向中國社會、中國學人和中國統治者明白無誤地宣告：

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代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陳寅恪：《致中國科學院書》

陳寅恪暮年孤絕，惟余“四海無人對夕陽”的悲嘆，幾乎斷了“後世相知或有緣”的希冀。然而，天下事物極必返，剝極必復，陳寅恪既已走到“極”點，其 “返”之道亦將不遠，那顛撲不破、萬古不易的“宗旨”則勢將驚示來者，震懾天地而終將大行於來世。先生以罕見的樂觀告慰其先師、矚望於國人：

在臨近世紀末的時候，我們要看到陳先生乃是中國本世紀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將照耀中國人進入二十一世紀，也許直到永遠。

陳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而且一定會成為現代化以後的全體中國人民的人生理想。

“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李慎之：《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

中國因為缺少基督教、佛教式的天國與涅槃、彼岸與超渡，所以極重歷史傳統的譜系，人文精神的統緒，極重慎終追遠、繼往開來的傳承拓展。這是中國安身 立命的本源，卓然立於天地不可移易的根基。歷經現代專制和現代狂妄荼毒摧殘的中國，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痛徹地領教了斫斷傳統、篡偽歷史、絕滅文化的彌天禍 患，都應深徹地意識到陳寅恪的生命絕境和文化悲情是永遠不能忘卻的民族精神的血肉文本，都應從先生與其先師之艱苦卓絕、篳路襤褸的偉大生命歷程中，領略中 國二十世紀文化命運巨劫奇變和中國文化先賢道德文章的慘雲與壯彩，從而面臨任何危局與亂世，“知所矜式”，從而開創中國文化萬像更新的大紀元。

先生行年八十年間，正逢中華最動蕩最黑暗階段，身歷見聞中，禮崩樂壞，河山粉碎，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已遠不能概括世道澆漓、人情險惡。而先 生從不憤世嫉俗、怨天尤人，拒絕認同專制制度對人的污蔑、侮辱和奴役，更不以審判者自居。正因為洞察了人間的苦難與罪惡，先生對人皆有之、中國尤甚的有限 與無奈，人的孤獨無助，人在精神上的坎陷與病痛，一一加以正視、同情、理解、寬恕，一一加以修正、轉化、成全、升華、超越，所謂至誠惻怛，所謂推己及人， 所謂聖賢情懷，即是不忍，即是悲憫，即是我，即是人，即是性，即是情，即是內，即是外，即是良知，即是天理。其易知便行，“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蘊涵無限的深邃、廣大、高明。

當今之世，先生所繼承所弘揚的中華人倫大道，所貫通所體證的東方天地境界，不僅對中國道德重建和精神復活具有不可估量的示範意義，而且對消彌世界衝突禍亂，締造人類文明秩序，亦將發揮非同尋常的影響。

十

至若為中國的苦難、不幸、悲哀擔戴蒙難，為中國的光明、自由、民主、人權和現代進步而戰鬥的仁人志士，先生更是衷腸翻覆，心向往之。

2002年1月8日，中國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驍將王若水在紐約病逝，“這個一生不倦地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人”終於在異國他鄉“擱下自己的 筆”，先生用“人之雲亡，邦國殄瘁”表達自己的喪友之痛。在懷念王若水的文章末尾，先生幾乎一字一血，滿懷痛失知交的悲絕，呼天搶地：

一代思想大師，文章大家，為什麼就這樣走了呢？若水，你提出的啟蒙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甚至還不能說已經開始。中國實在需要你啊！

若水，你是抱著治好病的希望去美國的，不料卻竟然死在了美國，我知道你是不能不感到遺憾的。你幾次提到，只要一想到苦難深重的中國，你就會熱淚盈 眶，甚至奪眶而出。你愛中國，愛得那麼深沉，正是因為如此，你才會以衰病之軀，還那麼勤奮地寫作，正是因為你深愛中國，你才那麼關心中國的命運。

若水，中國現在正處於最需要你的時候。在長逾百年的轉型期中，現在已快到最後一個階段了，這是又一個極危險的階段，隨時有失序脫序的可能。中國最需 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導人們的行動，可以規範社會的思潮。若水，怎麼偏偏在這個時候撒下你命途多舛的國家走了呢？

嗚呼若水，生死別矣！西方之土，毋久留兮！魂兮歸來，反故居兮！

生死亦大。死非其時，死非其土，死非其人，先生之痛已超逾尋常生死，為摯友，為己身，為“邦國”，為造化之寡情與無常，先生是痛不欲生了。

心系億兆生民，不忘天下大任，如先生，如胡耀邦、千家駒、王若水、曹慕樊、吳祖光諸公，是中國一百年間內憂外患災連禍結輪番剿滅後，尚能見證歷史、 傳遞火種的時代遺存；無論黨內黨外，都是苦難中國最後的記憶，悲劇中國最後一代傳人，中國歷史空前絕後的悲愴合唱隊，一只在洶湧大海上牽引幾度失去航向的 中國巨輪的小舢板，它的船員個個是遍體鱗傷的老水手，他們已絕無希望看到巨輪駛達彼岸的壯麗景觀。這是走一個少一個，比羅馬元老院、法國科學院和世界上任 何一個尊榮顯赫的團體更無法增補成員的孤獨群體。中國的苦難、罪孽、英勇、高尚都將隨他們的離去，永遠消殞於虛無之中；而中國的凶兆、中國的危機、中國的 興亡，又有誰去警示，誰去應對，誰去擔負呢？

陳寅恪曾推譽庚子山《哀江南賦》為六朝“第一”駢文，除詞藻“優美”外，“實在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於一篇之中，能融化貫徹”。先生生前也嘗吟誦此文，茲再略加征引，以輔先生喪友憂國之悲：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檝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飆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十一

先生與顧准之間的幽明契闊，是現代中國兩位道德君子與思想巨人之間凄美、艱辛、神聖的感通和托付：

我已經形成一個概念：顧准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賢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蔡元培都更偉大。一個客觀原因是他是從毛澤東的絞肉機裡滾過來的人，因此眼界更寬、體會更深。……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巨人。

在已經到世紀末的今天，反觀世紀初從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終是自由主義，雖然它在一定時期為激進主義所掩蓋。中國近代史，其實是一部自由主義屢遭挫折的歷史。然而九曲黃河終歸大海，顧准的覺悟已經預示了這一點。

人們在追問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地回答：“我們有顧准。”

我小時候的初中國文教科書上選得有泰戈爾的一首詩，我至今還記得其中有一節說：“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當時這話曾使我幼稚的心靈震顫難已。六十年過去了，我看到了這樣的人，他就是顧准。
——李慎之：《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先生通過顧准，為中國彌合和重創了慘被斫斷而又亟需綿延的統緒，即何家棟先生再三強調的中國二十世紀的新道統。

肇端於十五世紀末發現美洲新大陸的全球化，在最後抵達東方時，出現了世界史上大面積的文明衝突和歷史分化。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種文明與最龐大的人類群 體的統一性第一次全面破裂，西方文明內部異端、挑戰者、無產階級與其主流文明的對抗與這種破裂相互激蕩，產生了完全改變中國命運、也嚴重影響了世界進程的 歷史異數和文明畸變。十九世紀西歐激進主義思潮竟然“入主”了一個最遙遠最神秘的非西方文明古國，並且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上升為這個國家的國家學說，用它異 質的意識形態取代了這個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所有顯學；在一度滿足了這個國家的現代主權和民族的現代獨立兩大訴求後，它卻迅速蛻化為阻遏中國真正實現代化和 民族復興以及它的偉大使命的障礙，中斷了中國現代化必須依托的傳統文明，且不允許這個文明與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稱文化大革命為“封建法西斯”，可謂一 語道破它集東、西方專制邪惡於一身的邪惡性質，盡管“封建”一詞在中國歷史分期上有重要的歧見）。

外部現代文明被處處設防、步步為營地阻截而遲遲不能到來，內部傳統文明代表力量又被犁庭掃穴、斬草除根，命運為中國安排的，必將是一名（一群）上接 中華傳統大道、外通世界現代通衢的天縱之聖。由於三統合流的國家意識形態與政權力量長期實行思想鉗制、精神迫害和文化專制，擔當中國文明起死回生大任的， 必然是從這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內部歷經磨難而有勇氣和力量置疑、抗議與批判這個歷史異數和文明畸變的人物，他（們）還必須有幸在險惡的生存境遇中達到歷 史和時代所期許的高度，秉承民族傳統的慧命與精粹，了解世界現代化的來路與去向。而囿於地緣和種族藩籬的阻隔和東方專制主義高度極權的本性，身處億萬國民 一次又一次被驅趕投入到意識形態的絞肉機所砍伐所燎原的全民族的精神荒野，他（們）必然只能在危境厄運和孤苦潦倒中踽踽獨行。

正是在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蒼黃激變中，先生天才地看到顧准對中國的巨大意義：“顧准有一點是我們永遠不能超越的，他是中國真正現代化的思潮—— 自由主義思潮在完全被扼殺三十多年後、繼往開來的第二代的鼻祖。他使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絕望中看到了希望。我所以主張推崇他，不但為欽佩他個人，而 且在於中國亟需建立一個追求自由、追求真理的譜系。……保存下中國民主思想‘死灰復燃’火種的，就是顧准。”（林牧：《念李慎之先生》）

先生預見到，除了當局的褊狹淺陋恐懼，民族的惰性和歷史的“狡黠”會假借各種因由，“淡化”或“解構”顧准。先生在辭世一年前，莊重地自行承諾： “我保證在手頭的工作完成以後再好好地讀他的著作，研究他的生平。1995年，我們曾經在北京舉行過一次顧准誕辰八十周年紀念會，當時會上曾有一種聲音， 說‘我們雖然敬仰他的人格，但是他的思想已經過時’。然而歷史的發展越來越證明顧准的思想的深刻與正確。我現在建議，到2005年在北京再開一次顧准誕辰 九十周年紀念會，把顧准的民主啟蒙的思想推向更深更廣。古人雲‘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潮本來就不旺，它是在滅 絕三十年之後經由顧准這點火種才又開始重燃起來的，必須重新認識顧准，深入研究顧准，大力宣傳顧准，才能使這股思潮重新燃起熊熊大火。”

先生早已盼望把顧准這樣的中國脊梁，介紹給普天下人。然而，當我在先生第二通大札中讀到以下文字，卻一時難以自已：“我現在特別要宣傳顧准思想，尤 其是對和我一樣的八十老人，他們都是好人，是開明派，但是思想開放不夠，學力與才力不足，我要用顧准的思想使他們能不斷向前進。現在先彙上350元，希望 你能陸續寄給我十本《顧准全傳》，給你添不少麻煩，先向你致歉，道謝。”

當我捏著慎之先生寄來的三百五十元彙款單時，著實有些不知所措了。以先生的名望，願意代我贈書於各方，堪稱我莫大的榮幸，他只需吩咐一句，我便會把 書寄去。而以先生社科系統（出名的清水衙門）離退休干部的收入來看，三百五十元是患病養痾期間不小的數字，我怎麼能用老人彙款去買我的著作？琢磨再三，躊 躇連連，卻又覺得先生這麼做，首先是體恤我等著書人的不易，其次也許是想以自費購買、贈送的形式，表示對顧准的一片真誠心意。恭敬不如從命。我便決定完全 照先生囑咐來辦，以後再作適當補償。這樣，老人也許會高興些吧。
——高建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念李慎之先生》

先生感慨系之，“顧准可謂‘時窮節乃見’的典型。但是我更希望什麼時候，中國能甩掉‘時窮節乃見’這個被視為可貴可敬、其實卻是可怕可憐的民族傳 統，讓人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的時代早早到來。……希望中國今後不要老是以‘時窮’來考驗她的兒女的智慧和良心！”

無論如何，從顧准到先生，從先生到可以預想的將來，中國仍將處於自己“時窮節乃見”的悲壯的英雄時代，甚至還處於自己“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聖賢時代。這是中國之幸，不幸，請問蒼天，請叩大地。

十二

《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一經問世，便已青史傳載。

中國自《尚書》、《詩經》、《春秋》、《楚辭》、《史記》以來，便有天人合德、敬天保民的道統，有心系黎元、致君堯舜的熱腸，有諷喻時政、勸刺當朝 的義責，有“為民請命”、“以天下為己任”的宏願；自顧炎武、梁啟超、胡適之、陳寅恪、顧准以來，更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有順應世界潮流的覺 醒，有“精神獨立、思想自由”的秉持，以及爭取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新統。

先生此文，承繼三千年不絕如縷的統緒，寫於過於沉重的人生境遇、過於特殊的歷史時刻，垂空落筆，率性而出，發世道滄桑之嘆，抒遺世獨立之感。八千文 字，通篇衷音促節至性動人，心事浩茫蒼涼，寄寓深廣精微。先生那份君子情懷，那份史家胸襟，那份聖賢心曲，以國人久違的浩氣、真誠、高貴和憂郁直入眼簾， 直入心宅。

有先生此文，中國半世的不幸與苦澀，終算不致全部枉然，磬南山之竹難以道其萬一的悲劇，有了一次代言，無數尚未瞑目的亡靈，可以發一聲浩嘆。

有先生此文，國人開始回收言說自身命運的權利，開始重新尋思身處的時代和世界，一種莊嚴而真實的國家史觀開始浮出，個體生命與歷史命運蒼茫融合而生的莊嚴意義開始穿越時空。

有先生此文，微茫的希望和近乎畏怯的祈禱將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年輕一代將以其天然的熱血和理想分享分擔先輩的一切，“在這個世紀行將結束之際， 神州大地的絕大多數居民曾經集體合唱式地選擇了趨時或沉默，而一個叫李慎之的長者死不改悔地選擇了吶喊與孤獨。是他那微弱而清晰的聲音組成了另一道天問， 感動無數血性之驅用心靈去敲問智慧的價值與生命的真諦，求索華夏兒女新的生機”（郭世佑：《遲來的申謝——致李慎之先生》）。而同齡一代已經感領到歷史的 慰籍：“你說了我們想說而沒有說的話，代表我們對這個時代做了一個交待。不說出這一點，我們就成了同謀犯，人民不會原諒我們。”（何家棟：《未了的心願 ——懷念慎之》）

從“時間開始了！”的開天辟地般的政權鼎盈、旭日方東般的青年胸次到危機四伏的末世、秋肅之夜的孤燈野老，先生沉郁頓挫，贊嘆復悲慨，欣喜轉沉吟，以如椽大筆濃縮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風雨蒼黃、天地翻覆的歷史，鋒芒所向，首指毛澤東。

先生深以為憂的是，“掩蓋歷史，偽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周年的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來民族的大恥辱、大災難統統不見了，這些大恥辱、大災難 的罪魁禍首毛澤東”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和審判，“歷史剩下的只有謊言……體制實質上沒有變化，意識形態並沒有變化，還是毛的體制，還是毛的意識形態。 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愈，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

“僅僅在二十五年以前，中國就發生了時間長達十年、禍殃及於一億人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人類史上一大奇觀，一大悲劇。而對文化大革命迄今沒有全民的反思，全面的總結，這難道能說是正常的嗎？把過去忘掉，埋頭建設現代化，這難道是可能的嗎？”（李慎之：《新世紀 老任務》）

先生極為沉痛而嚴正地譴責對“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十年漫漫，已從古稀之年增至耄耋之壽的先生依然悲憤難禁，絕望莫名：

我還清楚地記得“六•四”剛過，四十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發來電報說：“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為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 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為人民軍隊的”。遍及世界的譴責者還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殺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 時還壓殺了剛剛破土而出的中國人民主覺悟的嫩芽。歷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此幾乎銷聲匿跡了。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二十年的極權專政，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棄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後，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

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

積重難返，二十年前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有何困難？然而在這方面出過大力，立過大功，而且按照中國憲法擔任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連名字都在五十年的歷史上不見了，甚至也當過兩年“英明領袖”的華國鋒也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是謊言。

從禹、湯起，中國賢明政治即有“罪己，其興也勃焉”的傳統，有“罪己以收人心”的智慧。無論現代西式民主制度如何發展，執政者的“罪己”精神（略類 基督教懺悔意識）將長期是中國式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倫理約束。先生以中國人的良知良能，訴諸同為中國人的執政當局的一己天良與歷史自覺，並不要求實行“罪 己詔”式危及其合法性的歷史性懺悔，而是以現代人“向前看”的寬容精神，以“為當局計”的容涵心胸，希望當政者順應全球化、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提高人權 的世界潮流，做“明白人”為中國“建功立業”。

足見先生天真迂闊甚而貽人所謂“諫士心態”者，是先生對最高執政當局的規勸和呼吁：“吃准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平反“六•四”， 大赦天下，撫恤受難者；不僅實行市場經濟，而且實行民主政治；學習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向憲政政府和平交班，達致“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

1999年深秋，老人孤燈獨坐，寫作“風雨蒼黃五十年”，其用心良苦，多半也是出於“責任倫理”，而不是“意圖倫理”。時逾四年，是否可以這樣說： 如此直呼最高當局的“勸諫”文字，既是“將”軍，也是“拱卒”，是多方面的合二而一？其一，就行文風格而言，一步到位，直呼其名，為十四年來所僅見，這是 “將”軍，不是低聲嘟囔，而是大喝一聲“將”！但就文章意圖而言，還是在呼喚改革，而不是革命，只是此次是逼進了九宮格裡去“拱卒”，才發生舉世震驚的後 果。其二，他本人深入禁區去“將”軍，也是逼著對方去“拱卒”，逼“將”行“拱卒”之舉：“中國的改革時機不是成熟，而是爛熟”，你趕緊改革，不改革，死 路一條！如此多重合一，既是慎公個人哀衷，也是境內大多有識之士之共識，豈能一言以蔽之，曰：“諫士心態”？
——朱學勤：《“常識”與“傲慢”——評曹長青、仲維光對李慎之、顧准的批評》

在一黨專制的社會裡，敢於向當權者公開進諫，既是一種做人的勇氣也是一種公民的權力，進諫總比不進諫好，李慎之不向掌握公共權力的江澤民進諫，難道要向遠在紐約的曹長青進諫不成？！
——張耀傑：《李慎之的敗筆和曹長青的圈套》

“聖之清者”、“聖之任者”、“聖之和者”都是中國喪失已久的聖人之道；孔子集大成的“聖之時者”，更是中國現代道德重建的最高人格範式。

中國盛產市儈和庸人，“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 賊也。”先生天然真純，拔乎流俗，超逾狂狷，破解我執，以“不忍忘天下”的大雄風範，以“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儒者胸懷，以“上天入地，舍我其 誰”的菩薩心腸，以“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酥精神，為中國精神生命的昂藏和人格世界的充拓，再立典範。

昔“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於西周聖賢箕子，後柳宗元稱譽道：“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所謂“東方譎諫”是 也。中國在未建立憲政國家前，知識界以天下大義和人間正道開導教誨執政者，乃其聖賢志業題中應有之義。歷史、人性、民情、神意通過富於自我犧牲精神、洞察 世道人心且深孚眾望的人士公開表達的時代的律令和人民的願望，是歷史鐵則仁慈善意而明白無誤的忠告，是緩解和防犯暴力風暴、非理性災變和玉石俱焚的恐怖結 局最後的底線，也是一切專制社會充耳不聞，直蹈傾覆而追悔莫及的歷史正聲。

1881年，實行過一系現代化改革、廢除了農奴制卻始終拒絕根本放棄沙皇專制制度的亞歷山大二世被俄國民意黨人刺殺。民意黨“革命執行委員會”發表 了著名的傳單《致亞歷山大三世皇帝》，提出了兩個條件：一、對政治犯實行大赦；二、由俄國人民的代表重新審查現行國家和社會生活方式，並按人民的意願進行 改造。

亞歷山大三世不顧警告和勸誡，對五名謀刺分子（包括一名婦女）判處絞刑。

俄羅斯文豪托爾斯泰致信新沙皇，指出俄國面臨三條道路：“以惡報惡的鎮壓的道路；自由主義的縱容的道路；沙皇以一個基督徒的身份，履行上帝旨意（寬恕）的道路。”

亞歷山大三世拒絕了托爾斯泰。二十多年後，托爾斯泰再次致信沙皇，措辭已不再謙卑而虔誠，他的警告直率而嚴厲；“歷代沙皇都可能並確實是怪物和瘋子，獨裁是一種過時的政府形式，……最重要的，是整整一億人民會異口同聲地要求自由。”

羅曼諾夫王朝當然不是因為民意黨人的謀刺、傳單和托爾斯泰伯爵的信函而倒台，卻是後者的告誡一再被置若罔聞的必然後果。將近四十年後，沙俄帝制在戰爭和革命的血泊中土崩瓦解，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和平遜位之後，還未能免於被布爾什維克滿門屠殺的噩運。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薩哈羅夫等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先後致信蘇聯領導人，就一系列涉及蘇俄重大 命運的問題提出告誡和建議。與沙皇俄國一樣，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對這些最無私最尖銳的告誡視若無睹，不到二十年，在沒有外來戰爭、人民起義和恐怖刺殺的歷 史條件下，第一個社會主義超級大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策源地戲劇般地崩潰了。

全球最大一片土地先後相續的兩個帝國，沒有被拿破侖、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摧毀，卻在歷史真理、時代良知和人的自由本性面前分崩離析了，而真理、良知和自由通常是由知識人來表達的。

《風雨蒼黃五十年》是在俄國持續了一個世紀的真理與權力、良心與專制、自由與奴役的漫長對峙與較量並導致了舉世皆知的歷史結局後，由中國的真理、良知、自由代言人發出的末世天問。

先生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名歷史代言人，但《風雨蒼黃五十年》的文本風格，貫注其中的二十世紀末一位滄桑老人特有的心境、意緒、感通和祈願，“幾若無涯之可望，無轍跡之可尋”，已永遠以天鵝絕唱的姿態，閃耀著絕世的輝光，融入我們民族的靈魂。

1999年深秋的一個早上，我打開電腦，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內外的長文，如受電擊。事先沒有聽說他要寫作此文，也從來沒有看到我們中國有這樣的 文字，如霹靂劃破夜空。我內心煎迫，與妻子說：“從今天起恐怕會有事，你要有個思想准備。”然後給北京的徐友漁打電話：“這麼大的風險，不能讓一個七十多 歲的老人獨自承擔，要說我們一起說，大家來分擔，不要使慎公遠遠地一個人冒在前面。”友漁毫不猶豫答應，應該有個配合與支持。再給慎公打電話，他卻斷然拒 絕：“不行，這事只能我一個人說，你們有你們的事！”言語之堅決，容不得半點商量。此後事海內盡知，不斷有壞消息傳來，他獨自承受，沒有半點退縮，見面時 卻從不言語一句。知識界以資歷以名望進政協進作協，如過江之鯽，披學者之華袞，享各界之諛詞，卻從來沒有一個老人如此決絕，視虛銜如糞土，什麼部級、副部 級，乾坤一擲，我只要這一點說真話的權利！
——朱學勤：《危城別慎之》

1999年秋，李慎之先生寫下了令時人反復吟誦的偉大文章——《風雨倉黃五十年》，嚴嚴正正、浩浩蕩蕩，而且滿懷悲憫，要求其順應民主潮流，啟動政治改革。中國大陸一直潛藏在水面以下的建設性的民間力量的威嚴，通過先生的筆力，得到了有張有弛、強勁含蓄的表達。
——郭飛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媒體告訴我們，十幾億人都慶幸自己生逢盛世，到處是“歡樂的海洋”。就是在那樣的日子裡，確切地說，在那樣一個夜晚，李慎之先生寫下了他一生中最美 好的文字《風雨蒼黃五十年》。最美好的創世，當然其人生也有著鈞天大樂吧。但我知道，最美麗的最哀傷，一些永生的歌只是嗚咽。

匪夷所思。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居然在文字世界裡直指人心而讓我們目瞪口呆。假如說慎之先生的言行以前是面對著人群，他以孤傲掩飾了他對於我們時 代的看法和意見，掩飾了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感受，那麼這一次他背轉身去面對歷史和自己的內心，無望地訴說他來到這個世界漫長歲月所感受到的希望、歡樂和傷 痛。這是真正的大情懷，是中國傳統的不忍之心，是置身於資本主義世界裡的馬克思敏感世界有違人的良心而作出的反應……。我似乎明白了慎之先生何以忘情，孤 傲，白眼於世。橫戰，橫戰，……那裡有著嵇康，阮籍，魯迅……的身影。

這是請求，呼吁。“我呼吁”“我請求”，是如偉大的冰心先生那樣純良至善人性的體現。

這是抗議，控訴。“我抗議”“我控訴”，如左拉所說，人民忍受了太多太長久的苦難，人民有權利要求個人的幸福。

這是教訓，呵斥。“你改悔罷”，如托爾斯泰所寫。

這是審判。任何人世間的榮耀和威權，必須經過人心的審判。李慎之先生教訓了中國的精英，中國的統治階層。因為本來官學、意識形態、利益集團是須受一 個文明共同體的實在之源來裁決的。其實在之源外化為學術共同體，當一個邁向新生的險惡之旅的民族在現代化轉型中遲遲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知識共同體時，當其知 識學術受雇於官於商，仰息於洋於書本之時，實在之源就直接降臨世間，那就是活生生的人，脫去任何偽裝的人。是的，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不錯， 在一個嬰兒的淚水裡，上帝的名譽都打折扣。所有那些世間的核心、中心、集體、主權，又算得了什麼呢？而在我們民族的歷史裡，很少有人回到根本，我們的實在 之源，“去以自己的火點燃別人的火，去以心發現心。”這是慎之先生對當代漢語知識的有效性和知識含量所作的貢獻。
——余世存：《慎之賦》

《風雨蒼黃五十年》在網上發表後，只有院紀委和中央紀委同我各說過一些話。不過都還客氣，連明確的批評都沒有。我也立定主意，低調應付，不傷和氣。

我不願意說這是時代進步，我只能說這是極權主義“腐敗”了，要凶也凶不起來了。有些四五十歲的朋友，初看到我的文章時都為我捏了一把汗，以為會發生 什麼不利於我的事情，後來看到沒有什麼大事，就把它看成是一個“劃時代的標志”，以為共產黨文明了。我本來也以為在我開了道以後，大家的膽子可以大一點， 結果也並沒有，倒是網上的匿名文章從那以後越來越大膽了。總之中國人的奴性，根子實在太深，毛澤東的統治也實在“嚴厲”，實在“有效”，中國人人權和民主 的覺悟，到現在也趕不上清末民初，更不要說三四十年代了。
——黃偉經：《最後一封信》

我是49年5月3月日南京解放後一周參軍入伍的。五十年後，我帶著自己親歷的歡欣與激動、磨難與痛苦、迷茫與探尋、希望與失望、震驚與省悟，飽含熱 淚誦讀《風雨蒼黃五十年》。讀到最後“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裡，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 己一生的歡樂和幸福，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於空幻的夢想呢？”慎之先生這沒有 答案的發問令我再也忍不住失聲慟哭！……這一夜，通宵達旦，我不曾闔眼。第二天，我以縮小的六號字三頁五面篇幅復印了全文四十份，向京畿內外東南西北中的 朋友們寄發……”
——許醫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領受過“現代狂妄＋極權主義＋絕對真理”的苦難和荒誕的人們，都不難認同一個常識：真理表現於這個星球上所有成員合於自然與人性之道的生命歷程之 中，存在於所有時代有益於拯救人、提升人、成全人的使命的所有奮鬥中。《風雨蒼黃五十年》作為一份人生獨白和歷史文獻，作為對地球上最老最龐大最有生命力 的專制主義的世紀性審訊，作為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精神履歷，已經融進並豐富了人類的精神世界，將長久地被中國和關注、同情中國的民族收藏，解讀。

1973年9月5日，索爾仁尼琴發表了《致蘇聯領導人的信》，對俄國與西方的關系、同中國的戰爭、文明的絕境、俄國的東北部、內政外交、意識形態以 及俄國的前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為持不同政見者的薩哈羅夫、麥德維傑夫、阿夫托爾哈諾夫、阿馬利裡克等對這封公開信作出了批評性評價，卻都肯定了這位 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的歷史地位：

索爾仁尼琴的信，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現像，是一次對原則性問題的自由討論。

盡管在我看來索爾仁尼琴的世界觀的某些方面是錯誤的，但在當代充滿悲劇的世界上，他不失為一個為爭取人類尊嚴而鬥爭的巨人。
——安•薩哈羅夫

與索爾仁尼琴一樣，先生堅決主張中國走和平漸近的道路，“不論現實多麼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 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演變或者暴力革命了。我這樣的人已經參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到革命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 不認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 的進步。”

同時，先生正告道：天之示警，亦已至矣！中國能否避免一場社會造反或暴力革命，以良知、理性、寬容、正義、平等、自由、民主、博愛……走先生希望的道路，主要取決於執政當局。在這個意義上，此文將是繼俄國先賢之後，長久回蕩中華大地的歷史沉鐘。

二十世紀是全球大悖論和最極端的時代。大死亡、大發展，大黑暗、大光明，大危機、大希望……一切都以極端的哲學和主義為之張目。中國是其中一道最湍 急的漩流。即使在1949年以後的五十年間，在高度一元化的制度中，這道漩流也曾掀起過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狂濤巨浪。《風雨蒼黃五十年》不是 《第三帝國的興亡》、《讓歷史來審判》、《古拉格群島》那樣的史學巨著和歷史實錄，而是接近《這是我的立場》、《為英國人民辯護》、《我控訴》、《我有一 個夢想》那樣純然源出性靈、良知、道義、勇氣和智慧的肺腑呼喚和衷心祈禱，更是東方世界“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蒼涼而激越、寂寥而熱烈的聖哲情懷，是一顆穿透半世風雨的“中國心”、一支孤獨而無畏地投向新世紀的精神嚆矢。

十三

歷史上任何偉大文明的出現，都始於先知的預言；任何偉大文明要避免最終覆亡命運，則必得聖賢出世，予以警誡。一切歷史的不公和人生的寂寞總是最先降 落在先知和聖賢身上，這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的現像，正是他們貴為歷史前驅的明證。一聲長嘯，一道警鐘，一座十字架吸引了無數覺醒者，正是他們向歷史索回的 報酬。在流放途中，在絞刑架下，在月黑風高的末世之夜，在大限將至的最後時分，他們如同歷史候鳥高翔於舊世界的的極地通向新紀元的綠洲上空……

先生於世紀之交對中國社會的告誡和預示，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後一棰暮鼓，二十一世紀第一聲晨鐘。

世紀之交的中國，在世界急劇變形和展開的格局和秩序中，日益居於特殊的處境和地位，關於中國的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的爭論，已經成為世界性話題，中國 在歷史選擇和世界精神歸屬上已經接近俄羅斯曾經面臨了三百年的歷史性兩難：東方還是西方，古代還是現代，專制還是自由，戰爭還是和平，復活還是絕滅。

自拿破侖一世、威廉二世、亞歷山大三世以降，西方從成吉思汗蒙古鐵蹄、太平天國起義和義和團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崇拜和野蠻規模中一再感受到“黃禍”的恐懼；西方的哲人則懷著更深的憂慮望著東方，望著亞細亞，望著中國：

野蠻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亞洲人比歐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們毫無反抗地忍受專制統治。這種君主政體很像是僭主政體（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於它們遵循成法而世代相傳，所以很穩定。
——亞裡士多德

亞洲總是大帝國的家園，……權力必須總是專制的，這是因為如果奴役的統治不是極端嚴酷的話，這個大陸就會飽受分裂之苦，……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亞洲，在那個大陸的全部歷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點自由精神的痕跡，只能看到奴隸制的耀武揚威。
——孟德斯鳩

實際上，亞洲普遍是專制主義的舞台，用貶義的說法，是暴政的舞台。規模龐大、聳然而立的專制主義是完全符合歷史破曉地區的政體形式。
——黑格爾

為獲得生計而普遍依附於皇權的狀況，正是東方世界牢不可破的專制主義的真正基礎，因為這是君主財政收入的基礎，也是社會匍匐在他們腳下的存在形式。
——理查德·瓊斯

東方一切現像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中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那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 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 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
——卡爾·馬克思

只有恩格斯天才地預見到，繼英、法聯軍“部分地打破”了古老中國的封閉傳統後，歷史將通過中國的亞洲近鄰日本，以戰爭之手“徹底結束”中華帝國與世 隔絕的狀態，並更加天才地預言，破產了的中國將有“大批苦力”流入西方世界，加劇那裡的總危機，從而產生一個“絕妙的歷史諷刺”：“資本主義生產，只有中 國尚待它去征服了，但當它最終征服中國的時候，……也將促使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

無論亞裡士多德還是黑格爾、拿破侖還是馬克思，他們對中國的觀察和判斷都源於西方的邏輯和利益，未必能悉數道出中國的奧秘和命運。

中國在東方的崛起，中國國家性質和形態的重新定位，中國國家哲學和民族精神的重新確立以及中國道路的重新抉擇，都將不可避免地大幅改變中國、東方和世界的面貌，中國再次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先生正是在中國最終何去何從之際，以中國古老的聖賢智慧和現代西方的理性精神向中國發聲，向世界發聲。

一位八旬老人的聲音是微弱的，心境是蒼涼的，他有杞人憂天的焦慮，有唐吉訶德式的天真，有人皆有之的局限、惘惑和謬誤，他只能對中國最基本、最重大、最緊迫、最讓他難以釋懷、難以瞑目的路數和去向，“盡心焉爾矣”。

不，先生至死也聲若洪鐘，目光如炬；先生留給中國和世界的乃是西方未曾有過、東方睽違已久的“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金聲而玉振”的當代集大成“聖之時者”的思想“巨資”。

十四

中國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與同樣令世界矚目的專制主義制度，兩者在中國同時並存的狀態已臨近終點。究竟是中國現代經濟增長最終“消解”中國的專制主 義，內承中國歷史傳統的“精華”，外與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從而造福中國與世界，還是中國專制主義利用中國經濟增長成功復辟中國歷史傳統的“糟粕”，為 禍中國與世界，其最危險、最需警覺的，是中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轉向新的大帝國道路的可能。

先生雖然很少直接使用“帝國”一詞，但已預感到它的不祥之兆：“一樣是威武雄壯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眾，……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 追求這種壯觀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而“中國是天然的大國”，“作為數量上占人類四分之 一到三分之一、時間長達兩千年的一種模式，……最好就稱之為帝國主義”。

中國向來缺少西式民族主義，而有東方式的天下主義。先生指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兩大目標“反滿”、“反帝”已經通過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完全實現了， “不料，到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有了一個新的轉向。由在世界的東方四征不庭、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情結發展出一個‘世界革命的情結’。……中國 歷史上是東亞的大帝國，幾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國，形成了中國人一有點條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稱之為虛驕之氣。由於這個原因，中國往往叫人害怕。” （李慎之：《和平奮鬥興中國》）

我所擔心的是：中國的極左路線，其最高目標，同時也是其最後動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這是中國人民“即使沒有褲子穿”，也一定要 “進行到底”的。就是這股“虛驕之氣”幾致中國於死地。二十年過去，中國人口袋裡的錢稍稍比過去多了一點，但這股虛驕之氣又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本著國家主 義的實質開始冒起來。
——李慎之：《虛驕之氣——中國的隱憂》

這是一種歷史的大感覺和大提防，這是植根於巨大的歷史異數和劇烈的文明創痛的憂患和預感。中國專制主義如果重新復活，它的最後階段和最高形式就是大帝國。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純屬虛幻的景像，卻是曾經籠罩了中國二十年之久的歷史浩劫，是先生晚年揮之不去的夢魘。

從“中央之國”轉到“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的中心”再轉到“大中華紅色帝國”，並不只是某一個或某一些人的夢囈。

中國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人口、幅員遼闊的疆域，近代以來它的受難、屈辱、創傷、不幸，它的孤憤、積怨、忌恨、危機，它與西方主流文明失之交臂而遠未消 彌的隔閡、疑懼、對峙和衝突，它那沉潛不顯卻欲伺機再度引發的底層革命和共產聖戰，以及秦漢帝國、羅馬帝國和東西方所有大帝國的歷史誘惑，都可能在某種歷 史環境下，一齊轉化為一個“高聳而立”的大帝國的歷史資源。一言以蔽之，中國步武凱撒、亞歷山大、拿破侖、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漢高祖、元世祖、明太 祖、清世祖、毛澤東之後塵，走上一條擴張、征服、革命、戰爭之路，並不缺少它的緣由、動力和基礎。

君不見，無論“極左”還是“極右”、“社會主義者”還是“資本主義者”、“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國家主義者”還是“民族主義者”，都會在高唱“大中華”時熱血沸騰，都會為“巨龍騰飛”的遠景熱淚盈眶；

君不見，中國國家主流傳媒決不與西方在自由、民主、人權、信仰領域，更不在國家制度、法律精神以及全球價值、全球倫理、全球安全和全球秩序上展開嚴肅的對話；

君不見，中國一些狂熱分子的激進主張（《中國可以說不》、《超限戰》、《為中國聲辯》等）幾度走紅，廣有市場；中國青年一代在“9·11”事件時的 “自由”而“獨立”的狂歡表演已一再令世界瞠目結舌；中國國家電視台通過直播，通過中國的“天之驕子”——北大、清華男女學生——對美、英國家元首的挑釁 性（當然是經過安排的）質問所表露的驕狂、輕蔑和敵意，乃是向數億中國青少年暗示和引導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否定和拒斥。

君不見，無論海灣戰爭還是阿富汗戰爭，無論伊拉克戰爭還是巴以衝突，中國都從來不站在西方一邊，官方軍事評論權威甚至按捺不住地在電視上教誨薩達姆衛隊和伊拉克人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去淹死、燒死美英聯軍，而對美、英聯軍的任何傷亡、失誤不加掩飾的幸災樂禍……

一言以蔽之，中國拒絕與西方握手，拒絕與西方對視。——除了滿清王朝式的顢頇虛驕外，中國統治當局還另有一套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另有一套世界觀和世界戰略。

如果以先生為代表的知識界仿效八十年前鼓吹“純正社會主義”、“超大國時代”、“大亞細亞主義”、發起日本“民間法西斯”運動的北一輝、大川周明、 井上日召、權藤成卿等日本“有志之士”，仿效七十年前公開集會支持希特勒和“德國國家社會主主義”運動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海森堡、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 爾、經濟學大師沙赫特、藝術史家平德爾等納粹知識名流；如果以先生為祭酒的中國知識精英公開宣揚“國家第一”、“民族至上”、“中國高於一切”、“二十世 紀是中國的世紀”；如果以先生為矜式的中國學人公開拒斥自由、民主、人權、憲政，公開對抗現代化、西方化、全球化，公開頌揚絕對專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 狂熱愛國主義、奴性集體主義、工具英雄主義，那麼，中國離帝國之途，也就一步之遙了。

任何誘發和強化帝國意欲的言論舉措，都將是對中國最危險最有害最凶險的誤導，都將使中國近代以來全部經驗和教訓付之東流，都將使中國文明（包括近二 十年的物質成就）毀於一旦，都將把中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都是對中國和世界命運的極其反動、極其無恥的挑戰，對人類文明與世界和平的啟示錄式的威脅。

當這種東方、亞細亞和中國式的專制主義還沒有溢出它的邊界、還沒有嘗試它的世界形式時，先生與無數國人已經從內部飽受過它的殘酷刻毒了（中國紅衛兵 一代和“群眾專政”犯下的罪孽難道不比希特勒德國的黨衛隊、衝鋒隊和斯大林暴政的“契卡”和“克格勃”多嗎！）。皈依專制，擁戴獨裁，效命帝國，意味著對 中國和人類一切正面價值和理想的蔑視和背叛，對現代文明的反動和對人類本性的進攻，也是對一己生命不可寬赦的犯罪。

這是一條不可逾越的歷史、文明、道德和人生的大限。

也是一條對國家、民族真正負責、忠誠和摯愛的大限。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先生為中堅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界，與權力當局和彌漫全中國的物質崇拜、權力崇拜、國家崇拜、專制崇拜的“集體無意識”之間 最後的分野，就在這條大限。先生晚年全部聖賢之心和先知之智，就是首先守住這條大限，守住中國文化的主流正脈，守住中國的生機與希望。

讓我們再次回到蘇俄（整個二十世紀，蘇俄對中國的影響最大最深，中國至今沒有正視），借幾名先知之筆對這個曾讓東、西方同時發抖的大帝國最後的崩潰投去浮表的一瞥。

最早預見到蘇聯帝國崩潰的，是一名西方劇作家。

1949年，東、西方冷戰鐵幕垂下，蘇聯已牢牢控制著東歐，斯大林幾乎成為人類“救星”時，瑞士德語劇作家弗裡德裡希·迪倫馬特發表了四幕歷史喜劇 《羅慕路斯大帝》。這位自阿裡斯托芬、易蔔生、蕭伯納和布萊希特以來最出色的西方戲劇大師，借西羅馬帝國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這一歷史戲劇主人公， 天才地預示了四十年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這名蘇聯末代總書記的出現。他們的共同使命是，利用其特殊身份，運用“老良知”和“新思維”，讓歷史上最強大也 最不義的帝國壽終正寢。

當女兒和女婿願為羅馬犧牲，妻子譴責他背叛了帝國締造者，帝國元帥、財政部長和騎兵隊長都發誓與日爾曼人血戰到底，宮廷侍從深信“羅馬這樣偉大的帝國根本就不會完全崩潰”時，那位唯一領悟到歷史真諦的先知說道：

幾百年以來，我們已經為國家作出了那麼多犧牲，現在，該是國家為我們作出犧牲的時候了。

羅馬早已死亡了，你們在為一個死人作出犧牲，為一個幽靈而戰鬥，為一堆傾圮的墳墓而生存！

幾百年以來，大羅馬帝國之所以還存在著，就因為它有一個皇帝。因此對我來說除了自己當皇帝，以便有條件消滅帝國以外，別無它法。

不，愛祖國不應該超過愛一個人。對一個人忠誠比對國家忠誠要偉大得多，也困難得多。

我們的愛沒有使羅馬變得善良。如果祖國變成殺人犯的巢穴和劊子手的屠場，就把它棄如敝履吧，你對它的愛已經蒼白無力。

背叛了我的帝國的不是我。羅馬是自己背叛了自己。它曾懂得真理，卻選擇了暴力；它曾懂得人性，卻選擇了暴政。羅馬歷代皇帝的寶座由層層頭蓋骨堆砌，建基在無數犧牲者骸骨之上，它的債務還沒有償還，罪孽還沒有清算。一夜工夫時代已經破曉，犧牲者的咒語已經應驗。

我一生都算計著羅馬帝國崩潰的那一天。我授予自己充當羅馬法官的權利。我犧牲羅馬，通過犧牲我自己。

無所畏懼地觀察世界，無所畏懼地做那些正確的事情，學會戰勝恐懼，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必須掌握的唯一本領。

1969年，正當蘇俄帝國處於其鼎盛時期（剛剛嚴厲鎮壓了“布拉格之春”，准備對中國發動核外科手術，“一勞永逸”地削弱中國，解除中國的威脅）， 猶太裔歷史學家阿馬利裡克就在《蘇聯能生存到1984年嗎》一文中預言：“這個由日耳曼人、拜占庭人和蒙古人所建立的東斯拉夫大帝國已進入了自由生存的最 後數十年。接受基督教曾經延緩了羅馬帝國的覆滅，但未能使其免於必然的滅亡；同樣，馬克思主義學說推遲了俄羅斯帝國——第三羅馬的崩潰，但無力阻止它的崩 潰。”

四年以後，索爾仁尼琴在《致蘇聯領導人的信》中忠告俄國：“全部世界歷史證明：建立帝國的人民永遠是要遭殃的，大帝國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 容的。”1994年，索氏結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國。蘇俄解體，分崩離析，“俄羅斯再度陷入可怕的狀況”，索氏的告誡一語成讖。索氏再次對祖國發出呼 吁：“俄國只有從帝國的偏見中解放出來，俄羅斯靈魂才能復活。”

應當指出，在沒有大規模暴力流血的條件下，世界上最強大的極權主義帝國幾乎自行解體，乃是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對於解除冷戰和熱核 戰爭的毀滅性威脅，對於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對於世界的緩和與發展，以及對於中國的現代發展和現代復興都具有難以估量的意義。而對於俄羅斯人 民，卻是在經過了74年的漫長苦難、付出了將近四分之一的生命代價後，才看到了那個專制帝國壽終正寢的一天。

“俄國總統普京是第一個向美國總統布什打電話表示慰問和支持的人。幾個月以來的事態發展表明，俄國人幾乎可以說是全心全意地轉向西方，向美軍開放了 歷來被視為俄國的後院與禁臠的中亞以至高加索地區，完全改變了古老的地緣政治學認為自己已被包圍、受威脅的觀點，而代之以所謂“地緣經濟學”的觀點，以為 這將促進這片落後地區的現代化而有利於俄國及其前“屬國”的經濟發展。改變如此之大，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還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七成上下，這是值得世界上 任何政治家羨慕的。有俄國評論家說，普京的事業是三百年前彼得大帝全盤西化的戰略經過嚴重挫折與倒退以後的恢復與延續。追溯俄國歷史發展的軌跡，只有融入 全球文明的主流才是俄國最大的民族利益，這也應該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由於歷史的原因，俄國雖然已轉向民主，但還不是一個充分民主的國家，民主所 必須要求的法制還遠未確立，目前的轉變是它掙脫奴役十年以後的又一次突進，對世界的明天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它不但是世界上地域最廣大的國家，還是資源最 豐富的國家，而且千萬不可忘記它還有半個世紀稱霸半個世界使全世界在它的威脅下戰栗的歷史，迄今手裡還握有威力可與美國比擬的核武器。‘9·11’以後， 英國首相布萊爾曾表示相信‘這股邪惡勢力的陰影中應當能誕生永久的善良’，我也抱有同樣的希望。”（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中國不能重復蘇俄的老路，中國並非沒有重蹈蘇俄覆轍的可能，中國如果走上蘇俄帝國的老路，它的前途和結局將不堪設想。

十五

先生已經站到中國和世界歷史交彙的時空高處，他的不可推卻的歷史使命，是攔截和阻斷中國專制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牌號的專制主義）與中國民族主 義的合流，尤其要警惕這種合流泛濫成“絕對”和“極端”的大帝國禍洪；同時，推助中國自由主義與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主流價值融彙，再為中國文化在全球化世 界潮流中的莊嚴復興，為東西方文明的偉大遇合，開出新路。

這就是先生聖賢視域中的中國救贖之道，先生全球視域中的中國復興之道，這就是先生寄身和仙逝的世界潮流、天地境界。

先生中年而後四十年間，長期面對一個大困惑：中國專制主義為何會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借屍還魂，變本加厲”，全面復辟且至今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怎樣才能最終消滅專制主義？

在生命最後幾年，先生單槍匹馬對中國專制主義發動了一場猛烈的進攻、一次嚴正的審判。

先生繞過從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約翰·穆勒、裡查德·瓊斯到馬克思、列寧、魏特夫等西方人關於“亞洲古代村社和治水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和 “東方專制主義”諸理論大廈，撇開中國官方學術界仰人鼻息奉為圭臬的“五階段論”的歷史笑柄，“截斷眾流”，獨自闖進中國二十世紀的昏暗堂奧，擒住了中國 現代專制主義這頭“東方利維坦怪獸”的“總角”。

先生“避開一切可能的爭論”，首先直接將批判鋒芒指向中國專制主義“老祖宗”秦始皇，將公元前221年秦贏政自稱“始皇帝”“立定”為中國專制主義 的“元年”，指認王夫之“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李卓吾稱秦始皇為“千古一帝”、譚嗣同“兩千年之政皆為秦政”以及毛澤東“百代多行秦政制”之謂， “實在千真萬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這個大帝國，確立中國專制皇權的人。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中國實行的就是皇權專制主義，我杜撰了一個英文名 詞，叫做emperorism。二千年間雖有損益，但是基本上沒有變化，在中國一直由皇帝統治。”（李慎之：《新世紀 老任務》）

先生明言，秦始皇“續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策天下，威震四方”，一統天下所建立的乃是中國第一個“大成至上”的專制帝國，是“中國停滯論”真正的歷史起點。

秦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災難性的斷裂、變異和倒退。它“車同軌，書同文字”，“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它結束了天下共主、列國並立的封建制度，“歷覽前史，中國的封建時代恰恰是人性之花開得最盛最美的時代，是中國人的個性最為高揚的時代。只要打開 《左傳》和《戰國策》一看，就會發現那個真正的封建時代有那麼多鐵錚錚的漢子以至婦女。你甚至會納悶，中國人後來是不是墮落了？……我所最推崇的中國人恰 好就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人，那麼尊嚴，那麼‘強哉矯。”（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濫用》）結束了春秋戰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秦帝國開啟和奠 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絕對皇權專制”、“普遍奴隸制”“軍事官僚專權”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專制帝國傳統，將絕對主義、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毒根，深深植入中 國的頭顱和心髒，它是比地理條件、自然環境嚴酷千百倍、中國兩千余年間所有苦難和罪孽的總根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黑暗、最陰森、最封閉的專制帝 國，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之集大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起亞洲第一共和國；“五·四”運動引進了“民主”與“科學”；抗戰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並躋身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陣營四強之 列；共產黨以“人民解放”、“當家作主”、“反專制、反獨裁”、“爭自由、爭民主”相號召，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秦始皇 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已經不折不扣地是落後而且反動了，而他的偉烈豐功卻還是壓在中國人民的心頭，而始終不敢改弦更張，……而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 命中的‘全面專政’達到高峰”，而毛澤東竟公然標榜自己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直到二十一世紀之初，中國最當紅、其父輩沒有少在1949年後、尤其 文化大革命中嘗夠專制滋味的電影導演，竟也為秦始皇招魂，將“英雄”的桂冠套在這位專制暴君一世的木乃伊頭上。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秦始皇到毛澤東，這是兩種迥然不同的譜系，截然相反的哲學，涇渭分明的歷史潮流和民族命脈。為什麼“整個二十世紀，在大量中國 傳統文化掃地以盡的時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動的專制主義卻歷世長存，而且變本加厲，最後竟發展為最野蠻的群眾專政……！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竟退化為依附於專 制主義而極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義！”為什麼秦始皇取代孔夫子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正脈”？毛澤東取代孫中山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的“主流正脈”？專制主義 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現代中國的“主流正脈”？

博先生撥開歷史唯物主義“存在決定意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層層思想迷霧，“以其歷經世變滄桑後的大徹大悟，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氣”（傅國湧語）洞穿了中國專制主義的斯芬克斯真面目。

首先，通過軍事戰爭奪取政權，建立起“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的“政治制度”，即秦始皇到毛澤東“一以貫之”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國家；其次，創立一套旨在維系、闡釋、強化專制制度的“意識形態體系”。

先生深刻指出，自秦一統天下以來，中國文化傳統的“主脈正流”已轉向為“一種政治的文化、權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專制主義的文化，“一種強烈的 意識形態文化”，幾乎受到中國古代所有學派和思想的“支持”，甚至具有神學和形而上的終級意義。中國專制主義政治制度與其意識形態相輔相成，共榮共損，缺 一不可，且共存於“一個所謂‘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裡，人口數萬萬’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大軀體之中”，這個“龐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身軀”不僅無 情而有效地統馭和禁錮著中國人的肉身和內心，而且“還有足夠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轉化”一切外來的現代化因素。

就實際歷史說，則秦始皇與作為其對立面的陳勝、吳廣以及兩者的結合正是中國“激進主義或曰極左路線”的活水源頭。這種思潮以劫富濟貧，分田廢債的平 均主義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專制主義為另一端，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一直沒有斷絕過，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其結穴的傑作而已。而且，由於其社會 基礎迄今仍然存在，我們現在還不能放松警惕。
——李慎之：《虛驕之氣——中國的隱憂》

單靠西方理論（無論古典還是現代、馬克思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不可能解讀中國古代社會，尤其不可能解讀中國古代精神，因為幾乎不存在地緣、空間、事實 和經驗的聯系和交流；而欲觀察近現代中國，則必須具備對世界、尤其是西方歷史文化貫通解讀的眼界和器識，先生正是以其豐富的中國經歷，以其對中國與世界二 十世紀交互歷程的宏大而犀利的眼光，對中國專制主義從秦始皇到毛澤東的歷史環境、資源、動力和路向，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綜合性思考。

先生強調，“‘五·四’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啟蒙運動，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一個半世紀以來，‘五·四’先賢的覺悟為最深最廣最 高。……‘五·四’的精神就是以三百年來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以理性的精神來打破幾千年來禁錮著中國人思想的專制主義和蒙昧主 義。……它與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一樣，是人的解放的開始，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開始。”（李慎之：《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中國啟蒙文粹〉序》）

但歷史沒有、也不可能為中國提供西方文藝復興、啟蒙時代那樣壯觀而持續的時空舞台。相反，歷史以其諸多“意外事件”、以其詭秘不宣的“偶然性”幾度攪亂了以“五·四”運動為起點的中國現代啟蒙運動的步伐。

由西方發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縱容的“二十一條”、半西方人的俄國人發動的十月革命、俄國人聲稱的《加拉罕宣言》、《越飛－孫文宣言》以及日本 人發動的侵華戰爭……這些本來與中國無關、至少不由中國負責、更不由中國掌控的外部世界事件，完全不容中國極少數啟蒙主義者對中國的現代認識和現代設計， 而大幅偏離、最終背棄“五·四”啟蒙運動，出現二十世紀第一次嚴重斷裂和錯位，乃是中國難以避免的歷史宿命。

先生以過來人和覺悟者的特殊感受指出，從1919到1949，開頭是“救亡壓倒啟蒙”，接著是“革命壓倒民主”，最終是“專制壓倒革命”。真正使 “五·四”運動發生變形、轉向的，比外部世界所有重大事跡更有壓倒性力量的是“源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一個世界性大思潮”，即源於“從俄國革命引入的馬 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源於“要求達到社會運動根本解決的唯物一元論、辯證唯物史觀”一類中國人“聞所未聞”的嶄新的歷史理論和世界觀；源於“在全世 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解放全人類的最高價值和最高理想”。

這就是以毛澤東為首，以陳伯達、艾思奇、李達、鄧初民、張友漁、張申府、何干之、沈志遠、錢亦石、潘梓年、李平心、華崗、曹伯韓、張仲實……以及陳 豹隱、王亞南、郭大力等成百上千名中共黨員和左翼知識人為骨干（這個“理論隊伍”在文化大革命中改換成同樣以毛澤東為首，以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 力、關鋒、戚本禹等“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為骨干的“寫作班子”），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尤其是“奉斯大林旨意編寫、被毛澤東稱為‘共產主義百科全 書’”、實則充斥著謊言和謬誤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材》編寫的《大眾哲學》、《社會學大綱》、《新政治學大綱》、《新經濟學大綱》等作為普及讀物‘啟 蒙’了一代共產黨人和左翼精英的‘新啟蒙’運動。

“新啟蒙”由於二十年代末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蘇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蘇俄抗擊德國法西斯的特殊貢獻、二戰後斯大林主義對東歐的勝利以 及東西方冷戰的降臨等一系列國際事變，最後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1949年的勝利”，“終於徹底否定了‘五·四’的‘舊啟蒙’，而且決定了中國今 後幾十年的命運”。

“我們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產黨人，因為受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的影響，相信在民主的價值之上還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價值，那才是我們值得為之鬥爭 並且為之獻身的全球價值。這種思潮在整個二十世紀都影響廣大，一度發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自此，一種全新的世界性意識形態君臨中國，一種全新的國家制度按照這種意識形態建立起來，一種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為 終極目標的國家“趕超”發展戰略，得以確立，一種按照這一國家戰略制定的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這個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識形態 現在成了唯一的、絕對的、決定論和永恆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陽”。在它的籠罩下，中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繼續革命”，必 須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工業；一切資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須服從這個總目標，一切不同意見和個人自由都必須嚴加控制；最後，最重要、“悠悠萬 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須要有一名集最高權力和最高真理於一身的最高權威。

於是，中國人終於聽到了這樣一種聲音：“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中國有古典詩詞修養的人士終於讀到這樣一首律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雖死業猶在，
孔學名高實粃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於是，中國人終於從“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句極度概括、極端坦率的表白裡，領悟到了什麼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來實現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 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蠻的專制主義”；終於經歷了秦始皇以來，中國第二次歷史性的中斷、變形和倒退：“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 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變成了極權主義。”（許良英：《痛悼摯友、同志李慎之》）

“從毛到鄧，他們這一代講的專政，同三權分立之間，是水火不相容的。……這個意識形態的形成很自然，但是有這個意識形態，我們的苦頭就夠大了。毛嘛，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實際上是秦始皇加斯大林。從中國繼承了秦始皇，從國外繼承了斯大林。”（李銳語）

於是，中國人終於看清了一個歷史怪獸的真面目：如果說秦始皇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毛澤東則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與半西方俄國專制主義雜交的 集大成者；終於明白，只有這種現代專制主義集大成者才具有將中華文化幾乎摧毀殆盡，將中華民族幾乎推到絕境那樣一種不可思議的毀滅性力量。

於是，中國人也終於等來了歷史開始復歸正道的啟機：中國現代集大成的專制主義已經因為文化大革命“天怒人怨”、“人神共憤”的結局遭到“全盤否定” 而喪失了在中國的公開“支持”；又因為蘇俄、東歐的和平“易幟”而喪失了來自世界的公開“支持”，專制主義終於臨近“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末日了。

感謝歷史的發展到二十世紀最後結束的時候，中國舞台上各種可能有的思想總算已經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後要進行戰鬥，……我的看法是，當面的敵人就是一 個，就是在中國綿延了兩千兩百年的專制主義，雖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爛而日趨軟化，但極權的本性未變。要救治專制主義，只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以 至個人主義，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幾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較量應該可以得出結論：共產主義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義則是主流，而且是全 人類遲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何家棟：《未了的心願——懷念慎之》

先生承認，他是經歷了五十年的痛苦磨練和艱難思索，才正式與中國新老專制主義集大成者決裂，勢不兩立。

先生仍然憂心忡忡，“五·四”民主啟蒙被“新啟蒙”取代，而無論“舊啟蒙”還是“新啟蒙”，都一概成為了專制主義的犧牲或奴僕。

“‘五·四’運動總司令、第一個把‘德先生’和‘賽先生’請進中國的陳獨秀，當他經過二十年的磨練閱歷而重新覺悟的時候，已是‘刑余之身’，貧病衰 老，僻處江津小城。……他的話連死水微瀾也已引不起來了”；一貫倡導民主、鼓吹自由的“胡適和他帶出來的一批留洋生，在號稱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中不過是 零頭的零頭”；“對中國的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的揭露和鞭撻其力度無可比擬的魯迅，晚年政治思想急劇左轉，成了‘偉大的共產主義者’”。

而中國“新啟蒙”的左派們（先生再三表白自己曾是其中一員）在領到“黃金世界的預約券”、進入由“新啟蒙”催生的“新中國”後，所受的磨難和意外，更遠勝於“舊啟蒙”的先賢。

真正的、唯一的勝利者，仍然是“幾乎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專制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的遺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來的極端主義 的心態，深深地埋在中國人民的心底，隨時可以復蘇而反撲過來，一個世紀以來都有反復表現，真是所謂‘心中賊難除’”。“中國人確實如胡風所說，是渾身帶著 精神奴役創傷的人，要衝決中國幾千年專制主義傳統的羅網是何等困難”。“專制主義在中國是一種生活方式，要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社會整個地換一種‘活法’，這 的確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一件小事，這是有世界意義的大事。”

“中國的傳統文化自從秦始皇稱帝一統天下的兩千二百年以來，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主義。救治專制主義的唯一出路，就是啟蒙，就是以近三百年來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李慎之：《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

專制主義的毒素不僅遠未從中國的社會機體內排除干淨，而且在特定環境下，還可能引導和促使民族主義的“惡魔”成分突然轉化為毀滅性的非理性力量。

歐洲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孕育出來的“對陽光下的份額”、“權力意志”和“生存空間”的覺醒和渴望，極大地增進了財富和文明積累，同時催 生了歐洲十九世紀兩股最強大的思潮：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它們一旦與被傷害被刺激、精力充沛而規模龐大的民族生命和民族運動相彙合，就會煥發空前強大的盲 目力量，這種力量一旦與某種邪惡有毒的使命意識相碰撞，就會產生二十世紀希特勒德國和斯大林俄國式的恐怖帝國。

曾把歐洲和世界以及德國自身拖進深淵的“第三帝國”，其精神內核就是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後者在十余年時間裡迅速演變成“人民群眾的馬基雅維裡主義”，演變成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原始力量，演變成“人民性——民族性——獸性”的法西斯歷程。

先生曾再三總結他所屬一代中國人的銘心刻骨的迷誤和覺醒，以作中國年輕一代和全體國民的傾覆之鑒。“當時在我們這些左派青年的心目中，蘇聯是全世界 第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就像我們那時候愛唱的《祖國進行曲》裡所說的那樣，‘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但是不過十五年，蘇聯當政者（斯 大林）的罪行披露，蘇聯原來是專制程度絕不亞於希特勒德國，而遠過於我們心目中專橫獨裁的蔣介石中國的國家。”（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 立》）

先生在審視中國外交的演變歷史時指出，“毛澤東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斯大林那樣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頭銜是‘進步人類的偉大領袖’，這正是毛澤東追求 的目標。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公開號召‘解放全人類’。中國的紅衛兵也把這個口號喊得震天響。……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全面的，它在國家制度方面更是巋然不 動。目前，意識形態的因素只是比毛澤東時代大為削弱，從根本說則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又轉化成為某種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對中國正當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 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他們撿起列寧、毛澤東關於帝國方義存在就有戰爭的理論，主張對美國說‘不’，質疑鄧小平‘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說，並 且批評中國政府的外交太軟弱，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尤其因為中國是一個天然大國，面積還略大於美國，人口世界第一，歷史世界最長，五十多年來宣傳起來 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開放後經濟有了好轉，因此又出現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虛驕之氣。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立場在中國，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學生中， 似乎很有市場。如果任其發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

十六

先生常說，他是以長遠的樂觀來掩蓋眼前的悲觀，但先生從來沒有因為眼前的悲觀而放棄當下的責任。

先生最早最堅定向國人呼吁：回到“五·四”，“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

先生最早最堅定地呼吁中國修改憲法。他希望中國參考美國制訂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的經驗，“早早修訂出一部也能管一百年、二百年而無須作重大修正的憲法，這正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所在”。

先生最早最堅定地“鼓吹議會民主和多黨制”，主張盡快進行政治改革。他告誡說，“如果不及時啟動政治改革”，中國可能“像飛機在空中失控一樣，造成慘劇”。

先生個人念念不忘、身體力行的，是在中國、首先是青少年中間，推行公民教育。

中國要趕上先進國家，要實行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解放被專制主義所扭曲了的人性，發揚每一個人的本真人性。換言之，就是要培養人的公民意識，使在中 國大地上因循守舊生活了幾千年的中國人成為有現代意識的公民，有人的覺悟的公民，成為一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能主動追求自己的幸福、創造物質財富與精神 文明的公民。

從不隨地吐痰、不亂拋果皮紙屑到坐公交車要禮讓老弱婦孺，都是公民課最起碼的內容，一直到懂得什麼是政黨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麼是對權力的制約平衡，什麼是司法獨立，懂得什麼是市場經濟、法治國家、憲政國家，懂得以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和權益。

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化一百年來成就不大，以致被稱為“九死一生的中國現代化？”第一個原因就在於中國始終沒有能培養出夠格的現代化公民。沒有能培養出 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強而且能自勝的獨立自由的個人，沒有能培養出既能伸張自己的權利、也能擔當自己的責任的獨立自由的個人。

公民教育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實際上這也是四個現代化以外的更重要的“人的現代化”。它不但為四個現代化提供前提，也是為四個現代化設立目標。

如果一個人真的還有下一輩子的話，那麼，我的最大志願就是能在下一輩子當一輩子的中學公民教員。近年以來，我又萌生了一個願望，很想編一套12冊 （備6年12個學期用）的中學公民課本。它應該分兩個層次：頭6冊是供初中用的，也就是每個上九年義務教育的人的必讀課本；後6冊是供高中用的，也就是有 條件上高中的人的必讀課本。因此它應該有循環加深的特點。我雖然有此志願，只是學無根底而年已老邁，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倘若有志於此的年富力強 的學者願意擔當起這個神聖的任務，我還願意以衰朽殘病之軀追隨左右，協助做一點添磚運瓦的工作，與有榮焉。這實在是我可以設想的21世紀對祖國、對人民的 最好的禮物！

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著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
——李慎之：《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

這就是先生的坐言起行，先生的“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先生置龐大的國家機器和各種意識形態禁錮於不顧，兀自召開會議，作出規劃、分工。除了何 家棟先生幾位清貧志士“協助做一點添磚運瓦的工作”外，整個社會完全無動於衷。這一切，都絲毫無損先生踐行這一宏大而樸實的“志願”的古道熱腸。無數後來 者是否會從一個八旬老翁的夙願中再次傾聽到中國古代聖賢的不朽誓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當中國終於建立起自己的現代公民社會時，億萬男女公民也許早已記不起曾有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為他們的公民尊嚴、權利、責任、義務而流盡最後一滴心血。先生當不會為此悲哀。

無論西方哲人抑或東方聖賢，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以傳播真理、綿延文明。蘇格拉底不惜生命代價而為“青年的導師”，托爾斯泰以譽滿全球的聲譽 卻不惜花費精力為孩子們編寫“初級課本”；中國自“萬世師表”孔夫子以來更有兩千五百多年“師道”傳統，近代仁人志士無不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和“新 民”的精神致力於國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復興。

中國和世界平民教育與鄉村改造運動卓越奠基人晏陽初於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人類四大自由原則外，提出“人民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為占人類四分之一的 中國人“睜開眼睛，識字讀書，擴大心胸，培養知識力、生產力、強壯體力、組織力，為中國新民”奮鬥了八十年，而千古傳頌；

梁漱溟、盧作孚、張伯苓、羅家倫、陶行知、黃炎培、梅貽琦、謝循初、吳鑄人等先生都曾為中國現代教育嘔心瀝血，卓然成家。據稱，就連沒有接受過現代 完整教育的毛澤東，晚年也厭倦於“領袖”、“統帥”、“舵手”一類缺少雅望的稱號，只希望保留“導師”一項，稱其晚年的願望是回湖南老家做一名普通教員。

先生“做一輩子的中學公民課教員”的心願，最與陳獨秀晚年編寫《小學識字教本》略同。陳獨秀晚年患高血壓，不顧“左邊耳聾、右邊腦子時時作痛”，將 生命最後三年全部用於“下一代兒童能循此學習，當省卻許多腦力”的識字教本上。“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學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見解，又不願寫”，陳獨秀只好 獨自辛苦，當寫至下篇《合體字》“拋”字時，還未作解釋，便成絕筆，連《小學識字教本》上篇的油印校對稿也沒有看到，這名中國共產黨締造者、“五·四”運 動總司令、新文化運動旗手便在江津郊野窮鄉僻壤一戶簡陋的瓦房裡拋棄塵寰，撒手西歸。

先生早年幸逢一名優秀的小學公民課教員，青年時代自己做了深受歡迎的中學公民課教師，從中年到晚年，先生更深感“千差距、萬差距，缺乏公民意識，是 中國與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因而衰年發心，致力中國公民教育。“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時時都在為喚起人們的公民意識而努力。可惜，慎之先生走了，中國失去 了一個最優秀的公民老師！”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從美國歸來，立即找李郁詢問公民教育進展情況，並且給我寫了封信：“問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著手開始公民教材的准備 工作，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夠成立‘公民教育研究會’，那就是可以千秋萬代的工作，我們這一生就可算有一個目標，也有一個歸宿了。（對我們這 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雖然很低調，但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現在社會上思想混亂，如果我們能編出一本公民教程來，對政府與人民，中央與地方，立法與行政，行政與司法，立法與司法的關系……都有順應世界潮流合乎文明原則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麼樣的英雄好漢敢來挑戰。

直到去年年終，慎之還在約任不寐參加編寫《公民課本》，可見慎之在這個問題上始終沒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說：“頑強奮戰後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 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這不過一次小小的挫折，我們永遠也不會接受失敗。我相信慎之設計的《公民課本》或《公民試行教程》是一定能編成的。
——何家棟：《未了的心願——懷念慎之》

先生對中國和世界的前途始終保持謹慎而堅定的信念，這種信念得到民族命運和時代精神以及歷史事變的“支持”，更得到世界潮流和中國歷史大勢的“支持”。

先生最後的信念和支持，則是源於他與現代專制主義長期對峙、從生命意識最深處噴湧而出的現代中國集大成的聖賢世界的支持。

十七

當代中國，孤獨、悲觀如先生者，可謂寥若辰星；通達、樂觀如先生者，也可謂寥若辰星。先生正是在中國的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最寬廣的譜系之間，展示著一個聖賢生命的光彩。

先生對中國和世界前途持長遠的樂觀，因為：

“真理在我們一邊”，
人性在我們一邊，
歷史的辯證法在我們一邊；
天命、上帝在我們一邊。

先生對中國最終寄於樂觀希望，是因為他已看到了中國的希望，那就是復興自由主義，走向全球化。

先生衷心推崇捷克共和國前總統、“布拉格之春”代表人物之一哈維爾，推崇他在“後極權社會”中呼吁人們憑良心說真話的勇氣和智慧，推崇他那看似離奇 實則真實可靠的“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推崇他那神秘的信仰：“希望、驚奇、博愛、對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它存在於任何事物的背 後，又居於任何事物之上，對此，人們應當永遠謙卑。”

先生是1949年以後最早反思和警覺斯大林主義的中國人之一（他曾為此向毛澤東提出實行“大民主”，建立憲法法院，“還政於民”，並主編過中國唯一 一本《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他隆重推介哈維爾，因為這名捷克劇作家不僅也是從斯大林絞肉機裡“滾”出來而繼續追求真理的思想鬥士，而且是東歐“天鵝絨 革命”一面勝利的旗幟，是以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戰勝了斯大林主義的一個劃時代的典範，對中國有著非同尋常的啟示意義。更重要的是，先生從哈維爾身上發 現了鏟除專制主義的最尋常而最有效的武器，即從每一個人內心一點一滴地剔除專制主義的存在基礎，用人皆有之的“良心”和“真話”的權利消解、挑戰以至最終 終結專制主義。這與甘地“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惡”一樣，都是直指本心、訴諸人性的大智慧。

歷史沒有以蘇俄（它的巨變太艱難太復雜）、而是以一個東歐小國的自由之光來顯示其本性和希望，但在先生焦渴而敏銳的眼中，它已經足以讓中國欣喜、振奮、向往了。

先生幾乎逐字逐句引用的哈維爾的貌似簡單的話，想必也可作為他所希望的現代精神在中國最終勝利的借鑒：

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

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

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預 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 生無法壓制的轉變。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麼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的良心的聲音，甚至所有抽像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於良心的呼聲之上的責任。

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所支持，也將不能 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這些都還不是症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 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只顧自己……（我這樣說時）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 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 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但是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它將來也不會得勝。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沒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縱歷史的人才會安於得勝的觀念。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我們前面還有許多困難的時刻，得勝的只是一個真正的希望。

先生諸多願望之一，是為中國人編撰一本蘇俄、東歐二十世紀史。先生是《第三帝國的興亡》這本深刻影響一代中國人的歷史巨著的主要策劃人和主要譯者之 一，對二十世紀為禍世界的極權主義有極深刻的研究。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災難性影響，先生更有切膚之痛。完全可以設想，由先生主其事編撰的與“第三帝國”孿 生的“第三羅馬”的興亡史，一定會使中國從極權主義濃黑的陰霾中再次驚覺。“哈維爾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情況。在那個時期，生活的 邏輯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開腔，我一定滅亡’。例子多到不勝枚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還有哈維爾本國的斯蘭斯基都是。哈維爾應該認識到，從那個時 代轉變到人們多少可以爭取‘說真話’，‘從小處著手’，橋下流過的水（不，是血）已經很多了。”既然歷史已經走到後期極權主義社會，那麼也就可以套用中國 人十分熟悉的雪萊的詩句：“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李慎之：《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人生哲學》）

自由不僅出自人類本性，而且出自宇宙本性。自由是天地間最基本最普遍最無須強制和闡述的精神，人性和文明一天也離不開自由。近代以來，人類所有偉大 的歷史運動，莫不高舉自由的火炬。對自由有獨特理解的馬克思，也把自由與共產主義相聯系，甚至在骨子裡從不理解自由為何物、視自由如寇讎的造反派頭目毛澤 東在掌權以前，也沒有少以自由相標榜。

使將來的歷史學家難以理喻的是，自由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一度成為洪水猛獸式的異端，成為國民生活的最大禁忌，甚至成為修辭學上的一大避諱。

西方經過希特勒和斯大林兩大反自由帝國的興亡，自由主義已經長成參天大樹，並成為現代西方自我約束、矯正的天然武器。中國雖然不必從頭開支構建自己的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卻必須踐行自由主義的道路。

先生不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開山祖師，也未必能稱為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權威，而是1949年、1989年以後自由主義在中國兩度中斷之後起死回生的“破題人”、自由主義實踐的領頭者、自由主義目標的預告家。

先生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抱有罕見的樂觀，他的理由未必賅備、深刻，卻以其特有的“宏大敘事”風格，為中國自由主義展示了歷史－邏輯的趨勢：

我們已經有了一百年的傳統。……中國儒家和道家這樣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與自由主義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資源。

我們正在轉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必然發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

我們現在正處在全球化的時代。經濟市場化已成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義也越來越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價值。

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二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到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發軔和復興》

十八

公元耶酥1840年或孔子2391年或略稱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第一次發生翻天覆地的轉向，中國第一次成為世界的中國，中國的命運第一次與世界結為一體。對於中國，這是開天辟地未有的大變局；對於世界，這是劃時代的大事件。

無論有多少迷誤、悖謬、悲劇以及驚覺、抗爭、成就，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華民族，其安身立命、其現代復興，都只能在與世界潮流的際會和融彙中，才可能求取。

無論中國如何驚濤駭浪、經緯萬端，都可以概而括之，“回過頭去看，許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論是維新還是救亡，不論是三民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也不論 是搞世界革命還是與國際接軌，統統都為的是走上全人類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先生對中國最重大的貢獻，是把全球化的潮流、趨勢、方向引進中國，以中國古代偉大德慧把中國引向全球化。先生是二十世紀末中國最終擺脫厄運、晦氣和 異變，走向世界、走向現代、走向全球化的歷史性觸媒，是蘇聯解體、東歐易幟、中國現代轉型風雨如晦之際，為中國另辟路徑、為中國歷史貞下起元式的現代悖興 而英勇前驅的精神摩西。

1991年，“六·四”血痕還淤積在中國人心底，尚未結痂，吾爾開希一類專制主義“類人孩”（余世存語）還在自由世界上演權力爭鬥和陰謀政治令人惡 心的醜劇，國內思想界正以“識時務為俊傑”、“現實即合理”的東西“哲訓”自行瓦解、自棄理想，隨波逐浪，中國重歸於無聲。

“慎之的特殊意義就在於，在‘萬馬齊喑’、‘萬念俱灰’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識階層的思想再次發生動搖的時候，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堅持現代化導向， 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將自由民主確立為全球價值。……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義大旗，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在中國思想史上卻具 有石破天驚的意義。”（何家棟：《未了的心願——懷念慎之》）

先生思考、研究、引介和推助全球化，其胸襟之博大、眼界之開闊、氣像之宏偉，當今世界，無出其右。

先生起始便不是從書齋式學術的角度，也不以某種“歷史理念”或“絕對精神”的名義，甚至不僅僅是從中國的命運出發，而是從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和“人類的本性”、“人類的宿命”以及人類文明與世界全球化的歷程，以一己生命的體證和整個民族三千年的智慧、一百多年的挫折和經驗，面對全球 化。正是通過對全球化“徹裡徹外，徹頭徹尾”的反復運思，先生終於為中國覓見到從危途轉向正道的歷史契機。

先生在回首中國二十世紀的蒼黃風雨時，極近杜翁當年心跡：“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 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先生一旦越出中國，放懷天下，思接寰宇，雖一樣是滿目蒼茫，滿腔悲憫，卻別有無 限渺遠、高曠、超然的心事，有豁然開朗的大會通、大參悟、大希望，對世界、宇宙滿心感戴、贊嘆，對人類詩意般的信念沛然而生：

根據當代宇宙學家的說法，自從大爆炸以來，宇宙已經存在一百五十億年。如果把這麼長的時間濃縮折合為三百六十五日的宇宙歷，要到九月十四日才產生地 球，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點三十分才出現人類，人類的全部文明歷史還不足十秒鐘。因此，從宇宙的觀點看，一個世紀的時間曾不足以一瞬，即使宇宙與人類最後 都要毀滅，從現在看，以後的路還長著呢。我總相信，宇宙花這麼長的時間進化出人類來，總不是為了要毀滅它。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妙哉斯言。

先生在中國設壇開講全球化，正是“1492年哥倫布遠航美洲使東西兩半球會合”之後五百年，先生稱之為近代世界全球化的開端，其間經過“國家力量的 伸張，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傳播和文化的滲透”以及“局部力量的會合而引起的衝突和融合”，先生稱之為“慢吞吞的全球化”。

1991、1992年先生先後在中國拉丁美洲學會、太平洋學會哥倫布遠航美洲大陸500年紀念會上，首先正式提出全球化（“在中國，可能是我，最早 在1991年提出‘全球化’概念。我在《世界知識》和《科技導報》上撰文提倡‘全球化’。”（李慎之：《全球化與全球價值》），並定該年為當代全球化的 “元年”。

先生指證，當代全球化發軔於二十世紀末向二十一世紀過渡期間若干歷史、政治、科技、經濟和文明領域同時或相續出現的重大變化。“從1989年柏林牆 的坍塌到1991年蘇聯的瓦解，到1993年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議的紛紛出台，可以說是這樣一種轉折的分界線。”“世界 上人口最多、領土最廣的國家——中國、印度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幾乎同時卷入了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大潮”。“而在思想的領域，就在這幾年，信息的傳播已經可以以 無間隔的速度到達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

“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國家的、超國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動，全球性的問題在蔓延。……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的時代已經到來，全球化的過程方興未艾。”

至今我還能記得他那特有的充滿哲理的排比句：地理的全球化始於哥倫布的航行，科學的全球化始於牛頓的力學，思想的全球化始於法國大革命，經濟的全球 化始於資本主義，信息的全球化始於電腦網絡。他對信息的全球化給以了特別的關注，認為蘇聯的解體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個封閉社會的結果。
——任東來：《“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愛國者”》

先生深切了解文明的脆弱、人性的局限和歷史的多變，他在倡導全球化一開始，就對被“裹脅”進入“加速全球化”的中國發出告誡，全球化決不僅僅是良辰美景，“它不但會帶來融合與和諧，還會帶來磨擦與衝突，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血與火的鬥爭，是生與死的抉擇”。

有人類原罪、世界末日和最後審判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世界，曾將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創造轉化的現代文明推廣到全世界，又將殖民擴 張、帝國主義、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各種文明、各種宗教之間的衝突帶到全世界。一百多年來，在尼采、斯賓格勒、湯因比眼中的西方危機已 經擴張為布熱津斯基、保羅·肯尼迪、小阿瑟·施萊辛格、繆塞爾·享廷頓眼中的全球危機。

先生是長期高度關注全球危機的中國人。

先生知道，中國的危機是世界危機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下半葉，全球最大危機存在於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戰爭，人類幾度瀕臨共同毀滅的絕境。

1955年4月1日，愛因斯坦與羅素以及布立奇曼（美）、鮑威爾（英）、約裡奧·居裡（法）、英費耳德（波）、湯川秀樹（日）等東西方諾貝爾獎獲得 者共同簽署了一份宣言，致信美、蘇、中、英、法、加六國政府：“這個世界充滿著衝突，而使一切較小衝突相形見絀的則是共產主義同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巨大鬥 爭。……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感情上並不是中立的，但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東方和西方之間爭端的解決，對於無論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反共主義者，無論 是亞洲人還是歐洲人或者美洲人，無論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都能給以可能的滿足，那末就決不可用戰爭來解決這些爭端，我們希望東方和西方都了解這一點。…… 作為人，我們要向人類呼吁：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們能這樣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樂園的道路；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末，擺在你們面前的就 是普通死亡的危險。”

人類應再次慶幸，無論因為什麼原因，冷戰嘎然而止，核戰威脅急劇減輕。這最終應歸功於有一千多年東正教傳統和近八十年極權主義痛苦經歷的俄羅斯人民的良知和理性，這個高尚而偉大的民族為此付出的高昂代價和巨大犧牲，永遠值得人類銘記。

現在該輪到中國來向世界表明，它那五千年的文明與一個世紀的磨難，同樣可以轉化為救贖與復興的教益和智慧，而且可望光大為神意般地降臨於中國的天命。

十九

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到西壁。
而今收拾歸來，依然水漣天碧。

先生有幸越過二十世紀，他的經驗和智慧得以在當代全球化的世界大放異采。作為最有國際視野的中國人之一，先生早已作出判斷，中國決不能再次自外於世 界潮流，決不可再次對立於西方主流文明。中國二十世紀悲劇性、災難性的歷史抉擇（或被抉擇）是所謂“走俄國人的路”。當斯大林主義的血腥紀錄已經大白於天 下、毛澤東的本來面貌逐漸浮現，當無數冤魂要求歷史的公正審判已經成為所有人的精神重軛和道德責任，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留給世界的僅僅 是一堆堆歷史的廢墟時，先生率先站到了當代全球化的入口處。

先生以抑郁、憂傷的筆調描繪了全球化的危機。除了“環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來的移民問題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 散所造成的對全人類的威脅，惡性傳染病、毒品買賣與犯罪活動的全球化基至垃圾處理都成了全球化的問題”之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價 值觀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亂之中”。“我們這個星球上正在發生所謂‘文明的衝突’，全球文化的大危機”。

我們寧可從積極的方面看待這種討論，它代表著全世界的現代化已經走到了一個階段性的轉折，需要清除幾百年來以西方價值觀（或者說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為主導的工業文明的積弊，開創出一個新局面，使人類能過上比較合理、和諧、安全、健康的生活。
——李慎之：《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

先生特別告誡國人：“尤其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在中國即將完成自己的轉型期的時候，世界也正進入一個更大的轉型期——由工業化時代轉入信息化時代。換 言之也就是中國的價值觀念大混亂的時期剛好與世界的價值觀念大混亂的時期重合，它們同樣出現在歷史大轉變的關頭。人類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有道是：‘過了一 關又一關，關外還有山連山！’”

兩千余年間，中國盡管戰亂頻仍，封閉停滯，但始終沒有貫通西方歷史的宗教“聖戰”，儒釋道從未出現不共戴天的仇殺征伐；但現代專制主義強加於幾代中 國人的意識形態災難，卻遠勝於西方世界。中國人至今遠未擺脫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毒害和禁錮。先生曾深受意識形態之累，深知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為禍之烈，先生 是冷戰結束、全球化時代來臨之際，第一個呼吁及早“確立”全球價值的中國人。

只有經濟的全球化而沒有人類基本價值的全球化，這個全球化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沒有資格稱為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不但經濟、科學、技術已經趨向全球化，而且各國的國家制度，從而各國的價值也將趨向全球化，這就是全球價值。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先生雖然沒有從學理上系統論述全球化（這種論著已經汗牛充棟），但他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避免再次誤入荊棘之途，為中國順利走進全球化所必須具備和完 成的歷史前提，為中國可望對世界全球化發揮正面影響並做出特殊貢獻而作的總構想，卻極富原創性。在漫長的迷茫和黑暗之後，先生“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 盡精微”，以中國獨有的聖賢心地、聖賢德慧、聖賢胸襟和聖賢氣像，對中國與世界之路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觀照和綜攝。

中國要自信、從容、尊嚴地融入世界全球化，要在全球化進程中復興和光大中國文化，首先應自覺掃除二十世紀的歷史殘渣和思想迷障。

必須批判和反對東方的、亞細亞的、中國的專制主義；
必須辯識和剔除專制主義孕育的蒙昧主義和奴隸主義；
必須警覺和抵制極端民族主義和“亞洲價值觀”；
必須全面改革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社會結構；
必須及早進行公民教育，建立公民社會、公民國家；
必須徹底摒棄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專制主義灌輸和強化的世界觀、歷史意識、思維模式、生活方式，重新開始“新民”、“新人”和現代啟蒙運動。

“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趨勢中，作為世界最大的單一民族的漢族，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勢必要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恐懼和厭惡。我們只有認真推進政治改革，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博得其他國家的尊敬與愛戴。”（李慎之語）

在二十一世紀世界全球化時代，所有民族都有各自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個事情特別緊迫，特別重要。道理是再簡單不過了，中華民族是 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世界綿延最久而又輻射甚廣的文化。如果中華民族不能促進全球由混亂走向有序這個偉大的歷史過程，它就必然要延遲甚至促退這個 過程。是非厲害，洞若觀火。……對外國的各種疑懼與期待，我們也可以作一斷語：中國經濟和文化振興，如果走的是沙文主義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國之禍；如果走 的是全球主義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國之福。還可以再加一句：‘中國之禍肯定是世界之禍；中國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世界對中國的“疑懼”，只能由中國自己去消除；世界對中國的“期待”，也只能由中國自己去實現。

先生曾再三辯析、再三證明，自由、民主、人權、憲政其稱謂和形式固然先由西方人創造，卻已被西方和全世界五百年來的文明歷程和中國一百年來的歷史教 訓反復證明，它們是源於人類本性、符合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和精神的普世價值，是現代文明、現代社會得以維系和發展的基石。中國應以真正“泱 泱大國”的胸襟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決摒棄已徹底破產、對中國已無任何積極意義可言的激進主義意識形態，堅定地與西方主流文明合流。——這是現代文明 世界對中國殷切的期待。“二OOO年六月二十七日，一百零七個國家的代表在波蘭集會並且發表《華沙宣言》，表示‘承認被普遍接受的民主價值’。這在我們年 青的時候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其中十分觸目地沒有中國、朝鮮、越南、古巴這幾個國家的名字。”（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確立》）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正脈的儒家學說，最積極入世，最諳滄桑變易之道，並以“人之初、性本善”對人性有永久的信任和寄望。中國悠久豐富的人文主義和 民本思想，不難認同和踐行西方現代普世價值，“中國文化積累如此豐富。我可以說，無論什麼現代思想都可以找到本土資源。……現代的民主政治固然不同於中國 古來的民本思想，但是只要‘下一轉語’，就未始不可以通到‘民有、民治、民享’。”（李慎之：《中國的自由主義資源——李慎之、杜維明先生對話錄》）

亞洲文化中本來就有趨向民主的傳統，亞洲在民主化方面已取得很大的進步，而且已具備發展民主並且使之超過西方水平的條件。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哲學所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就是“民本政治”，亞洲的民主哲學思想並不亞於西方。
——李慎之：《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

“我是一個一直做著‘中國文藝復興之夢’的人。我希望而且相信，中國文化首先是中國哲學會在下一個世紀有一個大的發展。不過我認為要做到這一點，中 國文化自己必須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陳出新的工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長處，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與自己對立了這麼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 《辨同異 合東西》）

我生七十九年，雖然閱歷不廣、學問不深，但是也總算親眼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的起訖，多少也能看出一些世界歷史的軌跡來了。

推原起始，也不必遠溯古老的歷史，我親身經歷的一九四一年八月羅斯福邱吉爾發表的《大西洋憲章》，正是由英國和美國兩個近代憲政思想發源國家的政府 首腦所宣揚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這一大轉變的發端。它不但高高舉起了一面旗幟，而且指出了一 個方向，一個甲子以後的現實，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獲。

《大西洋憲章》由闡明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作戰宗旨而發展成為戰爭勝利以後成立的聯合國組織及其憲章與以後一系列的文件，給全世界確立了民主的全球價值。

民主政治最有利於發展經濟卻是當代世界的共識。最新的例證是美俄兩國總統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華盛頓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的話：“市場經濟和開放的民主社會是保障公民豐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無需說明，所有發達國家的經驗都證明了這個論斷。

——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先生自稱，“我覺悟所花的時間比陳獨秀還長，一直到老年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沒有資產階級民主，也沒有無產階級民主；沒有舊民主，也沒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民主起源於人對自己天賦權利的要求，世界各國歷史上大概都有很長時期的由自稱權力來自於天或上帝的專制君主或者少數有特權的貴族統治人民的時期。所 謂啟蒙，就是普通人對自己的權利的覺醒，所謂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專制者或者特權者的統治。從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以來，一七八九年的美 國《人權法案》和同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就都確認：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個公民都享有言論、寫作和出版自由，財產權神聖不可侵 犯。公民有遷徙權、居住權、私隱權，結社權、有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申訴的權利，以及以後不斷增補擴大的各項權利，寫入憲法，成為治理迄今為止最大的人類 群體–民族國家絕對不容侵犯的原則。

聯合國成立以來已經制定了《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其他的許多宣言和文件，對保障人權都有明確的規定，凡是聯合國會員國都有義務遵守。

民主起於人權，人權起於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還是專制，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說的權利一對照，就一目了然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人行正義的潛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傾向使得民主成為必要”。民主的底線在於防止“人行不義”，民主的精義在確保個人自由，民主的最高價 值則在於“人行正義”。“因此，從人文價值講，在民主成為全球價值的時代，個人立身處世的標准應該是全球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互動（或者用中國人愛說的話來 說，是辯證的結合）。這種全球價值都是指的各個民族國家內部的民主價值。再進一步，還有全世界範圍的民主，這才是最後的全球民主價值。馬克思所說的‘英特 納雄奈爾’雖然大概不能實現，康德所說的‘世界政府’則大有實現的可能。”（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在先生看來，西方主流文明宣揚和推行的現代普世價值，不僅不是洪水猛獸，不是西方的陰謀，也不是高深難懂的天條，而是真正有益於中國、值得中國認同和接受且完全能夠實行的基本智慧和基礎規則：

對世界上的落後國家來說，在二十一世紀要實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紀來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為全球化的形勢，可以說是“萬方民主逼人來”。堅持專制難 免被鄙視，被孤立。第二是因為已經有百十來個先進國家樹立了民主的範例，要學習並不困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關實行民主的概念和實踐，已經有豐富的 積累而十分明確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毛澤東曾在腥風血雨的文革中期說了一句至今令老輩國人毛骨悚然的“名言”：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種把“封建法西斯”發揮到“頂峰”的“慨 而慷”的“萬丈豪情”，已行將被代表人類自由和尊嚴的時代精神徹底埋葬。先生已經無限欣慰地道出了歷史的真諦：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不實行民主，行嗎？

索爾仁尼琴曾經指出，關於共產主義學說的“先進思想的黑風是上個世紀末從西方刮來的，它折磨和傷害了俄羅斯的心靈，俄國為此付出過6,600萬條生 命。”索氏呼吁蘇俄領袖們：“把這種意識形態給他們吧，讓中國領導人在短時間內以此自豪吧！他們將背起不可能完成的國際重負，讓他們呼哧呼哧地去拖吧！讓 他們去教育人類，去負起全部沉重的經濟負擔，一個古巴一天就需要100萬，更何況還有包括南半球各大陸的恐怖分子和游擊隊。……巨人般的俄國具有許多精神 上的特點和生活上的傳統，完全可以在人類中尋求自己的道路，整個人類的發展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條道路。”

歷史已反復表明，像俄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可能長期塵封在一種純粹外來的、僵化的、絕對而自我封閉的意識形態王國裡。只有最狂妄、最冥頑不化的瘋 子和白痴，才拒絕認同數千年的民族主流文明和同樣數千年的世界主流文明，才對世界文明神意般的交彙融合缺乏起碼的謙卑和熱情。

先生與所有中、西往哲時賢一樣，非常清楚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等現代“普世價值”並非西方文明所獨具，而是植根於各種文明、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以 及全人類的本性之中，植根於“人類同源”、“地球是圓的”、“只有一個地球”以及全球倫理的驚人趨同等文明起源、依存和發展的世界性物質－精神結構；同 時，他也非常清楚，由於人類自身的有限性（原罪、惡、私欲、本我……），由於地緣、種族、信仰、文明特性和發展水平的差異，這種“普世價值”充滿了各種內 在和彼此之間的張力和矛盾，未必能單獨支撐人類文明的殿堂、實現世界永久和平。

先生高度評價西方有識之士對世界文明危機的深刻洞察，對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以及為解除這一危機所作的努力，衷心歡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向中國文 化、中國傳統請教的新姿態，同時，先生以“君子求諸己”的東方風範號召國人：“我們中國人應當歡迎，應當支持這種努力。但是，我們不應當等待或者單純依賴 他人而不首先自己從事這種努力。中國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後興’的人”。

在先生的民族自覺和文化自信中，參予和融入世界全球化只是矯正中國命運的必需，而中國真正的使命卻在於：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原則上相信，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中國哲學，能夠給當今中國的文化危機和全球的文化危機開出一條最好的解救的道路來。

在我們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時候，中國不會是孤立的，因為這正是全世界都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候。我們只希望中國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夠建立得比較早一點，能夠對人類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類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較大的貢獻。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中國古來的聖賢，都是東方人文精神的堅守者，也無不懷有深邃的“天命”意識。中國的真精神、真生命向來崇奉天人合一，人神不二，道不遠人，其亙古不易的信念是：古往今來神人共建，天長地久物我同心。

先生暮年，一面高度關注國家命運，一面沉潛於“天命”的無言世界。生命的存在、心靈的境界與世界的悠久無疆，與人類的“大命”彼此融通，在先生生命終點達到一種圓滿而光明的境界。

先生曾痛詆中國文化傳統為專制主義惡魔，同時堅信，一旦解除專制主義，中國文化無比豐富的價值將彰顯於世。而一經放懷全球，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立即 全幅呈現在先生目前，直令先生看到絕大多數傳統主義者都不曾看到的壯觀景像。冥冥之中，中國古老、偉大而神奇的文化精神，穿越五千年時空，在一位八旬老者 身上凝佇、韜光、輻射、輝煌。

先生以“返身而誠，善莫大焉”的中國君子之道，誠心“折服”西方對中國的“深刻的觀察和尖銳的批評：中國面臨的各種危機中，核心的危機（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機（IDENTITY CRISIS），中國正在失去中國之為中國的中國性（CHINA SENES）。

先生坦承，重建中國的“自信”、“中國性”，“是一個極其偉大的也極艱巨的工程”，但是“如果中國人不能繼往開來，建立上承舊統而下啟新運的道德秩 序，我們就將既不能實現現代化，也沒有資格在全球化的未來世界上占有一個尊嚴的位置”。（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正面融入全球化是中國三千年大變局後重新收拾舊山河、重新上路的偉大征程，先生殷殷希望中國以“天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自勵，重新邁出歷史性的第一步：

我倒是相信中國成為世界上一個領袖群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其重要的前提是必須好好地繼承中國傳統中的大國風範，真正以“泱泱大國”的標准約束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深刻反省極左思潮，恢復人的尊嚴，繼承並且發掘中國的文化的優秀傳統，包括五四精神，來一個再啟蒙運動，這是中國現代化在思想上的必要前提。
——李慎之：《虛驕之氣——中國的隱憂》

而哲學在喚醒人的覺悟方面所必須依賴的歷史背景、文化色彩、民族感情，卻決不是外來的東西所能代替的。惟一的辦法是“開發”我們本來的“中國心”。
——李慎之：《中國哲學的精神》

如何擺脫目前這種“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狀態，是中國走向未來，走向世界的首要問題。

十多億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誰能立之？這是非得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本源、最精華的東西不能為功的。中國人歷來還認為知識的東西必須以道德為根 基。所以孔子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點真精神。我們如果能依靠中國傳統，結合當代學術，求得一點真知，使中國十多 億人民人人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說已經給東方文化爭了氣了，也就可以說給目前這個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作了很大的貢獻，而給東西文化的融和共進打下 了一個結實的基礎了。
——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天將降大任於中國，此其時也。中國古代長期被人（主要是中國人自己）詬笑的“大而不當”的“空疏無用的學問”（諸如人極、皇極、太極等人與人、人與 社會、人與宇宙的天地人神的形上倫理哲思），在先生眼裡，正是中國所獨有、當代全球化所亟需的世界性、現代性文明資源，二十一世紀更高明、更重要的普世價 值。

“五千年的中國文化史事實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為核心與中國大地上各種各樣文化通過各種各樣的矛盾衝突達到協調融合，終於形成今天的中華民族的歷 史”。（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伏爾泰、狄德羅、魅奈、湯因比等西方賢哲也早已承認，中國兩千多年來在政治上、文化上把億萬人民團結起來，這是 “無與倫比的經驗”，對於當今世界的分裂衝突是一種“絕對需要”。

西方曾經過近千年宗教蒙昧和政教合一的中世紀黑暗時期，一場回溯希腊、羅馬文明的文藝復興運動，不僅復活了基督教的內在信仰精神，而且為西方乃至全 球提供了近代和現代文明賴以存在的普適價值。中國為何不能經過兩千余年專制統治後，通過一場先生夢繞魂牽的中國文藝復興，不僅完成中國文化的現代“創造性 轉化”，而且有效地矯正和補救西方基督教中心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現代危機，為人類的共處和全球價值的確立、豐富和升華開出新路。

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八十年、文化大革命“批孔”三十多年後，先生旗幟鮮明地指出：“孔孟之道歷來被認為是一種政治－倫理哲學，它可以成為我們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國人就羨慕地說‘要是俄羅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

西方全部現代文明，都是以人為目的，以人為本，以個人為中心，直到“人權高於主權”。先生明確指出，這正是中國文化區別於神本主義的西方文化的重要 特征。如果說，西方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擺脫了中世紀宗教蒙昧主義、神本主義而發現和確立了“大寫的人”，中國則可能在全球化人類命運的整體關懷中，將 自己兩千多年囿於專制統治而壓抑變形的人文主義的輝光普照於世：

當代世界亟待重建的正是人的價值系統，因此中國哲學並不因其過去的缺陷而喪失當前的意義。

只要是悟道得道的中國人，不論是和尚道士還是寒儒尊官，也不論他一生的遭際是榮華富貴還是艱難困苦，他都感到自己是在實現自己的價值，而從中感到一種樂，總是能以微笑來面對慘淡的人生。

在今天這個充滿緊張焦躁、危疑憂懼、孤獨感、疏離感的世界上，難道不正是中國哲學教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時候了嗎？

中國哲學之所以能給人偉大的道德力量，正是因為它把個人的價值源頭歸之於生命源頭的宇宙。
——李慎之：《中國哲學的精神》

中國的多數哲學流派——不論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都要求個人把社會責任置於一己的私利之上。它們都可以幫助我們從今天的各種各樣的矛盾與混亂中自拔自立。

康德這樣的思想家認為自己畢生的奮鬥目標就在於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國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經＞上說：“天地之性人為責”；《禮記》 上說：“人者天地之心也。”這就是說，人是宇宙的自我認識、自我覺悟、自我發展。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來自於天地；來自於宇宙；人當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被哥白尼推到宇宙邊緣的人，被達爾文分解到細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貶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21世紀必將重新回到宇宙的中心。而在對人的價值重新發現過程中，中國哲學可以有重要的貢獻。
——李慎之

“從1949年到1979年，中國實際上作過‘全盤西化’的絕大努力。即使全盤西化不可能，它也做到了人力所能做到的極限。文化大革命中強調兩個 ‘決裂’，更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沒有做到過也許是今後也做不到的。”（李慎之：《當代中國的文化問題》）“走俄國人的路”、“一邊倒”式的“全盤西 化”（全盤俄化）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值得總結和記取的歷史性教訓。也許那是歷史的宿命，但絕不能再將這一慘痛的教訓帶到二十一世紀，因為它完全有悖於堂堂中 華的古老智慧和大國風範，也有悖於世界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任何情況下，中國決不能再對“全人類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場經濟、民主、法制）故意唱 反調”，更不能與任何其他反對世界主流文化的逆流亦步亦趨。中國曾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雖然中國歷史上充滿了征戰殺伐，但中國先哲崇尚和平、寬恕， 反對暴力和仇殺的惻隱仁慈之心，卻是滔滔者天下皆是的當今世界上，比“不以暴力抗惡”的消極和平祈願更有普世意義的人類相處的基本倫理：

中國哲學的精神是“和”而不是“爭”。雖然實際上大化流行的過程中不可能沒有競爭以至廝殺，但是中國從來追求的是“和”，而且總是從“爭”中看到 “和”。因此，就是到了中國文化確實足以領袖群倫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進世界上各個民族、各種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學習，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 會是因為受了一百年“西風壓倒東風”的氣非要再來個“東風壓倒西風”不可。只有“世界大同”、“天下為公”才是中國文化的真精神。
——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盡管秦始皇不惜“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而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可悲結局，蔣介石不惜花園口決堤以阻日軍而釀成為禍中原的黃泛區， 毛澤東更不惜發動大煉鋼鐵運動、幾乎砍遍神州赤縣以逞一己之私，盡管中國從古即今都有“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征服自然”、“向地球開戰”、 “不怕天、不怕地”的狂妄愚昧，但中國幾千年來，從哲人到黎民，真正信奉的仍是悠久的農耕文明啟示於中國的東方信仰：“參天地之化育”、“上下與天地同 流”、“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合諧”。一襲“天地君親師”，道盡中國價值系統的妙諦。

作為中國文化之本的中國哲學從“天人合一”出發，把整個宇宙看成一個有機體，使人在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中安身立命。這是一種完全擺脫了神 話與迷信的哲學，一種完全與當代的廣義進化論相契合的哲學。正是這種哲學引起西方科學家的驚嘆，被認為是神奇的“東方神秘主義”。但是，我們的先人是通過 冥想、參悟、親證而達到這樣的“極高明”的境界的。中間並沒有經過足夠細密的驗證與推理的過程。
——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中國哲學的本原是憂患意識（以區別西方宗教的怖畏意識）”（李慎之：《中國應取什麼樣的風範——致朱光烈先生書》）。歷史、文化、疆域、人民如中國者，苦難、悲劇、憂患如中國者，最大的不幸乃是罔顧天命，背離使命，淪落到物類的田地而不自知。

全球化敞顯於中國，命運終於開始垂憐多災多難而孤苦無助的中國，天命終於開始垂顧飽經憂患而自強不息的中國。先生集一生的磨礪、才華、德行、憂思和聰慧，以其“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精深修持，以其博古通今、融貫東西的氣勢和胸懷，已經遙望並描述了中國的偉大使命：

一個人往往並不能准確地知道他所處的時代在歷史上處於什麼地位，但是我們這一代可以確切地說，我們是處在２０世紀到２１世紀的轉折點上，是處在第二 個千年到第三個千年的轉折點上。不但如此，我們也確切地知道是處在全球化的起點，處在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前進的門檻上。我們可以為自己躬逢文明轉換期而自豪，但是我們更應該認識到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嚴重的，而且是極其嚴重的。
——李慎之：《從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這樣一來，討論了100多年的體用之爭也可以解決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規律為“體”，以中國特色為“用”。中國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自己的長處，參加為全球化的過程明道立法，制禮作樂，也就是確立規範的大業，也應當可以算是明體達用了。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中國哲學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也就是說，人是秉承著神聖的使命而出現在宇宙中的，蝸牛角上的蠻觸之爭不過是過眼煙雲，創造今後萬代繼起 之生命者是“大事因緣”。從上個世紀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問題，在中國爭得個不不亦樂乎。其實從中國哲學來看，只有全 人類的共性、全人類的發展才是真正的“體”。把這樣的觀點貢獻給未來的世界，才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可能作的最大的貢獻。
——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中國真有一天實現了現代的願望，成了世界頭等富強的大國，也還是要繼承中國古人所艷稱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態度。這種態度確切地 說是協和萬邦的態度，是今天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中國真正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是未來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膠合劑，是足以改變這個世界自古以來服從的 “武器先進者勝”這條規律的置換體。西方是可以取代的，只要有哪一個或者一群國家真能做到“言為世則，行為世法”！
——李慎之：《中國應取什麼樣的風範》

只要我們能直探中國哲學之本源，而綜觀各家各派之會通，就可以發現中國哲學以宇宙為一個不斷進化的總系統的思想是一種最少武斷、最少迷信而完全能與 現代科學的最新成就相融和、相發明的哲學。按照人類進化的原理來推測，人類必將逐步發展出對宇宙、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的生命、對人的認識能力與行為能力 的一系列共同觀念，中國哲學將是世界各種哲學中最能與之相包容的哲學。

在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生活提高、物欲橫流所造成的危機以後，人類必然要進入一個在精神上自我調整的時期。因此在世界範圍內，哲學的復興將是一個大趨 勢，而至少在中國和中華文化圈內，在十億人的範圍內，中國哲學將在百年陵夷之後重新展現其價值。人們將在其中得到尋根究底的智力上滿足，也得到安身立命的 道德上的滿足。
——李慎之：《中國哲學的精神》

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可以把下面一段文字看成一位大器晚成的中國先知留給世界的遺囑。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份沒有個人私心、民族偏見和時代局限的精神宣言，一份人類之子的鈞天祝禱：

不管任務多麼困難，我有三點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說宇宙用幾百億年的時間進化出人類來，不是為了要毀滅他。二，我相信：既然連最低級的 細胞都有自組織的能力，人類社會也一定有自組織的能力。孟子說：“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顧炎武總結了中國歷史上風俗由敝壞而轉為淳厚的經驗，得出結 論：“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實際上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一點了。三，雖然追根究底起來，人類發展出的科學與技術是產生今天的文化危機的重要原因，但 是我相信：科學技術還會繼續發展，最後能給人以力量來解決它自己造成的問題。

地球只有一個，人類本是一家。“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日子總是要到來的。

到了那個時候，人類還有真正偉大的任務要去完成呢！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先生憧憬、陶醉其中的中國使命，也是中國文化不斷慎獨、不斷反省、不斷調適而上達的過程。先生敢於為中國向世界許下如此崇高、偉大、神明的誠諾，是 因為他始終秉持著東方的謙和與自知，謹守著人類的本真和良能，透識著世界精神發展的辯證歷程，以及對中國的困境和危機懷抱著的深沉的警惕：

中國文化由於上述特別豐富的經驗而應當對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貢獻，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不過我們也要明白，我們的經驗主要屬於近代以前，也就是工業化 以前的時代。對近代的國際社會我們還是一個後來者。……為了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我們一方面要努力總結繼承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的精華，一方面還要加倍學習 外域文化傳統中的精華，也就是兩者之中有利於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我們要捫心自問：難道我們真的已經把市場經濟正確運行的規則和民主法治的真話學到了嗎?學到可以從心所欲進行再創造的地步了嗎?難道我們真的已經把列聖先賢教導我們的把社會責任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規範踐履躬行，“無絲毫虧欠”了嗎?

現實生活中，我們又不能不看到我們自己還正在危機中掙扎，我們還遠遠不能說已經看到了通向彼岸的橋梁，我們甚至不能說我們已經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們又如何能在全人類面前誇口呢?是好樣的，只有自已做出榜樣來。

誰不能順應歷史的潮流，誰就要受到歷史的懲罰。哪個民族能“先天下之憂而憂”，才是真正的“先進民族”。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中國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實實地向人家學，而且要承認迄今為止學得還很不到家，雖然已取得了這麼大的成績。這只能使我們更加虛心，更加努力地學習，不但要學透它這樣做的原理，還要建立它得以這樣做的環境和條件，這就夠我們臨深履薄學幾十年的了。
——李慎之：《中國應取什麼樣的風範》

二十

由先生這樣一位博古通今、融貫東西且經歷了現代中國的蒼黃風雨，對中國道路和世界趨勢有深廣而清晰的視野和堅定而慎重的判斷的思想大家來為中國的全 球化抉擇奠定一個總原則和大方向，由先生這樣一位“思接千載、精鶩八極”的現代聖賢來為中華民族精神與靈魂的安頓和命運與使命的歸宗立開山之功，避免中國 在二十世紀幾度誤入歧途的歷史悲劇，推助中國與西方正面遇合，造福中國與世界，這是不幸中國之大幸。

為先生放言冒一句，以當代中國對世界無何估量的份量和意義，以先生對中國與世界安危禍福無與倫比的集大成的體證與思考，先生在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和 中國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已越逾先生敬仰推戴的近現代諸先賢梁啟超、陳獨秀、胡適、熊十力、梁漱溟、顧准……，而與托馬斯·阿奎那、馬丁·路德、讓·加爾文 之於宗教改革，但丁、彼特拉克、達·芬奇之於文藝復興，哥白尼、伽俐略、牛頓之於科學革命，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之於啟蒙運動，歌德、席勒、赫爾德之 於狂飆突進，彌爾頓、雨果、左拉之於社會正義，洛克、休漠、斯密、柏克、康德、托克維爾之於自由精神，索洛維約夫、別爾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 之於白銀時代，托爾斯泰、甘地、馬丁·路德·金之於非暴力主義，吉拉斯、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戈爾巴喬夫、哈維爾、昂山素季之於反抗極權主義……為伍， 進入了人類文明創新和自由先驅的不朽行列。先生是中國三千年歷史托命、一個世紀的整體經驗、教訓獻給世界的東方之禮，昭示中國文化復興和偉大使命的時代先 知。

先生抵達人類思想和精神的巔峰時，已屆暮色蒼茫的八十高齡。

先生多次申言，“我曾經是一個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社會發展規律的人，結果不是只成為一個笑柄了嗎？”多次申言，“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只是年紀大 一點，經驗多一點，感受深一點”，多次申言，他是被嚇破了膽的人，“戰戰兢兢、認認真真地編假話、講謊話，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兩面派。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 蔔此生休’的地步，對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一個明白鬼。”多次申言，“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可以說我們這一代是被誤導了。我們這些革命黨對民族是有罪的，看到 年輕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頭來”；多次申言，“直到晚年，才反省到自己一生走了彎路，我的經歷唯一可以自豪的是當過二十二年右派，這迫使我思考了很多 問題，用孟子的話說是‘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但我損失的時間無法彌補”；多次申言“現在重要的不是唉聲嘆氣，而是認真地做啟蒙工作，首先是啟遮蔽自 己耳目之蒙，啟閉塞自己心靈之蒙，只有自己覺悟了才能覺人”；先生只是55萬右派人士之一，十數億中國人之一，芸芸眾生之一，“學而知之，困而知之”者之 一。但他在古稀之年開始覺悟，自行精神變法而一發不可收拾，直到耄耋之年而達不可限量之境，遙承中國聖賢人格而充實光大。他在中華三千年變局與西方五百年 全球化之間，在一世紀的風雨之後，“以提高人的地位為平生志願”，為中國思想的創化精進、為中國精神的復興光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謂中國二十世紀守 墓人、二十一世紀敲鐘人。

當你目擊末世蒼黃黯澹之時
便是你駐足新紀元曙色微茫之日

當人們正在經歷一場突如其來的天災和預料之中的人禍相結合而深陷苦難的時候，為人們的自由而不避個人禍福，奔走呼號，充滿智慧而又極具勇敢精神的慎之走了。

慎之永遠的走了，不會再回到這最需要自由呼吸的人們中間。

但是慎之的呼聲卻不會隨著他的離去而煙消雲散。爭取自由的呼喚將始終回蕩在因不自由而歷經痛苦的千萬人中間。
——朱厚澤：《另眼看世界——念慎之》

這十來天，天天向他家中探聽病情，總存一線希望。昨天上午噩耗終於傳來，痛心之極。暫寫這幾句話，並吟得一絕、一律，向你告別。慎之，你放心，我們會永遠向前！

痛感始皇難絕緣，
晚年拼命講人權。
曾經一語當今勸，
思想領軍永向前。
君有奇才未遇時，
晚年方得展雄姿。
學兼中外多新解，
思貫古今少舊辭。
敢逆潮流培氣骨，
豈依權貴弄胭脂！
天公不假斯人壽，
春雨滂沱哭慎之。
2003年4月23日
——李銳：《哭慎之》

上聯：上下五千年，唯通達者振臂疾呼，重揚五四精神，速開民主!
下聯：縱橫全世界，有明智士運籌帷幄，立足人本思想，強我中華。
橫批：真理在戰鬥中永生
——黃鼐：《痛失英才》

去年年初，王若望、王若水先生相繼辭世。今年四月，吳祖光、李慎之先生又離開了我們。老成凋謝，哲人其萎！我的悲痛是難以言宣的。
——林牧：《悼念李慎之先生》

慎之遠行，使我失去一位知交。這些天來，我雖無伯牙碎琴之意，但卻有喪魂落魄之感。
——何方《悼慎之》

或許，從此不再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不再有聲情激越的危言讜論，不再有振聾發聵的黃鐘大呂，不再有暮鼓晨鐘的警世之音。用不了多久人們就會感受到因為他們的辭世而帶來的空虛與缺失。那就好像莎翁的戲劇中沒有了哈姆萊特。
——王焱：《最後的士大夫》

絕望幾乎擊倒了我們，世界似乎步入了末日黃昏。就在人類最需要精神領袖在曠野呼喊前行之際，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精神領袖李慎之先生又離開了我們……

李慎之先生代表了過去一個世紀中國追求自由所達到的精神高度，而他的去世也可能意味著這種追求最後還是“失敗”了——SARS恐怖為中國自由主義舉行了一個悲壯的葬禮：當中國還沒有進入自由社會的時候，我們的歷史似乎快要終結了。
——任不寐：《自由主義的黃昏——悼李慎之先生》

李老的聲音永存，李老的理想追求永繼，由先生一人所持的思想火炬現在已由眾人高舉了！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自由民主的中國必將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先生安息吧！
——孫大午：《珍貴的史料，不息的強音——再一次痛悼李慎之先生》

明知道義與失敗為伍，仍要選擇道義而凜然向強權挑戰；明知是空谷回音，仍要宣告人的尊嚴。以匹夫之力與命運抗爭。絕壁而立，逆水行舟。勇者大無畏的氣概、仁者悲天憫人的情懷、智者洞穿歷史黑洞的眼光，備於一身。

這就是英雄。這就是聖人。李慎之就是這樣的英雄，就是這樣的聖人。

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以病軀，以弱管，孤獨的進行著一場戰爭，一場針對強大機器的戰爭。這是一場沒有懸念的戰爭，卻並非沒有意義。強權不可能因為李 慎之的吶喊而在一夕之間冰消瓦解，但至少有所畏懼，知所忌憚。無權者不可能因為李慎之的吶喊而一夕奮起，至少可以反思自己渾噩的靈魂和渾噩的生活。一盞孤 燈怎麼可能普照天下？但它畢竟讓人們看到，黑暗是可以刺破的，長夜是有盡頭的——無論它怎麼長！

我們所在的俗世沒有神，但是有神之光。真英雄、真聖人就是神之光，李慎之就是這樣的神之光。他燃燒自己以燭照俗世，溫暖俗世，直到最後一刻。
——笑蜀：《祭慎公》

縱天不憫病斯人，縱地濕卑蝕我形。
縱緘微吟余鼻息，不移孤耿一書生。
刺刀冠掛丈夫氣，棘路骨然赤子情。
鐵屋最堪囚大呂，能禁雲外嘯龍聲？

先生原詩
四十九歲生日　一九七一年　在干校

無花無酒更無人，獨立蒼茫影吊形。
長城中壞到今日，滄海橫流觀我生。
生入玉門未有信，上窮碧落又何情。
微吟自寄幽蘭怨，不作清秋變徵聲。
——大詩：《再挽慎之先生用先生無花無酒韻》

我們這個民族有福了、有救了——天佑中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出現了——先知。這個先知就是——李慎之。

我要像但丁那樣歌唱：天堂裡添加了一個中華民族的成員！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一旦它能夠創造出自己的先知出來，那麼，這個民族就有了希望和未來。因 為，先知的路，就是這個民族的路。值得慶幸啊——我多災多難的民族，你終於有了走出迷途的路標！值得歡呼啊——我沉淪了兩千多年的民族，你終於有了在當代 復活的明確信號！
——朱·魯子：《夭折的先知——李慎之：一個活且僅僅活到秋季的人》

要是說顧准是冰雪世界中屹立的孤峰的話，李慎之是層巒疊翠的高山。高山仰止！安息吧，李先生！再過二十年，當你百年冥壽到來時，回望神州，必然看到滿眼都是挺直了腰杆的現代公民！
——袁偉時：《從顧准到李慎之》

他從一個狹隘的階級論者過度到一個具有天下情懷的世界主義者，是他衰年“變法”的一個飛躍和最大成功，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光輝榜樣！

慎之先生的去世，是中國思想界極其重大的損失！我們後死者誓將慎之先生為這個多難的國家民族進行的探索進行到底，對遭受鬥爭哲學、極左思潮污染毒害的數以億計的愚懵心靈進行重新啟蒙，不遺余力地闡揚自由主義的價值，為促成憲政的實現而盡言盡責！
——程巢父：《程朝富致李慎之先生家屬挽電》

先生走後的世界落寞無際。我經常獨自問自己一個尼采式的問題，先生為什麼如此聰慧？

我覺得，先生有一個獨立思考的高度緊張的大腦，有一種超群絕俗的個性，尤其是早年教育形成的自由品質，這些因素都是先生晚年大放光輝的原因。我還有 一個隱約的發現，先生對於高高在上的獨斷者有一種發自性情的蔑視與不斷挑戰的渴望。這可能是他的政治生涯屢受磨難的根源。
——李郁：《悼念李慎之先生》

他作為一個參與革命的革命者，對這個革命第一次作出了深刻的反思，這個反思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我想他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我衷心希望李慎之先生的精神遺產能在中國有更多的追隨者。
——程曉農

他倒下了，倒在門檻旁邊。門檻內外都有著紀念他的人。外面的人更多，而且會愈來愈多。
——林賢治：《紀念李慎之先生》

當今中國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就此飄向了天國。然而，先生給這個民族留下的思想和文字將永駐！
——韓鋼：《他的思想和遺文將永駐——悼李慎之先生》

你在中國知識界中最具有獨立精神和批判精神，最具有社會責任感。
——朱光烈：《書祭》

慎之不能死！他國學基礎厚、讀過不少中國古書，精通英文，古今中外能調動的資源多，這些都比我們強。所以他眼界寬闊，看問題深刻。需要他做和他可以做的事情還很多。總之，他不能死，否則損失太大了，太可惜了，這樣的人才太少了！

中國人民大家的這位卓越的公民教師過早地走了！我們留他不住！他的女兒正在編他的文集。他的文集能夠在國內出版嗎？希望現在就能！
——李普：《悼慎之——我們大家的公民課教師》

但現在，這顆博大的愛心已歸到了永生的名下。在我看來，隨著這愛心倒下的是一位本時代最傑出的自由歌手，使一個本來就平庸的思想界，現在變得更加平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死是思想界的廣陵散絕。
——王潔：《送慎公遠行》

詰難主流文明與普世精神者嘗言，那些東西在中國的民族傳統中沒有根基，是在中國找不到錨地的泊來之物，中國的出路在於或另辟他途，或回歸本土。然而，慎之先生用他的一生有力地證明了一個相反的結論。

今天，這個人逝去了。然而，他的情懷、他的良知、他的夢想將繼續縈繞蕩漾，被珍惜引申。他用他生命中晚晴的夕陽，為一生寫畢了完美的篇章。他懷三戶 之志，發九章之辭，以良知立德，以自由立命，雖然風雨如晦，但仍鳴放不已，守玉不渝；他不怕顛沛，敢於造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堪稱人傑豪雄。此人便是 剛剛離去的李慎之先生。
——劉軍寧：《李慎之先生——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

雖然從年齡上講，李慎之先生是我們爺爺輩的人，但是毫無疑問地是：他同樣是我們這些渴望繼承思想使命的青年的巨大的光明之源和力量之源，他是我們這個多難民族思想史上一段閃爍著奪目光環的澎湃樂章！
——黎學文：《先生已逝，我已痛悔》

一個月前，我的一本關於文化與傳播教材剛剛發到學生的手中，我把您的許多思考許多呼喚奉入其裡——關於自由的權力，關於民主的追求，關於正義的秩序，關於文明的對話。並且以您的預言和信念作為結束語，昭示青年人走向普世價值觀中的理想王國。

昨天，在課堂上，我和學生們一起輕誦著您的訓導。然後，我告訴他們，向我們講訴的這位老人走了，他的名字叫——李慎之。

先生，您還記得嗎？記得您故鄉的民風，這份對靈魂的召喚嗎？先生，請別就這麼匆忙地遠去，我們知道您還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還有太多太多的話要叮囑……

到“五七”那天，我會在江南的夜晚，獨自守候，一炷清香，為您招魂，聽您最後的托付，送您最後的遠行……

先生，您會回來嗎？

目極千裡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羅建：《招魂》

所以，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哲人，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公民。他在公民社會還沒有來臨的時候，拿出了勇氣，行使了公民的權利，獲得了良知的自 由。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哲人，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農夫。他不曾播種五谷，但他想播種自由。他為自由改良土壤，以自己的示範將這一技藝傳給年輕一 代。

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哲人，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更夫。他在黑暗中為沉睡的人工作。他仰望星空，在人們該勞作的時候提醒他們起來。

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哲人，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兒童。他不知道什麼叫“個人利害”，他只知道皇帝一絲不掛，於是大聲地說出來。
——王天成：《東方的土地曾走過這樣一位哲人》

慎之先生離開我們還是太突然了。他最後在報恩樓做的“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是民主”的演講還余音繞梁。他是那樣充滿活力，使人認為他至少還有10年20年的時間。當他在時，我們習以為常；當他離開我們時，我們悵然若失。
——盛洪：《最後一個士大夫》

慎之先生在古稀之年還在為中國的出路憂心忡忡（同時他對中國年輕人特別是很多大學生的失望讓我不寒而栗！）。
先生的去世無疑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巨大損失，但是讓人欣慰的是，中國仍然活躍著一大批“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者，他的去世如果能夠喚醒更多尚在夢寐中的人們，先生在天之靈也可以安息了！
——沈偉：《堅強的自由主義戰士》

在一個不太遙遠的時代，我們見過不少這樣的現代士大夫。我們當然知道自己無法達到那種境界，但那種境界總是讓我輩後生碌碌的心有回家的溫暖感覺。如今，慎公西去，我們又在何處尋找這種境界？
——秋風：《悼慎公》

李慎之邁出大門出走了。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近期挺身而出的中青年學者）走上了跟隨他的道路，他們從李慎之的頭顱中看到金子般閃光的思想寶藏。這些寶藏散落在雜志、書信和錄言之中，需要後來人整理、開掘、彙集。

李慎之的魂靈等待的不是對他贊美之詞，而是他大聲宣揚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回音和由這種思想指引的行動。我還相信，李先生更為迫切期待的，是後來人對他的思想的超越。

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仍然生活著“沉默的大多數”。從那裡發生的每一個真言都是微弱和難能可貴的，而李慎之在生命黃昏發出的洪鐘般聲響將久久回蕩在這片“黃土地”上。
——丘岳首：《思想者李慎之》

他在二OOO年五月二十八日給我的信中說：“此生縱再活十年，也不過‘反專制，爭民主’六字而已。”
同年六月十日給我的信中重申，“我則一息尚存，終當反專制，爭自由而努力耳。”
——蘇紹智：《一位純粹的知識分子——悼念李慎之先生》

安息吧，慎之先生。星火燎原的時刻，將有正式的史書傳載您的英名。
——郭飛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終身追尋光明的李慎之先生，在晚年唱出了一個理想主義者最美的天鵝之歌。
——肖雪慧：《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紀念李慎之先生》

在電話中。李老像往常一樣哈哈大笑起來：“我告訴你，我想的辦法是，先擴大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成員，從現在的五個擴大到九個或十一個，取消一票否決權，實行多數票決定制，你看怎麼樣？”
我也笑笑。沒想到，幾天以後，李老就永遠告別了我們。這是我接到他的最後一個電話。
——馬立誠：《最後一個電話》

他走了，這位大聲喊出並竭力促進中國極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家和實踐家。他在送王若水的時候說的那番話，正是我們此刻想對他說的——
中國現在正處於最需要你的時候。在長逾百年的轉型期中，現在已快到最後一個階段了，這是又一個極危險的階段，隨時有失序脫序的可能。中國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導人們的行動，可以規範社會的思潮。怎麼偏偏在這個時候你撇下你命途多舛的祖國走了呢？
——戴晴：《促進中國極權主義結束》

在慎之同志去世後的今天，重讀他的文章，深深感到他在這十幾年中所思考的在中國應當實行什麼樣的民主以及如何實現民主政治制度方面所做出的貢獻，真是力排眾議、獨抒己見，有如黃鐘大呂，讀之令人振奮。
——張宣三：《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

既然追憶慎之先生，我們就千萬不要忘卻了他所追索的自由的真義。真的自由，是務必要落實在言論自由上的。
——汪丁丁：《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言論——追憶慎之先生》

李慎之先生溘然長逝，為中國思想界留下的空白，將會延續一段很長的時間。
——何清漣：《剔骨還父，唯大智大勇者方能——悼李慎之先生》

不能面聆先生的教益，我感到很遺憾。但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必能“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光”，有先生的文章在，先生離我們並不遙遠。
——劉小磊：《回憶“李慎之研究”》

可以說，在世紀之交，我們幸而有李慎之，中國幸而有李慎之，中國未來的思想方向有了一個大體的共識和一個堅強的根基——這個根基是建立在一個，甚至一群經歷過風雨蒼黃五十年的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的基礎之上的。李公已經完成了時代賦予他的偉大使命。
——陳璧生：《李慎之先生的意義》

歷史正在給中華民族提供一個轉折機會，時代需要像慎之這樣的民族精英。他這幾年寫的文章所起的作用，別人是很難取代的。他在思維能力最為旺盛、對自由主義已入佳境的時刻離開了我們。這使我感到分外悲痛。
——杜光：《真理在我們這一邊——悼慎之》

景明把李慎之去世的消息告訴了卡瑪，這位不畏“非典”，專程從美國趕來，帶有京腔的1966年北京101中學的高中生，沉默無語，說好本來還想再去看望李慎之的。
——高華：《李慎之先生：你為中國作的貢獻已載入史冊》

李慎之先生走了，一座思想和知識的寶庫轟然毀於一旦。這個損失是無法估價的。

我不由得想，他怎麼能死呢？他的知識、他的思想是我們民族的非常珍貴的財富。可以死一萬個我們這樣知識貧乏的人，也不能死一個這樣的大學者、大思想家。
——解聘如：《為李慎之先生送行》

李慎之走了。夕陽已經落山。霞光並未散去。他用生命、智慧和勇氣壘起的座座山峰永遠令我景仰。
——楊繼繩：《燦爛的夕陽——悼李慎之》

在談及他的安全和健康時，我說“您現在可能受到多方面的關注”“希望你注意自我保護”，他給我留下句永遠難忘的話：“我問心無愧”、“我早已將生命置之度外”。從這以後，我不時打聽先生的近況，但是打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他，也再也見不到他了。
——黃安年：《痛悼只唯實“不唯上”的李慎之先生》

由於“非典”的不可抗力，李慎之老師身後沒有召開追悼會，他的離去也少了鮮花和挽聯的簇擁。我想，先生九泉若有知，對此一定不會在意，因為大智大勇的他，看重的只是思想的方向。
——王逸舟：《思想不死——憶李慎之老師》

李慎之走出了一個舊式政權體制的門框，走進了光明，也走進了一個超凡凡脫俗的境界，成為一個與真理同在的“聖徒”。

這是一個終身飄泊尋找精神寓所的“聖徒”；
這是一個到老都保有“希腊人的知與學熱情”的“聖徒”；
這是一個拆下肋骨點燃真理之火的“聖徒”；
正是在李慎之倒下的地方已經萌生起了一種與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對恃的全新的知識與精神。在這種知識和精神的召引下，中國將會出現更多的“聖徒”。

——丘岳首：《戳瞎雙眼而後見光明——李慎之現像沉思之二》

我理解朱學勤們的苦心，非典飛來橫禍，正是國難當頭，加上變異的冠狀病毒肆虐，不便聚會。我想，還有一個原因或邏輯被自然而然化解了，聚會就是有 事，有事就可能生事，生事就可能釀成事件。所以有要個追思會，來表達對慎之先生低調而溫情的敬意。惟有此，似乎才能符合慎之先生“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 才能安慰那顆備受磨難不失激情地追求民主、自由的魂？我分明看見慎之先生的靈魂在天空自由飛翔。我寫了首短詩《哀李慎之先生》：

你把哀愁留給了我們
你把困惑留給了我們
你把痛苦留給了我們
你此時已經飛翔
你正沐浴著自由的風
——盧躍剛《不能告別的聚會》

楚辭《九歌·國殤》中有句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李慎之也是“國殤”，他是在理論思想戰場上， 為了挽救中國不在專制主義的泥潭中繼續沉淪而英勇戰死的。他的精神威靈顯赫，魂魄剛毅不屈。他生作人傑，死為鬼雄。他留下的精神財富，將啟示著中國，引導 著中國。
——李冰封：《國殤——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

我曾長期不解為什麼由知識分子創造出來的共產主義學說和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總是不能容情，越是出色的知識分子往往越難有好的遭遇，李慎之就是一個。因此，我吊慎之，也為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精英一哭。
——陳魯直：《一代精英知識分子》

先生，自從有幸結識了您之後，我就一直把您當成我的老師。我感到非常幸運，在我年近六十的時候，上帝賜給我您這樣一位老師。您是我的一位特殊的老師，是給我榜樣、給我力量、給我鞭策的老師。您是我的精神導師。
——朱光烈：《先生，我有話要對您說》

他那濃黑上揚的劍眉，藹然如春風的微笑，以及略帶無錫口音的語聲，都似乎仍在面前，我難以相信他就此棄世人而去。今年正當傳統所謂紅羊劫難的年份，無數生靈被SARS病毒奪去了生命，不過李先生的逝世，其損失遠遠超過SARS災難。
——徐晉如：《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憶李慎之先生》

一盞智慧的明燈熄滅了。他消失在極權主義的銅牆鐵壁即將崩塌、自由思想將登上歷史主演舞台的前夜，尤其令人痛惜。
——郭飛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當一種學說還在被宣布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時候，人們啊，你們要警惕。

李慎之不但自己掙脫了習慣性的“挾裹”的鎖鏈，他還要帶領一批知識分子乃至整個中華民族“出埃及”。

一國沒有可書的英雄，則這個國家很難成為世界楷模。

李慎之的犧牲使許多人想到先知，想到神，他確實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借用猶太文明中的詞彙，我將李慎之稱為中華民族的義人。

李慎之沒有渲染仇恨，更沒有渲染暴力，卻遭到個別人很深的誤解，失准的攻擊。李慎之自稱士大夫，卻有人中傷他是美國人的走狗。李慎之不會在乎這些：在天上的父啊，饒恕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李慎之站在人心之顛，是真理、道路和光。他沒有遭到圍攻，因為圍剿他就像焚燒教堂、取消禮拜一樣荒誕。

李慎之就是一個自由魂。在充滿謊言和欺騙尤其是“挾裹”的當代，我要擁抱李慎之。

李慎之八十而歿，在他身上我很少感到暮氣，也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悄然開始，他已經進入中華民族的本體論，成為絕對精神。

但願李慎之之死，能讓從來缺乏罪感和恥感文化的中華民族覺醒，
——杜兆勇：《自由是最好的統治》

先生之軀已經化為塵土，繼續與逆風抗衡；先生之魂依舊踩在一堆活著的死人的頭上，仿佛一座凝重的燈塔，照耀著每個朝聖自由與光明的人。
——中國政法大學爭鳴青年社：《失言的唁言——懷念李慎之先生》

不幸之中萬幸的是，我們正身處日新月異、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一時代潮流，畢竟浩浩蕩蕩，正在無情地衝垮著那些損人誤國、掩 耳盜鈴式的所謂“封殺”行為。也正是值此之故，李慎之先生那博大精深的思想、發人深省的智慧，現今正借助威力無邊、魅力無窮的互聯網，如虎添翼，大放異 彩，引無數學界同人、後生學子竟折腰。
——楊玉聖：《人文情懷 君子風範》

對我來說，他是恩師，是前輩，又更像是父親。
——趙梅：《細節中的教誨》

我將像以往做您的“部下”那樣，以“臨考”的精神狀態面對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每一個挑戰；我將像您那樣，想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道路，做一個有自信、愛人類的人。
——胡亞非：《永別了，所長！》

得知慎公過世的消息，不禁失聲呼叫，悲從中來。
——高文謙：《追念慎公》

從友人發自北京的電子郵件中獲知，慎之先生於今日（2003年4月22日）上午，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信未讀畢，淚已潸然。
——高建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一位大德賢者逝去，應該給世界和人心留下這樣的創傷，這是我們良心未泯的證據，追求自由之志未泯的證據。
——吳思：《我們欠李慎之先生一筆債》

先生經常對我談到他一生的使命或追求，即人的思想自由和社會的政治民主。他說自己肯定不能見到全人類都實現這些價值觀的那一天了，但你們年輕人應該 是有希望見到那一天的；如果真地盼到了那一天，你們可以為我作個見證，即我李慎之是有歷史良知的！這是我所聽到過的一個血氣漸衰的老人的獅子吼，一個有良 知的中國人的獅子吼。
——單純：《懷念李慎之先生》

慎之先生處毋望之世，又事毋望之主，雖未有毋望之福，卻有毋望之禍，但卻成就了他成為毋望之人！
——王維：《悼慎之先生》

李慎之先生悄悄地離去了，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失去了一位傑出的旗手。對於中華民族即將實現的偉大復興，李慎之先生功不可沒，善莫大焉。

——白奚：《李慎之先生與我談“學術大方向”》

說不定你的好友黎澍、錢鐘書、羅榮渠等又要來找你聊啟蒙了。如果你還想多找幾個，那就不妨把治近世國史的陳旭麓、李時岳、丁日初也一起叫上。

——郭世佑：《遲來的申謝》

終於見到慎之先生的樣子了，沒想到是在“世紀沙龍”裡一位網友給李先生開設的靈堂上。急急點開地址，緩緩地、緩緩地，自上而下，出現一張李先生的照片。不錯目地凝視，久之。
——邵建：《李老，請允許我用這樣的方式紀念》

人生是“被拋”的存在，人生常常是無奈的。人生而自由，又無往不在枷鎖中。不過，在可悲的人生中，我們是否應該像先生那樣，有一種可貴的自拔與自省精神呢？
——王東成：《李慎之先生的“解放腳”》

據說，一段時間以來，慎之先生是被不讓說話的，只允許思想。也許，他的那種直率、肯切、洞察現實而犀利的見解，讓一些人不舒服。
——楊建國：《向慎之先生討教記》

再後來，就是先生的“搬家通啟”。這已是二○○二年六月份。通啟寫得很詳細，令我看了很感動，當即回了一封信：

今天一上班
收到你的信
一張小小的遷移通知
郵編
電話
公交車站
還有附近的建築標志
將我喚出夜的夢境
帶我拜訪了你的新居
於是，那些過去的日子
那些《書屋》裡的日子
那些張揚思辨的日子
又一一浮現在我心裡
使我心裡充滿感激
真的，感激，非常感激，慎之先生，慎之先生！
——周實：《慎之先生與〈書屋〉》

慎之先生出入後極權的犬儒世風，頂住專制主義的壓力，不僅沒有在烏托邦幻滅之後卻步，相反，他正是在這時奮起，將對專制主義的批判深入到對其對應物 －－奴隸主義的檢討，跨越後極權，從一個理想走向另一個理想！他深知中國的啟蒙還遠遠沒有完成，但又深信啟蒙必須從教育國民作起。是什麼力量使他能夠衝破 這種黑暗而又犬儒的時代？是什麼力量支撐他走到今天？他是以自己的肝腸來喂養後代的鵜鶘，是呼喚東風的啼血子規。
——陳彥：《子規夜半猶啼血 不信東風喚不回》

中國之所以歷經各種內憂外患而不滅，是因為有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不畏權勢，不畏流言，執著地追求和傳播真理。他們是民族的眼睛，是民族的耳朵，是民族的口舌，更是民族的大腦。李慎之先生便是這群大無畏的求真者中卓然而立的一位。
——文貫中：《哀哉！中國又墜落一顆巨星》

“繼承慎公思想，進行公民行動，推動民主進程，實現世界和平”，這是新民人對慎公英靈的最好的紀念。
——周鴻陵：《慎公與新民》

凡是追念先生的後輩，不管出於怎樣的外在約束和內在苦衷，如果我們這代人已經決意只研究書齋中的自由主義，而把踐行自由的行動推遲到遙遠的未來，至 多謹言慎行地等待著明主開恩，那麼，這等待也許就是無限期的，直等到了此一生之時，還只能發出“遙遠的自由，多麼渺茫！”的悲嘆。
——劉曉波：《誠實地說出常識的良知》

一個自由的靈魂脫離了塵世的羈絆，遨游於天，俯瞰著塵世羈絆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生命不曾讓他充分享受自由，死亡給予了補償，再也沒有什麼力量限制他思想的騰飛。李慎之的靈魂是高懸天際的一面碩大的鏡子，映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生態。
——陳放：《李慎之與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態》

但是他後半生的非黨文化的文化，可以說是功蓋天下。超越了黨文化的疆域而垂青於世了。
——劉自立：《對慎之先生的點滴反思》

慎之不可賦，賦則背負百年千年憂。
——余世存：《慎之賦》

在極度簡約的背景中，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位老人高貴的反抗。他的絕不回頭的背影，他的傾其所有的神情，他的高傲，他的尖利，他的超越一己私利的普世情懷，與他的年紀一起，照見了如我這樣的年青者的羞慚。
——李靜：《年青者的羞慚》

文章名世更何疑 天問無靈卻蹺蹊
斥吒喑嗚輕帝子 風流儒雅亦吾師
千星黯寂鬥朝北 九派橫流水向西
雪夜關門展書讀 雷聲郁怒雨聲低
運交華蓋復何求 風雨蒼黃五十秋
今是昨非陶令覺 雲翻雨覆聖賢愁
待更封建稱專制 終信黔黎有自由
天上倘然逢顧准 啟顏一笑撫吾頭
——黃苗子：《敬悼 謹齋先生二首步友人韻》

我不相信有上帝，但是又想，不妨安排出一個上帝吧，他當然會和良知在一起。嗚呼，永別了，慎之兄！願上帝與你同在！
——蘇仲湘：《一個顯映著民族良知的人走了》

愚相信，只要一切良知難泯的中國人都能像慎之兄那般振臂吶喊，為實現徹底民主、清除專制余毒而拼搏，像他和過去無數先驅者一樣不至撤手人寰絕不止步，這遺願定會逐步實現的。
——戴煌：《永念慎之兄》

他就現代化、全球化、我國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等問題發表的眾多新見解，可稱為李慎之思想。
——高放：《我所了解的李慎之》

他沒有研究員、博導之類頭銜，也沒有正式收過研究生，但老中青幾代學子中都有人自認為其門下弟子，稱他為自己的“導師”。
——資中筠：《但開風氣不為師》

我的一生中有幾個人對我產生重大影響，改變我的人生軌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慎之。

——茅於軾：《改變我命運的人》

在天津的時候，內子打來的電話告訴我李先生去世了，一陣悲痛湧上心頭，中國又少了一位呼喚民主的勇士。
——藍英年：《幾件小事》

他就是我們永遠“忘不了的李慎之”，他就是為自由而生、為自由而死的思想家李慎之。
——湯一介：《忘不了的李慎之》

我現在還來不及思考、總結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貢獻和思想遺產，回顧以往的交往，我最深的是：他是真正的君子。
——徐友漁：《悼念李慎之先生》

告別了“最後的士大夫”，華夏社會的政治生活無疑只剩下了兩條出路：或是通過憲政民主的實施，走向政治家與技術官僚相配合的現代政治；或是既不能開創新局，又不能光復舊物，任政道衰朽，治道魚爛。
——王焱：《“最後的士大夫”之死》

就在先生逝世前不久，一個頗有來頭的“中國教育網”（www.edu.cn）在門面版塊“焦點在線”上刊出一篇署名“左日科維奇”的文章《批判李慎 之》，通篇用文革式的語言對先生進行謾罵，末了又說：“但是也不能把他開除出黨，那樣只會讓他……增加更多的光環而已”。“反正他也耗不了幾年了”。如此 歹毒的文痞卻也明白：他們的構陷只是增加了慎之先生的“光環”！真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能讓文痞們這般懷恨，猶如能讓自由思想者們如此景 仰，這都是慎之先生的思想之鋒芒所在，也是他人格之光榮所在。一生而能如此，慎之先生也應含笑於九泉了。
——秦暉：《懷念慎之先生》

因了時代的特殊關系，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領域裡，李慎之先生的作用並不彰顯，但他在民間的影響卻超出了許多重要學者。他沒有什麼大部頭的專著，但他以人格和思想建造起來的影響，為人們留下了進一步思考的去向。
——謝泳：《人去思想在——聞李慎之先生去世》

對他的去世，人們的痛惜甚於紀念，因為這位八十歲的老人正大有用、有益於今天的中國。先生越老卻煥發出越強的生命力、煥發出思想的活力，猶如一株遒勁蒼老的大樹，不僅老而彌堅，而且突然新枝怒發、濃蔭再現，蓬蓬勃勃……
——雷頤：《風雨蒼黃八十年 李園柳老更吹綿》

隨後我問李先生：以您八十歲的高齡和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經歷，那麼您最後的感覺是什麼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學者說過的話，算是對我的回 答：當專制的威權還在實施著它的統治時，幾乎所有世人都覺得：這樣龐大強悍的機器怎麼可能退出舞台？可是當專制統治一旦成為過去的時候，則幾乎所有的人又 都覺得：如此醜惡不堪的東西怎麼可能不被世界所拋棄呢？
——王毅：《高舉重新啟蒙的火種到最後一息》

先生走了，但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對自由和尊嚴的踐行精神！先生之文章品德，使我們受益終身；先生之擔當履踐，使我們自愧弗如；先生之高風亮節，使我們倍受鞭策；先生之理想人格，使我們背負重責。這一切將永遠砥礪著我們義無反顧地前行。

李慎之先生不朽，這不是一句空話。他的精神和道義將在我們的文明傳統中延續發揚。我們將努力，將逝者傳來的精神傳播開來，傳遞下去。

簽名：
吳 思 劉曉波 張祖樺 王 怡 余 傑 任不寐 劉 霞
余世存 杜導斌 張耀傑 余樟法（東海一梟） 梁曉燕
徐 曉 趙達功 浦志強 王東成 楊支柱 朱學勤 崔衛平
廖亦武
——《我們欠李慎之先生一筆債——沉痛悼念李慎之先生》

如果我們不能在李先生去世的時候留下應有的聲音，而是像顧准那樣留給後人去重新發現，那將會給當代中國知識界留下新的恥辱。當然，這種擔心也是多余 的。本書雖系內部交流，但作者卻彙集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幾代精英，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頭的在校學生，人員來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專業遍及 文、史、哲、經、政乃至自然科學，可謂群賢畢至。具有如此歷史含量和熾熱真情的紀念文集，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還沒有見過。由此可見李慎之先生巨大的人 格感召力，他的思想是不會被湮沒的！從中也可窺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內心覺悟和人心所向，李慎之先生雖然走了，但他點燃的啟蒙火炬，在中國大地上是不會熄 滅的！
——丁東：《〈懷念李慎之〉編後記》

二十一

二百余年來，西方列強的尖船利炮率先戳破了中國專制帝國的殘舊面紗；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社會政治革命最終經由半西方、 半東方的俄國向中國輸出的激進主義，卻造就了一個反西方的專制帝國，這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中地緣政治、地緣文明最罕見的孤例。

迄今為止，西方對中國依然充滿茫然、疑懼和期待。無論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的西方還是極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都沒有、也不可能真正破解、征服和拯救中國。西方依然沒有發現真正理解、同情、接納、善待、欣賞、推崇中國的理由，西方對中國的命運和使命依然一無所知。

迄今為止，中國的世界形像依然嚴重失真、嚴重扭曲。中國聞名於世的依然只是秦始皇及其長城、兵馬俑，只是成吉思汗及其金帳汗帝國，只是大清天朝帝國 及其義和團，只是魯迅及其“阿Q”、“狂人”，只是毛澤東及其文化大革命，只是拒斥“和平演變”、煽動“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識形態及其“六·四”血 案，只是四千年“吃人”的傳統，只是古董、武術、氣功、乒乓球，以及非典。

迄今為止，中國在精神上依然只是西方現代世界的偏遠地區，中文只是世界少數民族方言，中國依然是一個令人困惑、費解、望而生畏的國家，甚至如馬克思 所稱，依然是先進、文明、法制和人道的“歐洲的直接對立面”，封閉在一種“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裡，實行“普遍奴隸制”和“腐朽的 半文明制度”，是“總體保守”、“總體反動”的頑固堡壘。

西方不可能真正體察中國的困境、積怨、焦慮和危機，也不可能真正領略中國的氣質、抱負和理想。中國擁有東、西方兩百年間遭遇、衝突、激蕩的復雜經驗 和深重教訓，中國經歷了東、西方集大成專制主義最野蠻、最殘暴、最反動的黑暗時代，中國悠久博大高明神奇的真精神至今隱而不顯。

“9·11”事件極其恐怖極具像征意義的末世圖景，已經直觀地將人類文明的危機呈現於世人，由西方文明單獨導引的現代人類已經繼冷戰之後，再次面臨共同毀滅的“極”點，“生”還是“死”的終極追問再次怵目地高懸在世界上空。

如果繼續固執於上個世紀從西方輸入的激進主義，中國將再次步入歧路，不僅無補於世界範圍內的亂像，而且將因為再次背離中國的使命而再次遭受“天譴”式的懲罰。

蒼天有眼，中國的時辰正在升起。

一旦掙脫專制經濟制度的束縛，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令世界矚目，完全可以預期，一旦突破專制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禁錮，中國將以不遜於任何民族的速度和規模，全面實現現代化。中國正在從二十世紀的巨大陰影中脫身，中國正在臨近歷史的破曉時分。

三千年來，中國在“上帝缺席”的蒼茫時空中，獨自發展出偉大的人文主義精神；兩千年來，中國“充實光輝”、“大而化之”的聖賢人格，在征戰殺伐的無 道天下依然生生不息；一千年來，中國在漫長窒息的專制王朝之外堅守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肆悲願；一百年來，中國 歷經腥風血雨，厄運交錯，民族生命與民族文化空前分裂；五十年來，中國的禍患和災難幾乎達到人類能夠忍受的極限，中國幾乎淪胥到了精神滅絕乃至民族衰颯的 境地；直到毛澤東死後，直到現代極權主義的原始淫威濫施殆盡，直到所有中國人從史無前例的浩劫裡掙扎還世，直到蘇俄解體、東歐易幟，直到西方現代思想和中 華傳統精神先後初照神州赤縣，中國才終於開始駐足於歷史的分水嶺，終於可望且能夠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德慧、修齊治平的成人成賢成聖之道、“協和萬邦”、“世 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崇高理想，正大、坦誠、自信、尊嚴地遇合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普世價值，實現中國現代復興，造福人類，畢其功於一役。

人的本性可善可惡，自私與利他，貪婪與慷慨兼有，使人類對社會制度永遠只能在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之間作選擇。雖然現在已經進入二十一世 紀，但是我在二十世紀生活了七十七年，只能算是一個二十世紀的人。盡管歷史上歷來善行與惡行連綿不已，但是我所見到的二十世紀是歷史上集大惡與大善之大成 的世紀。一方面是極權專制空前規模地殘害人類的罪行，一方面是正義得到伸張，人權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廣，同樣規模空前的世紀。人類畢竟在進步，我願以民 主價值確立為全球價值來祝福二十一世紀。
——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這一切，已由先生“獨立蒼茫”、“獨對斜陽”之際楚咻微吟，已漸成黃鐘大呂，即將洋溢乎中國了。

盡管中國人已經厭透了偉大、崇高、神聖的字眼，盡管先生再次重復了“古來聖賢皆寂寞”的東方悲劇，盡管先生沒有雨果、托爾斯泰、甘地、薩哈羅夫、馬 丁·路德·金等偉大顯赫的遁世者曾經享有的哀榮，盡管先生不曾發出“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的臨終喟嘆，盡管先生對於中國和世界還是一個陌 生的名字，盡管中國依然籠罩在撲朔迷離、雲譎波詭的深水熱火之中，但因特網上數百篇紀念先生的文章，中國自由和良知思想界的齊聲祭悼，已經堪稱“東方的隆 重葬禮”。

被非典阻斷的所有事務中，最令歷史痛惜的，是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子以及一切有血性有天良的中國人無法為自己“思想上的王者”莊嚴送行，這是歷史的無 情。歷史將以百倍的補償告慰先生英靈，也許就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五周年，也許還需十年、二十年。任時光流逝，歷史既托付先生透露了它的秘密，復活了它的新 命，它將不會食言。歷史最終是有情的，甚至是多情的。

未來的人們是幸運的，困擾先生和我們一代的種種禁忌和桎梏，在他們那裡將還原為歷史的故事、文明的素材，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早已不必以生命去交換， 而是不言自明的常理。他們又是不幸的，使人類不致徹底墮落不可或缺的對於苦難的記憶和對於救贖的傾心，使人類不致完全絕望不可或缺的對於命運的感悟和對於 使命的踐履，在他們那裡將日益稀缺；自願負荷十字架而甘之如飴的偉大聖者，將隱跡於大化流行而為萬世之木鐸，而我們曾直接領受和分享過他的教誨、愛心、悲 情和光輝。

歷史的無情與有情，人類的幸運與不幸，都將與世界永遠同在，正如我們與先生永遠同在。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 雲。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矣。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至於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任何一個思想開拓者，對於後人來說都是過渡人物。只有自以為掌握了終極真理的人，才會看不起過渡人物。能夠讓匆匆離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 是，後繼者已經形成隊伍，秦暉、朱學勤、喻希來、徐友漁、劉軍寧、王毅、雷頤、丁東……，還有更年輕的一代，浩浩蕩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 來’。正是他們將開創自由主義群星燦爛的時代。他們中間會產生新的領袖群倫的人物。慎之，事情正在向你看到的方向發展，你可以安息了。”（何家棟：《未了 的心願——懷念慎之》）

正是有了先生們過渡，中國二十世紀上、下半葉才得以貫通，“五·四”前後諸先賢與1949以後全體中國性靈良知的苦難與悲願才得以見證與續接，二十 一世紀的中國才可望從專制主義的窮途末路轉向自由民主的坦途，三千年中華文明才出現了與第三個西式文明千年的全球化潮流主動、自信、正面遇合的天機。

昔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謂。先生平生未有一本專著問世，只與何家棟先生合有一本（還是有心人背著李、何二先生擅自設法出版），取名《中國的道路》。這是一樁奇事，冥冥之中應了那句古語。

再有幾天，就是先生八十誕辰，謹以中國古代繼往開來的“過渡人物”——孟子對中國集大成的“過渡人物”——“聖之時者”——孔子的祭奠之辭，為先生祝壽：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後記：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寫完這篇長文，開始逐漸明白這句古語的含義了。

三年前，曾當面邀請先生與何家棟先生“西游”，到四川、到重慶“回顧一下人生的舊路”。先生應充了，我卻終於食言。

何家棟先生和余世存兄先後在電話中吩咐“寫一點懷念慎之的……”，又承友人寄來《懷念李慎之》（上、下冊）一書。都是沐浴先生的光芒，故不經權授，囫圇采擷諸賢紀念文字，連綴成篇。謝甚。

《中庸》有言：“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考諸三王而不謬，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凡此所言，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而於“本諸身，征諸庶民”為始，“溫故知新，敦厚崇禮”為終之旨，尤三致意焉。

先生是一大奇跡，中國整整一個世紀才孕育了這個奇跡，我們對這個奇跡的領悟才剛剛開始。

王 康 200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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