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故鄉而就遠兮
遵江夏以流亡
——楚辭·九章·哀郢

賓雁師去國十六年了。

他有句名言：歷史從來不打招呼。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他的觀察、思考和寫作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告誡中國，謹防歷史的劇變突然降臨。

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劉賓雁就對中國的新制度對中國人的命運給予關注，他的知識份子氣質，他在蘇聯、東歐直接感受到的“解凍”氣息，他天性中的良知力度和批判直覺，都使他走上一條他勢必要走的路。

劉賓雁是一名真正的悲劇英雄。三十歲以前，他是革命熱切而忠誠的戰士，舊中國黑暗而悲慘的現實的激烈反叛者；四十歲上下，他成為這場革命及其後果痛苦而英勇的質疑者並為此付出代價。但當他最後一次以一個中國公民身份正常地出國訪問時，卻肯定沒有想到那竟然是一次訣別式的流亡。

自屈原以來，中國的正直高潔之士就一直在“流亡”途中顛沛造次，直到康有為、梁啟超，終於有了“飲余馬于咸池兮，總餘轡乎扶桑”的異域空間。

劉賓雁接通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的流亡之途，再將中國式流亡與世界性流亡聯結起來。

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法國既是歐洲歷史風暴的中心，也是政治流亡的溫床。國民公會與帝制兩個暴政都先後將自己的所有對立面——王室、教士、貴族、吉倫特派、正統黨、立憲派、共和黨、哲學家和持不同政見者——或送上斷頭臺，或流放到異國。歐洲近代流亡的特徵開始出現：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屬於那個時代權力意志的挑戰者，但他們又很難將自身所屬的民族和傳統、帝國曾經擁有的榮耀和革命天然具有的崇高與他們憎惡的蛻化復辟截然分開；同時，他們個人的才華與能量則大大推進了歐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匯。流亡作為反抗專制與締造自由的象徵貫穿了流亡者的生命和整個時代，他們由此獲得的成就和讚譽，堪稱不朽。最讓流亡者心存希望的是，他們終有至少在精神上凱旋而歸的那一天——他們在精神上不僅屬於、而且導引著祖國人民，天涯海角的隔絕和一切不幸都有一個完全值得為之承受的美好結局，——他們本身成為時代的希望。德國流放了海涅，英國流放了拜倫，法國把自己最大的兒子伏爾泰和雨果流放出境，後者們的光輝卻淹沒了一切流亡製造者們，並賦予“流亡”以前所未有的榮耀。

劉賓雁的流亡與雨果們的流亡有精神的繼承關係，在命運和形式上更是托洛茨基式流亡的繼續。

與托洛茨基一樣，劉賓雁從來沒有完全否定過中國革命。他們對革命篡奪者和僭越者的憤怒正是源自革命動力的純潔與目標的高尚，他們正是以正義革命的名義宣告了將革命引入歧途的新極權主義的不義。作為流亡的革命者，他們都是屬於一場曾經引起無數嚮往和奮鬥而最終是一切虛幻而代價極高的歷史運動中英勇無畏的殉道者，他們都是命定要在一場追求自由解放、卻最血腥最漫長的戰鬥中從失望走向絕望，從孤獨走向死寂的夢想家，他們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與暴君、暴政作完全不對稱對抗，在有生之年難於為為之獻身的祖國和人民理解、接納的遺世獨立的悲劇人物。

在某種意義上，在歷史和個體生命的意義上，劉賓雁選擇和承受的命運，甚至超逾了托洛茨基。後者畢竟擁有顯赫炫目的頭銜，無可取代的歷史影響，連他的死亡都是那樣長久地引起無盡的感歎和聯想。

劉賓雁面臨的是一個更加荒誕更加顛倒的時代。他一再發出的告誡，曾喚醒和震撼了整整一代人，他獨有的人道主義呐喊和現實主義批判曾使包括胡耀邦在內的中國明達正直之士深受啟迪。劉賓雁對中國底層、普通人、不幸者、弱勢人群和抗爭者的同情、寄望、呼喊，對中國暴君、權勢者、衛道士、極左勢力和一切扼殺人性的黑暗力量的揭露、抗議、審判，至今猶存于中國人自救自重自強的悲壯奮鬥中；在中國人追求平等、自由、民主和精神解放的行列中，劉賓雁始終站在最前列。他為此一次又一次被貶絀，被迫害，最終被放逐，——還有人希望他永遠被忘卻，永遠湮沒無聞。

讓劉賓雁深感寂寞無助的，卻是來自從晚年到暮年在異國他鄉的流亡歲月。雖然他一如既往地熱切地關注著祖國，但這個因種種“歷史的吊詭”，不僅“活著”而且完成了專制主義的現代轉型的國家，始終沒有出現劉賓雁所期待的“有利於人民”的那種轉化。更他讓失望的是，正是在自由楷模的美國，在年輕一代“民運精英”身上，劉賓雁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困厄和渺茫。當王若望、王若水等同齡人相繼在異國去世後（中國的恥辱、不幸、悲哀），年近八旬、身患絕症的劉賓雁曾非常矛盾地勉強自己，向中國新領導人發出在有生之年回到祖國的消息，卻如泥牛入海。

像劉賓雁這樣一位終身為中國進步顛沛流離、飽經憂患的老人（為了表達對祖國的忠誠，他至今不顧因為沒有美國公民身份帶來的全部困難，保持著中國人的國籍和尊嚴），在無數國人家常便飯一樣自由進出國境的全球化時代，在億萬中國人舉家團圓之際，卻只能在內心吟誦“路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這其中的寂寥、孤獨，苦情和悵憾，寧有終乎！

中國政府不斷聲稱，要放棄國家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抗，要創建一個和諧社會。如果這不是戲言，那麼他們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得到，讓劉賓雁回國！

索爾仁尼琴在流亡二十餘年後終於回到俄羅斯，當他跪下來親吻祖國土地時，苦難的俄羅斯母親終於迎回了又一名忠貞的遊子。這位活著的俄羅斯文豪雖然已不能為處於巨大變故中的祖國帶來福音，卻一度使在精神上痛苦迷茫的俄羅斯增加了一絲支撐和希望。

雨果在十九年的流亡生涯結束回到巴黎時，在“馬賽曲”和歡呼聲中，對法蘭西說：“我說過，自由歸來之時，我自歸來！”

我們不奢望劉賓雁的歸來會出現英雄凱旋史詩般的儀式，但回到祖國是每個人的神聖權利，“葉落歸根”是中華民族的人倫大道，劉賓雁的返國之途，已不僅僅是他一己生命的天然歸宿，而是一個不能忽視的象徵，一次峻急的呼籲，一聲沉重的律令。對精神和政治危機日益深重的中國，讓一位曾在人民心中擁有巨大聲望的垂暮老人回家，只需要起碼的人道和智慧，卻會贏得無可估量的回報。三百多年前，顧炎武曾經以金石之聲預言“人間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像劉賓雁這樣大節不虧的高尚之士，國家民族的忠誠兒子，他的歸來，是時代的幸運、中國的驕傲，讓我們期待這一天。

於甲申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