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中國結緣，自願躬身成為中美友誼的一座民間橋樑：尋訪中美共同抗戰老兵，搶救歷史；收養中國孤女，成為四個中美女兒的美國父親；揀選並感受中國普通人的友情，實踐一種仁義道德人生。
——北明：一個美國人的中國故事（2005年）

一

2015年10月18日下午四時，北京五塔寺內船山書院舉行活動，美國人盧百可（Patrick Lucas）獲得中國民間“公和基金”2014年度人物獎。這名身高1.90公尺的美國人用中文致獲獎辭，題目是：記住歷史（Remembering History）。他說：

非常感謝公和基金會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也感謝把我向基金會推薦的與投我的票的人。感謝那麼多支持我的朋友、家人以及那些我尚未親自見面過的但同樣支持我的人。真很感動。

我們專案叫做“共用光榮”，是想去記錄中美合作的口述史的一項目。“共用”這詞大家都明白，但對於“光榮”，我想先解釋一下。實際，對不起，打仗並不光榮，沒有光榮。打仗是相當糟糕的事。打和平、打友誼、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這才是“光榮”的事。尤其，不同方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這是尤為光榮的一事。

2002年時，為了能夠找到中美之間可以溝通的另種共同話題與語言，思考了很久，就選擇了中美二戰的合作史，然後就開始收集這方面的資料，並跑了中國許多曾經發生過這場歷史的地點，拜訪了當時的歷史目擊者與參與者並錄下了他們的口述回憶，也跑遍了幾次美國，非常榮幸地認識了許多老兵與在中緬印戰場犧牲的美軍的親屬，也把他們的寶貴口述都紀錄下來了、老照片掃描了、老信件也讀了、很感人的人情故事聽到了，讓人痛心的和讓人產生希望的，由於接觸多了，最終好像統統都進入我骨頭去了，都進了我想像去了。對我，這一切印像非常深，非常感動。工作中，我經常會得到別人的協助，或有他人暫時加入這工作一段時間，也有部分較為固定的人參加了工作。同時，由於我每學期在中國都帶一幫美國大學生，經常會有他們參加整理資料、開小會議，甚至與我在中國一起到田野體會此歷史的機會。這些年太特別，我忘不了這工作中認識的這些各種人與各種豐富的體會。都是我一生中的一大福氣。

我們這項目中所強調的是個體故事，關係到個人的故事，並不是什麼大歷史。關於二戰的大歷史的資料已經很完整。那麼，搶救這些個體故事有什麼價值呢？個體歷史經常更有情節性與感情，而個體故事能提醒我們：打仗的是人，受苦的、犧牲的、面臨災難的（絕對包含軍人在內）也都是人。這對於那些沒有體會過戰爭而對於打仗比較不反對的年輕人，說不定會有一定的啟發。或這麼說吧，在有部分人把對方妖魔化時，能記得對方也是人，甚至可能會引發潛在的新的結果。

歷史好重要。一個人，一個家族，或者一個民族，它對於自己以及對他者的許多理解是來自於自己對於歷史的認識和詮釋。對於歷史的理解是一種視窗：歷史是我們去觀察與判斷我們世界的標準。尤其，在我們想解讀他者的行為時，對於歷史的某種理解會匯出某種結論，對於歷史的另種認識會匯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歷史實在太重要了。

這麼多年來，在大學裡做中美年輕學者的橋樑已經做了快20年了，另外做中美二戰合作的口述史做了快13年了，這都起源於什麼呢？這與歷史有關。我1985年第一次來中國讀書時，我就認識了一些中國朋友，是我第一次有中國朋友了。在那時的大氣候下，與一個外國人交朋友是有風險的，所以不是像今天那麼簡單的事。但幸虧，有些勇敢的中國人決定去冒險，願意在友誼上投入，並對於一個不懂事的美國青年積極地去理解與寬容。很有意思：就是因為他們的那時的行動與投入，以後就結了這一切果子。假如我的這些年的工作真的對社會有價值、有貢獻的話，那麼都是起源於他們那時先種的種子。我上面說的當然是我的個體歷史，但實際民族之間也一樣，民族之間的友誼是需要先投入的，是需要用積極並開放的眼光去理解與寬容對方的，甚至有時是需要先去冒險的。這種勇敢的友誼真光榮。

謝謝各位！

這是一篇獲獎感言，也是一篇個人宣言。據盧百可的一名中國朋友透露，盧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本文作者不是任何教徒，只能嘗試從某種信仰去體驗這篇表面看來“無甚高論”的文字。

二

盧百可是美國俄勒岡州農家子弟，父親曾是二戰軍人。1985年，他的女友（即他後來的妻子）大學畢業後去了法國，他自己則選擇了中國，“一個沒有漢堡包的國度”，一住30年。其間除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讀完文化人類學博士並留校任教外，他為自己做了三件事。

一是用九年時間出版了《屯堡人：起源、記憶、生存在中國的邊疆》。

2000年，他坐車路過貴州安順大西橋吉昌村時，見到田裡幹活的婦女的服飾很有民族特色。一種強烈的好奇心驅使盧百可走進那個村落。此後幾年，他來往於北京—貴州，輾轉到屯堡，與村民一起幹活，吃飯，聊天，擠中巴車、三輪車，跋山涉水，拜訪老人，修復族譜，探尋墓碑，參加不邀外人的家族祭祀，搜集歷時600多年的屯堡人史詩。《屯堡人》剛剛出版，尚未上市，盧百可即飛到貴州，將書送到村民的手中，“我是屯堡人！”

若非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上世紀初年來到敦煌，瑞典地質考古學家安特生（1923年）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人類化石，英國牧師董宜篤（1931年）在四川廣漢月亮灣尋得幾件玉石器並立即交給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美國人）葛維漢，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幾次考古發現不知將伊于胡底。盧百可的《屯堡人》不能與上述三次考古發現相提並論，但它顯示了一種中國人欠缺的眼光：對文明的孩童般的陌生感、好奇心，對真理的單純的追求精神。這種精神源於某種宗教情懷：上帝創造的世界是永遠的奇跡，值得終身探求的恩典。急功近利的現代中國人，由於喪失某種終極意識，不僅不能洞悉宇宙奧秘和世界真諦，到頭來也不能辯識自己，——被馬克思列寧主義征服就是一個可悲的例子。

終極真理有可能造成極端哲學和絕對意識，導致極權主義，20世紀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給人類帶來空前災難，人們有理由警惕任何終極性烏托邦。但是，正如蒂裡希所言，戰勝烏托邦的，正是烏托邦精神。盧百可對偏遠貴州小村落的難以遏制的“好奇心”，正是超逾功利成敗的趨向真理的烏托邦精神，當千千萬萬普通人行走在這種有益他人又實現個人理趣的真理之路時，那種極端性烏托邦就可能不斷地被“微創”而銷蝕。

三

盧百可做的第二件事，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大可能做到的：他先後收養了兩名中國女嬰。盧百可本是兩個美國女孩的父親。因為不忍中國被棄女嬰的狀況，尤其不忍見居家附近十公里處“福利院”的現狀，先後收養兩名女嬰。他的理由很簡單：“我有家，我要給她們一個家！”

毛澤東和很多中國人都不相信世上有“無緣無故的愛”。他們以己度人，用粗鄙的因果關係和功利算計衡量世人，以物化標準諸如“階級”、“自己人”、“我國”判斷人類。多年來一種令世界側目的中國悲劇是，每年以三萬人數增加的棄嬰，——最悲慘的自然是女嬰。“她們被關在簡陋的磚瓦小平房裡，屋樑上掛著一個閃來閃去的燈泡，順著陰冷牆壁的四面搭成一大趟無間隔的通鋪，上面擠滿了裹得嚴嚴實實的只剩一雙小眼睛的女嬰。每個20平米的房間怎麼也得有三四十個孩子，有的哇哇大哭，但大部分一動不動。房間裡看不到阿姨，也沒有熱水、醫藥和玩具”（《南方人物週刊》：一對夫婦23年幫助11800個中國孤兒找到“美國父母”）收養棄嬰費用大約3萬美元，包括申請、材料整理、家庭調查、指紋鑒定、移民審批、收養前培訓、收養後跟蹤服務以及給福利院的3萬人民幣的“兒童養育費”。

基督徒服事上帝，也是愛家之人，結婚成家是他們的幸福和責任。基督徒沒有對“父權”和“夫權“的抗拒，相反，丈夫和父親是家庭的船長，以愛心和智慧引領家人穿越俗世。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以家庭為單位，家庭是其“天然的教堂”、“永遠的修道院”。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這樣的訓誡直接通向每一個人，親人和外人。真正的基督徒本能地同情不幸者、弱小者、被拋棄者，——棄嬰甚至有童年耶穌的形象。

我們不知道盧百可夫婦如何決定收養兩名中國女嬰，只知他們做了十多年的調查和心理準備，取出結婚以來的所有家庭儲蓄，先後兩次呈交中國政府索取的高額領養金。“離我們家十公里遠的福利院，那裡的棄嬰沒有家，可我們有家！我們能力有限，只能收養一個。再儲蓄一筆錢再收養一個，不能不做！很簡單！”這就是他們的理由。曾經有過猶豫：你不是有錢人，你只是教師，永遠不會發財。但是，一想起棄嬰，痛苦就揮之不去。終於把“小姑娘”接回家，“所有過程，申請書，填表，簽字、交費，一直激動，幸福！”盧百可夫婦由衷讚美自己的中國女兒：她們棒極了！一個一歲半，一個三歲，聰明、活潑，什麼都吃。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怎麼做一個好爸爸好媽媽？！

盧百可親生的大女兒叫盧天藍（CielleAnnamarieLucas），他說，“Cielle本是sky或heaven的意思”；親生的二女兒叫盧天歌（KyrieElisabethLucas），“Kyrie是基督教某古老歌曲的歌詞的第一詞”；老三是從孤兒院裡收養的第一個中國孤女，叫盧天儀（AlaiaTianyiHelenLucas），他說，她“是‘天’送給我們的一個非常寶貴的禮物或眷顧（儀），是我們本來沒有資格獲得的禮物”；他和妻子收養的第二個中國孤女是家中老四，叫盧天媛（SaretTianyuanIsabelleLucas），這位美國父親說：“‘媛’代表‘圓’，意味著有了她，我們的家才是完整的”。這樣解釋自己女兒，盧百可充滿著父親的自豪和幸福：“四姊妹之間特別親”。

2300多年前孟子就呼籲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中國人幾乎沒有收養異族幼孤的事例，——我們沒有真正履行“天下為公”、“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高尚理想。基督教傳教士走遍沙漠、荒原、叢林，到完全陌生、充滿敵意、野蠻不開化的地方傳播上帝福音，對於所有中國人——即使最高尚最卓越的中國人——都是不可思議和難以承受的負擔。像武訓那樣，從己身際遇出發，推己及人，為窮孩子辦義學，就是中國式聖徒。西方傳教士，出身顯貴望族、著名大學者不絕如縷。對於中國，如俄國十二月黨人那種為“不幸的俄羅斯人民”而走向“伏拉基米爾大道”的聖徒，至今還是太稀罕的事像。

四

“2005年全美美國老兵協會統計顯示，每36小時就有一名抗戰老兵去世。盧百可為搶救被遮蓋並正在被帶進墳墓的歷史，自2001年開始，走訪太平洋兩岸在華抗戰的中美老兵至少150位。十年過去的今天，那一代人絕大多數變成了美國墓碑和中國天空的難魂。歲月已經證明：盧百可是中美兩國唯一以一人之力，當國家之責，奮力留住了這段歷史的人！”（北明《一個美國人的中國故事》）。這是盧百可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他此次獲獎的理由。

2005年，北明主持的自由亞洲電臺《華盛頓手記》節目，首次報導了盧百可。這個美國人足跡遍佈山西、浙江、江蘇、廣西、貴州、江西、湖南、湖北、雲南、四川等省，以及十餘個美國州。中世紀的教士經過阿爾卑斯山時，並不欣賞如畫風景，——他們沉浸在內心的上帝之國中，聆聽神聖的福音。盧百可似乎沒有陶醉於中國山水，——這使他把自己隔絕於數以億計的中國旅遊者之外。他的使命是尋訪數百名中美老兵及其親屬，編寫中美二戰合作口述史，“再現刻意掩蓋半個世紀的中美兩國共用抗日光榮的真實，搶救即將被歲月帶走的歷史。傾倒家財，奉獻時間，身患重症，艱難困苦，堅持不懈！眼看八旬老兵紛紛謝世，卻常因資金短缺，採訪無法成行，而扼腕歎息。”為了可能的捐款，北明還在節目中公佈了盧百可的信箱。

近年，很多中國人也開始收集抗戰史料，做成影視、雕像、公園、博物館，幾乎沒有人不在顯要地方留下自己的尊姓大名。一部表現國軍抗戰的100集電視片，每集20來分鐘，竟在末尾用近5分鐘時間緩慢地顯示攝製人員名單，另一部影視“集資”過億，乾脆叫《我的抗戰》。盧百可買不起攝像機，靠借來的老式機器拍攝的鏡頭，被中央電視臺取用。“他們都用上了，而且不止一個電視臺。但是從來沒有承認過我們。“沒關係！“承認不承認我們，那是小事情。承認我們，對我們將來繼續做這個事情有好處。但是關鍵，把這些故事宣傳！我們做不到，我們沒有費用……”他的中國助手：“有時候，睡覺都夢見老兵的囑託，夢見他們的面孔。四天了，我們每天只能吃一餐。只有一餐的費用……”中國億萬富翁已居世界首位，北明曾在節目裡留下盧百可的郵箱，但是幾乎沒有人慷慨解囊。“沒關係！”

尤金·藍斯（EugeneLance）是中緬印戰區美軍機場輸油管道工程兵，收養過一個當地男孩。60年後，他舊地重遊，與他的“小男孩”重逢。“牽線人”就是盧百可。華盛頓—北京—昆明—騰沖，承擔所有費用的也是他。“中央電視臺”報導這段“佳話”，照例沒有提及盧百可。湖南某地為抗戰陣亡將士祭祀，組織起出殯隊伍，當地媒體報導，沒有出力出錢的美國人盧百可，“沒關係！”。貴州某縣發現美軍機殘骸，盧百可聞訊前往，跟村民走進山野河谷，從不言官僚刁難，只道“老百姓，太棒了！”一個景頗族老人出示一枚戒指，索價不菲。盧百可認出上面的英文（UniversityofOregon）竟是他的母校縮寫，於是返回故鄉，找到戒指主人盧米斯的父母的墓地，上面刻有“我們的兒子在中國打仗失蹤”字樣。盧百可繼續尋訪，終於把死者的侄子帶到騰沖那架飛機墜毀處，——沒有誰把戒指歸還亡者親屬。沒關係！

基督教一開始就超越了種族、地域和國家。它源自人類心靈，它喚醒沉睡在重重迭迭的世俗皮囊中的善意和愛。無論仇恨和戰爭如何毒害人類，但虔誠的基督徒始終渴慕著和平，希望人類通過寬容和自由湧進聖殿。盧百可從來不言“上帝”，但他始終在踐行某種只有在信仰世界才成立的真理：夢想一個消除一切分歧、沒有爭戰的世界。

中國與世界剛剛紀念抗戰、二戰結束70周年。莫斯科和北京竟然舉行盛大閱兵，向世界炫耀武力。除了民間零星聲音，整個中國一片沉寂。盧百可在北京頒獎儀式上關於戰爭的發言，可謂空谷足音：

打仗並不光榮，沒有光榮。打仗是相當糟糕的事。打和平、打友誼、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這才是“光榮”的事。尤其，不同方為了和平而共同努力，這是尤為光榮的事。

無疑，盧百可是反戰人士，但他不止于抽象反戰，他有十分明確的反戰目的：中美共用合作作戰，更應共用和平。中共正整軍經武，其鷹派叫囂戰爭，已全然不顧國際視聽。時下，中美在南海劍拔弩張，盧百可近20年堅持不懈地推進其“共用光榮”項目，顯然不能阻止戰爭狂人，但他在“公和基金”頒獎儀式上公開發表反對中美之間開戰的言論，則使異常沉悶詭譎的深秋北京，平添一股光芒。盧百可呼籲雙方記住：把對方妖魔化時，能記得對方也是人！不必引用康德（人是目的），盧百可有更深的企盼：

能記得對方也是人，……在我們想解讀他者的行為時，對於歷史的某種解讀會匯出某種結論，對於歷史的另種認識會匯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五

虔敬的基督徒直接對上帝傾訴，他們甘於做世界的“光”與“鹽”，——他們不怕孤獨。救贖的對象從來不是抽象的“人民群眾”而是個人，每個人。基督徒憂心世道的敗壞，更省視自己的缺欠、軟弱，尋求彌久常新的啟示，以承擔神示的負荷。奉行“簡單”信條的盧百可身上似乎有一層神秘面紗，——不僅因為他生性靦腆，不善言辭。在中國人看來不足為訓的憑證，卻成為這個美國人的“大福氣”：

假如我的這些年的工作真的對社會有價值、有貢獻的話，那麼都是起源於他們那時先種的種子。我上面說的當然是我的個體歷史，但實際民族之間也一樣。民族之間的友誼是需要先投入的，是需要用積極並開放的眼光去理解與寬容對方的，甚至有時是需要先去冒險的。這種勇敢的友誼真光榮！

如果這段話出自中美兩國元首、尤其出自習近平之口，世界將刮目相看。“種子”當然是基督教的重要概念，盧百可所稱頌的“友誼”、“勇敢”、“冒險”，指的是他初來中國時的遭遇所引發的中國人性。上世紀80年代，囿於多年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敵意宣傳，中國人多少需要點勇氣跟盧百可這樣的美國人接觸。事實上，跟他接觸者有的受到警告，有的被扣押了工資，是否有牢獄之災，我們不得而知。

盧百可很少提到西方遊客喜歡的中國相聲、太極拳、烹飪、山水，他愛的竟然是“中國人”，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友誼和勇氣。是中國人對美國人的信任、友善，渴望自由的“種子”，在盧百可心裡生根了，令他如此癡迷中國，並心存感念。

“公”、“和”兩字是中國哲學思想和社會倫理的高級概念，與基督教的信條有深度的契合。鬼使神差，“公和基金”撞上了盧百可，一名現代美國君子，一名只看外貌沒有什麼異常稟賦的聖徒，——無論按照基督教還是中國先哲的準繩，都可視為聖徒的人。

這是無數偶然奇跡般碰撞的結晶。沒有北明十年前對盧百可的發現和介紹，沒有耿瀟男堅持不懈地舉薦和遊說，沒有“公和基金”理事們的慧眼和良知，沒有四面八方的支持關注，沒有中國民間社會的成長，這個奇跡不會發生。

六

“盧百可的人生行動的座標是信仰、希望和愛。他俯身成舟，奮力行駛在中美友誼的斷流上，與此同時，他用在異鄉的個人行動，展示了人類之愛超越種族和民族、文化和歷史的偉大力量，實現了這種愛超越國家和制度、個人和金錢的深在價值。”

這是盧百可行為的終極價值所在，也是薦舉他為“公和人物”的理由。

年近九秩的張思之先生愉快地擔任了盧百可的頒獎人。張思之是中國年高德劭的法律界泰斗，他近日中風臥床，謝絕所有邀請。70年前，張思之曾作為遠征軍一員，跟美國飛虎隊結緣。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力量把他從臥榻上接引到現場。老人顫顫巍巍，用微弱聲音靠攏麥克風念完頒獎詞，最後提高音量：

“我認為，這次頒獎並不是頒給盧百可個人的，而是頒給盧百可代表的美國人民！”

頒將典禮主持人是北京圖書出版人、公和基金會執行理事、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的耿瀟男。她不知何故離開了演藝圈，結識不少思想界人士，參加過很多抗戰紀念活動，策劃了2013年北京雍和藝術館抗戰巨卷國畫《浩氣長流》圖集發佈會，撫恤過若干抗戰老兵，還到華盛頓阿靈頓國家公墓憑弔過陳納德將軍。盧百可打動她的，是“為中美老兵招魂”。在耿瀟男眼裡，頒獎給盧百可，簡直是奇跡。“我的一個群，七嘴八舌為‘公和年度人物’評選推薦，最後聚焦在一個陌生的美國人盧百可身上。於是開始長達幾個月的尋找，提名，複選，等待，拉票，祈禱……直到盧百可挽妻攜女走上領獎臺。”耿瀟男的抗戰，是反抗奴役追求自由，“9月初那場閱兵式，不是我的表達。盧百可的故事，是真實的美國夢；他的當選，又成了中國夢。這是何等美妙的故事，也是我個人的小小的中國夢，最完美的個人表達！一群人說說說的，居然就成了！”

胸有萬言艱一字，世存千秘共一念。美國、中國、戰爭、和平、博愛、聖徒……中國每天有無數會議、論壇，也許只有2015年秋在北京佛教聖地五塔寺船山書院舉行的簡短儀式，表達了如此不尋常的意義：一群中國人把一項寄託了古代東方理想的獎項，頒給了一名美國基督教聖徒。世界的正念如此奇妙地遇合在2015年的北京，一個普通美國人，在變異日亟、吉凶未蔔的歷史關頭，獲得來自中國民間的認同與敬意，猶如退潮濁浪中閃爍起一顆彩虹似的水珠，引起當事人和知情者一片歡呼。

10月27日，盧百可知會朋友：“我計畫用這筆獎金繼續做口述歷史”。

20世紀是好人、君子、聖徒受難的世紀，21世紀還看不出終止這種悲劇的力量。盧百可在中國30餘年的經歷和他這份意外的獎勵，不可能使悲劇改觀。但我們畢竟目睹了一次幾乎轉瞬即逝的奇跡，也就有了些許希望……

謹仿杜翁《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賀盧百可先生獲2014年度公和基金人物獎：

海內忽傳盧百可，美國聖徒臨公和。
俯身沉舟補斷流，人孤己憐共天樂。
卻幸北明釣忘水，便付瀟男舉木鐸。
五塔千秋藏剎那，船山棲伏終有托。

VOA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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