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是人類最獨特的稟賦，最古老的夢想，最嚮往的彼岸，也是漢語翻譯的“神譯”之筆。

2006年冬，英國捷克裔戲劇家湯姆·斯托帕的新作《烏托邦彼岸》在美國紐約林肯藝術中心上演，場場爆滿，歷史數月不衰。描寫了十九世紀激蕩在俄羅斯乃至整個歐洲上空的革命風雲。全劇時間綿延，從1833年直到1868年；場景遼闊，莫斯科、巴黎、德累斯頓、尼斯、倫敦、日內瓦等名城相繼展現；人物眾多，巴枯寧、赫爾岑、別林斯基、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盧格、科蘇科、鐘斯，馬克思最後出場，他對赫爾岑、屠洛涅夫不屑一顧，以獨白的方式預言俄國的未來：“會出現最後的大搏鬥，歷史的車輪的將最後一次轉動，我的辯證唯物主義將在俄國流行，幾百萬人被中斷的生命和並不偉大的死亡將被理解是一個更高等級的現實、一種更優越的道德的一部分，想要阻擋它是沒有理性的。我能看到涅瓦河被火光照亮，河水變紅，從喀琅施塔到涅瓦大街陽光明媚的海濱，到處是掛著屍體的大樹。”赫爾岑抗議道：“這個對人類祭品欲壑難填的辯證主義怪物是誰？是歷史沒有目的！沒有劇本。歷史每一刻敲響上千扇門，看門人都是機會。除了藝術和個人幸福的夏日閃電，沒有別的安慰可以指望……沒有什麼是確定的，一切都有可能，就是這一點，給了我們人類的自由和尊嚴。”馬克思已經兀自走開了，撇下赫爾岑，他的妻子納塔莉最後以女性的直覺驚呼：暴風雨就要來了！對俄國向來漠不關心的美國公眾四處搶購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

烏托邦，也許是人類最獨特的稟賦，最古老的夢想，最嚮往的彼岸，也是漢語翻譯的“神譯”之筆。

500 年前，湯瑪斯·莫爾發表《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鼓吹烏托邦人三大法規：公民平等、對人類的永恆和堅定的愛，對權力和財富的蔑視。1533年7月7日，莫爾被英王亨利八世定為判國罪，英國法律史和文明史最醜惡的判詞。“送他回到倫敦塔，從那兒把他拖過全倫敦城解到刑場，在場上把他吊起來，讓他累得半死，再從繩索上解開他，乘他沒有斷氣，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腸，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燒，然後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釘在四座城門上，把他的頭掛在倫敦橋上。”353年後，1886年，天主教會為這位歐洲文藝復興最完美的人物平反昭雪，把他列入“殉道者”，追封為聖徒。

從《聖經舊約》開始，到柏拉圖《理想國》、聖奧古斯丁《上帝城》、康帕內拉《太陽城》、培根《太西洋島》，從大同世界到王道樂土到桃花源到太虛幻景到太平天國，古今中外烏托邦方案不勝枚舉。烏托邦總與鮮血相連，最具象徵意義的，是基督教耶酥十字架。

烏托邦是一種極為虛幻、巨大、無形，無數人參予的神秘秘存在，公開信（有時是書簡、傳單、演講）則是一種十分具體，個人化的，可以觸摸、展讀、收藏的文字形式。兩者之間卻有某種特殊的聯繫。

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處於某種轉折關頭，當一個社會終於出現歷史破曉時分的黎明，或當一個國家失去理智走向狂熱和浩劫時，當烏托邦走向反面而面目全非時就是公開信應運而生的時刻。

當自由久久不能降臨，正義遲遲不能伸張時，公開信成為社會良知和歷史正義的特殊使者。

當自由還沒有君臨歐洲時，但丁、拜倫、彌爾頓、伏爾泰、雨果作為時代的良心和烏托邦理想的代言人，不斷以公開信的方式抨擊專制黑暗，呼喚理髮和人道，斯辯左拉是他們當中傑出的代表。1897年，左拉在法庭面對驕橫的法國總參謀部和整個軍界以及狂想的愛國主義者，為德雷福護。他的誓言早已成為法蘭西世世代代引為驕傲的歷史迴響：

我發誓！德雷福斯是無罪的。我以我的生命及信譽作保證！面對代表人類正義和國家具體化身的裁判席，面對整個法國和全世界，我發誓德雷福斯是無辜的。以我40年工作的經驗和所換取來的信譽，我發誓德雷福斯是無辜的。假如德雷福斯不是無辜的，願世界萬物化為烏有，願我的作品腐朽。我現在僅有的只是崇尚真理和正義的理想。我相信我能克服這個難關，我決心不使我的國家淪為謊言和不義的犧牲品。在這裡，我可以被判罪，但是我相信法車感謝我曾幫助她挽救榮譽的一天終會到來。

當種族歧視折磨著美國這個偉大的自由之邦時，馬丁·路德·金牧師在林肯紀念堂前對美國貢獻了他的夢想：

我夢想著，有那麼一天，甚至現是不平等的密西西比，也能變為自由與平等的綠州。

我夢想著，有那麼一天，我的四個孩子，能夠生活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性來判斷他們的價值的國度裡。

我夢想著，有那麼一天，就在邪惡的種族主義者仍然對黑人活動橫加干涉的阿拉巴馬州，就在其統治者拒不取消種族歧視政策的阿拉巴馬州，黑人兒童將能夠與白人兒童如兄弟姊妹一般攜起手來。

當世界各大國陷入核軍備競賽，人類在核陰雲籠罩下面臨集體毀滅的時候，愛因斯坦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在羅素向美、蘇、英、法、中、加六國政府的公開聲明中簽上自己的名字：

最可靠的權威人士都異口同聲地說：核戰爭十分可能使人類走到末日。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憂心忡忡。

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感情上並不是中立的，但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東方和西方之間爭端的解決，對於無論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反共主義者，無論是亞洲人還是歐洲人或者美洲人，無論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都能給以可能的滿足，那末就決不可用戰爭去解決這些爭端。

作為人，我們向要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要是你們能這樣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樂園的道路；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末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險。

俄羅斯是世界最動盪、最痛苦。也是世界上烏托邦狂想曲奏響的大舞臺。

普希金在閱讀《死魂靈》後感歎道：上帝就像我們俄羅斯一樣憂鬱！上帝一直在注視著俄羅斯！別爾嘉耶夫評論說，這是整個19世紀俄國知識份子的歎息和祈禱，也是整個俄羅斯在20世紀的歎息和祈禱。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這是比988年基督教傳入俄國更重大的事件，1492年（哥侖布發現美洲新大陸），都主教左西馬致信伊凡三世稱，莫斯科和俄羅斯已經成為東正教帝國的新首都；1510年，修道院院長菲洛費致信瓦西裡三世，宣佈莫斯科是新的羅馬，是羅馬和拜占庭精神和物質遺產的繼承者。莫斯科王公們從此被賦於一個嶄新的使命，把俄羅斯建成新的基督教帝國，新的黃金時代從此屬於俄羅斯，上帝的意志從此降落在莫斯科。伊凡三世征服喀山后正式自封為“沙皇”，即把羅馬凱撒和蒙古大汗結合起來的世界新興國家最高統治者稱號。

但是，俄國的歷史現實每天都在玷污這一使命。征服、戰爭、入侵、暴力一千年來一直主宰和塑著俄羅斯。

尼古拉一世血腥鎮壓十二月黨人後，廣施暴政，利用員警、憲兵、禁衛軍和官僚機器把俄國變成一個戒備森嚴的大兵營，對外與波斯和土耳其交戰，又出兵華沙，扼殺波蘭民族解放運動，躋身於歐洲列強之林。俄國御用文人陶醉于這個貌似強大的祖國及其統治者，鼓吹俄國的盛世已經到來，連普希金和別林斯基也一度失察，認為俄國中興有望，尼古拉幸臣本肯多夫把官方的觀點概括為三句話：俄國的過去令人驚歎，它的現在無比輝煌，它的未來必將使最大膽的預言黯然失色。

1836 年9月30日，《遠望鏡》主編、莫斯科大學教授納傑日津刊登《哲學通信》第一封。這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封公開信，拉開了長達二十年的關於俄國歷史性質、道路和命運的大辯論的序幕。這封信以橫掃一切的氣勢、對俄國歷史、民族命運、宗教和現狀展開全面的猛烈的抨擊，自1825年十二月黨人被鎮壓以來鬱積在俄國精英內的苦痛和憤懣得到淋漓盡致的渲泄。恰達耶夫的原則是：我寧願鞭韃我的祖國，寧願使她傷心，寧願讓她蒙羞，——只要不說假話。

恰達耶夫這封用法文寫成、由別林斯基譯成俄文的書信體文章指出，俄國的歷史最初是殘暴野蠻，然後是愚昧無知，接著是令人屈辱的異族統治，這種統治精神又由我們民族當局沿襲下來，這就是俄國青春期的辛酸史。

恰達耶夫認為，俄國歷史沒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東西，“我們從不知道在這個民族中有過一個精力充沛和道義力量發揮崇高作用的時代。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與現時相似的這個時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為特點的，我們的社會只是由於受淩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於受奴役才寧靜下來。在我們的記憶中沒有吸引人的回憶，也沒有優美的形象，在我們的民族傳統中沒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們才對世界毫無貢獻，我們對人類精神的進步從來沒有任何貢獻，我們一直玷污了它。我們來到世間好像一群私生子，沒有家世，沒有遺產，同我們之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們毫無關係。俄國文明最可悲的地方是，我們剛剛發現的真理，在其他國度、甚至在許多方面遠遠不如我們的民族中間，早已成為老生常談”。

我們屬於這樣的民族，它的存在僅僅為了給世界提供教訓。”他提出了著名的俄國“不言症”，“俄羅斯在道德上出現了空白，人類的普遍法則對我們是不適用的，除了奴役其他民族外，就是自我奴役，我們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

恰達耶夫盛讚西方，從某種程度上，天國已在西方世界成為現實，因為西方意味著無限發展的可能，凡是為最終建立人間天國所需要的一切，西方無不具備。

恰達耶夫這段雄辯卻誇大的對俄國的控拆，是俄國漫長黑夜中放出的第一槍，恰達耶夫對俄國深深的失望痛苦和強烈的自我否定，獲得了俄羅斯真實而寶貴的自我意識，是俄羅斯思想發展的獨特辯證法，俄國的全部歷史哲學都將回答恰達耶夫的問題，正是這種絕望和憂傷，孕育了彼得大帝的改革、羅蒙諾索夫的智慧和普希金的天才。

恰達耶夫被斯拉夫派定為俄羅斯祖國的叛徒，正是這名俄國叛徒不僅表達了一半俄國真理，而且刺激了斯拉夫派的靈感和意志。他在《狂人的辯護中》公然挑戰俄國人的愛國主義：

“愛祖國，這是壯麗的事業，然而還有更壯麗的事業，那就是愛真理。不是經過祖國，而是經過真理走向天堂。

《哲學通信》發表後，立即引起極其強烈的反響，連次年普希金的逝世，都被遮蔽了。俄國上下不分貴賤、貧富、智愚、僧俗、老少，同聲詛咒唾棄這個膽敢褻瀆俄國的狂人，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在官方組織下揚言要對恰達耶夫實地暴力懲罰，俄國文壇和思想界的權威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紛紛撰文譴責恰達耶夫。1836 年10月21日，外國宗教事務司司長上書指控作者罪不容赦，尼古拉一世直接干預，《望遠鏡》被查封，主編納傑日津被判流刑，審查官被撤職，恰達耶夫被宣佈為瘋子，須接受員警和醫生監管，並且勒令他“永不寫作”（以這種辦法對待持不同政見人士，開俄國和世界歷史先河）。

對俄羅斯人的命運深懷憂慮、甚至預言俄國將在20世紀被魔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了大俄羅斯主義特別代表的角色。陀氏的公開信，是他的感動和震撼了無數俄國人的長篇小說。在《群魔》中，他為俄國的民族主義下了一個完整的、獨特的定義：“對我來說，人不過是個俄國人，上帝不過是俄國的上帝，習俗不過是俄國的習俗而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義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國救世主義精神，他借他的舊我沙托夫說：“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永遠不能甘心於它在人類事業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而是經常地和專門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請不要誤會，陀氏是俄羅斯彌賽亞意識最卓越的表述者，同時他也借卡拉馬佐夫之口，表達了關於俄羅斯與歐洲的複雜關係：“一個俄羅斯人不是為自己活著，而是為了思想和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實活著，這事實就是：近一百年來俄羅斯的存在都是不為了自己，而只是為了歐洲和世界。”“我想去一趟歐洲，因為我知道，那只是墓地，但卻是最寶貴的墓地。有價值的死者躺在那裡，墓地上的每一塊石頭都載明過去那熾烈的生活，載明他們對自己的功績、自己的真理、自己的鬥爭和自己的科學的熱情信念。我知道，我將吻那些石頭，並在它面前流淚。”

無論西化派或斯拉夫派，都是俄國優秀、有教養的精英，他們對俄國的感情和拯救熱忱，都充滿著殉道者般的虔誠和徹底。兩派都熱愛自由，富有人道精神，熱愛俄羅斯，只是斯拉夫派把俄國當成母親，而西化派把俄國當成孩子。

“斯拉夫派”與“西方派”之爭，雖然激烈，但並不帶有你死我活的黨派鬥爭性質，雙方也沒有鬧到為“證明”自己觀點正確而不惜將對方置於死地的地步。他們既是朋友又是對手。赫爾岑曾把他們比作是具有兩副面孔的雅努斯神和雙頭鷹，它們共有一顆心臟，其中湧動的是對俄羅斯的愛。

然而，俄國統治者和繼承者們，他們對俄國救世主義之所以感興趣，則主要出於帝國勢力和利益的世俗需要，舊俄帝國除了在極少時期內，實際上是非意識形態化，非神聖化的。包括陀思妥耶夫斯這樣的徹底的斯拉夫主義者，都絕望地發現，正是在俄國，保留著與基督救世精神格格不入的農奴制、鞭刑、絞刑、流放和整個國家機器的邪惡與罪孽，這就在俄國歷史上出現了另一種比西化派和親斯拉夫派的論爭更深刻、更重要的矛盾：俄羅斯帝國本身、沙皇制度本身能否體現俄羅斯救世精神？

俄國民粹派在“到民間去”失敗後，走向個人犧牲和恐怖暗殺，同時散發了大量的傳單。“土地與自由”社綱領，《民竟報》宣言，他們對工人階級、青年一代、知識份子、農民、馬克思，對俄國所有重大問題都以傳單和公開信方式表達了他們的原則。1881年3月1日，亞歷山大二世被民意黨人刺殺，民意黨執行委員會立即發表《致亞曆山三大三世皇帝》公開信，原信印在羊皮紙上，投在涅瓦大街郵筒裡，各地散發了一萬三千份。公開信要求一，大赦政治犯，二，由全體人民重新審查國家制度和社會生活。公開信“向祖國和全世界莊嚴宣佈，一旦新沙皇獨裁和鎮壓，民意黨人就立即放棄暴力，絕對服從由自由選舉的人民會議的決議”。

亞歷山大三世堅持對刺殺其父的民意党人執行絞刑。托爾斯泰夜不能寐，他立即致信沙皇，“在上帝和祖國面前，新沙皇站在十字路口，假如你不寬恕這些罪犯，而處死他們，你只不過在成百的罪犯裡連根拔除了三、四個，可是罪惡繁殖罪惡，代替那三、四個的，將是三十個或四十個，而你卻要永遠失去這個時刻——你將永遠離開你本來可以在那裡選擇善，而不選擇惡的十字路口，永遠陷入為那叫做“國家利益”的罪惡服務之中。

寬恕！以善報惡，那麼，一百個作惡的人當中，成打的人會從魔鬼那裡轉到上帝這邊來，看見一個被謀殺的父親的獨生子在如此可怕的時刻，從寶座上表現出的善的榜樣，千萬顆心會因快樂和感動而顫動！

皇上！假如你願意這樣做：召集這些人，給他們錢，把他們送到美洲某個地方去，然後用“只是我說，要愛你們的仇敵”，這幾個字作標題寫一篇宣言，假如你這樣做，我不知道別人的感覺如何，可是我，可憐的臣民，願意做你的狗和你的奴隸！每次聽見的你的名字，我都會感動得哭泣，像我現在正在哭泣一樣。可是我說了什麼？——“我不知道別人如何”！——我知道一聽見那幾個字，慈悲和愛將像洪水一樣湧出，流遍俄羅斯。

亞歷山大三世對民意黨人和托爾斯泰的公開信置若罔聞，五名刺客被判絞刑，不難推測，作為弟弟的列寧在1918年捕獲尼古拉二世後，為何要把沙皇全家處死。

後來列寧的哥哥烏裡揚諾·夫亞歷山大·伊裡奇，參予刺殺亞歷山大三世，與1887年3月1號被捕，5月8號被絞死。

俄羅斯彌賽亞救世精神在20世紀初被徹底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宣告了俄羅斯帝國的烏托邦永遠成為歷史，同時，一種新的，據稱是真正神聖的彌賽亞主義、真正偉大的烏托邦，在沙俄帝國的廢墟上誕生了。

在我的歷史視野中，迄今為止，人類最大的烏托邦實驗是在世界上最遼闊的土地上在俄羅斯進行的，持續了幾乎一個世紀，一半人類都深深地卷了進去，其中包括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

俄羅斯人幾十年裡曾一直相信，1917年的十月革命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俄羅斯的歷史命運和使命，並且為人類解放事業開闢了通向人間天堂的康莊大道。人們料想不到，到了20世紀末，被視為“不可逆轉”的前進方向發生了“轉向”，新俄國的新彌賽亞主義與舊俄國一樣，更是一場血腥的烏托邦。

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面臨內戰、饑荒和西方國家武裝干涉，同時面臨來自共產主義者內部的置疑。

1918 年，第二國際左派領袖、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德國女革命家盧森堡發表《論俄國革命》指出，“任何民主機構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這恐怖是人類設立的一切機構都有的。只不過托洛茨基和列寧找到的糾正辦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卻比這一辦法應當制止的幹事更壞，因為它堵塞了唯一能夠糾正社會機構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機勃勃的源泉本身，這就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的、不受限制的、朝氣蓬勃的政治生活”。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党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蘇維埃代表大會從三個月召開一次推遲到六個月！）不僅如此，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列寧對盧森堡的回答是，所有歐洲革命家在俄國革命面前都還是小學生，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書、“第二國際”的理論領袖卡爾·考茨基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中，將俄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作了比較，確認，俄國布爾什維克未來的發展將導致一次新的熱月9日：

他們本來是以平等的普選權選出的國民大會的堅決擁護者，可是一旦國民大會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就一腳把它踢開。他們原是死刑的堅決反對者，卻建立了血腥的統治……他們在開始執政時宣稱砸碎舊的國家官僚統治機器是自己的使命，卻以一個新的官僚機器取而代之。他們由於軍隊紀律的鬆懈而篡奪了政權……卻又建立了一支新的嚴守紀律的龐大軍隊。他們原想剷除階級差別，卻又製造新的階級差別……最初，他們無情地剝奪資本，今天卻又準備把半個俄國的礦藏拱手交給美國資本家，以換取他們的幫助……布爾什維克準備對官僚政治、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作出一切可能的讓步，藉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們看來，對民主作出讓步等於自殺，……沒有民主，俄國就要毀滅。最後的結局是可以預見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熱月9日，可是我擔心，離熱月9日已不遠了。

列寧的回答眾所周知，考茨基成了無產階級的叛徒、列寧在蘇聯創建“第三國際”。

列寧最惱怒的，是被孟什維克抨擊為“烏托邦”，列寧曾在十月革命後與老戰友索羅蒙發生過一次經典的“烏托邦辯論”。索羅蒙對列寧說，布爾什維克和十月革命給俄國造成的和將要帶來的，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烏托邦，列寧以他特有的“雄辯”回答：

這裡沒有任何烏托邦，而是正在建議社會主義國家。從此以後，俄羅斯將是第一個實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啊，你在聳肩膀！不過你會更加吃驚的！問題還不在於俄羅斯，對俄羅斯我並不在乎，這僅僅是一個階段，我們正在通過這個階段走向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後，第一個以公開信方式對俄羅斯未來表示擔憂的，正是列寧本人。1922年12月23日，列寧口授了《給代表大會的信》等一系列信件，提出，為了防止布爾什維克的分裂（在這一點上，列寧是先知），必須把史達林從總書記位置上撤下來（為什麼沒有辦到？），因為史達林“太粗暴”（豈止於此！），“又掌握了無限的權力”（為什麼會這樣？），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莫名其妙！），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對於整個國家呢？）。列寧認為，這看起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對布爾什維克的未來“可能具有決定意義！”（豈止於此！）。第二年3月5日，列寧還給史達林一封私人信件，要求他就辱駡克魯普斯卡婭一事進行歉，否則斷絕個人關係。

所有的蘇聯問題專家都無法推論，如果不是史達林，而是一個如列寧所願，一個“在各方面都同史達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的布爾什維克，比如布哈林，俄國革命的前途會是什麼樣。

列寧雖然有不祥的預感，但他肯定想不到，史達林的統治，把俄國帶進了一條什麼樣的道路。

蘇共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曾寫下《讓歷史來審判》，副標題是“史達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1983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是我們一代人的歷史啟蒙書之一。

我是一個十分健忘的人，但《讓歷史來審判》一書中關於俄國苦難和罪惡、尤其關於天文數字般死亡的數字，使我難以忘懷。

“列寧近衛軍”、領導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屆中央委員中，約三分之二被處決或暗殺；列寧最後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的27名中央委員，約20名被處決或暗殺；列寧去世後第一黨代會（十五大）的7名政漢局委員，除史達林本人外，其餘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處決或暗殺；以列寧為主席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連西方資產階級也承認是“歐洲最有學識的政府”）15名人民委員中，除列寧、斯維爾德洛夫等5人過早故去外，其餘9 名人民委員全部被處決；從1919年到1934年全部3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20多人被處決。

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1966名代表中有 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110名被處決或自殺；俄羅斯各州執行委員會90％遭到破壞；1934年烏克蘭45萬黨員到1938年減少到28萬；格魯吉亞共產黨出席第十次代表大會的644名代表中有245人被捕；白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幾乎全部被處決。

在布哈林等布爾什維克党的領導層被清洗同時，以“紅色拿破崙”、蘇聯國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員、戰略軍事家米·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紅軍政治部主任、副國防人民委員加瑪律尼克元帥、紅軍總參謀長、副國防人民委員亞·伊·葉戈羅夫元帥、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布留赫爾元帥、副國防人民委員、列寧格勒衛戍區司令雅基爾元帥為首的紅軍將帥和衛國戰爭英雄被大批地處決了，他們包括：陸軍4名一級指揮員中的3名、16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5名、12名一級集團軍司令中的12名、57名軍長中的50名、28名軍政委中的25名、64名師長中的64名、97名師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長中的220名、456名團長中的401名，以及幾乎全部海軍最高指揮員共35000多名紅軍高級指揮員。德國軍事當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進攻蘇聯，這名納粹領袖回答說，蘇聯高級軍事幹部最優秀的部分已於1937年被史達林消滅了。無論哪一次戰爭，無論哪一國軍隊，都沒有像蘇聯軍隊那樣，在與法西斯德國不可避免的戰爭前夕，遭到如此慘重的打擊。

眾多在莫斯科避難、受訓、工作的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也未能倖免於難，他們是：匈牙利共產黨創建人貝拉·庫恩、波蘭共產黨總書記萬里昂·列申斯基、愛沙尼亞共產黨領導人貝格利曼·安維爾特、拉脫維亞共產黨領導人別爾津·倫茨馬尼斯、伊朗共產黨領導人阿·蘇爾坦、墨西哥共產黨領袖戈佩斯、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書記米蘭·戈爾基奇、印度共產黨領導人穆克爾德日、恰托帕德赫亞，大批義大利、土耳其、比利時、西班牙、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荷蘭、美國、巴西等國的共產黨幹部都被鎮壓身亡。1939年9月，與希特勒簽訂了蘇德友好條約之後，史達林把被蓋世太保追捕逃到蘇聯避難的約六百名德國反法西斯戰士交給了希特勒。（其中一部分竟倖存到戰後，而留在莫斯科的近二百名德國共產黨領導層，卻全部被處決。）

1917年曾在拉茲裡夫的草棚中掩護過列寧的彼得堡工人葉梅利揚諾夫、同年護送列寧從德國轉移到俄國並為掩護列寧生命負傷的瑞典共產黨著名活動家普拉廷也未能逃脫逮捕，後者坐過沙皇俄國和貴族羅馬尼亞的監獄，在佩特甾拉的刑訊室受過刑，關過科夫諾的苦役要塞，還被關押在柏林的矛比特和瑞士的牢房。但是，這位有大功於俄國革命、久經考驗的歐洲革命家卻死于蘇聯卡爾戈波爾集中營，他在這裡鋸板條和編筐子，並忍受嚴刑拷打，直至咽氣。

請允許我把作者在1989年再版前言的話引用如下：

伊·愛倫堡寫道：“在史達林時代受到傷害的是思想還是人？不，思想沒有受到打擊。受到打擊的是我這一代的人。”

這個說法不對。史達林時代的違法行為既對人也對社會主義思想本身給以沉重的打擊。凡是珍惜這一思想的人，凡是不願意看到犧牲於殘暴專橫下的千百萬人的死亡在我國歷史上仍只是一場無謂的悲劇的人，都應當克服史達林主義最危險的後果之一——害怕說出真相。麥德維傑夫的深刻在於，他指出了史達林暴政對俄國一個世紀的理想和歐洲幾百年的烏托邦的理想的毀滅性打擊，社會主義思想本身遭到沉重打擊。

在史達林主義最殘暴的1937年，不斷有黨內高層人士以公開信方式與史達林絕裂，雖然不能阻擋俄國悲劇，但仍有特別的歷史文獻價值和道義價值。

1919年入黨、紅軍最高軍事指揮中樞負責人之一──軍事工業研究所所長、1937年在歐洲負責辦理蘇聯軍事訂貨的克利維茨基將軍在巴黎發表《公開信》，聲明：

在莫斯科審訊中，特別是在秘密審訊中，老布爾什維克的最優秀代表被作為間諜和“蓋世太保的暗探”問罪了。

現在付諸消滅的人，他們不僅只是一些老年人，而且他們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以及其後的整代人，即一切在國內戰爭熔爐中，在饑餓和寒冷中建設蘇維埃政權的一代優秀分子。史達林甚至於冒了使紅軍沒有了指揮的危險，他命令消滅最優秀和最有才能的軍事領導人：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烏波列維奇，加瑪律尼克等。他像對付其他犧牲者一樣誣陷他們是出賣祖國的人。實際上，正是史達林的政策破壞了蘇聯的軍事威力，它的國防力量，它的經濟，它的科學成就和蘇聯建設的其它各個方面。

長期以來，我力圖壓制我內心的震驚，反感和憂慮，說服我自己，無論如何應該繼續完成交給我的軍事工作。我應該承認，我不得不以最大的毅力決定斷絕同莫斯科的聯繫，並且留在國外。

蘇聯駐希臘全權代表巴爾明致信給《人權和公民權同盟》，聲明：

在我拒絕繼續為蘇聯政府工作之時，我認為有責任把以下事實轉告你們，我從人道主義及人權出發，對日益增多的罪行表示強烈的抗議。

…… 為了那些至少至今還活著的人們，我向社會輿論發出堅決而絕望的呼籲，我對那些假造出來的，卑鄙的指控表示抗議。現在我在想，那些在歐洲，亞洲及美國的，在自己的崗位上從事工作的朋友們，和我同樣的命運每天都在威脅著他們，在他們面前也擺著一種選擇：是回國去迎接死亡還是因拒絕回到祖國而冒險被格別烏在國外的暗探所暗殺，這些暗探不久前還在到處跟蹤我。

對我來說留在崗位上為史達林政府工作就是意味著失掉任何道德準則，就是對每天在我國犯下的反人民的罪行負有部分責任。這就意味著背叛自己終身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

1937年7月，1917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喀琅施塔得委員會主席、海軍副人民委員、波羅的海海軍司令員、蘇共著名政論家、外交家拉斯科爾尼科夫在獲知他已被宣佈為祖國和人民的敵人後，發表了《致史達林的公開信》，聲明：

史達林，你開闢了一個在我們革命史中將被稱之為“恐怖時代”的新階段。在蘇聯沒有一個人會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任何人當他上床睡覺時，他不知道他會不會夜間被逮捕。真是無一人能倖免。正確的人和犯了錯誤的人，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敵人，老布爾什維克和非黨員，集體農莊農民和外交全權代表，人民委員和工人，知識份子和蘇聯元帥──所有的人都在同樣程度上遭到迫害。所有的人都在魔鬼般的血腥的旋轉木馬上轉圈……

烏托邦的降臨總伴隨著無盡的期待，歡呼，激情，勇氣，犧牲，烏托邦的消失則留給世界長久的沉默、衰慟和失望。

列賓的《不期而至》曾經讓無數俄國人熱淚盈眶，但是當幾百萬史達林的犧牲品從監獄釋放回來時，前蘇聯竟然再也畫不出一幅可以接近列賓的作品。

請以列寧在其遺囑中稱譽過的俄國最大的理論家、全黨所喜歡的布哈林為例。

布哈林，這位蘇聯十月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首席發言人，蘇聯党、政府主要決議和正式聲明的權威起草者，《真理報》、《消息報》主編，蘇聯科學院創始人，蘇聯憲法主要撰稿人，蘇聯共產黨的權威經濟家，在哲學、文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藝術學、心理學和自然科學諸領域頗有建樹的布爾什維克百科全書派的領袖，能研讀康得和歌德的德文原著、能用法文朗誦莫里哀和孟德斯鳩、能以拉丁語解讀荷馬和凱撒、還能借助古希臘語欣賞埃斯庫羅斯，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最博學多才的知識份子，這位曾多次坐過沙俄監獄、在歐美各國流亡多年的革命家，這位親近自然、熱愛生活，在博物學、昆蟲學和繪畫藝術上造詣頗深，在早期革命家中，具有人文修養、有人情味、富人道精神的“全黨所喜歡的人”，竟然慘死在鞋匠酒鬼出生、唯讀過幾年神學院、犯有刑事前科、只短暫地出過一次國門、不懂一門外語、對歐洲文明和人類社會幾乎惘然無知的史達林手裡。

1938年3月15日，一個春寒料峭的深夜，布哈林與其他17名老布爾什維克在史達林內務部地下室被槍殺。臨刑前的布哈林早已對年輕的妻子口授了他的最後遺言：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頭，但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面前，因為它必定是無情的，但也是純潔的。面對著一部兇惡的國家機器，我感到無能為力。這部機器大概借助於中世紀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權力，捏造著有組織的讕言，厚顏無恥地在採取行動。

我向你們未來一代党的領導人呼籲，在你們的歷史使命中還應包括這一項義務：驅散滔天罪惡的烏雲，它在這些恐怖的日子裡越來越囂張，象火焰一樣越燒越旺，以致窒息著黨的生命。

我向全體黨員申訴！在這些日子裡，在或許是我生命的最後時刻，我確信，歷史的篩檢程式遲早必然會消除掉我頭上的污穢。我要求年輕而正直的新一代党領導人在党的全會上宣讀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復我的黨籍。

布哈林死後，他的遺孀安娜·拉林娜在水牢裡被關押了六個月，然後在勞改營和流放地呆了18年。

1961 年初，布哈林慘遭殺害、被毀屍滅跡23年後，拉林娜和離散多年的兒子尤裡才首次向蘇共二十二大和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提出申請，要求為布哈林恢復名譽。他們沒有得到任何答覆（赫魯雪夫屈服於國內外壓力，拒絕了這一要求。這位良知未泯的蘇共總書記晚年曾為此而“深感愧疚”）。十六年過後，1977年，他們再次向蘇共二十五大和蘇共總書記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請，再次被拒絕（1965年，列寧的戰友和秘書斯塔索娃和另外幾名老布爾什維克曾致信蘇共中央，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但直到他們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覆）。

1978年3月，布哈林慘死40周年前夕，絕望中的拉林娜讓兒子轉向意大林共產黨總書記恩裡科·貝林格，請求這位歐洲最大共產黨的領導人“參加為我父親恢復名譽的運動”。英國“貝特朗·羅素和平基金會”很快收到這封不同尋常的信，一場為布哈林恢復名譽的運動在蘇聯之外的世界開始了。歐、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蘇聯政府的公開信上簽名，“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件，為他恢復名譽，並公開說明當時造成他的冤案的情況”。蘇聯當局對此繼續保持沉默。

又過了11年，1988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後一次向蘇共二十七大（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和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也是最後一任總書記）致信：“…我提出這一申訴不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囑託。…1937年2－3月中央全會時，他已預感到不能再回來了，他考慮到我那時還年輕，求我為他死後平反昭雪而奮鬥。…我發了誓。違背這個誓言就是違背我的良心。”

她請求戈巴契夫：“在您的黨證上寫著列寧的話：‘党是我們時代的光榮和良知’。請按照這種品性辦事吧！…在長期的監獄、流放和集中營生活中，我費了很大的力量，記住了布哈林《給未來一代党的領導人的信》。我願意相信，您就是這一代的領導人。”

1988年6月，蘇聯數千萬中小學生被告之，該學期歷史課考試取消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出版的《消息報》熱烈讚揚該項決定：“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謦竹難書。”

1988年2月4日，布哈林誕辰100周年、蒙難50周年之際，蘇聯最高法院作出決議，為布哈林徹底平反；5月10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作出決定，恢復布哈林蘇聯科學院正式院士稱號；6月21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作出決定，恢復布哈林黨籍。

1987 年11月7日，謝·戈巴契夫代表蘇共中央在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報告中指出，史達林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和非党人士、經濟幹部和軍事幹部、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藉以鎮壓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史達林及其周圍的親信為大規模鎮壓和違法行為對黨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饒恕的。

1989年，蘇聯共產黨最後一任總書記、蘇聯政府第一任總統戈巴契夫向世界宣佈：十月革命在俄國的試驗已告失敗。

在無盡的驚愕、茫然、惆悵、沉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區一幢普通的樓房裡，布哈林的遺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遺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兩幅油畫，克裡米亞的黑海的峭壁，北高加索積雪的群峰。將近六十年的思念、磨難、期待，將近一百年的奮鬥、犧牲、悲劇，到來的竟是這樣一種結局。

再請以一樁與末代沙皇和列寧本人有關的歷史為例。

1918 年7月16日，列寧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向烏拉爾葉卡捷琳堡蘇維埃和赤衛隊下令，處決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包括們的妻子亞歷山卓·費奧多羅夫娜、長女奧麗加、二女達吉亞娜、三女瑪利亞、小女阿納斯塔西婭、幼子阿列克賽以及御醫鮑特金、男僕特魯普、女僕捷米多娃和廚師哈利托諾夫。

1998年7月16日，在島拉爾葉卡捷琳堡興建了又一座東正教“鮮血耶酥基督教堂”。次日，俄羅斯聖彼德堡彼得－保羅大教堂，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亞曆山德羅維奇·羅曼諾夫的葬禮，在莊嚴的聖歌和肅穆的祈禱式中隆重舉行。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葉利欽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靈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為“俄國歷史上這極不光彩的一頁、這一無恥的、毫無意義的暴行”懺悔。這位十年前還位居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市委書記之尊的“民主俄羅斯之父”向歷經磨難的俄國社會強調，安葬犧牲者遺骸，是人類正義的審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徵，是為共同參與的暴行贖罪；二十世紀是俄國失去和諧的世紀，血腥的世紀，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羅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懺悔，依靠種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間的寬容和融合，才能終結這個世紀。必須把歷史真相告訴後代，讓他們自己去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在史達林死後，到蘇聯解體的38年中，俄國最有良知、勇氣和智慧的人士，一再以公開信方式，對蘇聯最高當局和整個國家，提出告誡，發出預言。

1971 年3月5日，蘇聯氫彈之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薩哈羅夫致書蘇共中央總書記勃烈日涅夫，以科學家的嚴謹和客觀精神，對蘇聯內政外交發表了原則性意見，最後他指出，“我國面臨的問題與20世紀整個世界危機的一些方面密切相關，這些危機是國際安全危機，社會發展失去穩定、意識形態陷於絕境、對不久以前的理想感到失望、民族主義和非人道化的危險等等。基於我國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設性地、謹慎地、靈活而又果斷地解決我們的問題對全人類將具有重大的意義。

1973 年9月5日，索爾仁尼琴發表《致蘇聯領導》公開信，這位從古拉格群島奇跡般生還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蘇聯同西方的關係，與中國的戰爭、文明的絕境、俄國的東北部、意識形態、出路等重大問題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從十九世紀傳入俄國的先進思想（馬克思主義）折磨和傷害了我們的心靈，讓它繼續向東方吹吧（他不希望中國精神上毀滅），俄國人為此付出了6,600萬人的生命！他告誡說，建立帝國的人民永遠要遭殃，大帝國的自己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他最後說， “我今年55歲了，我所走過的許多道路證明：我不重視物質享受，我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這種生活感受對你們來說是不尋常的，你們可以觀察。在俄國歷史面前，我對這封信將擔負重大的責任，但是，如果不承擔尋求出路的責任、無所作為的話，那麼責任就更大了。

從歷史的進程看，蘇聯解體後的危機比1917年的危機更加深刻，更加嚴重。九十年前的俄羅斯，作為一個文明共同體，一個多民族國家還能夠維繫，許多世紀中形成的俄羅斯民族特性、宗教和社會生活、信仰、倫理和傳統還存在，東正教還有力地寄託著億萬俄國人民的靈魂，俄羅斯的彌賽亞主義正從專制主義的枷鎖下掙脫，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在精神和道德上還非常純潔、高尚，擁有巨大的創造力，俄羅斯的農民、市民、商人和工業家還保持著純樸、同情心和辨別基本善惡是非的能力，俄國的軍人還準備為祖國和上帝而戰。74年的血腥烏托邦，把曾為世界貢獻了無數天才和大師，為彌賽亞救世主義奮鬥了幾個世紀的俄羅斯連根拔除了。

像蘇聯這樣一個擁有毀滅世界的核武庫的專制國家，它的崩潰，竟然沒有帶來世界性的震盪和末日般的大戰，我只能認為，幾百年間俄羅斯對真理、正義、善和救贖的精神追求，俄國的先知、聖徒們共同書寫的公開信，無論是丟在郵筒裡的羊皮紙，是地下狀態的手抄本，還是在外國發表的印刷體，無論是傳單、通信、口授、心口相傳還是那些被查抄，被焚燒，甚至只在喃喃私語和半夜夢話中對俄國的憂傷、失望、期盼、祈禱、祝福，無形而有力地支撐著俄國，孕育著新的俄羅斯。

烏托邦深植於人性與歷史，不會因為蒙受血污而殞滅，傑出的思想家蒂裡稀有句名言，拯救烏托邦的仍然是烏托邦。只要良知、性靈、勇氣和智慧尚存，公開信就永遠會出現。

1989年，薩哈羅夫去世，1994年，索爾仁尼琴回到久別二十年的祖國，他們的警告和預言一一應驗了。索爾仁尼琴最後公開提出的希望是：

俄國只有從帝國的偏見和專制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俄羅斯靈魂才能復活。

俄羅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狀況，然而，在我們精神王國裡指引我們的那顆星，仍然閃耀著真正的光輝，千萬別讓它消失……

2007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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