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主持人邵晟東先生。參加這樣一個思想盛會，十分榮幸。我祝賀“首屆中原論道文化論壇”順利召開。

感謝諸君，我特別要感謝對中國的進步、自由和現代化付出過個人代價的郭海峰先生、袁庾華等先生。從陳衛主持的風采當中，我得出一個結論，偉大的八九一代，總會以他們新的風貌重新登上中國歷史舞台，中國的自由、民主，中華民族真正的現代復興，後繼有人。

我一直拿不准演講題目，突然想起卡爾·波普，西方傑出的批判理性主義哲學家，他1956年一篇演說的題目給了我啟發，叫做“我們時代的歷史”。1956年歐洲剛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浩劫裡喘息過來，也是斯大林帝國開始“解凍”的時候。卡爾•波普10月13號在倫敦做了一次演講，那年赫魯曉夫發表“關於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以及危害”的報告，是震動國際共運和斯大林帝國的第一聲春雷。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我相信諸君都有，我們正處在中國和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真正的大變革時代，正處在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中國近十代仁人志士所盼望的那個“黎明的前夜”。

李鴻章和梁啟超這兩個近代先驅人物都有強烈的歷史直覺，他們的警惕和告誡“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大變局就是來自西方、與中華傳統歷史文化不一樣的文明的挑戰，這種文明挑戰一直到我們當下，所呈現的基本形態是一種亙古未有的宿命式的挑戰。我的演講就是對這種中國宿命的緣由、進程、後果和啟示的最粗略的思考。

中國曾經發生四場革命，“湯武革命”結束了中國遠古時代部落文明；“秦漢革命”結束了貴族封建制，建立了中央大一統集權帝國；接下來是“辛亥革命”，再過幾天是辛亥革命最重大的歷史成就“中華民國”建國10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已經過去了，第四場革命就是發生在我們這代人、不管我們贊成還是不贊成的“共產革命”。四場革命中前兩場“湯武革命”和“秦漢革命”都是東方或者亞細亞的、在中國歷史空間裡發生的，跟西方沒關系。後面兩場革命，“辛亥革命”和“共產革命”則大大受到西方的影響，某種意義上，這兩場革命是500年以來西方文明脫穎而出一枝獨秀在東方的特殊回應和翻版。

1492年哥倫布、麥哲倫等西方航海探險家發現了美洲新大陸，此前此後西方幾乎同時或者次第展開了大變革，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這一系列變革，實現了兩種發現，一是對人的重新發現，一是對世界的重新發現。這兩大發現強有力造成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翻天覆地的變革。

某種意義上，500年以來從西方發軔的、在世界範圍內對人和世界的重新發現導致的革命，始自哥白尼“日心說”，從對遙遠天體的觀測中，一直到美洲的發現和崛起，一直到法國革命，一直到包括中國在內所有非歐洲國家全部都卷入到這種大變革的洪流之中。

在座的袁偉時先生、秦先生都是史學家，對英國、法國、美國革命以及中國歷史都素有研究。我今天以業餘身份，也妄論一通歷史。

關於“辛亥革命”，它有兩種源頭，兩種因緣。對於中國空間來說，它既是“湯武革命”，也是儒家“華夷之辯”的一次實踐和印證。滿清，作為“夷”族統治中國267年，已經到了壽終正寢的地步，除了中華文化“族統”難容之外，也難順應20世紀的世界潮流。1840年以來西方堅船利炮敲開了中國大門，諸多新觀念中，威斯特法利亞條約和法國大革命對世界一個重大的貢獻“民族國家”的意識，為中國漢族精英全盤接受：必須建立中國的“民族國家”。“辛亥革命”是中國“湯武革命”和“華夷之辯”與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一種綜合。

“辛亥革命”雖然是中國第三次歷史性革命，但它是中國開天辟地的大革命，是亞洲各國所有非西方國家第一次致力於建立一個共和憲政國家的現代革命。第二，它有比土耳其獨立英雄凱末爾和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甘地更系統完備、揉和了東、西方思想精華的憲政理論，“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此外，“辛亥革命”產生了中國現代共和憲政民主運動的偉大領袖孫中山，胡適稱他是最有世界眼光和構建現代制度的人物，直到今天，孫中山還是大多數中國人認同的“國父”。

不帶偏見的人都承認，中華民國和辛亥革命的理論准備、闡述和實踐，到現在為止沒有被超越，對中國的現代重建仍然具有不能取代的地位。我不認為辛亥革命失敗了，中國曾經驗證過，“辛亥革命”建立共和立憲的主張曾經被絕大多數人接受和履行，那就是抗日戰爭，北伐東征……。抗日戰爭是偉大的衛國戰爭，捍衛的是中華民國的土地、民族、尊嚴和權益。抗日戰爭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是繼往開來的偉大戰爭，繼的是中華民國辛亥革命的理想和憲政法統。

中國抗日戰爭多年以來被大大歪曲，被大大低估了。沒有中國在東亞“十年苦撐”，沒有蔣中正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前僕後繼浴血奮戰，中國的前途、東亞的前途、世界的前途肯定不一樣。到1941年中國已經苦撐了整整10年，6月22號才有蘇德戰爭爆發，12月7號才有太平洋戰爭爆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的蘇聯和美國才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登上世界歷史舞台，其前提卻是中國的苦撐和持久抗戰。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高度評價中國，在座各位應該都知道。羅斯福在去世之曾高瞻遠矚地指出：假如沒有中國，如果中國被打敗了，日本人就會拿下澳洲，征服印度，殺向中東在埃及跟德國會師。其實，不管是蘇聯衛國戰爭還是美國的太平洋戰爭，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國“獨撐東亞”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而中國抗日戰爭的使命就是捍衛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成就，多少中國軍隊唱著中華民國國歌，舉著中華民國國旗，戴著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帽徽，懷著中華民國的國魂奔赴戰場。

總而言之，中國沒有完全失敗。14年抗日戰爭，驚天地、泣鬼神的衛國戰爭正是對辛亥革命精神和法統有力的繼承。另外一個事實是，台灣在法統上、精神上，在社會制度上經歷了若干風風雨雨卻保留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台灣有今天的選舉制度，有比較健康、越來越穩固的憲政設計，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它的源頭就是“辛亥革命”。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的精神曾經啟示、召喚和鼓舞了中國幾代仁人志士，而且還要繼續鼓舞中國更年輕的一代，重新審視中國的來路和去向，致力中國重建的偉大使命。

在座一位年輕朋友嚴耕先生，他當兵出身，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對中華民國的認識讓我驚訝。辛亥革命確實出現過挫折甚至中斷，這是歷史演變應有之義，不足為怪。英國1215年就有《大憲章》，到現在為止已經將近800年歷史，其間發生多次內外戰爭，包括1660年代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直到光榮革命後，才建立起穩固的君主立憲，雖然這個“君統”早已形同虛設，但英國畢竟還在實行君主立憲。法國大革命之後也發生波旁王朝復辟以及拿破侖稱帝。美國革命近90年後，南方還實行奴隸制，還有60萬人戰死於美國內戰，直20世紀60年代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美國的憲政還在調整、還在完善。像美國這樣沒有封建傳統和等級制度、天然適宜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新大陸尚且如此，中國出現100年的反復曲折，實在不奇怪。中國憲政革命沒有完全失敗！辛亥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的先驅們，連毛澤東都不能否定，不敢否定。

我們正處於全球化時代，實際上人類一直處於全球化的時代。因為地球是圓的而且在不停地旋轉，所以人類的交流融合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全球化時代其實已有四次。第一次是1949年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著《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所揭示的偉大發現：軸心時代。公元800年前到公元200年前，在北緯35度廣闊的區間幾乎同時產生了東西方偉大文明繼往開來的集大成者，中國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釋伽牟尼，地中海沿岸的先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和耶穌等。

軸心時代先知、大師們幾乎出於神意的直覺，共同建立一個文明共同體、一個哲學家共和國。這個哲學家共和國提供了總有一天人類走到一起的精神空間，有可能讓世世代代每一個人的困惑、要求和希望得到答復和可能的滿足。

第二次全球化就是剛才提到的歐洲對人類的偉大貢獻，歐洲通過科學革命、地理大發現，通過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天才輩出，群星閃耀，燦爛輝煌地登上世界歷史舞台，把整個人類融為一體。我們絕對不應該否定西方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人類世界的劃時代貢獻。如果還排斥敵視西方，我們就太偏狹，也太愚昧了。

西方對人類的貢獻實在太偉大，怎麼評價都不過分。但是我馬上要說的是，西方對人類做出巨大文明貢獻的同時，就像德國天才歌德在一首詩裡喻示的：世界總是“遵循永恆的、鐵的、偉大的法則，完成生命循環的歷程”，善和惡總是難分難解的糾纏在一起，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樣。西方為人類做出莫大貢獻的同時，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啟示錄般的後果，最大的一個後果是，人類在西方文化燦爛輝煌的照耀下，可能走向永恆黑暗。

1955年4月11日，愛因斯坦在《科學家要求廢止戰爭》宣言上簽名。這份宣言後來被稱為《羅素—愛因斯坦宣言》。1957年由十幾名諾貝爾物理和化學獎獲得者聯名發表。這是二次大戰之後，一個小小的也最了解人類危機真相的科學家群體對人類發出的最嚴重的警告：人類每臨共同毀滅。當時只有美國和蘇聯擁有氫彈原子彈。這封信的副本送交給美蘇中英法加六國政府，蘇、中兩國置若罔聞。

現在，全世界起碼有10個國家擁有核武器，連北朝鮮這麼貧窮、這麼落後的政權都不遺余力的發展原子彈。從1949年開始，蘇聯在哈薩克斯坦草原成功試爆原子彈、1952年美國試爆氫彈之後，人類就擁有自我毀滅的能力和可能性。核戰爭核陰雲核冬天的噩夢就一直籠罩在世界天空，直到今天。與此同時美蘇兩國代表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對抗，與核戰爭一起第一次綁架了人類。人類共同毀滅的巨大危機，中國文化負不了這個責任，中國文化沒有這麼“偉大”，中國文化也沒有這麼邪惡。同時，1949年後數千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1957、1960、1966、1989的罪過和不幸，除秦始皇法家專制主義和盜跖莊蹻一類惡棍暴民造反派外，中華文化不負有責任。

第三次全球化，是西方在貢獻給世界偉大文明的同時，把世界拖入兩次世界大戰。20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合約》後，又有第二次次世界大戰。除“脫亞入歐”的日本外，所有非西方國家只有被卷入的份兒。這是浩劫式戰爭形態的全球化。這次啟示錄式全球化的一個重大後果，是蘇、美全球冷戰，人類第一次因為“意識形態”被分為不共戴天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只是因為所謂的“恐怖均勢”，世界才維持了免於共同毀滅的恐怖平衡。蘇美冷戰的一個重大後果，是中國共產革命和斯大林式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在中國的建立。

第四次全球化直接脫胎於上一次全球化，我們正置身其間。新科學技術浪潮，尤其全球通訊和互聯網的出現，空前壓縮了世界。但是若沒有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終結，世界歷史也許是另一種格局。前天是聖誕節，蘇聯解體20周年。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克裡姆林宮宣布“十月革命”在蘇聯的實驗已告失敗，宣布解散蘇共。幾乎一夜之間，人類歷史和全球地緣最強大的帝國土崩瓦解。柏林牆坍塌，德國統一，中、東歐諸國掙斷鐐銬重獲自由……更重要的是，當代全球化時代正式蒞臨。全球物資、資金、技術、人員第一次不受障礙地在世界範圍內自由流通。其中因緣萬端，但最關鍵一點是，戈爾巴喬夫1985年上台執政之後短短六年時間內，在蘇聯國內實施的新思維、改革、公開性和新的人類政治哲學：俄國和歐洲“同屋”，“基督教是俄國和歐洲的共同精神家園”，“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人類利益高於一切”。

蘇聯人民、俄羅斯人民以自己500萬土地的流失，以亡黨亡國的代價實現了有史以來對人類最偉大的承諾。波羅的海三國和烏克蘭等民族從蘇聯分裂出去時，戈爾巴喬夫完全可以根據蘇聯憲法實行鎭壓，波匈捷等東歐諸國要脫離蘇聯控制時，他同樣可以依照華沙條約組織章程予以鎮壓。戈爾巴喬夫的前任斯大林、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就這樣做過。如果戈爾巴喬夫也這樣做了，他只是遵循前例，“旗幟鮮明”地捍衛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領土主權。即使對於西方，這甚至也是“正大光明”、“天經地義”。如果戈爾巴喬夫這樣做了，他將成為又一名暴君和大獨裁者，西方除了抗議制裁外將無計可施，世界將繼續陷入冷戰深淵。所有科學發明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物質膨脹都將繼續淪為冷戰工具和人類共同毀滅的利器。戈爾巴喬夫做了相反的選擇，他刷新專制暴力可悲可恥的記錄，俄國人民、蘇聯人民和戈爾巴喬夫達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神聖契約：不能再讓俄國流血，不能再讓世界流血，這才是壓倒一切的目標。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公開性導致冷戰結束，核戰爭可能性大幅度降低。他先後在日內瓦、雷克雅未克、馬爾他與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裡根簽署大規模削減遠程和中程戰略核武器協議。我要特別提請各位注意，由戈爾巴喬夫等善良高尚智慧之士開辟和導引的當代全球化時代中，中國是獲利最大的國家。中國在這次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歷史性紅利，我願稱之為“戈爾巴喬夫紅利”。令人扼腕痛惜的是，與“戈爾巴喬夫紅利”同時誕生的“戈爾巴喬夫自由”，中國拒絕了。中國只要紅利拒絕自由，而且至今沒有感念，反而惡語相向。

蘇聯為什麼解體？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美國冷戰設計者之一喬治·凱南承認，他沒有料到蘇聯會在幾乎不流血的情況下分崩離析。當然有經濟、社會、外交、軍事、民族關系，腐敗和官僚主義等等原因，但是，像蘇聯這樣一度光芒四射讓全世界矚目令整個西方驚恐怖不已的紅色大帝國，巨人般的俄國，沒有比拿破侖、希特勒更強大的戰爭機器的全面入侵，沒有山呼海嘯般的自然災害，這些原因根本不可能摧毀蘇聯。有一種異乎尋常又格外簡單的力量發生了致命的作用：蘇聯共產極權制度無法與兩個世紀以來不斷尋求精神救贖和歷史自由的俄國人民長期共存。這種悖論深深植根於俄國歷史土壤之中，植根於俄羅斯民族精神之中，植根於這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1000年間反反復復的選擇之中。2200多萬平方公裡土地削減到只有1700多萬平方公裡土地，500萬平方公裡土地不復存在，俄國人竟然認賬，輸得起，那可是500多年歷代俄國征服者和豪傑好漢們“打下”的江山，難以理喻的民族，前途無可限量！

俄國還在徘徊中。俄國有400年留裡克王朝、240年韃韃軍事專制主義，有304年諾曼羅夫沙皇統治，有74年血流成河的蘇共統治，加起來有近千年專制統治，俄國不可能在一代人中把專制主義的毒根完全拔掉，歷史應該對俄國保持耐性。可以大膽預言，俄國已經永遠擺脫了極權主義暴政，自由精神已經君臨俄羅斯，俄國歷史已不可逆轉。

現在的世界，比1955年《羅素—愛因斯坦》宣言時人類的處境更加危險。1993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了全球宗教大會。全球主要文明和宗教的6000多名代表（除了中國之外）參加了會議，發表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第一句話就是，“世界正處於苦難之中，和平正離我們而去，這個星球正在遭受毀滅，人們正生活在恐懼之中”。同年亨廷頓發表《文明的衝突》，這位美國政府聘用的世界戰略家的心情極其陰郁。不到七年，2000年，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在藍天白雲間灰飛煙滅，驗證了亨廷頓。冷戰終結、核戰爭可能性減少後，又一場戰爭、“文明的衝突”成為世界的悲劇主題。

在這場戰爭中，中國的處境和選擇至關重要。中國究竟何去何從？每個人都在思考，我相信中南海的同胞們也在想，究竟何去何從？20多年前，我曾經與友人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發表過一篇文章，第一句話就是：“中國再一次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今天我們仍然如此。這個“十字路口”，這個選擇，其實越來越清楚，陣營也越來越分明。俄國人的叩問是“生活不能再這樣下去！”，中國人是“何去何從”。1945年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呆了43天，簽署了“雙十協議”，就是要解決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當時中國就有兩種可能性，一個是建立以國共兩黨為主要政黨的歐美式的民主聯合政府，（國民黨結束一黨訓政，中共放棄武裝叛亂。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可能性），另外一種就是走向後來國人都知道的國共內戰，建立起蘇聯斯大林式的政權，並向蘇聯“一邊到”。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是地緣政治的最大顯例。中國很不幸運，日本1688—1998年30年明治維新，然後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與中國“同種同文”的日本的教訓值得我們警戒。日本明治維新是很不完備的，“文明開化”、“殖產興業”，最後的目標是“富國強兵”。這是中國東鄰日本的教訓。中國更有西北強鄰俄國。剛才提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1911年發生，6年之後有俄國兩場革命，2月革命和10月革命。如果沒有10月革命，辛亥革命、中華民國以後的路程將大不一樣。

通過多年奮鬥，孫中山意識到，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必須建立在東西方文化正面融合的基礎之上。他多次強調，三民主義吸收了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和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在回答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所問“中國革命的依憑是什麼”時，孫中山說，中國革命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事業的繼承光大。十月革命改變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孫中山在孤獨無奈的情況下被迫接受了俄國的援助。俄國用一種新的世界戰略取代了中國的天下主義，取代了中國的民族國家，置換和否定了辛亥革命“恢復中華”的民族國家的目標。中國民族內部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分化。西方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經由列寧、斯大林的改造和修正傳到中國的世界社會主義的思潮、運動漸始上升為顯學和主流。抗日戰爭本是既能夠重新恢復中華又能和西方主流文明進行交流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中國和美英是並肩戰鬥的同盟關系，文化上完全可以與西方基督教和現代文明正面對話交流。在學理和歷史形態上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抗戰中國已經不是義和團或太平天國，更不是當下“憤青”式的紅色民粹主義和虛驕民族主義。1937年7月7日後中國《抗戰自衛聲明》明確宣示：中國不僅為中國的土地、人民、主權而戰，中國也為國際正義和世界公法而戰。事實上中國抗戰，就是現代人類爭取自由，獨立、民主、文明、和平和光明的大博鬥裡的重要部分。

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登上了從未有過的高峰，但1945年又有一個不平等條約《雅爾塔協議》（1949年還有一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在抗戰中盡了最大努力、作出最大犧牲，取得了最大勝利。但更大的宿命再次拖住了中國。邱吉爾為大英帝國受夜，美國總統羅斯福過早去世，斯大林對東方的野心……若干外來事件、甚至偶然因素合力導致了中國抗日戰爭偉大成就完全付之東流！在美蘇冷戰的陰影下，國共走向內戰。一直到現在中國還沒有完全擺脫美蘇冷戰的思維，沒有完全告別國共內戰的民族悲劇。

卡爾·波普的演講《我們時代的歷史》，他解釋了“我們”，英國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大西洋兩岸自由國家和新西蘭、澳大利亞。我也解釋一下“我們”。首先包括在座諸君，也包括中原大地的以及所有大陸同胞，更大範圍，台灣香港和海外幾千萬華人世界。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經歷，不過我們的時代是太特殊了，特殊到也許我們就是最後一代人類。美國人類學家卡爾·豪布統計過，有史以來在這個地球上人類這個物種大概有1060億存活過，上個月在緬甸出生的女嬰宣告人類達到70億。2200年如果不毀滅的話，人類將達到100億。活著和可能出現的的人數將大大而且越來越少於曾經存活過的生命。現存的我們不僅對當下世界負有責任，如果我們自私和冥頑不化到了非要同歸於盡的地步，我們還需在另一個世界向世世代代的人類陪罪。

中國將近占近人類1/4，有5000年文明傳統，是地球上最大文明和生命共同體。中國的人類責任不言而喻。不考慮自己的責任，總像一個怨婦一樣凄凄艾艾錙銖必較，這樣的國家只是物質上的巨人，道德上的侏儒。我特別不理解憤青一代，毛澤東統治下，我們除了愚昧仇恨狂妄外什麼都不知道，你們活在全球化時代，信息如此發達暢通的時代，卻比我們當年還不如，我們至少還有理想：一旦知道真相還能覺悟，一旦覺悟就義無返顧。真是匪夷所思！

2012年轉眼到來，馬雅預言，諾查丹馬斯預言，推背圖預言世界末日將在2012年12月21日降臨。國際天文物理學界也推測，地球磁極將發生南北倒轉，將導致地球外殼發生火山噴發、地震，地球磁場將消失，地球將暴露在宇宙射線、太陽粒子輻射下。太陽系將出現太陽、地球、行星連成直線的現像，與銀河系“赤道”和“黃道”形成特殊角度，地球將處於強大的未知宇宙力量的牽引中。我們將看到並度過人類從未經歷的最壯觀的宇宙奇觀。如果太陽地球和人類因此毀滅，我們無能為力，只有祈禱。

但另一種末日——人類自我毀滅——卻是我們揮之不去的夢魘。怎麼避免這一夢魘成真，是中國人最應該關心的大問題。要向羅素學習，他曾告誡西方，寧願對蘇聯作出重大讓步，也要避免東西方同歸於盡。千萬不要試圖通過戰爭達到目的，不要發生核大戰，尤其不要和美國打核大戰。不妨算一筆最簡單的賬，美國3億人口，中國將近15億人口，以5比1“玉石俱焚”，合算嗎？基督教本來就對這個世界持否定態度，美國是一個新教國家，對真正的基督徒，死亡不是永恆的停止，還有最後審判、彼岸和天堂。中國是一個唯物主義、無神論國家，我們死了之後什麼也不存在，永遠的黑暗和虛無！在可以預測的將來，從純軍事觀點看，中美開戰，勝利一方肯定不在中國。所有的成就、財富、希望都灰飛湮滅，何苦來哉？義和團、紅衛兵的後人們，請想一想。

世界毀於一旦的可能性確實存在，愛因斯坦、羅素不是危言聳聽的人。他們對人類這個物種理解得太深了。比起他們發表宣言的1957年，現在人類自我毀滅的能力起碼增加了100倍。如果上天要毀滅人類，那是宇宙加諸人類的宿命。但是人類自作孽、自我毀滅，那是自作自受。誰能破解這個難題？誰能避免這個結局？我們真的要寄望於孔子。

孔子“即事言理”，不高明，不深邃，更不神秘。孔子就像人類的長子，他要解決的問題只是人倫之道，人和人怎麼相處的問題。他希望好人、善者、君子、志士和聖賢成為世界主流，在大地上建立一個人格世界，他們知道“己欲立而立人”是真正利己的道理，信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樸素原則，現在至少在理論上，這八個字已經被當成全球倫理“黃金道德律”。現在全世界最需要的就是這“黃金道德律”，並且“推己及人”，從個人到社會到民族到國家到全球範圍內建立起在人倫大道基礎上的世界秩序。一些官方學者專家津津樂道的，在國際政治、外交、經濟、環保、安全、戰略那些“勢”、“器”、“術”、“工具”，都不僅不能化解人類共同毀滅的難題，而且會嚴重誤導中國。

幾天前中國環保部長謝某在什麼會上發言訓斥西方人，說“你們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大談理論？”那中國就繼續大大地污染吧，大大地釋放二氧化碳吧，你們西方人污染了200年，該我們污染了，這叫什麼話！這樣的人做了部長，在世界舞台上丟人現眼！如果中國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我立馬提議罷免他。

我跟諸位一樣清楚，要中國率先實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做到“君子反求諸己”，有巨大障礙。六十多年義和團紅衛兵式的刻毒怨恨還在強化，“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囂嚷還無日無之。西方對中國的傷害遠遠趕不上日本和蘇聯對中國的傷害，西方給中國帶來的文明進步遠遠大於西方對中國的傷害。中國現代所有“成就”，幾乎無一例外地來自西方，連紅衛兵和現代憤青們的社會主義激情、共產主義理想，連共產黨、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這些宏詞術語都來自西方，牛什麼啊！連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都是蘇聯專家設計的拜占庭偽古典主義建築，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是蘇聯1936年“斯大林憲法”的仿制，中共黨章都是列寧所擬蘇聯共產黨黨章的贗品！

不懂謙卑，不懂感恩，不懂救贖，中國人1949年三代人精神淪喪的惡果。剛才看到陳衛主持這個會議，我發自內心地希望，不是不再慷慨激昂，而是初衷不改，本色依然，更理性、更深沉，更成熟地擔負自己的使命。多年來，我本人一直徘徊在對中國命運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之間，這樣的中國人肯定不少。

如果人類能經受第四次全球化的挑戰，超越第三次全球化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和大帝國的歷史障礙，在第一次全球化即軸心時代東西方幾大文明宗教創立者偉大遺產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世界文化和人類意識，那麼我們的後代可能迎來第五次全球化，也許堪稱最後的全球化。作為地球和可知宇宙間唯一的靈性物種的人類才開始出現，世界才告別自己的史前時代而進入宇宙時代。

我就結束這次大而無當的演講。總而言之，我認為壓倒一切重於一切的，不是什麼穩定，維持現狀，更不是開歷史倒車，而是在危機四伏吉凶未卜的全球化時代，在人類或共同毀滅或天下一家的可能性面前，怎麼自處、自適？

謝謝各位！

主持人：王康先生到鄭州幾次了，利用這個機會，王康給我們鄭州人說幾句話，講講對鄭州的感受、對鄭州的期待，大家歡迎。

王康：袁偉時先生來自廣州，秦暉先生從北京來，陳有西先生從杭州來 ，我大概算中國的西方人，來自重慶。我有些誠惶誠恐，隨著年齡增加，我越來越意識到河南、中原作為中華文化發祥地的意義。不僅像征中國歷史的悠久，而且對中國現代使命也許還將發生特別的作用。

我之所以有這種聯想，原因之一是因為邵晟東先生所主持的“思想文化沙龍”，居然堅持了十六七個年頭，而且有所謂左中右各種思想派別。其實政治形態的分別是此一時、彼一時，沒有永恆的價值。邵先生那麼高的個子，是高干子弟，在省委大院裡居然堅持十六七年的文化思想沙龍，無所不談，都是嚴肅的理論問題和天下大事，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不大也不小的奇跡。我想起了文藝復興啟蒙時代時代巴黎的文藝沙龍，邵先生所主持的這個思想文化沙龍是在21世紀的中國，專制與功利化的社會，能夠在鄭州堅持下來不是沒有原由，來自於中原深厚的歷史土壤和現實召喚。

五百餘位諸君蒞臨這個會，全國罕見，可見于世文、陳衛、馬雲龍、邵晟東等鄭州人士的影響力。我祝福鄭州的朋友，中華民族文化發源地的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發揚並光大中華固有文化傳統。

謝謝各位！

主持人：我想利用這個機會給王康提一個問題，你剛才說到你經常在樂觀和悲觀之間搖擺，我想今天面對這麼濟濟一堂的根本不考慮個人任何功利的這麼多聽眾，我想你的樂觀主義是不是更增加一點呢？

王康：兩種可能性擺在你我面前，請允許我把它簡化到極點：一種是中國走向紅色大帝國，一個黃種人為主體的紅色羅馬帝國，前所未有；另一種就是中國重建共和，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產生過的偉大共和國。兩種可能性同時並存於中國。

中國何去何從？現在有點像1945年的重慶談判，走向民主聯合政府還是走向國共內戰？國共內戰死亡人數在410萬到440萬之間，是現代中國一大悲劇。
現在中國又面臨兩種可能性，很難判斷兩種可能性哪種可能性更大。按民眾、知識界和大部分青年人的利益和願望，應走向共和而不是帝國。索爾仁尼琴指出，建立大帝國的民族注定要遭殃，建立一個大帝國的野心和道德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蘇聯興亡已驗證了索翁的告誡。中國有辛亥革命100年的遺產，盡管飽受創傷，但仍然是中國珍貴的遺產，——中國人在台灣走出一條憲政道路，就是明證。大陸有文化大革命的慘痛經歷，有一代多人改革開放的經驗和教訓，還有全球化時代尋求普遍人權、自由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從主觀願望和客觀情況出發，我祝福我的國家走上共和道路。不到20天，台灣大選大選就要揭曉，我衷心祝願馬英九先生再次連任。

今年辛亥革命100年前後，馬英九在台灣公開提出兩岸十年之內簽署和平協議的倡議，我看要不了10年。如果國民黨繼續執政，不管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多麼不濟，與他們的前輩差得多遠，他們畢竟是代表中國國民黨的正宗繼承者。我希望馬英九第二任期內某個年頭（比如2014年）與大陸簽署和平協議，終止國共戰爭與內爭。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100周年時（10月9號）說了兩句話：“終止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撫平什麼歷史創傷？胡沒有展開，人們可以意會。一旦馬先生連任，一旦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兩岸領導人將雙雙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不是目標，這只是中國否極泰來的開始，中國還有多少路要走！台灣將儒家倫理與西方自由民主憲政思想成功結合的經驗完全可以作為全中國現代轉型和終極統一的借鑒和依據。把中西方文化的精華融會貫通，實現幾代仁人志士和全體中國人所希望的、跟西方國家一樣的民主、自由、多元、憲政的社會，甚至提供補西方之短的中國和東方的普世價值和倫理道德的大智慧。
與“崛起”、“對抗”乃至“征服”一類虛驕橫霸的說詞相比，這樣做難道不是光榮得多、高尚得多，也明智得多嗎？
樂觀和悲觀不是一個定案。昆德拉是悲觀主義者、虛無主義者，他問哈維爾：你們那些運動有什麼用處？哈維爾的回答是一個字：干。歷史已經證明，作為作家，昆德拉與哈維爾各有千秋，作為歷史人物，後者超過前者。當年孔子跟道家隱者高人早有類似爭論，道家的結論是這個世界不可為不可救，孔子認可這一結論，但孔子自己的結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世界其實沒有結論，更沒有規律，愛因斯坦說“上帝不擲骰子”，那是在自然界和物質世界。上帝對人類的命運似乎已擲下骰子，但由人類自己選擇，這才賦予人自由判斷和選擇的天賦權利。我是徘徊在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之間，究竟樂觀主義還是悲觀主義變成現實，取決於所有在座諸君的努力。我必須馬上補充一句，我的樂觀主義也許恰好是另一些中國人的悲觀主義，我還必須說一句，在所有中國人之間，總能找到一條底線，正如羅素和愛因斯坦當年對人類社會發出的呼吁一樣，記住你們的人性，記住你們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人類責任。
主持人：我相信我們今天這場盛會會給王康先生的樂觀主義加點份量。我歷來都是樂觀主義者，盡管如此今天對這個場面還是有點小小的意外，近四百聽眾幾乎可以說大家全部是全神貫注，這給我的印像太深刻了，剛才我說了一句話“天下本無事，只怕有心人”，我們有這麼多關心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有心人，我們中國的事還能沒有希望嗎？我相信有。
下面還有將近10分鐘的時間，我想給大家提供一個機會交流一下。

聽眾：尊敬的王康老師，現在我們的社會面臨兩極。第一就是我們面臨西方的一個文化，就是走的一種法治社會，以法治人。第二種是我們越來越多的人在反省，在拿回我們的傳統文化儒家和道家的一些文化來去約束我們的行為，現在就是這兩種。

請教一下王康老師您更認為以法治國或者以法制民更適合於中國呢？還是以德治國更適合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國民呢？謝謝王康老師！

王康：讓我引用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實西方法律的基礎是基督教，所謂自然法就是普遍道德，中國本來具備把德行與法治融合的條件，但1949年後，北京當局信奉蘇聯模式，既拒絕西方法治，又摒棄道德仁義。我的結論是雙管齊下，內修道德，外守法度。

聽眾：王教授，你好，我想說一點，中國當前全球化的競爭關系我想類比與戰國時期的秦國和其他戰國之間的關系，秦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從制度層面到其他文化方面的創新最後大獲天下。中國在現在國際競爭格局下，能否在未來勝出？當然這種勝出不是像秦國兼並六國那樣的格局，我想要想讓中國自己思考一下，必須有文化方面的創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層面的創新，這種創新不能說完全的學習西方，像西方那樣子照搬過來，可能更需要西方和中華傳統的文明能夠融合，既不同於過去的也不同於西方的這樣一個新內容，制度層面的創新，才能夠支撐起帶動、推動中國能夠未來走向強盛與美好吧。我想聽聽你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思考。

王康：我不是教授，曾經做過幾年中學教師，是本人平生最高頭銜，我為此自得。

日本明治維新有三大目標：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日本最後走向軍國主義，就是要“勝出”，為什麼一定要“勝出”呢？你不能謙卑平等地和人家相處嗎？中國人的聰明在全世界是有名的，我一點也不操心聰明的中國人會創造各種各樣的成就，經濟發展、科學技術、國防力量等等。我倒是擔心中國人太容易“成功”了。中國本來擁有禮樂之治，道德精神和人格典範，中國天然本是一種世界性存在，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和善盡中國的人類責任。我再重復一次，當下中國最急需的是“反求諸己”，急需建立一種人類情懷，一種世界意識。

全球化時代，絕對國家主權、民族至上和任何形態的優越感都日益不合時宜。中國民族主義只有在抗日戰爭時期才有一定的合理性，那時國難當頭，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即使這樣，還可能導致難以抵御的一黨專制和領袖政治，教訓太多了。1949年後，敵視外部世界，“打到帝修反”，中國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一聽到“我們怎麼強大，怎麼勝出”，我就頭疼。這種“強大”、這種“勝出”，最後的結果除了生靈塗炭，還有其他後果嗎？日本、德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東西方最“成功”的國家，幾乎同時走上軍國主義和法西斯道路，德國被肢解，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殷鑑不遠！

我希望青年人更關心國家人格，民族精神，尤其要知道怎麼反求諸己，善待人家。當我們變得比西方人更謙卑，更知感恩，更懂敬畏時，中國才真正進入了全球化時代，才天下無敵，才會贏得善意和尊重。凡到過西方國家的國人應該知道，很多西方人保持了同情心、正義感，善良，厚道，寬容，講禮貌，遵守法紀和公德，節儉勤勞，天真（天真得有點傻），中國傳統社會稱譽的“君子”隨處可見。反觀中國，禮崩樂壞，私欲膨脹，爾虞我詐玩世不恭，不一而足，全世界無與倫比！我們要警惕反抗棄絕這些讓中國蒙污受辱的勞什子，我們不要這些勞什子！

聽眾：很冒昧的向王康老師提兩個問題。

一個是你可能認為中國未來不適合自由主義，它的原因在哪裡？

一個是您一直反對的中國未來可能會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它在現實當中存在哪種可能性？政治、經濟、文化裡面存在哪些現實可能性？

您和袁老至少在反對民族主義上你們是堅定的盟友，堅定的戰士。
王康： 我也冒昧回答你的提問。我從來不反對自由主義，我認同自由主義的精神和主張，我怎麼會反對自由主義呢？我只是惋惜20世紀中國自由派做得不成功，不理想，而且至今缺少反思。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時期自由派犯了一個不小的錯誤——沒有跟保守主義和解而跟激進主義聯手。當代中國自由主義在對待這個教訓上有反思，但還不夠。東方自由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不可能完全雷同，我們確實不可避免地帶有自身歷史的痕跡，這痕跡存在諸多專制和奴性，但也富有與西方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廣泛對應和交流的偉大遺產，它們不僅富於現代性，還有可以緩解現代危機和療治現代精神疾病的珍貴價值。儒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和西方基督教以及現代文明對話，實現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東西文明遇合。

在我看來，任何人之間都可以對話，何況孔子和耶穌。我還認為，作為他們的弟子，袁偉時先生跟秋風也可以對話，對話當然包括否定，也包括各種修辭手段，比如諷刺、挖苦。

第二個問題，文革發起靠林彪軍人集團。至少在文革十年，中國相當程度是一個軍政府，毛澤東周恩來不都穿上軍服？中國現在實行“縣團級”、“省軍級”，不能說中國現在實行軍國主義，但是任何一個大國包括中國在內，它最需自我警惕和抵御的，是建立大帝國的誘惑，軍國主義是建立大帝國的必由之路。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內最深陷阱最大危機，就是建立一個現代中華紅色帝國。剛才提到德國和日本，以及蘇聯，一定要成為中國的前車之鑒。中國現在成為一個大帝國的緣由、理據和條件已遠遠超過當年的德國和日本，這個誘惑極其巨大，中國如果戰勝了這個誘惑，那將是中國的最大善緣，世界的福音。我也將戰勝悲觀主義的陰郁絕望，變成一名歡欣鼓舞的樂觀主義者。

至於中國的人權、自由民主、憲政，我認為其意義首先在於抵御帝國誘惑，使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失去民族的支持和社會土壤。同時讓中國人享有關懷（或不關懷）國是以及關懷（或不關懷）個人的權利。

主持人：我們時間已經超時了，不過沒關系，明天下午是咱們專場的交流。我想明天下午可能會更精彩，如果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好好准備一下明天下午可以和王康先生、秦暉先生、陳有西先生一起交流。

今天下午2：30開始，守時是美德，我們一定准時開始，希望大家准時抵達會場，不管多少人來，我們到時候就開始。

謝謝大家！

2011，12，27  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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