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費正清從昆明飛臨重慶上空，這座中國戰時首都在瞬間給他的印象是，“一個極為不幸的人類居住地。這裡連一塊平地都沒有，一切東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塵。”

這名年輕的哈佛大學教授，卻正是靠著在重慶度過的15個月，感受到中國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後成為美國頭號中國學權威的地位。

抗戰初期中國主要大城市悉數淪陷之後，原屬內陸四川省乙級市的重慶卻作了中國戰時首都達8年之久而享譽世界。重慶的受難和榮耀，關乎中華民族存亡續絕，那段歷史已塵封60餘年，至今鮮為人知。對於擁有悠久修史傳統的中國，這是令人驚訝的忘卻；對於晉身中國直轄序列的重慶，這是對自身獨特歷史遺產難以理喻的漠視。

國民政府移駐重慶

1937年10月29日，淞滬會戰失利、南京喋血之際，蔣中正在國防最高會議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講話，明確強調，遷都重慶，首先粉碎了日軍脅迫中國在南京訂城下之盟的圖謀，粉碎其速戰速決以屈服中國的迷夢，同時表明中國移都抗戰到底，建立抗戰大後方，堅持持久抗戰的大戰略立場。

1937年11月17日淩晨，南京。在嚴密的保安措施和新聞封鎖下，年逾古稀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一千余名官員，攜帶中華民國印信旗幡，穿過挹江門，漏夜登載內河裝甲兵船“永綏艦”，撤離南京，首途重慶。三日後，林森一行抵達武漢，發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

在一份就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致軍內各級長官的密電中，蔣中正以最高軍事當局身份下達指令：“宜抱破釜沉舟之決心，益堅最後勝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撐持，積日累時，必陷窮寇於覆滅！”

中國共產黨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和中國共產黨在大後方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移駐重慶。

此前此後，根據國民政府行政院“廠礦內遷”決議，來自華北、上海、濟南、南京、長沙、武漢等地的鋼鐵、機械等關乎戰時軍需民用的一千三百餘家工業企業輾轉遷渝，拉開了中國近代工業史上規模空前、意義深遠的“工業西漸”的序幕，重慶因之被譽為“中國戰時工業之家”。

南京中央大學、中央廣播電臺、中央日報等中國著名高等學校、新聞出版機構和文化藝術團體相繼移設重慶，成千上萬名教授、學者、專家、詩人、記者、科學家、藝術家和幾十萬流亡學生轉移重慶。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蘇、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國駐華使領館駐節重慶，塔斯社、路透社、△△社、合眾社、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世界著名通訊社、報社以及幾十個反法西斯反戰國際機構、團體也先後在重慶派駐機構。重慶成為獨撐東亞戰局的國際外交舞臺。

1938年12月9日，蔣中正率軍事委員會從桂林飛抵重慶。自此，中國戰時政略和戰略指揮中樞全部移駐重慶。

重慶大轟炸

從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聯合對重慶實施“航空戰略轟炸”，為期5年半，史稱“重慶大轟炸”。重慶各界上至元戎、國共兩黨領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國駐華外交、新聞、教會、商務和旅遊人員，居無寧日、行無坦途而同仇敵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曠日持久、空前絕後、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史詩。

1939年5月3、4日兩天，63架日機首次大規模轟炸重慶，共投炸彈176枚，燃燒彈116枚，炸死3991人，炸傷2287人，炸毀房屋4871棟，創下人類戰爭史上空中屠殺一次死傷逾5000人的空前紀錄，世界輿論譁然。

老舍經歷了大轟炸、經歷了與重慶市民徹夜奔逃的災難後，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在復活：沒有哭啼，沒有叫駡，火光在後，大家靜靜的奔向公園。偶然有聲高叫，是服務隊的“快步走”，偶然有陣鈴聲，是救火車的疾馳。火光中，避難男女靜靜地走，救火車飛也似的賓士，救護隊服務隊搖著白旗疾走；沒有搶劫，沒有怨罵，這是散漫慣了的、沒有秩序的中國嗎?像日本人所認識的中國嗎?這是紀律，這是團結，這是勇敢—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養，在血與火中表現出它的無所侮的力量與氣度!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再次啟動國家法律程式，令頒“明定重慶為陪都”。

1941年6月5日，日機持續轟炸重慶達三百餘分鐘之久，釀成死傷人數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慘案”，震驚中外。

不知何時何地，重慶街頭巷尾流傳開一首民謠：

不怕你龜兒子轟，不怕你龜兒子炸！
老子們有堅固的防空洞──不怕！
讓你龜兒子凶，讓你龜兒子惡！
老子們總要大反攻──等著！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軍戰略轟炸司令兼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少將親率27架轟炸機，低飛席捲式轟炸南岸黃山蔣中正官邸“雲岫樓”，幾乎一舉消滅正在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的中國國家元首和各戰區長官、參謀長。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22天，在曾數度一片火海、斷壁殘垣的民族路、民權路和鄒容路三條主幹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聲中外的木質紀念建築物，公議定名為“精神堡壘”。“精神堡壘”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戰之意，頂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內貯燃油、棉條，每遇重大集會，即倒入酒精點燃，焰火熊熊，象徵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浩然正氣。

1942年8月19日、20日兩天，日機對重慶進行了最肆虐的“地獄式轟炸”，蔣中正在南岸黃山遠眺火海中的重慶時，感歎重慶市民“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彈與炮火相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

重慶的脈搏裡，跳動著戰時全民族的力量

八年期間，國民政府在重慶等地指揮數百萬中國軍隊，與日軍進行了台兒莊、徐州、武漢、南昌、隨棗、棗宜、長沙、豫南、上高、中條山、浙贛、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餘次會戰，一千多場戰役和近三萬餘次戰鬥，並派出中國遠征軍進入滇西、緬北、印東等地，協同美英盟軍抗擊日軍。

302.5萬川軍奔赴抗戰前線，其中226,991人喋血沙場，356,267人英勇負傷，24,025人杳然失蹤，劉湘、繞國華、王銘章、李家鈺、許國章、王瀾波、李成烈等川軍將領為國捐軀。中國抗戰陣亡將士中，川、渝籍官兵居五分之一！

太平洋戰爭爆發，重慶不僅繼續居於中國抗戰領導中樞，而且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指揮本部，成為世界反法西斯聯合盟國在遠東的主要外交平臺。

1942年1月2日，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在重慶成立，重慶成為指揮中國、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軍作戰指揮本部。

1945年4月28日，中國代表團（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從重慶飛赴美國三藩市，參加有51國代表出席的聯合國憲章制憲會議，簽署聯合國憲章，成為聯合國締約國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從此，中國正式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重慶成為與華盛頓、莫斯科、倫敦並列齊名的世界民主堡壘和國際名城。

1945年9月1日，國民政府在重慶頒令，宣佈成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和“臺灣警備司令部”。

八年期間重慶朝野各界給予跟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韓友誼的歷史性基礎。

1946年4月30日，國民政府頒佈“還都令”，定於5月5日還都南京，其辭曰：重慶襟帶雙江，控馭南北，占戰略之形勢，故能安度艱危，獲致勝利，其對國家貢獻之偉大，自將永光史冊，弈葉不磨滅。

愛德格·斯諾在《為亞洲而戰》一書中寫到他對日機轟炸下的重慶的觀感：日本已經作了十次空襲，投下了好幾萬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彈和燃燒彈，但它不能毀滅這個首都的精神，那已經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轟炸在中國人的腦子裡喚醒了一種重建中國的決心，比敵人能夠毀滅的還要快。

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寫道：1939年至1941年間，重慶的脈搏裡，跳動著戰時全民族的力量。使重慶變得偉大，而把各種各樣的男女融合成為一個社會的是重慶大轟炸。

1942年7月7日中國抗戰五周年紀念日，英國首相邱吉爾代表英國政府和人民致電重慶人民：五年中有四個寒暑，中國實際上是單獨抵抗侵略，單憑著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對抗侵略者的軍隊飛機的進攻。中國沒有強有力的海軍和空軍，可是它卻經歷了足有五十個敦克爾克而仍然堅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抵渝，羅斯福總統特地委託其攜帶一幅精美卷軸贈與重慶人民，內書頌詞，對重慶人民在大轟炸中表現出的堅毅精神極盡讚譽之辭：

我謹以美國人民的名義，向重慶市贈送這一書卷，以表達我們對英勇的重慶市男女老幼的讚美之情。在空襲的恐怖中，甚至在這種恐怖尚未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裡，重慶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現出沉著和不可征服的氣概。你們的這種表現，自豪地證明了恐怖手段決不能摧折決心為自由戰鬥的人民的意志。你們對自由事業的忠貞不渝，必將激起未來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氣。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報》載文引述國民政府當局決議稱：“感于重慶對國家的偉大貢獻，和將來所處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戰勝利前夕，即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以示國家重視重慶之至意”。

1947年10月10日，中國惟一一座全國性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碑在原“精神堡壘”舊址落成，定名“抗戰勝利紀功碑”。是日，重慶市政當局、各界人士和學生團體數萬人參加揭幕典禮。這座紀念碑用鋼筋水泥建造，在戰時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彈于十米內，亦無法摧毀，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頂設有標準鐘、警鐘、探照燈、風向器、風速器、方位儀和瞭望台，“勝利走廊”刻有羅斯福總統贈與重慶的卷軸譯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的頒令全文，以及時人所寫《抗戰勝利紀功碑碑文》。

至此，重慶作為中國抗戰指揮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結束，而八年抗戰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加諸於斯城的歷史烙印，已演化為中國和世界歷史的悲壯風雲。

原載《鳳凰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