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
我們分明看到，站在當今世界最高文化榮譽獎台背後的，還有從孔子到陳寅恪，從莊子到胡適的全部中國精神先賢，中國不僅是一種世界物質力量，中國更是一種世界精神力量，中國不僅有自我拯救的天然權利，中國更有與人類共同獲救的神聖責任。
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此二種相反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兩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四千年大夢之喚醒”（梁啟超），無疑是近世中國命運與使命最無奈、最英勇、最悚惕的咒語式警示，也是世界歷史從未面臨的特異懸案。
粗略估算，已逾十代國人六十餘億人次身陷此一大變局、大覺醒，中國近兩百年的全部心智、骨血和神髓，幾乎悉數耗散於此亙古未有之解析、應對之中。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即將突破這一變局，終結這一大夢，但是中國究竟何去何從，卻遠未塵埃落定，中國何去何從，仍然是未定之數——中國同時成為自身和世界的共同負擔、共同責任。
“這全人類四分之一生命與精神，何處寄託，如何安頓，實際上早已為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中國問題早已化為世界的問題。如果人類的良心，並不容許用原子彈來消滅中國五億以上的人口，則此近四分之一的人類生命與精神之命運，便將永成為全人類良心上其同的負擔。”[作者注：《談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唐君毅全集·卷七·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全集校訂版。]
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四先生當年發表此《現代新儒家宣言》前後，中國在“冷戰”外患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內憂中，迭經專制、獨裁、貧窮和饑饉，並且與幾乎整個西方（包括蘇俄、日本）為敵。
中國一度似乎又回到譚嗣同眼中“黑暗否塞，無複人理”之人間地獄：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問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五十年後，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變，困擾世界的“冷戰”和核戰陰雲漸始消退，籠罩中國的歷史浩劫欲散還聚。
中國仍然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的使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我們以更為憂患、莊嚴和蒼茫的心情面對。
一
五百年以來、次第出現、先後相續的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社會政治大革命，不僅使歐洲的歷史發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世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從此發生了歷史性的位移，中國不再是“中央之國”，禮儀之邦，中國成為世界文明的邊緣地帶，中國文明淪為古舊、不開化、半野蠻的化外之物，成為西方文明覬覦擴張的最後疆域，也是西方最難理喻、最難開化的神秘帝國。
中國從來就是一種世界力量。
自古以來，中國橫亙在世界上最浩瀚的海洋和最雄偉的山峰之間，上蒼賜予的這片時空悠久、遼遠而閉塞、天然自成的一個世界。
在人類各民族被自然屏障分隔的漫長史期，中國擁有的特性十分顯明，地理、氣候、自然和周邊環境都足以支援中國發展出獨特而成熟的文明。
當歐洲在異族入侵的黑暗帷幕和中世紀蒙昧主義的千年歲月中分崩離析和躑躅不前時，中國已經“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術上，曾經領導了世界達兩千年之久”。（[美]羅茲·墨菲：《亞洲史》）
作為巨大、古老的文明，中國原本可以遵循東方農耕社會的固有節律和亞細亞大帝國的權力結構，在自我封閉、停滯、循環往復的王朝興衰週期率支配下，代代因襲，自洽而沉迷地生息綿延，終古不變——中國文明遵循著某種天造地設般的“宇宙－自然原理”：天不變，道亦不變。
中國是天然的永久性大國，其歷史、文明、人口、土地、資源都註定了它那非同尋常的命運，中國又是註定歷經曲折，必須繳付高昂代價才可望走向歷史破曉時分的大國。
五百年以來、次第出現、先後相續的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社會政治大革命，不僅使歐洲的歷史發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世界。
它們似乎秉承著另種“天意”，不可遏制地向一切文明和一切民族進發，它們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文明，第一次宣稱自己屬於並代表全人類，破天荒地以某種普遍有效、普遍適用的普世價值的名義，以征服和救贖世界為己任，其秘密是：價值、利潤、市場；其工具是：科學、技術、貿易；其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其目標是：人類、世界、宇宙；其邊界是：無限、永恆和終極真理。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從此發生了歷史性的位移，中國不再是“中央之國”，禮儀之邦，中國成為世界文明的邊緣地帶，中國文明淪為古舊、不開化、半野蠻的化外之物，成為西方文明覬覦擴張的最後疆域，也是西方最難理喻、最難開化的神秘帝國。
中國的固有優勢和傳統精華，遭到嚴厲的審視和質疑，中國的獨特命運，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影響和前途，都必須由中國並不熟悉和快意的語詞、邏輯和法則來分析判斷。
這究竟是中國的福分還是禍端，世界的吉兆還是凶相，尚無人洞悉。
“君子反求諸己”，“認識你自己”，東西方古代哲人的不朽告誡，神意地適用於今代中國。
沒有一個民族能夠背離天地間的常情，每一個民族都領受著某種天命，按其內在本性，在人類歷史舞臺上充任天定角色。
極而言之，上帝垂青或厭惡某個民族，成全它走向榮耀和拯救還是任其墮入深淵，必先促其反躬自省，必先待其接受莊嚴的精神洗禮。
古希臘水手在橫渡達達尼爾海峽、赤克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遙望東方時，曾發明過兩個極富啟示性的時空概念：亞細亞，太陽升起之所在；歐羅巴，夕陽西下夜幕降臨的一刹那。
自從荷馬、埃斯庫羅斯和希羅多德關於特洛伊戰爭的史詩把希臘與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後，“歐羅巴”、“亞細亞”就開始轉意為歷史、種族和宗教名詞，成為劃分文明與野蠻、區隔光明與黑暗、代表自由與奴役的世界歷史分野。
兩千年後，黑格爾從中獲得靈感，形成他那影響深遠的歷史哲學：東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臘與羅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爾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
他以罕見的詩體語言斷定，世界歷史有一個神意的絕對起點，那就是亞細亞。
當那輪自然的外界的物質的太陽從東方升起並在西方沒落時，那輪精神的自由的太陽也就從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種真正高貴神聖永恆的光輝，人類的崇高使命和最終目標從此指向西方，而東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將長久地籠罩在歷史黑暗地區，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曉時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觀點，東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點，在於它那周而復始的迴圈史觀。
無論如何改朝換代，治亂興亡，東方都以萬變不離其宗的超然與孤寂，演繹著一個“停滯社會”的全部符咒。
亞里斯多德、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理查·鐘斯、黑格爾、馬克斯·韋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訝異而矜憫的目光注視著東方，斷言亞洲總是大帝國的家園、專制主義的溫床、暴君的老巢、人類不幸和黑暗的舞臺。
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洲，並且從來沒有離開過。
在亞洲大陸全部歷史中，從來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跡，只有規模龐大、聳然而立的專制帝國。
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體臣民都是他的奴俾，這種普遍絕對的隸屬依附關係，構成了東方世界野蠻統治牢不可破的歷史基礎，構成亞洲各國始終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平陂往復週期性地震盪－沉寂的唯一動因，並由此滋生出這個歷史未破曉地區的全部精神結構：暴力、謊言、虛偽、奸詐、告密、鬼詭、迷信、腐敗、權爭、無道……
至於中國，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環繞隔絕這一地理事實，同時象徵著它在精神上的封閉、孤立、靜止。一種終古不易的腐朽氣息化解了一切新鮮事物和創造精神。
德國歷史學家赫爾德在十八世紀末寫下的這段話，可視為歐洲對中國的經典評點：
幾千年來，中國始終停滯不前。他們那些關於道德和法令的教誨總是反反復複，變著腔調在同一個話題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頌揚一種孩童式的義務。
他們的天文學、音樂、詩歌、兵法、繪畫和建築與千萬年前一樣，不過是他們永恆法令和千古不變的幼稚滑稽的政體的孩子。
中國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塗著陳腐的香料，描畫著象形文字，包裹著絲綢，它體內的血液迴圈早已停止，猶如冬眠的鱉類，它對一切外來事物都採取敵視、窺測、阻抗的態度，它對外部世界既不瞭解，也無興趣，更不喜歡，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終日沉浸在自我封閉的漫長黑暗之中。[作者注：赫爾德，《關於人類歷史的哲學思想·中國》（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第三部，里加和萊比錫，約翰·弗裡德里希·哈爾特克諾赫出版社，1787版]
中國精神及其外在歷史的悲劇，就在於它拒絕“精神”，尤其缺乏建立“內在”精神的天然能力，因此無法從生命本體上建立自由所需要的基礎，黑格爾對中國文化的絕望與他關於世界精神和精神辯證法的理論通過馬克思－列寧傳輸到中國之間，乃是西方精神對中國最奇特的勝利：
凡是屬於“精神”的一切——在實際上和理論上，絕對沒有束縛的倫常、道德、情緒，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一概都離他們很遠。
皇帝對於人民說話，始終帶有尊嚴和慈父般的仁愛和溫柔，可是人民卻把自己看做是最卑賤的，自信生下來是專給皇帝拉車的。逼他們掉到水深火熱中去的生活的擔子，他們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命運，賣身為奴，吃口奴隸的苦飯，他們也不以為可怕。
因為復仇而作的自殺，以及嬰孩的遺棄，乃是普通的甚至每天的常事，這就表示中國人把個人自己和人類一般都看得是怎麼輕微。
雖然沒有因為出生門第而起的差別，雖然人人能夠得到最高的尊榮，這種平等卻足以證明沒有對於內在的個人作勝利的擁護，而只有一種順服聽命的意識。[作者注：黑格爾,《歷史哲學·世界歷史開始於中國所在的東方》，三聯書店，1956版。]
在《共產黨宣言》這部純西方式歷史文獻中，馬克思、恩格斯在預言西方資本主義必將壽終正寢同時，盛讚“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業民族從屬於工業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他們從唯物史觀出發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瞭解整個東方的一把鑰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礎。
他們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寫道，從純粹的人類感情出發，眼看中國宗法制社會的崩潰、瓦解，無數勤勞善良無辜的普通百姓既喪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喪失了世代相傳的謀生手藝，是不會無動於衷的；但是不應忘記，正是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和老實巴交的農民初看起來怎麼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統治的牢固根基；它使中國人的頭腦局限在狹小的時空中，淪為暴政的馴服工具，表現不出任何獨立意志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
中國這個“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輸的全部教訓都是“因因相襲的愚昧”。
作為“歐洲的直接對立面”，歐洲文明的“反題”，中國代表著世界上“總體反動、總體保守的強大堡壘”，乃是“腐朽世界的總代表”。
作為西方文明的叛逆和異端，馬克思、恩格斯與西方主流學者對中國的分析始終有某種微妙的差異，就是這種差異，也許成為他們的學說在其去世六七十年後，在遙遠陌生的東方被奉為天條的原因。
他們同樣厭惡並看到“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中國這個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裡的木乃伊一旦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
而西方資產階級天然“負有為新世紀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就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支持下對自然力的統治。
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與拿破崙、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樣，馬克思、恩格斯朦朧地預感到東方的中國這條不祥的“惡龍”和“睡獅”將會從歷史的沿船和迷霧中醒來並徘徊於世界上空，他們懷著某種模糊、複雜、有幾分慶倖又夾雜著恐怖的心情，隱略看到了某種前景，“古老中國的末日正在迅速到來”，但是歐洲切勿高興過早，這只是事情的開端，西方將會欣賞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復興”。
馬克思、恩格斯據此對世界歷史辯證發展的第三階段作出了所有資產階級都未曾作出的另類預言：西方（首先是英國）出於卑鄙的商業利益，卻造成了亞洲前所未有的社會革命，英國由此“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到時候西方人就無權像“騎士般的英國報紙那樣斥責中國人可怕的殘暴行為”。
“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雖然西方可以抗議說，這種戰爭帶有東方落後國家一切傲慢的偏見、蠢笨的行為、飽學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蠻，可是它就是人民戰爭。
而對於起義民族在其人民戰爭中所採取的手段，西方不要指望能根據正規作戰方法或任何別的抽象標準來衡量，而只能根據這個造反民族所已達到的文明程度來衡量”。
馬、恩大膽地預言，中國的造反和起義“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世界，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將會迎來一個奇怪的後果：中國將引發西方世界的動亂”。
那時，馬、恩幾乎懷抱著世界末日般的絕望預言，人們只能同歌德一起高唱[作者注：歌德，《抒情詩·西東合集·致祖萊卡》，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
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
即又何必因苦難而傷心？
難道不是有無數的生靈，
曾遭到貼木兒的蹂躪！
列寧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對俄羅斯的亞細亞傳統抱有真誠而深刻的厭惡和警惕。
1902年他嚴辭批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部黨綱中把俄國說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絕將普魯士專制主義與俄羅斯專制主義等量齊觀，他認為後者是一種“可詛咒的遺產和可恥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韃靼軍事專制主義在俄國統治留下的一個“怪物”——歐洲最反動、落後、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隸制”。
列寧長期被一種可怖的前景困擾：通過一場革命奪取政權並實行土地國有化，極有可能出現“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辟”。
他與普列漢諾夫一樣，已經朦朧看到了俄國革命的另一種陰鬱前景：“俄國歷史的車輪將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後轉”，他們都明確地拒絕完全亞細亞式的復辟，即使國家成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產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們堅持“俄國王安石式的計畫不會帶來任何東西，除了禍害”。
俄國人無論如何不能由半亞細亞倒退到完全亞細亞式的黑暗專制，“我們不要中國制度”。
世界近代歷史反復凸顯和不斷演示的重大事項是，西方既是東方的征服者（這時西方是入侵者、強盜，邪惡而可恨），又是東方的拯救者（這時西方是施予者、騎士，高尚而可愛）。
正如自然界進化歷程以及其生命譜系已經並將繼續顯出的某種秩序和法則一樣，牛頓從物質世界和行星運動無限蕪雜紛紜的現象中發現了大自然的奧秘，盧梭、康得則“發現了深沉潛藏著的人道的性質，以及人類憑著對它的觀察而見證天意的那種隱蔽的法則”。
人類乃是天意的不自覺的工具，同時也是天意的最終目的。
“人類的歷史，在整體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隱蔽的計畫的實現”，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為天使而存、不為魔鬼而亡的內在規律。
人類展開和實現天意的過程便是人類自身的歷史，便是世界史。
因此，由某一種歷史工具（民族、國家、階級、政黨、領袖）擔負起引導世界通向那必然來臨的辯證發展階段，就不僅僅是這種工具的榮耀，而是人類踐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五百年以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地理大發現以及嗣後興起和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納粹革命、兩次世界大戰、非殖民化運動、熱核武器、新技術浪潮、星際開發、全球化時代……極其清晰地展示了半個千年中人類命運的基本狀態，幾乎全盤證實了西方作為世界歷史破曉的原創地位和先驅意義，淋漓盡致地演繹著西方與東方之間觀照與被觀照、啟蒙與被啟蒙、征服與被征服、拯救與被拯救之間的世界歷史關係。
在人們可以最直觀最便捷地觀察和感受到的時空中，這個星球上的物質形態和精神潮流，人類生命的悲劇意識和救贖可能，都純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維、邏輯、語詞、人物和事件。
人類全部經驗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詮釋和處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運和使命都只能歸結到這一蒙受天意的歷史哲學和精神譜系，才能被賜予一種世界性的價值認同和人類文明意義的編排。
無論“嚴夷夏之大防”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全盤西化”、“洋為中用”，“以日為師”、“走俄國人的路”還是“趕英超美”，“和平演變”還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還是主動“與國際接軌”。
無論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嚴複的《天演論自序》、陳天華的《警世鐘》還是光緒帝的《詔定國是》、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宣言書》。
無論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誓師詞》、《國民政府對日宣戰文告》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無論蔣中正的《中國之命運》還是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
無論陳獨秀的《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李大釗的《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還是王新命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複觀四人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羨林、楊振寧等人的《甲申文化宣言》，無不有西方歷史、哲學、宗教、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文學、藝術各類文本背景滲透其中。
中國猶如一個巨大的舞臺，演員、道具、場景都產自中國，編劇和導演卻是西方人。孔、老、孟、莊以來，玄奘、張騫、鑒真、鄭和以降，朱熹、王陽明、顧炎武、曾國藩、康有為以後，作為人類的重要分支，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一脈，中國的全部時空和整體命運從此全然改觀了。
無論西方優越論和歐洲中心主義如何霸道武斷，無論多麼令中國震驚、憤懣、屈辱、如喪考妣，無論怎麼拒斥、敵對、反抗、不共戴天，也無論以什麼名義，以何種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國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習西方式的聲光電化，購買和製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彈、氫彈、核潛艇、航空母艦），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養西方式的美學趣味，實行西方式的婚姻、財產、法政、稅收制度，也不得不輸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愛以及科學、民主、理性精神，還不得不譯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歷史哲學和世界意識（包括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
一言以蔽之，西方發現發明的一切，西方無意推銷或惡意強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於人”的一切，從君主立憲到激進革命到共和政體，從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從工業化、城市化到後工業化、資訊化……，中國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繹一遍（當然是以自己的方式！）。
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造了中國，構成了現代中國（連這個稱謂也是西方式的！）的不可逆進程。
中國也許是最無奈、最勉強、最痛苦，又是最虔誠、最執著、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導，最後走向歷史破曉時分的東方大國。
沒有任何非西方國家，如中國一樣，在近十代人時間裡，成為西方各種主義、學說、思潮、運動、制度的巨大實驗場。
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北伐東征到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中國所有階級、民族、黨派、軍隊、地區，所有人之間的所有組合、所有對抗、所有改姓換代，與其說是中國人之間的較量廝殺，毋寧說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國此消彼長引發的刺激－挑戰式反應。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蘇俄、日本）各種歷史哲學和世界目標的異地抗衡。
在地緣上離西方最遠，文明類型上最與西方互為異質，最後被西方染指的中國，卻成為代價最高、規模最大、地震海嘯般文明再造的東方國家，稱之為中國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過的大變局，實不為過。
1840年以來，這一變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國人不僅可感可聞，而且依然身置其中。
歷史如此奇妙又如此畸形、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開，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千萬年間基本寂然不動的中國破天荒第一次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刺激。
開天闢地以來億兆中國人第一次因為若干完全陌生、外來、異域的因緣而遭逢不絕如縷的變故，中國第一次進入了一種嶄新的歷史進程，開始領略一種新的天意。
兩次鴉片戰爭直接促發了自強運動；日本明治維新和甲午海戰直接引起了維新變法；八國聯軍不僅與義和團運動難解難分，而且使滿清王朝和兩千年專制帝制難以為繼；法國革命、美國革命成為辛亥革命的歷史先驅和合法性來源（《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與《人權宣言》、《獨立宣言》的內在淵源一目了然）；凡爾賽強權政治直接觸發了五四運動；俄國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繼甲午海戰打斷了中國滿漢上層官僚的近代化進程之後、日本侵華戰爭又再次打斷了中國民族主義政黨——中國國民黨的現代化進程；普魯士軍官團和德國將軍曾在北伐、黃埔軍校和抗戰前期留下身影，而從辛亥革命、北伐、長征到西安事變、重慶談判、內戰、朝鮮戰爭，列寧、托洛茨基、史達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飛、米高揚、崔可夫都先後直接過問和參予過中國事務；冷戰和朝鮮戰爭不僅延緩了中美接近（直到1972年），推遲了中國統一（直到今天），而且促使中國向蘇俄“一邊倒”；1956年赫魯雪夫非史達林化（蘇共20大“秘密報告”）和匈牙利、波蘭事件成為中國“反右”運動、廬山會議的直接國際肇因，1969-1970年，勃列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團對中國實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計畫，成為中美建交的真實原因；蘇聯解體、東歐易幟、“冷戰”結束在中國喚起“韜光養晦”，“不再分姓社姓資”和市場化策略……新技術革命、文明衝突論和全球化時代直接加快了中國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WTO，爭辦奧運會、世博會；“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硝煙外，中國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標”、“和平崛起”、“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索沃政治、中美撞機事件、美國重返亞太、中日釣魚島衝突，激起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和某種帝國意欲……
二
從1900年到1949年半個世紀中，中國人飽受列強欺侮，中國也深受西洋先進文明啟示，滿清帝國的顢頇腐朽和義和團的愚昧仇外，始終不能成為中國性格的主要方面。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不僅是“華夷之辯”的現代必需，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于現代世界之第一步，中國全力以赴地恢復喪失千年的文明元氣，同時鍥而不捨地求教於西方，中國免於印度的命運，又拒斥了日本的道路，這是拜幾千年文明孕育的力量和責任所賜。
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最大教訓是，囿於歷史、地緣、民族性、國家道路抉擇的複雜因緣，中國始終沒有真正在自強不息的同時自作主宰。
中國幾度臨近（或聲稱臨近）西方式的歷史破曉時分。
即使在歐風美雨俄雪排山倒海般東漸、中國內憂外患、瓜分豆剖的年代，中國也曾幾度以其特有規模和力量改變著亞洲乃至世界的歷史版圖。
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始肇者與西方一道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歡呼，中國可望在幾十年間走完西方幾百年間才走完的現代化道路，西方則將與亞洲最大最文明最穩定的自由國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鴉片和戰艦一類醜惡汙物強迫中國打開門戶。
中國作為東方最神秘的國度最古老的文明，作為上帝預留給西方的最大的異教徒社會和最大市場，將從此受到西方特殊的對待，四億中國人將不僅徹底掙脫中國兩千多年、尤以明清絕對專制主義為甚的東方專制主義桎梏，而且將取代日本，率領整個亞洲走向約二十代西方人已經享受過的歷史破曉後的光明與幸福，孫中山被稱為東方的拿破崙、中國的華盛頓。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成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取代自暴秦至蒙元至滿清兩千多年的專制帝制。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大總統，發佈《就職宣言》，誓言實現民族、領土、軍政、內政、財政之統一，對外“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增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
各省38人組織中國歷史第一個臨時參議院，制定並頒佈中國歷史第一部現代國家大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人享有人身、財產、居住及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通信、遷徙、信教之自由，享有請願、訴訟、考試、選舉及被選舉之權利。
蔡元培、魏宸組、宋教仁等人發起《社會改良宣言》宣稱：“尚公德、尊人權、貴賤平等，無所驕諂，意志自由，無所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勢力所能達而妄行，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教之迷信，期以保持共和國民之人格，而力求進步。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之所同當自勉者也。”
鑒於兩千年專制毒害深重，臨時政府力倡現代教育，頒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全面開設修身、國文、數學、博物、理化、法制、經濟、手工、圖畫、韻、體操、外國語教學，更發佈《嚴禁鴉片通令》，號召“各團體講演諸會，隨分勸導，不憚勤勞，務使利害大明，趨就知向，屏絕惡習，共作新民，永雪東亞病夫之恥，長保中夏清明之風”。
臨時政府成員多為學通中西的大家，深知中國之根本改造絕非一日之功，最為緊要的是移風易俗，徹底轉化中國人由專制、獨裁、閉塞、愚昧、貧窮、落後和異族統治造成的醜陋積習。
臨時政府內務部頒令嚴禁賭博，“賭博為巧取人財，既背人道主義，尤于現時民生多所妨害，亟應嚴切禁止，為我共和國民祛除污點”，為徹底剷除等級、尊卑、貴賤之差別，臨時政府禁止“大人”、“老爺”、“主子”等舊式稱謂，“各官廳人員相稱，咸以官職，民間普通稱呼則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廳惡稱”。
臨時政府率先垂範，上至大總統，下至普通職員，只領30元低薪，以示“一律齊等”，蒙、滿等蠻族相襲近千載的跪拜叩頭奴才牛馬之儀悉數革除，代之鞠躬握手之禮。
孫中山本人更尤重國家現代化之建設，其《建國方略》，對社會、物質、心理，尤其現代工業作出的極其宏偉而縝密的規劃，即今觀之，猶使後人歎為觀止。
孫中山是現代中國最富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深知“中國之孤立自大，由來已久，而向未知國際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能利用外資、利用外才以圖中國之富強也”。
他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亞和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構思了一個真正前無古人的宏偉計畫，將中國發展置於世界潮流之中，邀請、選擇取得中國人民信任的友邦，共同開發中國。
“利用戰時巨集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突飛之進步”。 從新疆、青藏到東南沿海，從蒙古、東北到渤海灣，從黃河源頭到杭州灣，港口、鐵路、煤礦、鋼鐵、水泥、造船、機床、服裝、建築……把一盤散沙之中國建成高度發達、富強、文明而自由之現代大國。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問孫中山，中國國民革命的基礎是什麼？
孫中山告訴這位俄國人，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餘之思想基礎，即承此道統而發揚光大耳。
他又多次強調，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而是社會進化的病症，馬克思是一名“社會病理學家”，而不是“社會生理學家”。中國是患貧，不是患不均，不能用階級革命來解決一切政治問題，孫中山最後的結論是，中國更應實行美國林肯宣導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
西方輿論將孫中山與美國總統威爾遜、印度聖雄甘地、土耳其獨立運動領袖凱末爾和俄國革命元勳列寧並列為世界“現代五傑之先知先覺者”，而孫中山獲得“國際聲望”之年代最早，其所屬民族和文明最悠久、偉大，其理想與影響也必最深長巨大：
孫逸仙所擬訂的建議中國方案，超越了歐美各國資本化的壟斷制度，直接向一個自由化社會邁進。
他所創建的中國方案，能成為第三世界可資借鑒的典範，憑著他偉大的思想體系，孫逸仙當是當代世界公民。[作者注：葛立格,《孫逸仙先生——世界公民》，《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一冊。]
孫中山的早逝，是現代中國一大悲哀，其《建國方略》如能實行，歐美諸國之經濟大蕭條未必出現，希特勒主義未必會在德國上臺，……歷史不假這位現代中國偉大先驅以天年，而其真誠、恢弘的理想永遠迴響於中國二十世紀歷史天空：
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會此世運進化之時，人文發達之際，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作者注：孫中山，《國父全集·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議》，1973年臺北版。]
中國在其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反抗外來侵略的抗日戰爭中，再次成為世界文明的責任性力量。
1945年，中國抗戰和世界二戰終結。中國在廢除全部不平等條約（1943.3），躋身世界四強（開羅會議，1943.11），締造聯合國（1945）後，重新矗立於東方。
中國是唯一為朝鮮、越南、波斯、印度、緬甸等亞洲國家爭取獨立的世界大國，中國是唯一準備對日本實行“直道”和“恕道”的受害者，中國是唯一使整個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烙有完全正義、高尚印記的反侵略大國，中國是最早蒙受戰禍最後結束戰火，最艱難、英勇，受害最巨而斬獲最少的東方大國。
如果不是中國從1931年到1941年十年期間苦撐東亞，在22次會戰，1117次戰役，38931次戰鬥中以340萬將士和3000萬民眾的傷亡作代價，德國和日本完全可能在1941年從東西方夾擊蘇聯，如羅斯福所言，東西方法西斯將在埃及會師，世界命運將有不同的結局。
孫中山英年早逝，中國過早結束了一個大有希望的時代，過快進入了由並不具備民族大義和世界意識的党人、軍閥、政客和政治流氓逐鹿天下的時代，此乃中國大不幸。
由“開羅宣言”、“波茨坦協定”等國際條約一再認定的臺灣及澎湖列島主權歸屬中國的歷史事實，非但沒有實現，反而成為困擾中國統一、可能再次招致中國人自相殘殺，甚至造成整個亞太地區乃至全體人類走向浩劫的戰緣所在。
中國戰後的轉向和變異是其退出戰後對日事務的最大內因。
在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冷戰伊始的三藩市對日媾和會議，以及所有有關日本戰後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國主權、安全和利益）的場合，中國形單影隻，最後連配角的身份都喪失殆盡。
鑒於抗日戰爭在中國三千年歷史，尤其是近、現代歷史的極端重要性，截斷、扭曲、變形、塵封抗戰歷史，無異於全面走向歷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和世界虛無主義。
作為東方文明古國和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的國家，中國錯失了從天理、道德、人間法和外交、經濟、軍事上審判、懲罰和引導日本的機會。
無論其中有多少難以應對的尷尬處境，我們也都難辭其咎。
無論按現代國際法還是人類天性，沒有受到懲處賠償的罪犯，不可能真誠棄惡從善。
更可悲可歎的是，無數英烈掙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義，由於始終沒有充實光大，而渙散於無形。
事情很清楚，改造和防範日本，單有美國的佔領和蘇俄的掠奪，單有“冷戰”、朝鮮戰爭、越戰，能使日本再度強大，卻無法促進日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新生。
只有中國可望從人類善良本性、人倫關係（完全可以推及到國家關係）和文明進程上為日本樹立矜式，中國高尚的倫理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中國博大的歷史精神和天下意識（“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國的仁愛、厚道、善良、悲憫……，是日本民族從一個半世紀的迷誤和墮落中悔過自新的慷慨無私的文明資源。
由於時勢變異和造化捉弄，更由於中國自身精神和道德的式微與耗散，日本因為歷史和地緣本應得到的精神引導和道德教化，始終付之闕如。除了繼續“富國強兵”、“脫亞入歐”外，日本別無選擇。
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一直是世界真正的進步力量，中國沒有在自己領土之外做任何缺德事，沒有對任何鄰國構成任何威脅，中國清醒而自尊地沒有陷入充斥20世紀的種族、階級和意識形態你死我活的泥淖。
中國不僅代表亞洲被殖民，被壓迫民族，拒絕日本帝國建立“黃種人羅馬帝國”、實現“大亞洲主義”的強力誘惑，而且最早堅定地站在世界自由、民主、文明、光明與和平力量一邊。
從1900年到1949年半個世紀中，中國人飽受列強欺侮，中國也深受西洋先進文明啟示，滿清帝國的顢頇腐朽和義和團的愚昧仇外，始終不能成為中國性格的主要方面。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不僅是“華夷之辯”的現代必需，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于現代世界之第一步，中國全力以赴地恢復喪失千年的文明元氣，同時鍥而不捨地求教於西方，中國免於印度的命運，又拒斥了日本的道路，這是拜幾千年文明孕育的力量和責任所賜。
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最大教訓是，囿於歷史、地緣、民族性、國家道路抉擇的複雜因緣，中國始終沒有真正在自強不息的同時自作主宰。
1949年10月初，中國最有才華最富激情的詩人胡風曾用“時間開始了”幾個創世般的詞語謳歌新中國的誕生。
與陝北老農一樣，中國最浪漫最有想像力的作家，除了用“紅太陽”來象徵新國家新領袖外，已經不屑於任何漢語詞彙了。毛澤東被稱為中國的卡爾、列寧。
也許是由於必需的歷史尺度還不具備，也許這一代國人仍是“廬山中人”。
幾乎一生都在為中國革命辯護的美國學者費正清，當其晚年看到中國革命的著名功臣張聞天、劉少奇、彭德懷等人慘遭迫害時，痛苦地修改了自己的觀點。
他以比他的反對者（從來不對中國抱有任何希望的西方漢學家）更為黯淡的筆觸，引用四百年前英王喬治三世外交使節馬戛爾尼的日記為自己數十年的學術生命，也為中國前途，描繪了一幅陰暗的前景。
西方人驚訝地發現，數億中國人如同秦始皇時代的兵馬俑一樣，幾乎喪失了最些微的個人特徵，清一色的“史達林－毛澤東式”藍布衫，軍人一般堅起領口，上衣口袋插著一支墨水筆，數以億計的生靈只有一種思維，操同一種話語，著同一種服裝，幹同一種活路。
1964年，西方世界最溫和的小國瑞士記者斯塔奇獲准進入中國。 他在《大牆之內的國度》一文中寫道，共產黨中國已達6億－7億人口，土地比美國和英國加起來還大，並且擁有270萬常備軍，當年爆破了第一顆原子彈，成為第五支核力量。
1966年5月，“文革”猝然發動，美國《生活》雜誌連續三期載文，回顧中國一百年的血腥動盪。
高度多元化且變動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時空中同時被中國認同和接受，何況，正當“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時，西方自身卻幾度陷入危機和黑暗之中。
三
作為東方文明古國，中國曾獨步東亞數千載，並且幾度“同化”亞洲蠻族。這種神奇的文明化育能力，同樣可以在1840年以來歐風美雨俄雪席捲全球的大變局中顯出端倪。
1840年以來，中國國事蜩螗，“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擲之舉，以為最後之一著”。既要安內，又要攘外；既要國族自保，又要實現民權；既要反對西方列強豆剖瓜分，又要抗擊同種同文的日本的侵略；既要改變積弱積窮，又要實現平等、正義；既要依靠農民，又要實行工業化；既要進入現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傳統尋找根基與合法性……
這一切相互重複、衝突、否定的事變，並非是對西方的機械簡單的“刺激－反應”，中國這一龐大的生命－文明共同體正是在近二百年的變異和陣痛中，重新孕育著新的希望。
1900年，巴黎大博覽會拉開了二十世紀的帷幕，歐洲資產階級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榮和希望之中。
工業革命、技術創新和社會進步似乎已將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以來的美好預言逐一實現：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從歐洲向世界推廣，無數普通人享受著戶外活動、陽光、草地、沙灘。
火車、輪船、飛機正在和即將把西方商人、外交官、傳教士、殖民官員和遊客送往世界各地。
人口持續增長，社會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會每個角落。
司法黑暗已難為公眾所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譴責，死刑被爭先恐後地廢除。
無線電和電影即將成為大眾消費品，家庭裝飾和流行時尚已從巴黎、倫敦走向外省和城鎮。
自從1870年普法戰爭以來，除了巴爾幹地區的小衝突和零星的海外戰爭外，西方人已經享受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
然而，烏雲和夢魘已開始蔓延。世界變得陌生而荒誕，虛無主義和孤獨感在摩天大樓之間徘徊，傳統價值觀被工業文明和龐大的城市碾碎，各種前所未有的焦慮、苦悶和絕望悄然籠罩。
靈心善感的詩人率先發出不祥的聲音，波德賴爾、馬拉美、王爾德、比亞茲萊、道生、蘭波、傑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絕承認布爾喬亞、銀行家、政客和資產者的黃金時代，他們直接用“惡之花”、“荒原”、“地獄”來形容西方世界，將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現代化斥為一堆浸泡著腐屍的惡氣濁水。
唯美派、高蹈派、惡魔派、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和一切流派，都在詛咒正在上升和擴張的西方文明。
接踵而至的是哲學家、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叔本華、尼采、柏格森、斯賓塞、斯賓格勒、佛洛德不約而同地敲響了大限將至的恐怖警鐘。
雅斯貝爾斯滿懷憂愁地預言，不但歐洲已經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處於暮靄沉沉之中。
海德格爾斷定，世界性的精神沒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滅亡。
松巴爾特指出，我們能肯定預言的，只有人類的毀滅和世界的末日。
尼采則以他那句最嚴厲的讖語“上帝死了”為世界蒙上一道濃黑的詞語陰影。歷史以兩次世界大戰，以奧斯維辛、達豪、布痕瓦爾德和古拉格群島坐實了憂患預告者的咒語。
也許是天意，繼西方文明風雨如晦、日薄西山後，蘇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盡頭。
一場受歷史啟發，以“解放全人類”為旗幟、吸引了無數正直人士和被壓迫者的激進主義革命，一夜之間戲劇性地崩潰了。
這個龐然大物的廢墟中，滿目瘡痍，血流成河，密佈的陰霾充斥著天文數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蘇俄曾經先後升起的精神太陽幾乎爭先恐後地隕落了。
天意如此，中國在走向西方式歷史破曉時分的一百六十年間，其悲傷、苦情、災難、死亡又何嘗遜於整個西方！
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關於黑暗和黎明、關於力量和責任的歷史和生命哲學。
1840年以來，中國國事蜩螗，“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擲之舉，以為最後之一著”。
既要安內，又要攘外；既要國族自保，又要實現民權。
既要反對西方列強豆剖瓜分，又要抗擊同種同文的日本的侵略。
既要改變積弱積窮，又要實現平等、正義。
既要依靠農民，又要實行工業化。
既要進入現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傳統尋找根基與合法性……
這一切相互重複、衝突、否定的事變，並非是對西方的機械簡單的“刺激－反應”，中國這一龐大的生命－文明共同體正是在近二百年的變異和陣痛中，重新孕育著新的希望。
西方向全球擴張的歷史，是一種高度世俗化物質化的過程，其中的善惡、變易、消長可以為中國辨識。
中國久遠的入世精神和道德訴求最終不難作出適當的辨識，予取予棄，不致離譜。
中國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懷，“下一轉語”（李慎之），即不難與西方近代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會通，而儒家堅持“中庸”之道、“不忍之心”則可望矯正西方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可能出現的極端與任性；緩解西方個人原則不可避免地脫序而出的現代弊端。
西方的天命意識可望自然而然地被中國認同，包括西方歷史破曉的歷史哲學，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所謂“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中國在坦然面對時代黑暗、堅定走向歷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撐和道德期許，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所謂“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所謂“殷憂啟聖，多難興邦”；在“上帝缺席”的蒼茫天地間，中國純正的大丈夫精神和聖賢氣象，甚至將苦難看成一種天意的垂顧，而立下一座道德十字架。
中國深通“一陰一陽之謂道”，深諳世道人心微危變易的法則：有“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母體般的文明自信力。
作為東方文明古國，中國曾獨步東亞數千載，並且幾度“同化”亞洲蠻族。這種神奇的文明化育能力，同樣可以在1840年以來歐風美雨俄雪席捲全球的大變局中顯出端倪。
黃仁宇先生以“大歷史”的視界堅持帶給中國一個“好消息”：中國一百多年來的長期革命並沒有失敗，單從“1920年間到1990年間只七十年間，中國人集體地把國家和社會向前推進了三百年，這是一種偉大的事蹟。……不要忽略我們所處的一個非常時代！”
他在《萬曆十五年》的臺北版序和大陸版跋都先後指出：“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此中最緊要之處則是刻下大隧道即將走穿，前面已見曙光。如果中國不能適當地找到它的歷史地位，決非人類之福”。
中國一百六十年來的凶吉禍福，是非恩怨，在每一個歷史階段，尤其是歷史關頭，在每一個人物身上，幾乎都是悲劇性的。
中國人領受“天地不仁，以萬民為芻狗”這一“天意”，在世界各國中可謂無出其右。但一條潛行的歷史法則卻每每從無數次的荒誕和悲劇中顯現了人類自由本性之善的不朽光輝。
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滅絕，所有的努力、奮鬥、希望、愛和犧牲，都圍繞著一條歷史的中軸線——走向真正的歷史破曉——而被賦予人類精神的自我實現和“人是創造世界的最終目的”這一永恆的意義。
我們度過的最艱難困苦的是歷史的虛無時分。
對於中國人，取締了他的命運意識和歷史關懷，不啻取締了他的生命基石。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先天欠缺天堂與地獄、輪回與涅槃的民族，命運就是我們的宗教，歷史就是我們生前與死後的世界。
對於中國人，開啟歷史，就是走向未來。越是放懷回溯歷史最幽深、最黑暗的通道，越可臨近歷史的破曉時分。
四
中國自1840年以來所進入的“非常”歷史階段，實在有太多的教訓與經驗，挫折與進步。這座歷史寶庫貯藏了無數仁人志士的心血、精髓、智慧、情感、理想、心願，這是中國人在近兩百年間共同編織的稀世大夢，共同上演的曠世活劇，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家譜，共同遺產，我們走向自己的歷史破曉時分不可須臾離棄的燭光、火把、太陽。
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一個巨大的經濟實體，一筆擁有廣闊土地和天文數字般的人口和財富的世界力量，中國更是一種文明，是造物主注視和眷顧中的生命共同體，是一種世界責任。
無論如何，西方是全球化的先驅，西方的精神太陽曾經光芒萬丈，西方對中國的同情並不全是偽善，對中國的誡懼也並不全是訛詐，西方引導的歷史破曉時分更不全是一場誆騙。
感領過西方精神太陽的輝煌和暗淡的中國，已經來到一個臨界點，可望扮演一個積極的建設性的角色，甚至有可能給危機深重的世界一種特殊的補益。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只有把西方文明的主流正脈，西方世界的精髓轉化為中國生命的一部分，我們才可望走向否極泰來、起死回生的覺醒和復興。
個體生命往往不易理性地理解他所處的時代，更不易知道他這個時代的來路與去向。
而中國自1840年以來所進入的“非常”歷史階段，實在有太多的教訓與經驗，挫折與進步。
這座歷史寶庫貯藏了無數仁人志士的心血、精髓、智慧、情感、理想、心願，這是中國人在近兩百年間共同編織的稀世大夢，共同上演的曠世活劇，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家譜，共同遺產，我們走向自己的歷史破曉時分不可須臾離棄的燭光、火把、太陽。
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一個巨大的經濟實體，一筆擁有廣闊土地和天文數字般的人口和財富的世界力量，中國更是一種文明，是造物主注視和眷顧中的生命共同體，是一種世界責任。
在聽取經濟學者、戰略家、縱橫之士等現代社會的強勢聲音之餘，不妨也回憶詩人、哲學家和文豪藐似迂闊實則更接近真理的告誡——至少，他們與前者相比，與現世利益牽涉更少，而與人類本性和文明進程更近，所以他們是真正的時代先知和歷史候鳥。
1900年，列夫·托爾斯泰寫下《不許殺人》、《出路何在？》，嚴斥八國聯軍在北京燒殺擄掠的暴行，“他們自稱是歐洲文明人，是基督徒，不要相信他們，這是一幫寡廉鮮恥、十惡不赦的匪徒！”
托氏幾度欲致書中國人，根據他對東、西方文明的特異感悟和對人類本性的深刻理解，這位俄羅斯和全世界十九世紀最偉大的道德先知將東方未來寄望於中國：“我認為，在我們的時代，在人類生活中正發生著偉大的轉變，在這個轉變中，中國應該在領導東方民族中發揮偉大的作用。”
中國欲承擔此一偉大使命，必須堅持本民族古典文明的精粹，決不能喪失其主體性地取法西方，只要中國“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義，即從一切的人的權力統治下解放出來（儒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教），實行自我犧牲，溫順，對一切的人和一切的生命都滿懷慈愛（佛教），他們現在所遭受的一切災難便會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戰勝他們”。
托爾斯泰雖然沒有到過他神往的東方，沒有見過一個中國人（見過幾個日本人），但他已從日本身上預感到某種不祥的徵兆，“求上帝別讓中國走上日本的道路吧！中國人民，也像所有的人們一樣，應該發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一味地完善技術。如果精神力量被扭曲了，技術的完善只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如果中國“把在歐美已被明眼人識破、完全站不住腳的形式照搬到中國來，那就是致命的大錯了”。
對於義和團展示的中國二十世紀激進主義的早期趨勢，托氏深以為憂，“重要的是中國人民不要放棄忍耐，不要改變對暴力的態度”，他反復告誡中國，“不以惡報惡和不參與惡，不但是得救，而且也是戰勝惡的最為妥善的方式。如果中國人民真的失去了忍性，那麼這就可怕了”。
他引用赫爾岑的話說，未來世界，“不可能容忍一個擁有電報和電動機的成吉思汗”。
托氏預見到，他的祖國與東方和中國有某種命運上的聯繫，“有著一種內在的、心靈上的聯繫，它們應該手挽手走在一起”。
但是，這位不僅是十九世紀，也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預告者再次告誡說，俄國和中國這兩個偉大民族之間，“千萬不要以種種外交聯盟的形式中政府結盟的形式”結盟，因為任何結盟，都是喪失自信和別有他圖的結果。
聽誰的呢，同屬俄國民族，一位是民族靈魂的代言人，不僅終身致力於反對沙皇專制、農奴制和愚昧、黑暗，而且洞察人心，對人性的原罪、邪惡和暴力本能有足夠清醒的警覺。一位是淩駕於國家和民族之上的暴君。
歷史已表明，史達林主義給中國輸送的，既不符合中國歷史文明之道，也悖于世界主流文明之途，同時也為俄羅斯歷史所難容。
中國二十世紀的偉大朋友之一是印度詩人泰戈爾。
孫中山、宋慶齡、蔡元培、梁啟超都曾誠摯地邀請和歡迎這位東方首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華，胡適、陳獨秀、辜鴻銘、林語堂、瞿秋白、魯迅等人都對泰戈爾主義發表過立場各異的評論。
周恩來1956年訪印時還強調：“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熱愛，也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艱苦的民族獨立鬥爭所給予的支持。”
1924年春，泰戈爾在北京、上海、南京、濟南、杭州、太原等地巡迴演講。
中國國民黨剛剛召開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共兩黨在蘇俄撮合下實現了第一次合作，孫中山接受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中華民國”這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開始出現了經由蘇俄導入的西方激進主義思潮。
泰氏告訴中國東道主，東方確實“必須接受西方的真理，即使仰慕和讚美，也不為過”，如果拒絕西方，“我們的文明就會流於片面、呆滯、了無生氣”。
但是，泰氏與托爾斯泰一樣，希望中國不要盲目取法西方。
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又最苦痛的時代，各個民族都會先後從他們的“隱秘居所”走到人類這一共同世界中來，泰氏不無憂鬱地說，“人類的真正勝利還沒有實現。
今天，半人半獸的子孫在世界各個角落興起，其恐怖形式，比那些史前巨獸更富毀滅性。
人類正在逐漸地失去自由、人性和生活，強權和文明披著面紗以掩蓋其食人的習性，墮落和災難已經開始征服世界，人類跪拜在金錢和權力的偶像前。”
作為剛剛經歷了尋求“進步”的民族中的一員，泰氏憂心忡忡地告誡中國：
我不能相信地球上任何民族同時可以偉大而又是物質主義的，我有我的信條，也許你們願意稱為迷信，我認為凡是偉大的民族都不會完全受物質主義支配。種種自然的現像都含有妙不可言的消息，使我們感受到生命的內蘊的歡快，我不相信你們的靈魂是天生的聾窒。
我們東方人從不敬仰與死亡打交道的將軍，也不敬仰巧舌如簧的外交家，我們只敬重精神領袖，他們能拯救我們，否則，我們將要滅亡。
物質力量最終不是最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會摧毀它自身。
機槍和戰鬥機能使無數生靈喪失其下，而西方也會沉入其中，我們不準備步西方的後塵，去比較誰更自私，誰更殘忍。[作者注：泰戈爾，《在中國的談話·與學生的談話》，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泰氏從英國對印度兩個世紀的殖民歷史中看到，“衝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義的根源和核心。
人類歷史已經到了這樣的階段：有道德的人、完善的人，在幾乎是不自覺的情況下，越來越屈從於為這個政治的商業的人——只有有限目的的人，讓出地位。
這個過程借助於科學的驚人進步，正十分得勢，引起人的道德上的混亂，使人性方面在沒有靈魂的組織的陰影下，變得模糊不清。我們感到它像鐵鉗似的緊緊鉗著我們的生命根柢。”
泰氏是對民族主義這一“使全世界為之戰慄的魔鬼般的恐怖”最早發出預警的東方人。
他在《西方的民族主義》一文中指出：“民族的概念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最強烈的麻醉劑。在這種麻醉劑的作用下，整個民族可以實行一整套最惡毒的利己主義計畫，而一點也意識不到他們在道義上的墮落——實際上，如果有人指出，他們會感到非常惱怒。”
在訪問中國之前，泰氏在訪問日本時，曾以日本和亞洲人民“忠實朋友”身份，直言叩問日本：
全世界在等著觀看這個偉大的東方民族從現代手中接受機會和責任以後準備做什麼。
如果是單純照抄西方，那麼它喚起的巨大希望將會落空。
因為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提出了嚴重的問題，但是並未找到圓滿的答案。
個人和國家之間、勞資之間，以及男女之間的衝突；物質利益的貪欲和人的精神生活之間、民族的有組織的自私自利和人類的崇高理想之間的衝突；同商業和國家的龐大組織不可分的一切醜惡的錯綜複雜的事物與人類要求單純、美觀和完全消閒的天性之間的衝突——所有這些，都需要用一種還沒有想像得到的方式使之達於和諧。[作者注：泰戈爾，《民族主義·日本的民族主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他像告誡日本一樣告誡中國，一個國家突然驚訝於巨大的成就，從歷史角度看，這是非常危險的。
考驗將是嚴峻的，傲慢的沙暴會湮沒智慧的路徑，傲慢導致盲目，造成隔閡，埋下毀滅的種子。
泰氏的眼光似乎穿透歷史，看到今日中國的某些側面，“汙損的工程已經在你們的國度裡佔據了地位，汙損的精神已經闖入你們的心靈，得到你們的欽慕。假使你們竟然接受了這個闖入的怪物，假使你們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幾十年間你們竟然泯滅了你們偉大的天賦，那時候剩下來的還有什麼？……因此我竭我的至誠，懇求你們不要走錯路，不要迷惑，不要忘記你們的天職，千萬不要受那惡俗力量的引誘、誕妄的巨獸的叫喚。”
與托翁一樣，泰氏也對中國寄寓著深深的東方式希望：
你們是存在時間最長的民族，多少世紀以來，你們的智慧是堅信善，而非仗恃力量。
人類的文明正等候著一個偉大的圓滿，等著它的靈魂的純美的表現，這是你們的責任，中國應該在這個方向中盡你們的貢獻，凡是有圓滿品性的都屬於人類，我遠道而來，圓滿，這就是我感領到的中國款待遠客的恩典。[作者注：泰戈爾，《在中國的談話·與教師的談話》，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日本辜負了這位印度詩人和整個東方的希望，日本受到了可以被視作“天譴”式的懲罰。
作為亞洲第一個完成工業化和物質現代化的國家，日本的榜樣不僅是災難性，而且是悲劇性的。
直到今天，日本在道德和精神上仍然無力自拔，作為全球性經濟大國，仍然保持著文明侏儒的可悲形象。
日本的教訓絕非大和民族的單獨遺產。
日本明治以後奉行的狂熱民族主義、富國強兵國策和軍國主義，都在“文革”前後的中國社會閃現過其不祥的色澤，日本民族最慘痛的教訓，莫過於傲慢與狂妄。
一個崇尚物質與武力的民族，一個昧于文明、不諳和平、不尊重人道的民族，一旦因緣湊齊，就必然走上戰爭和毀滅之途。
中國人不應忘記我們的學生、仇敵和罪人犯下的彌天大錯。
作為二十世紀亞洲世界最著名的代言人之一，作為最先和完全被西方征服的偉大古代東方文明的捍衛者，泰戈爾曾對西方文明深致敬意，他用印度獨有的融宗教、哲學、詩和音樂為一體的文體，謳歌西方文明“太陽般”的輝煌燦爛。
有史以來，還沒有一位西方詩人對本西方民族表達過如此充滿人類高尚情感的情感，也沒有一位西方哲人懷抱著如此悲天憫人的聖哲之心：
我必須毫不猶豫地承認歐洲的偉大之處，因為它的偉大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情不自禁地衷心愛它，對它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這個歐洲，在它的文學藝術中像瀑布似的源源不斷地傾瀉著美和真理，滋養著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
這個歐洲，有一種力量無窮的巨人意志，正在跨越宇宙的高山和深谷，從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取得它對知識的尊重，運用它全部的偉大智力和心靈恢復病者的健康，解救人類的苦難，那些苦難直到現在我們都是無可奈何地在忍受著。
這個歐洲，正在使大地出產比它似乎可能出產的更多的果實，誘導或強迫大自然的偉大力量為人類服務。
這種真正的偉大必須在精神力量方面擁有它的動力。
因為只有人類精神能夠蔑視一切限制，相信它的最後成功，將它的探照燈照向黑暗的遠方。
在歐洲的心中，洋溢著最純潔的人類之愛、正義之愛和為崇高理想作出自我犧牲的精神。
多少世紀的基督教文化，滲進了它的生命的內核。
在歐洲，我們看到高貴的人，他們維護人權而不分膚色和信仰；他們在為人類事業奮鬥的過程中勇敢地面對來自種族的誹謗和侮辱，並且大聲疾呼，反對瘋狂的窮兵黷武，反對無情報復的狂熱或者有時將整個民族攫為己有的掠奪；他們隨時準備補救自己民族過去所犯錯誤，自豪地設法阻擋卑劣的潮流，這種浪潮橫流無阻，因為受害者的抵抗軟弱無力。
現代歐洲擔負著這種豪邁的使命，他們對自由的無私之愛，對不承認地理界線或民族私利的理想，都沒有喪失信心。
這些就證明持久的生命源泉在歐洲並沒有流盡，此後，它會不斷地獲得新生。
歐洲在慈善方面是至高無上的，在這方面它面向全人類；但是歐洲在邪惡方面也是至高無上的，在這方面它只面對自己的利益，用它全部的巨大力量，以反對人類中無限的東西和永恆的東西。[作者注：泰戈爾，《民族主義·西方的民族主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中國也許是西方思潮在東方和全世界的最大實驗場，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都在中國打下其鮮明的烙印，歐洲工業革命和現代科技革命正在推動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願托爾斯泰和泰戈爾的智慧、西方的成就和悲劇，都化為中國的精神導引。
五
每一代人都必須、也只能面對自己身逢的時代，每一個時代都充滿著獨特而亟待了卻的夙願和危機，絕大部分經驗都源自與時代潮流直接遭遇的歷程，無論厚古薄今還是現代自大狂，無論虛無主義還是尋神論，都不能拒斥時代的誘惑侵蝕，都力圖戡破時代的玄機。我們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它最為激動人心的前景是，經過五個多世紀的接觸，衝突、交流、融合。
與一個封閉、停滯、專制、落後、死氣沉沉的中國形象同時傳佈於世的，是一個神奇、高尚、美好、和諧的中國形象，這一形象甚至是歐洲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一則遙遠的啟示。
四百年前，利瑪竇就盛讚中國正是西方柏拉圖以來傾慕不已的哲人王烏托邦：“標誌著與西方一大區別的重大事像是，（中國）全國都由知識階層，即通常稱做哲人的人來治理，他們井然有序地掌管著這個國家，在事關對皇帝和國家的忠誠時，這些哲人一旦聽到召喚，其品格崇高與不憚危險和視死如歸，甚至超過將軍和士兵。”
這位歐洲早期傳教士尤其對孔子給予最高的評價。
在西方哲學家的命運是悲慘的，蘇格拉底死於非命，柏拉圖被西西里國王賣為奴隸。
而在基督誕生五百年前，孔子即以其高妙玄奧又樸實通俗的道德哲學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一種充滿靈性、藝術感和高尚情懷的人生。
孔子的智慧和道德生活遠遠比世界各國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聖。孔子開創的儒家道德哲學是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不朽準則，人民用以修身，君王們用以治國。
法國重農學派領袖魁奈曾發表《中國的專制主義》一書，批駁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有關中國的論斷，認為“中國統治者的專制主義和絕對權力被我們的政治作家大大地誇大了”。
而啟蒙運動的領頭人物們沒有看到“一個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榮，一直存在至今的國家”，是嚴重的失察和有失公道。
其實伏爾泰等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評價，是不會令中國人反感的，他稱中國人的宗教和道德簡潔、明瞭、莊嚴，不迷信，不野蠻，孔子既無興趣扮成一個有靈感的人，也沒有以預言家自命，他只推崇德行，不宣揚神秘主義，中國文化要比西方文化早得多，成熟得多，文明得多，中國在科學、醫學方面落後於西方，但中國不迷信，講求容忍、明智、寬和，尤其中國人厭惡狂熱，出自本能地拒絕絕對主義和極端行為，最值得西方效仿。
西方耶穌會士曾經抨擊中國哲學的無神論傾向，譴責中國人的偶像崇拜本性。
德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創始人萊布尼茲為此專門撰文為中國辯護，他嘲笑道“我們這些後來者，剛剛脫離野蠻狀態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真是狂妄之極！”
這位以發明微積分著稱於世、最富現代學意識的歐洲智者在《論中國哲學》中寫道：“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的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在中國，有一個極其令人贊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個哲學學說，或者有一個自然神論，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
羅素的睿智用於中國時，一點不遜色於他在《西方哲學史》裡對西方思想的分析，他堅信，從全人類的立場看，無論中國歷史曾經充斥著何等深重的專制苦難，中國文化的腐朽和過時多麼令人痛心，但是，中國可能造成的災難，“遠遠要比在歐美占統治地位的傲慢自大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災難小得多”。中國人發現並已經實踐了許多世紀的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夠被全世界接受，則將使全世界得到幸福，“而我們歐洲人卻一味要求奮鬥、掠奪、無休止的變革，不及貪得無厭。如果我們不能夠學到一些東方智慧——正由於那種智慧，我們才藐視它，那麼導向破壞的效率只能以毀滅而告終，我們的文明正走向這一結局。”
無論把中國看成世上天國般的烏托邦人間樂園，還是定為東方絕對專制主義的淵藪，無論“中國崩潰論”，還是“中國威脅論”，無論出於何種動機、企圖，都是中國的真實寫照，都是中國自我認識的辯正因緣。
應該承認，自古希臘哲學和基督教彌賽亞救贖精神問世以來，西方精神總的氣質是客觀、理性的，其心理傾向和文體風格是科學、實證和公平的。
而中國性格最可詛咒的品性便是虛飾、病態自尊（出自專制主義訓育出來的自卑和奴性）、對真實和真理的冷漠、怯懦，道德上的虛無主義。
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統治，中國更為古老的農耕文明傳統，中國“焚書坑儒”的可怖可恥行跡，中國歷久不衰的人文主義潮流和君子之風，中國反復遭受亞洲腹地蠻族入侵和統治，孔子及其後學篳路藍縷的求道精神，都是這片時空相反相成、此消彼長的歷史共同體。
西方智者提供的正是一幅完整的中國歷史譜系，是中國求之不得，受之有惠的民族生命診斷書，是命運對中國的大恩典、大惠顧。
1966年，中國正陷於“文革”浩劫中，羅素在為《中國問題》重印本所作序言中稱，他1922年訪問中國得出的觀點沒有任何改變。
他堅持認為，中國天然是一個世界問題，就因為其人口占人類四分之一這一點，也是如此。“全世界都將受到中國事務進展的極大影響，無論好壞，在今後兩個世紀內，中國狀況的發展將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羅素從世界歷史進程指出：“中國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實體，還不如說是一種文明實體，一個唯一倖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來，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包括羅馬帝國，都消亡了。但是中國以持續的進化生存下來了。它受到了外國的影響——最先是佛教，現在是西方的科學。但是佛教沒有把中國人變成印度人，西方科學也不會將中國人變成歐洲人。”
按孔子的思想和辦法，任何外來文化，夷狄蠻族也好，西洋文明也好，都能按照儒家“化成天下”的原則而“中國之”。
但是，危險和陷阱一直在中國面前，羅素堅信，“假如中國人能夠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將能夠在其自身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發展，並產生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
羅素告誡說，但中國的偉大前途只有在避免了兩種相反的危險後才有可能實現。
第一種危險是，中國被“完全西化”，迄今為止他們所具有的民族特性被全部磨滅。
世界只不過多了一個“不知疲倦的、精明的、工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這些國家正在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應該稍加引申的是，從“打倒孔家店”到“走俄國人的路”、“以俄為師”，到“文革”“與傳統徹底決裂”，中國事實上一度走上被西化（“俄化”）的歧途，其啟示錄般的景象可謂“殷鑒不遠”。
第二種危險是，抵抗外來侵略的時候，中國“也許會被逼到一條除軍備以外，在各方面都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道路上去。這已經在日本發生了，在中國也很容易發生。如果中國不進入軍國主義的行列，他們可以創造出一種真正新型的文明，這種文明比我們在西方所能創造的任何一種都好”。
文明的生存和湮滅，一直是我們星球上的歷史－精神奇觀，一種偉大文明，其“優秀的富於創造性的少數人”如果淪落為“強悍的統治者多數人”，該文明就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
文明的死寂、國家的隕滅、民族的墮落，永遠是自殺，而不是他殺或幾個他者的合力謀殺——對於中國文明，尤其如此。
湯因比大概是最能夠從歷史使命高度為中國文明做出正面預言的西方歷史大家，中國人從中看到的，是完全不帶種族和文化偏見的西方經典精神：
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可能是中國。
實際上，中國兩千兩百年以來，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是影響半個世紀的中心。
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共同自殺之路，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
中國人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上文化上團結起來，這是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日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有資格成為實現統一世界的新主軸。[作者注：池田大作、湯因比，《展望21世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1版第295、296頁。]
湯因比馬上補充道，“不論怎樣，中國也是用強大武力完成統一的”。今後世界的統一方向，“不是像中國那樣採取中央集權的作法”，而是採取各國以平等的立場和資格進行協商這種“聯合的方式”。
從這種意義上說，與其說中國是中心，不如說那裡有某種啟示作用，而“歐洲共同體的嘗試，大概能真正成為全世界的楷模”。
中國在經濟和物質甚至軍事力量上持續強大，中國在精神、道德和思想上的持續低迷，大概是二十一世紀最令人觸目的世界性事變。
正是在中國力量持續對世界事務施加影響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世界責任也勢所必然地成為全球性事變。
所有真正關切中國命運和使命的男女都必須作出抉擇，所有這些抉擇將共同推動中國走向未來。
一位才去世幾年的中國哲人兼智者，在其八十高齡，超越二十世紀的大限，頓悟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特殊使命：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原則上相信，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中國哲學，能夠給當今中國的文化危機和全球的文化危機開出一條最好的解救的道路來。
在我們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時候，中國不會是孤立的，因為這正是全世界都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候。
我們只希望中國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夠建立得比較早一點，能夠對人類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類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較大的貢獻。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中國哲學的精神是“和”而不是“爭”。
雖然，實際上大化流行的過程中不可能沒有競爭以至廝殺，但是中國從來追求的是“和”，而且總是從“爭”中看到“和”。
因此，就是到了中國文化確實足以領袖群倫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進世界上各個民族、各種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學習，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會是因為受了一百年“西風壓倒東風”的氣非要再來個“東風壓倒西風”不可。
只有“世界大同”、“天下為公”才是中國文化的真精神。
——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中國真有一天實現了現代的願望，成了世界頭等富強的大國，也還是要繼承中國古人所豔稱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態度。
這種態度確切地說是協和萬邦的態度，是今天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中國真正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是未來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膠合劑，是足以改變這個世界自古以來服從的“武器先進者勝”這條規律的置換體。
西方是可以取代的，只要有哪一個或者一群國家真能做到“言為世則，行為世法”！
——李慎之：《中國應取什麼樣的風範》
每一代人都必須、也只能面對自己身逢的時代，每一個時代都充滿著獨特而亟待了卻的夙願和危機，絕大部分經驗都源自與時代潮流直接遭遇的歷程，無論厚古薄今還是現代自大狂，無論虛無主義還是尋神論，都不能拒斥時代的誘惑侵蝕，都力圖戡破時代的玄機。
柏拉圖身邊雅典神廟廊柱間的微風與孔子眼前的沂河逝水並不只有形態的差異，它們喚起的是迥然不同的人生感受。
儘管古希臘哲學家憧憬的是尚未來到而勢所必至的理想之國，中國聖人懷念的是早已消殞的大道，而他們念茲在茲以至生死與之的，仍然是己身所屬的時代。
我們都是時代之子，時代是每個人終身的繈褓。
日月星辰的升降運行，春夏秋冬的周而復始，都會在某一個瞬間觸發我們與生俱來最純粹的驚歎、讚美、敬畏和感戴之情，惟有時代的清流濁水能把我們帶到彼岸或遺棄在荒野孤島，時代是我們的宿命。
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在兩代人時間裡經歷了世所罕見的政治迷狂和經濟發展，積累了如此之多的精神創傷和物質膨脹，引起了如此之多的側目、驚愕、嫌惡、歆羨、怖悸、效顰、置疑、逢迎、遏制；沒有哪個民族像中華民族一樣，臣服於夢魘般的現代偶像崇拜後，如此疾速地轉向道德虛無主義和拜金主義，數以億計的生命對財富、感官、享樂和一切世俗“成功”的欲求被刺激到人類社會不曾出現過的程度、規模；沒有哪個時代像今天一樣，各種衝突、矛盾、隔膜、危機，文明、野蠻，古舊、現代，貧困、富裕，落後、發達，專制、民主，封閉、自由，群盲、精英……幾乎在一切領域都充斥著無數悖論；沒有哪個時代像今天一樣，不僅決定著一代人的安危禍福，而且承載著無數代人的期許託付，影響著未來若干代人的生存和意義，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這一代人一樣，面臨著中國和世界都不曾面臨的情勢。
我們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它最為激動人心的前景是，經過五個多世紀的接觸，衝突、交流、融合。東西方正在突破奠基於兩千多年前軸心時代的文明範式，走向一個建基於經濟、貿易、科技發展之上的物質全球化時代，並且勢所必然地走向一個價值、藝術、文化、理想，融會了所有民族特性的精神全球化時代。
亨廷頓等西方智者已率先對“冷戰”終結後的世界做出了分析和預判，其中關於世界前途的冷靜而深刻的分析，以及悲觀而陰鬱的預言，包含著西方基督教以來兩千年間特有的末世悲情，其對人類建立共同價值的可能性所持的深刻置疑，雖則體現出西方不朽的理性精神，卻未必是對人類前景的真實寫照，更不應不受討論地成為籠罩世界的主流思想。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國古代思想的高明莊嚴，正在被世界歷史證實。
從世界歷史視野看，我們正處於人類共同文明的初始階段，曾經從列國並爭、諸子烽起的春秋戰國時代昇華、結晶，被秦火焚燒、被異族統治卻一直潛存於中國精神生命之中的東方智慧，也正從“花果飄零”的絕境走上“返本開新”的新路。
2006年12月5日，華裔美國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榮膺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奇人文社科終身成就獎，他以《我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追索》為題的答獎詞中指出：
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同的價值和人類尊嚴。
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
我們分明看到，站在當今世界最高文化榮譽獎台背後的，還有從孔子到陳寅恪，從莊子到胡適的全部中國精神先賢，中國不僅是一種世界物質力量，中國更是一種世界精神力量，中國不僅賦有自我拯救的天然權利，中國更有與人類共同獲救的神聖責任。
中國又來到思考和討論自身道路、前途和使命的時候了。
“世界末日”已被推遲，2013年新年如期蒞臨，連重慶這座雲橫霧縱，被薄熙來、王立軍整治得烏煙瘴氣的山城，都陽光初露，天青水碧，昭示某種我們睽違已久的天意。
我謹寫下拉雜文字，預告中國的破曉時分。
—— 原载: 上海《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