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王康與劉賓雁通信錄

作者:王康、劉賓雁

劉老師:

小雁告訴我,您身體精神很好,這是最令人鼓舞的消息。

這兩年我認真思考了一些問題,簡要地向您談談。

中國統一問題可能是今後若干年內最重要的事项。當然這種統一決不再是如秦漢明清那樣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也不簡單地是如北伐和抗日那樣國共兩黨的“合作”,而是在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中國具有現代社會制度並成為國際社會的負責任的成員的重新建設,這些條件主要有:

1、大陸十年改革帶來和造成的現代民主意識;

2、大陸東南沿海與內地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不平衡;

3、大陸占總人口不足4%卻占國土1/6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的潛在衝突;

4、中央權力歷史性的衰落與地方權力不可扼止的增長的矛盾;

5、台灣經濟、尤其是民生演變(包括台獨運動)對大陸的影響;

6、1997、1999年港澳回歸祖國後對大陸的縱深影響以及對大陸與台灣關係的影響;

7、俄羅斯在若干年後與東北地區的地緣關係;

8、以美國、日本為首的亞太國家對中國未來統一問題的關注形式;

9、大陸政治老人對統一問題的心態和能量;

10、中國知識份子(主要是海外知識份子、國內學術界和“第三代”知識份子)對統一問題的認識程度和參予程度。

也許,與蘇俄帝國的解體不可避免,從歷史角度看是根本的進步一樣,中國恰恰需要以走向新的大統一來解決自身的問題,當然這種統一的性質、過程、方式和目標只能有待於中國人民的合力選擇,但它肯定會大大改變中國的現狀,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恐怕是如何將一個多世紀以來民族主義的內在動力與人類進步潮流的正面結合,這對中國和世界都是分外重要的。

反之,如果中國不走向一種在民族主義基礎上的、聯邦的和民主的統一,則很可能陷入內戰或內亂,中國歷史將倒退若干年,並對亞太地區和世界造成混亂。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和人民價值觀念的現狀,社會震盪將是啟示錄式地劇烈可怕的。

可以預期,一旦國家統一問題成為公開話題,中國人被壓抑多時的歷史政治熱情將會迸發而出,因而,目前就有較為成熟的思考和討論是十分必要的。大陸知識界現在不可能正面討論這一問題,但為期也不會太遠了。

如能在海外形成一個更大的聲音,並有一專門研究和討論中國統一的刊物,則是中國的幸事。

和平演變是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和國際社會的唯一和最少震盪的方式。尤其是把“現代性”理解成經濟發展與人的需求、社會發展理解成人的保障、政治發展理解成人的解放與共處,並考慮到法律體系和社會具體工程的積累性和連續性,那麼應當承認,即使在專制社會裡,現代性也可以得到發展,這種發展當然是非暴力、和平遞進,改良、嬗變和數量取勝的性質。嚴格說來,和平演變首先就有利於專制統治者,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他們的理解力、想像力和歷史責任心的最低程度的檢驗,和平演變從歷史進步的方式上根本結束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種以權力為目標、以土地為中心的武裝鬥爭方式,它植根於中國現代化自身的性質之中,同時也是對以往暴力手段的歷史性揚棄;在深層觀念上,能真正改善一個世紀來,尤其是1949年來中國人的歷史觀和進步觀,緩解中國社會的重大危機,提供一個新的有希望的社會發展的整體哲學。和平演變的最大受益者,當然是人民,您曾經有過許多思考。

中國的文學藝術是轉向中國人現狀和命運的時候了,“文以載道”應當成為新的藝術標準,中國文學藝術家對中國人所負責任是無可脫逃的,這是中國作家的大幸而非大不幸,是中國文學藝術走向世界、創造二十一世紀中國新文學的基礎。西方現代藝術及其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已成枯竭之勢,而俄國作家很可能重新成為中國作家的同志和兄弟。中國文學藝術何去何從,這在文藝界內部就從未解決,應當說是有負於中國歷史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家確實應當是民族的“馬”,十數億生靈太需要如“戰爭與和平”、“古拉格群島”一類大作品了,中國人在內心精神上的虛空和混亂是最令人憂心的情況。我看到在奧斯陸復刊的《今天》,為其喪失中國詩人本質的選擇深感失望。

歷史宿命論、新權威主義和單純經濟決定論以及虛無主義是中國人精神發展上的四大迷誤。其中經濟決定論因有其相當合理性,但我擔心它更會導致權力經濟和中國人過早的、畸型的商品意識,在政治結構繼續強化的條件下,經濟目標會使市儈庸人哲學更為氾濫,而使中國人亟需要的理想、道德和價值追求更為萎縮,這根本上恐怕更有利於現代極權主義,而不利於中國社會的真正進步。

六四以後,尤其是蘇聯解體以後,中國問題事實上已成為世界性的問題,時間對於中國和世界都越來越重要。只有把中國問題放在世界範圍內,從這一角度反觀中國問題,才可認清中國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生活在大陸的人可以感覺到經濟發展背後當局的新世界觀和世界戰略眼光,一當中國政治權力以某種方式完成新的變異,一個第五羅馬、亞細亞式的大帝國應運而生,西方和世界將重新面對冷戰,甚而比冷戰爭更危險的危局。

劉老師,生為當代中國人,就得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是您身上早已體現了的品質。劉亞平女士已轉達您的意思,我慎重想過後,覺得是否能推遲安排。

近期與二、三朋友商議,先去南方數月(或數年,允洲等也已到海南),以便有一相對安寧穩定的小環境做些實事。這兩年多輾轉遷徙,難以長久維持,也難以盡責。

此事可能否,盼空時示之。可直接寫信到:(略――編者)   

好,就寫到此,祝您與朱老師

大安!   

W.K.

2.8.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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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康:

手稿(指王康1988年著《劉賓雁與當代中國》——編者注)傳來,先是“亂碼”,設法解決以後,由於原稿無頁碼,印刷中又不慎落地,又由於註腳與本文界限不清,很難整理成序。其間一度輟止,我的“書房”又太亂,現在手頭僅有四十餘頁(目錄應是六十餘頁),但從章節看又似乎全了。總之,很不順利。但我仍然非常高興:這是迄今我所見到的有關我的文章、著作中最深刻的一部,我本人也受到啟發,比如 於“人妖之間”,我就一直未從權力這個角度看 。

今天只能初步寫幾點想法。待細讀全文後,也許還能說得詳細一些。

這部著作對於今日中國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對當代中國的論述。就我所知,還沒有人寫過這樣一本書,而這個主題如你的許多思想,對中國中青年人認識眼前的中國以及1949年時的中國何以會蛻變成今天這個模樣將大有幫助。

1979年後中國知識界的分化,在你1988年寫此書時尚不明顯,我卻已有察覺。知道林賢治這個人吧?他在《書屋》(2000年3月號)上的長文“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中對於作家、特別是五七年右派作家的分化有精闢分析,可供參考。王蒙所代表的那支力量,是從“改正”那個時刻起便決心走另一條路了。我看過幾本當代文學史的同一主題的論文,大都態度曖昧,含混其詞,唯獨這一篇最徹底,深刻。我認為89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識份子放棄責任造成。……(此處略有刪節--編者)

你寫到五七反右時,對於毛的謀略暫時擱置未寫。現在,“引蛇出洞”早有預謀一事已成定論。那是他在延安整風中和後來1959的廬山會議上都用過的一招。近讀幾本有關胡風的書,發覺過去我們對55年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一事及其後果完全無知。有胡風及其同道在,中國三十年文學就不會是一片沙漠了。我覺得,無論反胡風反右派,毛都另有所圖。1955年,是為了震懾以鄧子恢為代表的反對盲目加速農業合作化那派力量;1957年則因毛已有搞“大躍進”之意,反右是為了掃除這方面的障礙。無論如何,以毛那樣一個實用主義者,對於胡風一小批文人完全不必採取那樣野蠻的和不顧起碼信義的手段,右派也完全不必打那麼多(1962年毛反對對右派甄別,就是因為他明知冤枉者太多,一平反他就難堪了)。為的就是做給黨內反對派看——果然很靈。

1979後我的行動,端賴人民大眾的支持(包括黨內同情者),而這又是文革帶來的巨變。你本人和你同代人(乃至更年輕的,如,何清鏈,文革時不過十四、五歲)文革中的覺醒,我認為是1949年以來最重大的變化之一。也不僅是“知青”,我見到不少工人、農民、下層幹部,同樣擺脫了奴性,有了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蘇聯、東歐(也許波蘭除外)就缺乏這樣一支平民反對派,全是知識份子,且是“精英”,遠離工農。Sakharov(編注:萨哈罗夫)和他夫人便是極端自由主義者,反對戈巴契夫的勁頭很足。我自知從來不是個勇者,也非你這樣的智者,79後堅持走下來,並非由於不怕犧牲,而是“起初心地單純,不覺得有何危險,而當危險出現時,已發現我背後的力量可以依恃,這才繼續走下來”。

1985年很重要,世人只知1981、1983和1987三次逆流,其實85這次反對改革的反攻更強大,只不過未採取運動的形式而已。那年三月(?)胡耀邦被逼得發表了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交出了已爭得的全部新聞自由。改革派主將項南、雷宇被撤職。從事經濟改革的中、下層幹部紛紛受審、下台甚至入監,中紀委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對我進行長時間的全面審查。人民日報發表我的《三十八年是與非》後,陝北幫大興問罪之師,逼得胡耀邦一個月不敢開書記處會議(因為一開就必定要討論我的問題),最後還是不得不讓步,說了幾句於我不利的違心的話,還要習仲勳出面以違背事實指我有錯的方式向陝北幫求和。《第二種忠誠》在那種情況下能問世是很難得的。1988年在美國的有些知識份子認為“劉賓雁到1985年還提倡‘忠誠’,保守到什麼程度!”劉曉波、陳軍擬於89年春在New York召開“劉賓雁現象討論會”批我,放出的流言是“劉賓雁是在待價而沽,隨時準備投降中共”。他們不懂中國國情,不能理解在那個時候以“二忠”方式反對中共是最有效的,也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中國是索爾忍尼辛無法存在的國度;“打倒中共”連平民反百姓都難以接受。

1985年,報告文學已難發表。對於文革20年,我也只能以寫西德的方式提醒大家反思。無計可施,我才在《文匯月刊》上發《我的日記》,因為可以繞開“凡批評稿件必須經被批判者上級審閱,本人過目”的難以克服的障礙,又把有些事情捅出來,或使有些人的處境有所改善(也真起到了這個作用,為鞍山三律師,朝陽文化館被逼婚的姑娘等)。

“二忠”中提倡的那種精神,是我1952—57年在中國青年報工作期間就極力提倡的。那時是發動青年工人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到很多工廠找這類人物,結果只報導了一、二人。原因是國營廠礦青工幾乎全是農村來的,生活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有這種精神。“干預生活”口號我是1954年從蘇聯引入的,但我在精神上、心理上亟欲對周圍世界有所影響的意願卻早已有之。也許可以說這同胡風40年代在文學理論上所提倡的那種“主觀戰鬥精神”不謀而合。而這恰好是毛澤東所敵視的——他要你出大力、死賣命,但不能自發、獨創,尤其不能有懷疑和叛逆精神。1958年我已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山西農村,人民日報一日轉載了北京日報社論“共產黨員必須作党的馴服工具”,我讀後心中很不舒服,幾日悶悶不樂,覺得那樣的話人生還有什麼意義!文革期中四人幫為什麼年年五月都要紀念延安文藝講話周年?猜想一是由於毛對知識份子的貶損,一是奴錄主義吧——從文藝到生活。

1983年(?)人民日報記者部主任林鋼同志出於好心(他也是五七難友)讓我採訪張海迪,朱伯儒,說“也好改變一下形象——他們老說你只寫陰暗面”,我本來對這種先進人物是沒有興趣的,但採訪中發現也還有些可貴的東西:我有意強調了張海迪身上那點“異端”色彩,如朱伯儒與雷鋒之不同(我特別徵求過他本人的意思:你做好事,是在和雷鋒不同的時代,有些事分明就出在地方黨委門前,本該他們管的,因而——你是否時常是蹩著一口氣在做好事?他完全同意),那兩篇東西是張、朱在寫他們事蹟的文章中最滿意的。我更喜愛的人物還是《孤雁失群記》的主人公及他的同情者,以及其他敢於抗爭的人物。最後一位,是我出來後1988年1月號《人民文學》上發的“一次無效採訪的報告”中所寫的王福錦。

聽朱洪說你已遷居,E-mail號碼也變了,此次朱先生來證實果然變了。能偶然結識朱君,是一幸事。他常往來于大洋兩岸,我可以多聽到些你的消息了。此次帶來你的又一部電視作品,我還要過幾日方能欣賞。

順便問你:關於胡風,我手頭有梅志的《胡風傳》,萬××的《殉道者》和林賢治一文。寫他的書有多種,你覺得哪本最好?還有什麼其他好書?我可以讓女兒買來。

也許已告訴你了:我去年就該完成的一本書,剛剛動筆。是透過我一生經歷(不是自傳)寫1949年以來中國、中共何以會以及怎樣淪落成今日這個樣子的。工程浩大,計畫、提綱(思想)多次變動,我一邊學電腦漢字輸入,一邊想一邊寫,打字速度居然進度不慢,甚是欣喜。    美國歷史學家Hobsbawn的20世紀史——“The Age of Extremes”,中國譯為“極端的年代(世紀2)”很好,不知你讀過否?奉勸一讀。

我的E-mail地址更變:(略――編者)

新年/春節快樂!

你的信不在手邊,寫了這些,也不知是否你所需要。有何意見、要求請隨時告我。

賓雁

0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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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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