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以“救贖、悲劇與啟示”的醒目標題，發表了王康關於俄國革命的長文。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章，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改變了中國命運的俄國革命最新的理解與反思。文章深刻地指出十月革命源於“俄國自命的彌賽亞救贖意識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之間的‘歷史張力’”。“從彼得大帝以後歷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規模都遠遠不能填補俄國知識精英和普羅大眾對現實和歷史道路的幻滅感”，“無論貴族還是貧民知識分子，孟什維克還是布爾什維克，都痛苦而憤怒地面對著一個巨大現實，即以沙皇專制，農奴制和國家控制的東正教為支柱的俄羅斯帝國從來沒有真正體現過基督教真理，俄國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終極意義上的救贖。”但是，俄國革命的悲劇就在於，它一方面喚醒和解放了俄國人民的巨大力量，同時又再度背叛了俄羅斯彌賽亞救世主義。

     在王康看來，十月革命出人意料地收場，也給俄羅斯和全人類以珍貴的啟示，十月革命“偉大、神聖、終極性的目標雖然被背叛，被嚴重變形，被手段取代，但是並沒有被完全滅絕，相反，作為一種莊嚴崇高的歷史承諾，它一直潛藏於歷史之中，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的最後的監視器和防波堤，它從暴力、謊言和鮮血中拯救下來的救贖精神和道德遺產，已經並繼續成為俄羅斯靈魂復活的新基礎”。

    這一結論很自然地令人想到，因效仿俄國革命而獲得政權的中共，究竟從十月革命的意外收場中得到何種啟示呢？不久前結束的中共十七大，胡錦濤突出強調的一個政治信息，就是要堅持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這是否說明中共革命對中國人民的崇高承諾，也如同十月革命的歷史承諾那樣，仍然制約著中共的選擇呢，還是說明中共的領導人真正堅持的只不過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版的社會主義，將不擇手段地維持一黨專制？

    胡錦濤可能從來也沒有認真地面對過這個問題，他有意地保持著一種“戰略性的模糊”，以便把這個難題留給繼任者。但是，他真的能在任期內回避這個問題嗎？現在看來很難，因為中國已經明顯地進入了王康所說的“公開信時代”。在鳳凰衛視的講壇上，王康講述了俄羅斯歷史上前赴後繼，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公開信，他把這種烏托邦精神的公開信出現的政治時代，稱之為“公開信時代”。公開信時代的實質，就是老百姓和平民已經不能接受統治者以舊的方式繼續統治下去，也越來越不滿意統治者的改革步伐。於是，一些文人以打破常規的溝通方式，激發社會對現狀的自覺和不滿。

   十七大一結束，就出現了安徽政協常委汪兆鈞致胡溫的公開信，立即引起連鎖反應。中共雖然能夠在網上實現一定的控制，但是，在各種媒體上，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在以各種方式，傳達類似“公開信”的信息。王康關於十月革命的文章，不過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各種公開信之一。

   打開周日的“南方都市報”，整個第二版，從社論、街談到來論，三個欄目無一不劍指政府對公共權力的壟斷。社論批評的是政府調整法定節假日，取消黃金周的決策過程，在征求民意方面的虛偽，“街談”則批評政府保護網絡服務的壟斷，“來論”則涉及北京遷都之議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過度集中。

   這些借題發揮的議論與政治公開信的相同之處就在於，它們都不可能改變當權者的行為，卻能夠有效地加深知識分子和民眾對現狀的幻滅感。中共當權者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但是，他們雖能封鎖正式的公開信，卻無法阻止“公開信時代”到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