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野夫編輯： Allen -, 2020年6月30日
一2020年5月27日下午四點半，得到確認消息——王康兄終於走了。
我點燃一支煙，吞吞吐吐，魔怔一般面無表情。我似乎沒有太大的悲傷，又彷彿陪他一起如釋重負。他在這塵世活得太辛苦，又已經在彌留期好些日，前些時整個世界還誤傳過他的死訊。這一次，他是真的撒手塵寰了；我認為我們終有一別，更覺得其實我們，早已完成了訣別之禮。到此刻，物傷其類的哀痛，大抵都徒余默默了。
王康長我十三歲，我們一直叫他老康。其實，六年前的現在，我們已經有過最後一面的握別。那是在華盛頓機場，他和鄭義夫婦驅車前來，送行我和幾個朋友。他和鄭義都是鬚髮雜霜了，我們很稀有的各自擁抱。我對他們說——流放者終將歸來，到那一天，我定會在某個機場，列隊迎接你們。
那一刻，幾個老男人，彼此忽然眼酸泛紅，鄭義兄動容地背身哽咽。我並不知道再見何日，權當縈懷一個信念耳。而心底其實更多絕望——也許重逢無期了。那一年，我所處的世界已呈兇相；我深知此後不僅他們欲歸無計，恐怕還有更多的橫議處士，將不得不乘槎浮海，背井離鄉……
二那時的鄭義兄已經去國24年，這位1980年代初就已名滿天下的作家，再也未曾踏上故土一尺。而老康，當時還只是合法出境，延期滯留而已。那幾天的朝夕相處，我們像一群頑童般開心，似乎從未有過這種樂土上的自由燕聚。我們一起自駕去葛底斯堡古戰場憑弔，去阿靈頓烈士墓園致哀，去陳納德將軍墳前獻花……一望無垠的死亡啊，我彷彿在其中看見了未來的我們。
那時的重慶有司，遠觀他在彼岸的各種活躍和訪談，似乎還是想要打斷他的遊興的。他們托他的故交密友帶話——現在回鄉還來得及，大抵還能免罪於當局。當然朋友中，慰留和勸返者皆有，我則是不置一詞。乃因我深信，他這一生，生死殺伐，都是他自行決斷的。事實上還沒有一個人，真能影響他的抉擇。他那奇特的腦容量，足以供他做出對自己的刑判——流亡還是流配——對他都不是一個需要太多困惑糾結的問題。
果然，那一別未久，我因參與甲午祭奠而被邊控和禁書，再也未曾去過彼處。而他，則因不聽有司反覆警告，堅持要操辦抗戰勝利七十年《浩氣長流》的畫展，而再也不能回來。辦完這一件大事之後，他彷彿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就像長途跋涉的行者，遙望終點之後的鬆懈。他的身體開始出現故障，癌細胞悄然攻陷他一直堅挺的軀體。之後是漫長無涯的手術，放化療，直至擴散。在養病的間隙，那些無人分擔的疼痛背後，他獨自開始了地下室的美術創作。
這期間，我們有過一些問候和對話。他對死亡的超然態度，早已不是我要擔心的話題。正如他言，他是不留退路的人。也絕無所謂塵俗的後事，需要向朋儕吩咐。我們都是涸轍之鮒，更無相濡以沫的能力，甚至也沒有時間了。我只能遙望著他一天天老去，直到老進塵埃。
三一個畫展，何以如此重大，重大到需要動用國器的力量來干預？乃至於將決定他路斷人孤的暮年。
那我先從巨幅國畫《浩氣長流》講起。老康的一生非常複雜，他生長於重慶的書香世家，對這個城市有著異於常人的深情。他註冊成立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就在沙坪壩一個高層破爛大廈的狹窄蝸居里。除開幾個同輩志願者之外，幾乎沒有一個員工。大約是2005年前後，他已經完成了《重慶大轟炸》《抗戰陪都》《盧作孚》《中美西部開發啟示錄》等專題片，還搜集整理出版了五冊《抗戰歌曲集成》。而這些原本應該由政府操辦的事，卻一直是他這伙「老操哥」自費完成的。
他們突發奇想，要用一組巨幅國畫，來還原中國抗戰的真實歷史——這意味著要基本顛覆當局關於這段歷史的虛假敘事。老康原非畫家，但他是重慶文藝界的民間大哥，只有他擔綱，才可能找到人與資金，來完成這一盛舉。果然，他振臂一呼，重慶美術界的國畫名師，無不景從。
他們最初只是想要創作一幅兩米高三百米長的作品，所有的畫家沒有潤筆，自帶乾糧參與。老康要負責整體策劃，命題及分配任務，以及最後審稿，還要租借巨大畫室和籌措宣紙及顏料。這件事有多難呢？簡單說吧——僅僅特製的兩米寬的宣紙，反覆修改到定稿，都要幾十噸。
老康幾乎是個一文不名的人，但他的同學故舊及門生，多有一擲千金者。聽說他要做這件大事，許多義人紛紛解囊相助。哪知道他親自帶領的歷史考據小組，挖掘扒梳出來的抗戰人物和故事越來越多，畫幅也只好越來越長了。這意味著，資金的缺口也越來越大，兩三百萬已經無法打住。
某日，一朋友來說，有一位企業家很想跟老康吃一餐飯，然後捐助四十萬。於是擇日坐下，相談甚歡，錢袋子就放在桌邊。企業家大約微醺放言——從現在中國的發展來看，那一年的鎮壓還是很有必要的。老康趕緊打斷，哪知一會那人又放厥詞，但見老康直接掀翻酒桌，怒目裂眶，指著那人鼻子說：拿起你的錢，滾出去。一場好事就這樣不歡而散，連帶中間的朋友都十分難堪。
這就是王康，那正是他真正發愁的時候。我常捫心自問，我能如此決絕嗎？換成我，也許微諷一笑，糾正幾句。看在其人還有向善的意願，收下這筆贊助。但老康是絕不苟且的，尤其在六月的話題上，他的孤耿如初，孤憤也是恆久的。
四2009年之前，這幅巨畫已經基本成型，獲得彼岸連戰主席的親筆題籤——浩氣長流。而且已經有包含陳香梅等在內的各路名流，前來觀瞻和壓印——每一方篆刻印章，都是巨大砂石刻就。最重的兩噸有餘，最輕的也得四個大漢抬著，請貴賓跪下扶正蓋上。那時，這幅畫早已接近九百米長，還需購買特定的裝裱機，才能完成竣工。老康邀請多名畫家，費時五年，畫了一千多個人物。他們第一次發掘出抗日陣亡的國軍將領240人，共軍將領2人。可以說，僅憑這個畫作，就足以一目了然地對抗戰史正本清源。
可以想像，這樣的作品還能在中國正式展出嗎？老康是那種一意孤行的人，很少有人真正清楚——他為什麼要搭盡自己的年華血汗和財力人情，來費力不討好地做這件大事。連那些參與的藝術家們，也都不一定明晰這件作品，將來究竟有何作用，誰來收藏。老康對陪都文化的研究和整理，製作出那些政論片專題片，再創造這一空前絕後的巨畫，難道僅僅是一些家鄉情結嗎？
他對這幅巨畫的題籤，可以窺見他的心跡——「東方西方，人性攸同；中國世界，希望未絕。史魂畫材，一體無間；天道好還，世運可期。本畫向天地立項，待歷史審閱。經冬越春，歷夏入秋。沉潛磨洗，靜繪默制。藝術與良知款通，性靈與汗青遇合。心緒浩茫，動心忍性；勞苦困頓，夙夜匪懈。相忍為國，自我變法；既靠人助，又獲神啟。恆兀兀身形憔悴映長卷，倏忽忽心香慷慨起鴻圖。聊傾赤子寸心，終成史詩國畫，又見浩氣長流。」
我最初也不明白，他何以非要兩手空空地組織這一行為——這更像是一個行為藝術作品。其中的苦澀艱難，詳見韓子渝先生大著《巨畫的誕生》。我見他躊躇滿志而又走投無路，如此巨作若不能展出，則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我給他提議說，可以運到台灣去首展。台灣中華文化總會的秘書長楊渡，是我多年的好友，我想請他玉成此事。老康一聽大喜過望，說這正是他深心所在，最願成就的夢想。
於是我把阿渡伉儷請去了重慶，與老康的團隊全部見面，瞻仰部分畫作。他們也是一見如故，當即談妥，阿渡回去稟報劉兆玄會長和馬英九總統，爭取2010年十月在中山紀念堂首展。老康這邊負責運達，阿渡那邊負責當地的一切布展，以及邀請嘉賓和文宣事宜。阿渡還提出，抗戰史不能沒有台灣內容，從台灣被清朝割讓開始，台灣民間的抗日就不可忽視。老康又再請畫家，日夜加班近半年，急補上幾十米的「碧海青天」台灣抗戰長卷。
五裝裱完成的畫作，重達十幾噸，兩米多高的捲軸都是幾十個。要想運抵台灣，需要陸運海運的大型貨櫃，這又不是可以走私完成的事情。而且如此涉及兩岸意識形態和歷史觀的作品，沒有當局的正式批准，怎麼可能出關。我問老康如何解決，他說他只能求助於他的那位「神秘朋友」了。
這是一位公開身份乃商人的中年人，來自於北方，在薄熙來時代的重慶，確實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但他為人處世又極為低調，談吐不俗，溫文爾雅。我不便多談他，老康身邊不少朋友，也是熟悉此君的。他隨薄熙來而出現在山城，就託人要結識老康。一見如故，彼此晤談甚深，他對老康十分服膺。他多次表示，只要老康有困難，沒有他在重慶不能擺平的問題。
薄時代的重慶，老康全部心力傾注於此畫作，對於身邊的唱紅打黑，不是沒有看法，但確實也未公開發聲。他是山城的公知領袖，他的缺席批評，必也有人詬病。他曾經托此君上書，建言休止這種有害運動，而應該重視重慶的陪都歷史文化，重視保護國共二次合作的歷史遺迹等等。但那時的薄，也許正在覬覦大位，哪裡還能俯聽民間清流的微議。
此君確實不負老康，很快幫他拿到了重慶官方的批文，以及呈送國務院台辦的報告。更為離奇的是，他親自帶著老康及其主創人員，直接闖進了台辦主任的辦公室。主任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一行，表示完全支持，給予放行手續。並直接問老康——如果資金不夠，他們可以提供。
事實上，裝裱費運輸費以及整個團隊出席首展的差旅費，老康都還一籌莫展。但是他卻非常堅定地拒絕了該主任的提議——我們屬於純民間的文化藝術交流，我如果收取了官方一文錢，就變成了貴黨的統戰工具，而這正是我們所忌諱的。他義正辭嚴的當面謝絕，也還獲得了該主任的諒解。我每每想到老康的這些氣節，這些凡人實難達到的高度，就忍不住舉手加額。甚至也能理解他很多不拘小節，甚或不近人情的一些毛病。
六2010年台北市中山紀念堂的首展，應該用極為成功來形容。除開馬英九先生因為顧慮綠營感受而未出席之外，藍營大佬幾乎集體現身。連戰致賀，郝柏村帶領殘存的抗戰將士合唱當年的抗日歌曲，無數老兵在畫前下跪痛哭失聲，拜祭著畫上那些陣亡的老長官。台灣媒體傾巢出動，大陸方面僅只有鳳凰衛視和南周報業派員參加。
客觀上說，雖然這只是一次民間文化交流，但實際所能達成的兩岸民間連心的效果，卻是超出了大陸官方所有的統戰工作的。因為在此前的陳水扁時代，民進黨一直致力於「去中國化」的努力——也就是讓台灣民眾淡忘與大陸中國的一切關係。事實上，台灣本省人出於對國民黨的歷史怨恨，也盡量不提國軍曾經的抗日勛績。
而這幅巨畫，則讓絡繹不絕的台灣百姓，重新發現了被省略和忽視的血史。這些栩栩如生的畫作，是「血濃於水」這些政治概念，最動情的藝術詮釋。甚至藍營也沒想到，這幅作品對國民黨先輩的歷史定位，遠勝於他們自己的評功擺好。甚至為他們至今立足台灣，給出了合乎道統的歷史依據。
老康為什麼要枉拋心力做這件事？答案漸次浮出水面——他多次跟我談到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期以布衣之身，來促成國共的第三次合作，藉以重啟1945年夭折的重慶談判。他多少有些妄念地期冀，通過民間的牽線搭橋，讓當年的兩黨後人，重返重慶，開闢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新型路徑。他甚至多次通過胡錦濤的一位親戚給胡帶話，如在馬英九時代，與馬府簽訂「胡馬協議」——也即兩岸永久停戰協定。那麼他們兩人必將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自當成為永垂不朽的偉大政治家，也必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首創未來。
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老康，終歸是人微言輕的。胡總只想守成，無意偉大。老康轉而多少有些竊望重慶——那位看上去正野心勃勃的太子，能夠響應他的設計。於是，在連戰邀請他們的私宴上，他請國民黨主席連戰去重慶，連戰則請他向薄某發出訪台邀請。按他的設想，薄以政治局委員和重慶書記之身訪台，至少開闢了兩黨互訪的破冰之旅。而重返重慶談判的賡續歷史之行，也終有一線可能。
老康回國後，將畫展的記錄光碟，以及連戰的邀請，委託那位神秘朋友轉交其老大。然而泥牛入海，消息杳然。薄督是否看到或者思慮及此，皆不可考也。
七古人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也因此，自古以來的民間清流一脈，堅守的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立場。何謂清流？德行高潔負有名望的士大夫是也。這一票人，借滄浪之水，濯纓洗足，一般來說是要遠離權力場的。但後來，世道每況愈下，潔身遠引不足以救世憫人，於是這些古老節烈的不合作者，又派生出遊俠道和縱橫術兩類人物。而這兩路人物，則是要走狂者生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提著頭顱也要干預世事的。
那麼老康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為什麼會以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的身份，去如此憂懷天下分合和世道興亡。不從他的過往歷史來分析，實在無法解釋清楚他的思想和行為邏輯，更無從理解他的牛逼或者狂放。
他於1949年出生於重慶，新政在他未及一歲時，便抓捕了他那民國川大畢業的父親。他的母親是著名哲學家唐君毅的親妹妹，外婆更是能詩會畫的大家閨秀。七歲時，他的父親才戴罪歸來；他的少年和青年時光，則如多數書香子弟一樣身懷奇恥大辱。文革爆發時，初中生的他也曾成為第二代紅衛兵——也就是以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孩子為主，成立的革命造反組織。這批年輕人很快被時代拋棄，他被下放到我家鄉邊上的巫山縣務農。
文革後期，他被提前招工回到重慶，飽讀詩書的他因為沒有文憑，成為了一所中學的體育老師。那時的他脾氣暴烈，精力過剩，口若懸河，比文科老師還能縱論天下，贏得了很多學生的愛戴。文革結束後，他和他的學生一起參加高考，他進入了西南師大中文系。
那可以說是中國大學唯一開放的一個時段，他的風骨才華，使之成為該校第一個文學社社長。並在接下來的學生參選地方人大代表風潮中，作為幕後推手，聯絡重慶各高校學生組織，奔走於民運前沿。他的組織能力、演講天賦和個人魅力，當仁不讓地被視為那個時代的學領翹楚。
當然如此優秀的學生，從來都是體制所忌憚的。他不會被留校，亦無意考研，依舊被分配到某個中學，再作馮婦，重執教鞭。從此他自絕於中國式仕途和學院派經生之路，閉門磨劍，述而不作，等待著脫穎而出三計安蜀的機緣。
八八十年代中葉，左右道路的交鋒日趨激烈。無數懷抱利器的書生應運出山，紛紛開始要以天下為己任，去策動中國的政改路徑。文革之後的又一次民間串聯活動開始，早已不甘腐儒生涯的老康，留職停薪，應邀隻身北上，成為了文壇自由派領袖劉賓雁的助理。
應該說，此前的老康，主要繼承的還是家學淵源。他是文革後的中國，最先接觸和閱讀「新儒家」的學子。他的舅舅唐君毅作為「新儒家」的開山領袖，那時早已蜚聲中外。每出新著，便寄給他先睹為快。唐氏以宏揚孔道為己任，行合於禮，學宗於儒。一生致力打通中西文化哲學的融匯之門，以期重整衰頹的華夏人文，將華族帶入人類文明之林。
傳統儒家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夢想，依舊是新儒家傳承的衣缽。這一點，在他們舅甥兩代身上，可謂深入骨血的印記。這種「四為主義」承接的是修齊治平的古典情懷和志向，註定要讓代復一代的讀書人，自我賦予並枷上這種憂國憂民的重軛。
老康這種家學和家風，我們只要看他外婆代表他母親幾姊妹，寫給他大舅唐君毅的祝壽詩，即可明白，書香名門根深葉茂的來歷——一樹五枝，一枝獨秀。花葉紛披，掩映長流。長流伊始，發源亞洲。洲次伊何，五洲之首。我有長兄，同胞足手。浴德仁考，高蹈前修。薰然仁慈，物我無咎。上蒼之德，無聲無臭。平地之德，曰寬曰厚。巍巍五嶽，漠漠五洲。世界大同，責在華胄。溫溫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實宇宙。敬斯良辰，祝兄萬壽。
當他們家一個垂暮的老太太，還在跟子孫叮嚀「世界大同，責在華胄。溫溫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實宇宙」之時，我們就可以想像，老康青春壯遊，北叩京華時，原已抱有怎樣的狂想異志。後來的他，雖然幾乎放棄了儒門的家傳，但我知道八年前的他，還在撰寫一部《孔子》的長篇專題片，惜乎終究未能完篇問世。
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北京，那正是各種思潮風起雲湧的漩渦中心。與劉賓雁長期相處的老康，很快步入了激進改革的思想前線。他註定不是蓬蒿中人，他的使命感和凌厲思想，都像錐處囊中，早就磨礪以須，必將及鋒而試。果然那一年，他拋出了他的謀國大略——《中國改革憲章》。
九那是1989年3月底，老康赴合肥中國科技大學，與著名改革派溫元凱先生晤面。他們交流後，由老康兩天內拉出一份初稿，交由溫元凱在4月初，參加北京「改革十年研討會」時宣讀此文。這份史稱《中國改革憲章》，又名《八九憲章》的文件，被譽為中國知識界第二次公車上書。
參與討論者有：溫元凱、萬潤南、嚴家祺、潘維明、曹思源、包遵信等，曾邀下列人士連署簽名：于光遠、於浩成、萬潤南、戈揚、方勵之、王元化、王若水、王若望、貝兆漢、鄧偉志、包遵信、許良英、李慎之、李澤厚、劉賓雁、何家棟、蘇紹智、蘇曉康、厲以寧、嚴家祺、劉再復、何博摶、吳祖光、邵燕祥、張顯揚、張宗厚、金觀濤、欽本立、高爾泰、童大林、黎明、戴晴等。
1989年4月10日，此文以《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基本構想》為題，發表於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立刻名動天下，朝野震驚。那時的中國，真是走到了方生方死的關鍵時刻。久已滯後的政治體制改革，看似呼之欲出。保守的反動派也正在暗中集結，準備與改革力量殊死一搏。不幸的是，五天後，胡耀邦逝世，一場毫無計劃的學生運動開始。接踵而至的殘酷鎮壓，徹底扭曲了中國社會的走向。
在老康之前，雖然也有來自知識界思想界的各種獻策，流傳民間。但是，敢於發起一場中國式的「憲章運動」者，海內尚無一人。他作為牽頭執筆的主犯，勢必被通緝。而那些列名參與者的多數，要麼流亡要麼入獄，要麼從此被批判被打入另冊，至今同樣難以翻身。
兵荒馬亂的歲月，他從北京逃往四川樂山。與老兄弟毛哥一起化裝擺渡時，忽然聽到同船的某單位一人，在那裡和他們一群同事議論——北京開槍好啊，不然這些學生還不把國家搞垮啊。那一刻，老康忽然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隻身撲向那人，揪住衣領老拳相向。須知對方乃同一單位的度假者，且他還是需要隱姓埋名的通緝犯。他的瘋狂叱罵和拚命打法，竟然令同船之人無一敢動。要不是毛哥力勸，他將與那人同赴波濤。
山中流離，望門投止，恐怖的歲月看似無涯無期。最後他輾轉回到重慶，在一個單身師妹的蝸居里，躲過了漫長的幾年。大約正是在這一段隱身時光里，他開始埋首系統研究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因為那時，蘇聯的紅色帝國終於瞬間崩潰，俄羅斯又重新恢復國號。俄羅斯的啟示，也許正是未來中國的方向……
十《八九憲章》這一歷史文獻，現在的人知之甚少。在那十九年之後，曉波兄推出的《零八憲章》，從思路到組織方式，都可謂是前者的一脈相承。曉波兄因此系獄，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最後以身殉志。而老康也因此終身顛沛，孤貧到死；其為中國改革所作的開山擘畫，迄今猶淹沒於歷史風塵之中。
他究竟設計了怎樣的道路，我這裡只能撮要介紹。
他在前言中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又一次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總體性解決日趨臨近。停滯倒退、誤入歧途還是衝出困境，不僅關係到改革命運，而且關係到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啟蒙偉大運動的現代繼承，關係到1949年以來代價高昂的共和國歷程的公正總結，也關係到1917年以來社會主義實踐的科學反思，關係到二次大戰以來，世界從對抗分裂走向對話合作的基本前景。
他的第一章是——中國改革的歷史啟示與國際參照。首先歷數了四十年來各種失敗和悲劇，指出我國經濟瀕於崩潰邊緣，整個社會融奴隸制殘餘、封建主義和法西斯專政於一爐，權力極度異化，億萬人民在憲法和法律意義上的社會主體地位和權益蕩然無存，道德價值空前敗壞，善惡是非徹底顛倒，中國歷史全面倒退。他得出一個偉大而悲壯的結論——中國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
他的第二章是對十年改革的整體評價——認可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但指出最大失誤在於：單純經濟改革的孤軍深入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滯後。這使封建特權和現代經濟相結合的權力經濟結構得以膨脹，不僅吞噬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且釀成嚴重的腐敗現象，敗壞改革，動搖了人民對改革的信心，給舊勢力提供了復辟的機會。
第三章是對目前形勢的基本看法——經濟的長足發展造成社會基本結構的嚴重失衡。社會面臨人口危機、教育危機、道德危機、逃離意識、腐敗現象、通貨膨脹、社會治安、社會公平等一系列問題。舊體制舊秩序和舊意識形態，正在否定改革。我們沒有激發人民捍衛改革、共度危難的魄力和勇氣，更沒有防止復辟倒退的思想準備和得力措施。
第四章是如何走出改革困境的構想與建議——他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目標是，整個社會要全方位達到人類文明在當代的最高水準。一切借口國情特殊，拒斥或曲解現代化的作法，都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必須以世界公認的現代文明準則，來審查和規範我國的改革思路和舉措。
這一章極為詳細地建言——反思歷史，要嚴肅清算斯大林模式與毛澤東個人專制的災難，把歷史真相告訴人民。要增強政治生活一切社會領域的公開性與透明度，在重大決策上實行全民公開與全民公決。要推進民主與憲政，修改憲法，革除集權政治，推行民主政治，實現憲政。必須多黨政治合作與政治多元化，才能提高和改善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和合法性。對於不同政見，應堅決廢棄以政治運動和專政手段，來解決政治分歧與思想派別的惡劣作法。關於執政黨的自身改革，他首次提議要黨理黨務、黨籌黨費、黨正黨風和黨容黨派。
在後面的建構中，他涉獵廣泛的中國問題，指出必須理論重建，突破人權禁區，改善國際形象。必須進行所有制改革，大力發展私營民營經濟。打破精神枷鎖，進一步解放思想。增強社會活力，切實解決教育危機。並明確宣示知識分子的當代使命，就是成為思想啟蒙、價值認同、理論創新、道德重建的群體先驅。
最後，他在結語中宣告——改革，二十世紀末的中國波洶浪涌，正與世界現代化主流風雲際會。我們生逢其時，任重而道遠。除了改革，我們無路可走；除了現代化，我們沒有未來可言。
這篇六千字左右的《憲章》，在1989年的春天，可謂石破天驚地為中國的未來揭示了方向。迄今三十年過去，中共所做的些微改革，仍舊沒有超出他當年的思路。而此際社會所存在的全部問題和困境，依舊還是他當年早已敏感並首次撕開的。包含至今公知界的多數話語和話風，還在使用著他當初的概念和辭彙。為什麼說老康是民間思想家，這一文本的歷史地位，足以證明他的存在。
十一《八九憲章》是老康儒家救世意識和西方憲政思想的複雜結合，放在此刻的中國再來重讀這一文獻，依舊觸目驚心，依舊毫不過時。那時的他正好四十歲，他的視野和識見，早已超越了他的許多同代人。乃至於讓我們這些後學，至今相對還是汗顏。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那時的他，也算是改良主義的「補天派」。心懷極為良善之目的，還比較看好這個政黨的脫胎換骨。哪知道與虎謀皮，最後自己卻不得不亡命天涯。
二十幾年後，他給當年參與其事同樣流亡的萬潤南兄寫信感嘆——中國沒有按我們的願望演變。89之後，你們流亡海外，我們則滯留國內，直接目睹一個大有希望的國家，滑向腐化而邪惡的紅色利維坦的可悲歷程。中國還在十字路口，更為世界矚目。我們不是算命先生，但亦知道，無論興衰進退,歷史終有一種去向，中國不能例外。若執意倒行逆施，就是另外一種結局：墮入地獄。如此而已。
即便在最艱危的通緝隱居歲月里，晝伏夜出且需要易容改裝的老康，依舊在思考中國的道路問題，以及知識分子在極權社會的使命。1991年8.19事變之後，蘇聯這個龐大帝國轟然脆斷。老康看到了他們當年打壓的偉大詩人帕斯捷爾納克，重新開始被本族和世界紀念，看見傑出作家索爾仁尼琴終於流亡歸來……他從這一巨變中，重新獲得了信念的力量。數日之間，一氣呵成了他十幾萬字的著名篇章——《俄羅斯的啟示》。
這種詩體政論文，是老康特別得心應手的一種文體，也可以說在當代中國，他是運用得最好的一個學者。他那一代人，從小深受俄羅斯文學藝術的浸淫，從少年的膜拜到青春的反思，再到八九之後對極權主義的批判——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民族，如此深刻地影響過中國人的現實生活。老康認為，釐清了俄羅斯的問題和道路，不難為中國的未來方向，找到最有價值的啟示。
他在本文中說——20世紀選擇了帕斯捷爾納克，用以解決詩人與帝國、權力與精神獨立這永恆的俄羅斯矛盾。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詩人」一詞，泛指以語言文字創造精神價值的勞動者；「帝國」一詞，指對精神自由採取鎮壓方式的國家。這次世紀性和世界性的詩人聚會，及其對帝國首都的精神入侵，標誌著詩歌意志的歷史性勝利——詩人與帝國、精神獨立與權力的永恆矛盾，第一次由前者來判定關係規則，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詞語來判別善惡是非。
老康從蘇聯的瓦解，從俄羅斯人對本族詩人的重新紀念中發現——一個民族的歷史永遠取決於那個民族對自己處境的正確認識，對自己命運有想像力、有勇氣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和命運最終是民族主觀精神自我顯示的結果。而詩人作為民族意識、記憶和靈魂的最敏慧的觸角，負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惡泛濫、普遍沉淪的時代，詩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擔用藝術拯救世界的天職。
他用索爾仁尼琴《致蘇聯領導人的信》警告統治者們——全部世界歷史證明：建立帝國的人永遠是要遭殃的；大帝國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
老康自我鼓勵地說——詩人從根本上說是人類生命和精神的紐帶，是人類在苦難和困境中如何辨識和尋找希望的候鳥，是見證、迴音、安慰和預告的使徒。
老康在幽居避難的自我流放之途中，深刻地研究鄰國的歷史，思索著本國的道路。一個從未去過俄羅斯的人，竟然對他們每個歷史人名，事件和時間，地點和思想的來龍去脈，無不如數家珍。十多年後，他被鳳凰衛視邀請在北大，作《俄羅斯的道路》、《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這些精妙無比的演講時，幾乎所有的觀眾都為他的記憶力和深邃思想所折服。
他和我曾去拜訪百歲老人周有光先生，周老問他，何以對俄羅斯問題情有獨鍾。老康回答——九十年前，我們以俄為師，乃至於走成今天這樣一個如此怪胎的國家。那麼我們現在，何不繼續以俄為師呢？他們在彌賽亞精神的感召下，所能打碎和鄙棄的烏托邦理想，難道不是我們未來的方向嗎？
周老默然點頭，似乎理解了老康的深心所在……
十二在江氏最初當國的三年里，中國曾經差點重返文革前的閉關鎖國。連決定其大位的大佬們也看不下去，這才有了1992年的南巡示警。這艘傾危的巨輪才得以撥正一點方向，再次攫取將近三十年的改革紅利。
被流行歌曲頌為「那是一個春天」的年份，各地對兩年前的那次大逮捕的行動開始鬆弛。至於通緝還未歸案的分子，基本不再刻意追究，除非你還在繼續為敵。各省市的宣傳部門，都開始渲染「東方風來滿眼春」的主題，急需大量文宣作品，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
老康的同學張魯，那時已經是重慶電視台的部門負責人。他找到蟄居的老康，請他低調出山，策劃並撰寫政論片《大道》。老康厚積薄發，洋洋洒洒揮筆立就八集，只能以兒子的名字署名。1993年，五集版《大道》很快完成，在重慶台播出。這是繼《河殤》之後中國最好的政論片，重新喚起人們八九之前的思考。
因為電視台邀請薄一波題名，薄在看過文本之後要求召見作者，老康這才不得不浮出水面。這是他唯一一次進入中南海，四個小時的晤談里，薄家的三個公子當時還只是旁聽者。而另一位大佬汪道涵，在看過該片之後，也曾專程請老康赴京對話。汪那時是負責兩岸工作的，聽了老康對台海問題的看法，立即邀請他將《大道》被刪除的三集，重新要央視製作為《大統一》播出。
在坊間傳聞里，汪道涵一直是作為江氏的帝師存在的。他算是識材之人，能於風塵之中辨物色。他對老康的高看，算是能超越體制之藩籬的。後來他聽秘書說，老康還在通緝名單上。他立刻給重慶領導電話，最後總算是在1995年，暫時解除了老康的頭頂之劍。我在老康的書房，也曾見過汪的書法題贈；在那個年代，大抵還能起到一點門神驅邪的作用。
《大道》的化名出爐，確實一定程度改變了老康的環境，為他贏得了他創作的黃金十年。評論界認為該片——氣象恢弘，思想深邃，探討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極富歷史縱深與世界格局。堪為冷戰結束後，對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至今仍未過時。
也正是在此之後，他帶著身邊的幾個老兄弟，與數家電視台合作。先後拍攝了前述許多著名電視系列專題片，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矚目。老康本人，也才開始重新躍入媒體和公共視野，為知識精英界敬重。
我一直認為，王康是當代康梁一類人物，他的文章我亦譽之為「康梁體」的再傳。可惜他一輩子撰文幾百萬字，卻至今沒有正式出版一部。除開長期打壓的原因之外，也由於他太過熱心社會活動，很難真正沉心下來專註於著書立說。
他的文風和話鋒都非常凌厲，高屋建瓴，大氣磅礴。其文字功夫古雅華麗，勢若怒海，滔滔不絕。各種話題涉獵極廣，揮手立就。直到他六十大壽時，哥們老毛才幫他選編一冊《俄羅斯啟示》，私刻行世，他讓我和余世存弁言於前。算是給這涼薄的人間，留下了一份溫酒的紀念。
十三老康成為公共人物之後，難免會收到各種會議的邀請。他是那種任何時候都橫來直去的人，堅守自己的思考，絕不迎合主辦方的喜好。哪怕是曾經的好友，組織的關於新儒學——王道政治的研討會。他作為唐君毅的外甥，人皆以為他會是這種所謂「儒家憲政論」的呼應者。然而他卻大放橫炮，徹底否定儒學對現代政治的可能價值，其政治立場已經基本是西化的自由憲政派。
2011年，是錢學森誕生一百周年的慶典，有關方面饒有興趣地邀請他來北京與會。義憤填膺的老康不僅不給面子，還專門撰寫了一篇長文，發給召集者，狠狠地批判了錢氏的所謂道德學問。
他首先從錢氏的同行——愛因斯坦說起。他說：愛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是他對人類文明事業與世界和平的終身關切。1932年，愛因斯坦致信墨索里尼政府教育部長羅各，告誡「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對義大利知識界的優秀人物進行侮辱」。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1955年回國被重用時，正是毛澤東將成百上千無辜中國文人投入監獄的歲月，他是否知道並規勸。
愛因斯坦因為參加過研製原子彈，而終身被責任感所苦惱。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被稱為「中國導彈之父」，作何感想。1957年毛澤東召見錢氏時，他稟報了有關「工程式控制論」後，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論「十分淺薄」，請毛指正。很難設想，愛因斯坦會以這樣的自辱之辭向羅斯福表示謙遜。錢對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學的毛澤東作如此卑賤的表態，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國和義大利也不會發生。
毛澤東曾在不同場合聲稱中國不僅不怕、而且歡迎第三次世界大戰，六億中國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錢學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類似主張，我不知道他贊成還是反對。但從其工作和行為看，他絕無反對可能性。在1949年以後，西方一切理論，包括物理學都只能淪為權力的工具，錢學森及其工作，證明此論不虛。
中國舉國之力發展原子彈氫彈同時，四千餘萬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死於饑饉。錢學森對此慘劇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獻身於導彈核武器豐功偉業時，錢學森如何平衡他的愛國心。製造幾枚要麼永遠不使用，要麼一旦使用就意味著包括全體中國人在內的人類共同毀滅的核導彈，與幾千萬同胞活活餓死之間，孰重孰輕？
一切把世界作為祖國，把人類命運和全球文明與和平，內化為生命體驗的偉大科學家，是人類共同的驕傲。但對錢學森副主席，我沒有這種感受。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在我很小時候，他們在報上看到錢學森那篇關於糧食高產的文章時，我父親輕聲說了兩個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們都是某種大人物，高高在上，與毛澤東周恩來有特殊關係而已。我的爺爺奶奶都在大饑荒的1960年餓死。後來我知道無數老人婦孺死於那個年頭，那正是錢學森大力施展其科學才幹的時代。我從個人家庭出發，對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這就是老康的錚錚鐵骨，以及對錢氏一類人物的史官之論。或許有此觀點的也不乏其人，但能如此擲地有聲地公然寫出者，當世未聞。
十四2012年的老康，又莫名其妙地捲入了當代中國的一場大風波。
2月1號的黃昏，他突然接到了那位「神秘朋友」的電話，要他速去他那裡。他們在小區的花園漫步，此君極為緊張地給老康預言——重慶很快要出天大的事情……他像是來和老康做最後告別的，他把他所知道的薄王衝突，谷開來殺人等所有內幕，完全告訴了老康，要老康在未來見證他的預言。
在此君匆匆揮別後的2月6號，重慶公安局長逃入成都美領館。重慶醜聞大爆發，一連串顛覆人們想象的污穢黑暗，被一點點挖掘出來。當然各種謠言謊言和流言，也一時蜂起。一家著名外媒，經人指點前來重慶，找到了老康採訪內幕。老康傾其所知，將整個事件的真實來龍去脈和盤托出，頓時天下駭然。
那時薄還在位，有關方面尚在懵逼狀態。他們只能警告老康，不要再接受外媒訪談。哪知老康一氣之下，直接跑到北京，住在黃哥家裡，每天接受多個外媒錄像錄音。由於他的資訊確非演義，並在之後一一印證，海外一些媒體稱之為「爆料人」。重慶有司在電話警告無效之後，直接派人來北京將他請回了山城。
這件事，當時乃至迄今，仍有很多人，包含老康的一些老友，都不是很理解——他為什麼非要在此刻站出來，披露這些原本與他八不相干的秘聞。這些甚至涉及奪嫡之爭的宮闈爛污，一般來說書生都該避席畏聞最好，以免惹禍上身。但是老康卻像身負使命一般「老子到處說」，直至整個事件穿包流膿為止。
我因最早從老康那裡與聞此事，曾經為之擔驚受怕而詰問過他。他對我的解釋是，如果不將內中黑幕公之於眾，則此事按彼黨慣例，亦可能當做「家務」處理。所謂家奴叛主，按家規而不動國法，黨國督撫皆能保住顏面，所有人事皆可暗箱處置。而一旦公之於眾，則不僅主僕追責，更重要的是可以徹底終結那時甚囂塵上的「重慶模式」。
坦率地說，老康當時有些高估了這一事件的歷史作用。他甚至將之比擬為林彪出逃的再版。林彪事件確實給了寡頭以重擊，一定程度上斷送了文革的瘋狂持續，也喚醒了相當多的人。然而王立軍的私奔，雖然置黨國於某種尷尬，可能改變了一點十八大後的人事格局，但絕對未能動搖唱紅打黑的深厚根基。
在胡溫時代落幕的最後一節，薄督在兩會時被拿下。然而，老康所期冀的「重慶模式」的終結卻並未如願以償。溫相在最後一次答記者問時，憂心忡忡意味深長地說——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文革還可能死灰復燃。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切，或者正好算是前總理預言的最好腳註……
十五十八大之後，老康漸漸看出世道走向的端倪，他決定接受鄭義北明的邀請，先去美國看看。那是2013年，老康還認為當前中國有兩條路的可能性——一個是向民主憲政轉型，一個是向極權帝國轉型。中國似乎完全具備建立一個大帝國的條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工業系統和官僚體系強大，反覆被強化的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事實上，中國從來都是大帝國的溫床，從秦到清都是帝國形態。毛澤東政權也是個現代帝國的形態，甚至當代中國帝國形態的基本元素仍然存在。
當新左和戰狼開始流行時，老康很早就嗅出了其中的危險。他說：現在全球化的時代，西方世界包括美國歐洲日本，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和危機。這從另一方面刺激中國的領導者們，想要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帝國的心理需求。21世紀以來，中國公開興起的一種新的國家主義學說，或者叫國家主義利維坦。我非常擔憂，這種新左思潮融入到我們的國家權力機構裡面去了。這使我想起了上個世紀30年代，徘徊在第三帝國上空的那些理論大師們，那些偏執癲狂的天才們的言論。因為帝國的教訓，尤其是第三帝國的教訓，實在可以作為我們中國的殷鑒。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斯大林主義的蘇聯解體了，蘇聯七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歷史過去了，但是斯大林主義在東方最大的一個變種，第二個軸心時代最邪惡最怪異也最強悍的版本——毛主義遠遠還沒有成為歷史殭屍。「冷戰」甚至「內戰」，從思維到制度，在中國都還有很深的土壤。
關於對兩岸華族內戰的憂思，老康是貫之始終的。他大舅的墳塋還在台北，他對民國的惋惜以及對此岸無底線的提防，都促使他期冀和平統一。這可以說是他書生情懷的大夢，也可以視為是他對儒學大一統的執念。他也許並未深入了解彼島的民心，因此也才有這一局限。他平生念茲在茲的國共重返談判的幽夢，雖有習馬會的新加坡初聚；但歷史最終或將揭示，這一切都是枉拋心力……
但老康對此岸先知般的動向判斷，可謂是洞若觀火的。近年來的帝國夢，死灰復燃於這焦灼的大地上。我們不知道那些狂悖的人民，今夜將被帶向哪裡。不知道老康們曾經如此深愛的文化江山，最終要被怎樣塗炭。老康只能拂袖而去了，在他一直敬重的國土上，老眼淚枯地坐視這無可挽救的淪陷。當年孔夫子曾浩嘆——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最後垂老投荒的絕望中，老康也許在這一步上，實現了老宗師的遺夢。
十六在我看來，老康是那種天生自賦使命的人。他的家學和異秉，使他少年開始就博聞強識，不與人群。他對社會和政治的全部興趣，來自於他切身的痛感。他具備領導者的魅力，卻並非革命家的主張。他曾經心心念念謀求的是對惡世的改造，但他的清高傲慢，又驅使他遠離體制，不屑於俯首當朝。
前文所敘他的那些鴻圖謀劃，有書齋型學者目之為痴心妄念，有小人類論者嘲之為想當國師。其實，這些非議都是低看了老康的志趣。老康不是坐而論道的人，對權利和生榮更視為糞土。他內心深處，是懷揣著莊子所謂的「素王之道」的。何謂素王，郭象註解曰——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是想要做一個馴服君王霸主的人。
他在評價余英時先生時說——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有一種基本的衝突和矛盾，或者一種基本分野，即世俗的專制權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衝突。具體而言，即是從秦始皇到毛澤東所代表的世俗專制權力，和孔子到現在一直延續到余英時先生，所代表的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衝突。
他認為余先生是這個精神譜系最新一名託命人——這個譜系無疑是從孔孟老莊開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維護這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代表這個社會的基本良知。他們就是「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而事實上，老康這番話，也是一種夫子自道，或者說是自我期許。
他眼中的陳寅恪先生——不是普通的文化遺民，也不是附著強烈政治色素的前朝遺老。而是中國三千年大變局中，最大意外和最深浩劫里，以身殉道的偉大文化護法者。千載以後，典型猶存。我理解的老康，也正是這樣的狂士，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也。至於身後是非，那就任由歷史評說吧。
我為老康六十壽所撰文，其中亦說道——王朝如鼎，乃有形之禮器；文化如谷，乃形上之道法。鼎覆則禮失，子曰求諸野，乃因道藏於野。野有遺賢，傳承大道；如燧如薪，燭照長夜。古之巢由夷齊，老莊墨屈，皆負命懷道而不苟合於當世者。若輩或處或奔，髡首跣足於棘野荊谷；日暮途窮而不棄，斧鉞加身而無悔；以一生蕭條而延吾族千秋道脈，誠萬古聖賢耳。
老康特別心儀的俄羅斯作家別爾嘉耶夫曾說：我名氣非常大，但是只有一個國家不了解我，那就是我的祖國——俄國。
老康說——這位俄國二十世紀的赫爾岑，雖然熾烈地愛俄國，但他絕不能接受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更不能接受俄羅斯共產極權主義和帝國意識。他認為他自己和俄羅斯的唯一出路，就是渴望真理。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的事業「奠基於自由之上」，用愛對抗恨，以自由對抗暴政。
老康談到的這些人物，無一不是對他自己心志的表達。他在給拙著一書的序言中強調——中國不是沒有追求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從而為天下最大生命－文明共同體，保留一線生機的志士仁人。在通往歷史破曉時分的漫長路途上，劉賓雁、方勵之、李慎之、顧准、何家棟們，以及來自民國時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們，都竭盡心力於中國精神的再造重建。
當此頹世，精神重建，是信念也是狂念。若吾土吾族，連最後一代狂士也不能容留；只剩下鄉愿犬儒，那它也真是亡有餘辜了。
十七我與老康相交甚晚，然亦相知甚深。他筆下我們的不期而遇是這樣——那是一個黯淡蕭索的秋夜。如同赫爾岑當年在彼得堡沙龍打量恰達耶夫一樣，我也在北京著名的黃門宴上發現了野夫。
他說我在精英雲集的京城顯得與眾不同，像一個憂鬱的感嘆號。——這個比喻讓我啞然失笑。他接著寫我——他時常把激情深藏於冷峻面孔之下，像天空收斂在黑夜後面，接著敘述只有他才能敘述的故事，然後再度沉默。他那面無表情的臉龐，直射過來的目光，他那略帶嘲諷的憂鬱神情，使所有在場者都在心裡告訴自己，這就是野夫，可以調侃不可冒犯的男子漢。野夫蜷偎冷牆憑欄鐵窗之際，我也望門投止於亡途。那場輻輳九洲並波及寰球的風雨，一代人的命運為之改觀；我和野夫與有榮焉。……野夫絕非輕狂之士，他的性格偏於沉鬱孤高，人生意趣趨於逍遙隱逸和詩性。
作為真正的男人，都是私心渴慕真正的知己的。他對我的評點，既有同病相憐，也有惺惺相惜。杯酒訂交之後，我們很快莫逆於心。我曾經兩個大年初一和他共度，在他那逼仄的書房兼公司，他破衣爛衫端著被狗咬傷的一隻手，給我親烹酒菜。我們幾乎是無話不說的，對於歷史與時局，對於公共人物和事件，他浩如煙海的知識量，讓我頓覺雲泥之隔。
他是大都會的書香子，我是鄉野間的紈絝兒。雖有同年入科之舊，但歲齒上則差一輪。我視之亦師亦友，他對我則是寄望甚多。他是那種百科全書派的民間學人，學問之外，美術音樂書法影像的修為，也是不同凡響。他為鄭義兄《金棕櫚》一文所製作的影像音樂史詩，每次放映，那真是滿座重聞皆掩泣。
他的生活簡單之極，簞食瓢飲，蓬首囚面。但做事之時，卻又極為講究儀式感。論語所說的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他是一直守著這樣的古風的。他之所以在很多大事上實操實幹，乃因他一直樂觀勇毅。
他堅信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他提示我——布哈林曾指出，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任何個人、政黨、民族、國家，都必須經受世界法庭的審判。野夫，在你通向中國歷史破曉的大荒之途上，砂礫要變成金玉，鐵蒺藜會綻放成鮮花。腐惡不堪的大地，必將出落成一個萬象更新的世界……
十八站在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王康是當代民間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主將之一。但放在世俗生活中來評價，借用迅翁的話說，他當然是——有缺點的戰士。我不是那種為逝者諱的朋友，秉著友直友諒的古訓，我願藉此悼祭的機會，前來求全責備於他的亡魂。
我過去在寫他的一篇文章中說他——身負奇氣，天然耿介；面帶霸相，近乎猙獰。首如飛蓬，不掩鷹目之犀利；須似秋茅，凸顯鐵齒之辛辣。擬古則虯髯公復出，譬外則布哈林再世。曾文正公論相雲——少年兩道眉，臨老一副須。康公兩者佔盡，確確乎鬚眉大丈夫也。
何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云：「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亞聖制定的這三項標準，自古對士夫學子來說，都是知易行難的大節。老康一生與富貴無緣，單說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他可謂遠勝於眾人。
但凡要做大丈夫的人，內則愧不能挈婦將雛，外則必不會盡如人意。古人有聯曰——真君子利人利己，大丈夫多友多敵。至少後一句，可算是老康平生寫照。他是那種不怕得罪敵人，有時也不吝於開罪朋友的人。特立孤憤，白眼率直，放在書中說是美德；放在生活中看，不免會覺得有違人情。我知道有不少對他傾力相助的義人，事後亦難涵容他的瑕疵。最為遺憾者，一些多年追隨他的兄弟，竟不乏從此陌路者。
準確地說，他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個領軍人物，但他確實沒做好一個江湖大哥。真正的老大，是要更能體諒兄弟們的艱難，更要兌現與子同袍的然諾。老康心性孤傲，脾氣暴烈，對多年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多少是有些簡慢的。不少跟他指東打西的老哥們，都因為他的一些個性而受傷疏遠，我對此深為惋惜。
我見過多次，他一言不合就拍案相向，弄得舉座不安。有時若非我按住，幾乎要流血五步。難免有同陣營輩嘲之——子若當道，專橫必不亞於彼黨。老康息怒反省後，他亦是知錯之人。他會私信或當眾道歉，相逢一笑，各釋老懷。
他給一位老友寫信自審——我們身上何嘗不是帶著很多共產黨文化。在我看來，李慎之確有豪傑和聖賢氣，知識界罕見。劉賓雁也有，更憨厚更天真，類俄國「聖愚」型。……我們都難逃客觀世界，留點自我不易。都是政治動物，重慶不能比（北京）；但也有不少性情人物，山川河流則北京不能比（重慶）。
老康骨子裡是一個詩性的士子，豪雄的袍哥。才情和霸氣融於一體，使他無法不魅力洋溢。郁達夫寫的「生怕情多累美人」，藉以嘆息我輩，原是一樣的惆悵和愧怍。愛老康的好女子很多，他一介孤貧之士，贏得世間如許的無怨無悔。只能說是鍾情者正在吾輩，知己人或多紅顏。應該來說，老康骨子裡是一個浪漫深情的人。多少男女最後都還念叨他的好，便也能原諒他的負心或粗疏。
人生在世，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很多時候，兄弟和愛侶多是拿來辜負的。許多人慣將公德私德、公義私誼混而論人，似乎要修到閱盡滄桑，才懂得對歷史對人物，都要學會體諒。老康最後的時光里，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卻從未缺少一群朋友。曾經失和的兄弟聯名問候，海內外無數人為之傷悼。作為一個男人這樣走完自己的古稀一生，幸或不幸，唯有遠在天國的老康自己知道。
十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時，這邊的核心要大閱兵，要對世人再次宣稱，是彼黨領導了那一場艱苦卓絕的戰爭。老康在美國，邀請了許多碩果僅存的援華老兵，也要在華盛頓隆重展出《浩氣長流》的複製品。這是對真實歷史解釋權的公然對抗，是千秋史官精神的喋血堅守。如此添堵的事，這邊的有司當然不許。他們託人致電老康，堅決要求取消，否則就再別想重歸故里了。
老康從小受的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教育，他認定的真理和道路，生死尚且不顧，況乎去國懷鄉之虞。於是，他照常舉辦，從此也就真的一去不歸了。
他最後幾年的異國索居，我是略知其千古艱難的。他遠觀著他真正愛惜的故國，每天上演的各種可恥鬧劇，無法不憂心如焚肝腸寸斷。他給朋友寫信說——從秦始皇到毛澤東，一以貫之兩千多年不易不移的亞細亞專制傳統，仍然具有深厚的血統和法統基礎。中國轉向一個前所未有的紅色黃種人羅馬帝國的前景，一個前所未有的東方巨型國家利維坦，正在成為21世紀的世界性可能。自由與專制在中國的較量，還停留在歐洲中世紀和俄國十九世紀初的歷史水準。
他甚至也不理解——中國本來完全可能走上真正中國式亞洲式的憲政之路。問題在於，1989到1991年兩三年間，蘇聯解體，柏林牆坍塌、冷戰終結，為何同為斯大林模式的中國，不僅沒有順乎世界潮流而動，其專制制度反而起死回生？到2009年竟然重新祭起「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旗幟，蘇聯帝國在現代中國又借屍還魂了。這恐怕是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無法迴避的最大歷史叩問。
他最後還想指出——無數教訓表明，任何外來文明，即使對中國充滿善意，其價值確實為中國所亟需，也應該適合於中國人的道德生命與歷史願望。我最擔心的是，俄國專制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大斯拉夫主義重新結盟；並藉助中國二十年間聚斂的世界性紅利，重建歐亞共產極權主義，這將是特別令人不寒而慄的噩夢。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建立的金帳汗帝國，曾在近兩個半世紀間大大強化了俄羅斯專制主義。斯大林主義就深深地帶有韃靼軍事專制主義的烙印，這一沉重歷史遺產，在20世紀可悲而分外詭異地回饋給中國。「走俄國人的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魂靈。
他在重病中，非常冷靜明晰地望見恐懼的未來——全球化普世倫理和國家制度乃至文明交流遠未形成之際，世界重新陷入又一輪意識形態冷戰的現實危險性已然浮出。中國正在顯示並推銷的模式、道路、旗幟，以巨大財富為後盾，一旦投合俄國專制傳統和大俄羅斯主義的歷史需求，甚至將十月革命的遺產重新奉送給其發源地，地球上最大的軸心同盟就會以某種形態出現於世。
這些先知般的預言，我們當然誰也不願成真。但是對照今日之世界，正在一步一步滑向的深淵，許多人都絕望地感到束手無策，只能分擔其最後的惡果。
二十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老康並非真正「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的人，他當然對故國是愛恨倍增的。他說流亡者為鄉愁折磨，少數人認他鄉為故土。個別好漢則把整個現實世界看成廢墟，寧與亡靈為伍。
那一年我和幾個朋友去看他，同時也見到心儀已久的鄭義孔捷生陳奎德幾位流亡多年的老哥。這些早在八十年代就名滿天下的人，獨守著他鄉的清貧和志節，依舊義不食周粟。鄭義兄去山邊採回大把的蕨菜——這就是古詩中的薇啊，用自製的臘肉為我們煎炒。老康在一邊背誦詩經——採薇採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後來他給我寫信說——還有比這更優美的《詩經》教學嗎？不流亡者，打死也做不出這道菜來。那是我唯一一次赴美，他們帶著我們去了很多紀念地。老康後來給我寫了一首長詩，其中一些詩句是這樣哀傷而樂觀——
通體潔白的賓夕法尼亞紀念碑，勝利女神，
這是極樂與深悲的青銅，誰為你熱淚長流？
上帝選民，猶太人，你的迦南在何處？
應許永難實現，20世紀的回答是奧斯威辛！
無言的屈辱，我們的劫難沒有對稱，它們沒有姓名。
把金棕櫚獻給自由，我們今天都是你的一員。
自由女神舉起火炬宣告：自由高於一切！
於是我們以自由的名義自由行動。
分手的時刻到了，我們堅持自由的流亡，
你們繼續不流亡的自由，直到自由君臨，如春風凱旋……
但是只有我知道，當日英雄漸白頭，剩下的只是逐一的送別了。而我近年來更深的絕望是——此族不值得獲救，深罪奇恥，也永難救贖。老康在最後一刻，選擇了受洗，帶著儒學與基督的共榮大同之夢，還想為吾土推開一扇窗戶。我願他結束塵世的磨難，最終在神懷獲得安寧。
而我輩，還將在他預告的災年裡，繼續無望地掙扎於泥途。我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重洋遠隔，我無能送他最後一程。這篇兩萬字的祭文，藉以解釋世間對他的一些誤會，以全我和他苦海共渡的道義。當一切都歸於塵土之後，我唯相信，這世上還有關於我輩的耳語，會一直在民間隱約傳說……
王康兄歸天20日，2020年6月17日於清邁
——《光》傳媒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