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宪章》–中國又一次徘徊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與深刻危機激勵和困擾著每一個中國人,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總體性解決日趨臨近。停滯倒退、誤入歧途還是衝出困境,不僅關係到改革命運,而且關係到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啟蒙偉大運動的現代繼承,關係到1949年以來代價高昂的共和國曆程的公正總結,也關係到1917年以來社會主義實踐的科學反思,關係到二次大戰以來世界從對抗、分裂走向對話、合作的基本前景。

我們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中華民族已無力再承受任何折騰,生死攸關的「球籍」討論絕非危言聳聽。

我們要鄭重指出,我國社會目前面臨和潛在的危機,已具有結構性、普遍性和總體性。任何個人、政黨、階層和集團都不能、也無權取代億萬人民的選擇、參與。

我們懇切期望,一切關心祖國與自己命運的人們,摒棄由於種種原因形成的成見,強化「不改革沒有出路」的共識,嚴肅而有成效地思考和討論我們共同的問題,主動承擔時代責任;我們還期望所有關注中國命運的各國政府和國際人士,正確理解中國的現實,充分認識中國改革的世界意義。

一、中國改革的歷史啟示與國際參照

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中國近代社會的歷史主題——現代化,在血雨腥風、政體繁演、思潮起伏的強烈衝突與選擇之中艱難伸展。中國現代化一開始帶著自身歷史矛盾與世界歷史發展綜合運動的整體特徵。中國現代化的曲折道路啟示我們: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自身改造與世界先進文明、世界現代化主流的正面結合,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途徑。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三十年實踐,建立了一個比舊中國遠為強大的新制度,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但並沒有根本解決中國近代以來的基本問題——擺脫貧窮落後、推進民主憲政、實現現代化。

1953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徹底粉碎了中國農民「耕者有其田」的夢想。

1956年倉促完成的所有制改造,斷送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管理和經營階層,商品經濟的發展嚴重受挫。

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及嗣後的多次政治運動,極大地貶損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我國科技、教育、文化、藝術、思想理論的發展慘遭重創。

1959年的廬山會議,粗暴踐踏了黨內民主和法制,政治權力鬥爭惡性發展。

1960年到1962年的全國性大饑荒,造成全民生機的衰退。

六十年代初的反修運動、中蘇論戰,使中國在左傾道路上越走越遠,在國際事務中更加孤立。

六十年代的大三線建設,備戰備荒,使中國經濟發展的元氣進一步被挫傷。

1964年的四清運動,打擊了廣大的基層幹部,社會政治生活更加惡化。

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則使我國經濟瀕於崩潰邊緣,整個社會融奴隸制殘餘、封建主義和法西斯專政於一爐,權力極度異化,億萬人民在憲法和法律意義上的社會主體地位和權益蕩然無存,道德價值空前敗壞,善惡是非徹底顛倒,中國歷史全面倒退。

歷史終於痛苦地得出一個偉大而悲壯的結論:——中國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

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和其他國家的實踐同樣困厄紛至。從清算斯大林獨裁統治到試行多黨政治,從赫魯曉夫1956年的報告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一系列形式各異、本質上都是力圖擺脫傳統社會主義僵化模式的改革,在局部問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從根本意義上迄無成功。社會總體發展水準還遠遠落後於西方工業發達國家。與此同時,由高科技、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為前導的現代工業革命再次快速推進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東西方對比的差距還在繼續拉大。更多的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進行了幾十年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若僅以回到正統道路為終極目標,雖能緩解暫時的困難,卻解決不了遠離現代化主潮的嚴峻事實與深刻危機。因此我國改革必須完成的乃是性質並不完全相同的雙重任務,一方面,以回歸的方式調節、改革社會主義,解決生存;另一方面,以超越的方式促成發展,逐漸進入世界現代化主潮。

二、十年改革的整體評價

十年來以經濟領域為主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啟動、引發了一場自下而上的廣泛的社會變革,清算「四人幫」,撥亂反正,革除人民公社制度,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討論,理論反思熱潮,企業所有制改革……,則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改革的成功結合,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空前廣泛地影響著中國社會歷史的進程。

十年改革客觀上突破了政治壟斷經濟的局面,為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精神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經濟改革邏輯地要求根本修正我國與世界的關係,使開放成為歷史的必然,促進了對現代社會基本價值的認同,使中國的現代化有了與世界先進文明正面融合的可能;經濟改革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我國社會各階層人民之間、人民與執政黨之間長期的緊張關係,人民的歷史主體與國家主體的地位得到初步的恢復。奠定了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基礎。

十年改革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順應世界現代化潮流,體現了當代中國的主要本質,指示了我國社會發展的希望和方向。

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在於:單純經濟改革的孤軍深入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滯後。這使封建特權和現代經濟相結合的權力經濟結構得以膨脹,不僅吞噬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且釀成嚴重的腐敗現象,敗壞改革,動搖了人民對改革的信心,給舊勢力提供了復舊的機會。

與經濟決定論相聯繫的實用主義哲學沒有、也不可能為我國改革確立科學、宏觀的理論指導,客觀上阻撓了中國社會現代化所必需的歷史反思、理性批判和理論選擇,助長了舊有意識形態對新思想的壓制,這更加劇了改革的複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

三、我們對目前形勢的基本看法

當今中國最今人困惑、最反常的事實,是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與整個社會的深刻危機的並存。對當前危機的認識和解決是擺在我國人民面前的最大難題。

經濟的長足發展造成社會基本結構的嚴重失衡,由於舊政治體制基本完好,未解決的固有社會矛盾與經濟改革的失誤共同構成危機的現實根源,反映了單純經濟改革的高度有限性。

我國社會面臨的人口危機、教育危機、道德危機、逃離意識、腐敗現象、通貨膨脹、社會治安、社會公平等一系列問題,固然與改革決策失誤、行為紊亂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仍然在於舊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束縛和制約。

當前,最令人憂慮的是,在人們對改革逐漸喪失信心的同時,舊體制、舊秩序和舊意識形態卻正在卓有成效地否定改革,改革優勢在許多領域正在失去,我國社會某些勢力表現出收拾殘局的態勢,懷舊復舊思潮正在泛濫,我們至今沒有充分認識到嚴重的改革危機,沒有激發人民捍衛改革、共度危難的魄力和勇氣,更沒有防止復辟倒退的思想準備和得力措施,這是中國改革面臨最為嚴峻的現實。

四、走出改革困境的構想與建議

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目標是整個社會的全方位現代化,達到人類文明在當代的最高水準和最新成就。一切借口國情特殊、拒斥或曲解現代化的作法,都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以世界公認的現代文明準則來審查和規範我國的改革思路和舉措,是克服我國歷史、地域局限性,真正穩步、持久走上現代化歷程的唯一正道。

(一)反思歷史

對我國四十年來的歷史進行重新評價與反思,對捍衛經濟改革成果、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及整個社會的變革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澄清我國社會長期混淆的重大善惡是非,尤其是嚴肅清算斯大林模式與毛澤東個人專制的災難,把歷史真相告訴人民,需要足夠的誠意、勇氣、政治氣度和歷史責任感,它日益成為我國能否真正擺脫過去、面向未來的試金石。

(二)公開性與全民共識

改革的革命精髓在於逐步確立我國人民的歷史主體性,增強政治生活一切社會領域的公開性與透明度,在更為廣泛的範圍內達成全民對現代化的普遍共識、普遍參與;在重大問題、重大決策上實行全民公開與全民公決。

(三)推進民主與憲政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是修改憲法,革除集權政治,推行民主政治,實現憲政。強調民主的階級和意識形態本質,是對民主的肆意曲解;民主與科學一樣,是世界文明潮流,是現代國際慣例,民主是專制的死敵,卻是現代化的搖籃。

(四)多黨政治合作與政治多元化

人類民主實踐表明,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政治多元化是現代政治的必然趨勢,多黨合作是我國現階段已能實行的政治制度。不同意見的政治共存是健康的政治,啞雀無聲、只許附和的一言堂政治才是病態的政治,只有切實實行多黨政治合作,才能提高和改善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和合法性。

(五)關於不同政見

在我國現階段,應特別慎重地對待和處理不同的政治派別與不同的政治觀點問題,應堅決廢棄以政治運動和專政手段來解決政治分歧與思想派別的惡劣作法,當前要特別警惕將舊體製造成的危機轉嫁到少數持有不同政治見解的知識分子身上的非理性政治行為。歷史經驗告誡我們,漠視、壓制和清洗不同政見,只能進一步毒化社會政治空氣,挫傷知識精英和整個知識界對我國改革的信心,敗壞中國的國際形象,給我國改革和社會進步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

(六)執政黨的自身改革

執政黨的自身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

(1)黨理黨務

執政黨和其它黨派應在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的範圍內,處理黨的事務,參與國家、政府和社會活動。

(2)黨籌黨費

執政黨(以及其它黨派)都不能隨意由國庫支取活動經費;在現階段,凡由國庫支取的黨派活動經費應予公布;黨組織和黨員應對黨的活動承擔經濟責任。

(3)黨正黨風

腐敗之風,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下面和上面,上面是主要的。正黨風首先要正黨內和上層,尤其是高級幹部及其子女。

(4)黨容黨派

執政黨要容忍其他政黨(包括遵守憲法的反對黨),切實實行多黨政治合作;黨內允許不同派別(包括遵守黨章的反對派)。黨內外的政治分歧,只能用公開的、民主的程序來解決,而不能靠權力鬥爭、政治運動的非程序政治來處理。

(七)理論重建

以現代化為目標,突破歷史背景與制度化意識形態的局限,刷新馬克思主義,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廣泛吸收當代世界哲學、政治、歷史、文學、宗教、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的最新思潮,倡導科學理性、客觀精神和批判意識,建立我國社會現代化宏觀設計所必需的理論體系。

(八)突破人權禁區

面向《人權宣言》發表200年來世界歷史發展的主流,徹底清算否定人權、壓制人權給我國社會帶來的嚴重惡果,修改和廢止與憲法已經和應該規定的公民權力(宗教信仰、集會、言論、結社、出版、遷徙、出境、監督等自由權)明顯對立的過時政策和規定(如人事、檔案、戶口、票證、等級制等)。

(九)改善國際形象

反省四十年來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不合時宜的政治成見和意識形態對我國國際事務的干擾,以我國現代化的根本目標和世界文明與和平為準繩發展對外關係,特別應大大增強與西方工業化民主國家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人員交流。虛心學習蘇聯、東歐各國的改革經驗。堅決停止與踐踏人權、實行恐怖政治、恐怖外交的國家和集團的往來關係。我們特別關注中國的統一問題,我們堅決主張不以武力解決大陸與台灣的隔閡與對峙,放棄政黨和意識形態的偏見,以中華民族命運為重,通過多方面的往來接觸,最終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實現祖國統一。

我們主張更大程度地開放國門,尋求世界輿論和一切關心支持我國改革的各國政府和人士的廣泛同情與切實幫助。

(十)所有制改革

在通貨膨脹日趨嚴重的情況下,要有力推動所有制改革,進一步打破公有制固有的鐵飯碗和大鍋飯,推行優化組合、承包、租賃、股份化,以多種所有制來推進多元社會,以股票來制衡政策和政治。

(十一)大力發展私營、民營經濟

在公有製為主的前提下,大力發展私營、民營經濟,使私營經濟成為與國營、集體經濟享有同等地位的「第三勢力」;理論上破除「補充論」、「拾遺補缺論」;大力擴大個體、私營、民營經濟範疇,發展民辦私立學校、大學、研究所、文化團體、報紙、出版社、醫院、保健事業、社會福利機構、社會團體等。

(十二)打破精神枷鎖,進一步解放思想

正視信仰、信心、信任危機,切實對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思想、文化、道德體系進行全面改革,突破封建主義和舊意識形態的精神枷鎖,提高全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全社會範圍內推動觀念更新。改革決策者尤其需要更新觀念,站在時代潮流前面。要克服意識形態部門、宣傳部門、出版文化部門、新聞部門、理論部門與全面深化改革嚴重脫節甚至背離的反常現象。

(十三)增強社會活力

思想教育工作、青年工作、大學生工作要徹底改造,要從當前被動防範、消極恐懼中走出來,給青年人更多的了解社會、參與社會的機會,增強共識;要強調和培育五個意識:個體意識、公民意識、國家意識、民族意識、人類意識。

(十四)切實解決教育危機

教育面臨的嚴重危機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教育的現狀已難適應現代化事業的需要,教育體制改革長期不力,首先是領導不力,長期壓制排擠、打擊教育戰線上具有進取精神的改革先行者。提高教育地位,要首先解決教育經費,一方面增加撥款,另一方面採取多種形式的社會辦學、中外合資辦學、私人辦學、企業合股辦學,培養一代新型的創造型人才。

(十五)知識分子的當代使命

現代化潮流正向我國知識界提出新的歷史使命,那就是擺脫救世觀念、清高態度、依附狀態和觀望心理,成為思想啟蒙、價值認同、理論創新、道德重建的群體先驅,與我國工人、農民和各階層人士一道,為中國現代化殫精竭慮,萬難不辭。

在美國總統換屆已畢、蘇共總書記訪華在即,香港歸屬祖國為期不遠、台灣新人政治已成定局的新的國際環境中,在改革成敗未卜的嚴峻現實中,我們呼籲黨和政府審時度勢,總攬全局,高度理解我國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和信念,——我們畢竟同屬一個民族,同屬一種文明,因而也共有一種命運。

結 語

改革,二十世界末的中國波洶浪涌,正與世界現代化主流風雲際會。我們生逢其時,任重而道遠。

一切關心中國命運與世界前途的人們,歷史和未來在注視著我們。

除了改革,我們無路可走;除了現代化,我們沒有未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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