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

中國的文化問題，是今日人類文化問題之中心所在，亦一切文化之一大糾結之所在。這個大糾結，如能解開，不但中國問題可解決，人類問題也能解決。
——唐君毅：《當前世界文化問題》

七、返本開新，立極在人

時人認為，唐君毅以德慧雙修、教澤廣遠而流譽海內外學林，成為現代中國卓立不苟、自成氣像的一代大哲。他泛濫中、西、印，融通儒、釋、耶，如此大開大闔，昭示着中國文化一陽來復的訊息。

唐君毅的哲思天性不受西方現代實證主義與工具理性及虛無主義的影響，其哲學皆立足於人生、開辟生命本源、建立道德理想的人文世界，以啟導中國人無限向前向上之生機為鵠的。其思想義蘊周流互貫，凡人生體驗、道德自我建立、文化理想、東西方哲學比較、世界文化前途以及俗情世界中的成敗、毀譽、祭祀、哀樂、寂寞、死生、虛妄、顛倒、罪惡、執障、有限性、偶然性、虛幻性等等以及中西文學、藝術、音樂、建築、繪畫、語言、文字等皆有論列。其學問無所不窺，其著述奧衍浩瀚，馳騖八極，體大思精，長於辨析，善於綜攝，徜徉於東西哲學之中，而歸於中國聖賢義理之學。

《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宗旨是避免人類同歸於盡。因為“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憂心忡忡”，所以作為終身致思於天理人性的思想家負有特殊的人類責任。思想和哲學雖然從來不可能成為大眾的時尚，但它們始終在為世界尋找人類的安身立命之所。

1900年，巴黎博覽會拉開20世紀的帷幕，整個西方都陶醉在千年盛世的幻覺中，2001年，紐約世貿中心灰飛煙滅。20世紀的世界歷史猶如一道拋物線閃電，夾帶著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火光硝煙，地球第一次升騰起末日般的蘑菇雲，人類這個獨一無二的靈性物種終於發明了自我毀滅的物質力量，——卻沒有出現共同存在、相互提升的思想。

20世紀是革命、戰爭、動盪交替為烈的時代，從思想史角度，20世紀是西方科學居於支配地位的時代。科學不僅假設了宇宙起源、銀河系誕生、太陽系範圍、地球歷史的理論，還取代了宗教、神話、歷史學和幾乎所有人文社會學的傳統地位，對人類的進化、文明的演變以及所有民族和所有時代的經驗予以干預，——世界第一次被科學的思想和力量所征服。但是，人類每一次演變和進步，都必須付出代價，科學改造和引導世界的代價與它取得的壓倒性勝利成正比：即《羅素—愛因斯坦宣言》描繪的人類普遍死亡的危險。三大啟示錄式的前景存在於世界：一，世界主要核國家的戰略核武器一直處在戰備值班狀態，並不斷強化核威懾；二，世界範圍的經濟差距、生態環境惡化、資源短缺、貪婪腐化，時時造成怨恨、敵意、絕望和暴力；三，宗教、種族、文化的偏執與自負導致“文明的衝突”，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加深而非彌和全球化時代的差異與危機。按照《羅素—愛因斯坦宣言》，21世紀的危機仍然是“人性”潰敗和“良知”遮蔽的危機。

20世紀在西方科學精神指引下的世界進步，中國文化幾無貢獻，而為此進步付出的代價，中國文化也不能承擔責任。中國在這種進步與代價中卻承受了空前的變異與困厄，化除並匡正其變異，消解其困厄，以接續前賢往哲，應對世界的危機，乃是中國現代命運題中之義。

現代世界，一方面民族中心、國家至上，一方面人欲橫流、個人中心，“人”或被貶低、排斥、取消，或被抽象、誇張、膨脹，人的存在意義、生命價值遭到扭曲、異化。唐君毅深感人的主體性危機，是現代文明的核心危機，因此再三呼籲重新為人立極。他啟用中國儒家人極、皇極、太極一貫的傳統，強調首立人極。如果人的道德生命主體疏離，人極不立，則體現天道和形上價值的太極以及反映社會盛衰的皇極皆會異化，反過來成為人類生命主體的負擔與禍害。由立人極而貫通太極與皇極，即使生命主體充實飽滿。西方文化枝繁葉茂，能盡量撐開，卻不免離其根本。中國文化能自本自根，卻不免撐不開去。中西文化倘能各取彼所長，以補己短，使生命主體藉西方文明撐開去，又能藉中華文明使其回歸生命主體，實為天造地設之理想融合。總之，中西文明，合則兩善，離則兩傷。唐君毅理想的人文世界，也就是人類文明的圓滿充實。

唐君毅從不認為中國文化封閉、狹隘、過時，相反，他在傳統文化里承繼了豐沛的現代性源泉和未來可能性。唐君毅認為，中國古代“太極”相當於天道，代表絕對精神；“人極”相當於人道，代表主觀精神；“皇極”相當於王道，代表包括一切人文世界之客觀精神。孔孟見人性於見天性，繼天體仁而立天道於人道，可謂“立太極於人極”；宋明儒學在由人道以立天道，可謂“由人極以立太極”。而傳統中國位於“人極”與“太極”之間的“皇極”多只限於政治，必須將“立皇極”的含義擴而大之，以多方面表現客觀精神的人文世界的真實建立或者社會人文世界的充量發展以充實“皇極”,這正是中國有待向西方學習的薄弱處，也是中國現代民主、科學、社會、法律均衡發展的巨大空間。

唐君毅對“人”的世界猶三致意焉：人格世界繼天立極，乃太極見於人極之表現；人倫世界乃人極顯現為皇極之初階；人文世界乃皇極之大成。如此，人極、皇極、太極三者皆立，然後“中國文化精神之發展，乃百備至盛而無憾。此則中國民族將憑其以往之盛德，所當從事之大業，而將可與世界文化前途，相配合者。”為維護人的完整性，對治現代社會人的原子化，唐氏特別強調中國傳統社會的“三祭”：祭天地、祭祖宗、祭聖賢。祭天地可遙契太極，人格得以彰顯；祭祖宗使幽明款通，人倫之本得以樹立；祭聖賢乃法古今之完人，使人文化成於天下。三祭立然後天人性命相貫通，使太極人極大成於皇極，亦使人格、人倫世界大成於人文世界，使天人性命皆得以客觀化。

唐君毅是天真而純粹的理想主義者，雖然一生顛沛流離，但他對中國和人類未來抱以堅定的信念，這信念出自對人性本心的希望。唐氏不是從歷史演變、科學發明、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而是從生命存在與心靈本性揭示其理想主義的必然性。一切生命與心靈都會產生理想，一切理想都有趨向實現的動力，中國先哲名之為本心、本性，或稱道德主體。人對理想不但有認知它的知，還有喜好這個理想的情，和使理想化為現實的意。我們在知善知惡的同時，便會好善惡惡，為善去惡，知情意是同時產生的。

唐君毅斷言，人類一切文化創造，均由理想生起，而人的理想世界，是人的知識世界邊際以外的世界。理想世界雖在知識世界以外，但不在人之心靈與生命以外。唐氏所弘揚的人文精神，就是這種天人合一的莊嚴神聖世界。在他的人文世界中，民主、科學以至藝術宗教，都不是至高無上的，只有人格世界，才周行無際。——一切人文創造，亦當回歸到人格世界。

唐君毅長期聚精會神於哲學思考，發明了許多概念、術語，顯示出獨特的原創性。他把中國文化歸納為“圓而神”的智慧，西方思想則呈現出“方以智”的精神。“圓而神”的中國智慧對“方以智”的西方精神是可以全部攝取的，這既是中國文化精神的自身敞現，也是中西人文精神的徹底會通和融合，是展開未來人文世界的根本路徑。從中國文化看，這一路徑，不承認中西文化的會通、融合只是“截長補短”之事，而是將之視為“完成中國文化自身當有之發展，實現中國文化理念所涵之事。”他進而認為，這一根本路徑，對於中國百年來中西文化之爭，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全盤西化之爭，給出了“哲學理念上之真實的會通。”這種“由圓化方”或者“納方入圓”的“綜攝創造”的文化觀，既是對百年以來中體西用論與全盤西化論的歷史性超越，也是“今天最圓滿的人文主義思想”。

在《20世紀思想史》結束語中，英國當代思想史家彼得·沃森發現，影響這個世紀人類命運的思想全部來自西方人，非西方文化沒有產生堪與西方文化媲美的著作。唐君毅為西方思想界了解，在其生前已開始，為中國系統地接納，則在他辭世之後。作為一名儒家哲學家，唐君毅早已對其思想命運作出預言：我個人最關懷的，既不是純哲學的研究，也不是中國哲學的研究，而是關乎中國與世界文化命運的前途。我以為它們才是當今這個時代和未來時代最重要的問題。唐君毅指出，他的核心思想和中心問題是，“百年來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之衝擊之問題。在中國人之立場上說，即主要是中國未來社會文化之方向的問題。……我之一切文章之討論此問題，都是依於三中心信念，即：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

唐君毅斷定，無論如何，反傳統論者“以打倒中國文化之傳統，作為接受西方文化之代價，便是缺乏一涵蓋自己文化歷史之氣概。”同時，“無承擔自己祖宗所遺之文化精神，而能吸收他人之文化精神者，亦未之有也。”最要緊者，“千言萬語，都可歸結到中國今後之知識分子必須先要自立，真正自覺其是人，是中國人。人必須先能去古今之蔽，而有一通今古之氣概，同時亦才能真有放開胸懷，以涵蓋今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一切有價值者，而加以綜攝之氣概。而百年來之中國知識分子，實亦缺乏如此之一氣概。”唐君毅因此抱定其文化理想：

中國文化精神有無比的大力，它是直接貫注於中國之全部人之生命與心靈之深處。中國未來立國之文化思想，必須有待於吾人一面在縱的方面承先啟後，一面在橫的方面， 作廣度的吸收西方思想，以為綜攝的創造。此創造並不能期必某一個人或某一時期完成，但是只要大家先能提起精神，擴大胸量，去掉虛怯、卑屈、羨慕的情緒，而有一頂天立地的氣概，便能逐漸完成。

唐君毅自始不是被動回應西方思想挑戰，他的文化立場異常堅定：首先“返回”中國文化之根本—— “中國人之為中國人”之仁心德性，方可成為“現代世界之中國人”。中國文化精神不可否棄的根本原因在於，地緣、民族、歷史、語言、文字，尤其歷代賢哲的精誠努力，已不可分割地形成高度認同的文化命脈，貫注於所有中國人的生命和心靈，——“它即是中華民族的上帝！”中國文化一體無間，是所有中國人皆可追溯、棲息、綿延的內在根基。中國文化是一個活的生命體，充溢數千年間億兆男女的生死、奮鬥、希望。“你能依照它的意旨實現你的生命，你也就真正實現了你之為人、你之為中國人”。唐氏認為，遍觀中外歷史，每一開新的文化創造，無不以返本復古為前導。中國古代堯舜是各主要流派共同的先聖，韓愈、柳宗元倡行古文運動，卻持續唐宋400年文學之盛，追逐時尚如韓非、王充等，大都輕浮無根之徒。歐洲文藝復興的靈感源自古希腊文化，啟蒙運動的政治法律思想拜古羅馬斯多葛派之賜，德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則回溯中世紀寧靜神秘的完整世界，中國面臨空前文化危機，若無精誠返本之功，斷無穩健開新之局。

唐君毅思想的更高理想，是推動東西方文化的對話和交流，不僅中國需要文化復興，世界也需要精神自救。1988年，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斷言，只有在科學的理論和成就上，哲學才有一席之地。十年後的1998年，美國科學家E·O ·威爾遜指出：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不是克爾凱郭爾和薩特那樣荒誕的賦予個體完全自主性的舊存在主義，而是煥然一新的思想，它要求協調一致的學問、普遍的分享，並使准確的預見和明智的選擇成為可能。在所有這些過程中，人們要學習的最基本的原則是：一切之中都存在着倫理。人類社會的生存並不像動物群體的生存，它奠基在人類基因的特定傾向上，它要求形成長期的契約，通過文化演化成道德和思想。

這是新紀元降臨的呼喚，它不是宗教之間的“聖戰”，也不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軸心時代以來不曾出現而理應發生的文明之間的對話、融合的新的創世紀。冷戰終結、全球化突然來臨，一種屬於全體人類——包括1200億已經逝去和更多尚未誕生的人類——的世界文化已經成為最大和最高的必須。世界已進入一個大交流、大綜攝、大融合的時代，所有的民族、國家和個人都從來沒有如此緊密的形成一個文明共同體，怨恨、對立、衝突、戰爭將繼續存在，但人類有了新希望，“文化總是世界和解的一個基礎”（愛因斯坦），一種史無前例的人類意識和世界文化正出現在曾經飽經滄桑的地球上空。

這正是唐君毅念茲在茲、“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並以其全幅生命獻祭的事業。在他生前，有中國幾千年一以貫之的偉大文化及其無數創立者，在他死後，孔子再次成為中國文化不朽的像徵，中國正在開始迎接鳳凰涅磐式的重生。

八、哲慧遠播，君子息焉

1952年，法國學者勃里爾撰寫《中國哲學五十年》，首次把唐君毅介紹給西方哲學界，把唐氏歸為黑格爾主義者和道德主義者。美國著名哲學家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對比他年長十歲的唐君毅極為推崇，在其1975年主編的《新儒學的展開》(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一書收錄了唐氏的英文論文《劉宗周道德心之學說與實踐及其對於王陽明之批評》，並以此專集題獻唐氏，稱“敬以此書獻給唐君毅先生，藉以認識其終身努力理學之研究並欣賞其精神與人格”。1977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德籍猶太裔漢學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是充分論述唐君毅思想的英文著作，稱唐君毅的“最大優點在於，他的著作在一個易於被熟悉現代思想方式的人們所接受的分析架構中，提出了對新儒家地位的一種極其詳盡和廣泛的解釋。他不僅是中國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更是二十世紀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如果要拿他比擬一位二十世紀的西方思想家，起碼要選出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這一輩，才可以找到一個如此睿智而對人生又如此有創見的學者。”

唐君毅的最大意義，首先在於他幸運而富有成效地維護並弘揚了中國文化；其次在於世界危機也許已走到盡頭，新希望正在顯現，唐君毅是從舊世界危機中看見新希望並為之殞身奮鬥的世界文化先驅；最後，中國和世界文化正轉向唐君毅所致思並滿懷希望的道路，一個大肯定、大綜和、大融彙的世界文化時代正在來臨。

唐君毅不是如尼采、叔本華那樣孤立存在的哲學家，他的師友包括眾多中國20世紀特立獨行的思想界人物：梁漱溟、梁啟超、熊十力、歐陽竟無、蒙文通、張東蓀、胡適、張君勱、賀麟、方東美、宗白華、湯用彤、許思園、徐復觀、李長之、金岳霖、謝幼偉、張丕介、李源澄、程兆熊、牟宗三、韓裕文、饒宗頤、楊宗翰、謝扶雅、鄧子琴、張其昀、吳士選、夏濤聲、黃振華諸先生。作為哲學家，唐君毅及其思想將接受同行的檢視，——隨著時間推移，思想界將更深入更整括地走進唐君毅的思想堂奧。

陳榮捷認為，唐君毅師承熊十力，又有西方哲學根基，“而其中心統系，實是我國儒學主流，由孔孟以至周程張朱陸王，一氣貫串，毫無門戶之見。謂為儒學今天之正統代表而加以刷新者，不為過也”。唐君毅以“聖人無常師”的精神，廣泛涉獵中、西、印、日、韓的哲學並與之對話。“通過他精湛的道德體驗和宗教情操，一方面為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學作了一種切身的有血有肉的見證，同時也為儒學在國際學界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周輔成指出，唐君毅哲學“不僅是從中國哲學本身的問題展開，更是從西方的哲學問題形式展開，這表明他心中要解決的，並不僅僅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出路問題，而是整個世界哲學傳統的出路問題、整個生命存在的問題。他不曾無故標新立異，他的三向九境，實是想把中印西三方面的傳統各派哲學都放在一定的地位，各有其價值，假若要成為最完善的哲學，還須打破其局限性才行”。對於西方思想，唐君毅曾由衷尊崇柏拉圖、康德、柏拉德萊、羅哀斯(Royce)，也熱烈地佩服尼采、叔本華、柏格森、雅斯貝爾斯、別爾嘉耶夫以及海德格爾、薩特。這一些相互衝突的思想，也曾使唐君毅的思想發生過矛盾，但終於被他克服了。

蕭萐父則另有所見，——無論稱唐君毅為“道德的理想主義者”、“超越的唯心論者”、“現代新人文主義者”、“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還是稱他為“現代大儒”、“現代新儒家的第二代宗師”等等，都很難與其思想全貌和客觀地位相符。“就君毅哲學思想特有的包容性、開放性而言，就其貫注始終的圓融會通精神與建構自己哲學體系的方法論自覺而言，很難納入傳統學派的某一範式，道家‘玄圃’，儒家‘杏壇’，都似乎容他不下”。在學術思想的繼承、開拓的大方向上，“他跳出了儒為正宗、余皆異端的狹隘界限，否定了‘道統心傳’的單維獨進的思路，而是按‘殊途百慮’的學術發展觀，自覺地走上多源頭、多根系、多向度的致思道路。” 唐君毅不走西方19世紀和中國20世紀強調差異、批判之路，而“異以觀同，於歧以見通，由多以顯一，乃君毅基於深厚學養所闡明的真理發展的辯證法，不僅是他的治學方法，而且是他整個哲學體系的理論基石和靈魂”。唐氏“三向九境”的哲學體系，力圖囊括人類文化的各種價值形態，古今哲學的各種義理，冶中、西、印及儒、釋、道於一爐，按他的人文哲學的圭臬，重新予以歷史的與邏輯的定位。盡管其中的一些理論環節，一些具體論斷，或許大有可以商榷之處，但這一體系的歷史感、涵蓋性及指向未來的動態發展，是值得肯定的。在近百年中西文化的彙聚衝突的大背景下，中國近現代的哲學家實踐著融通儒佛道、涵化印西中的學術途徑，形成了中國近代哲學發展的諸形態，而唐君毅正是這樣一代哲人中的集大成者。

現代新儒家重鎮徐復觀對唐君毅逝世有“極大的感慨”：想為自己的國家民族，在文化上盡一番責任的中國學人所遭遇的橫逆和艱苦，大概是其他國家的學人所無法想像得到的。

哲學家黃振華論證，唐君毅“畢生鞠躬盡瘁，以其全部生命貢獻於維護中國文化延續文化生命的工作，更且身體力行，創辦新亞書院，乃至後來之新亞研究所及新亞中學，以期培育後進青年繼承中國文化。唐先生可說是現代中國不可少的一位挽救文化危亡的巨人”。

作家、《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完全同意唐先生的見解：一部分中國人所以接受馬列主義，原有反西方侵略的目標在。但一旦這目標達成，對馬列主義就應當修正、超化而根本舍棄，從而發揚中國文化中固有的優秀傳統，大家做堂堂正正的自由中國人”。

人文學家勞思光指出，人文主義代表真正的中國文化運動。唐先生本人就是這樣一個運動的倡導者與推動者。“這個運動就其實際發生的影響力講，不能說是己經很強大，但在近百余年來中國歷史的背景中看來，它正如夜空中一星高懸，雖是孤明，卻正是照著歷史道路的確定方向”。

李杜發現，唐君毅先以“道德自我”或仁體為中心建立了理想主義哲學系統，進而由人的生命存在所顯示的心性或心靈為中心建立了心通九境論哲學系統，“其系統皆自創建非有所繼承於前人”，即“君毅之學皆與其一己之生命性情和中西之傳統哲學相應”，“其道德之理想主義所本以建立者，即為一己之仁心智解，亦依於中國之儒學傳統，西方之思辯哲學”。同時，不能簡單地把唐君毅與西方的哲學家康德等人相比，因為唐氏所面對的問題與他們不同，故成就亦不同。西方哲學家各別地面臨了西方學術文化所發展出來不同的問題，而各別地提出了相應於當時的西方學術狀態的進一步解答。唐君毅面臨的是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共同危機與使命。

胡菊人回憶：我親炙唐先生將近二十年，從未見他哈哈大笑，則在談話中所予人者，便絕非快樂、酣暢如此輕簡字眼可以形容，他的聲調亦非抑揚頓挫，他的眼神臉色更不是隨語而變而引人者，他沒有一句話、一個手勢是為了影響聽者而著意使用出來的，一切動靜，盡是如常如恆。唐先生之對我們有如此的感染力，由於他每話每態，沒有一點的假借與裝作。所關心者，都是大空間如家國人類，大時間如歷史文化的過去未來，無形中使我們不再局限於小人小事，水流引出大海，才見舒泰。又因他寬厚溫煦的態度，不覺絲毫大學者的壓力，而祇覺容易親近。總之是一個完整的人格在感染我們。

司馬長風曾言：當人生蹉跌，志業挫折的時候，當黑暗已極，光明未始，狐鬼滿路，陰風怒吼的時候，宗教徒會祈求上帝和神，憬從孔孟的人，則渴望慈祥的了解，智慧的光亮。二十多年來，每有重大問題，非常變故，總是向唐先生坦述症結，得到教解而後心安理得。

牟宗三稱唐君毅是“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

“這一個文化意識宇宙是中國文化傳統之所獨辟與獨顯，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質損益，經過孔孟內聖外王成德之教，而開辟出，唐先生是我們這個時代此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之繼承而弘揚此文化意識之內蘊，是以其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頂上去，而存在地繼承而弘揚之”。

中國人沒有理由非作西方式的哲學家不可。中國式的哲學家要必以文化意識宇宙為背景。儒者的人文化成、盡性知命的成德之教在層次上是高過科學宇宙、哲學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然而它卻涵蓋而善成並善化了此等之宇宙。唐先生這個意識特別強。吾與之相處數十年，知之甚深。吾有責任將他的生命格範彰顯出來，以昭吿於世人。故吾人於哀悼其有限生命之銷盡之余，理應默念而正視其文化意識宇宙中巨人身份之永恆價值。足見唐君為西方哲學會議我國來自東方之第一人而又是年期最長與貢獻最多者。

海外自由派殷海光、韋政通等人和大陸眾多學者不贊成唐君毅，認為現代儒家以“中”論“西”，是以中國文化的信念、標準評判中西文化的優劣；在使儒家文化成世界文化的使命感的推動下，攻擊西方近代文化的民主與科學，表現出宗教性的熱忱，希望儒家能成為世界性的文化，希望孔子能成為全人類的教主；強調中國文化的”一本性”和優越感，將越發加深中國人的文化偏見，益使中國文化陷於不利處境；認為唐氏所強調的“仁心”，只存在於主觀信念中；所謂對中國文化要抱“同情而存敬意的態度”，實際上並不是研究歷史文化應持的態度，常常會美化甚至神聖化中國歷史；如不能做到創造性的轉化，中國文化的認同危機是不能克服的；唐氏過於提高儒家的地位，判定惟有孔、孟儒家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文思想，但儒家式的人文主義，在經驗的歷史裏，自始就沒有存在過；唐君毅相信儒家人文精神代表“圓滿諧和形態”，足以成為人類文化生命前進之最高原則，基督教和佛教皆不具備此形態；凡此種種，都是自我迷戀(narcissism)的精神現象。

儒者不忍忘天下，仁以為己任，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不得已而辯。唐氏不喜與人辯，很少回應對自己學術思想所作的批評，偶爾對一些關鍵性的誤解作出申說。有人著文批評他反基督教，唐氏在《我對於哲學與宗教之抉擇–人文精神之重建後序兼答客問》一文中解釋說，這完全不合事實，“因為我正是認為在此時代，須有宗教精神之再生”。唐君毅所處時代，道術已為天下裂，且新舊羼雜，東西扞格，形勢空前繁复，與其逞口舌之能，不如積雪囊螢成一家之言。

中西文化之爭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還將繼續。唐君毅無疑代表了復興中國文化並匯通中西文化的新境界，已超越了儒學黯澹孤寂的舊階段。20世紀全盤批判中國文化和各式西化的災難性後果已經顯現並為中國人承受，而中西文化的正面遇合至今沒有成為中國思想界的自覺與自主選擇。唐氏具有堅定的文化自信，這當然不能證明其文化理想的確鑿意義，而其一生著述，確實豐富了中國20世紀的思想內涵，也將啟導未來中國的文化重建和中西文化的融通。全球化時代為中西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儒學承擔慎終追遠、存亡繼絕的歷史責任，也秉持求同存異、革故鼎新的未來信念，其“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四海兄弟”的人文理想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倫理原則雖然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但它們正是21世紀人類社會亟需的精神資源。作為回應西方挑戰進而共同締造人類精神的一項文化成就，唐君毅的哲學思想已構成中國精神的現代遺產，有待來者審辨、弘揚。

如同釋迦牟尼、孔子、蘇格拉底和耶穌的弟子最了解老師一樣，1949年即師從唐君毅的唐端正在乃師辭世一個月後的回憶，也許是最切近逝者文化使命的文字：

近百年來，中國人所遭遇到的種種苦難，皆由文化失調、觀念混亂所導致。自從鴉片戰争以後，西方文明的種種勢力，像無盡的潮水般洶湧而至，對傳統文化加以無情的衝擊與徹底的摧殘，中國的命運，危如壘卵。面對這一亙古未有的奇變，國人大都對傳統文化失去信心，而主張全盤西化。他們一時主張模仿德、日；一時主張學效英、美；一時主張倒向蘇聯，朝秦暮楚，東歪西倒，使中國的政局，始終動燙不安。部份對中國文化的偉大價值有真知灼見的豪傑之士，以其開盲啟聵的聲光作獅子吼，卻被視為抱殘守闕。少數能對東西文化作比較者，則又頗嫌其零碎雜亂，顧此失彼。其能通過對人類文化全面的批判，與徹底的反省，綜覽全局，高瞻遠矚，為中國文化重新開示一個明確的方向者，當今之世，唯君毅師足以當之。

君毅師回應西方文明長期以來的挑戰，是通過大判教的方式來重新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的。他樹起儒家人文主義的旗幟，疏導一切文化問題，融攝一切價值理想，使各種不同的思想理論、價值觀念均在適當的層次中回復其應有的地位。因此在君毅師的思想中，對人類文化采取大肯定而非大否定的態度，他對於教悌、人倫、人性、理性、正義、理想、自由、民主、科學、知識、家庭、國家、大同、宗教以至個體性普遍性，都無不加以肯定，無不加以成全。他確實能夠開拓萬古之胸襟，卻不必推倒一世之智勇，而要成全一世之智勇，其智慧之高，悲願之弘，魄力之大，都是驚人的。由西方思想觀念東來所掀起的澎湃怒潮，經君毅師為之批判疏導，融和統攝後，已如百川歸海，各得其所了。因此君毅師的成就，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代表著中華文明在近百年來回應西方文明挑戰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唐君毅是中國20世紀思想界“障百川而東之，回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他在蒙童年齡萌生世界毀滅的大憂患，在十五歲立下希賢希聖之志，終身不渝地為之殫精竭力，從不猶豫徬徨；他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閱讀西方哲學，卻在而立之年後完全歸正中國文化；他在不惑之年流亡海外，卻成為中國精神至誠的繼承、維護和弘揚者；他在知天命之年發憤忘食著書立說，並起草《中國文化宣言》，中國現代新儒家從此為世界知曉；他在耳順之年聽從內心和時代的深度召喚，十餘年間出版的哲學專著達500萬字；他在從心所欲之年完成了無愧於其文化使命的臨終巨卷《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

唐君毅說，在做一個聖賢的工夫上，我給自己打不及格。如果此言成立，唐君毅就以現代標準更新了“聖賢”規格。有人計算過，唐氏逾千萬哲學著述，按四十年不間斷寫作，平均每年需25萬字。唐君毅曾懷疑自己是一因犯罪而被貶謫到人間的仙人，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幽靈，常覺世界如在霧中，飄忽無定，故頗自憐惜，深恐自己的智慧會隨身體而早夭，如菜花未盡開而凋零。這種縹緲荒涼的情緒，雖有助於產生許多超妙的哲思，然太不適於實際世界，——於是深知此乃不健全之人生。真實、健全之人生應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兩頭生根。故曾集合同道，除共同研究學問與寫作外，還創辦雜志、學校，以促進人類理想社會之實現。

唐君毅的職業是教師，同時承擔繁重的行政負荷。從青年時期出任中央大學哲學系主任到與錢穆、張丕介等先生創辦新亞書院，主持文化講座，再到建立新亞研究所、新亞中學，最後組建香港中文大學。唐君毅秉承“一方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化腐臭為神奇，予一切有價值者皆發現其千古常新之性質；一方再求與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學相配合，以望有所貢獻於真正的新中國、新亞洲、新世界”的新亞精神，懷抱 “延續中國文化”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使命感，以縱貫百世之心、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傘，篳路藍縷，全副身心於漫長鎖碎的教務。在履行這些事務性責任時，唐氏的哲人天性也不時受到壓抑。中文大學改制期間，新亞書院內外產生嫌隙，口舌、是非、恩怨不斷，識時務者均擇木而居。垂老羸弱的唐君毅置身其間主持公道，如處煉獄，竟遭他親自聘任並舉薦的哲學系新主任無端詆毀，令唐氏暮年心緒創痛不已。

北京曾派人到香港，邀唐君毅回大陸去看看。唐氏回答，回去看看未嘗不可，但有三个條件：不要侮蔑孔子；不要反對中國文化；要將高懸於大陸各地的馬、恩、列、斯畫像拿下来。理由是：研究馬列的學問是一回事，但让中國八億人头上頂着幾个外國人，晨昏禮拜，是民族之耻，如此下去，中國人将永遠無法抬頭。1976年9月9日，唐氏在切除癌瘤後獲知毛澤東去世，隨口說道：我身上去了个瘤，中国亦去了个瘤。

1978年2月1日，辭世前一天，唐君毅請弟子貼了春聯：室有山林趣，人同天地春。之前寫了不少回復遠方學生的賀年卡，均題：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當天黃昏，又向夫人憶述三位前輩。一為美國哲學家威廉·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霍金景仰中國文化，曾去信北京某權威討論唯心唯物問題，後獲知彼時中國已決定尊奉唯物論。唐君毅訪美時，84歲高齡的威廉·霍金長途趕到，對中國文化淪落至此，非常難過，問可否再去函討論，言畢老淚縱橫。二為日本哲學界祭酒宇野哲人。唐君毅曾往拜訪，時宇野已年逾九旬，恬靜安閒，其家雍雍穆穆，頗見儒家倫常之禮。三為梁漱溟。唐君毅在北京大學時，梁漱溟五次公開講演，每次門券一元，唐君毅因故未到，梁以為他無錢購票，特托人送大洋五元。

2月2日凌晨三時彌留之際，唐君毅忽起觀聖哲像之念。謂此時觀佛像最好，因佛像俯視人寰，靜穆慈祥；孔子遠視前方，令人有棲棲皇皇、時不我予之感；而耶穌在十字架上，教人不忍。哲人其萎，萎亦思哲。

1978年2月12日，香港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社團數十，在九龍世界殯儀館為唐君毅舉行祭祀大殮。挽聯花圈，聚滿禮堂。

牟宗三與唐君毅論道進學四十年：
一生志願，純在儒宗，典雅弘通，波瀾壯闊，繼往開來，智慧容光昭寰宇；
全幅精神，注於新亞，仁至義盡，心力瘁傷，通體達用，性情事業留人間。

現代新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徐復觀：
通天地人之謂儒，鉅著昭垂，宇宙貞恆薪不盡；
歷艱困辱以捍道，尼山巍峙，書生辛苦願應償。

相知甚深的農學家程兆熊：
病里乾坤，據君所論，生命本長存，萬代千秋君當重返；
變中世界，由道而言，心靈開九境，六通四辟道必大行。

新亞研究所研究生余英時：
當年哀花果飄零，道本同歸，仁為己任；百世重人文教化，我豈異趨，久而自傷。

新亞書院校友會：
倡仁義，傳聖道，化雨頻沾，高山可仰；
輕權勢，距異端，典型遽逝，後學焉依。

新亞研究所：
為新亞精神開道路，為中華學術開風聲，大雅仗扶輪，久矣世仰儒家，士尊泰鬥；
是東方人文之前驅，是君黨蹈厲之矩範，鞠躬今盡瘁，定知身騎箕尾，氣作河山。

新亞書院哲學系：
析心物，建立道德自我，原性原道原教，洋洋數百萬言，先生豈好辯哉；
論中華，痛惜花果飄零，懷鄉懷土懷國，默默一片悲情，夫子不得已也。

唐君毅以復興中國文化並疏通東西方哲學為人生理想，以其仁厚、敏慧、熱忱、精純和無出其右的思想著述，為後世留下一名現代中國書生的典型人格、一名守死善道的君子矜式。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唐君毅一生與山水有緣，他生在金沙江畔，啟蒙在成都錦江，重慶嘉陵江寄寓了他的初衷，南京長江夕照輝映了他的哲思。然後渡珠江，跨海峽，桴滄海越汪洋，無量滄浪滋潤了一個肫摯善感、悲欣匯湧的心靈。逝者如斯夫，跟古今中外所有純正的哲人一樣，唐君毅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或馮虛御風、或遺世獨立， 剝復到底，卻如漁翁樵夫般平易尋常：

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現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墓上，先父的墓上，祖宗的墓上，與神位前，進進香，重得見我家門前南來山色，重聞我家門前東去江水，亦就可以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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