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宣稱，沒有塵世的力量有資格對一個人的良心施加權威。因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義發表這些議論，而是一種發自對人類不朽精神的表現。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許多言詞一樣，能夠永不磨滅。人類普遍的和永恆的思想，一旦被一個藝術家塑造後，就能永遠保持新發於硎的敏銳。
——斯•茨威格《異端的權利•引言》

人道主義者常常是這樣的人：在輕鬆平和的時代，他們是溫和的評論者和克制的歌頌者；在暴力和不幸肆虐的歲月，他們是激烈的抗議者，是不幸與苦難的堅強朋友。

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總是產生於深刻的歷史悲劇中。有極惡，就有至善，人道主義者必然是在對邪惡與醜行的暴露中去禮贊善與美。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只能誕生在無數人命運攸關難測時“生死與之”的獻身中。

劉賓雁走到了一種新的人道主義：在對人的處境、命運和使命的思考和描述中，他發現了在我們這個時代，人性與歷史發展的內在統一性。

這種統一性集中地反映在下面兩個問題上：對所有中國人觸動最深、影響最大的問題，是一場偉大的犧牲重大的革命怎樣在巨大成功之後走向一個“封建法西斯”專政的國家？中國人在這場歷史巨變中承受了什麼樣的命運？

簡要追溯人道主義發展史以及在中國的命運，對於人們瞭解劉賓雁達到的人道主義的新高度是必要的。

廣義而言，世界性現代化始於兩個歷史過程：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德國哲學的建立、法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歐洲文化和歷史的延續與發展）。──包括本世紀被第一、二次世界大戰踐踏後仍然深植於西方各國的人道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精神分析法等）。它們提供了人類現代歷史的精神基礎：人的發現、人的復活、人的價值的肯定和人的幸福的“此岸性”，即相對峙於神權及其翻版──專制主義的人道主義。另一個歷史過程，是由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直到目前方興未艾的技術革命和科學進步。

前者，固然需要繼續做出對人性和人性的歷史發展的更深刻、更正確的發現，需要傾注更強烈的關注，後者也必須對人性提出越來越高和越來越複雜的要求。現代化最合人性的目的在於它的精神方面，人道內容應當是其中的核心部分。離開人道中心，科學技術將成為最難控制的災禍，經濟繁榮不過是高效率的奴役，哲學及藝術將充滿謊言，墮落和退化將成為大趨勢。

人們看不出哪種制度、哪個民族、哪種文化可以避開人道主義的審判。一部人類史，尤其是人類現代史，就是一部人道主義發展史。無論從生物進化史、自然史，還是社會發展史來看，都是如此。高爾基在未被史達林、日丹諾夫等人弄昏大腦之前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人類犯過許多錯誤，但他身上有一種勝過他的一切過錯的東西，這就是精神深處永遠起作用的人道的原則。”

“文化大革命”最臭名昭著、其本質最充分顯現的地方，就是對人道主義的空前踐踏。林彪，“四人幫”的歷史倒車，可用一句話來概括：用絞滅人性來改變現代化。用人道主義來衡量“文化大革命”，才能得出真正有益的教訓，一切不義和苦難才能得到公正的清算，正如紐倫堡法庭對納粹極權制度的審判一樣。

不僅如此，由於中國幾千年傳統社會的“皇權中心”本質上不可能出現純正人道主義，由於任何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過程還會不斷出現反人道主義現象，所以，人道主義不僅是徹底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而且是衡量和評判當代中國社會的最重要的尺度之一。

劉再複及一批理論家在與中國極左分子長期的“論爭”中，充分地意識到人道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意義。他在回顧“新時期”（1976－1986）文學的成就時指出：

“新時期文學對人情、人性、人道主義的呼喚，其意義不應低估。這種估計仍然要考慮到我國特殊的人文環境。這就是說，不僅要考慮到人道主義的內容本身，而且要考慮到人道主義在中國的特殊的不幸的命運以及改變這種命運的艱難，從而理解作家在這方面的突破所具有的正義性和他們的作品所具有的重大社會意義。離開歷史具體性而籠統地否認新時期文學的人道主義思潮的意義，脫離實際的盲目超前，不可能對昨天做出科學的評價，也不可能對明天有正確的選擇。”

人道主義將長期地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在中國理論界、學術界爭論下去。（這當然是極為重要的，這是因為：第一、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看重文化觀念形態，它對社會對知識份子十分重要；第二、這種論爭本身加深了人們對人道主義內涵的理解）。但是人道主義之所以有力，在中國還不只在於它的理想性質和道德魅力，而在於它的歷史實踐。

當代中國歷史上，人道主義理論論爭的命運充滿了風險。從五六十年代胡風的“精神奴役創傷”開始，經過馮雪峰、秦兆陽、邵荃麟到七、八十年代李澤厚從康得那裡借來的“人是目的”、高爾泰“美是自由的象徵”、劉再複的“性格組合論”、“文學主體性”、王若水等對“異化”、“人道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其間代價累累，步履維艱。而從人道主義的理論論爭進到人道主義的歷史實踐，則需要更加傑出的智慧和崇高的道德境界。

劉賓雁作為一個新人道主義者，首先體現在對個體生命的人道主義把握和反省上。

1979年《人妖之間》的發表，標誌著一種新的人道主義開始出現。《第二種忠誠》（以下簡稱“二忠”）則是這種新人道主義的高峰。

總的來說，劉賓雁的個人經歷和與他同齡而又投身於中國革命的人們有許多相似之處。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和反抗，渴望民主自由精神，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產生的愛國主義的民族意識，直接接受俄國、日本傳入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影響，間接瞭解的西方自由思想。1944年入黨之前，他已經通過自學的俄語和日語，直接研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原著，閱讀了中俄大量作家，如普希金、托爾斯泰、高爾基、魯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那時他十九歲。（1986年9月2日，在接受《深圳青年報》記者採訪時,劉賓雁回記說：“千千萬萬的人，包括我個人在內，都是在自由和幸福的感召下參加共產黨、參加革命的，很多人就犧牲在這個口號上。在日本統治時期，我們在天津唱的一首歌是《毛澤東之歌》，第一句是‘密雲籠罩著海洋，海燕呼喚暴風雨’，這歌最後一句是‘建設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日本人投降後，他一直在京、津、沈、哈等北方大城市生活，直接領略到已近尾聲的中國革命的深刻意義，同時也直接體察到它那已露端倪的後遺症。

他是以一種真正發自內心、自覺的主人感迎接新中國的。年輕、純潔、有才華，更重要的是，他的深厚的文化素養促使他永不背棄少年時代的誓言：為一個自由、民主而富強的新中國奮鬥。他不會背棄這個誓言，這種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和俄國的理想主義在他身上已成“氣質”。

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訪問，給了他“很大的觸動”。1954年，他隨中國新聞代表團訪蘇，

任翻譯。蘇聯《真理報》、《消息報》、《勞動報》介紹的列寧關於報紙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觀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6年，他隨中國記協主席鄧拓到華沙參加國際記者協會理事會。回國時途經莫斯科。這次出訪是他後來寫出《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構成了他後期文學活動的歷史基礎。

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危害》已在莫斯科和華沙傳開。他恰逢其時，接觸了蘇聯五十年代著名文學評論家、具有獨立精神的奧維奇金和各階層人士，“打破了以往對蘇聯、對史達林的迷信” 。（在遠離莫斯科的奧維金的別墅裡，劉賓雁整整一個星期沉溺在奧維奇金搜集的各種揭露史達林獨裁統治罪行的材料。其中有不少是來自蘇聯各地的申訴和“上訪”材料。三十年後，劉賓雁自己也收到了成千上萬封類似信件和材料）

這一系列經驗與他本人遭遇的結合，根本改變了他的命運，改變了他的思維方式和政治態度。1955年，他被突然審查，達四個月之久，停止記者工作。雖然事後查清，有人模仿他的筆跡寫咒駡周恩來、胡耀邦的匿名信，但他的心情始終很壓抑。這段時間，正是反右運動前夕，中國政治生活已開始走上一條危險道路。在《中國青年報》從事工業報導的劉賓雁，已“目睹工業管理上嚴重的浪費現象，幹部思想保守，群眾積極性未能發揮”。此後，他又對官僚主義和保守思想提出“尖銳的批評”，實踐了他的俄國教師提倡的“干預生活”的口號。（奧維奇金的其它主張還有：“寫實際問題，寫當前存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應該非常緊密地聯繫生活，而且應該全神貫注地、深思熟慮地和滿懷愛情地對待生活”、“不要去逃避矛盾的現象、混亂的看來搞不清的、亂七八糟的複雜的現象，應該有信心地把錯綜複雜的現象弄出底細，把矛盾的結解開”、“迎接矛盾迎接困難這件事，甚至可以說是作家職業的義務”、“假如生活永遠是那樣平靜，一帆風順，鴉雀無聲，那麼也就沒有什麼可寫了”。顯然，這些觀點在劉賓雁的作品裡，在他的人生實踐中，是得到遵循的。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劉賓雁對文學與現實的關係的理解和表達，要深刻、廣闊得多。）

1957年4月，劉賓雁擔任《中國青年報》編委。劉少奇曾對《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發出指示，上海有家大紗廠工人罷工，應派人前往報導。劉賓雁立即趕到上海，寫了《上海在沉思中》，“讚頌這種思想（敢於在共產黨國家內報導工人罷工）的活躍”，並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現在很需要一個當年象魯迅那樣敢於跟周揚同志爭鬥的人。（與許多文藝界人士一樣，自四屆文代會周揚本人對自己幾十年作為作了反省後，劉賓雁也完全放棄了以前對周揚的看法，並對他晚年的徹悟深表讚賞。）更嚴重的是，他還批評上海市委在鳴放中“沒有按中央指示精神辦事，反復無常，致使很多人不敢講話”。這就開創了在報告文學（通訊、特寫）中直接點名批評權勢人物的先例，為此，劉賓雁付出了不低的代價。他很清楚：“因為點了原上海市某負責人的名，這一下可摸了老虎屁股，不少人總以為我被打成右派，是因為寫了《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其實，主要是根據《上海在沉思中》這篇報導定性。”

以後，他被打成極右分子，1958年－1978年間，十二年在農村勞動，三年在機關“牛棚”中勞動，五年做報社資料管理工作。“當‘右派’的22年中，繼續思考中國問題，利用管理外文資料的機會研究蘇聯；林彪死後，恢復了解放後因厭惡教條主義而中斷了的理論學習。”（引自《劉賓雁小傳》，《鐘山》85年第4期）

1979年2月，他的極右問題得到“改正”，便立即寫出《關於“寫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論文；同時，到上海進行22年來的第一次採訪；同年九月，發表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年底，為了保持與中國現實的密切聯繫，謝絕了“官場”邀請，任《人民日報》記者。八十年代出訪美國、法國、西德，外部世界給了他極為深刻的印象。

劉賓雁的上述經歷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與巴金等不同，他是中國革命內部孕育出來的更年輕的一代人，中國革命（尤其是後期，1949年以來）的所有重大事件他都經歷過，而且是以主人翁和理想主義來參與的。與其他經歷類似然而較為幸運的作家不同的是，他正當對生活充滿期望的年華，受到來自社會大挫折的打擊，直接感受到歷史激變產生的災難和痛苦；更為重要的是，1979年以後，他繼續實踐著自己的“為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的誓言，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歷史，他以失而複來的社會地位，以幾十年沉重的人生負荷，一次又一次地投身於中國社會，在自己身上實踐著人道主義的理想。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開大學，劉賓雁對幾十年生涯作了一個簡短的總結，對人們瞭解一個正直、有才華的知識份子充滿困惑和風險的人生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

“我是到去年才真正悟通了一條道理，就是在1957年的夏天，我劉賓雁唯一可走的路，我最好的出路，就是當右派。……我在這兒決不是故作驚人之談。……假如我不是右派的話，我的下場將是什麼。第一、假如我當時沒有說什麼錯話，沒有做什麼錯事，沒有寫什麼文章，安安穩穩地過來了，那麼，我就會是一個養尊處優、深居簡出，跟中國的群眾中國的人民距離越來越遠的這樣一個文化官員。這樣的人，在我們周圍不是沒有，而他們的命運我是不羡慕的。這是一條出路，因為1957年我的條件已經不錯了，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都是不錯的，很可能走上這條路，我那年肚子也開始大起來。32歲，是比較老的右派了。第二條路，就是我有了一些問題，但是還不夠給我戴帽子，記在帳上，那麼到了1962年空氣一度鬆弛的時候，我會繼續說話，繼續寫文章，那麼，1962年沒有搞什麼大運動，怎麼樣呢，就再記到帳上，然後到了1966年，必然會新帳老帳一起算，我這條小命就沒了，活不到現在。第三條出路呢，就是我會是一個文化大革命狂熱的擁護者，成為一個造反派的頭頭，會跟張春橋掛起勾來，因為我跟他還有一點交情，成為一個造反派的頭頭，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那麼現在我就跟姚文元一樣住在秦城監獄，那就更慘了。大家想想看，還有沒有另外的道路？沒有。即使我是一個很勤懇的人，我還有幾分才華，那麼這22年我能寫什麼？我能寫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在一個不許說真話的年代，無論是一個記者或者一個作家，我能做什麼？……在這22年間，我得到了很多東西，相比之下，我喪失的東西，由於剛才說的種種情況，相比之下，我得到的更多一些，其中有一點是很可貴的，就是我離開了中國的官場。”

這也許不是一篇人道主義者的宣言，卻是一篇充滿人道主義氣息的自白。

1979年以後，從漫長的一代人以上的人民的巨大苦難中走出來的劉賓雁，從對無數偶然的、零星的、個別的各種形式的命運的觀察、同情、憐憫和憂慮中，逐漸“悟”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一個最大的真實：在稱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裡，人民的命運如何？歷史和人民命運的最本質的關係是什麼？

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到1986年發表《未完成的埋葬》，劉賓雁終於得出了一個歷史性的結論：人民是不會錯的。這是劉賓雁的新人道主義基本結論。

誠然，歷史上各個時代，各個民族和各個階級的人道主義者都是從人出發，以人為中心，人為目的，人為尺度；也有許多人道主義者，如反法西斯鬥爭中的東、西方作家、反獨裁統治的人道主義思想家，都不是從抽象的人性出發，也不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從感性或理性基礎出發，而是從具體的歷史時代出發關心人的命運，關心人民的命運；而劉賓雁人道主義仍有兩點新的重要的內容：第一，它是在與已往所有的社會制度不同的社會中（它宣稱人的命運已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通往“理想王國”的大門業已打開，等等）重新展示人的命運，它有了完全不同的歷史內容；第二，更為重要的，劉賓雁在中國當代社會的特殊歷史進程中，確立了“人民至上”的新的人道主義綱領。這兩點中，前一點，使他突破了社會主義國家不再存在人的命運這個神話，後一點，使他的人道主義獲得了歷史的最真實的基礎。

匈牙利卓越的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盧卡契（C Tcorg LUkacs，1885－1971），在《左拉誕生百年紀念》（1940年）中對左拉的評價，對瞭解劉賓雁與中國社會的關係，是有借鑒意義的。盧卡契在總結左拉一生的時候寫道：

“因此，左拉的命運是十九世紀文學上的悲劇之一。左拉是那些傑出的人物之一，他們的才能和人格註定了他們要幹最偉大的事情，但是他們受到資本主義的阻礙，不能在一種真正的現實主義藝術中完成他們的使命和明白他們的職責。”

這個悲劇性的矛盾在左拉畢生的工作中是很明顯的，由於資本主義無法征服左拉這個人，這個矛盾就格外顯得明顯了。他光明正大地、百折不撓地、毫不妥協地沿著他的路一直走到底。青年時期，他曾經為新的文學藝術勇敢戰鬥過（他是馬奈和印象主義者的擁護者），在比較成熟的年代，他在德萊孚斯事件中又扮演了反對教會和法國參謀部的陰謀的戰士的角色。（德萊孚斯案，1894年，發生於法國軍方陷害猶太血統軍官德萊孚斯冤案。左拉獲得有關材料後即投入為德萊孚斯伸冤的鬥爭，發表一系列演講、文章，1898年1月發表題為《我控訴》的致共和國總統的著名的公開信，招致反動勢力迫害。1898年7月被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罰款。左拉在宣判當天逃亡去英國，次年四月回國。）

“左拉為進步事業而作的堅決鬥爭，將比他的許多風行一時的小說活得更久，而且將使他在歷史上與伏爾泰齊名。象左拉維護過德萊孚斯一樣，伏爾泰也維護過凱拉斯。”

盧卡契最後的評價無疑是正確的，而奧地利進步作家斯•蔣威格在《異端的權利》一書中論及此事時，發有了更有價值的看法。他在論述距今三百多年前受加爾文迫害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的人道議獻身精神時寫道：

“讀者切勿認為卡斯特利奧抗議審判謀殺米圭爾•塞維特斯 可以和更著名的伏爾泰抗議瓊•凱拉斯案、左拉抗議德萊孚斯事件相提並論。這樣的比較當然一點也不貶低卡斯特利奧行為上知道德上的崇高。但伏爾泰為凱拉斯辯護的時代比較講人道。而且，作為一個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國王們和親王們的保護。同樣，左拉有一支看不見的軍隊──全歐洲和全世界的欽佩做靠山。伏爾泰和左拉無疑地是拿他們的名譽和安逸冒風險，但他們沒有一個是冒生命危險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奧敢做的。他知道在他為人道的鬥爭中，他不幸的頭腦要重新貫注於他生活著的、殘酷的世紀所有的不人道。”

無論是左拉、伏爾泰還是卡斯特利奧，都是歷史上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但他們為之奮鬥，為之辯護的對象都是個別人物、個別事件（當然包含了巨大的正義性），而劉賓雁一方面用他的筆同他們一樣為一個時代的正義戰鬥，同時也直接地為具體的不幸和悲劇辯護。在這兩方面，劉賓雁都是懷抱“人民至上”這個最高原則來處理一切問題的。中國許多老百姓都知道，除了官方管道外，鳴冤叫屈的另一個管道就是人民日報社的劉賓雁。1979年他本人的冤案澄清不到半年，他就為成百上千樁冤案奔走，成千上萬封“上訪”材料、信件通過各種方式轉到他手裡，每天還有許多人輾轉找到他。這決不只是一些個人不幸的各種怪事，而是一部當代中國的苦難史。劉賓雁的許多報告文學題材都是直接從幾萬封申抗訴材料中獲得的。他只能以他那支筆為無數蒙受了巨大不幸的中國老百姓呼籲。顯然，劉賓雁的辯護，具有左拉、伏爾泰、卡斯特利奧一樣的人道主義的正義感，而在中國現時條件下，在劉賓雁本人的處境中，這樣做需要付出更大的個人犧牲，對於一個被迫中斷二十二年寫作的有責任感有才華的知識份子，這並非易事。

劉賓雁的“人民至上”觀念不限於對人民蒙受的不幸和苦難的同情，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國人民在哪些方面以及怎樣蒙受不幸和苦難的，這就要求他從一般的、籠統的同情轉向深刻的歷史分析。不“把被掩蓋著的、因而不能被人直接覺察的現象之間的聯繫即本質揭示出來” 對人民命運的同情就失去了現時意義，“對於人民和對於社會有堅定信心的人，是不必回避現實生活中真實的矛盾的，……從為人民和為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描繪我們的現實，既不會使人高枕無憂、陶然入睡，也不會使人驚慌，沮喪，反而會使他們振奮、清醒，以加倍的信心和和勇氣投身于現實的改造。”（米圭爾•塞維特斯，西班牙人，受加爾義迫害，被斥為“異端”，判火刑。）

之所以稱劉賓雁是人道主義者，確認他對當代中國人道主義關注的價值，就在於他始終是以人為物件為中心來研究和描繪、判斷一切的，在於在傳統人道主義者那裡作為永恆和抽象概念存在的人性，在劉賓雁這裡展開為一個歷史過程，並且以人民加以取代。

從這種新人道主義出發，劉賓雁對當代中國人作了兩大方面的深入分析。一方面是中國人人性歷史性的退化，一方面是新的人民性開始出現在中國人身上，這兩者都是辯證地通過歷史自身發展逐步實現的。

為了分析方便，我們主要通過劉賓雁的若干言論來討論他關於中國人人性歷史性退化的種種憂慮，通過《第二種忠誠》及其續篇《未完成的埋葬》（以下簡稱《二忠》和《未》）來討論新的人民性的歷史性意義。

從道德、理想、政治素質、個性、經濟、身體等幾乎人性的一切主要方面，劉賓雁發表過一系列看法，它們大致可分為個人內在素質、內心生活與社會生活、社會素質兩大方面。

前一類，劉賓雁指出，經過文化大革命，許多中國人良心消失，懺悔心情消失，不能獨立思考、信守諾言、相互仇恨、猜疑、冷酷和仇恨成為美德，弄虛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風，刑訊逼供，野蠻殘忍，沒有思想，健忘，易滿足，用幻想代替現實，尤其是劉賓雁稱之為“精神平均主義”的庸眾哲學，“咱們這個國民性就不承認優秀的傑出的、天才人物……”，（引自《艱難的起飛、序言》） “中國人不承認傑出、不承認才智上的豪傑，但它承認暴力的豪傑，不承認出類拔萃的天才，不承認有奇特性格的人……”，（引自1986年11月7日在上海《改革中社會中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 “為什麼越是優秀的人，越是傑出的人，在中國越難生存？中國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庸才的天堂？這難道是一個小問題嗎？”（引自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開大學的講話）

普遍的人性淪落，這個歷史的最大悲劇，其根源就在歷史當中。馬克思曾經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現實的人道主義”，共產主義就是“人性的全面複歸”，“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然而，不抱偏見的人都清楚，近四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並沒有出現這種“現實人道主義”，人們絕對看不到“人性全面複歸”的傾向。至少截止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中國人的普遍墮落是駭人聽聞、難以理喻的。“歷史上一個落後民族侵略一個先進民族，然後倒退，這種情況在外國有，在中國也屢見不鮮。但是，一個民族無端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自己發了瘋，用最革命的口號，用最高尚的、最聖潔的詞句，把自己毀到這種地步，……這不要說建國以來，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人類有史以來，不說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很罕見的，我看是獨一無二的！”（引自1986年9月15日劉賓雁在黑龍江省記協召開的新聞會上的講話《我的新聞觀》）

原因何在呢？一種說法是，歷史總是曲折前進的，不必大驚小怪（因此“文化大革命”再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也無不可！）；另一種說法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封建大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沉重代價，謂之“繳學費”。現在，中國人中稍能思考問題的人都很明白，這兩種說法雖然強調的方面不同，都只有一個目的：歪曲和掩蓋中國人民所受災難的根本歷史原因，為錯誤和罪行開脫。

1986年12月4日，在《福建青年》復刊百期座談會上，劉賓雁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批評中國人忘掉了歷史，認為中國人本來有三次機會可以扭轉頹勢：”五六年放過了一次機會，五九年大禍已經鑄成，饑餓已經開始，有了彭德懷出來，不只是一個彭德懷，後來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許許多多人開始講話了，又放過一次機會。1962年是中國歷史給我們提供的第三機會，因為多少人餓死了，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錯誤……，結果，八屆十中全會，一下子又把中國歷史引上了那麼一條道路，變本加厲了。……那一段歷史全忘了！從1958年至1966年那一段有什麼教訓？共產黨犯了一些什麼錯誤？毛澤東本人有什麼問題？大家一概忘了。所以，沒有一場文化大革命的話，現在就是1964年、1965年那個狀況，那更可怕。所以，這些東西是在劫難逃。這些代價是必須付出的！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中國人只配有一個文化大革命，它為為什麼不發生在別的國家，偏偏就發生在中國呢？大家想想當年我們的狂熱勁，我在牛棚裡還躍躍欲試，想出去貼大字報，參加造反派，只是人家不要。我們的可悲不在發生過這麼一場文化大革命，也不在於喪失了那麼多時間，我們的可悲在於，到今天為止，我們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哪一個人能說得清一、二、三，文化大革命是怎麼產生的？它的阻力是誰，誰從這裡面得到好處？是紅衛兵嗎？當然不是！它的前因後果我們現在還說不清楚。”

這裡，中國人人性墮落就不只是一個抽象的國民性問題和單純的傳統文化問題，而是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要發現和解放這個問題，當然也只能回到歷史中去。《二忠》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同時，它還展示了一種更高的人道主義的歷史範疇，人民不會因為災難和不幸而人性泯滅；相反，正是在人性普通淪落的時代，新的更堅強的人性因素總會以與時代最適應的形式表現出來，那就是：人民不僅是不朽的，從歷史的角度看，人民是永遠正確的。這是社會主義國家中人道主義的新發展，是人道主義不可能輕易被取消的最可靠的根源。

1986年12月4日，劉賓雁在《福建青年》復刊百期會上揭示了一個極重要的思想，從人道主義發展史看，是一個嶄新的已為歷史證明的真理。

“假如黨性和人民性發生了矛盾的話，那就是這個黨本身出了問題。我是這樣看的。五十年代以來的歷史就是這樣一部歷史。人民是不會出問題的。這個人民是在廣義上的、宏觀意義上的人民，而不是某個局部，……從廣義的、宏觀的意義上講，人民本身是不會有錯誤的，如果有錯，也是當時社會的歷史原因造成的。”

這個重要思想，在《二忠》中，已得到歷史的和藝術的表達。

《二忠》（《鐘山》1985年第1期）是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社會科學的紀念碑式作品，標誌著當代中國歷史發展和精神發展中最值得研究的範疇的出現，標誌著歷經坎坷之後若干新的因素、新的可能性，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物的出現，也標誌著一種新的人道主義原則的確立。

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臺後，中國文學中出現了在重重苦難中掙扎過來的傷痕累累的倖存者，人們從漫長的惡夢醒來，竭力從令人絕望的深淵中走出；同時，由於專制蒙昧統治的巨大歷史災難性，虛無主義，玩世不恭、市井哲學、逃避現實，非理性矯情……，作為專制主義的衍生物也在蔓延。後者固然只能繼續干擾中國人對自身命運的認識，前者也很難發展成一種真正強有力的抗議和控訴，更不易對中國的腐朽力量進行挑戰。

《二忠》已不再停留在軟弱蒼白的暴露和抱怨上，不作是靈魂和道德的呻吟，而是以一種全然不同的姿態來面對歷史、面對現實。

1985年，四人幫倒臺、文革結束已近6年，歷史提出的對整個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進行根本反思的任務不僅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反而不斷產生新的問題，特別是極左勢力的某種程度的復活和反撲已經直接危及著中國現代化的命脈，不對毛澤東時代的錯誤和罪行進行透徹的分析和批判，不檢討那個時代駭人聽聞的悲劇，不重新找到表現時代精神的真正人物，就不可能有任何實質性的進步，隨時可能走老路。

正是出於這種對中國人共同命運的深切關注，《二忠》在若干年來無人敢於叩問的政治、國家機器、歷史、法律、外交、道德、意識形態、人性等重大問題上，高度概括而又異常具體地反映了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集中地體現出劉賓雁的政治智慧、歷史洞察力和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

《二忠》在幾個方面同時突破了幾十年來關閉的重大禁區，在兩個普通中國人身上打開了一些巨大的歷史缺口。

首先，這兩個真正的“小人物”都“越過了中國公民絕對不准逾越的界限”，給毛澤東寫過勸誡他懸崖勒馬的“萬言書”，打破了對毛澤東的評價的壟斷。中國讀者破天荒讀到這種史實：在毛澤東一意孤行、權威達于極致的兩個關鍵年代（1964年和1966年）兩名普通士兵，用幾乎同樣的言辭，懇請毛澤東三思，要求他刹住“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的啟動，並誓告他可能出現的可怕前景。

在此之前，中國人只聽到最高領袖們的聲音。他們解釋歷史，評判是非，他們公佈行為準則，制定國家大法，控制整個社會，一切都天經地義，絕對禁止討論，遑論不同意見！

劉賓雁人道主義的“人民至上”主義，促使他中止這個巨大的諷刺：在一個人民共和國裡，人民是主體和最高權威，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兩封“萬言書”無情地、毅然地“超越”了大人物們的“世襲領地”，像兩把利斧，劈開中國政治中心的黑箱。哪怕範圍極其有限、影響被控制在最低程度，兩位作者都飽受鐵窗之苦；但這一切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堅冰已被打破……。

把“萬言書”這種行為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又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十來年後去研究，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人們會注意到兩個事實，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最早最大的極權分子秦始皇奇跡般地受到充滿敬意和尊重的“評論”，這位“蜂、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恒而不信人”、“天性剛戾自用”（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大法家”（用“四人幫”的語言應譯為“大革命家”、“歷史的促進派”）成為歷史進步的一個象徵。這是在兩千多年公開後重溫“皇權中心”美夢，向人民示威，全面倒退，旗幟鮮明的反動號召。無獨有偶，儘管赫魯雪夫撕開了史達林臉上的面具，中國人仍然尊之若素。這兩名歷史人物不過最典型地表明瞭一種現象：權力欲、權力狂。這種欲狂必然走向最大的不義和虛偽，在一個稱人民為主人的國家，它又必然處於深刻的不可救藥的歷史性裂深淵。堵塞言路，杜絕批評，便成為維護和美化最高政治權勢人物這一必須不間斷地進行下去的謊言史。

在《二忠》披露的“萬言書”中，年輕、天真、熱烈的作者直截了當地向毛澤東指出：

“我認為，中共中央近來在國內外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其中有一些屬於原則性方向性錯誤。本來，任何政黨和個人在漫長的歷史征途中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是不是為怪的，但是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什麼嚴重錯誤……”

歷史常常以一種奇特的、反常的方式表現自己。從人道主義者的角度看，人世間沒有淩駕於一切生靈之上的偶像，人類精神的自由本質總會找到相應的形式實現自我存在的價值。在中國，既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也就不可能禁止人們永不體現自己的“主人”意識。這種意識要變為歷史真實，成為一種實踐過程，則取決於複雜的無數偶然因素所造成的一種歷史抉擇。這就是真正的歷史辯證精神，也是劉賓雁新人道主義的歷史內核。這種精神、這種內核的另一個內容必然引出“歷史主體”的思考：

“誰是永恆的，共產黨不是早晚有一天要解散，真正永恆的是人民！”

《二忠》裡兩封萬言書向毛澤東提出尖銳的批評，展開了新的歷史挑戰：

“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或個人迷信……你老人家實質上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於稍微尖銳一些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進行殘酷鬥爭和打擊。……什麼南斯拉夫、蘇聯、波蘭、匈牙利、法國、義大利、美國、印度……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會犯錯誤，唯獨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聲聲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但事實恰恰相反，遠的不說，1957年到現在，哪一個‘批評’毛澤東思想的人有過什麼好的結局呢？”

接下來，“萬言書”滿懷憂慮地預感到，遲早總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等等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最後，作者告誡毛澤東“千萬不要重蹈史達林的覆轍！”否則，“不錯則已，一犯錯誤就錯到底，後患無窮，”他以中國古代智者老聃“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和熱愛真理勝過生命的生死觀，即使在“臨刑前，仍要誠懇地告訴”毛澤東：“丘比特，你發怒了，這就證明你錯了！”

無論人們對兩封“萬言書”的內容持何種看法，這種行為本身意味著人民已開始思考自己的歷史處境，退出或讓出歷史舞臺只能與自己的本質相衝突；它意味著，中國人民初步地感覺到，把自己的命運轉讓給任何一位“偉人”都是有害的，人民在精神上正處於一種陌生的“離析”過程，他們一方面幾乎是本能地警覺到“偉人也可能出錯”的巨大後患，暫時還無法在“偉人”的精神世界以外去發現真理，但這一進程畢竟開始了：人民與自己的代理人（領袖、政黨）之間並不是永恆的統一體，相反，深刻的內在矛盾已經潛在於兩者之間。“萬言書”乃是這種“新關係”的十分典型的歷史性表達。劉賓雁在大段引用“萬言書”中加進了幾句評論，簡潔得異乎尋常，卻也重要得異乎尋常：

“引文已經很長，但是這才僅僅是陳世忠（主人公之一）寫給黨中央的幾十萬上言書的幾百分之一。它有一定的歷史文獻價值。時間是中國剛剛經歷過主要是人為原因造成的大饑荒之後不久，作者是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之中。陳世忠不可能是個先知先覺。黨內水準比他高出許多倍的有識之士多得很。難得的是他在那種境地中竟然如此坦率地陳述自己的政見。一個年僅26歲的非党青年，又是從事科技工作，對中國社會和黨內政治狀況所知甚微的人，他的見解不可能絕對正確。”

歷史已將證明還將繼續證明，兩封“萬言書”的公開展示，大大拓展了中國人的政治視野和人生境界，撕開了中國政治生活中最巨大的迷障和最森嚴的禁忌。劉賓雁將這一類似中國封建專制社會中的“死諫”冠以“第二種忠誠，”但那特定的歷史內涵和人道主義的新因素，實際上已遠遠超過傳統意義上的“忠誠”，它是一種有生命力、有前途、合符人性也合符歷史真理的全新的精神範疇；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甚至在整個中國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獨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從、從人的本質出發而非無條件地絕對順從、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批判的人生觀。這裡包含著一種新的發人深思的政治概念、道德標準和價值範疇的萌芽。凡是讀過《二忠》的讀者都會震懾于作者的膽識，都會為以“第二種忠誠”來概括“在中國政治原野上雖然貧弱而稀少”的新的政治品質而深受啟發。

對一個徹底的人道主義者，通向自由的道路就是自由實現過程自身，這種過程的最初形態總是某種潛在的念頭、意志、不成形不成熟的思想；每一種典型的社會現象，無論它帶有普遍的或是個人別的、主觀的或是客觀的特性，無論它在何種範圍內被社會所接受，它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將會以何種形式存在下來，只要是從人出發，就是有意義的；如果它本質地體現出整個時代的要求，進入與人民命運攸關的重大問題，則是不朽的。充分地估計和關注這些典型現象，從人民本身來描述真實的歷史圖景，才可能對人道主義的當代命運做出正確回答。

只有這樣，人道主義在當代中國才能從純粹思辨的處境中獲得新的活力，也只是這個意義上，以反映“人”為目標的一切藝術，才可能形成自己的歷史風格，反過來給予社會以有益的促進。

簡言之，人道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存在意義，就在於不僅從一個穩定的，僵滯不變的抽象歷史去考慮人的命運（那常常會走上黑格爾“存在＝合理”或東方神秘一宿命主義的老路），而要從一個變異的（哪怕僅僅是開始）、積極有為的發展中的現實中去揭示人民的使命。劉賓雁曾經對中國國情作了一個簡單的說明：

“中國處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衣食問題沒解決，人們的基本權利沒解決，……還是那句老話，中國畢竟是中國！”

《二忠》裡的兩封“萬言書”就是在人民有權評論任何個人和任何歷史，有權過問決定自己命運的一切事物這個根本的意義上，歷史地、具體地體現了新人道主義“人民至上”的本質。

“第二種忠誠”既然是人道主義的新的突破，它就自然要對它那個時代否定人、尤其是否定人民的情況進行審判。這主要集中在生命問題、人是目的還是工具等方面。

生命是一切人道主義者思考和珍視的唯一物件。儘管歷史上不同民族、階級、宗教對待和處理生命有不同的方式，但隨著人類本身的發展，不蔑視、不侮辱、不迫害、不濫殺、生命已成為一切文明民族公認的準則。對生命的直接態度，是衡量一個時代進步、文明與否最要緊最後的試金石。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與德國納粹運動一樣，最臭名昭著，最令人噁心的，是對生命肉體的直接摧殘和褻瀆。歷史上天災，戰爭瘟疫中死去的人不比這種“革命”、“運動”少，但卻遠末像前者一樣由於出現那麼多對生命本身的無端殺戮，而引起人類良心的震栗。中國當代史中，令人最失望最沮喪的，就是連綿不斷的對生命的直接具體的否定，令人最憤怒最反感的就是這些行為的虛偽、強暴和無恥。社會本質總是首先反映在對待生命的方式上，這是任何國家、任何制度都不能享有“治外法權”的不可移易、不受任何力量約束的最高定律和根本大限。

《二忠》就是由一樁濫殺犯人案開始的。“萬言書”作者親眼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幹下的殺人罪行。”“第二天收屍的時候，屍體還是熱的！這說明李植榮並沒有死，有十幾個小時可以搶救！而旁邊一直有一個解放軍看守！……那李植榮，原是個體育教員，1957年被捕，說是反革命。他不服上訴，刑期由十年改判十五年。肯定也是個冤案，要是活著，也該平反了。可是他服刑期間那麼順從，賣力幹活，還給殺死了。這不是冤上加冤嗎？最可憐他那個妻子，胡鳳蘭，1961年還到興湖農場去探過監，住過一段時間，回鄉後生了一個男孩，起名‘小早’想是盼望父親早日釋放的意思。這個孩子連父親的面都沒有見過，現在該有二十多了。母子二人至今還以為丈夫和爸爸是一越獄逃跑被擊斃的反革命分子！”目擊者“和李植榮非親非故，也不認識他的妻兒”，但是1981年4月15日他本人的冤案平反以後第三天，他就不斷地奔走，為死者鳴冤，要求懲罰兇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籲中國人“想一想，死者的親屬──年輕的寡婦和孤兒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想一想，人民鋼鐵長城的聲譽怎能讓殺人兇手玷污！想一想，這些製造假像、殺人邀功的敗類至今還隱藏在黨內、軍內，成為我們事業的接班人！再想想，這件事本來很可能輪到你、我、他的頭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親屬，你又該怎麼想？……還有，這種事若不查個水落石出，連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徹底否定掉，你能擔保今後不會再發生嗎？”

劉賓雁評論道：“問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卻不是他的這些觀點，而是他的那種感情，說起來似乎也很簡單，無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對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陳世忠身上，這種感情為什麼這樣強烈，如此執著，本人二十年的淒涼遭遇沒能衝破它，幾千萬人經歷的曠古浩劫（那十年，死一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

這裡，劉賓雁和《二忠》的主人公，還給生命以嚴峻險惡的現實性，生命價值和民族浩劫之間產生出了一種空前深刻的悲劇意識，同時產生出人道主義者基於對生命的尊重而發出的對時代的質問和抗議。強烈而執著的“人對人的同情”在幾千萬人的悲劇命運中獲得了寬廣的新的內涵。

歷史首先是生命存在。所有不分黃、白、黑、不分階級、不分時代的人為存在。當“極左”分子仍在理論戰線駁斥“人道主義”、“人性”、“母愛”時，劉賓雁堅決地舉起人道主義的旗幟，謳歌生命的可貴，堅決反對以任何方式貶低生命，堅決站在同情人、憐憫人、關心人、為生命無條件地鬥爭的“勇士”──人道主義者一邊。有千百種理論指責人道主義者的天真、迂闊和癡心，但千百種理論也不能越過生命去否定人道主義。對生命的承認和珍視，雖然不是政治家所要時時顧及的問題，卻是他們永遠無法擺脫的一切立法的基礎。

劉賓雁痛切地說過：“……刑訊逼供是什麼意思，那是最野蠻的東西。……是對人身權利最嚴重的侵犯！”讓我們呼籲，一個社會縱然有無數理由需要維持基本的秩序，需要必須的懲治手段，但是，理解和珍視生命、尊重和保護生命，這應是更基本更必需的事情，我們的整個國家制度，專政機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都把生命作為建立規則、秩序的基礎，我們所有中國人都應念念不忘：背棄對生命的人道主義態度，我們將不會有任何出路，自化膿血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開大學的演講中，劉賓雁對當代中國的十個方面坦率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在談到人道主義的命運時，他說：

“人道主義的地位是什麼？它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在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時，當時在極其特殊的條件下，鬥爭是非常殘酷的。有一個清醒的政治家，當時在德國已經被逮捕了盧森堡，一個女革命家，給列寧寫信，寫了本小冊子，向俄國布爾什維克党提出忠告，說你們一定要注意，無論革命環境如何的艱苦、如何的殘酷，但是希望你們注意你們採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應該是人道主義的……回顧我們幾十年的歷史、幾十年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我認為有這樣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國際上，共產黨的威信是怎麼樣被破壞的？頭一個就是史達林的所謂肅反擴大犯，……這是對共產黨威信的第一次打擊；第二次打擊，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厲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爾布特，我們扶植起來的。……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幫’剛剛垮臺不久，當時華國鋒當政，汪東興也去過一次柬埔寨吧。這一次流血，這一次屠殺，我們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考慮！”

手段與目的，人與歷史，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可以追溯到歷史規律與道德實踐，歷史決定論與人的主觀意志，個人選擇與國家之間的經典理論上去。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人是手段還是目的，這不是一個經院哲學問題而永遠是一個現實問題。

《二忠》對“雷鋒精神”進行了無情的嘲笑和批判。“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其全部哲學意義和政治學概念就是“毛主席怎樣說，我就怎樣做，”其全部人性概括就是“螺絲釘”精神。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共產主義是人的全面解放，人們無論如何不能在雷鋒這個被譽為“偉大的普通一兵”身上感受到有關人的本質，人的價值、人的目的這些基本範疇的存在。當人成為另一個存在（無論是上帝、皇帝、還是領袖、偉人）的無數前提之一，成為實現那個存在的意志的手段時，那只能稱之為“異華”。一種異華的甘心做“工具”的人格，被抬高到幾億人模仿的偶像高度時，一切倫理道德就無從說起了。這種虛偽至極的道德偶像一旦成為數億人民的遵奉楷模，人的任何神聖尊嚴就不復存在了。

《二忠》主人公具有與雷鋒一樣的遭遇，擁有比雷鋒更“公而忘私”的品質，但他在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人的自覺意識、主體精神、人是目的這一點上，與雷鋒有本質的差異：

“……我認為雷鋒並不是一個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著嚴重的甚至致命的弱點，……他唯上級命令是從，從不知抵制上級的錯誤決定，……它預先就斷定了你（指毛澤東）永遠是絕對正確的，不但你過去和現在說的話是絕對正確的，必須句句執行，而且連你還沒有說出來的話也早已註定了句句是真理，雷鋒早就準備去照辦了。……一旦你說錯了話，你代表黨中央做出了錯誤決定，又有誰能夠出來幫助你們糾正呢？都像雷鋒那樣，連想都不敢想，哪裡還談得上什麼發現錯誤和糾正錯誤呢？”

雷鋒作為一種倫理人格標準，在理論是荒謬的，在政治實踐中則是危險的。劉賓雁在談到這個人物時，堅持了人是目的這個人道主義原則。他指示：“為了貫徹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就需要工具，雷鋒就是一個應運而生的、極其有用的典型。”（引自在上海《改革中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會上的講話）

在雷鋒精神薰陶下成長的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間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工具或成為工具的工具。這種道德模式有兩種荒唐。首先，它是毛澤東個人意志萬能和權力至上的一個粗糙的幻影，它所宣揚的一整套人生哲學和社會鬥爭方式，都是以把自己變為手段為前提才能實現的，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它的任何論理性性質；其次，如果一定要把它作一種社會倫理形態，並且儘量去肯定雷鋒個人身上的那些品質，那麼至多它不過是這樣一種倫理：幾千年小生產私有者和精神文化奴僕對世界現代工業文明絕對無知而又瘋狂仇恨的一個虛幻的意識。

離開了社會進步，離開發經濟發展，離開現代文明大潮，一切道德說教，不論由多麼有力的人物和力量加以宣導，都是不可能持久，至多成為研究一個特定時代反常人格模型的材料，絕無可能在人類正常的道德、倫理和精神發展上留下什麼痕跡。

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是不平坦的，人道主義者的命運同樣如此，這才使得中國人對人道主義懷抱著十分特殊的感情，人道主義和它的高揚者將長久地受到人們的關注。在中國人解除不幸，爭取進步的奮鬥中，人道主義者將是最英勇最堅定的先鋒，這是我們相信的。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