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歷史觀本身就是一段小小的歷史；這主要是其他人的歷史而不是我的自己的歷史；因為一個研究者的畢生事業，就是要把他那一桶水添加到其他學者的無數桶水匯成的日益增漲的知識巨流中去。
〔英〕阿諾爾德·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

歷史能否回避？我們這個民族是否患有一種歷史恐懼症？中國近代1898、1911、1945、1949年以來，不斷地、始終地落後於世界歷史進程的主要歷史教訓是什麼？一個時代或若干個政權構成的歷史段落的經驗如何才能在民族生命和個人生命內部轉化為生存和發展的智慧，而不是相反？某一個歷史階段由於諸多因素迅速而不合歷史常態地運動而形成的社會形態，是否具備不容分析的歷史豁免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和中國的改革，其最根本的歷史動因何在？

五千年的歷史，是一個過於漫長過於沉重的概念，窮經致於皓首，不僅愚蠢迂闊，而且常常陷入歷史泥潭成為“廬山中人”；但是毫無歷史感，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其不健全跡近西方人對基督教的無知。

中國當代史與中國當代人的關係，已不是一般歷史觀念具備與否與現實生活、個人修養、眼光胸襟的微妙關係；直截了當說，它們是存在與本質、與命運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在當代史（包括“今天”這種生長著的當代史）成為任務選擇的第一前提的意義上，它就是中國人自身。

“開放”給人們的有力觸動之一，是西方歷史研究中令人驚異的新成就，歐美（包括日本）各國的歷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對他們剛剛經歷和正在經歷的歷史是那樣興味盎然、專心致志，對整個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歷史進程、人的命運始終保持著那樣摯著深厚的感情和異常清醒的判斷。毫無疑問，出現在史學、文學作品中的歷史精神是這些國家平衡自身發展的重要武器。有誰不為夏伊勒和一大批西方學者、文學家那對納粹極權主義真正徹底的否定所表現的歷史理性和人道理想所震動呢？有誰不為湯因比、李凱爾特、科林伍德、克羅齊等史學大師那些雖然不免有穿鑿附會之虞、主觀臆斷之嫌，卻洋洋大觀、警思妙語橫生的“大部頭”所撼動呢？又有誰不為波普、薩特這些我們的精神同代人對所有重大現實問題的獨特分析所啟發呢？對於中國人，如斯諾、索爾茲伯里、費正清、梁厚甫一類“中國通”融靴搔癢、隔岸觀火式的專著、專文又有何真實性呢？

可以絕對武斷地說，中國當代史儘管擁有無比豐富的物件，但它的研究尚未開始。不僅如此，中國人正在遠離自己身處的歷史，這導致了歷史真空和反歷史兩種危機。

在中國當代歷史研究所必需的原始史料、資料、檔、資料、檔案、筆記、書信繼續塵封著1949年以來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歷史研究所必須的社會和學術條件大都不具備，其中主要是自由研究、自由撰寫並自由進行解釋和自由提出理論這一條件。歷史真空是人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專業”歷史工作者會出來反駁“歷史真空”論，他們會說，歷史不是速記，不是新聞，不是紀實，更不是滿足一部分人特殊需要的商品，它需要耐心、時間──五十年至一百年，還需要科學、客觀、醞釀的過程，最重要的是，他們之中與政治權力接近的人物有著與眾不同的歷史觀：歷史研究只有一種性質：論證現存制度與其一切表現形態的歷史合理性，一個目標：與上述合理性明顯悖離的現象（如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偏離或者背叛了現存制度造成的，而在將來，這一切都會被美好的事件所取代，反歷史理論及大量作品由是而生。迄今為止研究中國當代社會和當代歷史的一切文字作品由是都有反歷史的傾向。

這種反歷史趨向的根本問題，出在對當代中國社會歷史進程方式的錯誤判斷上。現在，人們看得很清楚，中國當代社會的發展方式，幾乎是嚴格按照卡爾·波普的“可證偽性”原理展開的。我們從1957年至1976年，總是從錯誤走向新的錯誤，前一個錯誤的解決方式，總是包含著新的錯誤的萌芽；遵循著“問題→嘗試性解決→排除錯誤→新的問題”規則發展。反歷史者們恰恰不承認這種歷史事實自身發展所顯示出來的規則，拒不接受他們從錯誤走向錯誤而並非從一個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歷史事實。

需要指出的是，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做出正確選擇，確認新的目標，排除矛盾，又走向新的問題，這種不斷否定和揚棄的過程本身其實什麼問題也不說明，因為任何歷史都是必然如此這般地開展著的；這個理論的啟發性如同一切高級理論一樣，只有進入具體的歷史和社會形態，才發生作用。由於本文並不打算專門討論純歷史研究，這裡只指出一點，波普的“證偽”理論原來產生於對科學知識增長過程的分析，把它運用到歷史─社會領域中來時，就必須作出新的說明和必要的限定。其中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證偽”原理在歷史─社會領域中運用，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舊錯誤走向新的錯誤，同樣的錯誤，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內容，這種形式可以看著是從錯誤走向正確的不斷出現的一個個特殊形式，整個進程最終朝著一個好的目標，呈現出優化迴圈的規則；另一種則是錯誤走向錯誤本身，舊錯誤不是消失和揚棄在新的錯誤中，而是整個不變地進入新錯誤中，其結局是所有的錯誤形成一個最終的錯誤，這時文明衰落、社會解體的時候就到來了。另一個是在歷史─社會領域內“證偽”原理必須拋棄科學知識領域的“客觀”標準，在歷史─社會領域，“客觀”標準常常就是錯誤製造者製造的標準；但缺乏標準的“證偽”，也只能是上述標準。歷史本身不斷顯示的標準，只能從歷史的主體和目的──人本身去尋找。在當代中國，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命運這一歷史過程，它只能由歷史事實自身、人民自身做出。

修昔底德斯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non War》）這部古希臘歷史巨著中說：“我經歷了戰爭，當時的年齡已經能夠理解事態的發展，同時為了瞭解其確切的原因，我也注意了當時事態的發展。”

中國當代史的研究尚未開始，還有一個它本身的原因。可以不予論證地得出結論，中國當代史的複雜、豐富、微妙、神秘，已把一切可能對之思考的大腦遠遠拋在後頭，從根本意義上說，中國當代史的有成就的研究肯定在下一個世紀以後才能成為可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這一代人對自身所處歷史的無所作為，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像重視我們的生存一樣重視我們的歷史，否則，中斷歷史的一代人將被歷史拋棄，最終被開除“史籍”。

這個長期無人敢於問津的歷史任務，是從按其職業論屬於作家的劉賓雁開始的。這在中外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一切偉大的文學家都必然是那個時代的歷史見證人，他們的偉大正是表現在發現和提出他那個時代具有普遍意義的重大問題方面。

1986年11月21日，劉賓雁在南開大學講演中，在概述當代中國問題前說了兩句話：“歷史常常以料想不到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巨變不是突如其來地降臨到人們的面前。”之所以“料想不到”，之所以“突如其來”，在於“我們是個很健忘的民族，這絕不是我們應該引以為自豪的”(引自劉賓雁在黑龍江大學的講話：《被遺忘的人和被疏遠的文學》，1986年9月13日)。劉賓雁的“歷史”不是一種概念化的、理想的、虛幻的和臆造的歷史。“歷史”在劉賓雁這裡就是當代史，就是若干重要事件和比重要事件更重要的各種歷史因素，考慮到中國當代史的複雜性和研究的艱巨性，我們認為劉賓雁在對中國當代史的觀察和思考中獲得的成果是不可低估的。

直接現實性。這是劉賓雁對當代中國使用的獨特的觀察方法。因為，人民的歷史經歷首先是直接呈露的，歷史的全部哲學抽象和藝術昇華都來自直接經歷的人，歷史就是他們的存在，他們的興衰，他們自身生命的載體。劉賓雁作品的所有人物事件背景細節語言，無一不是直接來自中國現實社會。劉賓雁多次表達了一個觀點，由於中國現實社會發生的歷史事實本身極其豐富複雜而又極少被真實地描述過，而這是任何作家想像力都無法企及的，因此，他不相信對這種現實進行通常意義上的藝術加工能使生活改觀，他寧願服膺生活本身的權威；真正的藝術，其創造活力，其激動人心的能夠為人們分享的全部魅力，在當代中國除了現實，沒有第二個來源。因此，他拒絕離開現實，尤其拒絕過靠編故事以欺人自娛的文人生活。他警誡自己切莫升到半空忘乎所以，他更樂於擠進生硬的風險難測的現實環節，在那裡去尋找激情和詩。

1986年9月15日，劉賓雁在黑龍江記協新聞會上呼籲：“應該承認一個痛苦的現實，這個痛苦的現實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常常不願看痛苦的現實，我們寧願生活在快樂的、美麗的幻想裡，而不願意張開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現實，痛苦的現實並不是壞事情啊！”接著他譴責了“我們民族的一個弱點”：“就是一件大災難，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運動，發生了之後多少年，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怎麼發生的，我們付出了那麼多鮮血、生命、時間、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浪費了十年……，現在竟沒有一個中國人，包括社會科學各界的學者、哲學家……，能馬上站到這裡來，一二三四說清楚。沒一個人討論，誰能討論清楚？二十‘大慶’（指“文化大革命”發動二十周年），沒人討論，這麼大的一個問題，不要說建國以來，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事情，不說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很罕見的。我看是獨一無二的。”在《被遺忘的人和被疏遠的文學》中他說：“有哪個人的意志能決定歷史的進程呢？沒有任何個人。反右派運動恐怕要寫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寫上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四十多年了，不是還在寫嗎？但是跟那些東西相比，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運動，其內容之豐富、複雜要高出多少倍！但是這些已經被我們的作家、相當一部分作家遺忘了。”）重大社會事件是我們這個社會最驚心觸目的現實，是“實實在在、鐵一般的、物質力的”。（同上）劉賓雁這段呼籲給了人們一個研究當代史的角度，即通過若干重大歷史事件把當代史統一起來。歷史事實本來是無數人的偶然經驗的集合，然而單個的人，從來就不是一種真實的充分存在；從原則上說，每個個人的人生經驗無論在現象過程中如何具體、真實，作為一種歷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有同樣傳統、種族、文化、經歷的同類構成的歷史共同體中才能獲得。“自從中國建立了統一的帝國以來，所有這些統一（人類的統一性給人最為深刻的印象是這樣一個事實：在整個地球，宗教、思維方式、工具和社會形態的基本特點往往都是頗為相似的）就在中國最高度地綜合在一起了”（引自卡爾·雅斯貝斯：《論歷史的意義》）。中國人的術語稱之為“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然而，這裡有嚴格的含義：第一，劉賓雁的直接歷史關心的重大歷史事件顯然主要指重大政治事件。這裡，有必要把“政治事件”與“政治權力史”區分開來。政治事件，是當代中國各種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通過對它們的研究，可以找到一個研究中國當代社會的較為捷近的角度；而“政治權力史”的內涵則完全不同。概而言之，“政治權力史”是一個社會進程中一種特殊的變形和虛假的現象，若干年來卻錯誤地越為歷史核心。人們可以開列一系列的“政治權力史”為物件的書目清單。（其中應當包括《歷史在這裡沉思》及《文革十年史》。它們的出版，僅僅有社會學或出版學上的價值，從消極方面看，它們不但夠不上正經嚴肅的史學著作，而且由於糊塗的歷史觀，對歷史作了十分膚淺的解釋和明顯的粉飾）。這些書本絕大部分是類似“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聞”一類，有的則墮落為“豔史”、“風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劉賓雁對此有明確的見解：“寥寥無幾的所謂紀實作品，也僅僅寫一些上層鬥爭，什麼葉群怎樣跟江青勾結了，什麼二月逆流裡哪些老帥如何如何了，歷史是由這些人決定的嗎？”把歷史降格為“政治權力史”，是人類的一大悲劇、一大荒誕。當歷史更趨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為開明自信時，這種情況有所改觀，如中國漢代的《史記》除帝王將相外，尚容忍“刺客”、“遊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會中人進入正史，而宋代國事日急、權爭日劇時的《資治通鑒》則絕對堅持帝王中心論，全部歷史就是政治權力消長史，其反歷史的功用十分明顯。在當代中國，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蛻變為領袖崇拜和權力崇拜，一切歷史都歸結在“共運史”或“黨史”名下，於是，歷史健壯的身軀被閹割，成為政治權力人物的奴僕和倡優。但是，由於中國當代政治權力史沒有多少值得誇耀的地方，政治權力及其演變並不是歷史真實的正確反映，因此，即或是嚴肅的政治權力史，要麼是無從下筆，要麼是流於無聊。

政治事件本身仍遠遠不是歷史的真實，但由於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尤其表現在頻繁不斷的“政治運動”、“政治鬥爭”上，這種突出的歷史形式本身便為一種值得研究的歷史現象，又由於在當代中國政治權力的決定意義不允許研究者回避，由於當代史研究目的之一，是建立觀察分析、解決當前事件和未來事件所必備的能力和智慧，所以，把當代史“還原”到若干重大政治事件上去，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任務。

把“反右”、“文革”作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與“政治權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內容和目標外，在劉賓雁，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以來，一刻沒有離開過對中國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從未涉及“上層”，相反，他的所有題材，都是中國最一般、最不起眼、最下層的存在物。

1983年在上海《文匯月刊》第一期上，他對報告文學的性質作了劉賓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對寫名演員，名歌手，名畫家，名選手，名音樂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點保留：在寫名流、時代的成功者和幸運兒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寫一寫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層，肩負著中華民族成敗興亡重任而在第一線苦鬥著的人們呢？就我個人而言，也許是一種偏愛吧，我寧願選擇其生活、其經歷、其思想最能反映時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這種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當代英雄，雖然也許終其一生，仍然籍籍無名；另一方，則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認真對待的各種人物──研究並揭開其生存條件、活動規律、行動方式和心理狀態。”

劉賓雁“偏愛”的“傾向性”是鮮明的，他為自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任務：表現人民──下層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運。這個任務，從歷史角度看，實際上就是揭示中國當代史的實況，試圖完成一個個人肯定無法完成的任務：在文學領域恢復人民的歷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幾十年來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偽裝，以此恢復歷史原始樸素的直接樣式，並把人民和歷史都“還原”到大大使他們走了樣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讓我們的心靈和情感在歷史巡禮中得到淨化和成熟，以益于中國人的今天和未來。

歷史感，就是對人民命運的關懷；離開億萬人民的命運，任何偉大的發明、運動和“革命”都是徒具空殼的歷史僵屍。從人民命運出發──僅僅從人民命運出發，“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義，一切前提和結論──包括林彪、江青這類曾經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運的意義上才有價值。劉賓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歷史觀“還”給中國現實，“還”給人民：“我認為，甚至把一個縣的文化大革命如實地記載下來，都比這些東西意義要大得多。到現在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麼人，為什麼會起來造反，一哄而上，幾億人，就叫一個人一下子號召起來，難道僅僅是個人迷信嗎？能夠完全歸咎於毛澤東一個人嗎？那不是太簡單了麼！”億萬人的生活、鬥爭，億萬人的悲劇卻被一種與億萬人的命運並不相干的“上層”人物所代替，這不啻是雙重悲劇！不啻是天大的笑話！於是，在劉賓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裡怪氣、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現了。《人妖之間》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製造、掩護或避開王守信這個“人物”時，“小人物辦著大事”了！手工織布工人劉長春、藥材公司工人史懷亮──“兩個小人物，卻敢於蔑視這張魔力無邊的網，向它挑戰”。在《罪人的背後》中，女民兵王廣香第一次對欺壓她的縣財貿辦主任甯光施加了“恐怖”行動──投放炸藥包；科技工作者金鑫拼死跟污泥濁水鬥爭；對《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中那些老實可欺的人，劉賓雁除了同情之外，總是把他們純粹私人的特殊境遇和不幸與全部龐大的歷史命運聯繫起來：“他的語調，他的眼神，明擺著是一個逆來順受、與世無爭慣靜地方，免得掃別人興和引起人家誤會。”會引起誰的誤會呢？引起什麼誤會呢？只有“回”到那個極端年代，只有從那個極端年代過來的中國人──才知道這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問題，沒有對整個時代那種大顛倒、大荒誕、大倒退的銘心刻骨的體驗，是絕對無法想像的。如此細小的細節，足可以引起千百種回憶，引起真情的大爆發，你在其中能切切實實讀出“命運”兩個字。在必要的時候，劉賓雁甩脫文學作品切忌直說的無聊訓誡，當整個時代都在一場大的迷誤中遲遲難於醒悟時，對悲劇、對命運、對痛苦和荒誕有特別尖刻感覺的劉賓雁發出的“議論”，總是那麼振聾發聵，催人深思：“一個直感，是好人不善於充分運用他們手裡的權力或權利，而壞人，或有嚴重問題的人，則善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地行使權力和動用一切可能的條件，並且拉幫結夥，因而比好人‘能量’大……人非其位，甚至被顛倒了應有的位置，確是一種不幸，害人的人被放在清查工作的負責崗位上，而被害者反倒成了清查對象，二十餘年靠整人上來的還佔據要津，被整的人卻至今得不到平反……就我所知，絕不是個別省裡偶然發生的個別情況。”

正是由於把人民命運牢牢地放在文學創作的中心，劉賓雁才可能對當代中國歷史進行一系列追蹤，獲得那麼強烈的反響。

與劉賓雁不同，許多作家也在以重大政治事件為創作題材，也在反映人民，卻得到另外一種藝術效果和另一種歷史結論。其中最典型的是張賢亮的《綠化樹》和阿城的《三王》。兩者在反映“下層”小人物命運時，儘管作了不同的處理，然而都是反歷史的。《綠化樹》的主人公作為“改造”對象，經過若干內在與外在的磨難，結果走向自己本質的反面。我們不會否定歷史情形的無限可能性，但是和劉賓雁那種在最低賤人物的命運上反映巨大的歷史悲劇的才華相比，只能歸為對當代社會史全然無知上去。《三王》的作者，據稱是深得西方文化精髓而又極其中國化的作品。普通中國人只能在其中看到一些煙籠霧繞的外星人，讀了幾本佛教經書的人，則可以窺到玄妙機鋒和曰空曰無的現代說唱（至於臺灣人和西方人的觀感又當別論。不同的結論只會來自不同的存在差異，以中國人為重的人是不會以“異族”之見為意的，何況，外邊的美譽完全可能與對中國的小腳、束髮和“亂搞男女關係”等“東方神秘主義”的驚歎出自一轍），學者高爾泰感歎說：“如果說西方美學的諸流派要比我們的文學評論更科學些，那我願意指出，無論是唯美主義的佩特還是未來主義的馬里內蒂；是意識流派的詹姆斯還是表現主義的布萊希特；是超現實主義的布列東還是新小說派的葛利葉；是結構主義的弗拉核還是語義學派的瑞恰茲，都不能說明，為什麼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以馬蒂斯式的粗線條而能如此以雷霆萬鈞的力量，震撼著億萬人的心靈！(高爾泰：《美是自由的象徵·為“社會學的”評論一辯》)

《綠化樹》、《三王》也有對歷史的解釋，但前者至多是一個半吊子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後者不過是老莊、禪宗的現代解釋(劉賓雁在《艱難的起飛·前言》中寫道：“認識什麼是我們的實際，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我們前進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同時生活中各種矛盾之多、之複雜，也超過了以往。因而，既使是一個思想沒有被偏見的所俘虜、感覺和思維尚未遲鈍、生活在激流之中而不是養尊處優、深居簡出的人，也未必能夠經常跟得上時代的腳步。”)。劉賓雁也許沒有站在任何理論基礎上（這可能正是他幸運的地方），但他是獨立地從所有新舊陳詞濫調的“理論”“還原”到歷史真實，並且作出了重大的發現和真實的描述，單是這兩點，就使他擁有對歷史的初步解釋權。

我們完全知道關於中國人民命運的劉賓雁描寫和解釋會受到質問：難道中國人民的當代命運就是這種古維葉（喬治·巴龍·封·古維葉(Georges Baron Von Cuvien，1769－1832)，法國生物學家，試圖用災難學說說明人的命運）式的結論嗎？中國當代史就是一團漆黑嗎？這個問題在劉賓雁身上是那個典型黨八股和權勢狂的用語：陰暗面。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以後論述到劉賓雁的批判精神時專門討論，這裡只作簡要說明。

當代中國人民的命運承受了重大的災難和不幸，這是一種歷史存在，劉賓雁對當代中國歷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驅的意義，並不在於他是否著力描寫了災難和不幸（在這一點上，許多作家對類似題材作了十分精確和自然主義的描寫），而在於人民在重大的災難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動的，災難和不幸──權力異化的各種形式“改造”了人民沒有？最關鍵的是，從人民在歷史活動中的位置和遠景看，他們是否已經心甘情願地承認和接受了歷史嚴酷的現實？劉賓雁正是在這一最根本的問題上，在人民的悲劇命運上看到了歷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終是歷史主體這一中國當代史的本質。在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無數的讀者是有堅定信念的，劉賓雁對自己作品的命運和使命始終是清楚的：寫鬥爭，必然觸及生活中陰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態度不是有意詆毀或消極旁觀，藝術中的“陰暗面”就會成為喚起人們去消滅它的精神力量。這種作品的社會效果就會是對於邪惡努力的憤怒，對於鬥士的敬慕，對於縱容和庇護惡勢力者的鄙視和建立在科學認識基礎上的鬥爭能力以及對於勝利的信心。”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到1986年發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寫了近一百萬字描寫中國當代史巨大變化和複雜情勢的報告文學，收到近七萬封讀者來信，除了十來封反對意見的信外，全都是極其熱烈極其強烈的反應，從災難和不幸中走過來的當代史的承受者和創造者們的不斷溝通，使劉賓雁對自己在反映中國人民當代命運的艱苦探索中直接站在歷史之中：“正是這種反應，堅定了我對於一條真理的信心：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們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東西感到欣喜，但不會陶醉；他們為生活中陰暗的一面憂慮和焦急，但又不絕望。只要我們真實地描寫我們所從事的鬥爭──偉大而艱難的、令人振奮的鬥爭，就會使人們增強信心。”

幾年來的“改革”與“開放”顯然是在既定的歷史基礎上開始的。“改革”、“開放”的全部歷史根據是徹底地、整體地、歷史地從那個階段的所有重要事件中，還是妥協地、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地去總結歷史教訓，這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以後的一切“改革”、“開放”進程。以“文化大革命”為例，可以看出人們對當代史的態度是多麼缺乏誠意和科學求實精神。所謂的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只是停留在對某些人員和提法不同的意識形態作了處理和修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土壤，尤其是馬克思稱之為“生存形式、存在限定”的“經濟範疇”、經濟制度及其政治形式，至今沒有在理論上得到說明，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改革”、“開放”在濃重的歷史陰影中何其艱難！人們對當代史的研究和中國現實發展的關係不是缺乏認識，（ 1986年5月2日，當時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會見新加坡副總理吳作棟時說，從1957年至1978年，“左”的問題使中國耽誤了差不多20年。中國在這一時期也有發展，但整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那段時期，農民年均現金收入60元，城市職工月均收入60元。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沒有變化，按照國際標準，一直處於貧困線以下。我們在總結了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這段歷史後認識到，非撥亂反正不可。）而是缺乏勇氣，缺乏誠意。設想，如果相信中國人民能夠從正面對待幾十年的“停留”、“動亂”，相信歷史的災難和不幸本應隨著產生它的歷史原因一同消滅，尤其相信人民是歷史的主體，因而也是歷史審美的主體，他們有權參予對自己歷史的清算，只有這種意義上的歷史反思與總結，才是真正的歷史精神，那就不會容忍幾十年災難和不幸的根源繼續存在，至少，不會容忍對災難和不幸的受害者繼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巴金老人垂暮之年，念念不忘“文化紀念館”，希望以此來記住歷史，防止悲劇重演。雖則是天真善良的願望。卻無人置理，由此可見一斑）。歷史本身表明，正是在重大的、複雜的歷史事實中，人民作為歷史的主體成熟得最快。十月革命後，“血腥的尼古拉”在葉卡特琳堡被槍決後，高爾基在《一月九日》中寫道：“一個濃黑的可怕的問題終於尋著了答案：虛構的道德源泉，沙皇的形象毀壞了。最初，只有少數人才敢承認，這不容易，因為這等於使自己喪失了希望。但人民的神經是健全的，他們不希望一個虛妄的希望來作自己生活的支柱。”

事實上，徹底地進行清算和總結，總是有利人民和一切進步力量，而不利於人民的對立面的。人民本能地懂得，承受歷史中的災難和不幸本身還可以忍受和理解，不去消除製造和產生災難、不幸的社會條件則是難以忍受和理解的。回避歷史，搪塞現實，只能造成更多的失望和不可挽回的普遍的不信任，一切要求變革的努力和願望終將因此而落空。

需要強調的是，開展中國史的研究，其功利實用目的決不是主要的。我們並不認為，不研究歷史就一定會重蹈覆轍。為了不重蹈覆轍才研究歷史，常常更可能重蹈覆轍。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在於對人類和民族（即人民）世界的真誠同情和尊重，只有懷著這種心情，才會產生真正的歷史智慧，才能在歷史的回音中，在無數消逝的生靈史中深切感受到普遍、永恆的人性如何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實現（包括異化），才能逐漸積累良好的感知和判斷力，也才能對現實採取一種正確而清醒的態度。對於在精神和情感上蒙受巨大創傷的整個民族，歷史研究還應當儘量分清歷史上的善惡是非，從而重建一個合符正義、合符理性的價值體系。如果說上面兩個目的顯得過於抽象而不易實現，那麼，歷史研究的另一個目的，就是回答我們所處的歷史和外部史（世界史）和我們自身的最重要的現實問題。對這個目的，劉賓雁曾提出過一些重要的思想。

1986年11月7日，劉賓雁在上海《改革中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發表講話說：“我們長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們為幾個概念付出了巨大犧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創紀錄的。幾十萬、幾百萬人喪生只是為了維護幾個錯誤、荒謬甚至是反動的概念和口號。一個概念是社會主義是一個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它一經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許任何人對它有任何非議，因為它是完美無缺的；第二個，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不犯錯誤的，有的話，也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第三個，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必須一刀兩斷，連一根血管、經絡都不能保留。中國三十多年就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淚的大辯論。”這三個問題，正是中國當代史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劉賓雁對中國當代史的關注總是從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根本命運出發的。他把我們這個民族與德意志民族作了十分有趣的比較：“這個民族很奇怪，這個很優秀的民族，出現了那麼多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但是這個民族很怪，與我們有幾點相似的地方，一個是自負，它的權威思想很大。見個當官的就哈腰，這點跟中國很相似。中國人不承認傑出，不承認才智上的豪傑，但它承認暴力的豪傑，不承認出類拔萃的天才，不承認有奇特性格的人，但是承認當官的。”為了呼籲中國人正視自身的歷史，他在1985年西德之行回國後，立即發表了一篇紀行文章：《他們不肯遺忘》。介紹德國人對納粹主義持續不斷的研究，德國民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長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們對自身歷史的關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鄭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又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明年是反右運動三十周年……，我們的民族為什麼不善於醒悟？醒悟得這樣慢？”

確實值得憂慮。一個真正的文明的、進步的、有生命力的民族，總是能夠面對當代、面對現實（戈巴契夫終於打出了“歷史不應有空白”的旗號）。儘管歷史一再走入荊棘，但歷史畢竟不會停頓下來。“歷史真正驚人的方面在它的偶然性”，波普這句名言，劉賓雁用中國老百姓的語言有著相同的理解，歷史從來不打招呼。

沉默的中國當代史，一旦受到理性之光的照耀，就會突然全部醒來，這已經部分地在劉賓雁的作品和言論中出現，它的全面真實的“復活”只是時間問題了。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