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及其全部社會活動，不僅是文學領域中的“重大現象”（注1）， 而且是當代中國歷史和社會以及思想文化領域中的“重大現象”，這種現象集中地透露了當代中國的若干本質特徵；由於一九八七年元月所開展的引起中國和世界普遍關注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由於它不僅與當代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有關，而且預示了紛繁蕪雜的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危機和希望而變得日益重要。

一九四九年結束的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革命，既是傳統中國自由發展的邏輯結果，也是世界歷史、尤其是社會主義運動在東方的區域性結果。毫無疑問，這次革命空前深刻地改變了傳統中國的許多重要方面。中國帶著自身的強大傳統力量，用西方最激進的社會理論，加上強烈的工業化道路──民族振興的民族情結進入世界歷史進程，這對全世界和中國，都是極其重要的歷史事變。試圖對它作任何研究，作任何哪怕是局部和期間性的分析，都是非常困難的任務；然而如果不對這場巨大歷史事變作出正確描述，它就極有可能走上危險的難於控制的境地。這一任務由誰來完成，以何種方式進行，這決不是一個先驗哲學問題，也不是一個純粹經驗問題，它的答案在相當程度上必須由經歷了它的主要過程並且始終保持了正確判斷的中國人來作出。歷史本身表明，從歷史反思、歷史文化、歷史理論進行研究，不可能取代對歷史自身發展的研究，歷史就是它自身，必須回到歷史現實，離開它也就離開了真理。

但是中國當代問題的演化與對它進行概括的條件二者並不構成正常的比例關係，以至研究本身越益成為一個十分敏感、充滿風險的問題。只是因為一連串反歷史、反人性、也是反人民的事件（其頂峰是反右和文革）的發生，對當代中國本質特徵進行概括，才不僅成為必要，而且成為可能。對當代中國進行的第一次真正嚴肅的考察，出現在劉賓雁一九七九年發表的《人妖之間》上。

今天，人們都清楚的歷史事實是，從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近二十年的時間內，付出巨大犧牲的一場革命最後演變成中國封建王朝末期的症候，女皇亂政，宦官擅權，國政凋弊，革命初期純潔的理想主義和革命成功後的普遍熱忱喪失殆盡，整個社會融奴隸制、封建法西斯制於一爐，權力極度異化，道德價值空前崩壞，善惡是非長期顛倒，文學藝術和一切精神發展已無可能，民族生機已歷史性地萎縮。這段歷史，由於它不加節制地濫施暴力，淋漓盡致地顯示了自己的本質，已是任何力量也無法篡改或矯飾了。然而它的歷史教益，它的惡性影響，卻遠遠沒有得到揭示和防範。今天，值得人們思考的是，這股並非起於清萍之末的空穴來風、這股尚未斬斷截止的歷史濁流，將吹向何方，流向何處？事實上，在一批幾十年來對那大荒唐推波助瀾、身受其益，在世界觀、人生觀以及政治、經濟利益甚至私人關係上與林彪、“四人幫”有不解之緣的實力人物的控制下，中國人民求取新生與變革的努力困厄紛至。“四人幫”倒臺的方式，一方面固然結束了喪盡人心的十年文革之亂，另一方面又以回避和掩蓋十年文革得以產生的歷史、社會根源作為代價，換取了當時必須的安定局面。人們結束了荒唐，卻保留了荒唐之源。這是一次重大的讓步，在爾後的又一個十年當中，許多人開始感受到所付代價的慘重了。正是在那段形勢極不明朗的特殊歷史時期，在精神、道德和政治智慧上遭到嚴重創傷而能以健全的理智和激情直面社會與人生的人還屬罕見的非常時期，劉賓雁表現出非凡的勇氣，保持了清醒的現實精神。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南開大學的一次演說中，劉賓雁披露了他寫《人妖之間》的過程和宗旨：“我離開了這個場地（指‘中國的官場’），我受不到它的感染，於是，當我一九七九年從大夢中一覺醒來的時候，我對這一切就保持了新鮮感……，二十幾年不動筆了，為什麼偏偏由一個我這樣的人去寫一篇《人妖之間》呢？我要感謝那種新鮮感。……我覺得我應該把它告訴我的同胞，於是我就拿起筆來。回顧起來，這幾年我做的事情，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不斷地向中國社會發出信號，發出各種各樣的信號，喚起社會，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注意中國面臨的某種危機，或者某潛在的危機”。

《人妖之間》的發表，是當代中國文學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國人對當代中國的第一次發現。劉賓雁憑藉他那離開中國官場的新鮮感（五、六、七十年代生活過來的中國人都知道，這是一種多麼難得的神聖感覺！），首次揭示了中國社會三十年歷史中一個最驚心動魄的緩慢演化成的事實：人民權力正處於歷史性的異化之中。

《人妖之間》的主人公王守信，與權力人物結為死黨，沆瀣一氣，在幾年當中，由一個前土匪姘頭，煤建公司收款員成為黑龍江賓縣的事實上的統治者之一。她的發跡史，其實異常簡單，不過是憑本能（當然是一種社會產物）不教自會地用煤炭為武器，靠權力和權力的特殊功能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經濟貪污犯。劉賓雁在她身上發現了廣泛存在於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權勢人物）身上的社會和人性特點，在她身上考察了在黑龍江省一個縣城中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條件和它的後果。“王守信絕不是一種獨立的社會現象，她不過是一團污水中的一顆泡沫，貧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過她，劉賓雁發出了當代中國社會一個掩飾得很好的本質特徵：“這種‘社會主義’交換，比起資本主義交換確實有相當大的‘優越性’：交換雙方個人不須擁有資本，不須支出任何私有財物，不冒任何虧損或破產的危險，又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顯，每一次這種交換，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間接或者直接給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造成損害，或者使黨紀國法失靈，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這最終就必定要傷害社會主義制度，使党的領導徒具虛名，而在這種反復不已的交換中，黨政幹部本身也就逐漸蛻化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會主義制度的蛀蟲，黨和群眾的關係也隨著惡化了”。

事隔九年之後，劉賓雁關於“權力結構及其功能”的發現，已經成為中國人普遍關注的問題。而在一九七九年劉賓雁雖然不是看到中國這一根本弊端的唯一的作家，卻是唯一敢於公佈這個發現的作家。這在當時，是需要遠見卓識，也是需要勇氣的。不止如此，劉賓雁把“王守信效應”放在更大的背景上去作出進一步的分析：“這種權力交換，多年來不斷發生在王守信和縣委、縣革委以及地區和省級的幾十、上百名幹部之間”。而在“翻閱一九七二年以來縣委常委會議的記錄”時，劉賓雁“感慨無量！那裡討論了一切問題──徵兵、計劃生育、刑事犯的量刑，播種計畫……唯獨很少討論黨本身的問題”。

這裡，當時所有的讀者都不能不思考這個問題：再一般地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鉤沉獵奇地評價毛澤東個人的是非功過，究竟還有多大意義？越過毛澤東、林彪、“四人幫”，對共產黨本身進行思考，究竟是否違背了人民的歷史和意志？這樣，劉賓雁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提出對“權力”的質疑，對無論是“四人幫”也好，毛澤東的晚年罪惡也好，它們賴以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思想基礎的質疑，這就勢必破天荒地提出了必須重新審查一九四九年以來所有重大問題的要求。正如馬克思從解剖商品入手完成對資本主義的總批判一樣，劉賓雁從權力著眼，開始了對當代中國的重新發現。關於權力的形成、集中、交換、異化的發現，是盧卡奇、葛朗希、瑪律庫塞、麥德維傑夫等東、西歐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關於現存社會主義運動的制度的研究的中心問題。劉賓雁與眾不同的貢獻，表現在他把這種複雜抽象的歷史概念“還原”到了中國歷史的具體現實和真實人物身上。它已經由一個一般的、理念的、純粹思辨和經院哲學的概念“還原”為客觀存在，與每個社會成員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歷史真實，它由一些現實中的人物通過他們的實踐和社會關係、社會矛盾的展開來藝術地揭示這個籠罩在所有中國人命運之上的時代之迷。

正因為劉賓雁在《人妖之間》中，從當代中國內部演變入手開始分析中國社會，它也就不僅是具體的、直接的、生動的、變化著的現實，而且是整體的、本質的和百科全書式的歷史卷幅。以“權力”為中心，劉賓雁作了一系列的探索，獲得了特殊的解釋權。

權力異化的前提，是人的關係的“大顛倒”。權力是社會自身發展的最高形態，劉賓雁稱之為“大顛倒”，他寫道：“在貧困和落後的土壤上，權力之花似乎開放得分外香豔誘人”。這種顛倒，決不是通常的歷史偶然性和個別人物的沉浮或某個特殊時期的混亂，不是社會辯證發展的合符歷史理性的常態，它是一種根本性的，一經形成就異常強固穩定的顛倒，它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係的全面異化。大顛倒後的賓縣社會精英是兩位“傑出”的代表：一個男性，支左人員楊政委，“此人又瘦又小，其貌不揚，但他披著一件黃大衣，傾刻之間就成了叱吒風雲、左右賓縣五十萬人民命運的大人物”。他有槍，“槍彈可以打死人這個真理絕對到什麼程度，楊政委在賓縣的權威也就大到什麼程度”。一個是女性，主人公王守信。“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到，誰知道它喚起了王守信心中哪一種情欲，沉睡多年的政治積極性忽然迸發出來了。……‘造反’以後，跟楊政委東奔西跑，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了在咱們這個社會裡掌權的滋味──那麼多人都聽一個人的，捧你抬你，又得實利又光榮！這比她當年的最高理想──給偽警官或地主當老婆，要尊貴多少倍呀！”

我們不必搬用佛洛伊德或榮格理論來解釋楊政委和王守信兩人參加社會奮鬥的動物性或神秘主義基礎，劉賓雁用十分簡潔的筆法廓清了若干年來被理論界有毫無意弄得複雜萬分的中國實情，這種簡潔和直截了當，只能來自那種神聖的“新鮮感”。社會是那麼觸目，人們只要不乏真誠，稍有眼光，都不難發現問題的端倪。

劉賓雁所說的“大顛倒”，始於中國的執政黨。權力壟斷、權力異化只能從那裡開始，這種顛倒又必然伴隨著激烈血腥的鬥爭。它已不再只是黨史上發生的不同派別和山頭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是整個社會在一段漫長的畸型發展的歷史時期通過執政黨內部的深刻變化開始的。劉賓雁在任何意義上也沒有把楊政委、王守信的崛起看成他們個人仕途的發跡史，他寫道：“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事。正是在這同一個月，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張志新同志在遼寧省遭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專政機關的逮捕。一個進來了，一個出去了。田鳳山（原縣委書記，正派共產黨人）倒下，楊政委崛起；張志新出党，王守信入黨，這對於中國黨的組織狀況，能夠是無足輕重的偶然事件嗎？”（注2）

這是歷史的大顛倒，它的邏輯結果就是權力的異化。

異化（Entfremdung），無論在黑格爾或費爾巴哈，還是在馬克思那裡，主體外化為異己力量，都可以在中國找到它最好的實例。不同的是，在中國，代替“絕對觀念”、“上帝本質”、“勞動”等一般觀念範疇的，是作為歷史最高形態的國家權力的異化，它是一切異化現象的綜合，它的異化一經完成，就必然反過來按照權力異化的本質規定和制約一切事物的發展，把權力及其結果所蘊蓄的全部異化了的功能和效應實施到社會發展的每一階段和每一環節上，權力異化的本質就是對社會一切方面的全面壟斷，否則它就一天也不能維持。

在《人妖之間》中，劉賓雁對當代中國權力異化在文革十年內的典型特徵作了獨具慧眼的剖析。

在賓縣，權力異化廣泛地“通過權力功能的交換而實現物的交換”。以王守信為中心，縣委書記、常委、黃棉襖的“軍人”，組織部、管人事、財政、勞動的人、糧食局長、工商科長、財政科長、農業辦主任……，都直接或間接地參予了“把權力作為交易投入市場”的活動，在理論家、意識形態專家那裡被嚴格用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或被經院式學術討論弄得玄妙難解的異化現象，在劉賓雁筆下，竟如此簡明，如此一目了然。那些自詡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偏偏閉目不視中國現實社會比比皆是的異化現象，其原因也很簡單，他們本人就是製造權力異化同時充分享受其好處的楊政委、王守信式的人物。翻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隨處可以找到對“理論權威”不利的理論條款，而劉賓雁並無興趣與那些離開意識形態無法過活的“理論家”作沒完沒了的“論爭”，他比誰都清楚，“理論家”本身只是一種虛假現象，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構成一種力量，而權力異化才是真正值得花力氣去研究的。

權力異化的壟斷特性必然要求排斥一切異己。一位一九四五年延安時代的老幹部試圖在賓縣恢復應有的秩序，“但是他很快就發現，在縣委大院的平地上，他卻寸步難行”。權力分配已經完成，王守信的大兒媳，一個前打字員，也可以與他分庭抗禮。權力異化在這個青年女性身上的效果十分顯著：“沒有什麼東西比權力更易使產生對自己的幻覺了。這個女人一旦有了這個大權，她便誤以為自己有了這個權力所要求的那個水準，道德上、能力上都可以當之無愧了”。性格堅強的老幹部在兩年任職之後離開賓縣時，“不能不承認：他終於無力改變賓縣政治力量的對比”。排斥異己，形成權力異化的壟斷局面，其結果往往是被排斥的異己不是在政治舞臺上（有的在肉體上）消失，就是成為權力異化新的成分，而權力異化又必然造就自己的“時代英雄”。

權力異化的壟斷特性總是由具體的歷史內容和歷史人物來體現的。體現了這一根本特性的人物本能地會充分運用壟斷了的權力，把歷史舞臺弄得十分狹小，或者乾脆就演獨角戲。王守信利用手中的煤炭權，給賓縣弄魚、豬、水泥、化肥、拖拉機，為縣內外領導幹部解決子女升學、就業或回城問題。儘管時有來自社會底層的農民不斷寄出的控訴、檢舉信，“然而，王守信的良心卻是平靜的。她這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為公’呀，不然，歷屆縣委書記為什麼都讚不絕口呢！”由於權力異化所達到的普遍程度，由於它如此容易使中國人的“強烈的物質貪欲和權勢欲攪和到一起，”當代中國史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部權力異化史，歷史主角很難在權力異化壟斷局面之外去發現。

權力異化在中國，最嚴重的問題還在於它已超出個人欲望和利益而形成一種社會結構，一種社會定式。它的集中形式就是文革中充滿恐怖、無處不在的“全面專政”。

權力異化作為一種歷史過程，也必然是一種非先驗的、充滿矛盾的過程。在王守信身上，劉賓雁發現了這些權力崇拜狂的一個秘密：權力異化本來是零散的、偶然地發生在某個個人身上，與社會本身對立發展而來的；然而社會既然允許、甚至需要權力在相當範圍內異化，它也就會提供相應的社會條件、理論、運動、檔，或者直接就是社會制度、國家機器和經濟手段。所以，當王守信遭到抵抗（雖然是微弱的抵抗）、遇到挑戰（儘管也是軟弱的挑戰），她就立即會本能地運用能運用的一切社會條件來作強有力的反擊。辦“學習班”，（最高指示），學張春橋、姚文元（政治局常委、無產階級革命指揮部成員、党和國家領導人）文章，學小靳莊，搞“賽詩會”。劉賓雁揭示的這條秘密，是一個聰明的發現，社會在權力異化過程中會相應產生權力異化的方式、人物及其存在的所有條件。當權力異化成為社會主體時，權力人物也就自然成為主體，他們需要借助的社會意識、制度、也同時成為最高規範。劉賓雁並沒有寫出那個時期“全面專政”的血腥味，他給讀者提供了另一個側面，一個更可怕的側面，在“賽詩會”上，污穢語言可以暢行，中傷詆毀不會受到懲罰。形式上絕對神聖、嚴肅的革命鬥爭，最終每每成為滑稽、醜陋、庸俗、低劣的人性的相互踐踏和公開羞辱，劉賓雁在王守信式的“全面專政”中留下了下麵這段描寫，堪稱絕妙：“又擊起鼓來，又接著作詩。人人心裡也有個鼓，咚咚敲個不停。都是成天鼓搗煤的，會做啥詩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輩子倒了胃口，以後聽見詩就得發抖。你不作詩，不罵得蠍虎點，就要懷疑到你頭上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別人背後，看人家都編個啥。沒文化，憋不出來的，索性站起來朗誦散文──破口大駡……”滑稽可笑，黑色幽默，令人捧腹，令人心酸。劉賓雁在這段描述後發現的是一個深刻得多的現實，他幾乎是難以抑制地動感情地問道：“祖國啊，這就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無產階級專政的主人，這就是我們的工人階級嗎？”而“王守信──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共產黨員嗎？這一頁歷史，應該用哪種色彩來書寫呢？”這種深刻純正的憂患，這種大智大慧的詰問，沒有對中國命運的責任感，沒有把個人生命整個抵上去的超越精神，沒有發自內心的主體意識，是不可能發生的。

權力異化必然導致人性的異化。其最典型的表現，劉賓雁稱之為“時代病──軟骨症”。權力異化作為一種社會存在，作為一種歷史過程，作為一種壟斷力量，在其實踐過程中，有外來的抵抗和挑戰，也有自身發展規律中出現的阻礙、變形、補充、派生的各種情況，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同樣需要理解，需要溫和的批評，需要不付出根本代價的共存。在王守信案件發生的前前後後，“那一屆縣委書記裡竟有三個人，人家給他們的評語都是‘滑’和‘奸’”。他們都不乏眼光，有一定水準；他們和氣，笑容可掬，傾聽意見，廣表同情；有的自己立身很正，一塵不染，但他們“缺乏的是一點別的什麼東西”。既使在“四人幫”倒臺、王守信一案已經破獲後，他們“軟弱怯懦，依然如故”，劉賓雁一針見血指出：他們左盼右顧，心慈手軟，“其實，根本原因顯然在於：‘造反派’始終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權力異化要求所有與權力有緣的人物服從它的規律。因此，他們“這也怕得罪，那也怕得罪，唯獨不怕得罪人民共和國的‘主人’──人民！”這就叫權力異化的宏觀調節，權力異化的自我完善，權力異化的生機與活力。事實上，王守信與那些書記們在其全部政治實踐中是難分彼此的。誰作政治寡頭，誰作配角，僅僅取決於機緣和適應權力異化的心態和能力。劉賓雁在揭示他們的共同本質時，深入到人類天然的血緣關係──姻親當中。歷屆縣委書記中的一位特殊人物乾脆把自己的女兒作為交換，與王守信結成親家，而他本人是一位資歷和水準都頗高的縣委書記，是當地體面的上流人物。在媒妁本人告誡他王守信“年輕的時候可不怎麼正道”，稱這門婚事為“王八親”時，他們“夫婦仍然攜女主動上門拜訪王家”，最終結為秦晉之好。這事連其他幾位同樣滑頭的縣委書記都納悶：這不大般配嘛。

從權力異化，權力交換的“鐵的紀律”來看，這十分必要，是最明智的抉擇。異化的權力需要組建陣線，還需要用最天然的關係把它世襲化。它需要達到歷史與人性的完滿統一！

一個名義上人民共和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怎麼會出現這種反常的情況呢？人民的權力從哪裡開始異化呢？按照中國人的慣常做法，或者是追溯幾千年封建史，或者是翻閱引證“經典著作”，或者是等候權力人物的有關決定，在一個自稱唯物主義指導下的國家，恰恰就不研究現實，恰恰就是回避和歪曲現實，這只能理解為，權力異化已經發展到病入膏盲的程度，對現實的任何考察都勢必引起權力異化的危機。

劉賓雁對當代中國的發現，是對沉默的中國現實開始的，《人妖之間》帶給人們的啟發之一就在於，劉賓雁發現了，只有回到現實自身，才能“有所發現”。

簡潔，永遠是一種巨大的才能。劉賓雁一個圈子也不繞，對王守信案件，對權力異化，對中國問題的根源，他只有一個異常簡明的回答：在你腳下！

人們耳熟能詳的恩格斯那篇論巴爾扎克的文章中稱：“他（指巴爾扎克）彙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裡，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注3） 讀《人妖之間》，人們很容易產生同感，請看這段文字：“把王守信案件從賓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整體上割離開來看，事情也真就似乎是如此（指人們憑常識和直覺，把王守信的犯罪活動歸結到賓縣縣委領導頭上，認為那是根子，是同謀，是王守信的保護層！），然而，如果把王守信及其犯罪活動還原到那個活的、有血有肉的肌體中去，接通原先的血管、經絡，通觀全體，情況大不一樣了”。

劉賓雁在揭示中國最使人困惑的現實問題的原因時，靠著他二十多年與權力斷絕一切關係為代價換來的“新鮮感”，深入地進到以權力異化為核心的整個社會生活的腐敗，得到兩個發現：一、“社會風氣的敗壞，非法活動的逐漸合法化對於道德淪喪現象逐漸習以為常等等，這些現象本身首先掩護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動。”二、“我們必須全神貫注去觀察和研究……‘關係’。……文化大革在人們之間織起的一層新的政治關係。……人和人之間錯綜複雜、重重疊疊的關係，已經織成一張又厚又密的網。什麼馬列主義原則，什麼黨的方針政策，一碰到這張網，就像觸了電，不靈了。”而比上述兩條更深更重的原因是：“在哥們兒義氣、感恩戴德、親友情誼等等溫情的紗幕之下，掩蓋著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這邊投之以桃，是依靠手中之權給以物質實惠或取得物質實惠的條件；那邊報之以李，又是以直接或間接的物質實惠給以償還。”

劉賓雁關於權力集中、交換、異化及其原因的發現是觀察、思考中國問題的一次出色的探索（在《人妖之間》後半部分，劉賓雁還有一個發現：權力異化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歷史運動，它一開始就受到了警覺和反抗，與權力異化的代表人物和典型性格的出現同時，產生了與之對立的新的社會力量、新人。這一發現比關於“權力異化”的發現更為重要，但在《人妖之間》中尚不可能充分展開，──歷史本身尚未成熟，所以這一發現留待後面的有關部分去討論）。中國文學、思想界將一次又一次地在劉賓雁對當代中國的發現中進行描述和研究，而劉賓雁本人的文學創造活動也因此確立了最穩固的基礎，“劉賓雁風格”將長期獨立在中國文學界，他本人已成為這個國家最真誠最坦率最深刻也最嚴厲的“無冕之王”。

劉賓雁並未陶醉或滿足於對權力異化的揭露和批判。或許，這種發現不允許停留在一般的結論上，它要求發現者“全神貫注”地繼續觀察和思考。劉賓雁在《人妖之間》告誡中國人：“王守信貪污案”是被破獲了。但是，使王守信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那些社會條件，又有多少變化呢？不是還有大大小小的王守信在各個角落繼續蛀蝕社會主義，繼續腐蝕著黨的肌體而又受不到懲罰嗎？人們啊，要警惕！現在還不是歡呼勝利的時候……

《人妖之間》是劉賓雁“離開正常的社會生活和政治二十餘年之後，決定不再寫作品的十七年之後寫的第一篇作品”，是他此後在更為深廣的範圍內對當代中國進行的一系列剖析前的一次“匆匆的掃描”。但是，儘管《人妖之間》獲得了空前的成就，達到並突破了文學領域內“撥亂反正”的最高水準，但它的真正含義，至今未得到文學理論界的正視，這除了思想認識和藝術審美標準的差異之外，更主要是一“無言提倡”的結果，（注4） 然而這已不是劉賓雁本人感興趣的事了。

──一經有了那個重大發現，他就決意繼續走下去。作出那種發現和繼續新的發現都需要一種“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非之不加沮”的膽識，還需要一種健全的、不妥協的、奠定在理性基礎上的批判精神。劉賓雁缺乏千百種中國文人的德性、能耐，而他身上的批判精神卻因此發展到十分健全、十分有力的水準。在當代中國，只有具備堅韌強大的批判精神才能進入當代中國這座新舊混雜的“古堡”。

－－－－－－－－－

注釋：

1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複在1987年1 月出版的《〈當代文藝探索〉未來十年的猜想》一文中寫道：“我用‘重大’的字眼（來形容巴金和劉賓雁的作品）決不過分。……如果不是他們經歷過一個苦難的時代，如果不是他們經受過一次心靈的煉獄，如果不是他們本身所具備的高度的良知水準，如果不是他們有一種獻身於社會和獻身于文學事業的英勇精神和道義力量，這種散文是無法出現的。這種散文的出現，標誌著中國作家精神狀態的巨大轉變。它是我們民族心靈遭到巨大創傷之後的一種補償，是魯迅傳統在當代中國的重放光芒，是作家自由本質的一次光輝的實現。只有心靈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國人民，才知道這種散文是怎樣的寶貴和值得珍惜。”他認為，“在中國，任何想感動世界人民的作品首先必須感動自己祖國的人民”。

他呼籲中國文學評論界“對於文學中出現的重大現象，應當給予充分地估計，不必屈服于良知以外的任何壓力”。

2 在《人妖之間·大顛倒》一節最末一段裡，他用十分肯定的語氣說：“還要經過整整十個春秋，這個顛倒才能被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近二十年後的1987年，劉賓雁本人被開除出黨；另外一批肯定不同于楊政委、王守信而在精神上與張志新接近的共產黨員如方勵之、王若水、蘇紹智、吳祖光、王若望、張顯揚、于浩成、劉再複、劉心武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

3 恩格斯：《致瑪·哈克耐斯（1888年4月初）》。

4 在《人妖之間·附記》中，劉賓雁提到：“《人妖之間》發表後引起的反響，超出作者意料。……從各個地區寄來的信件，使我看到《人妖之間》觸及的問題相當普遍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使我懂得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令人遺憾的是，有些同志和廣大讀者相反，認為《人妖之間》嚴重地干擾了他那裡的大好形勢，說是那裡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黨的狀況、領導班子和思想路線’都實現了‘根本的好轉’。而這篇文章‘把王守信的產生歸咎於社會主義制度’，又是一大罪狀。”對前者，劉賓雁“體驗到，這也許是人間最難得的幸福中的一種，足以補償一個人已經和將要為此付出的一切代價”後者，他“相信今天的讀者不需要我作什麼辯解了。”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