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曾將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慶，重慶以其巨大的犧牲和卓絕的奮鬥報效了這一最高垂顧。歷史又給予重慶惟一的契機，希望這座有大功於國家民族的城市，能繼續導引國家走出君主專制、極權獨裁“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迴圈，開出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康莊大道。然而，重慶錯失、辜負了歷史的第二次偏愛，在嚴酷複雜的國內國際政治面前，重慶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長歎的答卷。

重慶談判也許是傳統中國最後一次以戰爭解決政治爭端的替代方式，是現代中國第一次具有顯赫的國際背景和公眾輿情參予的試圖以民意制衡黨爭、以理性駕馭武力的歷史性嘗試。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慶談判那樣，喚起過那麼巨大的希望，又終如一首即興敘事曲，轉瞬即逝，徒留難以言表的歷史懸問，以及至今無人真正述及的時代啟示。

這幕風雲際會、撲朔迷離的悲喜劇不僅彙聚了國共兩黨漫長而複雜的恩怨是非，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狂喜、感慨、疲憊，國共內戰的陰雲，而且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甫定而“冷戰”鐵幕正在降下之間陰鬱不祥的氛圍。

重慶談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際，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需要得到申張和保障，卻因為蘇美兩國對中國難以抵禦的干預而變成波譎雲詭、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悲喜劇。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兩小時後，蔣介石致電毛澤東，請他“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

就在頭一天，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講話，告誡說，“國民黨怎麼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蔣介石則要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他要拿刀，我們也拿刀；他要磨刀，我們也磨刀。……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同時，中共中央通告黨內，蔣介石“請毛往渝，完全是欺騙”。

8月20日，蔣介石再次公開電邀毛澤東，稱“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毛澤東鑒於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蘇訂立同盟條約”，“勢必影響中國政治前途，國共兩黨勢必要做長期合作打算”，決定“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即是極大利益”。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電文都由報刊、廣播公之於世，毛澤東複電也公之於眾，各界人士極為關注，紛紛投書致電，為國共領袖共商國是獻策進言。

8月22日，重慶《大公報》發表《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社論稱，“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懸注延安的態度。目前得見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寒電，大家為之興奮，希望能由此啟開政治解決之門。現在又讀到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哿電，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氣，真使人感慨，又興奮”。

同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我們的抗議》社論，對“中央社”所譯美國《紐約時報》17日社論《中國共產黨》予以詳細反駁，對所謂“蔣主席邀請中國共產黨領袖赴渝共商國是，……自中國共產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彼等並不願參加合作”尤為憤怒。該社論強調，“中國共產黨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們反對一黨專政，決不自己再來一黨專政。我們所要的是全國各黨派各階級的民主聯合政府，而絕非其他”。

重慶朝野所造公開輿論，固然對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壓力，但真正促使毛澤東動身赴渝的力量，卻來自遙遠的莫斯科。

同日，史達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電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應維持國內和平，中國不能再打內戰了，若再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數小時後，史達林徑直致電毛澤東，稱“世界要和平，中國也要和平。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是，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史達林最後要求毛澤東“立即到重慶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

赫爾利也指出：“毛氏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請而到重慶，可能部分地由於1945年8月14日由中蘇條約的宣告所促成，該條約保證蘇聯援助作為中國唯一的政府的國民政府。”

8月24日，毛澤東複電蔣介石，表示與其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

來源：南方都市報-評論週刊2010-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