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已經落幕60年了。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慶談判那樣，閃耀著那麼令人炫目的戲劇性光環，喚起過那麼巨大的希望，又終如一首即興敘事曲轉瞬即逝，徒然留下難以言表的歷史懸問，藏匿在無數塵封檔案後面的無法重定的記憶，以及至今無人真正述及的時代啟示。

歷經六十年蒼黃翻覆的今代國人驀然發現，那場遙遠的談判，那些早已作古的主角們並未如煙而去，那些揮手、微笑、合影、握別，那些信誓旦旦、白紙黑字，那些智慧的交鋒、意志的較量、權力的爭奪、主義的堅守，那些對中國道路和中國命運的承諾和領受，都如在昨日，如在目前，活脫脫一場從未閉幕的東方歷史悲喜劇。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最使中國叫囂隳突、天地翻覆的是近世兩大世界性潮流在中國的激蕩衝撞。

1844年，俄國和美國都尚需二十年才將廢除農奴制，法國史學家夏爾·托克維爾就預言道：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俄國人和美國人，他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卻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

1920年，馬克思、恩格斯發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72年後，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警告道：“如果歐美工人的反資本鬥爭不把被壓迫的千百萬‘殖民地’奴隸最緊密地全部團結起來，那麼先進國家的革命運動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場騙局。”以莫斯科為總部的第三國際的“全部策略”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為共同進行革命鬥爭、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而連為一體。”兩個月後，共產國際在巴庫召開“東方各民族大會”，發出了對二十世紀人類具有非同尋常影響的世紀性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1922年1月，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同時應邀派員出席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列寧抱病接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中共代表張國燾，發出他那先知般的“東方之問”：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

在美國看來，俄國革命是一場空前的邪惡和災難，其“恐怖在野蠻和毀滅生命與財產方面遠遠超過法國大革命，是一口沸騰著的專制與暴力的大鍋爐，想像不出還有比降臨到俄國頭上更可怕的災難”，“1917年後的共產主義不同於所有先前的激進主義，因為它是以莫斯科為牢固基地的世界恐怖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革命對美國價值觀形成直接的挑戰，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顆炸彈，莫斯科政體在一切方面都是對美國的否定”。歸根到底，蘇俄的“偉大理想”乃是美國的“天定命運”不共戴天的完全對立物和絕對否定關係，從伍德羅·威爾遜開始，歷屆美國總統都把蘇俄共產主義看成對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是最大的“非美國素”（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範圍內與蘇俄的較量看做實現美國“使命”的大決戰。

1899年11月11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首次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次年又提出“中國完整”原則，開始形成與歐洲列強征服擴張的權力秩序和均勢外交大不一樣的對華思維。1919年，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所提“十四點綱要”以及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凱洛格公約》不僅首次將美國的“天定命運”與一種新的國際構想聯繫起來，而且開始標榜和推行一種與蘇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標，其核心是按照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原則建構一個基於個人自由權利與法制、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多邊合作與集體安全的國際公民社會。而中國正好是嘗試建立這種國際秩序最大最適宜的試驗地，並且很可能是這一國際秩序的重心所在。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一個誰都始料未及的客觀結果是大大強化了蘇俄和美國對中國的滲透和爭奪。與邪惡、野蠻、令人厭惡而醜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說辭相比，蘇俄的“偉大理想”與美國的“天定命運”不僅為孤獨悲慘、“苦撐待變”的中國所歡迎所亟需，而且切合中國希望通過抗戰實現自己的民族復興的精神需求；不僅在形式上，蘇美是中國的戰時盟邦，是中國最渴求的國際援助方，而且在精神上是中國辨認和領受自己的命運和使命的最期待的世界“先進思想”。中國確實獲得過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國家的救援，同時也承受了必須為之付出的高額代價。

重慶談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際，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第一次需要得到申張和保障，卻因為蘇美兩國對中國難以抵禦的干預而雲詭波譎,上演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悲喜劇。

重慶談判一開始就是一場鬧劇

無論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在抗戰甫勝之日就公開電邀毛澤東來渝“共商國家大計”，出自誰的主意，事實上，敦促蔣介石“聯合”共產黨抗日，避免國共衝突釀成內戰從而削弱中國抵抗日本的力量，始終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

從1943年11月開羅會議開始，美國戰時重要人士羅斯福、華萊士、威爾基、馬歇爾、赫爾利、史迪威、拉鐵摩爾、魏德邁、高思等人就一直公開斡旋和調解國共之爭。

與美國一樣，蘇聯也不希望在擊敗德國和日本之前，在蘇美國盟關係沒有破裂之前，國共過早走向內戰。中國的無奈在於，美蘇全球戰略這種對中國而言純屬“偶然性”的因素，卻比中國自身的“必然性”強大得多，以致後者在相當一段歷史期限內只能作為前者的附庸。

重慶談判期間，決定歷史走向和力量對比的並非會議桌上的討價還價，更非新聞媒體的激情、蠡測和高談闊論，而是駐紮在中國東北的150萬蘇聯遠東軍和在中國華北持續登陸的十來萬美國海軍陸戰隊。儘管赫爾利瘦高的身影時時蓋過了蘇聯大使彼得羅夫矮胖的體形，但蘇聯紅軍卻遠比美軍取得了對中國的壓倒性優勢。

幾乎與重慶談判同時，國共兩黨兩軍就開始了搶佔東北的競爭。從戰略觀點看，戰後的國共兩黨如果執意要為奪取國家政權決一死戰，那麼東北之爭，當是決定性一役。按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亦即按照美英蘇尚能維持同盟關係的《雅爾達協定》，蘇軍應在三個星期到三個月之內將東北連同關東軍全部裝備和所有工業設施交還國民政府，而這無異於在即將開始的美蘇“冷戰”中為蘇聯自己培植一個親美反蘇的政權。蘇聯合乎歷史邏輯的抉擇是，拖延時日，不顧兩國協議，要把東北交給國民黨的對立面。

重慶談判正是一場美蘇兩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奪勢力範圍、為行將到來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殊死較量作好準備所不可缺少的“嘴皮和紙面上的糾纏”，國共兩黨贏取時間以便獲得內戰主動和優勢地位的場所。

重慶談判必然破裂根本的原因即在於，八年抗戰中一再標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背後，國共兩黨的歷史積怨非但沒有消解，反而因為抗戰帶來的力量消長和國際空間的轉換、尤其是美蘇兩國同盟關係背後潛藏的猜疑、防範和價值體系的對立而變得日益尖銳、複雜、不可調和。

抗戰八年，正如美蘇之間並未發展出一種超越思想體系、社會制度和國家利益的新型歷史哲學一樣，國共兩黨也完全沒有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現時利益的國家意識和民族大義。國共兩黨宿怨依舊，裂痕依舊，對立依舊，中國抗戰反復出現的黨爭和內戰陰影，無一不是緣自國共之間難以通約的為戰後奪取國家政權進行的戰爭準備。

“國共反映美蘇”，重慶談判的全部複雜性和所有撲朔迷離的事像，都是“三國四方”關係演變的結果。

重慶談判兩位中國主角蔣介石、毛澤東個人之間，表面禮尚往來，稱兄道弟，私下卻相互指稱。中國近代以來，類似國共最高領袖之間不共戴天者，未為有之。

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曾並肩作戰，也曾同床異夢，互為根本對立的世界體系和民族國家的代表。但三人之間多少維持著現代人類和文明民族之間的基本關係。在多次談判中他們唇槍舌戰，為各自的國家謀取最大利益，同時彼此也不乏真誠的諒解和敬意，且基本遵守了彼此達成的協議，直到死後，都曾流露出讓世人感觸不已的人之常情。邱吉爾聽到羅斯福逝世的消息，好像“被人猛擊一拳”，史達林則“神情黯然”，緊握住美國大使的手“足有30秒之久”，一向與羅斯福作對的《紐約時報》發表了“訃告式”的社論，以真正憂傷的口吻盛讚死者，連鈴木首相也對日本的最大死敵“深表敬意”，東京電臺則“為這位偉大人物的逝世”播放哀樂。

重慶談判中兩位主角卻沒有表現出讓時人和後代可以感動的大政治家不可或缺的真誠、坦蕩、胸懷和登高望遠的氣象，他們之間，如此冷漠，充滿敵意。相較而言,毛代表的中共因為在野身份,對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不乏真誠和希冀;而蔣挾抗戰勝利之功及執政黨地位,與毛周旋與推諉。

談判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無論中國抑或世界，無論如何討價還價，博弈算計，都很少有如重慶談判一樣，如此口是心非、虛與委蛇、敷衍周旋，充斥著虛情、矯飾和矇騙。重慶談判最大的貽害，是超越於黨爭、權謀、利益甚至你死我活之外的精神和道德的缺失。

中國一百年內憂外患，兵連禍結，日本入侵更使中國生靈塗炭，山河破碎，如此慘痛的命運如此不幸的民族，以最大的近乎哀求的祈願，企望重慶談判將是和平與民主的開端。重慶談判無情地背逆了中國人這一天經地義的要求，在世界反法西斯諸國中，只有中國又陷入自相殘殺的內戰。重慶談判沒有作為民族團結、階級和解、政黨合作的起點，而是作為內戰的序幕，沒有民族大義的勝利，只有黨派和權欲的較量；沒有歷史理性的輝煌，只有政治權謀的恣肆；沒有和平民主的凱旋，只有中國人又一輪自相殘殺的開端；沒有使“骯髒醜惡的東方政治”（馬克思）變成“眾人的事”（孫中山），只有讓全體中國精英和雖不通文韜武略卻善良淳樸、渴望正常人生的中國百姓陷溺于一場“慨而慷”的“天翻地覆”。

重慶談判濃黑的陰影甚至一直籠罩了中國半個世紀之久。中國從此被分治，中國人第一次被從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上分裂成怒目相向、不共戴天的“兩條道路、兩種前途、兩個中國”。

儘管重慶談判的政治鬧劇本質和它註定破產的歷史結局，幾乎毫無正面意義可言，但是，它畢竟公開提出和論列的三條原則，即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化，卻是中國從1911年到1945年間政治教訓的真實總結。應當承認，自從孫中山所提“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來，自從抗戰以來，重慶談判中兩黨公開倡言和認同的“三化”，是對中國幾十年深重災難的沉痛反思，是中國社會對兩黨兩軍的天然要求，是中國真正走向和平、民主、憲政和現代化的必備前提，也是中國結束戰爭、流血，避免專制獨裁極權復辟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國真正實現民族復興、國家統一並以現代偉大國家的風範和品質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基礎。

中國近代以來承受的全部苦難、付出的全部代價，乃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悲劇性奇觀，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面對無數外來“偶然性”而竭力保存己身歷史“必然性”的悲劇性史詩。重慶談判的最大正面意義，也許在於它曾以最大歷史戲劇性，最大限度地展示了這一悲劇性。它的通盤虛幻和徹底失敗，將中國的政治努力和可能擊得粉碎，國家命運處於歷史性浩劫的底線，國人在萬般無奈之餘，民族在空前分裂之中，開始孕育出一種新的生命，新的國家觀和使命感。

中國近代以來的不幸之所以格外令人絕望，原因之一在於，它們常常都以鬧劇的形式出現。惟有時間，惟有中國人不可泯滅的求取新生的天性，惟有文明世界的正面啟示，可望把一切鬧劇昇華為悲劇，從而為中國的新生轉化出新的元氣、靈性、智慧和力量。重慶談判應作如是觀。

原載《真話文論週刊》2005年第四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