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盧躍剛先生2009年2月26日《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已是3月4日了。這封信是一座里程碑，中國知識份子睽違已久的個人精神獨立和道德重建的宣言。

這份宣言不是空穴來風。孔子：士不可不弘毅……，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司馬遷：《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文天祥：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不知道躍剛是否宗奉儒家，但這份宣言貫穿首尾者，皆浩然之氣。中國三千年來上帝缺位，宗教渙散，孔孟以降將天地人間之道訴諸個體生命，故有“任重道遠”之歎。躍剛此信，精神氣象其來有自。我願把紀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誕辰一段相關文字，獻給躍剛：

先生對命運垂顧的領受始於最後十年，始于四顧寂寥、一無憑籍的歷史荒原，始於抉心自食，剔骨還父，剜肉還母的光明覺悟，始於為中國，為中國知識人再立人極、再立中國聖賢人格的蒼茫暮年。

1989年“六•四”之後，先生在一片肅殺凜冽中作河東獅吼：決不在刺刀下做官！

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我若見性時，輪刀上陣也得見之”，一旦肝膽照人，便使風雲際會，便如雷霆乍起，天地變化草木蕃生；這是豪傑氣概，“不忘在溝壑，不忘喪其元”，“蒲輪安車在其左，刀鋸鼎鑊在其右”，“自返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以滌蕩萬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虛妄；這是高蹈風骨，壁立千仞，棄天下若敝履，既已學絕道喪，大地陸沉，則自懸孤心於天壤，獨懷守先待後之悲願，“道之不存，乘桴浮於海”；這是聖賢襟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視一切高位強勢富貴功名若浮雲過太虛，棲遑為蒼生，微茫起正聲。

惟斯語，先生已頓成人傑，為世立德，可臻不朽。

君不見，當天地色變，狂飆驟至，晦盲否塞，六合黯澹，迫於恐懼，出於困窘，囿於偏私，出於無奈，聰明、世故、練達、識時務的中國刹時重歸於無聲。先生一語既出，即若金聲玉振，振聾發聵，聞者莫不動容，莫不醍醐灌頂，如遭電擊，如受棒喝。

君不聞，“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近日收到蘇州親戚寄來的一包信劄，中有梁漱溟先生1971年3月28日寫給二姨唐至中的信：“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態度是獨立思考和表裡如一，無所畏懼，一切聽其自然發展”云云。我又正重讀愛因斯坦1933年3月10日在美國西部帕薩迪納《不回德國的聲明》（3月11日發表於《紐約世界電訊》，New York World Telegram）：“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等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我希望比較健康的氣氛不久會在德國得到恢復。我也希望將來象康得和歌德那樣的德國偉大人物，不僅時常會被人紀念，而且也會在公共生活裡，在人民的心坎裡，以及通過對他們所矢忠的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守，而永遠受到尊敬。”躍剛的信，是愛因斯坦這類生於現代極權國家而格外珍視自由的歐洲知識份子的中國同道。

2006年，章怡和女士因為一位霸道而愚味的文化官員鄔書林的禁書言行，連續發表三封公開信，為自己的尊嚴拍案而起，在道義和氣勢上逼退了“新聞出版署”這樣古怪而專橫的意識形態衙門。我曾在一個講壇上以“烏托邦與公開信”為題作演講，借俄羅斯自恰達耶夫《哲學書簡》到托爾斯泰《致亞歷山大三世》到索爾仁尼琴《致蘇聯領導》，謳歌在歷史關頭獨立而英勇地運用良心和智慧的高尚行為。並認為廣義而言，知識份子一切正面推助文明，抵抗愚昧、邪惡和專制的文字言論，都具有公開信的性質。

當下中國經緯萬端，從精神歷程看，它已進入自己的公開信時代，如同馬丁•路德向羅馬教廷宣稱：這是我的立場、我的信仰，我不能不這樣；如同左拉對法國軍界和最高司法當局宣稱：我有的僅是對真理和正義的崇尚，我決心不使法國淪為謊言和不義的犧牲品，我相信法國感謝我幫助她挽救榮譽的一天終會到來；如同薩哈羅夫：為了俄國的精神出路，必須剷除使人虛偽和虛與委蛇隱瞞自己真實觀點的環境，必須有一個真實的思想自由和完全停止一切形式的對信仰的迫害……，在無法控制的劇變和悲慘的動盪之中，維護生命的唯一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傾向性。現在，輪到中國來體現自己的信仰自由、道德勇氣和精神力量了。

躍剛的公開信應受到特別的關注，是因為我們特別缺乏個人獨立自由地表達對人生、社會，尤其對精神道德世界的主張。沒有對個體生命的尊嚴、價值、意義的自覺，沒有在此自覺基礎上的社會擔當，中國將要麼停留在沙聚之邦的封閉世界中，要麼淪為拒斥文明自由和人性的野蠻帝國。

正如康得所言，啟蒙運動是使人從自願接受“監護”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在那種狀態下人不依賴外在指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才智。那種“自願接受”監護的狀態，在偉大的康得看來，並不是由於缺乏才智，而是由於缺乏在沒有權威説明的情況下運用自己才智的勇氣和決斷，康得的口號是：勇敢地成為智者吧！（Saperearde！）大膽運用你自己的才智吧！這就是啟蒙運動的戰鬥口號。

事情很清楚，時下中國的智者們，對“國情”、“社情民意”、“全球化”等的瞭解，早已遠遠超出康得、愛因斯坦、恰達耶夫和索爾仁尼琴。但是這些聰明識時務順應潮流的袞袞俊傑諸公，卻遠離中國最基本的真實，罔顧中國的危機和凶象。一個象中國這樣龐大的社會和生命共同體，決不可能僅僅依靠金錢、更不可能仗恃專制而通向真理、公義和幸福。愛因斯坦在紀念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歐洲的知識份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未來。對我們而言，採取還是不採取可能甚至肯定會付出個人代價的獨立而大膽地運用智慧的人生立場，還取決於對社會狀態的感受和對國家前途的期待。大體而言，中國已經出現兩種評價標準和結論。一種自然屬於官方及其全部輿論工具（高校、研究機構、媒體……）的自我宣傳、美化，即人們耳熟能詳的“崛起”、“盛世”、“優越性”、“獨好”；另一種並非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反，但它拒不承認一個摒棄了善惡是非、正義、謙卑、感恩、敬畏、慈悲、憐憫等人類深度本性和文明公理的社會，會擁有光明的未來。相反，中國面臨亙古未有的危機，巨大的物質膨脹和經濟擴張與精神、道德、倫理、思想、靈魂世界的嚴重失衡和悖反。專制空前“成功”、國家權力空前強大，青年一代幾乎悉數被金錢、欲望和虛無主義征服，民族主義越益呈現出虛驕、狂妄、排外、目空一切、巨大歷史非理性……與此同時，楊佳案、三鹿奶粉、礦難乃至汶川地震，可謂人之自暴，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八十年前，一場“大蕭條”導致蘇俄走向史達林主義，東西方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崛起，十年後爆發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值此世界性金融海嘯和經濟危機，中國何去何從，不僅攸關此四分之一人類的命運，而且涉及世界禍福。中國能不怵惕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沒有萬全之策，中國的事連上帝都頭痛。只能反求諸己。

躍剛為中國開了一個新頭。他拒絕來自國家性質和官方審批的榮譽，這對中國知識界奉行了二十年之久的犬儒主義是一次乾脆而稀罕的鄙棄。

躍剛公開、鮮明地表明自己“起碼的自我意識和歷史感，不願被一種無形而強大的東西裹挾，不願參加‘曠日持久的預謀’，哪怕這種裹挾和預謀對於我個人來說有諸多好處”。徑直告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不能參加這個評選”。我們實在久違了這種“直道”。躍剛和我所存活的這個“新中國”正在迎來它的六十周年本年命。每一個國人都會以自己的方式面對這個特殊年頭。躍剛此文，也許沒有《零八憲章》那種作為一個時代精神文本的影響和意義，但作為2009年早春二月間的一封公開信，它給長懷“不忍之心”憂國感時的人們的啟示，卻別有一番滋味。躍剛有幸，互聯網輕而易舉地將絕跡了六十年的大丈夫精神傳遍世界。

躍剛此文，反復提及幾個名字：劉賓雁、蘇曉康，趙紫陽，尤其劉賓雁。我個人深受賓雁先生之惠，讀之熱於衷腸而心有戚戚焉。離開劉賓雁，中國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歷史還能真實、客觀、完整地陳述嗎，離開了“頭馬”的競賽還有什麼意義嗎？塵封了曾經給人以溫暖、鼓舞和希望的《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千秋功罪》、《神聖憂思錄》，斬伐了由於長久思想管制、精神壓抑而歸於急躁、激進卻轟動和刺激了億萬國人的《河殤》，“這是讓我們這些三十年報告文學文體風暴的參予者和見證人來抹殺歷史，嚴肅講，是一種對作家人格和理智的調戲和侮辱。戕人，然後自戕。”旨在斯言，躍剛不參予精神滅絕，斷然而立，賓雁先生天上有知當大慰。

離開了曾貴為國家總理和執政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中國改革開放的宏大敘事還能進行嗎？躍剛並非政治中人，但中國既然政治淩駕一切，他與我們就不能置身“政治”之外。而由一名作家來證偽最高統治階層的荒唐缺失與全社會的遺忘，僅此一點，已足以顯示我們離“和諧”還有多麼遙遠的距離。

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真正關心的只在公義與真理，從不是覬覦任何權位。一切權力中人是否也該有所觸動有所反省呢？

無待他求，這正是一種純正的中國士人精神，慎終追遠，存亡繼絕，守先待後。重提，反復提及劉賓雁、趙紫陽，並非時髦。道成肉身，劉、趙的精神、作品、事業仍然存活，仍然是中國的大忌，更是中國高尚精神的象徵。此中風險憂患，正是躍剛為先賢托命的題中應有之義。它們構成了當代中國最特別、最珍貴的貴族精神。順便說一句，劉再複先生不久前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禮贊東西方貴族精神，我真有一種久違的感慨。我以為，古今中外一切貴族精神的核心，乃是獨立地求道、衛道與傳道。貴族精神並不只是痞子流氓精神的對立面，而是充實、光輝、自洽，無待於外的守持與擔當。高等貴族精神則接近殉道者和聖徒，蒼茫寂寥，移世獨立。唯如此，才能推己及人，知其不可而為之。又想起了餘秋雨，這名在“文明的碎片”裡“千年一歎”的散文家，二十年來榮居帝國“大師”之列，透顯當代江南才俊八面風來六合聲聞的風采。在那封“淚書”中，他自願（但願僅僅是“自願”）降低身段，公開訓誡在地震中喪子失女的父母們不要“橫生枝節”，以免給“國外反華敵對勢”力以“口實”，讀之令人愕然。有研究當代中國作家文人者，把盧躍剛、劉再複和餘秋雨的行狀文字略作比較，庶幾可寫一篇新《性格組合論》。

面臨各種榮譽，人們的態度千差萬別，我行我素，咎由自取本無可厚非。當年薩特曾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聲稱拒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但這名准史達林－毛澤東哲學家卻在天安門城樓向獨裁者鞠躬。索爾仁尼琴拒絕葉利欽的“聖安德列獎”，卻接受了普京的“最高國家獎”，兩者都源於他的“俄羅斯情結”。近二十名男女因各種緣故拒領諾貝爾和平獎。躍剛拒絕參加一次報告文學評選活動，並不構成文學或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但這是一次特殊的精神拒絕和道德昇華。躍剛宣告：恕不“配合”。“像騾子像馬那樣到領獎臺上去遛一圈式的配合，‘配合’倆字讓我聽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這是一名真正的作家、記者的特殊感受，特殊直覺，特殊情緒。它幼稚得像一個十歲的孩子面對成人世界的世故卑污陰暗無趣而拒絕接受面前的髒物，它對斯世斯國功成名就彌漫洋溢的鄉願哲學太不給面子，它讓那些人性練達世得洞明的名流、專家、權威、大師何其惋惜而欲開導之規勸之懲誡之，卻如春雷春風掠過天庭地面人心。

蕭伯納、威爾斯、羅素曾奉行“費邊主義”，甘地、托爾斯泰、馬金•路德•金堅持“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惡”，中國則“百代皆行秦政制”，作鷹犬，作喉舌，作耳目，不知天下羞恥事，文人墨客淪為精神宦奴，實在是東方最慘不忍睹的史跡，佛陀、閻王在世也無可如何。躍剛的人生選擇簡約明確，我個人認為將來可選為中學語文和公民讀本的範文，甚或列為中國報告文學大系卷頭語：因人廢言，因人廢史，已闖下過彌天大禍。很多時候很多事情，我們不能講真話，但是我們可以沉默，不講話。這是現行體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碼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場：此事關涉原則，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俄國文學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怕烏斯托夫斯基，老派的詩人和文學紳士。1979年蘇聯新史達林分子趁老暴君誕辰100周年企圖復辟倒退的歷史關頭，帕氏慨然簽名，與薩哈羅夫、丘科夫斯卡婭、羅伊•麥德維傑夫等世界聞名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一起……。我們的躍剛已經多次用他自己的方式、言辭和文體，顯示了他自己的“綱領”，使我們受益不淺。令我特別欣慰的是，躍剛還很年輕，擁有眾多友人。他的路還長，我衷心感謝並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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