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義流亡文字附筆之六
世界已不再從屬於由生而死的法則，而是從屬於一個更高的法則，即由於代表永恆生命的耶穌之死而產生的由死而生的法則。從那個時刻起，世界不再是從前的世界了，大自然已獲得了另一種意義；歷史被改變了，而你與我不再是、也不應該再是從前的我們了。
——【美】保羅•蒂里希：《愛比死亡更強大》
一
身為拒絕納粹主義並遭受希特勒德國驅逐的第一個“享此殊榮的非猶太學者”，蒂里希與斯賓諾莎和貝多芬一樣，屬於“為上帝而陶醉的使徒”。在現代人對終極關切和人生價值的信念方式普遍動搖之際，他以“向懷疑者傳布上帝福音”為己任，致力於在精神大危機中重新發現並獻身於新的拯救希望。
把蒂里希歸為美國思想家，只在“流亡”的敘事性質上成立，——這位傑出的德裔基督教哲學家思考的對象遠遠超越北美大陸，正如不能把愛因斯坦稱為美國科學家一樣，——20世紀世界性流亡已在精神上把人類命運結為一體。
同樣，流亡向鄭義授予一項特權，他據此可以不受阻撓地觀察、發現，按某種邏輯把被時空分割的世界銜接起來。在《紅刨子》、《石磨盤路》和《金棕櫚》中，鄭義已表現出非凡的“銜接”之功，《素棺》則是又一次絕妙的嘗試，在東西方兩種極端對立的像徵物中，為中國人的現代祛魅與心靈甦醒斬伐羅網，並又一次開啟了中國人未曾親炙過的人格世界，塑造了一個神聖的隱喻：素棺。
世界就是、並且永遠是一個新大陸。
阿基米德、哥白尼、哥倫布、牛頓、愛因斯坦們之所以出世，就在於隱藏在物質世界後面的奧秘有待於發現和揭示，但丁、莎士比亞、貝多芬、索爾仁尼琴們從事着同樣的工作。與前者不同的是，他們面對的是宇宙中最微妙最複雜最變化莫測的人類精神奧秘，但兩者都擁有一種奇異的契機：世界突然顯露出它那決不輕易示人的奧密。那奧密是一個支點、一個蘋果、大海遠方一條閃動的地平線、一道等式：E = mc²（愛因斯坦质能方程式），或一扇通向天堂的門戶、一個幽靈般的父王、一串敲門聲、一個缩寫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蘇聯勞動改造营管理總局”俄文缩寫）……，它們如同閃電、夢幻，轉瞬即逝。
“當人們肩着那棺材從彼得大教堂高大的門廳出來，通過幾棵蒼翠的盆栽棕櫚樹，走進南歐那如葡萄酒般令人微醺的春風——”，一個奧秘在鄭義眼中閃現：羅馬梵蒂岡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棺材，竟然是——只是“一個長形木箱，一個包裝箱！”現場二百多位顯貴、幾十萬信眾和全世界數十億電視觀眾，有誰會發現裝殮教宗的原來是一隻“薄薄的未漆未畫未雕的木匣子”，還準確地估算出它的長、寬、高度，甚至辯認出那是一隻“柏木箱”，厚約五公分，屬“常見樹種，經濟實惠”？鄭義立即名之為“素棺”。
有誰會在極盡莊嚴肅穆的神聖喪禮上，緊盯住逝者的棺木並“感覺到某種來自心靈的震撼？”偏偏有一個人會。就像無數蘋果在無數人面前墜落，偏偏有人沒有無動於衷，那個普通的蘋果竟然把月亮和太陽這兩個——對人類而言——最偉大神秘的星球以及無數天體聯繫起來，宇宙奧秘經由一個蘋果顯示於牛頓。
牛頓是劍橋大學高材生、微積分創立者和英國皇家學會會長，千年一出的天才。鄭義曾經擁有巨量讀者，如果他不參與嚴重超越作家名份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其讀者還將持續增加。當教宗在梵蒂岡撒手塵寰時，鄭義的讀者已門可羅雀。牛頓有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托勒密、柏拉圖關於宇宙結構與運動規律的經典理論，有哥白尼、伽利略、培根、開普勒、笛卡爾、布魯諾等科學先驅和殉道者開掘前路，他的發現首先歸於其天才大腦，也是歐洲科學界共同的榮耀。流亡者鄭義沒有任何測量儀器，他卻發現了我們時代的一大奧秘，——不能跟牛頓的偉大貢獻相提並論，但在“發現”的意義上，存在比較性價值。
就其專業而言，鄭義沒有僭越之嫌。他為自己開具的資格認證是：
我曾經是一個木匠，一瞬之間，我覺得我領悟了教宗棺材所隱含的寓義。
在連續幾段木匠的棺材專業的敘述後，鄭義用了一段三段式論證，再次確認自己發現教宗棺材所含隱喻的依據：
當過木匠的作家恐怕不多，做過棺材的作家就更少了，當過木匠做過棺材又親睹教宗葬儀且為素棺所震動的作家，全世界有幾位呢？
很難反駁木匠作家的邏輯，但其說服力還不夠充分。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牛頓墓紀念碑上，一幅天像圖，標刻着1680年慧星劃過夜空的軌跡。一個小天使一邊擺弄棱鏡，一邊給太陽和月亮稱重。牛頓劃時代的貢獻在於他對物理世界的偉大綜合。從此，塵世與天堂、自然與人類的兩重世界，被一個相互依存、聯繫和影響的宇宙體系所取代。
鄭義的深層邏輯指向與教宗的素棺“相關的種種故事”。這些故事都是實際存在於這個星球上，以物化形態控馭過一半人類的東西，它們與素棺共同構成現代世界一種特異而荒誕的聯繫，——與那個幸運的蘋果一樣，簡陋的素棺承載着一個奧秘，因而具有非同尋常的隱喻意義。
二
即使在網絡時代，鄭義關於五具共產黨領袖水晶棺的描繪所傳達的信息，也格外令人觸目。
這是五幕陰森、血腥、地獄般的現場描寫。肯定還有更多鄭義和所有局外人都無從知悉的幕後情景，但冰山一角也足以讓人倒抽冷氣了。一個“普遍聯繫”的世界，自然包括曾經統治了近一半人類的共產國家集團。它們由思想體系、社會制度、五年計劃、意識形態、黨、官僚、軍隊、警察以及眾多象徵符號諸如紅旗、宣傳畫、標語口號、巨型雕塑、大型歌舞……構成，凌駕一切之上的則是紅色君王們。鏈接這些現代凱撒與億萬子民、無量暴政元素、震懾天下威儀遐邇的，最終凝結在紅色帝國龐大金字塔頂端的，是共產黨帝王們的陵寢——分佈在莫斯科、北京、河內和平壤的五具水晶棺材。從1924年列寧之死到1994年金日成之死整整七十年間，歐亞大陸五名自稱無神論者的著名共產黨元勳——無論有多少種族和個性差別——都在死後被裝進水晶棺。此外，還有五名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也先後委身水晶棺：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蒙古人民革命党創建人乔巴山、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主席內圖、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主席伯纳姆，他們的遺體都由蘇聯專家進行防腐處理，後因種種原因陵幕被毀，水晶棺被拆除。據稱，委內瑞拉獨裁者查韋斯2013年去世後也將享受水晶棺待遇。
萬物都有被辯護的權利。水晶棺確實不該由共產黨創始人負責。列寧本人究竟自然死亡還是死於非命，至今是謎。這位死在54歲的蘇聯締造者曾留有遺囑，本應有時間交代後事。寫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寧無論如何不會料到，死後被作為20世紀第一個現代木乃伊崇拜的樣品。蘇聯歷史充滿詭密和謊言，關於列寧遺體、水晶棺與紅場，世人所知甚少。據傳托洛茨基、布哈林認為，“把列寧遺體制成干尸是對他形象的侮辱，這與列寧的世界觀完全背道而馳。”列寧夫人曾央求蘇共政治局，“不要把对列寧的哀悼變成對他個人形式上的尊敬，不要修建他的纪念碑和以他命名的宫殿，不要為他舉行隆重的纪念儀式……他在世時对這些都不屑一顧，并把它們看作難以承受的負擔。”當列寧遺體已無可挽回地被強制施行了防腐措施後，克鲁普斯卡娅只能發出無力的抗議：“你們這是拿伊里奇做交易！”斯大林們當然有理由拿列寧的一切做交易，——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列寧死後，斯大林就是黨。直到今天，是否保存列寧水晶棺，仍然是困擾俄國的一个累赘。
斯大林雖然生前為自己發動了空前的個人崇拜，但這名前神學院學生猝死之後，一場最高權力的爭奪立即開始，以致這名暴君來不及阻擋他那些各懷鬼胎的同僚把他開膛剖肚。斯大林當年爭取到肩扛列寧遺體的前排位置，極富象徵性地爭取到最高繼承人的地位。1953年，蘇聯新統治者重演了這一幕。1976年，中共新政治局作出的最重大決定，就是修建毛澤東紀念堂，打造毛澤東水晶棺。中國人也許永遠無法知曉，曾在死後火化字據上帶頭簽名的毛澤東，怎麼也重蹈列寧斯大林覆轍，違背中國人“人死為大，入土為安，”的風俗，讓自己被他那些同樣各懷鬼胎的接班人最後利用一把。深諳中國權力史的毛當然知道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一幕，難以理喻，毛一輩子經營自己的王朝，到頭來卻落得屍骨未寒，老婆親信被擄，老身被體解彌縫的下場。
毛澤東自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他們真的無所畏懼嗎？他們迷戀權柄、名份、天下、萬世一系，貪圖越多者，畏懼越多，當把整個天下玩於股掌後，獨裁者有可能產生厭倦而無所畏懼。讓心理學家去分析毛式人物吧。路易十五稱，我死之後管它洪水滔天。他至少無恥得真誠。毛應有自知之明，他的包括這句譫狂話語在內的許多胡言亂語都出自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頭腦和口舌，但他多半不知，像他這種被唯物主義征服後再去征服中國的“特殊材料”已被俄國作家和詩人預表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梅涅日柯夫斯基、別爾嘉耶夫和舍斯托夫都告誡過，歐洲的不幸，俄國的不幸，世界的不幸，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与流氓痞子市儈無賴及其總精神代表魔鬼同流合污而喪失了上帝，而且後來还以為没有上帝也可以生活、甚至能進入天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度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淵，發現了能“超逾善惡”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可怕性。托尔斯泰很早就轉向宗教和人的得救問題，他们都隱約窺測到二十世紀先是俄國、繼而是中國人遭逢的更為殘酷而複雜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所預感到的世界性演變與恐怖，對即將來臨的全人類的生命流失和價值傾覆，對他所憂心如焚的一億俄羅斯人被魔化的未來世纪問道：俄罗斯將走向何方？
蘇聯帝國警察首腦雅戈達及其同志們，每次洗澡前，都要對特意設置的聖像开槍射擊，每次處决犯人後都要摹仿犯人臨死前的可笑舉動，索尔仁尼琴分析這些武装起來的、制度化和體系化的二十世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們時指出：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無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亞的惡人們的想象力和氣魄也就止于幾十具屍體。……歷代的世界文豪──莎士比亞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連三地给我們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團的惡人形象時，我們感到這在現代人心目中多少有點滑稽和笨拙了。他們的惡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惡人，意識到自己的靈魂是黑的。
“因為他們没有思想體系”。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國二十世纪的悲劇就在于“从西方刮來的那股黑风”，“它折磨和傷害了我們的心靈。”“思想體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惡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堅强意志。那是一種社會理論，这种理論使惡人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飾自己的行為，使他聽到的不是責難，不是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誉。”
由於思想體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殘害千百萬人的暴行。莎士比亞的惡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體系的惡人卻能越過去──并且他的臉上掛着微笑。晶瑩剔透的水晶棺竟然被用來貯盛魔鬼，20世紀的怪戾和荒誕莫此為甚。
三
需要幾篇博士論文，才能深入剖析何以蘇共、中共統治集團會光天化日實行水晶棺木乃伊崇拜，究竟是特殊環境或一時靈感，還是其歷史必要性、政治競爭史、統治術、極權主義心理學以及民眾集體意識等共同促成的異常結果，抑或在共產主義經典文獻里雖無蛛絲馬跡的暗示、卻在20世紀國際共運史上公然施行的精神反祖措施。
究竟是什麼力量讓這些以仇恨、驕狂、搶掠、殺戮、蒙騙為業的暴君作出並非出自其本意的臨終安排呢？是什麼魅惑讓他們的接班人敢於把他們的導師、領袖、統帥、舵手和父親開膛剖肚，與潰爛屍身作無望的抗爭以至最後用假肢假軀長久誆騙世人呢？鄭義給出的初步答案是，“他們的皇儲們為了以先帝之威望確立新君之地位，”因而“這些手握王爵、口出天憲的極權暴君也被他們所創立的制度剝奪了自由”——死的自由。
鄭義進一步發現，水晶棺貯藏着某種特殊的人性秘密：
這些紅色君王們盡為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的秘密是：以人凌駕於神， 把人性的罪惡神化。作為暴君和偶像崇拜者的人，他們身不由己地服從於一道鐵則：從他們一生自封神聖的行狀，以及蟄伏於內心深處的隱秘慾念，水晶棺應該是一個沒有違背他們意志的邏輯終點。
這幾句判斷，已經本質性揭示了水晶棺主人的可稱正常的人性根據。鄭義卻沒有止於這種發現。把五具水晶棺僵屍聯為一體，把他們忍受令人毛骨悚然的被制作過程以如此可悲的方式聯系起來的，還有一種不能明言的特殊緣由：對死亡、尤其對永死的恐懼。
因為罪惡巨大，所以恐懼也格外強烈，對不朽和萬世長存之物也就異常渴求：在他們的集體意識里，能使屍身不朽並供萬世敬拜的水晶棺，就成了永生、永恆的一個假想的實現。
木乃伊崇拜是人類蒙昧、野蠻與文明開化之間的分水嶺現象。大金字塔壘築的不僅是埃及帝國的強大威儀，也是不朽與永恆的神靈符咒顯現於法老們的塵世圖景。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神廟、石雕連同其木乃伊，借助古老的防腐術保存了3，300餘年。基督教的興起，耶穌上十字架又死而复生的神跡，使金字塔式塵國肉身不朽的嘗試，永遠成為迷信。
某種意義上，埃及法老擁有其合法性。古代帝國的興起與衰落、目的和手段，代表了人類文明草創時期的自然狀態，沒有誰會審判他們。
歷史顯示，共產主義本質上是基督教在20世紀的異化變種。它宣稱將在地球上建立天國，為達此目的，它自我授權，擁有基本教義、選民、大法官、紅衣主教、異端裁判所和上帝。它同時扮演着古老帝國的異代繼承者，依靠巫術（宣傳）、魅惑（欺騙）、恐怖（暴力）、許諾（解放），賦予這一切以活力的，是最高領袖的“道成肉身”與自我封聖。必須借助宗教性儀式和器皿，才能完成共產主義的世俗目標。
另一個不能明言的理由是，按照紅色教父們的理論，共產主義的選民主體
——工農大眾——是文明歷史的被拋棄者，在馬克思恩格斯、尤其實際掌權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前，他們是“沉默的多數”，在砸爛舊世界與創立新世界之間，他們必須擁有一種神聖的合法性。只有從莫斯科到北京的水晶棺，才能喚起一種沉寂了數千年的神聖性，一種類似十字架的救贖—犧牲—复活—永生世界。只有死亡，才能提供這種神聖性。
共產主義的綱領和實踐，乃是其不義、不合法和罪惡的完整證據和自供狀。它的歷史性失敗的一種人性證據是 ，它的代表者、執行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墮落為獨夫民賊和偽善者，並且最終都凝固在他們堂皇而陰鬱的囚籠——水晶棺中，等待着無數冤魂的唾沫和終難防範的鞭屍之辱。最讓他們永蒙污穢的是，人類全面覺醒與自由的浪潮已在另一半世界和紅色暴政奴隸們的內心匯成主流，十字架的光輝、善的意志和愛的力量，正在奏響新紀元的主旋律，世界歷史的天平已從陰森的墓窟移到陽光普照的廣場。這一偉大的轉移已經經歷了兩千年，幾具丒陋的僵屍不能阻擋。
順便提一句，不知出於何種考慮，鄧小平不僅不為自己另建水晶棺，也不埋屍入土，而是一燒了之。恐怕多少有些“後怕”：遭受楚平王的命運。
四
鄭義難以掩飾自己極度厭惡的心緒，記下毛澤東遺體防腐處理過程，禦醫們往屍體灌注福爾馬林，“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腫脹，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從毛孔中滲出。此刻的毛，形象怪誕，臉如氣球，頸頭同粗，兩耳外翹……”萬事都需付出代價。
關於共產主義邪惡和罪愆的歷史記錄和政治批判早已成為一門專業學問，鄭義本人在《紅色紀念碑》里曾作過系統分析。在歷述五具水晶棺蓄藏的血腥恐怖骯臟後，他已不再有興致作任何理論辨析，只是引用《聖經•創世紀》中“第一位殺人犯該隱的故事” 。上帝在該隱額上刻下記號，免得為人誤殺，並宣稱“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死亡是太輕的懲罰，“該隱必帶着恥辱的印記與世長存”。
天下良善者、好人、君子和聖徒未必能並肩作戰，歹徒、惡棍、姦賊和暴君雖則不共戴天，但卻孱雜一種鬣狗豺狼秉性，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生存魔性。神性總訴諸於每個個人的道德自覺，在具體歷史環境里，不忍之心、謙卑、溫情、虔敬、敬畏、辭讓、博愛，常常抵不過惡，更無力應付制度性的惡。在20世紀，若非自由美國，法西斯和共產主義兩大軸心集團國家，很可能實際統治着世界。——在此意義上，“美國例外”是一個幸運而苦澀的偶然。今天，這一威脅依然存在，這種威脅的軸心從莫斯科、柏林轉移到了鄭義的祖國中國。
五具水晶棺，如此觸目地嵌於歷史。鄭義的天才在於，將世人熟視無睹的事實如此一目了然地坦陳於世，共產暴政的特殊印記被如此確鑿地定格於歷史的“前額”。鄭義以一己之力，對曾誘騙億萬人匍匐其下的暴君作了集體審判。上帝對該隱說，你做了什麼事？你兄弟的血，從地里向我哀告！鄭義追尋他的神問道：
這樣的一些仇恨與死亡的播種者、死神，怎麼就膽敢盛斂於透明的水晶棺里供後世瞻仰呢？
他們與希特勒一起，製造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世紀，怎麼就膽敢奢望永生呢？
他們就不怕後人會指着他們的不朽之身說“那就是他嗎”？
他們就不怕最後的審判嗎？
五
1961年，列寧格勒、莫斯科、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代表團在蘇共22大上聯名要求，盡快將斯大林水晶棺移出列寧墓。大會於10月3日做出決議稱，“鉴於斯大林嚴重違背列寧遺囑，濫用職權，對忠誠正直的蘇聯公民進行大規模鎮壓，再將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於列寧墓，將是一種褻瀆” 31日晚，這一決議被執行。斯大林的遺體被落入一個深坑，再澆灌上幾卡車水泥。詩人業甫圖申科在《斯大林的幽靈》中寫道：
大理石不會說話，水晶棺默默閃着光。
筆立的哨兵，臉色曬得又黑又紅。
當他們把他抬出列寧墓大門時，
幾縷青煙在棺木上繚繞，
一絲氣息從裂縫中漏出。
棺材慢慢升起，檫過了哨兵的刺刀。
他沒有說話，他沒有，他沉默着，閉着眼，
緊緊握住他那經過防腐的拳頭。
他只不過是裝死，他在裡面諳中注視着，
他只不過是打個盹兒，他在謀算……
我呼籲我們的政府，我請求你們，
派兩倍、三倍的哨兵來來看守這副棺材，
不要讓他東山再起！
7月4日，根據蘇聯30個城市數十萬人簽署的致蘇共中央的呼籲書，決定在莫斯科建立一座斯大林時期犧牲者紀念碑，以及有關檔案館、博物館和信息研究教育中心，“以永遠紀念在斯大林恐怖專政下死去的蘇聯公民，培養我國公民不與罪惡和暴力妥協的精神。”斯大林水晶棺被銷毀，是撬動龐大蘇聯帝國柱石的第一步，這個橫跨歐亞的現代“利維坦”再也無法戰勝它賴以存活的內在悖論了。
歷史在俄國翻過一頁，列寧水晶棺被移走已是時間問題。還有三副水晶棺、尤其在北京和平壤的兩個額印，還橫亙在中國和北朝鮮的心臟上。要鏟除它們，還需要時日，也許還需要流血。
鄭義不再為此操心：該隱必帶着恥辱的印記與世長存！
如前所述，人類奧秘乃是宇宙之謎中最複雜最難戡破的黑洞般的幽微世界，它必須通過心靈（而非大腦）方可望抵達。偉大作家不僅必須觸動心靈，而且必須感動心靈，豐富和純化心靈，才可能洞察人類精神的光明本源。否則，一切都可請歷史學家和文獻學家代勞。
六
很難說鄭義受哪位作家影響更大，我在《素棺》里的閱讀之樂，似乎更接近雨果風格，即至善與極惡兩極世界的對比描寫。素棺與水晶棺的比較已經判然明晰，如同天使與惡魔。在兩者之間，還橫亙、綿延着無數裝載生命終點的棺材。鄭義沒有忘記，在教宗與共產黨黨酋之間，發生着一場特殊的爭奪。無權無言的“老百姓”在巍然矗立的帝王陵墓前只能感到難以抗衡的威儀恐怖，睡在水晶棺里的統治者遮斷了他們與世界的聯繫。他們很難知悉，還有另一類死亡、棺木和葬禮。鄭義始終懷抱某種“人民”情結。從某種角度，鄭義寫作的特殊動機，是跟共產黨爭奪人民。雨果從來不是人民中的一員，他卻把他最偉大的作品《悲慘世界》獻給了人民。喬治•桑、歐仁•蘇、大仲馬、巴爾扎克、左拉都寫過同情人民的長篇小說，只有雨果心中的人民上升到了崇高的位置：
對苦難人民的愛活在我的心中，
情同手足，我和他們心心相印。
可是啊，怎麼捍衛窮人的權利？
如何幫助徬徨瓢泊的人們？
這一切令我憂心如焚。
鄭義不僅深懷人民情結，他自己就直接屬於人民，長期跟微賤的人民同呼吸共患難。鄭義身上特別優美動人的經歷和品格，是他對自己人民身份的確認，那份受壓迫受侮辱者的履歷，給予他堅韌、智慧、幽默和靈感的憑證。無論聞名遐邇的年代，還是四海飄泊無所依傍的流亡歲月，在他的言行和文字中，很難找到任何優越感、傲氣或顧影自憐孤芳自賞的痕跡，中國人最為世界稱道的美德——質樸——幾乎就是鄭義的天性。
在教宗素棺與五具水晶棺之間，鄭義動情地描繪了太行山深處一座煤礦木工廠的師徒們打制“平板棺材”的細節，引用了《神樹》里“活底棺材”令人心碎的盜墓故事，右派反革命的“狼肚皮棺材”以及韓戰期間的“布棺材”。“就在人家那些保密廠、勞動模範、優秀黨員精心研制水晶棺同時，我們木工廠的弟兄們也隔三岔五地打造些尋常木棺”，鄭義還獨自為窮小子“黑小”弟弟趕制了一口棺材。他把兩段文字祭獻給連死亡都應付不起的苦難兄弟。細節，對話，聲響，神情一一逼俏而至。難兄難弟使鄭義恢復了溫柔，——話到人民意便沉。面對水晶棺主人，鄭義是另一付面孔，鐵石心腸，冷漠無遮。在兩萬餘字的《素棺》里，鄭義兩次動粗開罵。一次為那早夭的苦孩子釘死棺蓋時，“沒講究，沒講究，咱窮人家有他娘的啥講究呢！”一次是在計算金日成陵寢造價之昂貴與同期北朝鮮300萬餓殍後：
教宗的素棺、我當木工時和弟兄們打造的木棺，以及那些“活底棺材”、“布棺材”、“狼肚皮棺材”、黑小弟弟的棺材之屬，委實與水晶棺隔天隔地隔着九重天堂再加上狗日的十八層地獄。這些普通簡陋的棺材，裝的盡是無權無勢的窮人、好人。水晶棺則不然，那些以屍身不朽來僭越上帝的偶像，無一不是兩手染血的殺人犯。
業已申明，鄭義的發現絕對不能與牛頓的發現相提並論，鄭義把教宗的素棺跟中國底層人民的簡陋棺材等量齊觀，那是出自也已提請注意的“流亡與自由”賦予他的特權。
鄭義再次慷慨無私地把又一個貌似尋常的發現，放在我們眼前。一個中國文學長廊不曾出現的形象，一種中國歷史傳統和道德世界不曾產生過的人格，從此問世。
七
文風陡變，——敘述對象變了，心緒變了。
親切，敬愛，溫馨，贊美，全身心的欣悅。
決非遠離苦難、悲劇、死亡，鄭義強調，素棺與水晶棺，簡樸奢華還在其次，其間深在的意義是死亡——如何理解並面對死亡。
身為作家，鄭義涉獵深廣，文學、藝術、哲學、歷史、政治、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其學識可稱淵博。流亡賜予他的，是與一切外在、純粹知識有關聯而自成精神—心靈世界的信仰生命。基督教信仰使鄭義的文學創作發生的變化遠非任何知識、學理甚至經歷所能比擬。一種全新的觀照如“一線晨光照亮思維的小徑”。鄭義未必系統地研讀過20世紀基督教神學哲學，蒂里希、舍斯托夫、巴特、舍勒、拉康、西美爾、梅涅日科夫斯基之間的論辯，梵蒂岡宗教會議有關文獻未必都在他的視域內，何光滬、曾慶豹、劉小楓、林安梧等漢語神學譯介也未必增益了他的基督教信仰。正如鄭義的文學創作一開始就不是從政治學、異化理論、權力批判和人道主義切入，而直接受惠於人生經歷、內心體驗和良心一樣，他的宗教信仰也決非借靠基督教歷史、神學理論的門庭進入，而因由某種持久的感動、熱情以及呼吸生死之際的心靈震撼所賜，——正是信仰之為信仰、《素棺》之為《素棺》的奧秘所在。順便提一句，劉小楓近年轉向紅色帝國，認毛澤東為其“國父”，令學界诧異。孔子早已斷言：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 虽得之， 必失之。劉之變，此其謂也。
基督教信仰的垂臨，使鄭義的文學發生了哥白尼式的革命、路德式的新生。
1949年以前，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400餘年，中華帝國解體，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始肇。即或發生俄國十月革命、《凡爾賽協議》和日本入侵，中國也可望經由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而成為正面接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西方文明的東方大國。但是《雅爾塔秘約》與蘇聯出兵中國東北，造成中華民族發生內戰，代表中國歷史傳統和與西方主流文明匯合的中華民國被向蘇聯“一邊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導致中國民族生命與精神生命發生空前分裂。基督教和西方主流文明被指斥為西方帝國主義全球征服的精神入侵。與此同時，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宣揚的人道主義、理性原則、懷疑精神和批判哲學遭遇馬克思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和尼采超人哲學，演化成激進主義與虛無主義，嚴重損毀了歐洲古典主義和基督教，造就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德國兩大極權主義。基督教幾個核心觀念諸如天國即將來臨的末世論、彌賽亞救世主義、選民優越性、最後審判，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的勝利，在中國不可避免地異化為民粹主義、共產極權主義，最後徹底滑向其反題，不僅激活了秦始皇大一統帝國宿夢，而且引入現代人類最大的“敵基督”——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起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中華紅色帝國法統。中國1949年以後的灾禍之所以具有如此邪惡而強大的破壞性力量，既不只是中國兩千年皇權專制、也不只是西方—俄國現代極權主義，而是兩種惡力在中國聯手結盟的集大成後果。中國儒學與基督教成全人類、救贖世界的神聖理想，都被可悲地遮蔽和取代了。
1949年後，傳統儒生及其賴以依存的社會結構遭到犁庭掃穴式的摧毀，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淪為最大禁忌，乃是上述集大成惡果和歷史宿命維持其異端正統性、非法合法性的邏輯必然。全部中國知識界遭受整肅和迫害，所有中國基督徒被囚禁、流放、處決的事實，明白無誤地表明，現代中國悲劇，不僅因為江山易手，而系於文明的大顛覆。偌大中國，凡受傳統文明和西方文明濡染者，無一幸免地飽罹磨難的慘劇表明中國現代噩運的雙重性質：秦始皇壓倒了孔子，凱撒僭越了耶穌，羅馬征服了耶路撒冷。
如果一定要劃分輕重，那麼今天可以看得清楚，從西方和俄國輸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模式遠遠重於秦始皇到朱元璋的亞細亞專制帝國的份量。北京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連同其國家基本制度、意識形態體系、社會結構、憲法文本以及文學藝術、美學符號……都源自莫斯科——第三羅馬。在此意義上，基督教以某種極端詭譎的變異形態，征服了中國，中國成了最大的敵基督國。
對於中國，“敵基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傳統中國，與聖賢、君子、豪傑、大丈夫相對應的是暴君、小人、懦夫、鄉願，善惡標準出於道德裁決。《聖經》顯示，使徒約翰最早發出“敵基督”將會出現的警告。按照基督教，凡是偽稱代表上帝者、擅自以彌賽亞自居者，都是基督的敵人。在約翰兩封書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裏，“敵基督者”以單數和複數兩種形式出現。敵基督是耶穌的反面，耶穌極端仁愛，敵基督極端邪惡；耶穌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其中一位，敵基督是龍、獸、假先知三位一體的其中一位；耶穌從天父得到權柄，敵基督從撒旦獲得權柄；耶穌基督以拯救人類脫離苦難的為使命，敵基督以陷人類於大災難為目的。敵基督是人類罪惡勢力的集大成者，他的出現成為史無前例大災難的象徵。無疑，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正是大大小小的敵基督。
作為莫斯科紅場列寧、斯大林水晶棺的仿作，北京天安門毛澤東水晶棺，即是敵基督這一象徵難以遮掩的物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意識到，毛不是通常的獨裁者、暴君，而是一個難以理喻的怪物，即與耶穌孔子爭奪世界的撒旦魔鬼——敵基督。“敵基督”是分析、判斷20世紀幾大暴君最合適的概念，舍此不能作出公正而有效的審判。需要神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綜合分析。鄭義沒有使用“敵基督”一詞，而素棺與水晶棺的對比已經鮮明地擘畫了上帝與魔鬼、耶穌基督與敵基督的兩重世界。
縱覽中國首發
連結：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5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