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先生病重，牵动万千愁肠。
英雄将去，雨骤风狂。红日西沉，我心忧伤。
美哉先生，与天不老；壮哉先生，与国无疆！
悲痛之余，将历年收集的先生旧作陆续发布以飨友人。
再睹当年风骨，重温华彩乐章。
表达最真挚的思恋与仰慕之情。
为先生祈寿！为先生祈福！

翻出一篇王康先生旧作，重新阅读，依旧历久弥新。

 王康：站在《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前的断想   

重庆所有的大时代都是危机四伏的末世。新的精神、希望和生命要求空气、阳光、自由，要求灵性与神恩。既定的旧世界声称自己已经代表并穷尽了天地间的真理，两者之间的冲突于是构成时代嬗递演变的动力。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良善与邪恶之间的差异，常在于形式、手段和作品。从托勒密到哥白尼，从凯撒到戈尔巴乔夫，人类的选择其实只有两类：权威与自由，物质横行与精神优先。
    中国始终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未止步，近十代人在一个半世纪彷徨求索堪称文明史上的奇观。可悲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认证物质与精神辩证平衡的历史法则，压倒性的力量和趋势始终呈现着权力、金钱、欲望对精神、道德、天理的胜利。
    某种宿命般的整体主义、大帝国冲动和权力拜物教一直笼罩在亚细亚。所有的光环荣耀成就都被一个或潜伏或崛起或凸露的利维坦怪兽所独占，所有的权利、意志和创造性都窒息于一种天宪式的禁忌里，剩下的除了全盘世俗的现代迷狂，就是动物般的沉默。
    于是，全世界都惊愕地看到，地球最大生命共同体在经历了最惨烈的血腥乌托邦幻灭后，又奇迹一样地拥有了膨胀无度的财富。最有眼光的历史学家都难以考证，这种史所空前的物质性暴发，对这个庞大人群，对整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一代人时间里以几何级数迅猛发达的新兴超级大国，究竟是人类的福音还是世界的祸端。

特别令人忧虑不已的是，物质力量和财富规模的高速聚集，并非现代自由、民主、多元、人权和宪政以及基本人性和文明范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是秦始皇大一统、成吉思汗军事鞑靼主义、列宁－斯大林党国模式、毛泽东世界革命幽灵和义和团－红卫兵民族沙文主义的大杂烩。它的尚未展示的后果之一是，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大帝国前景的诱惑与胁持下，中国加速滑向空前危局的趋势，已难于以任何既有历史哲学予以分析。
    中国很可能成为人类文明史和现代化历程的例外者。
    西方经由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引领世界达五百年之久。先是欧洲，接下来是美国把现代化的范式、制度、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准则乃至可能把人类送抵彼岸、也可能将世界拖入深渊的各种理论、思想和主义推广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其间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核战可能性确实显示出西方整体文明的巨大悖论和全局性危机。
    西方的希望在于，由于基督教－希腊文明对神－魔、天堂－地狱、现世－彼岸、罪恶－拯救二元世界和两级终结的预设、阐发和实践，始终存在并保持着彼此依存、抗衡、辩证轮替的能力。事实上，西方在对世界历史形态与永恒精神的内在关系上，始终领先于中国。当下中国几乎所有领域，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到社会观念、审美、价值取向，都是对西方文明的刺激式反应。在西方文明太阳的覆照下，我们实在并无任何值得一提的发明。最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始终罔顾西方文明的神髓：精神与物质二元世界的辩证共存。
    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苏格拉底、牛顿、康德、爱因斯坦，没有荷马、但丁、雨果、托尔斯泰，没有伏尔泰、洛克、杰菲逊、韦伯，没有达·芬奇、米开朗基洛、贝多芬、莫扎特，没有列宾、苏里科夫、索尔仁尼琴……，西方文明贡献给世界的将是何其黯澹可悲的图景。两千多年来，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到苏俄帝国，与层出不穷的暴君、征服者、阴谋家、宗教大法官、希特勒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相对峙相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不断为文明奠基的哲学泰斗、科学大师、艺术天才和文学宗师们，与前者共同构成了一幅最直观最富启示性的文明图景：深邃幽暗苍茫无垠的夜空中，群星辉耀。
    不妨重复俄国十九世纪最深刻地洞察了人性的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美将拯救世界。无论陀翁脑海中“美”具有何种深不可测的意蕴，我们仍然可以简略地解读为：艺术，唯有艺术，才能表达并拯救世界。
    于是，我站到了《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前。
    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惊讶。在60岁生日当晚，在北京“天下盐”餐厅梦幻般的灯光下，当刘亚明摊开一尺来长的小样时，我的眼睛一亮，看到了某种期待已久悠然而至的奇迹。我看到了某种心跳，其中激荡着感悟、强烈的忧患、绝望的愤怒、难以言表的痛心疾首、启示录的恐怖笼罩……，某种末日来临前的寂静、失去平衡的天地……。在那晚数百件礼物中，唯有《众冥》，让我心神不宁。
    真正立于原作之前时，我却沉默了。
    打动我的，不是数十个人物，我太熟悉的同类，而是他们的神情、阵容、方向……命运。没有任何“盛世”伪饰，没有任何“成功”、“幸福”、“享受”可言，更没有任何乐观主义。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幅从未在中国土地上降临的“启示图”。
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们的遗产，古典主义的庄严，高蹈气象、恢宏叙事、悲剧性、现代象征派对光、线条、纯形式的崇拜……，俄国巡回派尤其苏里科夫、克拉姆斯科伊的悲悯与坚韧。
    我一直认为，无论GDP或氢弹导弹数量射程几何，中国的历史形态都还处于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40余年间，或者1825年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到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近40年间。在精神气质上，在艺术对历史命运的表现力度上，还从未出现1536年米开朗基罗创作《最后的审判》、1881年苏里科夫完成《近卫军临行的早晨》那样震撼人心的作品。无论用苏俄斯大林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其中国变种，还是以西方现代派理论技法，描绘中国1949年以来60年命运的任何表达，都是南辕北辙，除了附会官方惨不忍睹的意识形态订单外，就是迎合外国商业绘画买主，都与中国无干。

 二十年前，我曾在北京与亚明有短暂见面，对他的笃实、幽默以及对美术的钟情，曾留下印象。但也到此为止：又一个画画的年轻人，四川小老乡。
    我当然知道，二十年来，广场政治的洪水干涸后，以中国之大，总有人还在体证，观察，思考，表达，坚守不仅不受时潮裹挟，而且为中国寻求出路，在集体沦丧的时代，守死善道。整个文学界、诗人早已退出中国21世纪的角斗场，无论旧式文人如冯骥才、张贤亮、王蒙、贾平凹还是新派作家余华、苏童、莫言，都竞相颓唐自废文品，“文人无行“，于斯为甚。至若张艺谋、谭盾等聪明世故练达如官贾之徒，干脆直接投靠权贵，巴结秦始皇，公然向现代极权献媚。而余秋雨式文革遗孽则沦落到不顾廉耻，以民众教主和青年导师自居连尚可供市民茶余饭后咀嚼玩赏的酸腐卖弄都所剩无几了。我没有料到，冥冥中直接直到它面前。
    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多么不合时宜的标题，多么犯忌惹腥的直陈裁断，多么不自量力的宏大叙事。上上个世纪元年，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隆重开幕，整个西方都陶醉在新世纪的欣喜之中，只有两位艺术家看到了欧洲地平线的阴霾。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以其特殊的空间感警告：这只不过是亚洲大陆上一个小小的海角啊！年轻的毕加索将一幅《末日》高挂在西班亚厅。所有的来宾都没有领悟到诗人和画者巨大历史直觉所揭示的世界真谛。更早三百年前，英国戏剧天才威廉·莎士比亚已借丹麦王子之口，从一场梦魇后发出叩问：生还是死。十九世纪欧洲疯狂哲学家尼采写下“上帝死了！”四字谶语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在《群魔》中预见了20世纪恶人当道和全部价值倾覆的恐怖。此前此后，波德莱尔、艾略特、加缪、萨特已经直接将欧洲和世界喻为“恶之花”、“荒原”，令人恶心的腐池和刑场。二十世纪惨烈的浩劫坐实了艺术天才的伟大直觉。

    现在，终于轮到中国艺术家出场，不仅为时代作证，而且为人性审判拉开序幕。在人类所有古老而簇新的发明创造中，唯有艺术在苦难、堕落、罪孽、毁灭的一刹那到场。直接呈现的人间戏剧的第一批使者，总是对光线色泽形象结构以及潜藏其中的历史奥秘情有独钟的艺术之子。这是命运最高的垂顾，上苍从不轻易赐予的恩典，这是直穿宿命中心的自由之光。一旦被选奉召受命，他就不可能再容忍自己耗费在流俗表象之中。那种情形，如同婴儿第一声啼哭，初恋情人泪花涟涟的明眸闪动，遁世者撒手尘寰时的溘然长叹。那就是无限时空从元点创世的奇迹降临，永恒生命全幅展示的彗星飞逝。
    刘亚明怀着怎样的心迹，在画前沉思，多少人物、情节、命运从幽冥处汇集而来……也许初念异常简单，风，地平线，行云，天地间素昧平生的芸芸人众，一切都被拣选过，所有人都在地震海啸式的洗礼中，无穷岁月流转不息，淘汰磨洗，千般虚饰，万种铅华都消殒殆净，剩下的只有赤裸的旷野和一无凭籍的男女。
    这是中国的启示录，在寻觅自己的弥赛亚。
    画者以最低最难堪的姿态，奔走在画面前首，拽着他的妻儿，一尊巨大卧佛无言。
    我们与这一切睽违已久，但一旦目击，就如每一个犹太人心中的“出埃及记”，摩西在什么位置已不重要。
    迦南之地、应许之地，遥不可及。但只要有历程，有朝向，就有希望。
这是一次到场，也是一次远徵之始。我相信亚明前程远大，不仅因为他正年富力强，而且因为他已经具备创作史诗作品的所有禀赋，他已经独自来到伟大艺术殿堂门槛前……201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