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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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王康較晚。2008年他首次來美國，那次他在美國逗留的時間不長。記得，他與鄭義、北明、蘇煒、岳建一等七、八友人來我居住的小城伊薩卡，我們一起參觀康奈爾大學，遊覽卡尤嘎湖、葛蘭峽谷……。以後，大家再次聚首普林斯頓，為王康的紀錄片拍場景，亦曾商議辦流亡文學刊物。
當時，王康率團隊繪製的巨幅畫作《浩氣長流》大致告終。我無緣見原作，但看過圖片，朋友們也再三談及。一幅畫作，長余千米，可謂「瘋癲」。作為藝術，我不贊成「大」，尺幅之作亦可容天地。但《浩氣長流》不可以藝觀之，其是中國國家與民族興亡之祭奠、之鐘鼎。金字塔之宏偉，雅典神廟之壯拔，科隆大教堂之巍峨，非於天地、興亡、神鬼之境，不可語喻。就精神、氣象，《浩》作亦屬此類，其是中華民族、國家祭奠之作。
1949，中華民國亡；再後三十年，中華文明滅。非有家國天下情懷，難以體悟亡國滅魂之哀之痛。仰天而嘆，毛三十年，屠地富戮精英滅商賈焚典籍，掘墳挖墓，封國戕腦……，人類數千年文明未曾有之。顧炎武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說。1949後數十年，中國乃是滅道統而亡天下。正是由此大背景，而有《浩》作。在「新中國」摧毀的廢墟之上，《浩》作乃是為中華民族與文明正名、召魂之鼎。
《浩》作何以如此之巨？當然，抗戰驚天地泣鬼神，壯哉；但此外亦有當世原由：所謂「新中國」乃彌天大謊，中共依暴力，篡改歷史，偷天換日，將民國350多萬抗日殉國英烈沈埋深淵之底。數十年來，其盜名欺世，以馬、毛取代中華文明道統，以致中國民族由走火入魔到魂失魄散，道德淪喪。中共意識統治猶如大山，橫梗國人頭頂心間，非有倒海之勢，拔山之力，不足以顛覆之，震醒國人。中共至今封禁《浩》作，何以？就是懼其為中華民國正名召魂，顛覆「新中國」之偽。
1911，滿清滅，民國立。1911至1949三十八年，民國作為國家甚是失敗，內有內亂，外有外患。按說中國民族很有承難負重之耐力，無奈諸難重疊，終不堪負。近代中國命運多舛，天、地、人皆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然終亡。
民國雖亡，但這三十八年，卻是英雄輩出，民族之志之勇之精神光焰燦爛，乃中國又一春秋之象。二千年前，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至魏晉中國精神文化蔚然一變，至唐儒道釋渾然為一。1840年後，中國士林始汲學西洋先進，至民國蔚為大觀。蔣介石先生本人即一象徵，其是中國道統繼承者，王陽明、曾國藩之傳承；而又是虔誠基督徒；其維護中國道統，而又竭力將中國建設為現代國家。
謝選駿先生將中國文明分為三期，首期是中國本土文明，佛教進入中國之前；二期是佛教進入中國，融佛教為一體；三期是近代，汲融基督教文明。民國呈現了三期中國文明的充沛活力——現代中國文明。彼時，人傑薈萃，各派思想噴薄而出，工商交教文各界事業勃發。其既承繼中國三千年故有傳統，又汲融西洋現代之精神之科技之工教。如無蘇俄之顛覆、日本之入侵，中國即使有內亂，也終將完成中華文明復興之大業。可惜，中國復興之業竟然嘎然夭折。
民國八年抗戰，一洗中國近代百年之恥，乃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集中之體現——其道義、仁德、忠信、勇氣、意志、智慧，抗戰精神即中華民族之精神。誠如王康語「此戰，乃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降，山河破碎、亡國滅種之最後關頭；亦為中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之神聖抗戰；更是中華民族貞下啟元、旋乾轉坤之偉大新命；此戰，一掃中國積弱積貧、一盤散沙之敗像；一挽中國內憂外患、瓜分豆剖之危局；一新中國之民族意識與天下大義。」（王康《告同胞書》）《浩》作祭抗戰，旨在復興中華民族之精神之文明。
鄭也夫先生撰文言《浩》作是行為藝術，誤解了；王康此舉實是中華民族精神、國家復興之祭奠。「新中國」尚「唯物」，祭祀精神於國人已遠，即使清明掃墓，國人大多也忘失神、魂。文明不是一天創造的，而由漫長時間逐漸積累而成；而且文明珍貴而脆弱，必需賦予其神聖之意義——文明即「神話」。因此，在文明的傳承中，祭祀至關重要；文明由此而誕生，依其而傳承。其基於生死存亡，確立「人」之精神與道德，並賦予其神聖之光，由而文明立——有「人」。且，在時間流逝中，祭帶領人不斷回到文明的起點，重領「人」的意義、精神與道德，使之生生不息。基督教每周的禮拜即是面對十字架的祭奠，由此而堅定其信仰，使基督精神活於現世人間，常新常在。
人的存在是生命的存在——肉、感、情、欲、幻、夢、思、知、憶、行以及不可知的神秘之境，知與理性僅是生命中一小枝，而且很有限。生命是小宇宙，其終極無限而不可窺知，那是「鬼」「神」「魂靈」之界。有關「人」之意義，僅僅「知」是不夠的，而需進入人整個生命，以致抵達其「神秘之境」。這就需要祭祀：以血、犧牲、生死震懾，撕開世俗之限，抵達「神」：以神聖的儀式，獲得神的首肯許諾，使「意義」獲有神性，注入生命，成為我們的靈魂。由此人而為「人」。無論知識、理性、科學怎樣「進步」，宗教終歸是人生命的最高儀式；此即「智慧果」與「生命樹」之別。明此，就會理解王康為什麼不去著書，而要弄這麼一幅大畫——主持《浩》作之祭奠。
中國文明的中心是做人，人而求「仁」；「仁」而為「人」。在王康所有著述、演講、筆墨中，其思想或對或錯，或偏或全，都那畢竟只是「思」。而比「思」重要的是他的情懷，他那份赤誠、憂思、悲憫、激情、熱血、大愛——對人、對天下、對中國國家、民族之罹難、眾生之苦痛。作為孔子的門徒，「天」、「仁」在他心中。仁者「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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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華民國終被顛覆，但其精神則是中華民族正統之精神——以抗戰為代表。但1949年後，民國及其精神則被徹底埋葬了。王康痛言「不虞江山易手，風雲變色，當年英烈，竟罹隳顛。日光即時慘淡，水波剎那凝寒。掘石鏟碑，挖穴撬墓……，悠悠蒼天，彼何故哉？萬千子弟，成仁取義，血寫春秋，死何慘烈，辱之何咎！同為胞澤，更被其恩，於心何忍！……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唯以鮮花寄絕壁，醇酒酹洪波。它年肅容鐘鼓，頂禮膜拜，血食天下，永祭無替！」（王康《鄂西石牌之戰七十年祭》）《浩》作即此祭奠，王康乃主持祭司。
中華民國雖敗亡，但卻開拓了中國現代文明之大道。所謂復興中華民族與文明，即在回至此大道，回復中華民族道統——民國時代之精神之文化。《浩》的創作作為一悲壯的祭奠，重現與復活民國時代中華民族的氣象與精神，為被扼殺、埋葬的中華民國及民族精神正名、召魂。「一旦為國捐軀爾後又蒙受污垢的抗戰英烈站立成陣，著舊時裝，雄姿英發，浩氣凜冽，義道並立，神形兼俱，就至少在宣告一個精神事實：中國人已開始尋覓自己的現代元年，自己的精神元旦。 」
（王康《我們的精神元年》）
《浩氣長流》畫冊封里題辭是「國於天地，必有興立」；封底里題辭是「周邦雖舊，其命唯新」。其卷首語：「當您開啟這本厚重的圖冊時，您便臨近一座祭壇，一聲招魂，一次升華；當您闔上最後一頁之時，便是您會通天地、往來滄桑而臻於不朽之日。我們曾焚香燃燭、清酒馨餚，願您也有此情懷與儀式—……」。王康言「《浩》畫無意闡述70年前經緯萬端的歷史，我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為民族先烈寫實造型，樹碑立傳，保留中國的火種和性靈，以敬獻我們卑微的感念與祭祀。」（王康《又見浩氣長流 》）
2005年1月18日，王康、歐治渝、席慶生等一行七人，驅車前往湖南衡山，祭拜忠烈祠。2005年6月1日，《浩》作正式啟動，王康帶領團隊「焚香燃燭，清酒馨餚，躬行敬拜，追遠慎終。祭祀，是《浩氣長流》團隊經常要舉行的儀式。在描繪長卷的八年中，每逢重要的日子——抗戰紀念日、將領們的犧牲日、新畫卷開筆——畫家團隊都要焚香祭奠明志，以莊嚴的儀式來表達其無比虔誠之心。」（吳放《抗日史詩國畫長卷<浩氣長流>：國畫的誕生》）
繪製《浩》作，王康的祭祀精神是自覺而明確的。王康在《告同胞書》中記「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在人類達致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之前，所有國家都必厚葬隆祭為國捐軀之民族英烈。…… 以國家名義祭奠抗日陣亡將士至今竟付闕如！民族精神，怎可凝聚，國家意識，緣何共認？」「數字或可商榷，青史傳錄或將補正，甚而先烈碧血白骨亦會湮滅枯朽，惟天地浩氣，不曾瞬斷息絕。後世國人族裔，循流溯源，當知中華復興其來有自，冥冥中天佑中華之歸趨憑依，中華使命悠遠博大莊嚴神聖之寄寓託付，而知所感念，知所傳承，知所垂命。」
祭神，神在；祭亡，神亡，道亡、天下亡；無祭祀，即無文明。南嶽忠烈祠，是現代中國國家、民族、民族大義與精神的莊嚴祭祠，那裡葬有國軍數千抗戰英烈的骸骨——包括數十位殉國將領，祭有「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代表著民國350多萬抗戰殉國的將士。然而，「1950年，新政權一紙批示，忠烈祠連同湖南境內所有『反動遺址』被斧鑿火毀」，無數殉國英烈遭挫骨揚灰。南嶽忠烈祠毀，即中華民族大義與精神毀、中國民族毀、中國文明毀。故而毛三十年，魔雲籠罩，暴虐盈天下，數百萬人橫遭屠戮，數千萬餓殍拋野，全民焚書毀廟、相殘互害……。道統滅，邪惡行；神亡，而鬼魅猖。
反觀日本，作為戰敗國，其不顧諸國強烈譴責，靖國神社常年香火不斷，年年季季均隆重祭奠，國家政要魚貫前往頂禮膜拜。何以？撇開日本於國際責任與道義，及其日本文明之缺——有國家、民族而無天下；僅就其本國本族而言，靖國神社則是日本民族立世之「本」，大和魂靈所在——其精神、道統、禮法，以及民族認同、尊嚴與意志。日本寧可玉碎，也不會放棄祭拜靖國神社。戰後，在戰敗的廢墟上，日本迅速建設為世界頂級發達國家，靠的就是這種精神。
中國文明毀之久矣，國人內心一片廢墟。中華民族真復興，根本所在是精神復興，歸三千年之道統，「天」「仁」為本。「中國欲在東方和平崛起並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開出人類的新路來就必須進行一場民族精神、人間道德和歷史認同的回歸和革新。」（王康 《我們的精神元年》）王康以此為使命，帶領其團隊，奮然重建搗毀的「忠烈祠」。《浩》作是南嶽忠烈祠的復生，為民國350多萬殉國英烈正名，重現中華民族真精神：天下大義、仁愛悲憫、系億萬黎民苦難、浴血奮戰，慷慨犧牲，忠信寬恕、國際擔當、人類共榮、祈願世界永久和平……。何為中華民族？其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何為其精神、道統、人格、道德？此在。
王康自命「此生就做大事」。《浩》舉即是天大的事——就其意義，其是「國於天地，必有興立」之事；是中國國家、民族祭奠、正名、召魂之事；是中華民族精神、道統復興之事。悲觀些說，即摧毀的中國文明如何走出廢墟？
特別要提示，《浩》作直接祭奠的是中華民國350多萬殉國的抗戰英烈；由祭奠350多萬殉國英烈，為中華民國正名召魂；由為中華民國正名召魂，而貫通中華民族數千年的道統、精神與文明。這場悲壯祭奠的背景是：無論中國經濟怎樣騰飛，其腳下仍是摧毀的文明廢墟。
《浩》作是立此廢墟之上的莊嚴祭奠。此即《浩》作當今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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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對王康是否算思想家有爭議，言「偉大」者有之，言算不上者亦有之。王康自名「民間思想家」。鄭義言，「『民間』即『禮失而求諸野』的那個『野』」，其「首先是一種反抗的姿勢：與宮廷、體制劃清界限，自絕於經濟仕途、學院翰林」，有著「戰鬥的渴望和獨傲群雄的孤憤」。（鄭義《神聖的維度——「老康秉燭」附筆》）。再者，如果將眼界拉出當下中國，那麼「民間」二字亦含有王康的自謙。
「思想家」的涵蓋相當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是之；《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亦是之；然而前後距離廣闊。如果近現代中國魏源、嚴復、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魯迅等等是思想家，那麼王康亦是。八九年，王康撰寫《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基本構想》——《中國改革憲章》，系統地提出改革中國政體的設想：中國需要再次革命，清理斯大林、毛澤東遺患、革除集權政治、修改憲法、實行民主憲政。此《憲章》是《零八憲章》的先聲，早於後者十七年。四十餘年，王康著述、演講甚多，批毛、批共產革命、批極權體制、紅色帝國；加之批左翼、「五四」、魯迅……。王康肯定民國，追隨孔子，主張復興堯、舜、禹、湯、周、孔之道統；希冀「孔子與基督握手」；他的終極理想是世界大同。當然，王康的思想有局限，但自成體系。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譜繫上，王康當屬之。如果言當代，他應是重要的一位；其之所以重要，其中之一即在他走出了「新中國」的文明廢墟，並且也走出了西方價值的局限，繼承了中國近代以來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賢保守主義的傳統，重新提出復興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傳統精神，並將之當作人類文明重要構成。他說「全球化時代為中西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儒學承擔慎終追遠、存亡繼絕的歷史責任，也秉持求同存異、革故鼎新的未來信念，其『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四海兄弟』的人文理想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倫理原則雖然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但它們正是21世紀人類社會亟需的精神資源。」（王康《東去江聲流汩汩，南來山色莽蒼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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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王康算不算思想家不重要，「君子不器」，「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中國傳統文明，沒有「思想家」這個詞，古人崇敬的是聖賢。尚聖賢，在於崇道義，中國文明是倫理文明，核心是「仁」，知易行難。國人將「思想家」取代聖賢，以「思」代「道」是近代的事。此變，源於歐洲啟蒙運動，以理性取代上帝。
所謂「啟蒙」即是挑戰中世紀基督教信仰。在特定的時代，啟蒙思想有重要意義，其是個人與理性的解放，衝破中世紀宗教精神統治。在當時，啟蒙思想與基督信仰激烈衝突、對立；但是著眼歐美文明整體，二者實是一體，相輔相成。如果說中世紀是歐洲文明這棵大樹的根與軀幹；那麼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則是其花束、果實。歐洲精神文化是二元的——包括笛卡爾、牛頓本人：基督教信仰與人文理性並行——兩希之平衡，至今如此。
西方近代思想由笛卡爾始，「我思故我在」有三要點：1、個人意識；2、普遍懷疑；3、理性求證。由此歐洲思想家輩出，爭相創造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們的思想取代了《聖經》，成為近代精神權威。個人精神獨立，理性解放，思想繁榮當然是好事；但有其利必有其弊。思想家們的自負帶來諸多負效應：1、個人中心；2、懷疑、否定既往傳統；3、以理性取代上帝——崇拜知識、思想、科學。「個人」「懷疑」「理性」三者的突顯，既推動了近代歐洲的巨大「進步」；卻也留下了後患。
花、果當好；但根、干為本。康德呼應笛卡爾，終結了啟蒙思想，他規範了理性，划出了理性的邊界。終其一生的思考，康德的終點——理性的歸宿——是：「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1、「頭頂的星空」：神聖的、無限的、不可知的絕對之境，即「天」或「神」；對之唯有敬畏——彼界、宗教精神。2、「心中的道德律」：「人」之道德——此界，「人」的界定。其既是先驗的——道德內在於人心性，來於神；又是人理性之自覺。上帝存在與否超越理性，不可言；但對上帝的信仰則是必需的——公設上帝，因為那是經人的存在經驗驗證的。
「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是文明的終極命題。它們的的具體內容是什麼？《聖經》數十萬言，中心是：敬畏神；遵從「愛」與「十戒」。中國道統三千年，其核心二字即「天」與「仁」。佛教的核心是涅槃與慈悲。伊斯蘭文明是「信仰真主」與「行善」、「愛人」。凡人類文明莫不如此。此兩點是文明之起始，也是其最終歸宿，其不可動搖，亦不可逾越，「天不變，道亦不變」。無論科技怎樣發展，「星空」之無限並不由此而收縮半毫；無論社會怎樣風雲變幻，「心中的道德」也終是為「人」之本。如果現代文明舍本，而崇拜科技、主義（思想）、物與幻象（藝術），最終將使人類走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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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豪爽俠義，各界朋友諸多；但在知識界卻頗孤立。由於孤傲，他自外於體制，行思於江湖，自然被歸屬另類。再，他雖然反中共極權、批毛、批共產革命，乃至因參與「八九」運動，遭當局多年通緝，但由於他肯定民國，尊儒家道統，希冀復興中華民族精神與文明；而遭至知識界許多「自由人士」的鄙薄。
毛三十年，中國思想、文化慘遭滅頂之災。上世紀八十年代，自由思想重回中國知識界，氣象一新。當時主要是反毛、文革、反極權專制，要求思想、言論自由，實行民主；經十年，最終導致「八九」運動。由政治，這沒的說；但眼界尚淺短。在中國當代「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中，仍沿襲「五四」激進之見，將中國傳統文明、孔孟之道視為「封建」糟粕，甚至認為毛是封建帝王，中共極權統治是封建專制復辟，是由於「五四」反封建反專制不徹底。這實在是誤見。
王康直言「『五四』的教訓是沉重的，『五四』的遺產是需批判的」。他批評「五四」新文化反中國傳統文明，其激進思想為共產革命進入中國敞開了大門；他指出：十月革命後，蘇俄遭到西方國家的圍剿，第三國際轉向東方擴張，於是聯絡《新青年》領袖陳獨秀、李大釗，在中國建立蘇共分支——中國共產黨。早期中共成員多是「五四」激進新青年，包括毛澤東。其後，《新青年》改為中共機關刊物。
中共奪得政權有諸多原因，其中有二：一是保守中國傳統的力量過弱；二、受「五四」激進思想「啟蒙」，有大批新青年——包括其領袖，投身共產革命，成為其狂熱信徒。由「五四」新文化到共產革命，乃至到文革，其間有內在的精神關聯，即現代激進「進步觀」：叛逆、反傳統，否定文明的連續性，烏托邦虛幻。中共革命的精神骨幹，包括其領袖們，大多是「『五四』新青年」，他們成就了「新中國」。這就是王康所說的「『五四』沉重教訓」。他說「『五四』遺產需要批判」，就是指其妄自否定中國傳統文明，鄙薄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精神、文化，趨炎附勢，自輕自賤，「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不要上他們的當！》）是的，「不要上他們的當」，人不能被嚇唬住，「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自由派否定中國傳統，中共利用孔孟，在此雙重夾擊中，王康慷慨捍衛中國傳統文明，他將孔子列於與基督、佛陀同等地位；孔子不僅是其個人，更是中國文明的象徵，其精神與道德鑄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與人格。「孔子開創了中國獨有的人格世界，君子、仁人志士、豪傑、大丈夫、聖賢，構成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頂天立地的中流砥柱。」（王康《滄桑不易聖賢心—紀念盧作孚先生誕辰120周年》）對梁漱溟、吳宓、曹慕樊、譚優學、秦效侃等篤守中國傳統「舊學」的老先生們，王康滿懷敬意：「中國老先生們曾經遭遇的那份遠甚屈原、司馬遷們的苦難，那份從孔子以來未曾改易的聖賢氣象，那份君子情懷，志士風骨，書生本色，其中無量數的顛沛、磨難、苦情、隱痛、寂寥、蒼茫，無盡藏的堅忍、困守、撐持、超絕、曠達、懸望，我們只能永遠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王康《來路與去向》）
王康鄙薄自由派於歷史、民族的虛無態度，他說「第二次中日戰爭給後世最大的啟示之一是，像中國這樣一個民族，歸根結蒂，只能憑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強。企圖仰仗任何一個國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調解、援助、恩賜，都幾乎無一例外地使中國飽嘗失望和挫折。」（《南方周末：王康專訪》）「秉承天意，踐行天命：1949年以來的中國，是近代以來中、外若干歷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並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終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統和正道去尋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只有將中國現代的空前變局與曠古浩劫置於東、西方歷史與文化的正面遇合，見證之，轉化之，升華之，接通中國的來路與去向，中國的演變才將擁有偉大的前程，所謂『物極必反』、『貞下啟元』是也。五分之一人類的生存與安頓，造化的有情無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備於此。」（王康《來路與去向》）
王康絕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誠篤地秉持儒家天下精神：天下之義，天下之仁，天下之大同。他之所以苦苦追溯中國文明三千年之道統，實乃是因中國苦難之甚，敗而又敗，毀而又毀，荒茫無路，他是為中國尋正途。他感慨「中國也許是最無奈、最勉強、最痛苦，又是最虔誠、最執著、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導，最後走向歷史破曉時分的東方國家。沒有任何非西方國家，在近十代人一百六十餘年時間裡，成為西方各種主義、學說、思潮、運動、制度的巨大實驗場。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北伐東徵到國共內戰到改革開放……。在地緣上離西方最遠，文明類型上最與西方互為異類，最後被西方染指的中國，卻成為代價最高、規模最大、地震海嘯般文明再造的東方國家，稱之為中國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過的大變局，實不為過。 」（王康《走向歷史破曉時分》）
回歸中國文明，回歸堯舜禹湯文孔三千年之道統，復興中華民族之精神，實在不是由於偏狹自大，而是經近兩百年東西跌撞、國破家亡、血殍遍野之教訓。「一旦中國回到了它的正道，找著了它的力量，復活了它的精神，它就會給自己和世界同時帶來福音。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遵從自己善良、純樸的本性，掃除一切狂熱和野心。」（王康《超越歷史宿命？——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斷想》）
王康視野開闊，對歐美文明、俄羅斯文明及中國文明，均有充分的理悟，他對中國文明的信心，不在其「古老」、「輝煌」、「博大淵深」等等，而是基與中華民族幾千年於艱辛、苦難的擔當。他說「西方的天命意識可望自然而然地為中國認同，包括西方歷史破曉的歷史哲學，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所謂『天何言哉』，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中國在坦然面對時代黑暗、堅定走向歷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撐和道德期許，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所謂『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所謂『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純正的人生哲學是一切歷史哲學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蒼涼寂寥天間，中國人甚至將苦難看成一種天意的垂顧。」（王康《走向歷史破曉時分》）
中國文明之復興最終要回到「天」「仁」之本，回到由此形成的三千年文明之道統，此非涉文明之涉高下優劣，而是歷史之宿命、文明之命運。如果你處身其中，它也是你的命運。人有人的命運，民族有民族之命運，文明亦有文明之命運。命運無可選擇，那就是天意。
文明宿命，並非可由意而擇。雖然諸文明相通，終極都是絕對的天與人之內心，但由於不地域、氣候、種族、語言不同，尤其是其生態、歷史不同，而生成其特有的形式和傳統。文明非開天闢地，一蹴而就，它們是在漫長的時間中，由世世代代具體的經驗逐漸積累凝結而成，滲透於民族日常生活細節及生命的潛意識——文明基因。各民族的生態不同，生命經驗不同；其意識、道德、文化、傳統也必不同。
古羅馬以戰爭、征服立國，其民族由此生成的榮譽、團隊、紀律、爭勝之精神，那是中國小戶農家永遠懂不了，且也學不來的。未曾經歷過封建制、貴族等級、世代農奴、宗教迫害、海外殖民與征服、美國西部開發，怎麼能有歐美的自由精神呢？近代前，中國沒有「自由」一詞；「五四」之「自由」，不過是知識青年叛家庭，反父權，爭性與婚姻自主；這與前者天差地別。民族生存生成文明傳統；而文明傳統也塑造其民族；二者一體。故文明各成系統，可相互借鑒學習，卻無法互換取代；否則就是民族、文明自戕自毀。文明首先是繼承傳統，守住體才談得上，據實情而「進」、而「變」、而「新」。中國自由派所謂「全盤西化」實是妄念，是二版升級的「全盤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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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於中國重要的貢獻不僅在於他的思想，更在於他的祭祀精神。他有天賦，大才；全然可成為了不起的學者，著作等身。但他沒走此路，而要做「大事」。何謂「大事」？當代中國首要大事就是存亡繼絕，復興中國文明，復興「天」「仁」之道統——復中華民族之本，為中華民族正名召魂。
《浩》舉，由衡山忠烈堂祭拜，到數年持續的激昂創作，到台灣《國父紀念館》首展，再於美國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聖疊戈、舊金山巡展。乃是一場復興中華民族道統與精神的莊嚴悲壯之祭奠。其間，年青畫家婁山殞命，他「獨在昆明繪此巨卷（《風雨同舟》），突罹沈屙，咳血不止，步履踉蹌，仍每日作畫六小時以上, 終至不治。昊天不憫，忍奪兄弟。」（《浩氣長流》特別志記）畫家歐治渝畫瞎了一隻眼睛——他本打算死在畫布前。王康本人因在美國巡展，被禁止歸國，最終客死他鄉。「為什麼偏偏是婁山「死」在這畫上，什麼力量作法，非得要獻出一個生命，才能證實我們的誠意！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我們嘔心瀝血丶夙興夜寐都遠不能滿足那神秘的意旨。獻出生命，而且是最年輕最潔凈的生命。直到婁山躺在重慶南岸殯儀館，我才猛然明白，原來這是一次獻祭。」（王康《懷念婁山》）是的，這是一次獻祭，一場中華民族真復興的大祭奠。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首次為中華民國之亡，為中華民族道統、精神、文明之亡，為350多萬殉國英烈，為了中國與民族復興大業，而進行的莊嚴祭奠。重要的是，它祭於民間。而王康則是這場祭奠的主持祭司。
祭祀是人類最古老最重要的文明儀式，其標誌文明的誕生。祭祀通過生命之獻祭，打開生死之門，通達神（天），獲得其稱許，換回逝去的魂靈；並獻上祭辭，使人界的詺誓、祈願獲得神界之質，由此而成為人界的共同的生之命名、意義。反向言之，也就是通過生命的獻祭，讓人的信約、詺誓、意義上升至「頭頂的星空」，神聖化。
在人類以往的文明中，持掌文明命脈的是祭司——僧侶階級，他們獻祭自己，通達神，以保障文明道統的神聖性，及其在時間中的延續。
撇開種族之爭，當代以色列國的誕生乃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奇蹟。當今沒有人可以否定猶太民族之優秀，他們貢獻了那麼多頂級的科學家、思想家、藝術家、學者……。然而其國家卻已滅亡了兩千多年，猶太人流落世界，到處遭歧視、驅逐、迫害，不斷地遭到集體屠殺。然而猶太民族是怎樣在兩千年的苦難中存活下來，並保存了他們的文明——信仰、語言、文化、民族認同？其間最重要的就是有拉比階級——祭司階級，是他們世世代代懷抱《舊約》，堅韌地守護猶太民族的信仰、道德、語言、文化；有他們才有猶太民族在兩千年滅國與苦難中的延續、有猶太文明的保存、有以色列的復生；有他們才有斯賓諾莎、愛因斯坦、玻爾、伯格森、以賽亞.伯林、伯恩斯坦 、卡夫卡、普魯斯特、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對於猶太民族及其文明，阿吉巴.本.約瑟拉比（公元45—135）遠遠比愛因斯坦重要的多；即使當代大拉比施坦澤茲（公元1937—2020）也遠比年年獲得諾獎的猶太科學家、文學家更重要。
二戰，600萬猶太人殘遭屠戮，他們是戰後猶太民族、以色列得以輝煌復興的犧牲。看看猶太民族是怎樣祭奠這600萬犧牲的，可以說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祭奠此600萬人的殉難，已是戰後70多年全人類一大中心話語。我們不要只盯著諾獎、華爾街、矽谷、常春藤，認識猶太民族，更要去耶路撒冷哭牆，看看猶太人是怎樣麻衣黑服捧著《舊約》流淚禱告的，那是他們的「根」。猶太民族比任何民族更值得中華民族學習，學習其如何在動蕩、變幻、苦難、失敗、遭拋棄、踐踏、歧視中，堅韌不拔、自尊自重持守自己的古老文明——其信仰、道統、德行、語言、文化，這也就是持守民族的靈魂、命脈、尊嚴與意志；於此之上，進而與時俱進，廣泛地學汲融匯，「周邦雖舊，其命唯新」。
當今，人類在高科技、GDP、數字金融的快車道上狂奔，以致「現代」、「進步」、「發展」之類的詞都跟不上趟了。人類以眼花繚亂的新方式在重複二戰、納粹、共產革命、大躍進、文革的瘋狂，虛妄、急功近利、僭神之念驅趕人類奔向毀滅。這個時代，人類的微渺希望所在，不是比賽向前狂奔；而是回身向後，也就是由華爾街、矽谷回到哭牆，回到「頭頂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守住人類起始的元點：人與神之「約」，「天」與「仁」。
7
中國文明數千年，其間數次亡國遭異族統治，至於戰亂、改朝換代更是周而復始，但中國文明能延續下來，乃在有「士」階級。中國的「士」兼有治世與衛道雙重職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孔子是中國道統的大祭司，「士」階級的開創者。與春秋諸家不同，孔子的思想不是個人性的，他繼承的是堯舜禹湯周之道統，講的都是「天」與「人」之常倫，其中心是「仁」與「禮」——「仁」的形式。孔子奔走一生，存亡繼絕，力求復興毀壞棄絕的周之道統與禮儀，實現仁德天下——「天下歸仁焉」。「士志於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道於中國相當於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其為中華文明之道統，貫通中國兩千多年，不是沒有原因的。基督教滅，西方文明滅；孔孟滅，中華文明滅。
1949年後，毛誅「士」林，滅孔孟，焚書經，鏟「四舊」，毀廟宇，改文字；而毛自封為「神」，以黨干取代「士」，以「革命」為道統，以「小紅書」為聖經；致使災禍滔滔，民如蟲蟻，天罰地懲。中國曆朝歷代，由帝王到士林到百姓都要按時令祭天祀孔奠祖，然而當今中國卻於中心廣場展供殭屍；何其凶兆，悖天逆理；不幸吾族吾國為之將再遭天譴。明此，方可知王康《浩》舉重建忠烈堂，祭奠中華民國350多萬殉國將士之意義。
王康作為儒門後人，自覺繼承中國傳統精神，以復興中國道統為使命。他本可以作為學人，傾心著述；然而他滿腔熱血，欲濟天下。求道、問道、明道，終在於行道，知行合一。文天祥就義遺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王康撰寫《中國改革憲章》、拍攝 《大道》、促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等等是「行」，目的是促中國實現共和憲政，和平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其主持《浩》舉也是「行」——包括繪製、台灣首展、美國巡展、《浩》畫冊發行等等，為中華民族正名召魂、復興道統之祭祀，而王康是之主祭司。這是在中國文明一片廢墟上的大祭奠，更重要的是：其全然是民間之祭奠，王康是以一介布衣主持了這場祭奠。為此，他最終祭獻了生命——為美國巡展，而不得歸國，終客死異鄉。
中國文明之道統非一人之思想，世世代代都會有學人反反覆復地講述注釋之。然而《浩》舉這場民間悲壯祭奠，則是中國這個特殊時代、境況下——中國命運之路口的特殊之祭奠，其是一個精神奇蹟，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價值。王康以非凡的膽識創造了這個奇蹟，自覺卻也意外地擔負了這場中華民族存亡繼絕祭奠的大祭司。他做了他人不可取代之事：他的命運、他的使命。人的一生成此一事即不朽。王康自命是孔子的門徒，他繼承了孔子的事業，為復興中國文明的道統而殉命。幸哉、悲哉、壯哉！
2020年6-8月於伊薩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