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六•四”血痕還淤積在中國人心底，尚未結痂，專制主義“類人孩”（餘世存語）還在自由世界上演權力爭鬥和陰謀政治令人噁心的醜劇，國內思想界正以“識時務為俊傑”、“現實即合理”的東西“哲訓”自行瓦解、自棄理想，隨波逐浪，中國重歸於無聲。

“慎之的特殊意義就在於，在‘萬馬齊喑’、‘萬念俱灰’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識階層的思想再次發生動搖的時候，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堅持現代化導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將自由民主確立為全球價值。……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義大旗，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在中國思想史上卻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何家棟：《未了的心願——懷念慎之》）

先生思考、研究、引介和推助全球化，其胸襟之博大、眼界之開闊、氣象之宏偉，當今世界，無出其右。

先生起始便不是從書齋式學術的角度，也不以某種“歷史理念”或“絕對精神”的名義，甚至不僅僅是從中國的命運出發，而是從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類的本性”、“人類的宿命”以及人類文明與世界全球化的歷程，以一己生命的體證和整個民族三千年的智慧、一百多年的挫折和經驗，面對全球化。正是通過對全球化“徹裡徹外，徹頭徹尾”的反復運思，先生終於為中國覓見到從危途轉向正道的歷史契機。

先生在回首中國二十世紀的蒼黃風雨時，極近杜翁當年心跡：“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先生一旦越出中國，放懷天下，思接寰宇，雖一樣是滿目蒼茫，滿腔悲憫，卻別有無限渺遠、高曠、超然的心事，有豁然開朗的大會通、大參悟、大希望，對世界、宇宙滿心感戴、讚歎，對人類詩意般的信念沛然而生：

根據當代宇宙學家的說法，自從大爆炸以來，宇宙已經存在一百五十億年。如果把這麼長的時間濃縮折合為三百六十五日的宇宙曆，要到九月十四日才產生地球，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點三十分才出現人類，人類的全部文明歷史還不足十秒鐘。因此，從宇宙的觀點看，一個世紀的時間曾不足以一瞬，即使宇宙與人類最後都要毀滅，從現在看，以後的路還長著呢。我總相信，宇宙花這麼長的時間進化出人類來，總不是為了要毀滅它。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妙哉斯言。

先生在中國設壇開講全球化，正是“1492年哥倫布遠航美洲使東西兩半球會合”之後五百年，先生稱之為近代世界全球化的開端，其間經過“國家力量的伸張，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傳播和文化的滲透”以及“局部力量的會合而引起的衝突和融合”，先生稱之為“慢吞吞的全球化”。

1991、1992年先生先後在中國拉丁美洲學會、太平洋學會哥倫布遠航美洲大陸500年紀念會上，首先正式提出全球化（“在中國，可能是我，最早在1991年提出‘全球化’概念。我在《世界知識》和《科技導報》上撰文提倡‘全球化’。”（李慎之：《全球化與全球價值》），並定該年為當代全球化的“元年”。

先生指證，當代全球化發軔于二十世紀末向二十一世紀過渡期間若干歷史、政治、科技、經濟和文明領域同時或相續出現的重大變化。“從1989年柏林牆的坍塌到1991年蘇聯的瓦解，到1993年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資訊公路的倡議的紛紛出臺，可以說是這樣一種轉折的分界線。”“世界上人口最多、領土最廣的國家——中國、印度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幾乎同時捲入了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大潮”。“而在思想的領域，就在這幾年，資訊的傳播已經可以以無間隔的速度到達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

“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國家的、超國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動，全球性的問題在蔓延。……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的時代已經到來，全球化的過程方興未艾。”

至今我還能記得他那特有的充滿哲理的排比句：地理的全球化始於哥倫布的航行，科學的全球化始于牛頓的力學，思想的全球化始於法國大革命，經濟的全球化始於資本主義，資訊的全球化始於電腦網路。他對資訊的全球化給以了特別的關注，認為蘇聯的解體是資訊全球化瓦解了一個封閉社會的結果。
——任東來：《“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愛國者”》

先生深切瞭解文明的脆弱、人性的局限和歷史的多變，他在宣導全球化一開始，就對被“裹脅”進入“加速全球化”的中國發出告誡，全球化決不僅僅是良辰美景，“它不但會帶來融合與和諧，還會帶來磨擦與衝突，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血與火的鬥爭，是生與死的抉擇”。

有人類原罪、世界末日和最後審判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世界，曾將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創造轉化的現代文明推廣到全世界，又將殖民擴張、帝國主義、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各種文明、各種宗教之間的衝突帶到全世界。一百多年來，在尼采、斯賓格勒、湯因比眼中的西方危機已經擴張為布熱津斯基、保羅•甘迺迪、小亞瑟•施萊辛格、繆塞爾•享廷頓眼中的全球危機。

先生是長期高度關注全球危機的中國人。

先生知道，中國的危機是世界危機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下半葉，全球最大危機存在於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戰爭，人類幾度瀕臨共同毀滅的絕境。

1955年4月1日，愛因斯坦與羅素以及布立奇曼（美）、鮑威爾（英）、約裡奧•居裡（法）、英費耳德（波）、湯川秀樹（日）等東西方諾貝爾獎獲得者共同簽署了一份宣言，致信美、蘇、中、英、法、加六國政府：“這個世界充滿著衝突，而使一切較小衝突相形見絀的則是共產主義同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巨大鬥爭。……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感情上並不是中立的，但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東方和西方之間爭端的解決，對於無論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反共主義者，無論是亞洲人還是歐洲人或者美洲人，無論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都能給以可能的滿足，那末就決不可用戰爭來解決這些爭端，我們希望東方和西方都瞭解這一點。……作為人，我們要向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要是你們能這樣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樂園的道路；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末，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險。”

人類應再次慶倖，無論因為什麼原因，冷戰嘎然而止，核戰威脅急劇減輕。這最終應歸功於有一千多年東正教傳統和近八十年極權主義痛苦經歷的俄羅斯人民的良知和理性，這個高尚而偉大的民族為此付出的高昂代價和巨大犧牲，永遠值得人類銘記。

現在該輪到中國來向世界表明，它那五千年的文明與一個世紀的磨難，同樣可以轉化為救贖與復興的教益和智慧，而且可望光大為神意般地降臨於中國的天命。

先生有幸越過二十世紀，他的經驗和智慧得以在當代全球化的世界大放異采。作為最有國際視野的中國人之一，先生早已作出判斷，中國決不能再次自外於世界潮流，決不可再次對立于西方主流文明。中國二十世紀悲劇性、災難性的歷史抉擇（或被抉擇）是所謂“走俄國人的路”。當史達林主義的血腥紀錄已經大白於天下、毛澤東的本來面貌逐漸浮現，當無數冤魂要求歷史的公正審判已經成為所有人的精神重軛和道德責任，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留給世界的僅僅是一堆堆歷史的廢墟時，先生率先站到了當代全球化的入口處。

先生以抑鬱、憂傷的筆調描繪了全球化的危機。除了“環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來的移民問題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所造成的對全人類的威脅，惡性傳染病、毒品買賣與犯罪活動的全球化基至垃圾處理都成了全球化的問題”之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價值觀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亂之中”。“我們這個星球上正在發生所謂‘文明的衝突’，全球文化的大危機”。

我們寧可從積極的方面看待這種討論，它代表著全世界的現代化已經走到了一個階段性的轉折，需要清除幾百年來以西方價值觀（或者說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為主導的工業文明的積弊，開創出一個新局面，使人類能過上比較合理、和諧、安全、健康的生活。
——李慎之：《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

先生特別告誡國人：“尤其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在中國即將完成自己的轉型期的時候，世界也正進入一個更大的轉型期——由工業化時代轉入資訊化時代。換言之也就是中國的價值觀念大混亂的時期剛好與世界的價值觀念大混亂的時期重合，它們同樣出現在歷史大轉變的關頭。人類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有道是：‘過了一關又一關，關外還有山連山！’”

兩千餘年間，中國儘管戰亂頻仍，封閉停滯，但始終沒有貫通西方歷史的宗教“聖戰”，儒釋道從未出現不共戴天的仇殺征伐；但現代專制主義強加于幾代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災難，卻遠勝於西方世界。中國人至今遠未擺脫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毒害和禁錮。先生曾深受意識形態之累，深知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為禍之烈，先生是冷戰結束、全球化時代來臨之際，第一個呼籲及早“確立”全球價值的中國人。

只有經濟的全球化而沒有人類基本價值的全球化，這個全球化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沒有資格稱為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不但經濟、科學、技術已經趨向全球化，而且各國的國家制度，從而各國的價值也將趨向全球化，這就是全球價值。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先生雖然沒有從學理上系統論述全球化（這種論著已經汗牛充棟），但他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避免再次誤入荊棘之途，為中國順利走進全球化所必須具備和完成的歷史前提，為中國可望對世界全球化發揮正面影響並做出特殊貢獻而作的總構想，卻極富原創性。在漫長的迷茫和黑暗之後，先生“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以中國獨有的聖賢心地、聖賢德慧、聖賢胸襟和聖賢氣象，對中國與世界之路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觀照和綜攝。

中國要自信、從容、尊嚴地融入世界全球化，要在全球化進程中復興和光大中國文化，首先應自覺掃除二十世紀的歷史殘渣和思想迷障。

必須批判和反對東方的、亞細亞的、中國的專制主義；
必須辯識和剔除專制主義孕育的蒙昧主義和奴隸主義；
必須警覺和抵制極端民族主義和“亞洲價值觀”；
必須全面改革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社會結構；
必須及早進行公民教育，建立公民社會、公民國家；

必須徹底摒棄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專制主義灌輸和強化的世界觀、歷史意識、思維模式、生活方式，重新開始“新民”、“新人”和現代啟蒙運動。

“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趨勢中，作為世界最大的單一民族的漢族，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勢必要引起世界其餘部分的恐懼和厭惡。我們只有認真推進政治改革，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博得其他國家的尊敬與愛戴。”（李慎之語）

在二十一世紀世界全球化時代，所有民族都有各自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個事情特別緊迫，特別重要。道理是再簡單不過了，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世界綿延最久而又輻射甚廣的文化。如果中華民族不能促進全球由混亂走向有序這個偉大的歷史過程，它就必然要延遲甚至促退這個過程。是非厲害，洞若觀火。……對外國的各種疑懼與期待，我們也可以作一斷語：中國經濟和文化振興，如果走的是沙文主義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國之禍；如果走的是全球主義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國之福。還可以再加一句：‘中國之禍肯定是世界之禍；中國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世界對中國的“疑懼”，只能由中國自己去消除；世界對中國的“期待”，也只能由中國自己去實現。

先生曾再三辯析、再三證明，自由、民主、人權、憲政其稱謂和形式固然先由西方人創造，卻已被西方和全世界五百年來的文明歷程和中國一百年來的歷史教訓反復證明，它們是源于人類本性、符合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和精神的普世價值，是現代文明、現代社會得以維繫和發展的基石。中國應以真正“泱泱大國”的胸襟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決摒棄已徹底破產、對中國已無任何積極意義可言的激進主義意識形態，堅定地與西方主流文明合流。——這是現代文明世界對中國殷切的期待。“二OOO年六月二十七日，一百零七個國家的代表在波蘭集會並且發表《華沙宣言》，表示‘承認被普遍接受的民主價值’。這在我們年青的時候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其中十分觸目地沒有中國、朝鮮、越南、古巴這幾個國家的名字。”（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確立》）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正脈的儒家學說，最積極入世，最諳滄桑變易之道，並以“人之初、性本善”對人性有永久的信任和寄望。中國悠久豐富的人文主義和民本思想，不難認同和踐行西方現代普世價值，“中國文化積累如此豐富。我可以說，無論什麼現代思想都可以找到本土資源。……現代的民主政治固然不同於中國古來的民本思想，但是只要‘下一轉語’，就未始不可以通到‘民有、民治、民享’。”（李慎之：《中國的自由主義資源——李慎之、杜維明先生對話錄》）

亞洲文化中本來就有趨向民主的傳統，亞洲在民主化方面已取得很大的進步，而且已具備發展民主並且使之超過西方水準的條件。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哲學所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就是“民本政治”，亞洲的民主哲學思想並不亞於西方。
——李慎之：《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

“我是一個一直做著‘中國文藝復興之夢’的人。我希望而且相信，中國文化首先是中國哲學會在下一個世紀有一個大的發展。不過我認為要做到這一點，中國文化自己必須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陳出新的工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長處，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與自己對立了這麼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我生七十九年，雖然閱歷不廣、學問不深，但是也總算親眼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的起訖，多少也能看出一些世界歷史的軌跡來了。

推原起始，也不必遠溯古老的歷史，我親身經歷的一九四一年八月羅斯福邱吉爾發表的《大西洋憲章》，正是由英國和美國兩個近代憲政思想發源國家的政府首腦所宣揚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這一大轉變的發端。它不但高高舉起了一面旗幟，而且指出了一個方向，一個甲子以後的現實，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穫。

《大西洋憲章》由闡明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作戰宗旨而發展成為戰爭勝利以後成立的聯合國組織及其憲章與以後一系列的檔，給全世界確立了民主的全球價值。

民主政治最有利於發展經濟卻是當代世界的共識。最新的例證是美俄兩國總統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華盛頓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的話：“市場經濟和開放的民主社會是保障公民豐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無需說明，所有發達國家的經驗都證明了這個論斷。
——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先生自稱，“我覺悟所花的時間比陳獨秀還長，一直到老年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沒有資產階級民主，也沒有無產階級民主；沒有舊民主，也沒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民主起源於人對自己天賦權利的要求，世界各國歷史上大概都有很長時期的由自稱權力來自於天或上帝的專制君主或者少數有特權的貴族統治人民的時期。所謂啟蒙，就是普通人對自己的權利的覺醒，所謂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專制者或者特權者的統治。從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以來，一七八九年的美國《人權法案》和同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就都確認：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個公民都享有言論、寫作和出版自由，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公民有遷徙權、居住權、私隱權，結社權、有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申訴的權利，以及以後不斷增補擴大的各項權利，寫入憲法，成為治理迄今為止最大的人類群體–民族國家絕對不容侵犯的原則。

聯合國成立以來已經制定了《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其他的許多宣言和檔，對保障人權都有明確的規定，凡是聯合國會員國都有義務遵守。

民主起于人權，人權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還是專制，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說的權利一對照，就一目了然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人行正義的潛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傾向使得民主成為必要”。民主的底線在於防止“人行不義”，民主的精義在確保個人自由，民主的最高價值則在於“人行正義”。“因此，從人文價值講，在民主成為全球價值的時代，個人立身處世的標準應該是全球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互動（或者用中國人愛說的話來說，是辯證的結合）。這種全球價值都是指的各個民族國家內部的民主價值。再進一步，還有全世界範圍的民主，這才是最後的全球民主價值。馬克思所說的‘英特納雄奈爾’雖然大概不能實現，康得所說的‘世界政府’則大有實現的可能。”（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在先生看來，西方主流文明宣揚和推行的現代普世價值，不僅不是洪水猛獸，不是西方的陰謀，也不是高深難懂的天條，而是真正有益於中國、值得中國認同和接受且完全能夠實行的基本智慧和基礎規則：

對世界上的落後國家來說，在二十一世紀要實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紀來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為全球化的形勢，可以說是“萬方民主逼人來”。堅持專制難免被鄙視，被孤立。第二是因為已經有百十來個先進國家樹立了民主的範例，要學習並不困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關實行民主的概念和實踐，已經有豐富的積累而十分明確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毛澤東曾在腥風血雨的文革中期說了一句至今令老輩國人毛骨悚然的“名言”：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種把“封建法西斯”發揮到“頂峰”的“慨而慷”的“萬丈豪情”，已行將被代表人類自由和尊嚴的時代精神徹底埋葬。先生已經無限欣慰地道出了歷史的真諦：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不實行民主，行嗎？

索爾仁尼琴曾經指出，關於共產主義學說的“先進思想的黑風是上個世紀末從西方刮來的，它折磨和傷害了俄羅斯的心靈，俄國為此付出過6,600萬條生命。”索氏呼籲蘇俄領袖們：“把這種意識形態給他們吧，讓中國領導人在短時間內以此自豪吧！他們將背起不可能完成的國際重負，讓他們呼哧呼哧地去拖吧！讓他們去教育人類，去負起全部沉重的經濟負擔，一個古巴一天就需要100萬，更何況還有包括南半球各大陸的恐怖分子和遊擊隊。……巨人般的俄國具有許多精神上的特點和生活上的傳統，完全可以在人類中尋求自己的道路，整個人類的發展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條道路。”

歷史已反復表明，像俄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可能長期塵封在一種純粹外來的、僵化的、絕對而自我封閉的意識形態王國裡。只有最狂妄、最冥頑不化的瘋子和白癡，才拒絕認同數千年的民族主流文明和同樣數千年的世界主流文明，才對世界文明神意般的交匯融合缺乏起碼的謙卑和熱情。

先生與所有中、西往哲時賢一樣，非常清楚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等現代“普世價值”並非西方文明所獨具，而是植根于各種文明、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以及全人類的本性之中，植根于“人類同源”、“地球是圓的”、“只有一個地球”以及全球倫理的驚人趨同等文明起源、依存和發展的世界性物質－精神結構；同時，他也非常清楚，由於人類自身的有限性（原罪、惡、私欲、本我……），由於地緣、種族、信仰、文明特性和發展水準的差異，這種“普世價值”充滿了各種內在和彼此之間的張力和矛盾，未必能單獨支撐人類文明的殿堂、實現世界永久和平。

先生高度評價西方有識之士對世界文明危機的深刻洞察，對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以及為解除這一危機所作的努力，衷心歡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向中國文化、中國傳統請教的新姿態，同時，先生以“君子求諸己”的東方風範號召國人：“我們中國人應當歡迎，應當支持這種努力。但是，我們不應當等待或者單純依賴他人而不首先自己從事這種努力。中國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後興’的人”。

在先生的民族自覺和文化自信中，參予和融入世界全球化只是矯正中國命運的必需，而中國真正的使命卻在於：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原則上相信，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中國哲學，能夠給當今中國的文化危機和全球的文化危機開出一條最好的解救的道路來。

在我們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時候，中國不會是孤立的，因為這正是全世界都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候。我們只希望中國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夠建立得比較早一點，能夠對人類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類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較大的貢獻。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中國古來的聖賢，都是東方人文精神的堅守者，也無不懷有深邃的“天命”意識。中國的真精神、真生命向來崇奉天人合一，人神不二，道不遠人，其亙古不易的信念是：古往今來神人共建，天長地久物我同心。

先生暮年，一面高度關注國家命運，一面沉潛於“天命”的無言世界。生命的存在、心靈的境界與世界的悠久無疆，與人類的“大命”彼此融通，在先生生命終點達到一種圓滿而光明的境界。

先生曾痛詆中國文化傳統為專制主義惡魔，同時堅信，一旦解除專制主義，中國文化無比豐富的價值將彰顯於世。而一經放懷全球，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立即全幅呈現在先生目前，直令先生看到絕大多數傳統主義者都不曾看到的壯觀景象。冥冥之中，中國古老、偉大而神奇的文化精神，穿越五千年時空，在一位八旬老者身上凝佇、韜光、輻射、輝煌。

先生以“返身而誠，善莫大焉”的中國君子之道，誠心“折服”西方對中國的“深刻的觀察和尖銳的批評：中國面臨的各種危機中，核心的危機（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機（IDENTITY CRISIS），中國正在失去中國之為中國的中國性（CHINA SENES）。

先生坦承，重建中國的“自信”、“中國性”，“是一個極其偉大的也極艱巨的工程”，但是“如果中國人不能繼往開來，建立上承舊統而下啟新運的道德秩序，我們就將既不能實現現代化，也沒有資格在全球化的未來世界上佔有一個尊嚴的位置”。（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正面融入全球化是中國三千年大變局後重新收拾舊山河、重新上路的偉大征程，先生殷殷希望中國以“天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自勵，重新邁出歷史性的第一步：

我倒是相信中國成為世界上一個領袖群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其重要的前提是必須好好地繼承中國傳統中的大國風範，真正以“泱泱大國”的標準約束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深刻反省極左思潮，恢復人的尊嚴，繼承並且發掘中國的文化的優秀傳統，包括五四精神，來一個再啟蒙運動，這是中國現代化在思想上的必要前提。

——李慎之：《虛驕之氣——中國的隱憂》

而哲學在喚醒人的覺悟方面所必須依賴的歷史背景、文化色彩、民族感情，卻決不是外來的東西所能代替的。惟一的辦法是“開發”我們本來的“中國心”。
——李慎之：《中國哲學的精神》

如何擺脫目前這種“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狀態，是中國走向未來，走向世界的首要問題。

十多億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誰能立之？這是非得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本源、最精華的東西不能為功的。中國人歷來還認為知識的東西必須以道德為根基。所以孔子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點真精神。我們如果能依靠中國傳統，結合當代學術，求得一點真知，使中國十多億人民人人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說已經給東方文化爭了氣了，也就可以說給目前這個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作了很大的貢獻，而給東西文化的融和共進打下了一個結實的基礎了。
——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天將降大任於中國，此其時也。中國古代長期被人（主要是中國人自己）詬笑的“大而不當”的“空疏無用的學問”（諸如人極、皇極、太極等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宇宙的天地人神的形上倫理哲思），在先生眼裡，正是中國所獨有、當代全球化所亟需的世界性、現代性文明資源，二十一世紀更高明、更重要的普世價值。

“五千年的中國文化史事實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為核心與中國大地上各種各樣文化通過各種各樣的矛盾衝突達到協調融合，終於形成今天的中華民族的歷史”。（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伏爾泰、狄德羅、魅奈、湯因比等西方賢哲也早已承認，中國兩千多年來在政治上、文化上把億萬人民團結起來，這是“無與倫比的經驗”，對於當今世界的分裂衝突是一種“絕對需要”。

西方曾經過近千年宗教蒙昧和政教合一的中世紀黑暗時期，一場回溯希臘、羅馬文明的文藝復興運動，不僅復活了基督教的內在信仰精神，而且為西方乃至全球提供了近代和現代文明賴以存在的普適價值。中國為何不能經過兩千餘年專制統治後，通過一場先生夢繞魂牽的中國文藝復興，不僅完成中國文化的現代“創造性轉化”，而且有效地矯正和補救西方基督教中心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現代危機，為人類的共處和全球價值的確立、豐富和昇華開出新路。

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八十年、文化大革命“批孔”三十多年後，先生旗幟鮮明地指出：“孔孟之道歷來被認為是一種政治－倫理哲學，它可以成為我們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國人就羡慕地說‘要是俄羅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

西方全部現代文明，都是以人為目的，以人為本，以個人為中心，直到“人權高於主權”。先生明確指出，這正是中國文化區別於神本主義的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徵。如果說，西方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擺脫了中世紀宗教蒙昧主義、神本主義而發現和確立了“大寫的人”，中國則可能在全球化人類命運的整體關懷中，將自己兩千多年囿於專制統治而壓抑變形的人文主義的輝光普照於世：

當代世界亟待重建的正是人的價值系統，因此中國哲學並不因其過去的缺陷而喪失當前的意義。

只要是悟道得道的中國人，不論是和尚道士還是寒儒尊官，也不論他一生的遭際是榮華富貴還是艱難困苦，他都感到自己是在實現自己的價值，而從中感到一種樂，總是能以微笑來面對慘澹的人生。

在今天這個充滿緊張焦躁、危疑憂懼、孤獨感、疏離感的世界上，難道不正是中國哲學教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時候了嗎？

中國哲學之所以能給人偉大的道德力量，正是因為它把個人的價值源頭歸之於生命源頭的宇宙。
——李慎之：《中國哲學的精神》

中國的多數哲學流派——不論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都要求個人把社會責任置於一己的私利之上。它們都可以幫助我們從今天的各種各樣的矛盾與混亂中自拔自立。

康得這樣的思想家認為自己畢生的奮鬥目標就在於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國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經＞上說：“天地之性人為責”；《禮記》上說：“人者天地之心也。”這就是說，人是宇宙的自我認識、自我覺悟、自我發展。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來自於天地；來自於宇宙；人當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被哥白尼推到宇宙邊緣的人，被達爾文分解到細胞的人，被佛洛德貶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21世紀必將重新回到宇宙的中心。而在對人的價值重新發現過程中，中國哲學可以有重要的貢獻。
——李慎之

“從1949年到1979年，中國實際上作過‘全盤西化’的絕大努力。即使全盤西化不可能，它也做到了人力所能做到的極限。文化大革命中強調兩個‘決裂’，更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沒有做到過也許是今後也做不到的。”（李慎之：《當代中國的文化問題》）“走俄國人的路”、“一邊倒”式的“全盤西化”（全盤俄化）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值得總結和記取的歷史性教訓。也許那是歷史的宿命，但絕不能再將這一慘痛的教訓帶到二十一世紀，因為它完全有悖於堂堂中華的古老智慧和大國風範，也有悖於世界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任何情況下，中國決不能再對“全人類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場經濟、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調”，更不能與任何其他反對世界主流文化的逆流亦步亦趨。中國曾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雖然中國歷史上充滿了征戰殺伐，但中國先哲崇尚和平、寬恕，反對暴力和仇殺的惻隱仁慈之心，卻是滔滔者天下皆是的當今世界上，比“不以暴力抗惡”的消極和平祈願更有普世意義的人類相處的基本倫理：

中國哲學的精神是“和”而不是“爭”。雖然實際上大化流行的過程中不可能沒有競爭以至廝殺，但是中國從來追求的是“和”，而且總是從“爭”中看到“和”。因此，就是到了中國文化確實足以領袖群倫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進世界上各個民族、各種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學習，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會是因為受了一百年“西風壓倒東風”的氣非要再來個“東風壓倒西風”不可。只有“世界大同”、“天下為公”才是中國文化的真精神。
——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儘管秦始皇不惜“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而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可悲結局，蔣介石不惜花園口決堤以阻日軍而釀成為禍中原的黃泛區，毛澤東更不惜發動大煉鋼鐵運動、幾乎砍遍神州赤縣以逞一己之私，儘管中國從古即今都有“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征服自然”、“向地球開戰”、“不怕天、不怕地”的狂妄愚昧，但中國幾千年來，從哲人到黎民，真正信奉的仍是悠久的農耕文明啟示於中國的東方信仰：“參天地之化育”、“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合諧”。一襲“天地君親師”，道盡中國價值系統的妙諦。

作為中國文化之本的中國哲學從“天人合一”出發，把整個宇宙看成一個有機體，使人在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中安身立命。這是一種完全擺脫了神話與迷信的哲學，一種完全與當代的廣義進化論相契合的哲學。正是這種哲學引起西方科學家的驚歎，被認為是神奇的“東方神秘主義”。但是，我們的先人是通過冥想、參悟、親證而達到這樣的“極高明”的境界的。中間並沒有經過足夠細密的驗證與推理的過程。
——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中國哲學的本原是憂患意識（以區別西方宗教的怖畏意識）”（李慎之：《中國應取什麼樣的風範——致朱光烈先生書》）。歷史、文化、疆域、人民如中國者，苦難、悲劇、憂患如中國者，最大的不幸乃是罔顧天命，背離使命，淪落到物類的田地而不自知。

全球化敞顯於中國，命運終於開始垂憐多災多難而孤苦無助的中國，天命終於開始垂顧飽經憂患而自強不息的中國。先生集一生的磨礪、才華、德行、憂思和聰慧，以其“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精深修持，以其博古通今、融貫東西的氣勢和胸懷，已經遙望並描述了中國的偉大使命：

一個人往往並不能準確地知道他所處的時代在歷史上處於什麼地位，但是我們這一代可以確切地說，我們是處在２０世紀到２１世紀的轉捩點上，是處在第二個千年到第三個千年的轉捩點上。不但如此，我們也確切地知道是處在全球化的起點，處在工業時代向資訊時代前進的門檻上。我們可以為自己躬逢文明轉換期而自豪，但是我們更應該認識到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嚴重的，而且是極其嚴重的。
——李慎之：《從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這樣一來，討論了100多年的體用之爭也可以解決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規律為“體”，以中國特色為“用”。中國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自己的長處，參加為全球化的過程明道立法，制禮作樂，也就是確立規範的大業，也應當可以算是明體達用了。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中國哲學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也就是說，人是秉承著神聖的使命而出現在宇宙中的，蝸牛角上的蠻觸之爭不過是過眼雲煙，創造今後萬代繼起之生命者是“大事因緣”。從上個世紀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問題，在中國爭得個不不亦樂乎。其實從中國哲學來看，只有全人類的共性、全人類的發展才是真正的“體”。把這樣的觀點貢獻給未來的世界，才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可能作的最大的貢獻。
——李慎之：《辨同異 合東西》

中國真有一天實現了現代的願望，成了世界頭等富強的大國，也還是要繼承中國古人所豔稱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態度。這種態度確切地說是協和萬邦的態度，是今天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中國真正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是未來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膠合劑，是足以改變這個世界自古以來服從的“武器先進者勝”這條規律的置換體。西方是可以取代的，只要有哪一個或者一群國家真能做到“言為世則，行為世法”！
——李慎之：《中國應取什麼樣的風範》

只要我們能直探中國哲學之本源，而綜觀各家各派之會通，就可以發現中國哲學以宇宙為一個不斷進化的總系統的思想是一種最少武斷、最少迷信而完全能與現代科學的最新成就相融和、相發明的哲學。按照人類進化的原理來推測，人類必將逐步發展出對宇宙、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的生命、對人的認識能力與行為能力的一系列共同觀念，中國哲學將是世界各種哲學中最能與之相包容的哲學。

在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生活提高、物欲橫流所造成的危機以後，人類必然要進入一個在精神上自我調整的時期。因此在世界範圍內，哲學的復興將是一個大趨勢，而至少在中國和中華文化圈內，在十億人的範圍內，中國哲學將在百年陵夷之後重新展現其價值。人們將在其中得到尋根究底的智力上滿足，也得到安身立命的道德上的滿足。
——李慎之：《中國哲學的精神》

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可以把下面一段文字看成一位元大器晚成的中國先知留給世界的遺囑。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份沒有個人私心、民族偏見和時代局限的精神宣言，一份人類之子的鈞天祝禱：

不管任務多麼困難，我有三點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說宇宙用幾百億年的時間進化出人類來，不是為了要毀滅他。二，我相信：既然連最低級的細胞都有自組織的能力，人類社會也一定有自組織的能力。孟子說：“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顧炎武總結了中國歷史上風俗由敝壞而轉為淳厚的經驗，得出結論：“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實際上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一點了。三，雖然追根究底起來，人類發展出的科學與技術是產生今天的文化危機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學技術還會繼續發展，最後能給人以力量來解決它自己造成的問題。

地球只有一個，人類本是一家。“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日子總是要到來的。

到了那個時候，人類還有真正偉大的任務要去完成呢！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先生憧憬、陶醉其中的中國使命，也是中國文化不斷慎獨、不斷反省、不斷調適而上達的過程。先生敢於為中國向世界許下如此崇高、偉大、神明的誠諾，是因為他始終秉持著東方的謙和與自知，謹守著人類的本真和良能，透識著世界精神發展的辯證歷程，以及對中國的困境和危機懷抱著的深沉的警惕：

中國文化由於上述特別豐富的經驗而應當對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貢獻，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不過我們也要明白，我們的經驗主要屬於近代以前，也就是工業化以前的時代。對近代的國際社會我們還是一個後來者。……為了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我們一方面要努力總結繼承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的精華，一方面還要加倍學習外域文化傳統中的精華，也就是兩者之中有利於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我們要捫心自問：難道我們真的已經把市場經濟正確運行的規則和民主法治的真話學到了嗎?學到可以從心所欲進行再創造的地步了嗎?難道我們真的已經把列聖先賢教導我們的把社會責任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規範踐履躬行，“無絲毫虧欠”了嗎?

現實生活中，我們又不能不看到我們自己還正在危機中掙扎，我們還遠遠不能說已經看到了通向彼岸的橋樑，我們甚至不能說我們已經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們又如何能在全人類面前誇口呢?是好樣的，只有自已做出榜樣來。

誰不能順應歷史的潮流，誰就要受到歷史的懲罰。哪個民族能“先天下之憂而憂”，才是真正的“先進民族”。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中國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實實地向人家學，而且要承認迄今為止學得還很不到家，雖然已取得了這麼大的成績。這只能使我們更加虛心，更加努力地學習，不但要學透它這樣做的原理，還要建立它得以這樣做的環境和條件，這就夠我們臨深履薄學幾十年的了。
——李慎之：《中國應取什麼樣的風範》

由先生這樣一位博古通今、融貫東西且經歷了現代中國的蒼黃風雨，對中國道路和世界趨勢有深廣而清晰的視野和堅定而慎重的判斷的思想大家來為中國的全球化抉擇奠定一個總原則和大方向，由先生這樣一位“思接千載、精鶩八極”的現代聖賢來為中華民族精神與靈魂的安頓和命運與使命的歸宗立開山之功，避免中國在二十世紀幾度誤入歧途的歷史悲劇，推助中國與西方正面遇合，造福中國與世界，這是不幸中國之大幸。

為先生放言冒一句，以當代中國對世界無何估量的份量和意義，以先生對中國與世界安危禍福無與倫比的集大成的體證與思考，先生在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和中國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已越逾先生敬仰推戴的近現代諸先賢梁啟超、陳獨秀、胡適、熊十力、梁漱溟、顧准……，而與湯瑪斯•阿奎那、馬丁•路德、讓•加爾文之於宗教改革，但丁、彼特拉克、達•芬奇之於文藝復興，哥白尼、伽俐略、牛頓之於科學革命，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之於啟蒙運動，歌德、席勒、赫爾德之於狂飆突進，彌爾頓、雨果、左拉之于社會正義，洛克、休漠、斯密、柏克、康得、托克維爾之于自由精神，索洛維約夫、別爾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之於白銀時代，托爾斯泰、甘地、馬丁•路德•金之於非暴力主義，吉拉斯、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戈巴契夫、哈威爾、昂山素季之於反抗極權主義……為伍，進入了人類文明創新和自由先驅的不朽行列。先生是中國三千年歷史托命、一個世紀的整體經驗、教訓獻給世界的東方之禮，昭示中國文化復興和偉大使命的時代先知。

先生抵達人類思想和精神的巔峰時，已屆暮色蒼茫的八十高齡。

先生多次申言，“我曾經是一個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社會發展規律的人，結果不是只成為一個笑柄了嗎？”多次申言，“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只是年紀大一點，經驗多一點，感受深一點”，多次申言，他是被嚇破了膽的人，“戰戰兢兢、認認真真地編假話、講謊話，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兩面派。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蔔此生休’的地步，對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一個明白鬼。”多次申言，“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可以說我們這一代是被誤導了。我們這些革命黨對民族是有罪的，看到年輕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頭來”；多次申言，“直到晚年，才反省到自己一生走了彎路，我的經歷唯一可以自豪的是當過二十二年右派，這迫使我思考了很多問題，用孟子的話說是‘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但我損失的時間無法彌補”；多次申言“現在重要的不是唉聲歎氣，而是認真地做啟蒙工作，首先是啟遮蔽自己耳目之蒙，啟閉塞自己心靈之蒙，只有自己覺悟了才能覺人”；先生只是55萬右派人士之一，十數億中國人之一，芸芸眾生之一，“學而知之，困而知之”者之一。但他在古稀之年開始覺悟，自行精神變法而一發不可收拾，直到耄耋之年而達不可限量之境，遙承中國聖賢人格而充實光大。他在中華三千年變局與西方五百年全球化之間，在一世紀的風雨之後，“以提高人的地位為平生志願”，為中國思想的創化精進、為中國精神的復興光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謂中國二十世紀守墓人、二十一世紀敲鐘人。

當你目擊末世蒼黃黯澹之時
便是你駐足新紀元曙色微茫之日
二百餘年來，西方列強的尖船利炮率先戳破了中國專制帝國的殘舊面紗；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社會政治革命最終經由半西方、半東方的俄國向中國輸出的激進主義，卻造就了一個反西方的專制帝國，這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中地緣政治、地緣文明最罕見的孤例。

迄今為止，西方對中國依然充滿茫然、疑懼和期待。無論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的西方還是極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都沒有、也不可能真正破解、征服和拯救中國。西方依然沒有發現真正理解、同情、接納、善待、欣賞、推崇中國的理由，西方對中國的命運和使命依然一無所知。

迄今為止，中國的世界形象依然嚴重失真、嚴重扭曲。中國聞名於世的依然只是秦始皇及其長城、兵馬俑，只是成吉思汗及其金帳汗帝國，只是大清天朝帝國及其義和團，只是魯迅及其“阿Q”、“狂人”，只是毛澤東及其文化大革命，只是拒斥“和平演變”、煽動“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識形態及其“六•四”血案，只是四千年“吃人”的傳統，只是古董、武術、氣功、乒乓球，以及非典。

迄今為止，中國在精神上依然只是西方現代世界的偏遠地區，中文只是世界少數民族方言，中國依然是一個令人困惑、費解、望而生畏的國家，甚至如馬克思所稱，依然是先進、文明、法制和人道的“歐洲的直接對立面”，封閉在一種“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裡，實行“普遍奴隸制”和“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是“總體保守”、“總體反動”的頑固堡壘。

西方不可能真正體察中國的困境、積怨、焦慮和危機，也不可能真正領略中國的氣質、抱負和理想。中國擁有東、西方兩百年間遭遇、衝突、激蕩的複雜經驗和深重教訓，中國經歷了東、西方集大成專制主義最野蠻、最殘暴、最反動的黑暗時代，中國悠久博大高明神奇的真精神至今隱而不顯。

“9•11”事件極其恐怖極具象徵意義的末世圖景，已經直觀地將人類文明的危機呈現于世人，由西方文明單獨導引的現代人類已經繼冷戰之後，再次面臨共同毀滅的“極”點，“生”還是“死”的終極追問再次怵目地高懸在世界上空。

如果繼續固執於上個世紀從西方輸入的激進主義，中國將再次步入歧路，不僅無補於世界範圍內的亂象，而且將因為再次背離中國的使命而再次遭受“天譴”式的懲罰。

中國的另一種可能、另一種前途同時存在。

一旦掙脫專制經濟制度的束縛，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令世界矚目，完全可以預期，一旦突破專制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禁錮，中國將以不遜於任何民族的速度和規模，全面實現現代化。中國正在從二十世紀的巨大陰影中脫身，中國正在臨近歷史的破曉時分。

三千年來，中國在“上帝缺席”的蒼茫時空中，獨自發展出偉大的人文主義精神；兩千年來，中國“充實光輝”、“大而化之”的聖賢人格，在征戰殺伐的無道天下依然生生不息；一千年來，中國在漫長窒息的專制王朝之外堅守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肆悲願；一百年來，中國歷經腥風血雨，厄運交錯，民族生命與民族文化空前分裂；六十年來，中國的禍患和災難幾乎達到人類能夠忍受的極限，中國幾乎淪胥到了精神滅絕乃至民族衰颯的境地；直到毛澤東死後，直到現代極權主義的原始淫威濫施殆盡，直到所有中國人從史無前例的浩劫裡掙扎還世，直到蘇俄解體、東歐易幟，直到西方現代思想和中華傳統精神先後初照神州赤縣，中國才終於開始駐足於歷史的分水嶺，終於可望且能夠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德慧、修齊治平的成人成賢成聖之道、“協和萬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崇高理想，正大、坦誠、自信、尊嚴地遇合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普世價值，實現中國現代復興，造福人類，畢其功於一役。

欲改善、矯正和昇華自身形象，中國可謂任重道遠。

首在“恢復中華”。復興中國悠久博大的精神與信仰體系，將人立於天地間，國立於天地間，立于天地永恆、無限與神意之間，立於形上與終極世界。

恢復中華人神共存共建共榮結構。世俗國家、政權、政黨放棄信仰宰控，還精神、靈魂與民，恢復人天合一、對話、感應的祭祀傳統。對天地、祖宗、先烈先賢實行法式大祭，建立中華忠烈堂和先賢祠。

重建中華道德倫理世界，倡行賢良品格、君子風範和聖賢氣象。摒棄一切專制、等級、特權、尊卑、貴賤，鼓勵慈悲、同情、憐憫、兼愛等人性之美善高尚。

繼承中華人文風教，表彰變法維新，允公允大，厚古惜今，重申人禽之辨、文野之辨和生死之辨。

無神論、唯物主義和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內的一切西方思潮、理論與學說，只能作諸子百家之一，不享有憲法強制推行之特權。所有研究、信奉者只能以平等、獨立和自負經費、時間方式對待之。非意識形態、非政治化是中國人文精神恢復與發展之必要前提。

重建中華史學統緒，公開、公正、理性、客觀研究、批判、反思與總結二十世紀。恢復歷史原貌，還前人以公道，辨清善惡是非。開放一切禁忌，解除所有摧殘人民身心自由的鉗制，恢復天賦人權的全部內涵與外延。一旦中國人在法律和事實上達到西方社會已經享有的各種精神、政治、文化、社會、經濟權益，中國面貌自然為之改觀。

千條萬緒，中國形象只能將世界公認的現代文明價值體系與自己古老而獨特的智慧與經驗相結合，擺脫東、西方數千年專制毒化和人性惡素的傷害，才能贏得舉世尊重。

即使在風雨如晦、內憂外患的晚清，先知辜鴻銘就為中國形象與世界辯論不休；即使在黑暗無邊的文化大革命中，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陳寅恪們仍然深信中華民族貞下啟元、否極泰來的一天終會到來；即使在1989“六•四”屠殺、中國世紀之交的“尼古拉一世”時期，劉賓雁、李慎之、何家棟、王若水、胡耀邦、趙紫陽、李銳、胡績偉們還為中國的政治變革和精神出路殫精竭慮。

一個如中國這樣幾乎吸收了全世界正義與邪惡的龐大民族，一個對人類負有天定影響和責任的生命共同體，不可能總是選擇荊棘之途，不可能長久拒絕仰望星空傾聽內心良知召喚，不可能永遠走不上通向歷史破曉時分的正道。

共和是比帝國更為古老的歷史形態。自西元前841年周代庚申元年始，中國式共和概念已有近三千年之久。雅典、羅馬共和制是西方現代憲政共和的歷史先驅，諾夫哥羅德則是俄羅斯千年專制社會的例外。共和制與專制帝國的對峙與較量並最終取代後者，是近代世界性潮流。

中國二十世紀曾呈現出“走向共和”的基本趨勢。第一共和——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結束兩千餘年帝制，使一切封建專制在法理人心上不能公然復辟，成為現代中國的元點，具有偉大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奠基性。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對“中華民國”法統的顛覆式繼承發展。海峽兩岸執政當局都曾表達過某種共同意願：簽署和平協定，結束國共內戰。未來兩年左右，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後，如果上述意願成為現實，那麼中國就有可能抵禦帝國誘惑，轉上共和之路。第一共和（中華民國）和第二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前後相續的“共和”歷程，實行一次涵蓋性超越性的新綜合，建立起東方與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現代共和國，不啻是中國的最幸，也是人類的一大福音。然而，與超級帝國的巨大而致命的誘惑相比，這個幾代仁人志志殫精竭慮殞身奮鬥的理想，中國命運唯一順天應人的正道，一切矢忠中華願意生死與之的國人的理想，卻是如此微茫、難以湊泊的彼岸。這是當下中國最令人沮喪、悲觀和絕望的事象。

李慎之先生晚年徘徊在對中國兩種抉擇的思慮之間。六年過去，中國內外演變的世局，不斷驗證了這位先知的憂患，彌深至大，絕非啟示良多。

西方絕非盡占真理，美國亦危機不淺。它們對中國的觀察和分析未必全都真實、正確。但六十年間一以貫之的帝國潛型和日益強悍的帝國意欲與令世界戒懼不寧的帝國抉擇，中國自己應承擔主要負責。

21世紀第二個十年已然到來，我們必須遵照“反求諸己”的高尚道德和“天下一家”的偉大情懷，重新審視國家的哲學、道路和使命。殷鑒不遠，蘇俄帝國慘痛的教訓猶在目前。“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中國已經到了又一次歷史關頭，——也許是終極性和不可逆轉的十字路口。抵禦任何帝國迷夢，轉入和推進共和大義，當成為全體國人的歷史性共識和不二抉擇，則中國幸甚，世界幸甚。

2010年2月11日 重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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