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再次徘徊於歷史路口。

兩種截然不同的抉擇和命運同時並存於中國。

有幾種力量和觀念正在塑造時下中國，並把中國推向一個新的大帝國之路。無論就其幅圓、人口、經濟、財富（尤其中央政府財政收入）、軍事還是制度、行政規模和官僚體系，乃至歷史情結、遭遇、記憶和現時在世界圖景中的特殊位置，中國都已具備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的諸項要件。

將上述因素拼合為帝國形態、尚未成形為能夠公開陳述與表徵的只缺兩個要素：新帝國締造者和新民族主義。

因為下述兩種原因，新帝國締造者不可能在可以想像的將來出現。一是毛澤東對黨內同事的整肅比史達林對“列寧近衛軍”的清洗更為徹底，導致獨裁統治的歷史性斷代；二是鄧小平的世俗性現代轉型，從意識形態和價值系統上堵塞了獨裁統治在短期內捲土重來的路徑。

新帝國締造者在血統和世系上的闕如，卻很可能導向史達林→毛澤東式亞細亞帝國在精神上的復活。其現代承繼的天意和法理基礎，將是某種地緣歷史和民族共同體空前惡性綜合的帝國誘惑。

就歷史沿革而言，新帝國已經具備三種巨大資源：春秋、秦漢五百年間的“天下主義”，辛亥革命“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到“振興中華，統一中國”的大漢族主義，以及“英特納雄耐爾”到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的共產主義革命的世界觀。“天下主義”使中國版圖維持了兩千多年中央大一統集權主義的一統世界，任何導致中國分裂的力量和可能性，都不可能對抗這種“在政治和文化上把幾億中國人團結起來這一無與倫比”的人類最大非理想觀念。占人口94%的漢民族成為維繫這種主義難以撼動的血緣基礎。

孫中山所締造的亞洲最早最大的民族共和國，既包含近代大變局全部“亡國滅種”的憂患教訓，又接納了美國革命到法國革命再到俄國革命的法律制度遺產，並聲稱繼承了中華帝國從堯舜文武周公以降的正統地位。經過北伐東徵和抗戰以及二戰結束全球非殖民化運動，又撞上美蘇冷戰而滑入世界共產主義新天下主義。

鄧小平改革開放一個不期而遇的世界性境遇，是冷戰終結、蘇聯解體、柏林牆坍塌帶來的全球化時代。中國成為新技術革命，高科技浪潮和資金、技術、貿易、人口全球無障礙流動所產生的空前歷史紅利的最大享有者。這一結果，意外地強化了中國的帝國實力與意欲。

由於鄧及其繼位者執意拒絕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變革，史達林－毛澤東遺產反常地存活並成功融入了經濟發展進程。國家壟斷型現代化在蘇聯、東歐停滯、失敗後，卻在中國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西方、尤其美國智囊人物在後冷戰時代，過早宣告了意識形態的終結。福山、亨廷頓等人關於文明衝突的診斷預見了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卻不能解釋後蘇聯時代從葉利欽到普京俄羅斯帝國的死灰復燃，更未能辨識中國在經濟上崛起帶來的真實的世界意義。

在中國一切變化中，最劇烈最重要而又最少得到研究和分析的，是中國國民性和民族主義。

五•四前後，以日本為發端的“華族國民性”、“支那觀”和|“中國印象”整體服從於日本帝國的“大亞洲主義”和“黃種人羅馬帝國”史觀，服從於日本侵略、奴化並滅亡中國的帝國目標。它源自1868年啟動的明治維新，歷經1874攻台，1895甲午得手（“日清戰爭”）、1905對馬一役戰勝沙俄、1910吞併朝鮮數次變法、戰爭，並強力引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歐現代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優越論，法西斯體制，軍國主義以及俄國、德國現代絕對主義和極權國家概念），它必以壓制中華民族主義，尤其否定辛亥革命至北伐東徵時期由國民黨主導的中國現代國家合法性為前提。

以魯迅為代表的中華虛無派早期受制日本“支那觀”，以通盤否定中國歷史、傳統、文化和種族性為宗旨。《狂人日記》、《阿Q正傳》純然是北一輝、內正、內藤湖南等日本支那史學者“華族國民性”的文學翻版。中國國民性呈現空前否定性形態：貧窮、愚昧、自私、冷漠、滑稽。既不見東方悠久傳統蹤影，又無任何現代西方文明影響。乃是比土耳其、波斯、印度等亞洲民族更無獨立、自治、轉入現代社會可能性的“鐵屋”狀態。魯迅後期則深受蘇俄史達林主義影響，公然指控中國現代民主政府及其執政黨，自甘卡爾、伊裡奇和約瑟夫的信奉者，甚至陷入對托洛茨基派的圍剿與迫害。而由日俄兩國在中國的代理勢力的特別塑造，以及取代“五•四”啟蒙運動的蘇俄式紅色新啟蒙在世界範圍內的蔓延，魯迅先後被抬舉為“民族魂”和“中國的高爾基”，毛澤東再將魯迅定為中國新文化的方向，現代中國一等聖人。

1949年到1976年近三十年間，魯迅反復鼓吹“痛打落水狗”、“費厄潑賴緩行”，誣衊中華文明為四千年“吃人筵席”及其對知識份子的厭惡、蔑視，對中國底層的膜拜等，成為歷次政治洗清和以對中國歷史文化空前摧毀的天條式經典；更與輸自蘇俄史達林主義的“全盤集體化”、“階級鬥爭尖銳化”、“無產階級專政”、領袖絕對崇拜和暴民拜物教結合，造成新型國民性。在“狂人”、“阿Q”諸般惡習之外，平添殘忍、狂妄、嗜血、拔扈、濫施暴力。

鄧小平“一切向（前）錢看”、“發展是硬道理”，尤其“六•四”鎮壓的總惡果，再次改造了中國國民性。在毛之後，中國社會公然鼓吹寡廉鮮恥，貪婪無度，犬儒哲學，道德虛無、反智主義和整體墮落腐敗的惡俗現代化。

這是人類歷史上未曾出現過的民族主義。毛澤東集秦始皇、史達林之大成，仇視文明、善良、寬容、慈悲和一切人性人倫人權人道；鄧小平則拒斥一切高尚、理想、神聖，以物欲、利益和現世功利再次徵服中國。在兩者之間，則一以貫之以唯物主義、無論神和歷史虛無主義。

一個痛失其偉大傳統，歷經蒙元、明清專制毒化，又遭日本侵略、蘇俄精神徵服的民族，一個積累了巨量苦難、仇恨、狂熱、偏執的國家，一個數以億計缺乏敬畏、感恩、救贖，不認同自由、民主、憲政的飽受精神創傷而又充滿世俗欲望的人類最大共同體，一旦被某種事變刺激，被某種意識形態裹挾，被某個領袖盅惑，那就誰也難以逆料它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以何種方式顯示其力量、意志和願望。

歐洲，美國，俄羅斯乃至德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都無以作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參照。

歐洲一體化的進程是對自威斯特伐利亞以後歐洲民族主義的歷史性超越。傳統絕對國家主權和民族至上論因為兩次世界大和冷戰而消褪於歷史帷幕後面。歐洲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宗教、人民諸項傳統主權範圍的競爭與擴張，已經被一種新型超國家共同體逾越。但它那具有人類文明新型範式的偉大嘗試，對中國卻幾乎沒有吸引力。

美國作為人類文明天然熔爐，更與中國呈現幾乎全然相反的形態。只要中國龐大社會維持目前狀態，中美之間的根本差異將幾乎難以避免地演變成衝突。

俄羅斯仍處於自彼得大帝以來的歷史低谷，大俄羅斯主義退縮到四百年來不可能再狹小的空間。中俄之間出現某種結盟以對抗西方，並非天方夜談。

蘇俄文豪和聖哲索爾仁尼琴曾在致蘇共領袖公開信中告誡：建立大帝國的願望與道德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追求帝國的民族註定要遭殃。二十世紀，德國法西斯“第三帝國”、大日本軍國主義帝國和蘇聯紅色共產帝國三大帝國的覆滅已證實了索氏的預言和論斷。

中國現代民族性是中國內外歷史事件、思潮和運動交相影響的產物。現在仍處於深刻變化的階段。中國民族主義無論出現何種面貌，都必然強烈改變中國並影響世界。

如何抵禦大帝國的誘惑，避免帝國噩夢變為現實，是中國民族、尤其思想界最嚴峻最重大的歷史性責任。最早對帝國前景發出警示的是李慎之先生。不妨將我們這位先知的有關思慮略加引申。

中國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與同樣令世界矚目的專制主義制度，兩者在中國同時並存的狀態已臨近終點。究竟是中國現代經濟增長最終“消解”中國的專制主義，內承中國歷史傳統的“精華”，外與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從而造福中國與世界，還是中國專制主義利用中國經濟增長成功復辟中國歷史傳統的“糟粕”，為禍中國與世界，其最危險、最需警覺的，是中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轉向新的大帝國道路的可能。

先生雖然很少直接使用“帝國”一詞，但已預感到它的不祥之兆：“一樣是威武雄壯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眾，……希特勒死了，史達林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而“中國是天然的大國”，“作為數量上占人類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時間長達兩千年的一種模式，……最好就稱之為帝國主義”。

中國向來缺少西式民族主義，而有東方式的天下主義。先生指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兩大目標“反滿”、“反帝”已經通過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完全實現了，“不料，到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有了一個新的轉向。由在世界的東方四征不庭、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情結髮展出一個‘世界革命的情結’。……中國歷史上是東亞的大帝國，幾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國，形成了中國人一有點條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稱之為虛驕之氣。由於這個原因，中國往往叫人害怕。”（李慎之：《和平奮鬥興中國》）

我所擔心的是：中國的極左路線，其最高目標，同時也是其最後動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這是中國人民“即使沒有褲子穿”，也一定要“進行到底”的。就是這股“虛驕之氣”幾致中國於死地。二十年過去，中國人口袋裡的錢稍稍比過去多了一點，但這股虛驕之氣又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本著國家主義的實質開始冒起來。
——李慎之：《虛驕之氣——中國的隱憂》

這是一種歷史的大感覺和大提防，這是植根於巨大的歷史異數和劇烈的文明創痛的憂患和預感。中國專制主義如果重新復活，它的最後階段和最高形式就是大帝國。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純屬虛幻的景象，卻是曾經籠罩了中國二十年之久的歷史浩劫，是先生晚年揮之不去的夢魘。

從“中央之國”轉到“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的中心”再轉到“大中華紅色帝國”，並不只是某一個或某一些人的夢囈。

中國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人口、幅員遼闊的疆域，近代以來它的受難、屈辱、創傷、不幸，它的孤憤、積怨、忌恨、危機，它與西方主流文明失之交臂而遠未消弭的隔閡、疑懼、對峙和衝突，它那沉潛不顯卻欲伺機再度引發的底層革命和共產聖戰，以及秦漢帝國、羅馬帝國和東西方所有大帝國的歷史誘惑，都可能在某種歷史環境下，一齊轉化為一個“高聳而立”的大帝國的歷史資源。一言以蔽之，中國步武凱撒、亞歷山大、拿破崙、希特勒、史達林和秦始皇、漢高祖、元世祖、明太祖、清世祖、毛澤東之後塵，走上一條擴張、征服、革命、戰爭之路，並不缺少它的緣由、動力和基礎。

君不見，無論“極左”還是“極右”、“社會主義者”還是“資本主義者”、“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國家主義者”還是“民族主義者”，都會在高唱“大中華”時熱血沸騰，都會為“巨龍騰飛”的遠景熱淚盈眶；

君不見，中國國家主流傳媒決不與西方在自由、民主、人權、信仰領域，更不在國家制度、法律精神以及全球價值、全球倫理、全球安全和全球秩序上展開嚴肅的對話；

君不見，中國一些狂熱分子的激進主張（《中國可以說不》、《超限戰》、《為中國聲辯》等）幾度走紅，廣有市場；一位曾經以傳播自由為己任的學者近日迫不及待地站到民族主義陣營一邊，推出《中國站起來》，不存避諱地為義和團以來的仇外勢力聲辯。中國青年一代在“9•11”事件時的“自由”而“獨立”的狂歡表演已一再令世界瞠目結舌；中國國家電視臺通過直播，通過中國的“天之驕子”——北大、清華男女學生——對美、英國家元首的挑釁性（當然是經過安排的）質問所表露的驕狂、輕蔑和敵意，乃是向數億中國青少年暗示和引導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否定和拒斥。

君不見，無論海灣戰爭還是阿富汗戰爭，無論伊拉克戰爭還是巴以衝突，中國都從來不站在西方一邊，官方軍事評論權威甚至按捺不住地在電視上教誨薩達姆衛隊和伊拉克人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去淹死、燒死美英聯軍，而對美、英聯軍的任何傷亡、失誤不加掩飾的幸災樂禍……

君不見，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全球氣候環境、全球核不擴散和全球反恐戰爭等攸關人類存亡福禍的重大領域，正形成並亮出自己另起爐灶的世界性戰略，這種戰略已使人類臨近又一輪對抗和毀滅的威脅。

一言以蔽之，中國拒絕與西方握手，拒絕與西方對視。——除了滿清王朝式的顢頇虛驕外，中國統治當局還另有一套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另有一套世界觀和世界戰略。

如果以李慎之先生為代表的知識界仿效八十年前鼓吹“純正社會主義”、“超大國時代”、“大亞細亞主義”、發起日本“民間法西斯”運動的北一輝、大川周明、井上日召、權藤成卿等日本“有志之士”，仿效七十年前公開集會支持希特勒和“德國國家社會主主義”運動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海森堡、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經濟學大師沙赫特、藝術史家平德爾等納粹知識名流；如果以先生為祭酒的中國知識精英公開宣揚“國家第一”、“民族至上”、“中國高於一切”、“二十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如果以先生為矜式的中國學人公開拒斥自由、民主、人權、憲政，公開對抗現代化、西方化、全球化，公開頌揚絕對專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狂熱愛國主義、奴性集體主義、工具英雄主義，那麼，中國離帝國之途，也就一步之遙了。

任何誘發和強化帝國意欲的言論舉措，都將是對中國最危險最有害最兇險的誤導，都將使中國近代以來全部經驗和教訓付之東流，都將使中國文明（包括近二十年的物質成就）毀於一旦，都將把中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都是對中國和世界命運的極其反動、極其無恥的挑戰，對人類文明與世界和平的啟示錄式的威脅。

當這種東方、亞細亞和中國式的專制主義還沒有溢出它的邊界、還沒有嘗試它的世界形式時，先生與無數國人已經從內部飽受過它的殘酷刻毒了（中國紅衛兵一代和“群眾專政”犯下的罪孽難道不比希特勒德國的黨衛隊、衝鋒隊和史達林暴政的“契卡”和“克格勃”多嗎！）。皈依專制，擁戴獨裁，效命帝國，意味著對中國和人類一切正面價值和理想的蔑視和背叛，對現代文明的反動和對人類本性的進攻，也是對一己生命不可寬赦的犯罪。

這是一條不可逾越的歷史、文明、道德和人生的大限。

也是一條對國家、民族真正負責、忠誠和摯愛的大限。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先生為中堅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界，與權力當局和彌漫全中國的物質崇拜、權力崇拜、國家崇拜、專制崇拜的“集體無意識”之間最後的分野，就在這條大限。先生晚年全部聖賢之心和先知之智，就是首先守住這條大限，守住中國文化的主流正脈，守住中國的生機與希望。

讓我們再次回到蘇俄（整個二十世紀，蘇俄對中國的影響最大最深，中國至今沒有正視），借幾名先知之筆對這個曾讓東、西方同時發抖的大帝國最後的崩潰投去浮表的一瞥。

最早預見到蘇聯帝國崩潰的，是一名西方劇作家。

1949年，東、西方冷戰鐵幕垂下，蘇聯已牢牢控制著東歐，史達林幾乎成為人類“救星”時，瑞士德語劇作家弗裡德里希•狄倫馬特發表了四幕歷史喜劇《羅慕路斯大帝》。這位自阿裡斯托芬、易卜生、蕭伯納和布萊希特以來最出色的西方戲劇大師，借西羅馬帝國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這一歷史戲劇主人公，天才地預示了四十年後米哈伊爾•戈巴契夫這名蘇聯末代總書記的出現。他們的共同使命是，利用其特殊身份，運用“老良知”和“新思維”，讓歷史上最強大也最不義的帝國壽終正寢。

當女兒和女婿願為羅馬犧牲，妻子譴責他背叛了帝國締造者，帝國元帥、財政部長和騎兵隊長都發誓與日爾曼人血戰到底，宮廷侍從深信“羅馬這樣偉大的帝國根本就不會完全崩潰”時，那位唯一領悟到歷史真諦的先知說道：

幾百年以來，我們已經為國家作出了那麼多犧牲，現在，該是國家為我們作出犧牲的時候了。

羅馬早已死亡了，你們在為一個死人作出犧牲，為一個幽靈而戰鬥，為一堆傾圮的墳墓而生存！

幾百年以來，大羅馬帝國之所以還存在著，就因為它有一個皇帝。因此對我來說除了自己當皇帝，以便有條件消滅帝國以外，別無它法。

不，愛祖國不應該超過愛一個人。對一個人忠誠比對國家忠誠要偉大得多，也困難得多。

我們的愛沒有使羅馬變得善良。如果祖國變成殺人犯的巢穴和劊子手的屠場，就把它棄如敝履吧，你對它的愛已經蒼白無力。

背叛了我的帝國的不是我。羅馬是自己背叛了自己。它曾懂得真理，卻選擇了暴力；它曾懂得人性，卻選擇了暴政。羅馬歷代皇帝的寶座由層層頭蓋骨堆砌，建基在無數犧牲者骸骨之上，它的債務還沒有償還，罪孽還沒有清算。一夜工夫時代已經破曉，犧牲者的咒語已經應驗。

我一生都算計著羅馬帝國崩潰的那一天。我授予自己充當羅馬法官的權利。我犧牲羅馬，通過犧牲我自己。

無所畏懼地觀察世界，無所畏懼地做那些正確的事情，學會戰勝恐懼，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必須掌握的唯一本領。

1969年，正當蘇俄帝國處於其鼎盛時期（剛剛嚴厲鎮壓了“布拉格之春”，準備對中國發動核外科手術，“一勞永逸”地削弱中國，解除中國的威脅），猶太裔歷史學家阿馬利裡克就在《蘇聯能生存到1984年嗎》一文中預言：“這個由日爾曼人、拜占庭人和蒙古人所建立的東斯拉夫大帝國已進入了自由生存的最後數十年。接受基督教曾經延緩了羅馬帝國的覆滅，但未能使其免于必然的滅亡；同樣，馬克思主義學說推遲了俄羅斯帝國——第三羅馬的崩潰，但無力阻止它的崩潰。”

1994年，索氏結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國。蘇俄解體，分崩離析，“俄羅斯再度陷入可怕的狀況”，索氏的告誡一語成讖。索氏再次對祖國發出呼籲：“俄國只有從帝國的偏見中解放出來，俄羅斯靈魂才能復活。”

應當指出，在沒有大規模暴力流血的條件下，世界上最強大的極權主義帝國幾乎自行解體，乃是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對於解除冷戰和熱核戰爭的毀滅性威脅，對於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對於世界的緩和與發展，以及對於中國的現代發展和現代復興都具有難以估量的意義。而對於俄羅斯人民，卻是在經過了74年的漫長苦難、付出了將近四分之一的生命代價後，才看到了那個專制帝國壽終正寢的一天。

“俄國總統普京是第一個向美國總統布希打電話表示慰問和支持的人。幾個月以來的事態發展表明，俄國人幾乎可以說是全心全意地轉向西方，向美軍開放了歷來被視為俄國的後院與禁臠的中亞以至高加索地區，完全改變了古老的地緣政治學認為自己已被包圍、受威脅的觀點，而代之以所謂“地緣經濟學”的觀點，以為這將促進這片落後地區的現代化而有利於俄國及其前“屬國”的經濟發展。改變如此之大，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還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七成上下，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羡慕的。有俄國評論家說，普京的事業是三百年前彼得大帝全盤西化的戰略經過嚴重挫折與倒退以後的恢復與延續。追溯俄國歷史發展的軌跡，只有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才是俄國最大的民族利益，這也應該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由於歷史的原因，俄國雖然已轉向民主，但還不是一個充分民主的國家，民主所必須要求的法制還遠未確立，目前的轉變是它掙脫奴役十年以後的又一次突進，對世界的明天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它不但是世界上地域最廣大的國家，還是資源最豐富的國家，而且千萬不可忘記它還有半個世紀稱霸半個世界使全世界在它的威脅下戰慄的歷史，迄今手裡還握有威力可與美國比擬的核武器。‘9•11’以後，英國首相布雷爾曾表示相信‘這股邪惡勢力的陰影中應當能誕生永久的善良’，我也抱有同樣的希望。”（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中國不能重復蘇俄的老路，中國並非沒有重蹈蘇俄覆轍的可能，中國如果走上蘇俄帝國的老路，它的前途和結局將不堪設想。

先生已經站到中國和世界歷史交匯的時空高處，他的不可推卻的歷史使命，是攔截和阻斷中國專制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牌號的專制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合流，尤其要警惕這種合流氾濫成“絕對”和“極端”的大帝國禍洪；同時，推助中國自由主義與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主流價值融匯，再為中國文化在全球化世界潮流中的莊嚴復興，為東西方文明的偉大遇合，開出新路。

這就是先生聖賢視域中的中國救贖之道，先生全球視域中的中國復興之道，這就是先生寄身和仙逝的世界潮流、天地境界。

先生中年而後四十年間，長期面對一個大困惑：中國專制主義為何會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借屍還魂，變本加厲”，全面復辟且至今猶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怎樣才能最終消滅專制主義？

在生命最後幾年，先生單槍匹馬對中國專制主義發動了一場猛烈的進攻、一次嚴正的審判。

先生繞過從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約翰•穆勒、裡查德•鐘斯到馬克思、列寧、魏特夫等西方人關於“亞洲古代村社和治水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專制主義”諸理論大廈，撇開中國官方學術界仰人鼻息奉為圭臬的“五階段論”的歷史笑柄，“截斷眾流”，獨自闖進中國二十世紀的昏暗堂奧，擒住了中國現代專制主義這頭“東方利維坦怪獸”的“總角”。

先生“避開一切可能的爭論”，首先直接將批判鋒芒指向中國專制主義“老祖宗”秦始皇，將西元前221年秦贏政自稱“始皇帝”“立定”為中國專制主義的“元年”，指認王夫之“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李卓吾稱秦始皇為“千古一帝”、譚嗣同“兩千年之政皆為秦政”以及毛澤東“百代多行秦政制”之謂，“實在千真萬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這個大帝國，確立中國專制皇權的人。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中國實行的就是皇權專制主義，我杜撰了一個英文名詞，叫做emperorism。二千年間雖有損益，但是基本上沒有變化，在中國一直由皇帝統治。”（李慎之：《新世紀 老任務》）

先生明言，秦始皇“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策天下，威震四方”，一統天下所建立的乃是中國第一個“大成至上”的專制帝國，是“中國停滯論”真正的歷史起點。

秦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災難性的斷裂、變異和倒退。它“車同軌，書同文字”，“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它結束了天下共主、列國並立的封建制度，“曆覽前史，中國的封建時代恰恰是人性之花開得最盛最美的時代，是中國人的個性最為高揚的時代。只要打開《左傳》和《戰國策》一看，就會發現那個真正的封建時代有那麼多鐵錚錚的漢子以至婦女。你甚至會納悶，中國人後來是不是墮落了？……我所最推崇的中國人恰好就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人，那麼尊嚴，那麼‘強哉矯。”（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濫用》）結束了春秋戰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秦帝國開啟和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絕對皇權專制”、“普遍奴隸制”“軍事官僚專權”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專制帝國傳統，將絕對主義、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毒根，深深植入中國的頭顱和心臟，它是比地理條件、自然環境嚴酷千百倍、中國兩千餘年間所有苦難和罪孽的總根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黑暗、最陰森、最封閉的專制帝國，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之集大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起亞洲第一共和國；“五•四”運動引進了“民主”與“科學”；抗戰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並躋身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陣營四強之列；共產黨以“人民解放”、“當家作主”、“反專制、反獨裁”、“爭自由、爭民主”相號召，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已經不折不扣地是落後而且反動了，而他的偉烈豐功卻還是壓在中國人民的心頭，而始終不敢改弦更張，……而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專政’達到高峰”，而毛澤東竟公然標榜自己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直到二十一世紀之初，中國最當紅、其父輩沒有少在1949年後、尤其文化大革命中嘗夠專制滋味的電影導演，竟也為秦始皇招魂，將“英雄”的桂冠套在這位專制暴君一世的木乃伊頭上。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從秦始皇到毛澤東，這是兩種迥然不同的譜系，截然相反的哲學，涇渭分明的歷史潮流和民族命脈。為什麼“整個二十世紀，在大量中國傳統文化掃地以盡的時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動的專制主義卻曆世長存，而且變本加厲，最後竟發展為最野蠻的群眾專政……！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竟退化為依附於專制主義而極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義！”為什麼秦始皇取代孔夫子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正脈”？毛澤東取代孫中山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的“主流正脈”？專制主義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現代中國的“主流正脈”？

先生撥開歷史唯物主義“存在決定意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層層思想迷霧，“以其歷經世變滄桑後的大徹大悟，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氣”（傅國湧語）洞穿了中國專制主義的斯芬克斯真面目。

首先，通過軍事戰爭奪取政權，建立起“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的“政治制度”，即秦始皇到毛澤東“一以貫之”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國家；其次，創立一套旨在維繫、闡釋、強化專制制度的“意識形態體系”。

先生深刻指出，自秦一統天下以來，中國文化傳統的“主脈正流”已轉向為“一種政治的文化、權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專制主義的文化，“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文化”，幾乎受到中國古代所有學派和思想的“支持”，甚至具有神學和形而上的終級意義。中國專制主義政治制度與其意識形態相輔相成，共榮共損，缺一不可，且共存於“一個所謂‘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人口數萬萬’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大軀體之中”，這個“龐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身軀”不僅無情而有效地統馭和禁錮著中國人的肉身和內心，而且“還有足夠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轉化”一切外來的現代化因素。

就實際歷史說，則秦始皇與作為其對立面的陳勝、吳廣以及兩者的結合正是中國“激進主義或曰極左路線”的活水源頭。這種思潮以劫富濟貧，分田廢債的平均主義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專制主義為另一端，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一直沒有斷絕過，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其結穴的傑作而已。而且，由於其社會基礎迄今仍然存在，我們現在還不能放鬆警惕。
——李慎之：《虛驕之氣——中國的隱憂》

單靠西方理論（無論古典還是現代、馬克思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不可能解讀中國古代社會，尤其不可能解讀中國古代精神，因為幾乎不存在地緣、空間、事實和經驗的聯繫和交流；而欲觀察近現代中國，則必須具備對世界、尤其是西方歷史文化貫通解讀的眼界和器識，先生正是以其豐富的中國經歷，以其對中國與世界二十世紀交互歷程的宏大而犀利的眼光，對中國專制主義從秦始皇到毛澤東的歷史環境、資源、動力和路向，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綜合性思考。

先生強調，“‘五•四”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啟蒙運動，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一個半世紀以來，‘五•四’先賢的覺悟為最深最廣最高。……‘五•四’的精神就是以三百年來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以理性的精神來打破幾千年來禁錮著中國人思想的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它與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一樣，是人的解放的開始，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開始。”（李慎之：《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中國啟蒙文粹〉序》）

但歷史沒有、也不可能為中國提供西方文藝復興、啟蒙時代那樣壯觀而持續的時空舞臺。相反，歷史以其諸多“意外事件”、以其詭秘不宣的“偶然性”幾度攪亂了以“五•四”運動為起點的中國現代啟蒙運動的步伐。

由西方發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縱容的“二十一條”、半西方人的俄國人發動的十月革命、俄國人聲稱的《加拉罕宣言》、《越飛－孫文宣言》以及日本人發動的侵華戰爭……這些本來與中國無關、至少不由中國負責、更不由中國掌控的外部世界事件，完全不容中國極少數啟蒙主義者對中國的現代認識和現代設計，而大幅偏離、最終背棄“五•四”啟蒙運動，出現二十世紀第一次嚴重斷裂和錯位，乃是中國難以避免的歷史宿命。

先生以過來人和覺悟者的特殊感受指出，從1919到1949，開頭是“救亡壓倒啟蒙”，接著是“革命壓倒民主”，最終是“專制壓倒革命”。真正使“五•四”運動發生變形、轉向的，比外部世界所有重大事件更有壓倒性力量的是“源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一個世界性大思潮”，即源於“從俄國革命引入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源於“要求達到社會運動根本解決的唯物一元論、辯證唯物史觀”一類中國人“聞所未聞”的嶄新的歷史理論和世界觀；源於“在全世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解放全人類的最高價值和最高理想”。

這就是以毛澤東為首，以陳伯達、艾思奇、李達、鄧初民、張友漁、張申府、何干之、沈志遠、錢亦石、潘梓年、李平心、華崗、曹伯韓、張仲實……以及陳豹隱、王亞南、郭大力等成百上千名中共黨員和左翼知識人為骨幹（這個“理論隊伍”在文化大革命中改換成同樣以毛澤東為首，以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為骨幹的“寫作班子”），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尤其是“奉史達林旨意編寫、被毛澤東稱為‘共產主義百科全書’”、實則充斥著謊言和謬誤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材》編寫的《大眾哲學》、《社會學大綱》、《新政治學大綱》、《新經濟學大綱》等作為普及讀物‘啟蒙’了一代共產黨人和左翼精英的‘新啟蒙’運動。

“新啟蒙”由於二十年代末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蘇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蘇俄抗擊德國法西斯的特殊貢獻、二戰後史達林主義對東歐的勝利以及東西方冷戰的降臨等一系列國際事變，最後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1949年的勝利”，“終於徹底否定了‘五•四’的‘舊啟蒙’，而且決定了中國今後幾十年的命運”。

“我們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產黨人，因為受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的影響，相信在民主的價值之上還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價值，那才是我們值得為之鬥爭並且為之獻身的全球價值。這種思潮在整個二十世紀都影響廣大，一度發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自此，一種全新的世界性意識形態君臨中國，一種全新的國家制度按照這種意識形態建立起來，一種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為終極目標的國家“趕超”發展戰略，得以確立，一種按照這一國家戰略制定的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這個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識形態現在成了唯一的、絕對的、決定論和永恆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陽”。在它的籠罩下，中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繼續革命”，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工業；一切資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須服從這個總目標，一切不同意見和個人自由都必須嚴加控制；最後，最重要、“悠悠萬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須要有一名集最高權力和最高真理於一身的最高權威。

於是，中國人終於聽到了這樣一種聲音：“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中國有古典詩詞修養的人士終於讀到這樣一首律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雖死業猶在，
孔學名高實粃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於是，中國人終於從“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句極度概括、極端坦率的表白裡，領悟到了什麼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來實現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蠻的專制主義”；終於經歷了秦始皇以來，中國第二次歷史性的中斷、變形和倒退：“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變成了極權主義。”（許良英：《痛悼摯友、同志李慎之》）

“從毛到鄧，他們這一代講的專政，同三權分立之間，是水火不相容的。……這個意識形態的形成很自然，但是有這個意識形態，我們的苦頭就夠大了。毛嘛，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實際上是秦始皇加史達林。從中國繼承了秦始皇，從國外繼承了史達林。”（李銳語）

於是，中國人終於看清了一個歷史怪獸的真面目：如果說秦始皇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毛澤東則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與半西方俄國專制主義雜交的集大成者；終於明白，只有這種現代專制主義集大成者才具有將中華文化幾乎摧毀殆盡，將中華民族幾乎推到絕境那樣一種不可思議的毀滅性力量。

於是，中國人也終於等來了歷史開始複歸正道的啟機：中國現代集大成的專制主義已經因為文化大革命“天怒人怨”、“人神共憤”的結局遭到“全盤否定”而喪失了在中國的公開“支援”；又因為蘇俄、東歐的和平“易幟”而喪失了來自世界的公開“支持”，專制主義終於臨近“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末日了。

感謝歷史的發展到二十世紀最後結束的時候，中國舞臺上各種可能有的思想總算已經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後要進行戰鬥，……我的看法是，當面的敵人就是一個，就是在中國綿延了兩千兩百年的專制主義，雖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爛而日趨軟化，但極權的本性未變。要救治專制主義，只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以至個人主義，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幾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較量應該可以得出結論：共產主義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義則是主流，而且是全人類遲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何家棟：《未了的心願——懷念慎之》

先生承認，他是經歷了五十年的痛苦磨練和艱難思索，才正式與中國新老專制主義集大成者決裂，勢不兩立。

先生仍然憂心忡忡，“五•四”民主啟蒙被“新啟蒙”取代，而無論“舊啟蒙”還是“新啟蒙”，都一概成為了專制主義的犧牲或奴僕。

“‘五•四’運動總司令、第一個把‘德先生’和‘賽先生’請進中國的陳獨秀，當他經過二十年的磨練閱歷而重新覺悟的時候，已是‘刑餘之身’，貧病衰老，僻處江津小城。……他的話連死水微瀾也已引不起來了”；一貫宣導民主、鼓吹自由的“胡適和他帶出來的一批留洋生，在號稱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中不過是零頭的零頭”；“對中國的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的揭露和鞭撻其力度無可比擬的魯迅，晚年政治思想急劇左轉，成了‘偉大的共產主義者’”。

而中國“新啟蒙”的左派們（先生再三表白自己曾是其中一員）在領到“黃金世界的預約券”、進入由“新啟蒙”催生的“新中國”後，所受的磨難和意外，更遠勝於“舊啟蒙”的先賢。

真正的、唯一的勝利者，仍然是“幾乎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專制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主義與蒙昧主義的遺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來的極端主義的心態，深深地埋在中國人民的心底，隨時可以復蘇而反撲過來，一個世紀以來都有反復表現，真是所謂‘心中賊難除’”。“中國人確實如胡風所說，是渾身帶著精神奴役創傷的人，要沖決中國幾千年專制主義傳統的羅網是何等困難”。“專制主義在中國是一種生活方式，要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社會整個地換一種‘活法’，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一件小事，這是有世界意義的大事。”

“中國的傳統文化自從秦始皇稱帝一統天下的兩千二百年以來，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主義。救治專制主義的唯一出路，就是啟蒙，就是以近三百年來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李慎之：《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

專制主義的毒素不僅遠未從中國的社會機體內排除乾淨，而且在特定環境下，還可能引導和促使民族主義的“惡魔”成分突然轉化為毀滅性的非理性力量。

歐洲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孕育出來的“對陽光下的份額”、“權力意志”和“生存空間”的覺醒和渴望，極大地增進了財富和文明積累，同時催生了歐洲十九世紀兩股最強大的思潮：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它們一旦與被傷害被刺激、精力充沛而規模龐大的民族生命和民族運動相匯合，就會煥發空前強大的盲目力量，這種力量一旦與某種邪惡有毒的使命意識相碰撞，就會產生二十世紀希特勒德國和史達林俄國式的恐怖帝國。

曾把歐洲和世界以及德國自身拖進深淵的“第三帝國”，其精神內核就是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後者在十餘年時間裡迅速演變成“人民群眾的馬基雅維裡主義”，演變成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原始力量，演變成“人民性——民族性——獸性”的法西斯歷程。

先生曾再三總結他所屬一代中國人的銘心刻骨的迷誤和覺醒，以作中國年輕一代和全體國民的傾覆之鑒。“當時在我們這些左派青年的心目中，蘇聯是全世界第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就像我們那時候愛唱的《祖國進行曲》裡所說的那樣，‘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但是不過十五年，蘇聯當政者（史達林）的罪行披露，蘇聯原來是專制程度絕不亞於希特勒德國，而遠過於我們心目中專橫獨裁的蔣介石中國的國家。”（李慎之：《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確立》）

先生在審視中國外交的演變歷史時指出，“毛澤東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史達林那樣的人物。史達林最高的頭銜是‘進步人類的偉大領袖’，這正是毛澤東追求的目標。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公開號召‘解放全人類’。中國的紅衛兵也把這個口號喊得震天響。……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全面的，它在國家制度方面更是巋然不動。目前，意識形態的因素只是比毛澤東時代大為削弱，從根本說則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又轉化成為某種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對中國正當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他們撿起列寧、毛澤東關於帝國方義存在就有戰爭的理論，主張對美國說‘不’，質疑鄧小平‘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說，並且批評中國政府的外交太軟弱，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尤其因為中國是一個天然大國，面積還略大於美國，人口世界第一，歷史世界最長，五十多年來宣傳起來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開放後經濟有了好轉，因此又出現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虛驕之氣。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立場在中國，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學生中，似乎很有市場。如果任其發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

2009年10月1日，天安城樓上站列“新中國”新一代領袖人物，並舉行中國和人類有史以來最大閱兵式。全世界都在觀察著這個時刻，都在等待著接受這個龐然大物的自我定位和抉擇。

另一種可能性，另一種力量，另一種前途也神意地存在於中國。關於中國高尚使命，慎之先生的運思亦可作當下和未來若干年間的珍貴參考。

先生常說，他是以長遠的樂觀來掩蓋眼前的悲觀，但先生從來沒有因為眼前的悲觀而放棄當下的責任。

先生最早最堅定向國人呼籲：回到“五•四”，“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

先生最早最堅定地呼籲中國修改憲法。他希望中國參考美國制訂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的經驗，“早早修訂出一部也能管一百年、二百年而無須作重大修正的憲法，這正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所在”。

先生最早最堅定地“鼓吹議會民主和多黨制”，主張儘快進行政治改革。他告誡說，“如果不及時啟動政治改革”，中國可能“像飛機在空中失控一樣，造成慘劇”。

先生個人念念不忘、身體力行的，是在中國、首先是青少年中間，推行公民教育。

中國要趕上先進國家，要實行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解放被專制主義所扭曲了的人性，發揚每一個人的本真人性。換言之，就是要培養人的公民意識，使在中國大地上因循守舊生活了幾千年的中國人成為有現代意識的公民，有人的覺悟的公民，成為一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能主動追求自己的幸福、創造物質財富與精神文明的公民。

從不隨地吐痰、不亂拋果皮紙屑到坐公車要禮讓老弱婦孺，都是公民課最起碼的內容，一直到懂得什麼是政黨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麼是對權力的制約平衡，什麼是司法獨立，懂得什麼是市場經濟、法治國家、憲政國家，懂得以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和權益。

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化一百年來成就不大，以致被稱為“九死一生的中國現代化？”第一個原因就在於中國始終沒有能培養出夠格的現代化公民。沒有能培養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強而且能自勝的獨立自由的個人，沒有能培養出既能伸張自己的權利、也能擔當自己的責任的獨立自由的個人。

公民教育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實際上這也是四個現代化以外的更重要的“人的現代化”。它不但為四個現代化提供前提，也是為四個現代化設立目標。

如果一個人真的還有下一輩子的話，那麼，我的最大志願就是能在下一輩子當一輩子的中學公民教員。近年以來，我又萌生了一個願望，很想編一套12冊（備6年12個學期用）的中學公民課本。它應該分兩個層次：頭6冊是供初中用的，也就是每個上九年義務教育的人的必讀課本；後6冊是供高中用的，也就是有條件上高中的人的必讀課本。因此它應該有迴圈加深的特點。我雖然有此志願，只是學無根底而年已老邁，自知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但是，倘若有志於此的年富力強的學者願意擔當起這個神聖的任務，我還願意以衰朽殘病之軀追隨左右，協助做一點添磚運瓦的工作，與有榮焉。這實在是我可以設想的21世紀對祖國、對人民的最好的禮物！

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著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
——李慎之：《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

這就是先生的坐言起行，先生的“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先生置龐大的國家機器和各種意識形態禁錮於不顧，兀自召開會議，作出規劃、分工。除了何家棟先生幾位清貧志士“協助做一點添磚運瓦的工作”外，整個社會完全無動於衷。這一切，都絲毫無損先生踐行這一宏大而樸實的“志願”的古道熱腸。無數後來者是否會從一個八旬老翁的夙願中再次傾聽到中國古代聖賢的不朽誓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當中國終於建立起自己的現代公民社會時，億萬男女公民也許早已記不起曾有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為他們的公民尊嚴、權利、責任、義務而流盡最後一滴心血。先生當不會為此悲哀。

無論西方哲人抑或東方聖賢，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以傳播真理、綿延文明。蘇格拉底不惜生命代價而為“青年的導師”，托爾斯泰以譽滿全球的聲譽卻不惜花費精力為孩子們編寫“初級課本”；中國自“萬世師表”孔夫子以來更有兩千五百多年“師道”傳統，近代仁人志士無不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和“新民”的精神致力於國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復興。

中國和世界平民教育與鄉村改造運動卓越奠基人晏陽初于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人類四大自由原則外，提出“人民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為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睜開眼睛，識字讀書，擴大心胸，培養知識力、生產力、強壯體力、組織力，為中國新民”奮鬥了八十年，而千古傳頌；

梁漱溟、盧作孚、張伯苓、羅家倫、陶行知、黃炎培、梅貽琦、謝循初、吳鑄人等先生都曾為中國現代教育嘔心瀝血，卓然成家。據稱，就連沒有接受過現代完整教育的毛澤東，晚年也厭倦于“領袖”、“統帥”、“舵手”一類缺少雅望的稱號，只希望保留“導師”一項，稱其晚年的願望是回湖南老家做一名普通教員。

先生“做一輩子的中學公民課教員”的心願，最與陳獨秀晚年編寫《小學識字教本》略同。陳獨秀晚年患高血壓，不顧“左邊耳聾、右邊腦子時時作痛”，將生命最後三年全部用於“下一代兒童能循此學習，當省卻許多腦力”的識字教本上。“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學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見解，又不願寫”，陳獨秀只好獨自辛苦，當寫至下篇《合體字》“拋”字時，還未作解釋，便成絕筆，連《小學識字教本》上篇的油印校對稿也沒有看到，這名中國共產黨締造者、“五•四”運動總司令、新文化運動旗手便在江津郊野窮鄉僻壤一戶簡陋的瓦房裡拋棄塵寰，撒手西歸。

先生早年幸逢一名優秀的小學公民課教員，青年時代自己做了深受歡迎的中學公民課教師，從中年到晚年，先生更深感“千差距、萬差距，缺乏公民意識，是中國與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因而衰年發心，致力中國公民教育。“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時時都在為喚起人們的公民意識而努力。可惜，慎之先生走了，中國失去了一個最優秀的公民老師！”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從美國歸來，立即找李郁詢問公民教育進展情況，並且給我寫了封信：“問了一次李鬱，才知道先生已著手開始公民教材的準備工作，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夠成立‘公民教育研究會’，那就是可以千秋萬代的工作，我們這一生就可算有一個目標，也有一個歸宿了。（對我們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雖然很低調，但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現在社會上思想混亂，如果我們能編出一本公民教程來，對政府與人民，中央與地方，立法與行政，行政與司法，立法與司法的關係……都有順應世界潮流合乎文明原則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麼樣的英雄好漢敢來挑戰。

直到去年年終，慎之還在約任不寐參加編寫《公民課本》，可見慎之在這個問題上始終沒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說：“頑強奮戰後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這不過一次小小的挫折，我們永遠也不會接受失敗。我相信慎之設計的《公民課本》或《公民試行教程》是一定能編成的。
——何家棟：《未了的心願——懷念慎之》

先生對中國和世界的前途始終保持謹慎而堅定的信念，這種信念得到民族命運和時代精神以及歷史事變的“支持”，更得到世界潮流和中國歷史大勢的“支持”。

先生最後的信念和支持，則是源于他與現代專制主義長期對峙、從生命意識最深處噴湧而出的現代中國集大成的聖賢世界的支持。

當代中國，孤獨、悲觀如先生者，可謂寥若辰星；通達、樂觀如先生者，也可謂寥若辰星。先生正是在中國的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最寬廣的譜系之間，展示著一個聖賢生命的光彩。

先生對中國和世界前途持長遠的樂觀，因為：

“真理在我們一邊”，
人性在我們一邊，
歷史的辯證法在我們一邊；
天命、上帝在我們一邊。

先生對中國最終寄于樂觀希望，是因為他已看到了中國的希望，那就是復興自由主義，走向全球化。

先生衷心推崇捷克共和國前總統、“布拉格之春”代表人物之一哈威爾，推崇他在“後極權社會”中呼籲人們憑良心說真話的勇氣和智慧，推崇他那看似離奇實則真實可靠的“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推崇他那神秘的信仰：“希望、驚奇、博愛、對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它存在於任何事物的背後，又居於任何事物之上，對此，人們應當永遠謙卑。”

先生是1949年以後最早反思和警覺史達林主義的中國人之一（他曾為此向毛澤東提出實行“大民主”，建立憲法法院，“還政於民”，並主編過中國唯一一本《批判史達林問題文集》）。他隆重推介哈威爾，因為這名捷克劇作家不僅也是從史達林絞肉機裡“滾”出來而繼續追求真理的思想鬥士，而且是東歐“天鵝絨革命”一面勝利的旗幟，是以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戰勝了史達林主義的一個劃時代的典範，對中國有著非同尋常的啟示意義。更重要的是，先生從哈威爾身上發現了剷除專制主義的最尋常而最有效的武器，即從每一個人內心一點一滴地剔除專制主義的存在基礎，用人皆有之的“良心”和“真話”的權利消解、挑戰以至最終終結專制主義。這與甘地“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惡”一樣，都是直指本心、訴諸人性的大智慧。

歷史沒有以蘇俄（它的巨變太艱難太複雜）、而是以一個東歐小國的自由之光來顯示其本性和希望，但在先生焦渴而敏銳的眼中，它已經足以讓中國欣喜、振奮、嚮往了。

先生幾乎逐字逐句引用的哈威爾的貌似簡單的話，想必也可作為他所希望的現代精神在中國最終勝利的借鑒：

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

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

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生無法壓制的轉變。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麼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的良心的聲音，甚至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于良心的呼聲之上的責任。

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所支援，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這些都還不是癥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只顧自己……（我這樣說時）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 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但是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它將來也不會得勝。只有那些相信自己瞭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沒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縱歷史的人才會安于得勝的觀念。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我們前面還有許多困難的時刻，得勝的只是一個真正的希望。

先生諸多願望之一，是為中國人編撰一本蘇俄、東歐二十世紀史。先生是《第三帝國的興亡》這本深刻影響一代中國人的歷史巨著的主要策劃人和主要譯者之一，對二十世紀為禍世界的極權主義有極深刻的研究。史達林主義對中國的災難性影響，先生更有切膚之痛。完全可以設想，由先生主其事編撰的與“第三帝國”孿生的“第三羅馬”的興亡史，一定會使中國從極權主義濃黑的陰霾中再次驚覺。“哈威爾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情況。在那個時期，生活的邏輯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開腔，我一定滅亡’。例子多到不勝枚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還有哈威爾本國的斯蘭斯基都是。哈威爾應該認識到，從那個時代轉變到人們多少可以爭取‘說真話’，‘從小處著手’，橋下流過的水（不，是血）已經很多了。”既然歷史已經走到後期極權主義社會，那麼也就可以套用中國人十分熟悉的雪萊的詩句：“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李慎之：《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人生哲學》）

自由不僅出自人類本性，而且出自宇宙本性。自由是天地間最基本最普遍最無須強制和闡述的精神，人性和文明一天也離不開自由。近代以來，人類所有偉大的歷史運動，莫不高舉自由的火炬。對自由有獨特理解的馬克思，也把自由與共產主義相聯繫，甚至在骨子裡從不理解自由為何物、視自由如寇讎的造反派頭目毛澤東在掌權以前，也沒有少以自由相標榜。

使將來的歷史學家難以理喻的是，自由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一度成為洪水猛獸式的異端，成為國民生活的最大禁忌，甚至成為修辭學上的一大避諱。

西方經過希特勒和史達林兩大反自由帝國的興亡，自由主義已經長成參天大樹，並成為現代西方自我約束、矯正的天然武器。中國雖然不必從頭開支構建自己的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卻必須踐行自由主義的道路。

先生不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開山祖師，也未必能稱為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權威，而是1949年、1989年以後自由主義在中國兩度中斷之後起死回生的“破題人”、自由主義實踐的領頭者、自由主義目標的預告家。

先生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抱有罕見的樂觀，他的理由未必賅備、深刻，卻以其特有的“宏大敘事”風格，為中國自由主義展示了歷史－邏輯的趨勢：

我們已經有了一百年的傳統。……中國儒家和道家這樣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與自由主義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資源。

我們正在轉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必然發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

我們現在正處在全球化的時代。經濟市場化已成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義也越來越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價值。

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二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到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發軔和復興》

西元耶酥1840年或孔子2391年或略稱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第一次發生翻天覆地的轉向，中國第一次成為世界的中國，中國的命運第一次與世界結為一體。對於中國，這是開天闢地未有的大變局；對於世界，這是劃時代的大事件。

無論有多少迷誤、悖謬、悲劇以及驚覺、抗爭、成就，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華民族，其安身立命、其現代復興，都只能在與世界潮流的際會和融匯中，才可能求取。

無論中國如何驚濤駭浪、經緯萬端，都可以概而括之，“回過頭去看，許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論是維新還是救亡，不論是三民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也不論是搞世界革命還是與國際接軌，統統都為的是走上全人類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

先生對中國最重大的貢獻，是把全球化的潮流、趨勢、方向引進中國，以中國古代偉大德慧把中國引向全球化。先生是二十世紀末中國最終擺脫厄運、晦氣和異變，走向世界、走向現代、走向全球化的歷史性觸媒，是蘇聯解體、東歐易幟、中國現代轉型風雨如晦之際，為中國另辟路徑、為中國歷史貞下起元式的現代悖興而英勇前驅的精神摩西。

2010年2月11日 重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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