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孫中山

明天，西元二００八年五月二十日，馬英九先生在臺北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這是一個在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地點發生的特殊的事件，不僅對於臺灣，而且對於中國乃至亞太地區，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臺灣的自由、民主道路已經不可逆轉，其憲政理想和政黨輪替制度再次獲得歷史性的認同和鞏固。

理性、現實考慮再次君臨臺灣，民進黨的權力哲學和歷史抉擇已被臺灣主流民意否棄，由族群、黨派、歷史恩怨和統獨之爭導向的臺灣內在分裂的結構性危機，已經大幅減小，雖然無人可以逆料臺灣未來命運的圖景，但可以肯定的是，經過五十年日據統治、四十三年蔣氏父子威權時代，和二十年困厄嬗變，以馬英九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東山再起，重新執政，標誌著臺灣命運展開了新的一頁。

更重要的是，海峽兩岸關係和中國整體命運將出現前所未有的演變。

馬英九上臺，意味著中國二十世紀的經驗、教訓將被重新總結，意味著被戰亂、割據、革命、造反、復辟、外族入侵和異域思想征服所反復中斷、扭曲、撕裂的中國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可望得到某種程度的復活，意味著在演化日亟、吉凶未蔔的全球化當世，中國在道德、智慧、胸襟和選擇上可能發生一次前所未有的整合，從而給東方和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希望。

馬英九上臺，意味著１８９４年《興中會宣言》首次所提“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民族革命理想，將再次成為中華民族的共識。中國近代以降，建立民族國家的歷史使命重新成為十五億中國人的共同天職。意味著作為西方十九世紀中葉激進主義一支的馬克思主義和“半亞細亞普遍專制主義”的列寧－史達林主義及其東方變種毛澤東思想，已不能解釋、更無資格“指導”擁有五千年文明、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文明－生命共同體的現代選擇。中國對自身歷史、種族、文明、地緣、命運、使命的認同，已使大陸宗奉的一黨專制和意識形態偏見成為累贅和障礙，孫中山先生倡行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無可比擬地比一切外來思想和任何專制主義更合乎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馬英九上臺，意味著中國二十世紀歷史面臨一次新的反思與總結。其中辛亥革命、北伐東征和抗日戰爭，作為中華民族存亡繼絕，求取獨立、自由、尊嚴和強盛的三次民族戰爭，應當獲得真實、客觀、公正和正史式的首肯、頌揚與修復。

馬英九上臺，意味著中美關係和東西方關係將出現前所未有的契機。臺灣區別于作為殖民地的香港，更有別于作為西方激進主義實驗場的大陸而最可引為未來中國的借鑒之處在於，中國與西方文化將得到前所未有的新的綜合。這一綜合，一旦與作為中國文化母體的大陸正面遇合，其前景實在未可限量。

命運青睞于馬英九，歷史垂顧於斯人之處甚夥。作為哈佛高材生之前，他已飽讀中華詩書，且從父母身上內在領略到“中國”二字蘊藏的豐富含義。生於資本主義的自由飛地香港，天然擁有一種歷史悲情血脈，更讓歷史感歎的是，蔣經國先生慧眼獨俱，為未來中國的重建選培了棟樑之材，真可謂得天獨厚，高蹈前修，一枝獨秀。馬英九雖身歷國民黨衰頹、台島亂相環生，以及個我人生的沉潛磨洗，透識人世天道的變化無常，卻秉持做人行事、為官勤政的仁者立場、君子風範，決不隨波逐流，苟且投機，一反中國權力世界的油滑、世故、卑污、邪惡、狡詐，更不專權牟利，結黨營私。如此得中西文化之精萃，外秀內中，俊美而樸拙，知所感恩、敬畏、謙卑的政治家，實是天下至寶，中國之幸。

公正而言，馬英九上臺，與胡錦濤數請連戰不無關聯，臺灣大選前後，大陸涉台言行可稱適度。若干年中屢見不鮮的頤指氣使，霸道蠻橫基本被克制，在經貿、三通、直航、熊貓等“民生”議題上，其直接呈現者，並無明顯不當之處。當然，大陸幾十年混淆手段與目的的“統戰”法術，仍然遠未消散。

同時，大陸宣傳部主導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文化藝術作品，仍然充斥內戰思維和黨派恩怨，就在臺灣大選期間，“中央電視臺”播放的“周恩來在重慶”和“西安事變”等反映國共關係的大型影視片，仍然顛倒是非，詆毀蔣中正及其領導的政府和軍隊，醜化“舊中國”，對毛澤東們極盡歌功頌德，顯示大陸以階級、政黨、意識形態，在政治、歷史、精神製造中國人之間的對峙、隔閡和你死我活的分裂陳法，並無改觀。

胡錦濤與連戰等臺灣“泛藍”人士握手言歡的事實，與中共宣傳部門的相反作為，凸顯出大陸“對台政策”的內在矛盾，讓世人費解。

無論馬英九出於何種動機，其所申言“不統，不獨，不武”，以及以臺灣人民福祉為重，以臺灣命運為主的思維，都有其正當意義。作為臺灣社會執政黨領袖，馬英九當然應該首先對臺灣負責，在任何情況下，不出賣臺灣人民利益，不謀求與臺灣的自由、民主、多元、憲政價值衝突的目的，不以臺灣作為實現個人理想的工具和手段，更不能與大陸中共私相授受，達成任何秘密交易。世人有足夠的證據相信，馬英九屬於對權力與個人私欲之間的關係有清醒體認的政治大家。

同時，包括臺灣島內，不少中國人對馬英九抱持輕蔑、“超然”甚至冷漠的姿態。

君不見，馬英九兩度置身檢察院，臺灣部分精英都以看客的姿態冷眼旁觀，一些自詡為馬英九友人、同僚者，並未表現出任何同情關切。

君不見，大選前夕，在傳媒公開露面的臺灣知情、資深人士，大都熱嘲冷諷，旁敲側擊，模棱兩可，其目光之詭譎，言辭之無謂，居心之不軌，更甚于陳水扁之屬。

君不見，即或馬英九以真正壓倒性優勢獲勝後，臺灣精英們還酸腐庸俗地指責他狂妄、缺乏魄力，直到馬英九在人事佈局上讓庸人驚愕不已時，臺灣精英還在油言潤舌，虛光盈目。

我們卻要以另一種名義，另一種聲音，告語馬英九，那就是中國的命運，中華民族的使命。

前面提到，馬英九上臺，意味著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再反思、再討論、再總結，意味著中國精神的復活，而這一切，都只能在一個前提下，即中國在全球化時代走向終極統一和現代復興的偉大使命開始成為現實。

馬英九作為臺灣民選領導人，必須對臺灣人民負責。但馬英九畢竟不是陳水扁，國民黨畢竟不是民進黨。知曉海峽兩岸和國共兩黨關係者都清楚，如果蔣經國再活十年（甚至五年），如果大陸沒有發生“六•四”血案，沒有出現嚴重倒退，中國統一已經可能在二十年前正式展開。

歷史無法倒退，從更大的尺度看，即使蔣經國與鄧小平兩位莫斯科中山大學同窗能夠主導兩岸和談，也只能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格局。天意如此，只有在馬英九上臺後，歷史才能把國家終極統一這一偉大使命垂降於世。

馬英九幼承庭訓，飽讀中華經典，大學期間又為“保釣運動”理論家。其父馬鶴淩臨終前曾囑咐：化獨漸統。馬英九生性醇孝，在其祭奠乃父的文字中，再次提及亡父生前對他的期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我相信，深摯的家國情懷，深藏的天下意識，乃是馬英九銘記於五內的人生抱負和政治理想。馬英九比任何人都清楚，臺灣過去、現在、將來都不可能脫離大陸，歷史雖然給予臺灣太多悲情和失意，但這一切都將轉化和昇華為民族生命的新生，而得到歷史的補償。馬英九一定清楚，大陸數以億計的同胞幾十年間承受的苦難和不幸，不僅在規模、時間上遠遠超逾臺灣，而且在性質上更非臺灣人民所能完全了然。馬英九此種“一身而二任”的處境與使命，應成為世人觀察其舉措言行的“不二法門”。

真正讓我們可以抱某種樂觀心情的是，畢竟冷戰已經結束近二十年，造成中國分裂的內戰也已在無形中結束三十餘年，籠罩中國幾代人的內戰陰雲已漸消散，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讓中國人擺脫二十世紀上半葉“走俄國人的路”，“一邊倒”的悲慘結論，獲得了一種世界性的支持。沒有任何民族比中國人更需要重新恢復民族自信，沒有任何力量有理由維持在中國人之間強分階級、強行鬥爭的哲學和制度。同時，另一種可能，另一種歷史結局，同樣存在，同樣讓中國有識之士憂心如焚。從１９９９年“九•一一”事件開始，直到眼下的奧運“聖火”和四川大地震，在中共“冷戰”和“內戰”思維灌輸下成長起來的大陸青年一代，已經再三表現了狂熱、偏激、拒斥現代普世文明的病態民族主義。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早已痛感此種由官方悉心培養和導引的民族主義，一旦與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力量融為一體，其後果將不堪設想。屆時，一切時代一切國家的民族主義的“雙面刃”效應——民族主義既為專制所用、也為自由所需的慣例 ——將在未來若干年“一邊倒”為專制主義最強大的基礎力量。如果這種趨勢不可逆轉，那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東西方出現的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以及中國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將成為一場真正史無前例的浩劫的預演。

能制止中國專制主義導引的民族主義走向完全失控境地的重要途徑，便是重建中正、剛健、合乎中華精神與世界普世文明之道的新民族主義，這種新民族主義必須有一種相應的歷史載體。只有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現代統一，能滿足並昇華地球上最大規模、也最非理性、最可能釀成空前浩劫的民族主義的正面需求。

應當異常清醒地看到，如果任由中國民族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結合分孽出新的擴張性力量，臺灣很可能首當其衝。如果採取鴕鳥政策，未來二十年左右，台海之間所謂的現狀維持，將被我們無法想像的危局所取代。無論臺灣島內還是來自包括美國方面，企圖以海峽、商貿、功利和交易等現實功利目的來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局面，都是機會主義的選擇，最終都可能導向對抗和戰爭，而不可能達成真正持久的和平和雙贏的局面。

大陸不能容忍民進黨的台獨政策，同樣不能容忍國民黨維持現狀的政策，其中隱藏不露的民族主義，一旦被公開鼓勵，兩岸關係將在一夜之間滑向對抗。

如果臺灣國民黨當局試圖以任何功利性質和投機心理，讓臺灣陷於維持現狀的虛擬狀態中，它不啻在臺灣預設下人造地震的導火索。

馬英九上臺，使上述陰鬱的宿命式的可能性不會變成現實。事實上，歷史留給他的空間前所未有的開闊。

他只要在尊重臺灣民意基礎上，接過大陸中共“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的莊重承諾，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充分運用現代文明工具，在條件具備的時候，以正式、公開、對等、不設限、無條件的方式，與大陸展開接觸、交流、談判；只要大陸不因為突發事件或難以逾越的阻礙和困難，放棄“和平統一”和“一個中國”原則，馬英九就可能成為開闢中國歷史新紀元的人物。

簽署停戰和平協定，結束兩岸敵對戰爭狀態，這是大陸已經釋放的具有特殊意義的善意，也是馬英九當下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我們有理由期待，從明天開始，在二００八年年內，國共兩黨作為兩岸執政黨，代表兩岸政府和人民簽署此項協議。如果這個期待變成現實，那將意味著，導致中國從領土到精神上的分裂和對立的可悲歷史，將到此終結。不難推測，兩岸中國人和全球華人世界將以前所未有的欣慰和祝願為之慶賀，國際社會也將以同情理解對待之，中國將誕生一種新的歷史感，中國人六十年間的對立、仇恨和戰爭狀態累積起來的歷史鴻溝將開始彌合。屆時，簽署和平協議的雙方獲得類似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榮譽，當是題中應有之意。

兩岸走向對話、和解，勢必導致中美、中日關係的變化。美國從威爾遜總統以來，一直是中國的朋友和盟邦，尤其在攸關中國命運的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中美之間並肩作戰，中國為美國爭取到寶貴的戰略轉機，也接受了美國真誠的援助，中國從此悉數廢除不平等條約，參與始創聯合國，中國民族精神達到峰極，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空前提高。

中美如果在冷戰終結二十年後，在全球化時代條件下，關於中國終極統一與東亞及亞太地區長期穩定與繁榮，達成真正具有長期戰略意義的共識，那將是中美兩國共同的最大利益與願望所在。簡言之，美國深度理解“中國幾千年來在文化、政治上把億萬人民團結起來，這是無與倫比的經驗”（湯因比語），這一歷史結論，同情並支持中國按照其歷史文化傳統精神和現代世界普世原則推進國家統一；同時，中國對美國和世界承諾，中國現代統一不以擴張和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為目標，相反，中國現代統一沿襲中國古代“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直到孫中山“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建共和，以進大同”，將“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和平主義，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世界漸趨大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1912.1.1）。

無疑，臺灣不可能重蹈一黨專制和威權社會覆轍，臺灣數十年間經由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和平土地改革、經濟起飛到開放黨禁、解除報禁，以至當下日趨成熟鞏固的憲政制度，應是大陸進行全面制度變革、創新的最重要借鑒。中共若真以國家民族為重，就應以謙虛和兼善的心胸，認真看取臺灣在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文化、道德上的成就。

兩岸兩黨一旦正式公開談判，中國的整體格局和氣象當為之一新。大陸幾十年噤若寒蟬、談之色變的諸多事宜將立即蛻掉其黨派偏見、獨斷和意識形態包袱。從每一個中國人的天然利益和歷史邏輯出發，一切舉凡國家統一者，舉凡國體、政體、國家主要概念、範疇、結構都應一一得以重新審查、辨析、厘定、認同。諸如政治、法律、外交、國防、貨幣、教育、文字……全球化時代的國家統一，其實質乃是中國再造之過程，全體國人無分黨派、階級、民族、性別、貧富、宗教信仰、政治立場，皆可發表國是讜論；新聞、出版、言論、結社諸項現代民權、人權皆不言自明，而受到法律保障。

誰也無法預言中國現代統一的進程、事象、影響、成果。中國統一作為中國民族意識和歷史使命的正面實現，它呈現的是方向、道路、目標，而並無劇本和任何固定的模式。它的性質、方式、參與人士以及各種不可預料的偶然性，都將使中國人獲得前所未有的機會、選擇和無限豐富的可能性。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

也許是某種天意，中國在西元前221年完成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式統一。此後兩千餘年，中國長期處於王朝更替循徊的停滯社會，而歐洲正由於其分裂狀態，導致各種競爭和文明演變。同時，歐洲的分裂由於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核戰爭可能性，已經難以為繼。聯合與統一已成為歐洲和人類新文明的新形式。中國既已付出兩千多年專制停滯社會的高昂代價，就不必重蹈歐洲分裂舊路。而蘇俄通過解體結束74年專制痛史、走向自由新生給予的啟示，對於中國也許正好呈現出相反的形態。由於民族、歷史、文化、地緣、命運的特性，中國將經過全球化時代的現代統一，結束一切專制制度，完成自身的現代轉型，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出發，綜合大陸、臺灣、西方、蘇俄的經驗、教訓，開出中國與世界的新路。

中國需要馬英九式的君子風範，中國還期待一種聖賢氣象。，畢竟，中國還有那麼多夙願未了，那麼多壯志未酬。

馬英九，加油！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上午王康於望京西

（原載《民主中國》2008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