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2006年4月20日按：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王康用了一周時間率心落筆寫下了這篇近九萬字的長文，全面評價當時“倒下整整一年”，被全社會迅速遺忘的中國苦難代言人劉賓雁。明知“其實沒有人需要，更不可能發表”，他和幾個朋友連續四個晝夜打字、校對、印刷，然後他帶著文章一刻不停地沖出門去，搭乘十四日當天北上列車，趕往北京。漫天風沙中，當他敲響劉賓雁家門時，發現劉賓雁已人去樓空。那天是三月十六日（十五日？），他轉身乘車急馳到機場，航班已雁沒青天：在國內被剝奪發言權的劉賓雁衝破重重阻礙，赴美國講學了。不知當年的犬儒之鄉內，為劉賓雁送行的有幾人。曾受劉賓雁邀請到“人民日報”工作卻婉言堅辭的王康，送人未見。瀚海百丈冰，愁雲萬里凝，他穿過滿城黃沙，相伴高天寒月，一路嘔吐著返回，大病一場，還因此遭到北京某學者名人的冷嘲。劉賓雁此一去十七年，直至去歲年終抱病客死他鄉。王康的這篇長文寫就束之高閣，一放十八年，連劉賓雁本人也是十五年之後才讀到。愛因斯坦曾經指出，“每一個有良好願望的人的責任”，就是努力“使純粹的人性的教義成為一種有生命的力量。”他說：“如果他在這方面作了一番忠誠的努力而沒有被他同時代人踐踏在腳下，那麼他可以認為他自己和他所處的社會都是幸福的了。”（引自《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53）情況在中國剛好相反。劉賓雁一生的坎坷以及王康此文的命運乃是證明。“大遲”是王康此文收墨時落定的筆名，歲月滄桑中定眼望去，讖語一般。時置劉賓雁去世數月的清明之際，征得作者同意，文章一字不改登載於此，見證歷史，悵惘千秋，饗于讀者，但願不太遲。
目 錄
代 序
導 言
一 中國的發現─兼評《人妖之間》
二 轉向廣場──兼評劉賓雁的當代史觀
三 新人道主義──兼評《第二種忠誠》的人道主義內涵
四 “極左”階級的公訴人
五 尚未了結的公案：1957年
六 新聞與自由──兼論劉賓雁的新聞觀
七 批判的權力和代價
後 記
代 序
作者：甘蘭
謹以此獻給作者
在我看來，人類尊嚴最美妙的時刻，仍然是我在伯羅奔尼薩斯山上所見到的情景：它不是一座塑像，不是一面旗幟，而是三個希臘字母οχι：意思是“不”。
〔義大利〕奧林埃娜·法拉奇
1987年1月24日，中國的執政黨宣告同一位作家決裂。作家的名字叫劉賓雁。真理既複雜又簡單，複雜到它引出了一部劃時代的專著──《劉賓雁與當代中國》，簡單到可以歸結為一句話，面對身邊發生的不義，劉賓雁竟說了“不”！
在我們只會唯諾稱是的幾代人中，有多少神聖的生命被任意剝奪，勞改營吞噬了多少自由的人身，波爾布特式的大驅趕，又使多少無辜的人被下掉“戶口”，葬身在中國農村的饑寒交迫之中。這些人血，這些人肉，不是什麼哲學和理論，也不是什麼路線，左、右傾問題，它僅僅是活生生的罪惡，不管以什麼名義，都是罪大惡極。這罪惡與政治、經濟、文化和傳統固然有關，但直接製造罪惡的是人，是劉賓雁孤身奮戰扭住不放的那一個個、一群群有名有姓的壞蛋，掌握了權力的殺人犯。
“不”──是一個否定判斷，與“是”這一肯定判斷形成對稱的兩極，這是人類思維的根本模式。思維過程的本質就是從“是”或“否”這兩極中任選一極，進行判斷、推理和形成概念。是人都會說“不”。人是從什麼時候起會說不的呢？大約從娘胎裡生下來十八個月之後。令人驚異的是，中國人居然演化為人類中的一個新變種，思維過程竟呈單極模式。反觀自然，連動、植物都是具有完美對稱性，可以斷言我們根本違逆了宇宙意志。
這新品種中第一次出現了一個人，他對身邊發生的罪惡和不義站出來作證了。他把意識形態還原為罪惡，把理論上學術上糾纏不清的問題還原為生命和殺害生命，把人民和它的“先鋒隊”還原成害人的人和被害的人。這一聲“不”，把地獄撕開了一條縫，這條縫就是劉賓雁同執政黨的裂痕所在。
單極思維產生了中國人特有的聰明，也產生了中國人特有的不幸。當劉賓雁單槍匹馬，十載寒署，用一百多萬字字句句去緊叩地獄之門時，於芸芸眾生之上的知識精英們，正全力以赴同罪惡展開了教條上的詭辯。一個自詡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掩埋好同志的屍首，揩乾淨身上的血跡”，轟轟烈烈地掀起了文化熱。劉賓雁就是在熱到頂點時倒下的。
劉賓雁倒下整整一年了，中國社會好象遣忘了他，歌舞昇平恭喜發財。這絕不是誇大其辭，君不見老年迪斯可熱，霹靂舞熱，熱烈的人們風風火火，狂湧向一個海南島，據說那裡能發洋財。要知道，劉賓雁為之請命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個有名有女生的弱者、小人物構成的人民。人們啊，你這樣冷漠，是因為你們徹底喪失了說“不”的功能，由此你們也從文人雅士那裡得到了一個封號──下里巴人。
面對劉賓雁的厄運，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的反應又怎樣呢？同下里巴人毫無二致──拒絕反應。他們在“四個堅持”的高牆內勤勞勇敢地耕耘、創作、切磋、研討、引進、尋根、出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寒磣劉賓雁：顯出他的落伍，他是過時的西緒福斯，他寫的東西人人都要看，他肯定是一個十足的大傻冒；用那些貌似稀奇實則陳舊的東方式人文成果，取悅外部世界，暗示當局自己與劉賓雁的區別。凡此種種，其狀之可惡，尤勝於下里巴人。
一切從高級雅興出發，玄談理論和成果，一切“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身法手段，絕無助於認識和解決當代中國人性命攸關的現實苦難。狡猾的狐狸什麼時候戰勝過獅子？不過是從單極思維派生出的聰明，不過是毫無責任心和正義感的暴露。一個民族聰明多了，智慧就少。對別人的厄運和災難的冷漠，對不義和邪惡的姑息的視而不見，必將使自己成為“下一個”而身受其害。（其實，中國的下里巴人──人民倒是愛戴和關心劉賓雁的，他們不過被迫失去了講壇和舞臺，難以表達而已。劉賓雁被開除出党後，大量的信件、電報寄往他的寓所，無日無之，全是些素不相識的人向他表達一個心願：我們敬愛你，我們支持你。）推而廣之，唇亡齒寒的道理，正確到也適用於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厄運和災難採取視而不見和逃避責任的態度，不但最終使自己身受其害，而且整個人類亦不得安寧。因為人類註定了是一個整體。這種不幸的結果，不是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格局證明了嗎？由於東西方的對峙，西方世界有多少巨額的美元被用在軍費開支上，而不能用來解決失業、生態環境和發展新技術。
我們既然演化為人類的一個新變種，那麼，人類一切既有的知識體系──對稱思維的產物，對我們還是適用的嗎？在一切確切的知識技窮的時候，中國是自化膿血，還是走向宗教？對一個五千多歲的老人的歸宿，歷史恐怕多半會判為前者。
中國人還能得救麼？
劉賓雁貼近人民，中國的知識份子階層卻疏遠了他。面對劉賓雁的厄運，終於有一個人挺身而出，頂上了劉賓雁的位置。當一個人老是存有某種念頭，他就像是在發高熱一樣，他的頭腦充滿了活力，追求著發展和自由。為此，他寫了一本書，叫《劉賓雁與當代中國》。
作者生於1949年，按中國的說法，叫“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他1982年畢業於師範大學中文系，屬於下農村當知青的那一代大學生。職業教師，在中國絕對只是個小人物，但其一顆碩大的腦袋和蘇格拉底似的前額也是夠得上絕對的。已婚，有一個長著同樣絕對的大腦袋的兒子。
他初通英語，已有譯著問世，二十歲前，就通讀過了歐洲古典哲學，功力匪淺，精通西方現代哲學；喜畫油畫，技法中等，但對西方現代派繪畫理論的熟知和研究，卻令專業畫家傾倒；至於國粹傳統文化，他亦有相當造詣，尤工於新儒學；還會拉一點小提琴。用他中學（一所有名的學校）時班主任的話說：他是班主席，當時提倡德、智、體、音、美全面發展，除了不會唱歌以外，樣樣都是全班第一。考進大學後，未經校方許可，自己組織了文學社，領導過校內的“民主選舉”運動，差一點做了魏京生的同道。
以他的才具，本可以在任何一個領域弄個青年什麼家當當，取得知名度。可是他順從了自己的良知，從自己和人民的苦難中，把目光投向當代中國問題。學術成就安息不了他痛苦的靈魂，況且，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也就無真正的學術可言。他既然思考當代中國問題，良心使他不能回避“劉賓雁現象”，於是寫出了《劉賓雁與當代中國》。
“當代中國”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它是從五千年歷史因襲下來的，在當代又與西方結下了不解之緣。按我們中國人組班子寫作的習慣，也是難以勝任的；由一個人來完成這個認識過程，駕禦這種系統工程，簡直難以想像。他必須具備通曉古今中外的淵博學識，獨到的真知灼見，罕見的歸納、演繹能力，一句話，他必須與御用理論和一切偽理論不同，找到當代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主觀上具備了這些條件，仍碰到資訊阻塞、資料封閉、“盡皆機密”的問題，研究的物件和素材都消失在官方的掌握之中。英雄與英雄為伍，智慧與智慧相通。他就像劉賓雁一樣，一掃考證遺風，杜絕學究惡習，直面人生，把握住當代中國人民的處境和命運，緊緊抓住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特別注意了研究重大社會事件，在不到七天之內，廢寢忘食，晝夜匪解，寫下《劉賓雁與當代中國》一文，從而完成了這一使命。
讀了《劉賓雁與當代中國》，你會產生這樣的感覺：它是認識當代中國問題的一把鑰匙。作者對於現實的沉思多於對歷史的反思，對每個中國人至關重要的個體存在的方式和發展條件的關注，多於為人而存在的國家、社會的關注，從而避免了大而無當的玄妙深奧。劉賓雁對中國當代社會天才般的發現，在他這裡完成了推導過程和理性總結。他以獨到的見解，揭示出當代中國社會和人的種種關係後面的精神本質，超越了唯物主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率先完成了對劉賓雁的反現，堪稱中國第一。在劉賓雁被開除黨籍之後，為劉著書立說，哪怕只寫了一頁，也將永垂中國歷史。
現實的黑暗沒能蒙蔽他敏銳的眼睛，時髦的幻覺沒能誘惑他的大腦，他天才般地洞愁到劉賓雁同執政黨的裂痕，就是地獄的出口。中國值得慶倖。美中不足的是，由於他那觀念部分高度發達的大腦，《劉賓雁與當代中國》的思辨意味濃了些，理念的成份多了些，稍稍影響了對當代中國社會中善惡是非的評斷，削弱了道德的批判。
說到此，本該署上年月日了，突然想到一個令人揪心的問題：《劉賓雁與當代中國》會不會使作者付出生命的代價？他還沒有出名，死了也沒有多少人會知道，這會降低安全係數。這絕不是危言聳聽，當世俗政權有權裁判個人純精神方面的事務時，將導致人和人的互相仇恨和殘殺，因為在消滅異己信條和思想的同時，必須消滅生命本身，這已為一部人類歷史所證明，在中國更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任何世俗力量無權裁決個人純精神方面的事務，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終於被文明作為不可剝奪的準則接受下來。擁有這種權力，唯有神，神在每個人心中，神與人的精神統一。然而，人類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教訓，並未被當代中國人所記取，面對這顆不屈的靈魂，它將何以處之？中國人總不該忘記張志新之死吧，她不乏真誠，也具有罕見的勇氣，但她生就一個奴隸的靈魂，僅僅要求改換奴役方式，作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還是被共產黨割斷喉管。請注意這兩顆靈魂的區別，在異端裁判所的眼裡，誰比誰更可怕？
唯物主義不承認良知與靈魂，它卻是可以證明的。人的行為方式在一般意義上證明人的目的動機，在最高意義上卻顯現出良知與靈魂。靈魂的本質是人的精神，良知的內涵是人的真誠。當作者用他精神生命的衝動和內心的真誠，統一起自己的“知”和“行”，從十億人中站出來邁向真理的時候，他就像歐洲中世紀著名的異端人物卡斯特利奧一樣，是在用生命作代價。熱愛真理勝於熱愛生命，這是唯物主義者難以理喻的現象和不可企及的境界。
當然，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結局。中國真正優秀的思想家少到不到半打，庸眾哲學氾濫，均平主義橫流，使我們的民族背上了沒有悲劇、沒有英雄、沒有史詩的惡名。不要再像冷漠劉賓雁那樣冷漠他了，難道我們民族只配五百年出一個邪惡的天才。在作者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曾問過他：“你想拯救誰？”他回答道：“我永遠不對人失去信心。古今中外一切專制極權者的目的，就是要人們對人本身失去信心，你不要這樣，我們大家都不要對人本身失去信心。”
人們啊，一定要認清我們所處的歷史存在，大型畫冊上的八十老叟和在天安門上的頭像，標誌著我們正處於一個君臣父子的時代，唯其如此，你們更要認清：誰是中國人民真正的兒子。
1988年3月10日
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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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一切人類的價值的基礎是道德。我們的摩西之所以偉大，唯的原因就在於他在原始時代就看到了這一點。
〔德〕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當代中國的本質是什麼？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如何？我們正在走向什麼目標？在多大程度上，我們能發現並阻止新的大規模的荒唐的災難突然來臨？離開中國現實去發展文學藝術、去實現個人終極目標可能嗎？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將在多大程度上步入現代化？那將是什麼樣的現代化？這一切，留給人們思索和選擇的餘地有多大？人們選擇的內在力量和外在標準是什麼？
無論如何，一切中國人從靈魂到肉身的一致性遠未消失，我們又一次處於一個迅速變異的時代，共同選擇（或不選擇）的結果將肯定大大改變中國的現實和未來。
然而，我們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史詩中的幸運兒，我們只是幾千年中外歷史事變之一的角色──是最重要的事變之一，如果我們真正達成一次正確的選擇。
一切真正影響深遠的歷史運動，都有與其巨大規模相匹配的具有堅強意志和崇高精神的人物出現。近代如萊辛之於十八世紀德國民族精神的誕生，雨果之於法國大革命，海明威、雷馬克之於西班牙內戰和納粹主義的崩潰，帕斯捷爾納克之於俄國革命，索爾仁尼琴之於史達林主義，魯迅之於清末民初……。此等人物，不僅是他們所處時代重大事件的目擊者、參予者，而且是記錄者、仲裁者，他是“歷史的必然律令為了使其祖國復興起來所召喚來的活動家中的第一代的主要人物”， 他們體現出了人類精神和道德力量在歷史發展中的價值，縱無那些在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科技和一般文化領域內留下歷史印記的人物的顯赫，他們卻常常更能持久地有益地影響人類進程，他們身上體現的博愛、智慧、尊嚴、永遠虔信等品質將越來越成為不同民族和國家的共同精神基礎，成為一代代人和睦共存的基礎，進入一切人的靈魂和語言，成為人類存在的基礎。
世界歷史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人們不難注意到，在那些文明萎縮、道義泯滅，愚昧、專制佔優勢的地方，在伊朗、越南、阿爾巴尼亞、北朝鮮、柬埔寨等國，精神發展仍然處於非常惡劣的狀態，世界歷史的尺度在這些國家將大大放慢。
人們還不應當忽視，在納粹德國、利比亞、霍梅尼原教旨主義狂熱中的伊朗國、史達林與勃烈日涅夫時代的蘇聯，科學技術的引進並沒有產生現代文明的綜合效應（如海森堡所期望的那樣，現代物理學的進步會帶來普遍的政治開放），反而出現了相反的後果，現代文明並不具備先驗的歷史統一性。其中有極複雜的種族、傳統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更有一種共同的重要原因。在這些國家，現代化被宣傳為狹隘的或抽象的純功利主義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甚至被直接宣稱為階級、集團和某個個人的利益，現代化的真正革命性精髓──人自身的確認和解放，只在為數不多的國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
至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獨立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超越於民族、國家意識之外的一批知識份子（如愛因斯坦、羅素、卡爾·波普、索爾、貝委、索爾仁尼等），都對人類及其現代文明的分裂憂慮。他們提出的許多思想原則，他們不斷發出的忠告和警誡，他們對人的現實處境的強烈關注，他們對善惡是非的敏感和清晰的判斷，他們強烈的人類意識和全球觀念、人道主義和理性力量是這個時代中促使人類從隔閡、衝突走向理解、親善，減小人類普遍苦難，推遲或永遠取消最終大限的最有價值的思想財富。而從中世紀到十九世紀那些烏托邦大圖式的設計師、神學大師、暴力煽動者以及陰謀家們，已不能為人類提供任何有益思想。
這是一個人類面對自身狀態、問題、本質、命運的時代，不妨稱之為“史前時代”的最後階段。它也是一個極其困惑、充滿危機、吉凶難蔔的時代。這個亟需想像力、勇氣，犧牲精神和寬容的時代，同時又是庸人哲學和享樂主義氾濫的時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呈現著精神衰頹的情勢：理想主義、自由精神、嚴肅神聖化的人生態度成為譏嘲目標，道德均平主義、虛幻譫迷、相對主義和各種小市民哲學與現代物質形式相互滲透，在大幅度降低而不是提高人性的素質。
無論如何，我們業已面臨又一次嚴峻的選擇。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面對絕大多數人而言最重要、最緊迫、又最複雜難辦的情況；我們既然已經身受了那麼多苦難、繳付了那樣高昂的代價，擁有那麼多遠比《百年孤獨》作者對於人生與社會的感覺更為深刻浩茫的歷史積澱，最重要的是十億生靈所共同面對的巨大的歷史之迷對我們的永恆的魅力，我們就必須在絕對的意義上思考和認識當代中國，使它擁有真正的成功和失敗，出現真正的喜劇和悲劇，這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和所有中國人的天職；十億中國人的命運得不到安頓，人類的大靈魂將永難安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多年以來，那些與中國社會有著本質聯繫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在錯綜複雜的社會變異和艱難困苦的探索中保持了心智健全和人性之美的人物，理應受到普遍的關注。
因為，歷史反復表明，正是他們，在人類進步的曠野上高揚批判的旗幟，先驅于荊棘叢生之地；歷史還每每表明，他們對舊世界、舊秩序的批判總是逃不出代價高昂的結局。一切歷史的不公正總是最先加在他們身上；歷史同時也有力地表明，他們付出的代價決不會白費，反對不義，反對邪惡，決不會枉然；因為，所有這一切，包括犧牲，都賦予未來一代以力量，他們個人的悲劇本身就是舊時代消亡的明證，一個十字架吸引了千百萬警醒者，而他們個人的不幸，必然要昇華為人類進步的祭禮，他們所承受和表達的，已不是個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願望。這種願望，常常是一個行將崩潰的世界中的方舟。
我們首先選擇了劉賓雁。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