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真理並說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遠不能作為罪行。沒有人會被迫接受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列奧教士
我們大概已經臨近了這樣一個歷史分界處：對現存的一切社會制度、國家形式和意識形態來一次總的批判。它的主要根據是：一、核戰爭的可能性逼使人類學會放棄區域性和階級性的狹隘，明白一個最無庸爭論的事實：與核戰爭相比，我們的一切爭執都失去了原有的意義；二、與第一點緊密相關，我們必須摒棄繼續造成人的對抗和疏遠的思想方式，學會共同存在和發展的藝術。
我們沒有閉眼不看世界上仍然靠訴諸武力或暴力維持生存的事實。要制止一切暴力和殺戮，對人類還是一個太高的求；但是，那是一種趨於消亡的生存手段，它不可能因為被討論而減少，要是依靠武力再次成為人類生存的主要方式，最終將導致浩劫，那就更無討論的理由存在了。我們應當轉向對新的存在方式的思考，通過有耐心的持續不斷地努力，使大多數人接受一種新的社會準則，使用理智和言辭來代替仇恨與鎮壓，給思想和輿論以足夠充分的自由，容忍和鼓勵異端見解，保護批判的權利。
批判哲學的奠基人伊曼努爾·康得在評價啟蒙運動思想時說：啟蒙運動是使人從自願接受監護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在這種狀態下人不依賴外在指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才智。這樣一種我稱之為“自願接受”監護的狀態，並不是由於缺乏才智，而是由於缺乏在沒有領導説明的情況下運動自己才智的勇氣和決斷。Sapereande！（勇敢地成為智者吧！）大膽運用你自己的才智吧！這就是啟蒙運動的戰鬥號召。
下面，我們將先把本節的主要觀點寫出來，再加以必要的論證。上面所說的歷史分界，對中國人來說，應當包括這個無法回避的事實：社會主義和共產黨自身應否批判？或者換句話說，能否再像以前那樣，在人民和共產黨之間，要麼是“自願接受”監護，要麼是對抗；中國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是否就不允許出現思想領域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知識、文化、理性、正義、真理等精神力量應否代替專政機構、意識形態、官僚和政治鬥爭、政治運動？
之所以需要明確地提出上述問題，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歷史地存在于中國人之中，存在於這個社會中；其二，誠如索爾仁尼琴對蘇共中央領袖們所說，從根本上說，我們畢竟同屬一個民族。還有一個遙遠的中國人遺忘已久的古代智慧，也可算作一個次要的因素，即《易經》所主張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
事實上，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在中國以及世界其它地區的實踐，已經處於深刻的危機之中。這種革命沒有、也不可能使它的全部諾言兌現；相反，它面臨的問題，和傳統國家沒有什麼不同──除了它始終不承認這點、堅持認為自己是最“優越”的社會這一點外，在有些方面，問題和麻煩更多，更難解決。正因為它是“千百萬人的事業”，已經成為國家制度的社會主義早已不是一批職業革命家和直接參予者的事。所以人們有權力、有責任從根本上反思（從我們都是社會主義的“產物”和參予者而言）這場革命和它帶來的所有後果。進一步說，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統治（叫“領導”、“管理”、“公僕”都一樣，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實質不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在大多數現代國家都必須接受人民的認可，並且不斷地經受監督和批判。否則，史達林、毛澤東統治下的災難就難於避免重新降臨到我們每個人頭上。
因此，我們主張，根本改變中國人的處境，最好採取文化的、理性的、經濟的乃至政治的批判逐步取得共同生存的不可逆轉的結果。不僅如此，批判應成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經常、最易於為全社會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壓、順從、蒙蔽、盲動，空諾、憤懣、獨攬、疏遠……一切我們生活中惡性的社會迴圈被公正、積極、坦率、真誠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權力等於真理、權力淩駕於真理之上的顛倒應當結束。權力首先應當成為批判的對象。從康得以來，從馬克思以來，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指示著一條真理，脫離了批判的權力，無一倖免地會成為全社會最可怕的異己力量。任何政府、政黨、政治理論、社會生活、人際關係，都無權拒絕廣泛的批判。在這個時代，批判不再只是純粹思辨中的揚棄，不再是少數人對世界的思維形式，更不應再是權力和利益侵佔者維護私欲、實行思想鎮壓的工具，而是大多數社會成員參予社會生活、體現自身價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將成為我們時代文明與進步的標誌。
批判有兩個主要前提，獨立性和自由表達權。前者包含在批判者內在精神裡，也即康得所稱的自主原則，這是批判精神的終極基礎。判別一個命令是否合符道德，最終必須由每個人決定，不經過個人決定服從的命令不是命令。自主性原則──自決權，這是人性中稟受的最高權威，一切文明、理論、道德，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而且只能由它來檢驗。後者，是人的獨立性必然要求的社會權利，自由表達權乃是內在獨立性的邏輯外延。說獨立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內容，自由表達權就是社會結構中最美好的形式。
判斷我們是否臨近（按歷史尺度計算）一個批判社會，除了我們時代的整體狀況外，另一個主要依據是一批批判先驅的出現。我們不用費時去駁斥毛澤東時期、“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無聊而可恥的“大批判”，我們應當集中精神在真正體現人和歷史精神的事物上來。
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廣泛而言，劉賓雁應當是當代中國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要描述作為批判者的劉賓雁的全部過程，目前尚難做到。我們還沒有讀到一本有關這位“爭議性”最大的作家的詳細的評介文章，沒有讀到有關的傳記和自傳；另一個原因，是批判者在中國仍然是一個被嚴重曲解的形象（劉本人就被可笑地斥為“三種人”、“造反派”、“震派”、“資產階級自由化頭面人物”、“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等等），劉賓雁這樣的批判者始終是一個“敏感”的危險人物，由於陳腐僵硬的政治思維永遠使用難以名之的特殊眼光看取他，討論劉賓雁還是一種觸犯禁忌的風險；最根本的原因，是劉賓雁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格和批判品質還在發展中（這是他的幸運，多少抱有與他同樣的批判精神的人還在思索和表達的初始階段，就過早地死去或者垮掉了）因為批判的本質是實現自由，我們無法預言劉賓雁的批判將走多遠。可以肯定的是，隨著時代的成熟、人民的成熟，劉賓雁的批判將更加逼近我們時代的真理，誰也不能阻止這種可能性，除非他本人做出相反的選擇。
我們永遠不要離開“中國畢竟是中國”這個最大的現實去思考。獨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學中最終體現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頓、萊布尼茨、愛因斯坦那裡，體現為相信物質世界是一種秩序，在根本上與我們的精神世界可以統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裡體現為否認認識最高真理是一種能夠壟斷的世俗權利；在雨果、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那裡，體現為對人道主義和理性力量的肯定。最高的獨立性必然是面對一個時代最重大的問題體現出來的。劉賓雁的獨立性體現在對當代中國那些最重大的問題的關注、思考和批判上，這些問題是：
一、從1917年俄國革命以來，七十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夠像樣的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一種國家、一種制度、一種模式”；
二、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虛幻的世界中。幾十年來，中國人為了幾個概念付出了重大代價乃至生命的犧牲，中國進行著一聲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⒈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說是完美無缺的嗎？⒉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成不變？⒊共產黨絕對永遠不犯錯誤？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必須一刀兩斷？
三、中國極左問題的實質、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種東方的、中國的、掌權的極左；
四、中國人道德、精神素質的歷史性退化；
五、中國文學除了歌功頌德外，出現了“跟中國人民的革命沒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數中國人所關心的問題沒有任何關係”、“遺忘中國人”的現象；
六、廣義、宏觀意義上的人民是不會有錯誤的，假如黨性和人民性發生了矛盾，那就是這個黨本身出了問題；
七、1957年反右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運動要寫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寫一百年；
八、在中國，有多大程度的公開，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選擇的權利；
九、當今中國有兩個歷史過程正在同時進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的經濟改革，另一個是從下而上成千上萬的人從農民變為非農民，從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狀態下解放出來，可以說是土地改革以來第二次成為獨立、自由的人。中國的歷史，歸根結蒂決定後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是自發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民間的、社會的力量，將越來越顯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話為概括上述幾方面，就是必須跟蹤一個問題，研究、追尋它，它是怎樣形成的，它今天在各個不同領域內什麼形式繼續干擾、破壞中國的進步，使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直到今天每邁出一步還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毫無疑問，劉賓雁批判思想的內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遺漏，例如憲法問題、法制問題、知識份子問題、外交、宗教、經濟、性等，又如“人民不會出錯”、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關係是否可以按“上”、“下”這個概念來劃分，等等。
而從批判這一當代中國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質出發，我們應當高度評價劉賓雁身上體現出來的獨立性。許多人都注意到，劉賓雁很少對中國問題進行理論闡述，很少徵引理論術語，以至於人們常常困惑於這個事實：劉賓雁批判思維的立場是什麼？武器是什麼？方法是什麼？劉賓雁本人究竟屬於哪一種思想體系？
對這些問題，人們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兩點不應當忽視，劉賓雁對若干中國大事進行批判思考，卻反常地缺乏理論分析，這決不是由於他不懂得理論，沒有思想；相反，劉賓雁在相當高的程度上諳熟社會科學，正因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個簡單的事實，古今中外任何理論都不能解釋中國，加在一起也不行。因為外部世界在自由發展理論的幾十年間（人們通常認為，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在西方建立主要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如羅素、薩特、波普、海森堡、海明威等西方知識份子，他們對自己的時代一直保持著充分的批判態度，對人類的重大問題瞭解得十分透徹，對西方世界及人類社會的危機和發展保持著高度的道義責任感和深刻的憂慮），中國以非常特別的方式發展出非常特殊的現實，這一歷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對當代中國進行批判思考的“悖論”：中國當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沒有理論，但任何理論都只能歪曲對中國當代史的批判反思。
事實上，中國確實像一個巨大的試驗室，人類歷史上各種文化都在這裡滲透，其中又交織著兩種相互排斥又相互糾纏的分裂：傳統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勢，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民族意識和危機拯救了它；但是經過1919年“五·四”以來的反復較量，中國人基本上意識到，不大規模引進西方文化（廣義而言，包括科學、技術、國家結構、經濟制度、政黨組織、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社會規則，等等），中國人就可能被開除“球籍”。於是綿延幾千年的歷史共同體分裂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兩部分（這種過程十分漫長，所有的中國人都處於這種分裂之中）。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開始而遠未結束後，又在另一個領域、以另一種方式開始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定為中國精神生活的基礎。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無論如何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巨大的差別而與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聯繫。只是由於政治和歷史的原因，我們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反對西方文化（實際上這是企圖完成衰老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能完成的任務。因而有人認為馬克思與中國傳統文化在骨子裡是一回事。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在此不贅）。所以中國人實際上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內部經受著的新的分裂。這就在民族生命與民族文化內部分理解的基礎上造成民族和文化自身的分裂。這雙重的分裂（當然是一個極粗疏的說法），又與中國幾千年立國立民立人的基礎──大一統的一國家形態（其中包括思想上定於一尊、政治上成於一統）相衝突。
總之，中國是如此一目了然，簡單至極，中國又是如此複雜神秘，難以理喻。在中國，每一個命題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題，中國充滿了“悖論”，中國真是一個巨大的“莫比烏斯圈”（Mcoiusstrip）。
於是，對中國問題有興趣的智者寧願相信直覺；獨立思考加上多年敏銳觀察和緊張思考以及豐富坎坷的人生經驗、社會閱歷，是劉賓雁的主要武器。
對獨立批判來說，除了理論麻煩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主觀因素，一個看來似乎和智慧無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得所稱的運用才智的勇氣和決斷。智慧不入卑劣靈魂，在中國，這是一句真理。
劉賓雁1957年被定為極右分子，兩條罪狀之一，就是提倡獨立思考。獨立思考本身在中國就是一個在禁忌。一般而論，敢於獨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隱密，敢於獨立批判的人，必然獲得巨大的解釋權。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我們可以說，古有蘇格拉底，今有劉賓雁。
由內在自主原則外推的自由表達權，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條件和形式。討論的自由、論辯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僅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的前提，也是人類內在精神發展的前提。
劉賓雁反復提及的中國當代幾次規模巨大的政治運動，無一不是以取締這些自由為開端、為目的的。其結果就是一個“封建法西斯專政”、一個瀕於崩潰的經濟、一個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從批判與人的精神發展的關係看，毛澤東的獨斷專行，不容任何不同意見，這種錯誤並不限於那些被壓制、被“批判”的言論意見未能採納，而在於根本不理解自由批判權利，蠻橫拒絕任何批判。無論怎樣坦率、真誠、無私的批判，都不等於真理，也不能保證發現真理；批判作為一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減少出現錯誤的可能，或者提供新的選擇思路。批判本質上不作判斷，而是在承認對方擁有相等批判權利的前提下，通過討論、讓步和變通，保留雙方觀點的多樣性，從而出現思想多元發展的機會。說到這裡，人們要問：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學會尊重批判的權利呢？在一個自稱以辯證哲學（其精髓被解釋為矛盾的普遍存在）為意識形態基礎的國家，理性批判本來是不言自明的公理。由於利益、觀念、環境和文化的差異，分歧、爭論、批判、抉擇是不斷發生的社會常態。從全社會進步的機制和功能看，批判性思維是制定任何政策的前提，它應當具有契約和法律的意義，不受黨派、集團、任何個人的操縱或者取締。只有從這種理解出發，我們才可能結束以暴力鎮壓思想的悲劇。
因此，批判不懷有對抗和征服的目的，它絕對不是如劉賓雁批判中國極左勢力時所說的那種“總是把人想得很壞，總是不相信人”的陰暗哲學，而是從信任開始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健康的交往原則。霍布斯所稱的“人對人是狼”，在批判者看來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批判的時代目標是共同生存，人與人必然是“人與人”的關係，這就需要與唯我獨尊和排斥異己全然不同的新觀念。批判者總是無權無勢的，正因為如此，他們常常能接近真理，又常常遭到迫害。在一個健全的社會，權力本身永遠首先是監督、批判的中心物件。權力做了好事值不得半點稱頌，這是份內之事；權力幹了壞事，則應受到加倍的批判。幾十年來，批判和批判的物件像所有事物一樣顛倒了過來，這是使得正常批判如此艱難的唯一原因。結果就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完善得什麼也不缺，就缺少對最高權力的管制（劉賓雁在《人妖之間》中已經揭示出的：共產黨什麼都管，就是不管共產黨自身），作為互補，中國人也什麼都不缺，遍地聰明人，滿眼“九頭翹”，就是沒有真誠者。
然而我們認為，真正付出代價的不是批判者，而是對批判者的“批判”。
劉賓雁在回顧他的右派生涯時，把他在1957年可能走的路分為三條：⒈到1966年，新、老帳總算，沒命；⒉投靠極左派，關進秦城監獄；⒊成為養尊處優的“文化官僚”。結論：當右派是最好的路。
所謂代價，應放到價值論來討論，有人愛兩袖清風，有人唯恐失去烏紗帽；有人最怕小偷撬門，有人認為一切財富都等同於豬欄。價值也有內外之分，內在價值只能由個人決定，外在價值則反映你與社會的關係。
劉賓雁1979年訪問美國時，有人問他：你這樣批判極左派，當你有一天又回到一無所有的地步時你對於這幾年的選擇不後悔嗎？劉賓雁回答：
“我不會後悔，絕不會後悔。我說過，萬一中國左派得勢（這僅僅是種假設），把我拉上斷頭臺，我也心滿意足。我做了我應該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發生了它應該發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運，我活下來了。我有過幾次死的機會，我也曾想到自殺。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應承擔他們的擔子，人生不就是這樣嗎？”在康得那裡抽象（許多中國人不懂康得，主要是因為缺少康得那份對人的愛，再加上中國文字的離間性）的自主性原則，在劉賓雁這裡已變得這樣單純。
1987年1月，劉賓雁30年後再次被開除出黨。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失去的一切，我並不過分看重；得到的，也許更重要。”
古往今來，批判者總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對世俗代價的補償。追求真理、反抗邪惡，而不會遭到苦難，這永遠是幻想。在一個普遍無望，不負責任成為從上而下整個社會的律令時，更是如此。
在劉賓雁身上，多年未見的在個人內心實現自由的特別稀少特別難能可貴的精神，甚至勝過他的批判成就。它告訴人們：真正的批判者，他的精神是不會失敗的，因而是自由的。一切力量，都會轉化為批判者的內在審判力，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出唯一的判斷。
幸運的是，作為批判者的劉賓雁，他的意義已越過了內在判斷範圍，獲得廣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識，不相識，底層、上流，人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1987年1月那道決定表示他們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鬥爭”時，中國在美留學生一千多人聯名發出抗議書，要求停止這場鬥爭。劉賓雁本人收到的電報、信函、賀年片中，有兩個小學生寄來他們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劉賓雁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萬端。《老井》作者鄭義去看他，坐下來就哭得不能自已，對中國作家在劉賓雁身處危難而無所表示深感內疚。人民日報內，素不相識，甚至對他無甚好評的人，都在各種場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關切；一些人憤而要求辭職，一些人發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鬥爭”不停止，……劉賓雁自己比誰都清楚，這就是歷史的進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中國許多批判先驅的沉重代價所換來的，他們由於歷史的局限進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劉賓雁的批判成就中達到了新的高度；他們困惑而堅強的批判精神，在劉賓雁身上，發展得更為健全、更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會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
1957年，不就是因為知識份子的批判呼聲被無恥扼殺，而導致整個民族的歷史大倒退嗎？批了馬寅初、中國無端增加一倍人口；批了孫冶芳，中國瘋狂地破壞生產力；批了胡風、邵荃麟、馮雪峰，中國人連母性都要褻瀆，到了毛澤東的“大批判”，中國人已沒有幾分人味了！
在中國，對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殘酷，已經超出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一夥靈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劊子手對批判者的圍剿中的醜惡表演，不僅暴露出他們的專制本質，而且敗壞人心，敗壞道德，敗壞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國家和社會蒙受了永恆的血污和惡名。蕭條的遠不是官方的意識形態，墮落的遠不是幾個官員，喪失人性的遠不是行刑者，我們的先人和我們的後代都會指著我們這一代人說：這就是我們的兒孫和父輩嗎？雨果說，歷史沒有垃圾堆。我們說，不對，歷史有垃圾堆，可惜我們至今生活在其中而無能為力！
看看世界其它民族吧：德國戰後第三屆總理、社會黨領袖勃蘭特在波蘭無名死難者碑前頹然下跪，為德國屠殺波蘭猶太人的罪愆懺悔；1950年，美國人民對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說：停止大規模調查，哪怕涉及國家安全，自由高於國家！截止1966年，在西德已經判處八萬六千名納粹罪犯，在忽倫堡法庭上已經幾十萬次譴責了邪惡（但只判了十幾名死刑犯）；梵蒂岡教廷越過三個世紀，向自己的受害者道歉和表示尊敬；就連我們的“老師”──蘇聯，也首次向幾百萬冤魂脫帽致哀……
對那些“德育教授”、倫理學家、心理、生理學家、法學家和一切關心中國人靈魂的人，我們願意進一言，人不能進行合理的、公正的、自由的批判，人被剝奪了正常的批判權利時，就會發洩惡欲，進行破壞，幹下流事──男性尤為如此。取消了批判，也就取消了靈魂存在的必要，向已經沒有必要的靈魂說教，無異于讓閹人生殖。
1987年1月份開始的對劉賓雁等三個知識份子的批判，暫時終止了，其影響目前尚難於估計。劉賓雁作為人道主義者、理性主義者和幾十年來在困境中掙扎過來的知識份子的一名代表，他對中國的研究和批判，既直接關係到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更關係到整個民族精神發展的許多重要方面。
批判劉賓雁付出的代價是無形的、潛在的。我們決不僅僅從1987年以來國內外人士的消沉和疑慮來衡量，不一般地從政治後果、尤其是知識份子所受到的震動來衡量，不從劉賓雁等有獻身精神的人們的個人沉浮榮辱來衡量，對劉賓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個社會由此付出的代價可以由兩方面來估計。對於執政人物，它可能表現為忘記歷史教訓、滋生一種歷史自大狂；對於人民，由於目睹他們寄於希望的、多年來全身心地與人民最強大的對立面──“極左”勢力進行激烈較量的劉賓雁終於倒下，他們會對與其命運攸關的改革產生動搖和疑問，中國會不會又墮入極少數人的意志和需要當中？
畢竟，劉賓雁要更接近人民。歷史已經證明：對這個社會的成就，有劉賓雁辛勞的一分；對這個社會的不義，劉賓雁是心靈坦然，兩手乾淨的。歷史還證明，他的憂慮、請求、沉思、憤怒和批判，並不是杞人憂天。（1956年他就告誡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義、家長作風，不是在更高的水準上應驗了嗎？1979年他又告誡國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還在各個角落存在，還不是慶賀勝利的時候，不也是應驗了嗎？1985年，他告誡同胞：注意中國社會內部的分化和分裂，歷史將拭目以待。）
歸根結蒂，批判劉賓雁，將延緩歷史進程。它的直接結果是，本來大有希望的1987年，非但沒有成為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臺十年來中國政治合符邏輯、順應民意的年頭，沒有在歷史地清算1957年反右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上向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和極左勢力發起進攻，反而再次把中國的民主力量打下去，成為當代中國最令人沮喪和齒冷的一年！二十世紀末期，凡是開始真正步入現代文明歷程的民族，其社會進步的主要方式，已不大可能是暴力和激蕩，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演化過程，批判意識、批判能力、批判權利應成為維繫社會，促進社會成熟的最重要的因素。阻止批判，就是阻止進步。當批判又一次被拒絕在社會生活的門外時，全部陳腐的東西又會死灰復燃。
1987年1月，劉賓雁告訴友人：這次運動，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極少，但影響卻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運動。一個月前，他在黑龍江對青年學生說：“千萬不要忘記，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種子、結下的果子，就在我們生活中。說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們就會看到這些東西，甚至身受其害。從五十年代開始的那個悲劇，就悲劇本身就是閉幕了，但是餘音繞梁啊！”
可以慶倖的是，1987年發生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由於種種原因，沒有發展成一場新的浩劫。中國人，請回顧一下，作個簡單的比較吧。那上百篇社論，那一天同時播放六篇“社論”、“評論員文章”的紀錄，那些已經公開出現的“專政”、“流血”、“一小撮”、“決不手軟”這些中國人太熟悉的字眼。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階段，也不能有這等氣派，其勢之狂，其速之迅，其時將持續“二十年”、“四十年”、甚至“七十年”之長，已經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了。以中國現狀，以“文化大革命”積澱下來的無數怨恨，以物欲橫行的世道人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如果按照那開端發軔時的規模、速度推進，人們可能再也找不出什麼詞彙來形容它了。毛澤東魔鬼似的咒語：每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就真的應驗了！
有人會反駁說，劉賓雁的文章言論，已超出正常批判的範圍。如果不制止，就會引起動亂。對這種詰難，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同樣的問題，只是方向剛好相反：禁止了劉賓雁的言論，就天下太平嗎？按照這種邏輯，不鎮壓五十幾萬右派分子（他們也就是提出了不同意見），不壓制黨內外有識之士的不同主張，就會產生比1957年反右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災難！在中國，由一個兩袖清風的知識份子寫的一本書，說的幾句話，什麼時候，又如何可能致使“千百萬人頭落地”呢？何況，歷史早就證明，思想之間的分歧只能用公平辯論的方式來處理，任何國家權力在精神自由上沒有壟斷權力，壓制言論，解除對方說話的權利，無一不是懼怕真理的表現。人民的神經的是健全的，強加惡名于對方，然後剝奪對方申辯的權利，除了暴露自身虛弱外，還有什麼呢。──對人民理智的蔑視。
歷史將長久地清算史達林和毛澤東，就在於人民合法的批判權利在他們那裡遭到最嚴重的侵犯。
作一個比較，可以知道，中國人仍然處於多麼神經脆弱、多麼危機深沉的階段。蘇聯二十大後，即使在死氣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對某個人進行大規模批判（當然又有了送瘋人院等新玩意）；戈巴契夫上臺，則請教了薩哈羅夫，而後者是一個公開否定共產主義的科學家。這就不得不使人們懷疑，毛澤東不容異己的性格為什麼如此具有傳染性，由具有這種性格的人來領導現代化，由他們選定的接班人來領導現代化，不是太令人費解了嗎？
這場後果不堪設想的政治運動終於流產，人們感到慶倖。但是殷鑒不遠，中國人沒有半點理由高枕無憂。流產的原因，雖然不能全部為人知曉，但是，正如劉賓雁所說：中國畢竟不同了！而這裡面包含著批判者們慘重的代價。我們終於懂得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對他人的苦難和厄運，對追求真理、嚮往自由的人的命運和處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幾十年的歷史反復顯示的道理之一就是，奉行這種明哲保身主義的人，沒有一個真正能逃脫可悲的結局，更不要說良心上的損失。我們早該懂得，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為什麼成為專制制度最嗜好的屢試不爽的伎倆，就在於我們的狹隘和自私心理。政治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遠禍、各自逃命正是它把鬥爭進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狀態。於是，普遍災難就來臨了。僥倖心只會招致恥辱和災禍，中國人應當記住這個教訓。
今天，這一頁終於快要翻過去了，我們終於迎來了一個了不起的轉機：極左分子們無論如何花樣翻新，都已很難像在1957年、1966年、1983年、1987年年初那樣為所欲為了。劉賓雁指出：中國兩類人的較量將是激烈的，但形勢畢竟朝著有利於人民一邊的方向發展。1987年6月2日，劉賓雁給友人寫信說：“運動開始時，有人估計要搞十年，我則認為三年足矣。一年之內便會有變化。”一個持批判態度的人，常常是一個人道主義、理性主義和樂觀主義兼而有之的人。
有人說，中國文壇有了劉賓雁，才不寂寞。這話只有一小半對。
我們在“導言”裡已經說過，劉賓雁的出現，首先是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重大現象”，這一現象最值得研究的，是其持久和徹底的批判精神以及重大的批判成就。從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看，研究劉賓雁的意義，在於在社會主義成為國家制度以來所開始的自我審判這一歷史過程中，繼史達林、毛澤東去世以後，必然出現的新的思潮和新的力量以何種方式重新使我們回到人類發展的正常軌道。劉賓雁對中國現存社會主義的質疑和批判，無論如何不能再次武斷粗暴地解釋為西方資本主義或者國民黨人的支使。事實上，這本來是任何社會形態都要經受的考驗。直到現在為止，與西方社會真正的批判者不是來自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而是來自知識份子一樣，社會主義國家的批判者，更只可能是知識份子。又由於這個國家幾十年來奉行的壓制和禁錮政策，社會處境的人為差異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所以，願意並且能夠進行批判，同時勇於承擔一切後果，就成為十分罕見的情形。
具有諷刺意味，但也合符歷史慣例的是，在中國，為數不多的批判者將主要集中在執政黨內。有如俄國十九世紀十二革命党人的貴族血統發生了變異一樣。
一個西方人、非洲人，或者一個古代中國人，甚至一個生活在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人，都很難理解今天的中國，這是當代中國人的幸運還是不幸，只有歷史才知道。
讓我們再回到本章開頭所提到的關於“核浩劫”的問題。越出種族和國界，也許更能清楚地思考中國。熱核戰爭的可能，空前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生存處境和前景（中國也是核大國之一）。我們不能回避這個人類最大的現實。人們不用證明，便可得出一個結論：凡是能夠使人類無限期限地推遲和最終地消除熱核戰爭的國家力量、民族文化、政治制度、意識形態，都是合理的，都有存在下去的權利；凡是強化人類衝突，加深人類隔閡，敵視人性，製造仇恨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人類的公敵。人類在地球的不同區域所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是在熱核戰爭這片最大的陰影下完成的一種共同使命；支持前者、反對後者。人們無論如何看不出，被稱為中國人“立國基礎”的“四項基本原則”能促使人類走向和睦、走向親善。我們曾無數次潮笑古人，可是孔夫子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四海之內皆兄弟”，世界史和自然史已經證明，地球不會因為某個人或某些個人的理論、利益的消亡就停止轉動，人類也不會因此就束手無策。
還有不到一個星期，劉賓雁就要啟程訪問美國。讓我們為這位中國人的真正使者，中國的不幸、中國的良心、中國真正忠誠的兒子送行。在這將暖乍寒、終於春風初度的時節，祝他一路平安！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動筆、十日完稿。
後 記
忙著趕寫這篇長文，中斷了《參考消息》天天讀。朋友們插進話來說，西藏又起動亂，外刊又傳中國新思想解放運動。云云。
與這個制度一起長大的我這一代人，恐怕算中國最後一批不可救藥的空想主義者。我願再次引用劉賓雁一句話：
當然，在生活中有一點小小的發現，說出兩句前人沒有說過的話，也未嘗沒有樂趣。但更重要的也許是：你抵制不了一個人的遭遇、一個事件或一種現象本身的誘惑，你想擱筆去寫小說，也不能自主。我們的生活實在太豐富了，人民實在太可愛了，叫你欲罷不能。
隔壁房間，幾位朋友正列印、校對最後幾頁，滿屋油墨味；熬了四個夜的小夥子弓腰在床頭睡過去，令人不忍心給他搭條毯子。他媽要是知道，會心痛的，幾天都來不及欣賞的月亮又臨寒窗，皎潔而神秘。突然生個念頭：何時，中國人才不再辜負如此月色來幹這號事呢？曙色似乎熹微，看表，五點不到，又是錯覺。
還好，還能有錯覺……
1988年3月13日淩晨
重慶歌樂山麓
此文未論賓雁老師藝術成就，並非疏忽。其實，是否藝術家，對劉賓雁並不要緊。不過，真要讀懂他的作品，心裡得有光、有恨、還有愛，──愛是最終的。
－－－－－－－－－－－－－－－－－－－－
（全文完）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