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匈牙利在哭喊！1956年匈牙利起義》譯序
1989年後，職褫家棄，借助大學參加比賽獲獎的《英華大辭典》（鄭易里等編，時代出版社1965年版），譯完此書。是年，個人與國家一起遭逢大變故，視野裡篩除了不少撈什子，濾進了一些新景致，其中蘇俄與東歐諸國突然接近了，那裡上演的歷史悲喜劇如在目前，感同身受。
1986年由英國Butter和Tanner有限公司出版、美國國會出版目錄資料叢書收藏的《匈牙利在哭喊！》攝影文集也許是迄今為止那次悲劇最真實的歷史紀錄， 也是研究二戰結束以後東西方冷戰、尤其東歐諸國半個世紀中歷史演變的珍貴史料。應當說，還是20世紀下半葉深刻影響中國命運的一個重大域外因素，中國 1989年悲劇的一個驚人的預兆。
該攝影集由英國作家、記者理格•加德尼編輯，由BBC電視台駐東歐首席撰稿人喬治•麥克思作序，所收攝影作品由1956年匈牙利事件時留駐布達佩斯的記者所攝；此外，我又從其它渠道覓得有關照片若干，於是歸類合並，共計250余幅。
影集以時間為序，從1956年10月23日到12月4日，逐日展現了那次事件的歷史環境、過程和悲劇結局。“《匈牙利在哭喊！》一書將我們直接帶回到 1956年月10月那13天，匈牙利人民起而反抗蘇聯人對其祖國的強暴占領的日子裡。匈牙利人不分階級和職業，抱成了一團：在首都布達佩斯和各地， 工人和知識分子為自由而示威；大街上，斯大林的巨大塑像被拉倒，砸成碎塊；一些可恨的秘密警察被吊起來殺掉了；匈牙利軍隊拒絕對其同胞和代表人民要求的政 治家下手。最初，俄國人撤退了，但當他們看到西方只有漂亮言辭可畏外什麼也沒有時，他們又把坦克開回布達佩斯。匈牙利人民開始拼死自衛，然而他們無力與武 裝到牙齒的蘇聯抗衡，最終，他們不得不承認，蘇聯帝國主義的統治永遠不會寬松下來。”（攝影文集扉頁）
匈牙利人也許不知道，敦促“武裝到牙齒”的蘇軍坦克“開回”布達佩斯的一只手，來自遙遠的中國。他們也許至今都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人對他們反抗斯大林主義和 蘇聯的起義，充滿那麼深的震驚和敵意。他們肯定想不到，他們的流血，竟反過來導致中國人流了更多的血，直到50年後的今天，他們用鮮血、淚水和生命貢獻於 世的這出史詩悲劇，在中國仍然是一個戒備森嚴的禁區。
1956年匈牙利事件與中國關系甚密，嗣後中國急劇斯大林—毛澤東化，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都有匈牙利事變濃黑的影子，——直到今天。
——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20次黨代會上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在國際共運史上首次拉開斯大林主義批判的序幕；朱德為團 長，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出席；3月17日，毛澤東與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豐澤園開會，鄧小平指斥報告“內容混亂，邏輯性 差”，毛澤東稱赫魯曉夫“揭了蓋子，捅了漏子”。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以“編輯部”名義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毛澤東在裡面開始形成他的中國世界戰略，其基本內容成為此後中共統制中國的“基本原則”：
《共產黨宣言》算起一百年，從十月革命算起還不到四十年，共產主義運動將要經受巨大的考驗，也要付出高昂的犧牲，中國必須經受考驗，作出犧牲，但最終勝利屬於共產黨；
在西方資本主義沒有消滅之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這種鬥爭有時會以人們難以逆料的形式出現，共產黨人不應當懼怕這種鬥爭，相反，這種鬥爭是推動中國發展的強大動力；
社會主義需要權威和領袖，這是社會主義的一大優勢，一切反蘇反華反共分子都企圖通過否定革命領袖來否定共產黨；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丟掉這把刀子”；
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作法潛伏著巨大危險，必須引以為戒。
——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堅決反對”並“盡最大努力制止”蘇聯出兵干涉波蘭；21日，劉少奇、鄧小平乘蘇聯專機飛赴莫斯科，“調停”蘇波關系。
——1956年10月30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電告正在莫斯科“調停”蘇波關系的劉少奇、鄧小平，“堅決反對蘇軍從匈牙利撤退”；10月 31日，劉少奇會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嚴厲指出，蘇共決定撤退是對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蘇共中央如果拋棄社會主義匈牙利，將成為歷史罪人。
11月1日，蘇共中央通宵開會，決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議，蘇軍返回布達佩斯；翌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到機場“熱烈歡送”中共中央代表團；11月2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議，聽取劉、鄧報告，“洋溢著興高采烈的氣氛”；劉少奇稱，波匈事件表明，“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帶來的惡劣影響，現在已相 當充分地暴露出來了”，鄧小平稱，“從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看，已經出現了否定蘇聯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傾向”。
——1956年11月4日，匈牙利起義被蘇軍坦克鎮壓，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頤年堂召開會議，周恩來稱，“當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蘇反共，各兄弟黨內出現了動搖分子以至變節分子。蘇共領導人表現軟弱無力，我們黨應作中流砥柱，力挽狂瀾”。
——10月底，蘇彝士運河危機爆發，法共作家薩特發表《我彈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發表“普拉演說”，印度總理尼赫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抵抗良心與道義 的崩壞》演說，法共歷史學家羅蘭發表《是社會主義還是恐怖主義》，東西方人士對波匈事件和蘇彝士運河危機紛紛發表看法。從11月25日到12月29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頻繁開會，研討並起草《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中國內政外交若干重大問題作出基本判斷：
帝國主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動，是帝國主義在侵朝戰爭以後對於社會主義陣營一次最嚴重的進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內部和外部的幾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釋都是不正確的，而在這些原因中，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
社會主義民主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允許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都不允許同資產階級民主混淆起來。如果有一種民主可以被利用來進行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可以被利用來削弱社會主義事業，那麼，這種所謂“民主”就決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民主。
當匈牙利處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緊要關頭的時候，一些國家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是怎樣提出問題的呢？他們不但沒有提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反而出來反對蘇聯援助 匈牙利社會主義力量的正義行動，出來宣稱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來向工農革命政府要求給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這兩篇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其實就是毛澤東思考和處理中國內政外交的基本大法，“毛澤東思想”到此獲得了來自蘇俄的“道統”和“法統”，取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蘇共而代之成為中共自我升格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最高戰略。
1957年1月7日，布達佩斯血跡凝結成堅冰，周恩來、賀龍乘蘇聯飛機飛抵這個一片肅剎的首都，代表中共中央為匈牙利事件定性：“帝國主義者和他們指使下的匈牙利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發動的武裝暴亂，其目的是摧毀匈牙利人民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
幾天後，毛澤東在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總結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匈牙利事件教訓說，1956年，“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 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不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結果出了個匈牙利事件，蘇共20大反斯大林，俄國人已經把斯大林 這把刀子丟了。於是，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到1957年5月，毛 澤東變“引螞蟻出洞”為“引蛇出洞”。而在1957年整個上半年，毛澤東都在鼓勵中國知識界“知無不言”。
以上簡述，只是中共與匈牙利事件關系的冰山一角。將來的歷史學家將有幸挖出更多冰凍沉潛的直相。讓人特別吃驚的是，無論此前此後，中共高層人物彼此間如何視 同水火，但在匈牙利事件上，卻都表現出罕見的高度的一致性：強硬。考慮到主要的直接當事方蘇聯上層對匈牙利起義的分歧、猶豫和反復，考慮到蘇聯紅軍解放東歐諸國的歷史，毛澤東們何以比赫魯曉夫們具有更鮮明、更徹底、更冥頑不化的斯大林主義本性，就更教人匪夷所思。無論如何，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影響，已遠遠超 出這個中歐小國，甚至也超出了蘇俄帝國，而成為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中關系最重大的事件。赫魯曉夫的最終下台和毛澤東對斯大林主義的固守和發展， 都與這個悲劇事件有太多太深的聯系。
二十世紀中國，本在續行玄奘舊路，往更遠的西方取經，只是心情更危迫，經歷更艱險，後果迥然大異。正當中國欲與歷經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西方接近時，歐洲卻自相殘殺起來，直接孕育出德意法西斯毒瘤和蘇俄共產極權禍水，間接截斷了中國效法西方主流文明的正途，最終演繹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大宿命，——俄國反西方反現代的革命，阻遏並劫持了中國，真理、希望和救贖之於中國，被限於蘇俄帝國的勢力範圍及其歷史經驗之內，最終凝固在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僵屍上。
自公元前五世紀前後人類第一個軸心文明時代開始，自500年前地理大發現促成了第一次全球化以來，世界第一次被劃分為兩大陣營。十九世紀最重要的預言（俄、 美兩國將分別宰制人類的一半，托克維爾語）完全應驗。“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裡亞海，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後面，座落著中歐 和東歐古國的都城：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不處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內……。”丘吉爾這席“冷戰”名言顯然漏掉了亞洲和其它非西方國家，尤其漏掉了中國（丘吉爾1946年3月5日在美國富爾敦的《和平砥柱》演說發表時，150萬蘇聯紅 軍已經根據《雅爾塔協定》入侵中國東北，斯大林已決定把東北交給中共，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勝利只是時間問題了）。雖然後來反目成仇，但斯大林主義的幽靈已經在毛澤東身上“道成肉身”，中國此後次第或並發的劫難和悲劇的外緣，概源於此。中國現代迷誤和罪惡，既在時間上遺傳了秦始皇亞細亞專制暴君基因，更與蘇俄和東歐諸國的鐮刀斧頭遙遙相望。從1956年開始，蘇俄、東歐諸國開始走上脫離斯大林主義的自由之路；正是從這一年開始，斯大林主義在中國開始借屍還魂，毛澤東成為全世界最頑固最瘋狂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主義的全部特征都受到毛澤東的悉心繼承和發展。
匈牙利人民1956年的自由起義，已經在歷史和世界範圍內得到確認，犧牲者得到重新安葬並被尊為民族英雄，國家紀念碑矗立起來，事變日期被定為國慶節，匈牙利重新回到自由歐洲大家庭。1989年7月，美國總統布什訪問布達佩斯，向匈牙利事件犧牲者紀念碑致獻花籃；10月26日，布什在白宮玫瑰園舉行儀式，簽署給匈牙利最惠國待遇文件，匈牙利成為第一個享受美國貿易貸款的前共產主義國家。1993年、2006年，葉利欽、普京兩任俄羅斯總統在布達佩斯向匈牙利人民表示“深切歉意”，聲稱，雖然俄羅斯已不再是前蘇聯，但是俄羅斯人對匈牙利當年的悲劇負有“道義責任”。
1958 年6月14日，納吉在最後的審判時，留下了政治遺言：“在這個偏激和仇恨構成的訴訟中，我必須為我的思想而犧牲我的生命。我深信，歷史將宣判殺害我的劊子 手。只有一點是違背我的意願的：將來，會由殺害我的人來替我平反昭雪。”納吉過於悲觀了。事實上，自他死去四十余年後，蘇俄和東歐諸國已經終結了斯大 林主義的噩夢，直到今天，斯大林分子如同德國納粹一樣，仍在接受歷史和法律的審判。納吉不知道，殺害他的劊子手，還有他未曾謀面的“中國同志們”。 （1956年11月1日，納吉在國會大廈接見中國大使郝德青，請後者轉告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府堅持社會主義，政府權力控制在共產黨人手中。蘇聯軍隊如果開進布達佩斯，那將釀成大錯，希望中國能夠勸阻蘇聯。實際上，毛澤東已經向克里姆林宮施壓，要求對匈牙利采取軍事行動。）直到他被祖國和 人民“平反昭雪”後，對匈牙利悲劇負有特殊責任的中國政府依然保持著沉默。就在匈牙利政府為重新安葬納吉等人發表“特別聲明”的前十日 （1989.6.14），中國政府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了“六•四民主運動”。雖然斯大林的畫像被悄悄地拿走，但毛澤東始終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著1956年匈牙利事變32年以來共產黨國家最血腥的大屠殺。
稍具歷史感的人都不難作出判斷，從1956年匈牙利事變到1989年“六•四”事件，中國人的命運一直被操控在近在咫尺又遠在天邊，既熟悉又陌生的歷史異己力量手中，一種隱秘而真實的內部異族統治，一直構成當代中國鐵一般的最深“潛規則”。
對中國的劫數已經失去耐心的人，不妨作一道算術題：俄國革命比中國革命早發生32年，斯大林比毛澤東早死23年，匈牙利事件比天安門事件早爆發33年；蘇俄 人民完全埋葬斯大林主義，煎熬了45年，匈牙利人民為納吉“平反昭雪”，掙扎了32年，……。歷史對中國異常苛刻，但並沒有完全離譜。我們本來是遲來者，這種身份所固有的全部無奈，我們一分也少不了。
現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直在上演一出悲劇連續劇，一條軌跡清晰的地理分界線一直在由西向東延伸，直到最後的高潮出現，或者嘎然中斷。這一切都取決於天意，但歷史宿命卻是可以被戡破、被超逾的。
馬扎爾人曾有匈奴的血緣傳統，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不僅埋葬了漢民族的精魂，而且給俄羅斯和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歐洲諸國帶去韃靼軍事專制主義的野蠻奴役，斯大林主義分明染有韃靼主義的血統，匈牙利悲劇也閃爍著蒙古鐵騎的寒光。
匈牙利事件時，我還沒有上小學，但大街上工人、學生高呼“絞死納吉！”、“消滅反革命！”口號的情景，仍歷歷在目。第二年，“裴多菲俱樂部”也成了我童年時代耳熟能詳的專有名詞，成了“右派分子”最醜惡的代名。1975年，北京天安門運動中，鄧小平被誣為“納吉”時，我並不以為是歷史開的尖刻玩笑了。14年後，“中國的納吉”卻在同一個廣場上悍然鎮壓人民。應該承認，從1956年到1989年，歷史給中國開的玩笑實在太過分，以致於並不缺乏幽默感的我們，怎麼也笑不起來了。
今年是匈牙利人民自由起義51周年，中國反右運動50周年，俄國十月革命90周年，我們開始以“十”為單位來量度自己的命運，已經整整一代人的時間了。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中國人承受的苦難與對苦難根源的體認之間，還是如此不成比例。苦難和罪行本身深植於人性與歷史之中，不足為奇。要緊的是，與俄羅斯、匈牙利人同屬天地間唯一的高級靈性物種，蒙受了同樣性質和更大規模的不幸和悲劇的我們，卻始終缺少辯認苦難和罪行的能力，我們也就始終不能學會擔戴苦難、戰勝罪行的本事。
匈牙利是一個蕞爾小國，納吉有明顯的局限，但這個彈丸小國和這位走向十字架的政治家，卻是我們民族中遲遲沒有出現的歷史先驅和精神榜樣。他們的悲劇足令莎士比亞式的天才激動，我們的宿命呢？
15年前翻譯此書時，未曾想到這些照片和文字有公開出版的一天，不過冥冥中也不想擺脫一個念頭：既是歷史上一段真實事件，中國人曾以詭譎的方式卷入然後又深罹其害，我們自然有義務和權利真實地了解它。在四海為家的歲月裡，偶爾翻檢一番，每每湧出一種深深的感受：我們在時間上所受本國傳統的影響，日益遠去，而在空間上遭逢異域事件的刺激，越來越強烈。外來偶然事件，一旦以某種吊詭的形態進入中國，並成為我們生活裡的決定性力量，大難就要臨頭了。我至今無法理喻其中的宿命意味。
曾托人設法聯系原出版機構，都不成功。兩名西方記者當年進入布達佩斯冒險拍攝，除了專業習慣外，其動機顯然出於對人類悲劇的同情，對極權主義的厭惡。事實上，這兩種高尚品質貫穿了全部照片和文字，因此也促使我決定置版權一類正當權益於不顧，讓它早一天成為我的中國同胞的正式讀物。至於我自己，除了感謝命運的賜予外，無所私利可言。需要說明的是，限於英文水平，譯文錯訛不少，尚需專家指正。我相信，匈牙利事件的真相為中國人真實而正常地了解的一天，將會到來；中國人了解自身命運真相的一天，也會到來。
2007年3月24日 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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