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王康：俄罗斯启示录（上）

王康（1949年12月2日-2020年5月27日）
王康先生於美國東部時間2020年5月27日時凌晨4點20 分因癌症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0歲。
王康1949年12月2日生於重慶，祖籍安徽舒城，系現代名儒唐君毅先生的外甥。1982年畢業於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曾任重慶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光華戰略俱樂部副理事長、北京光華戰略俱樂部學術委員會主席等職務。多年來，他對傳統文化、俄羅斯問題、抗戰史、中日關係、台海關係等都有獨到見解，曾組織拍攝電視政論片《大道》《抗戰陪都》《盧作孚》《中美西部開發啟示錄》《重慶大轟炸》等，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著有《俄羅斯啟示》。

王康先生是當代中國少有的獨立知識人，他思想睿智，人格高尚，才華卓拔。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思想、歷史、文學、藝術等等。作為中國儒家道統的傳人，他身體力行，全心投入了中國當代改革運動。他為中華民族立傳，倡導中國民族良知之精神。他的理想家園是孔子與基督握手相聚。他最終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此理想，臨終前他受洗成為基督徒。王康先生的一生是良知的一生，以良知為導向，以良知為目的，以良知為人生。

俄羅斯啟示錄（上）
別睡去，別睡去，工作吧，
不要讓勞動停頓，
別睡去，與昏睡搏鬥，
像飛行員，像星星。
別睡去，別睡去，藝術家，
不要沉湎於睡眠，
你已被永恆俘虜
抵押給了時間。
本世紀最後十年，俄羅斯精神日曆揭扉於一名詩人的百年誕辰。
1990年2月10日，莫斯科城郊別烈傑爾基諾緊靠公墓和冷杉林的帕斯捷爾納克墓地，世界各國詩人在聖歌和祭祈儀式中向已故詩人作世紀性的告別。翌日，帕斯捷爾納克紀念晚會和國際帕斯捷爾納克學術議分別在莫斯科大劇院和作家之家舉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已在一年前將1990年定為「帕斯捷爾納克年」。
俄蘇著名詩人沃茲涅克斯基在題為「帕斯捷爾納克的世紀」的紀念文章中寫道：
20世紀選擇了帕斯捷爾納克，用以解決詩人與帝國、權力與精神獨立這永恆的俄羅斯矛盾。
這次世紀性和世界性的詩人聚會及其對帝國首都的精神入侵，標誌著詩歌意志的歷史性勝利：詩人與帝國、精神獨立與權力的永恆矛盾，第一次由前者而不是後者來判定關係規則，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詞語來判別善惡是非，用瑞典皇家科學院常務秘書斯圖爾·艾倫的話，就是：
詩人承擔著衡量、檢查、質疑的主要作用。詩歌成為與時間、變形原則抗衡的決定性力量。詩人在專制社會表面的沉默……的信息洪水中成為發言人。
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兩年之後即抑鬱而亡。詩人被稱為「叛徒」、「敵人」、「頹廢的形式主義者」和「反革命僱傭文人」，面臨被開除國籍，驅逐出國的危險，他寫信給帝國領袖說：「對我來說，離開自己的祖國不啻是死亡。因此，我請求你不要對我採取這種斷然的措施。我可以老實地說，我確實為蘇聯文學做了些事情，將來對蘇聯文學可能還有用處。」當然，他到死也未能再發表一行詩。
1970年，索爾仁尼琴也拒絕前往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在對這一榮譽表示感謝的同時，寫信公開譴責帝國對自由的否定，並指責蘇聯東正教會對帝國的屈服。直到1974年被強行驅逐出境，他都在與帝國領袖、警察、暗探和文學檢查官對峙。1987年，出身彼得堡的約瑟夫·布羅茨基，作為本世紀第五名俄裔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那個講壇上感嘆道：
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是一段漫長曲折的路程。
帕斯捷爾納克的復活，索爾仁尼琴的存在和布羅茨基的感嘆，與之對應的是蘇聯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烈日涅夫三個時代的終結。在俄國歷史上，詩人命運與帝國興亡難以分離，由此產生了俄國文學的全部特點。在本世紀，俄羅斯詩人成為與超級帝國相對峙和抗衡的最英勇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恢復了人類的拯救信念，以及對啟示的信仰。帕斯捷爾納克的勝利，宣告了本世紀帝國和權力對詩人與獨立精神濫施暴力的終結，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再也不是一個人為的、苦難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純正的美學和詩意的空間了。
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詩人」一詞，泛指以語言文字創造精神價值的勞動者，「帝國」一詞，指對精神自由採取鎮壓方式的國家。要探討「俄羅斯（這個）永恆的矛盾」，我們須先審視一下「流亡」這道二十世紀俄國文學的風景線。
自荷馬、奧德維和但丁以來，流亡就是世界文學的古老母題之一。儘管「流亡」一詞具有幾乎無所不包的涵義（尋找家園、生存空間、個人烏托邦對全權語言體系的對抗、本體論存在的正常形態，等等），但近代歐洲式流亡及其文學，則與社會革命和政治迫害有更緊密的聯繫。
十八和十九世紀之交，法國既是歐洲歷史風暴的中心，也是流亡文學的溫床。國民公會與帝制這兩個暴政，先後將自己的所有對立面：持不同政見人士、王室、教士、貴族、吉倫特派、正統黨、立憲派、共和黨、哲學家、平民和詩人送上斷頭台，或流放到帝國邊界之外。近代流亡文學三個特徵始告形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屬於那個時代的反對者；他們很難將過去的文化遺產與他們憎惡的社會現實截然分開；同時，他們大大推進了歐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融。流亡文學作為帝國與詩人共享的成果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德國流放了海涅，英國流放了拜倫，法國則把自己最偉大的詩人雨果流放出境。
世紀之交的流亡詩人對於未來時代懷有先知式的預見性和使徒般的熱情。斯塔爾夫人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潮·流亡文學》中讚揚她「使流亡文學意識它的目標和最好的傾向，……回到過去的傾向和奔向未來的傾向」，使流亡文學成為新世紀「偉大文藝戲劇的序幕」在長期流亡之後寫道：
十八世紀過於絕對地宣布了原則，十九世紀可能會以過於無可奈何的態度來解釋事物。十八世紀相信事物的本性力量，十九世紀只相信環境的力量。十八世紀希圖控制未來，十九世紀卻又僅限於努力去了解人類。
勃蘭兌斯就此指出：「我們彷彿看到流亡文學的作家和作品出現在一道顫動的亮光之中。這些人站在新世紀的曙光中；十九世紀的晨曦照在他們身上，慢慢驅散籠罩著他們的奧西安式的霧氣和維特式的憂鬱。我們感到他們經歷了一個恐怖的流血之夜，他們臉色蒼白而嚴肅。但他們的悲痛帶有詩意，他們的憂鬱引人同情；他們不能不繼續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懷著疑慮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礎；而且得費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來。」
這些悲劇氣質顯然適用於二十世紀俄國流亡文學。正如俄國革命與法國革命驚人的相似一樣，俄國流亡文學也具備上一世紀法國流亡文學的一切特徵。然而在背景、規模、性質和成就上，俄羅斯流亡文學更近於一部史詩，更加完整和成熟。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書、「第二國際」的理論領袖卡爾·考茨基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中，將俄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作了比較後確認，俄國布爾什維克未來的發展將導致一次新的熱月9日：
他們本來是以平等的普選權選出的國民大會的堅決擁護者，可是一旦國民大會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就一腳把它踢開。他們原是死刑的堅決反對者，卻建立了血腥的統治……他們在開始執政時宣稱砸碎舊的國家官僚統治機器是自己的使命，卻以一個新的官僚機器取而代之。他們由於軍隊紀律的鬆懈而篡奪了政權……卻又建立了一支新的嚴守紀律的龐大軍隊。他們原想剷除階級差別，卻又製造新的階級差別……最初，他們無情地剝奪資本，今天卻又準備把半個俄國的礦藏拱手交給美國資本家，以換取他們的幫助……布爾什維克準備對官僚政治、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作出一切可能的讓步，藉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們看來，對民主作出讓步等於自殺，……沒有民主，俄國就要毀滅。最後的結局是可以預見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熱月9日，可是我擔心，離熱月9日已不遠了。
70年過去了，人們不難看到，這名「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所預言的一切還是何等保守。而我們更關切的是，使十九世紀俄國文學超越帝國權力的偉大傳統，還存在嗎？
二十世紀俄國流亡文學得出了自己肯定的結論。
革命、內戰使俄國文學的基礎遭到粉碎性打擊。曾經使世世代代知識分子感到激奮或震驚的大問題突然之間失去一切意義；傳統主題和人物傾刻間消失殆盡；各種流派的論爭都變得不可能，並且毫無意義；俄國文苑中所有的權威和偶像都黯淡無光。亞歷山大·勃洛克預言道：整個知識界一夜之間就會發現，自己已身陷社會最底層，托洛茨基這名赤色猶太人已發出十多年後戈培爾博士在德國發出的同一威脅，「歷史的鐵掃帚會把你們和其它殘渣餘孽一起清除！」知識分子所珍愛的一切：精神自由，溫文爾雅，懺悔，矯飾，對專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視，對生命的珍視、對苦難的抗議，以及對藝術和宗教的尊崇都變得分文不值。「軍事共產主義」和「集體化」的艱苦歲月與未來主義的先知式預言和象徵派那種堂皇唯美的神秘詩意毫無相似之處。小說家和詩人發現，他們唯一可做的，就是為這片產生過天才和大師的土地舉行葬禮。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國大地毀滅曲》、愛倫堡的詩作《為俄羅斯祈禱》、舒米廖夫《死者的太陽》以及普寧《罪惡的歲月》都是絕望的禱文和葬辭。阿赫瑪托娃厲聲質問詩人們：「我們怎麼會這樣不負責任，竟沒有覺察到雷鳴般的腳步聲，在向我們宣布的，不是日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災難性的二十世紀？」這是對象徵派、未來派和意象派的救世詩句「一輪巨大的輝煌無比的太陽正在升起」的反問，阿赫瑪托娃自己和其他阿克梅派詩人也曾歌頌過這輪太陽。懲罰迅速到來，逮捕、流放、苦役和槍決大規模推進。於是出現俄國歷史（也是人類歷史）空前絕後的流亡文學。俄國女詩人吉比烏斯1922年在巴黎悲嘆道：整個俄國文學都流亡到國外去了！連高爾基也不例外，由於一篇反對十月革命的《不合時宜的思想》，這隻海燕在明媚的義大利呆了十年。
與歐洲十九世紀流亡文學和革命暴政帝國的共生現象一樣，二十世紀俄國流亡文學也恪守著與帝國遙相對峙的規則。半個世紀後，布羅茨基才以傷感的激情在《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的演講中說道：
既然我們無以寄託對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麼讓我們相信，文學是社會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險；它是戕害同類原則的矯正劑；它為抵擋高壓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論內容豐富多樣的人生是文學的全部內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俄羅斯文學在西方的重建構成本世紀世界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觀，這固然與俄國流亡作家的個人聲望、文化素養、人數和與西方文化界的關係有關，與極權主義的俄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對西方的現實威脅及其對流亡作家的地位的影響有關；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仍然出於詩人與帝國這一俄國傳統矛盾，而且更複雜和緊張。西尼亞夫斯基作為第三代俄國流亡詩人，在《大陸》季刊上發表《俄羅斯文學發展史》一文，拒不承認俄國新制度「有權代表俄羅斯文學傳統」，也拒不承認「它有力量切斷這個傳統」。他確信，流亡文學不折不扣地是俄羅斯文學的延續部分：「一個俄國作家如果不願意按照國家的命令去寫作，他就會處在一個地下作家所處的非常危險和夢幻般的境遇之中……，他就會面臨各種暴力鎮壓和懲罰的手段。文學已成為一種禁忌、要承擔風險的事業。」從整體上看，二十世紀俄國流亡文學，既是上一世紀俄國文化精神的延伸和繼續，也是新時代俄國命運的特殊形式。流亡作家一開始就不是個別事件、個人生活的錯位和再選擇或一般的政治避難，而是具有人類意義的俄國命運在西方的承受者，絕非單純的語言流浪，或本體存在性的、俄狄浦斯式的無家可歸者。
俄羅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中心活動，是從源頭上沉痛反思俄國極權主義的歷史和文化根源，保留和繼續俄國十九世紀的人道主義傳統，復興支撐俄國一千多年的東正教神學和俄羅斯基督教哲學，探尋俄國與西方世界的未來關係。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布爾加科夫等俄國思想家，從20至40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華沙及美國等地，創立了「俄羅斯宗教哲學研究院」、「俄羅斯正教神學研究所」、「俄羅斯科學研究所」、「俄羅斯大學」、「俄羅斯文學藝術劇院」，創辦了《俄羅斯沉鍾》、《俄羅斯之聲》、《東方與西方》、《路》雜誌以及《俄國新訊》（日報）、《俄羅斯思想》（周刊）、《面面觀》、《播種》（月刊）、《新評論》（季刊）等。到索爾仁尼琴的流亡時代創辦的《大陸》雜誌，已成為現實俄國社會和精神發展的西方窗口，它除俄文外，還用歐洲幾種主要語言出版，其宗旨建立在「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宗教理想主義、反極權主義、民主與超黨派的基礎之上」，其目標是「以文學、社會、政治與宗教的健全發展、拯救俄羅斯」。
與俄羅斯命運的精神聯繫，是二十世紀俄國流亡文學自下而上地發展，提供了二十世紀世界文學中人類悲劇的高峰視角，從而贏得西方文學界的尊重的根本原因。與艾略特、龐德、薩特、阿多爾諾等西方作家對人類的荒蕪感和絕望心情相比，俄國流亡作家更能自覺地拒斥二十世紀獨有的強大的虛無主義和末世情懷。對世界的總體觀念、對人的本質的終極性評論被國家性質的意識形態化之後，極大地影響了二十世紀人類歷史；價值體系、文化意識和倫理學說的衝突使其它一切衝突都相形見絀。因而知識分子、作家和詩人的承受和表達的事物，空前困難和艱危，因而也更接近二十世紀總體悲劇的本質。
布羅茨基這位已適度西方化的俄國詩人，在諾貝爾文學獎集會上演講時告誡西方說，將俄國的經驗作為警鐘是有意義的。西方世界迄今為止的社會結構從整體上說與1917年前的俄國是相同的。十九世紀正在西方繼續，它在俄國卻走到了盡頭。布羅茨基稱，如果我說它以悲劇告終，首先指的是社會或年代沿革的路線。「因為在真正的悲劇中，毀滅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隊」。
本世紀俄國流亡文學正是通過與俄羅斯命運的聯繫，以自己的語言抵達時代的本質。它近期對其祖國凱旋式的回歸，也正是歷史精神本身法則的顯現。毫無疑問，俄國流亡文學將根本修改二十世紀用語文學的總體評價，是繼屠格涅夫、赫爾岑、奧加遼夫和涅克拉索夫為代表的十九世紀俄國僑民文學之後，「對世界文化的歷史性服務」。
然而，真正蔚為壯觀、悲愴而激人沉思的啟示，更主要地來自那些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構成二十世紀俄國和人類本質的俄國詩人身上。
在二十世紀，俄羅斯詩人墓地作為俄國命運的悲劇性風景，真象徵意義甚至超過詩歌，是以詩人生命凝結的俄羅斯啟示的封頁。
二十世紀俄國詩人會羨慕他們十九世紀的先輩，他們回首一生的時候，能分辨出人生道路或事業發展上的里程碑，總有某些事件可以標誌轉折點，新階段的起始。他們可以對戰爭、農奴制、沙皇、教會、土地和死刑發表宏論，可以同整個俄國社會探討個人內心危機和俄國的命運；他們創辦雜誌，建立文學團體，在藝術沙龍中為西方的墮落憂鬱；他們享有自由旅居國外和被視作時代先驅流放西伯利亞的殊榮，擁有在最後一刻從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夠在決鬥中名垂千古；他們可以從容書寫遺囑，挑選一方凈土以作永久的歸宿，而他們的逝世則常常使俄國和世界都陷於悲哀之中。萊蒙托夫的《詩人之死》和五萬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遲地要對令沙皇難堪而又無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為「太陽」；屠格涅夫一紙遺囑便將其靈樞從巴黎運回彼得堡，葬在摯友別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學學生徵集了數百人簽名，把慰問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漢諾夫以及「俄羅斯革命的整個司令部」與千千萬萬市民為這位寫下《在俄羅斯，誰能幸福而自由》的詩人送葬；至於托爾斯泰，這位「沙皇專制制度、農奴制和一切俄國邪惡勢力的死敵」，當他把在位沙皇痛斥過，把俄國一切黑暗都盡情揭露之後撒手而去時，在那個鄉村車站，擠滿了政府代表、省長、總理大臣的專員、憲兵軍官、大批新聞記者、電影攝影師，全世界的電報線和海底電纜，各大報刊都爭相報道他的死訊。在托爾斯泰之前，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遁世者在其臨終時受到如此廣泛的注目，連沙皇、杜馬和內閣也一致「為俄羅斯失去其最偉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國娛樂業自動停業，大學生則以違抗法令、走上街頭示威遊行的方式來紀念他們的導師，托爾斯泰的遺體由專列運載，緩緩而行，農民們在白色亞麻布上寫著：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您的好處將永遠銘記在我們這些成為孤兒的農民心裡。
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爾斯泰在那裡埋下一根「綠樹枝」的小山坡，那「綠樹枝」是托爾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實踐的啟示物：毀滅人類一切罪惡，促使人類象兄弟般相愛。托爾斯泰英文傳記之一的作者艾爾默·莫德在其長達一千餘頁的書中最後寫道：
為了贏得人們的愛，真誠地尋求這個啟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無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會失敗，然而他的榜樣卻比在物質世界所能獲得的最輝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價值。
托爾斯泰從未讀完這整部啟示，因為沒有人完全讀過它。但是他探求它，這個事實就給他的從《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無疑問，《哪裡有愛，哪裡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這個啟示的一大部分。
這個啟示，在二十世紀的俄國，以一種奇絕、隱蔽、內在而黑暗的渠道繼續被探索，被解讀。它以一種近乎潛水的姿態、變形得難以覺察的軌跡經歷了漫長的世紀性狂瀾。
詩歌日曆似乎有情於二十世紀俄羅斯詩人，十九世紀大師們的遺產甚至超過了西方，詩人高踞於帝國權力之上，大聲宜告了舊時代的消亡。1910年，不僅是俄國，也是歐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爾斯泰溘然長逝時，？20歲的帕斯捷爾納克就站在向這位大師遺體告別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30歲，古米廖夫24歲，曼傑施塔姆與阿赫瑪托娃分別比帕斯捷爾納克小一歲和大一歲，15歲的葉賽寧正帶著俄國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現在彼得堡文學沙龍……
然而，俄羅斯詩歌意外地撞上了「真正的、非目歷的二十世紀」，阿赫瑪托娃已經聽到了「歷史大潰退」的腳步聲：
繆斯去了，踏著一條
秋天的、陡峭的羊腸小路，
一雙黝黑的腳
沾滿了大顆大顆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懇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說：「你怎能在這裡呼吸？
這裡可是一座墳墓！」
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十九世紀俄國詩人之墓遠離帝國中心，它們散布在修道院旁長滿亞麻和蕁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卻被尊為俄羅斯永恆的精神聖地。而二十世紀俄羅斯詩人的墓地，則更接近無跡可尋、難以企及的骷髏地：
1921年，在勃洛剋死後兩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隊槍口下，身為「人民的敵人」，他的墓地只是詩人最後的呼吸和目光：沒有讓他開口。臨終前不久殘存的詩札寫道：劊子手將砍下我的頭。
1938年12月27日（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後的1963年詩人被「平反」後才得到確認），曼傑施塔姆作為一名瘋子在飢餓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權的「九克」。他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們稱之為「海參崴」）的一個集中營轉運站（所有俄國文學史家都無力指出這個站名）。布羅茨基從這位與他同國同種同行（俄國猶太詩人）的「死地」發現，二十世紀俄國詩人與帝國的對立，「純粹是極端之間的官司」，詩人佔據和重造了時間，而帝國「無聲的空間」「對此天然懷有敵意」。因此，曼傑施素，諸如語言的邏輯、歷史環境，她同時代人的素質等等造成的結果，她只能「忠於自己」，她是「自己的囚徒；這種堡壘比彼得保羅要塞還要牢固」。就是在這種孤絕狀態中。女詩人仍然以精神的純粹和內心激情戰勝了把她碾為粉末的帝國，「這位詩人雖然和她周圍的生活相隔如此遙遠，卻用了最革命的詩體和富有挑釁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試圖徒勞地用政治約束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桎梏來駕馭詩歌並遵循政黨的路線的御用詩人來，她就更真實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個時代的精神」。今天，帕斯捷爾納克的預言終於應驗：
她的作品的出版對俄羅斯詩歌將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和偉大的發現，這一珊珊來遲的禮物必將立即充實並一舉震動俄國詩壇。
蘇聯帝國終於在這位女詩人遺骸面前放下它的權杖：1961年，詩人六十周年誕辰之際，出版了她的詩選，四年之後又出版了一本厚達八百頁的詩集。無論在東方或西方，茨維塔耶娃都徹底戰勝了死亡，進入不朽的大師之列。
如果說茨維塔耶娃是孤獨精神高翔於帝國疆域的罕見的事例，帕斯捷爾納克則是在從俄國歷史中去尋找抵禦新帝國的俄國的普魯斯特。他代表著那個優雅、困惑、忍受和過時的俄羅斯。美國歷史學家休斯認為，帕斯捷爾納克在官方壓力下低了頭。包括他在1937年寫信帝國元勛喪妻悲哀的舉動，都是因為他被帝國視為「蘇維埃以前的殘餘」，「他的聲音是舊時代的聲音：這是他的反抗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經驗教訓在年輕的一代中並未消失」。
對於索爾仁尼琴這一代人，詩人與帝國的對峙已不再是力量懸殊的較量了。因為索爾仁尼琴是在死亡帶上辦自己掙到了國際性的寫作聲譽，「他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成熟的作家，一個經歷過戰爭的強勞營的老戰士，是一股不屈不撓的道德力量」。索爾仁尼琴把自己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詞命名為《為人類而藝術》：
我深知自己責任之沉重。借用弗拉基米爾·索洛維耶夫的話，便是：
讓我們手挽手圍成一圈，
完成我們沉痛的使命。
在集中營疲憊的長期徒步行軍中，在冰冷的寒夜裡，點點孤燈透過黑暗偶爾照亮了囚徒的隊伍。不只一次，我們渴望著，要向世界吐出長久哽噻在喉頭的鬱結，希望這世界能聽到我們之中任何人的申訴。此刻，我們心裡非常清楚，代表我們的這位幸運使者，他只需放聲吶喊，整個世界必將報以回應。……
最堪嗟者，莫若許多默默無聞的同道，生前竟未有發表作品的機會。整個民族的文學，隨他們一道遠遠撣落在後，掩埋之時。竟無棺柩墓誌，被剝得赤條條地，只除卻系在足趾上的一隻號牌。但是俄羅斯文學並沒有斷氣，只是從外面望去一片荒涼景色罷了。……
然而世間最悲哀的，莫過於一個民族它的文學命脈為暴力所斬割。這和禁止「言論自由」不同，乃是桎梏民族心靈，和民族記憶的割除。……象阿赫瑪托娃和禮米亞京這樣的文學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們在墳墓里默默地創作，對自己的作品不聞絲毫反應，這不僅是他們自己的不幸，同時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對所有國家而言，更是一種危險的威脅。
有時威脅更及於人類全體：由於此種啞默之故、人類歷史嘎然中斷……由誰來折中緩和對立的價值規範？誰來給人類創定判別善惡好壞的唯一準則？要如何決定可忍與不可忍之別？誰來廓清真相使人類全體得知孰為不可忍之真惡，並將舉世之憤導向真善？誰能把這種了解貫穿個人經驗建立之屏障而溝通人心？誰能在頑固狹隘的人性本質上注入惻隱，分負世人之悲歡，並使舉世能透視生活中不曾經驗之事實與虛幻？……
幸而我們有另一種手段！那便是藝術，那便是文學。它們……能夠把人生的經驗，把整個民族數十年間各嘗艱苦、歷經辛酸所得來的寶貴教訓，交付給另外一個民族。從最好的方面來看，這種經驗中可能拯救一個國家，俾不至步及危險、錯誤與毀滅之途，並從而減短人類歷史之曲折與重複。？
……是的，俄羅斯文學幾十年來走著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並避免任意瞎闖。我並不對此傳統感到羞恥，並願盡綿薄使之得以持續下去。這種思想已經長久在俄國文學中生根：一個作家必須，而且可能力大眾做出極有意義的事。……
我深信世界文學有力量在此存亡絕續之時，幫助人類去認知並唾棄居心不善者和他們的組織所企圖灌輸的一切；溝通各地域人類濃縮的經驗以終止人類繼續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確地去了解彼此之歷史並感同身受……
朋友們！倘若我們仍有絲毫價值可言，讓我們攜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階級、運動、黨派所撕裂的國土裡，有誰自始便關心人類的統一？這基本上是作家的責任：「我們是民族語言的代言人，是結合民族並從而結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維繫力，可能的話，更是人類崇高靈魂的表徵。……
朋友們，這便是為什麼我認為在世界正面臨空前殘酷的考驗之際，我們能幫助它的地方。我們不應妥協束手待斃，我們不應空度歲月、沉淪在無意義的生活里，我們應該走出來參加戰鬥的行列。……」
在帕斯捷爾納克之後，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俄羅斯文學的整體寫作從未中斷。索爾仁尼琴1974年被驅逐出蘇聯之前，曾在地下狀態閱讀了卡拉萬斯基的《請求書》、馬爾琴科的《我的供詞》、布羅茨斯的《長短詩》、尤里·艾亨瓦爾特的《在刀口的鋒利面》、阿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亞之行》以及曼傑施塔姆的遺孀娜傑日達·曼傑施塔姆的回憶錄《一線希望》、楚科夫斯卡婭的回憶體小說《嚴峻的歷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馬河的故事》、葉甫益尼、金斯堡的《進入旋風》等作品後預言道：「將來一定還會浮現出更多這類著作，因為俄國不久就將進入一個言論自由的時代！」
在五十年代俄羅斯大地仍然冰封雪閉時，索爾仁尼琴在鐵絲網後面寫道：
我知道，我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經接觸到了一個偉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島分散的一個個小島上，在同我一樣孤獨的胸腔中，這個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覺地成長起來，為的是在未來的年代，也許是在我們死後，顯露出它的威容，匯成整個狂濤怒吼般的俄羅斯文學。
一個民族的歷史永遠取決於那個民族對自己處境的正確認識，對自己命運的有想像力、有勇氣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和命運最終是民族主觀精神自我顯示的結果，而詩人作為民族意識、記憶和靈魂的最敏慧的觸角，負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惡泛濫、普遍沉淪的時代，詩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擔用藝術拯救世界的天職。正是這種通過民族（空間）和世紀（時間）表現人類本性、命運和無限性的共同選擇，使俄羅斯詩人具有二十世紀無與倫比的深沉、堅韌、感動人心的藝術力量，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比西方文學更自覺和更本質地體現了二十世紀的人類精神，同時，也正是這種深植於俄國血肉生活之中的藝術力量，使俄國詩人拯救了俄國歷史中的精神原型，就是以整個民族和一個世紀的聲音對希臘哲人和丹麥王子那個問題的回答：
分手的時刻到了，
讓我去死，你們活著……
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樂學院院長魯賓斯坦為托爾斯泰舉辦的專場音樂會上，當弦樂四重奏彈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如歌的行板」時，托爾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動。托爾斯泰此時正寫完《安娜·卡列尼娜》後半部，從「伸冤在我，我必報應」轉向他那著名的內心危機：
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這些問題不斷發生，答覆它們乃是必需的。問題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簡單的、孩子氣的，可是我一碰到它們，嘗試著要解決它們，我立刻肯定了（一）它們不是孩子氣的，不是簡單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問題；（二）我儘力試圖解決，但我決不能解決它們。
俄羅斯的懺悔精神可能導向一種偶像崇拜，從而分娩出它最卑下的元素契訶夫痛斥過的俄國人血液里的「奴性」，以及為現階段人類文明尚難接受的「不以暴力抗惡主義」；但這種精神作為人類神性的偉大證明之一，是可以保證人類不會淪為獸慾，不會向邪惡徹底屈從，在苦難和少數尚存的世界上，尤其是對中國詩人日益濃重所謂的「個人化」，仍然是一種本質的需要。
索爾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紀俄國的悲劇時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們人民中是從哪裡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呢？是不是我們的血統？
「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是我們的。」
俄羅斯偉大懺悔精神在半個多世紀的苦難里支撐著俄國詩人的生命，使他們從內心認識到罪惡和邪惡的根源，從而祛除狼種。「在一顆心的生命過程中，這兩條線交混在那裡，有時為得意揚揚的惡所擠滿，有時則為蘇醒起來的善騰出地盤。同一個人，在其不同的年齡，在不同的生活處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時接近於魔鬼，有時接近於聖者。蘇格拉底給我們的遺言：認識你自己！……民間諺語說，從善到惡，一念之差。」索爾仁尼琴作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爾納克等純詩人更為純潔、優秀的俄國知識界無可爭辯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島的苦難中心把十九世紀俄國懺悔精神提升了一個世紀的水平，他發現：善與惡的界限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這條線在移動，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擺動；連被惡佔據了的心中也保持著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著一個尚未剷除的惡的角落。
自那以後我終於懂得了世間一切宗教的真諦：它們是與存在於每一個人內心的惡作鬥爭的。世界上的惡不可能除盡，但每個人心中的惡卻可以壓縮。
自那以後，我終於懂得了歷史上一切革命之虛妄：它們只消滅各時代的惡的體現者，而在匆忙擾亂中也不加分辯地消滅著善的體現者;至於被更加擴大了的惡的本身，它們卻當作遺產繼承下來。
「認識你自己！」對自身的罪過、失算和錯誤進行觸及痛處的思索最能促進我們諒解一切的覺悟。在這樣的思索中繞過了幾個艱難的、需要走許多年的圈子之後，每當別人對我說起我國大官們的冷酷、我國劊子手們的殘忍我總回想起帶著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連在炮火紛飛的東普魯士土地上進軍。於是我說：「難道我們比他們好嗎？」
從普希金開始，俄羅斯詩人就是拉著苦難俄國艱難前行的馬。無論是整個俄國文學界，還是在詩人個人身上，總是聖徒拉著天才的手，殉道者扶著歌者的肩頭，哲人劈開詩人現下的荊棘。
俄國詩人按勃蘭兌斯在《俄國印象記》(1888)中所說，其氣質是「偉大的、愁郁的、富於極端住的」。這一切都深深地植根於俄國整個獨特的生存環境與傳統之中。這些特點概括起來就是：地理環境、民族關係、宗教信仰和帝國主義。
俄羅斯的地理環境有兩個最基本的特點：一，如美國俄羅斯歷史學家亨利·赫坦巴哈所說，俄羅斯人民在大草原上繼續生存並且終於征服這個大草原，是歷史上偉大的給人深刻印象的事件之一；沒有自然屏障的茫茫的草原「瀚海」不僅激發了一種遠達天涯海角的冒險精神，而且形成了俄國社會的基本特徵。二，俄國在歐亞大陸所處的中心地位允許並且甚至鼓勵它朝著相反的方向歐洲和亞洲退卻和擴張交替更迭。西方史學家一致認為，這兩點是形成和推進俄羅斯救世主義和帝國擴張主義的主要本質因素。
歷史的發展也極為巧合地助長了地理因素的影響，自從1453年拜占廷垮台以後，勢力極大的教會僧侶集團就開始傳播「莫斯科是新的上帝城，是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繼承者」這一概念；修道院院長菲洛費聲稱，上帝的歷史明顯地指向莫斯科，俄羅斯將要實現上帝的絕對意志。莫斯科的王公貴族，外交官，僧侶和一般民眾，至此開始把自己看成新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同時，沙皇在把自己與羅馬凱撒的概念聯繫起來以前，早已同金帳汗的遺產聯繫起來了。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伊曼紐爾·薩爾奇斯揚茲指出「如果莫斯科國的統治者作為羅馬皇帝的後裔和拜占廷皇帝神聖的繼承人向西方推進的話，那麼他向東方推進，就是作為那個偉大的蒙古人的歐亞帝國的汗的繼承人」。於是，帝國詩人費多爾·丘切夫讚頌道：
在面貌改觀的拜占廷土地上
基督的聖壇將重新被奉祀
於古代索非亞的殿堂！
啊，俄羅斯的沙皇
跪例在聖壇的面前吧，
於是起而為全體斯拉夫人的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