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楯

这篇文，写有十余日，未完；得消息，言：王康于庚子孟夏廿六日上午九时二十四分辞世，遂收笔。后，
知传闻不确，王康仍在。

我知道，我的好友王康，在弥留中。

我看到别人传来的照片，王康依旧炯炯有神。而他领洗时的那张照片，双手伸向空中，此刻，在他那堪称神奇的大脑中，想见的，执着的，追寻的，倘佯往复的，又是些什么呢？

王小波说过：曾以为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但除横死、猝死外，生命还可能会缓慢地，以至是在我们不再能支配自己的躯体，不再能思维中走向终结。

意识到这一点，真是无奈。

在这苍凉时刻，我们审视生命的不同状态，于情感和经验中感悟生命最一般的意义。

正是一种宿命，使我们难有一般的人生。

王康有个心愿，面对与自己同龄的制度（一种相当多的人都认为是需要改革的制度），希望自己的寿数比它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妻子访美，我请她代我去看望刘宾雁。宾雁说：想来真可怕，我已经六十七了。我又想到一次江平先生在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优秀论文颁奖典礼上说：法治，我这辈子是看不见了。

这，也是一种无奈。

我们这一代人中不多的部分，被今天的年轻人称作是“改革余孽”的一些人的无奈。

在一种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残酷的境遇中，王康的人生是悲壮的；独立，在孤独中有所持守，憎爱分明，在孤独中与先贤，与宇宙，与神对话——固因其本性所致，但一步步走来，有太多的变数，并非都是“既定”的“必然”。倘若生命于时间的长河中只是瞬间而有不朽者，是不断的思维、追寻，改变。思想，是有生命的。我想，在王康的大脑中，思潮，或汹涌澎湃，或歧路徘徊。想出、说出、写出、画出的那些，其实是极其有限的。留下的就已经凝滞了。而“想”，如天岸马，无羁束，任行游。我想，人的所想、所说、所写、所画
，正是如此。而使人疑惑和无奈的，是这思想竟会随了躯体的衰竭，从此不再驰骋。

2018年，我去美国，有几件事，其中，第二件事，就是想去看看王康——我知道王康病了，其实，王康早已病了，只是这时我知道我们能见面的机会不多了，也可能就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们到了王康家，在王康家的附近吃饭，十几人，我特地要坐在王康身边，说：和他有话要说。我们再谈天下大势，把我在此前写的《李楯自述》和《七十述学》送给他。饭后，我们又回到他家，看了他的画。他说：如果还能活到明年，两幅画应能完成。临别，他写了“继绝存亡”四字送我。

我以为这就是最后的见面了。不想，两日后，他和郑义夫妇又到了孝正家，又见面了。他说，“继绝存亡”四字又写了一幅送我，在这里（美国）没有名章，用了一方闲章。我想，回去后，请人为他镌方名章，不想，我太拖延了，现在，他已用不上了。

那日，他说：两个小册子（《李楯自述》和《七十述学》）他已看了，简短，自省，讲得透彻。又说：你作刘宾雁的律师，我怎么不知道。我说：过去，不想让太多人知道，现在，老了，故写出来。

认识王康，因也夫。王康是一方领袖。三十年前遭通缉，通缉撤销后，来北京，制作政论片《大道》。

此后，在北京，在四川，每有机会必见。三峡大坝动工，移民成难题，我和李强为移民总局做调查，在重庆，见王康，又经王康见重庆副市长，见地质学家雷先生。

在北京，一次，在美国使馆的艾先生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丁宁宁说到“六四”开枪是有原因的，王康站起，说：我从小地方来，到了北京，才知道杀人还是有道理的。怒而走出。

我总觉得和王康有问题要讨论。但他总是来去匆匆。一次，说见面，王康与也夫、子明同来，在我家对面的饭馆里边吃边谈。说到历史往往事出偶然。我问王康：何以中国屡失机会？后发而走向发达的，何以在东亚是日本、韩国，在中国是香港、台湾？王康想了想，说：我们运气不好。

一次，在重庆，见王康，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中的人说：这里吵得很，旁边是工地，几年了，一直在施工。又说：王康已经习惯了这噪音，如果没了这噪音，他可能反倒不习惯了。

王康论天下事，侃侃而谈，厚积薄发，才情俊茂，臧否有据，憎爱分明。且胸有甲兵，非常人也。

刘宾雁去世，王康为他设灵堂、身着重孝，钱学森去世，王康怒斥邀他参加“纪念”之人，于是，乃撰长文。

王康在凤凰卫视有诸多演讲，或有播出，或有不能播出。王康又有诸多讲话视频，常有光盘送我。一段时间，又常有文章发我，现存有40余篇，包括：《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钱学森之死有感》、《重新拷贝，重新解读，重新起步——重庆谈判六十周年纪念》，以及《我们的精神坎陷》。

不断地探寻、思索，于是王康有陪都研究，诚忧国而为民，考虑的是“中国往何处去”？

王康从俄罗斯得启示，从知识分子谴责帝国对自由的否定，并斥责一些人对帝国的屈服中，心有感悟。

认同汉文化传统，认同普世价值，以为“中国必须重归其大统，再由此出发，与西方主流遇合，才可走入正道”。这，就是王康。

即系巴人，巴楚相连，秉承骚人气质，又敬效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之为人，心存救世、救赎；上下求索，自疏濯淖，在重压下持守理想和良知，不管在何时都是一种自我放逐。这，就是王康。

王康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领洗，是他为他的同胞背负十字架。

王康所追寻的，是人类共通的，接续汉文化传承的，和灵魂得以寄放的。

王康自述：

访美时，办签证，签证官问：收入证明？答：没有。问：房产？答：没有。问：那你靠什么去美国？王康一拍自己硕大头颅，说：靠这个。

六四后，被通缉，王康沿江而下，在甲板上，遇四人闲谈，其一讥讽学运，王康恶从心起，不顾身在难中，对方又是四人，上前抓住那人就打，然后，转身，扬长而去。只听得身后三人问被打之人：这人是谁，你什么时候得罪了他？

人世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等待着自己的会是什么；我们并不从来正确，但我们步步向前。

当年少时，我们轻生死，其实不解生命的意义。生命，就是这样，如花开花落，也如日出日落。我们可不知其他，但我们知道死亡就等在前面，对每个人都如是——但太多的人不察，或只贪生惧死。

唯有识者，如王康，在步入老境后，“心中充满感念，祝福，却忧患日重，宿命弥深”。

当生命谢去时，是那样的绚烂、惨烈，使人悲欣交集。

为王康，为作为王康的朋友的我们，浊酒以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