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該隱的黑暗，終極的黑暗，人的靈魂可能達到的絕望的極限。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未來的無賴》

一

正如個人有生有死，世界也終有毀滅一天。 人類這個物種的最邪惡的本事，是搶在造物主旨意前自我毀滅，——同歸於盡的可能性已經持續近70年，還看不出有何力量能夠阻止這種可能性成為事實。

二戰剛結束，羅素即撰文指出，混合了神性與魔性的人類面臨的危險在增大，因為慈愛與寬容正被狂熱與猖獗壓制；1950年他在預測人類三種未來時，把人類生命結束——也可能地球上所有生命結束——放在首位。 第一個公開告誡共同毀滅危險的是辭世前的愛因斯坦，他於1955年4月11日在《科學家要求廢止戰爭》宣言上簽名，同意人類面臨普遍死亡危險的判斷，被認為是來自人類最高智慧的臨終資訊。 這兩名以理性和深刻著稱之士對希特勒、史達林的本質都有透徹的瞭解。 但無論如何邪惡，德國和俄國的暴君雖然都有征服世界的目標，卻不曾擁有毀滅人類的欲望、思想和能量。

沒有人料到，主張仁愛惻隱、虛靜無為的中國會在20世紀下半頁迅速演變成一個東方利維坦怪獸，不斷地刺激和挑戰世界。 “新中國”的主宰者幾乎在掌權第一天，就大開殺戒，並在韓戰、越戰、中印戰爭中表現出對生命和和平的輕蔑，在柏林危機、匈牙利事件、古巴危機等世界性危機中始終立場強硬，還不可理喻地在迫害近千萬“階級敵人”、餓死數千萬同胞的同時，集全國之力，成功試爆原子彈和氫彈，並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歐洲公開輸出暴力革命，直到文革。

納粹德國的戰爭失敗，讓希特勒主義被永遠埋葬；蘇聯解體，俄國若干年內不會構成世界性威脅，但21世紀並不因此太平。 現在，最理性溫和的人們都感受到共產黨中國似乎難以遏制的擴張勢頭和難以理喻的囂張、威攝。 中國已經造成了史無前例的世界性悖論：無論崩潰還是繼續崛起，世界都難以承受其後果。 ——這正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終極意圖：天下大亂。

二

凡可輕作結論的事件都屬常態經驗，重大歷史則需系統的理論分析，而巨劫畸變卻不易預測更難以透識和防範。 文革發動已五十年，國內外，東西方，官方、學界、民間，至今莫衷一是，即顯示其非同尋常的怪誕離奇。

布爾什維克和納粹黨都在一戰和大蕭條後上臺並得以鞏固政權，中共借助日本入侵和蘇聯出兵東北竊取中國。 俄國和德國都發生過多次血腥屠殺，建立起現代極權主義制度，中共在輸入馬列主義和史達林制度後，更以超常速度模犁庭掃穴式地剷除中國數千年禮法人倫，又全幅拒斥西方文明，以不曾出現的規模改造中國社會和整體國民性，到1966年，已經擁有稟性異常而成熟的特性：

經過軍事佔領、經濟壟斷、法律虛置，建立起一個列寧黨統治和史達林制度為基礎的兵營式共產政權；

經過不停頓的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在時間上斬斷中華文化道統，在空間上隔絕西方主流文化，既鎮制了舊文化界又馴化了新知識界，共產黨意識形態成為文化、教育和社會風尚的唯一正統；

以特別好鬥的立場加入冷戰的東方陣營，蘇共20大後以更為強硬的姿態挑動國際共運的意識形態戰爭，並在全球範圍內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策略發展為“打倒帝修反”的“三個世界戰略”；

在鎮壓所有“舊社會”人士後，清除黨內所有“右傾勢力”，開始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毛澤東及其同僚則進入老年階段；

戰後歐洲困于復興與冷戰，美國亟欲重建世界秩序而不斷調整其戰略輕重緩急，蘇聯則在非史達林化和重新史達林化之間左支右絀，——冷戰同時消耗了俄國與美歐的元氣；

所有特性中，最致命的是由於陳獨秀等中共創始人過早出局，毛澤東壟斷了中共全部話語權，其領袖地位漸臻至尊。 權欲、文辭及謀略稟賦特異的毛充分膨脹其領袖空間，為1949年後所有重大變化打下一己烙印，現代個人崇拜幾乎與共產政權同時在中國誕生，毛由此成功地使自己成為中共獨一無二的絕對權威與合法性來源，即使犯下極為嚴重的罪錯，也無人能夠挑戰其至高無上地位，從而益發癲狂，不受阻擋地走向權力巔峰，最終發動文革。

1962年初，毛澤東得出結論：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 餘下四年中，毛養精蓄銳、全力以赴策動文革，以影響這個時代。 1966年，73歲的毛澤東終於放手啟動他一生念茲在茲的徹底改造中國和中國人進而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文化大革命。

三

一切重大歷史事件都有其思想根源。 文革固然有權力與路線之爭，但其文化、哲學、價值的選擇居於無可置疑的優先地位。 毛辭世30年之際，有大陸新左新毛派似乎突然開悟：毛澤東不僅不能否棄，而且需重新評價。 林彪當年稱毛是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一出的人物，是馬克思主義——當然也是世界歷史——的頂峰。 這個結論以及中南海門口“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口號啟發了當代毛派的靈感，他們據此從東西方歷史與文化精神為毛定位：一，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神聖理想；二，基督教彌賽亞救世主義（聖靈降臨）；三，儒家聖人正義論；四，東方大帝國。 他們試圖論證，毛才是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哲人王，是人類精神統率物質並不斷升進、止於至善的世界性帝王；他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遠比歷史上所有帝國都偉大（朝鮮戰爭是中國的獨立戰爭，國共內戰是中國的南北戰爭，毛式五年計劃由於億萬人加入，建成獨特工業化系統並釋放了空前的歷史首創精神，諸如此類）；毛的一生遠非其他征服者、獨裁者、 領袖群倫的人物可比，他的思想空前改造了人類最大生命—文明共同體這一事實表明，毛不僅是“新中國的太陽”（郭沫若語），而且是人類世界的希望。 一言以蔽之，毛澤東的事業前程無限。 劉小楓們要作中國21世紀的修昔底德、希羅多德、塔西佗，他們要見證和預告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帝國在東方崛起，並改寫世界歷史，他們要作這個帝國的歷史學家和教父。

沒有1989春夏之交那場血腥鎮壓，沒有嗣後中國共產制度經由韜光養晦和全球化死裡逃生並竊據相當世界經濟份額，甚至沒有冷戰終結、蘇聯解體和反恐戰爭，中國毛派都不可能超越林彪而獲得新的靈感。 最重要的是，毛澤東的孝子賢孫——太子党——終於脫穎而出，站據了中國權力要津，被毛澤東成功改造的末代子民和少不更事的犬儒新一代鬼使神差地重新呼喚和崇拜毛澤東、嚮往文革等無人料及的事像，更刺激了這些當代毛派的神經。 薄熙來在重慶的表演——即使被王立軍事件阻斷——吸引了眾多毛派，習近平上臺則在全國範圍內讓毛派興奮異常，希望劇增。

習近平三年集權，舉世關注。 從歷史與思想的特殊關聯而言，他已經以最高權力的名義，為毛澤東召魂。 無論學富五車的劉小楓門如何渴望，若無最高權力的領銜，他們終究只是中國蕪雜暄嘩的思潮之一；但沒有劉小楓們的鉤玄渲染，習也成不了毛二世。 ——只有《我的奮鬥》，納粹德國不能建立，單是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就貢獻了虐殺猶太人的《種族論》，取代基督教的 “血緣教”(religion of blood)，以及征服波蘭、俄國的德式“殖民地”(lebensraum)理論。

四

文革前十七年，共產黨一黨專制和共產制度已經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已在憲法意義上被宗奉為中國國家哲學。 從1949到1966年，毛澤東從56歲的壯年進入73歲的老年，其執政記錄是一篇極端謬誤而白骨累累的罪狀，但他卻沒有絲毫反省自責，相反，毛澤東從歷史和內心的精神倉庫中不斷疏理、提煉、選擇、磨礪其思想武器，同時提拔並起用一批、一代新人，尋找最出人意表、最震懾人心、最投合中國人心性、又最見成效的形式，以將其精神、思想變成現實， 並影響盡可能久遠、深廣的未來。

某種意義上，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革，文革乃毛澤東一個人的作品——所有其他人都是配角、犧牲品、腳手架、歷史的廢墟和垃圾。 毛不僅是始作俑者，還是總策劃、總編導、總執行，毛發動文革，屬於“三思而後行”、“謀定而後動”的典型。 歷史當然不可能完全依據思慮、謀劃展開，事實上，文革從啟動到結束，先後發生多次變局，甚至一度危及毛本人安全。 但文革始終為毛掌控，直到其死，各路反對派才捐棄前嫌發動政變。 新權貴關於文革的評價與決定，是毛完全可以接受的裁奪，毛創制並賴以發動文革的基本制度，其思想、文化、精神以及歷史思維、政治意識、美學符號，連同其肉身僵屍、畫像、雕塑都完好無損。 毛地下有知，會稱心如意並作出判斷：生前只是下種，死後才收穫果實。

五

毛用文章、詩詞、書法、講話魅惑中國人，其為害遠超用槍桿子統治人民。文革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字遊戲，是毛一生文化思想的總表達。雖然長達十年，為禍空前，但有跡可尋，並繼續毒化中國。如果不能翻檢其文化，洗刷其思想，清除其流毒，中國就無法擺脫毛幽靈，跨過毛僵屍。

改造國民心性

改造中國，是毛對中國的長久思考、基本判斷和獨特情感。 秦始皇一統中國後，奪取、統治和改造中國就成為政治人物的最高目標。 中國的人口、土地、歷史、文化及其前程確實擁有莫大誘惑。 由歐風美雨俄雪帶入的近代域外文明，空前喚醒了中國的自我意識，啟動了中國人的心智，中國內憂外患，卻也平添“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蘊藏的空前契機和能量。 其中最重大的變革是改造器物、制度、社會結構之後對中國文化與人心的現代改造，也是現代功利主義對中國歷史和文明的最嚴重冒犯。

毛青年時代主持的“新民學會”，其靈感當然來自梁啟超，並上溯《大學》、《尚書》等儒學經典，但毛自有其獨特的理解與判斷。 青年毛曾胡亂接受達爾文進化論、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赫胥黎天演論、叔本華生命虛空論、尼采超人哲學、柏格森生命哲學、羅素經驗主義、杜威實用主義，遂斷言中國“思想太舊，道德太壞”，根本改造中國，必須從倫理和思想入手。 毛不吝辭章稱聖魯迅，因為魯迅堅信若不從心性改造中國人，一切外在社會制度的變革均屬餘事。 而在中國搬動桌子尚需流血，改變權力、財產，掀翻中國這間鐵屋子，必須血流成河，改造心性靈魂則是史無前例的偉大事業。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竊據中國後，改造國民性的狂妄而荒唐的實驗，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在優勝劣汰、弱肉強食中的世界中的東方霸主，一場中國人從來沒有見識、又必須經歷的自我洗心革面的大改造。 毛澤東在《紅旗》雜誌1967年第1期所加批語，乃其發動文革的最高宗旨，也是其一生運思的總表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它觸動到人們的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一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 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一代新人

按馬列主義和蘇聯經驗，毛改造中國的夙願已有合適尺度和軌轍，但毛有自己的特殊經驗與結論。 在馬克思那裡，農民在歷史之外，不據任何首創精神；列寧出於策略考慮，將貧苦農民視作俄國為數甚寡的產業工人的同盟軍；毛澤東則靠中國末代農民起義得以領導中共最後統治中國。 在毛改造中國的程式中，中華民國的精英必須淪為政治賤民和社會奴隸（秦始皇就曾把山東六國貴族變為奴隸），屬於消滅物件，知識界則是管制改造的頭號人群，“打天下”的農民將軍本性愚劣自私，不可改造，工人階級雖被視為領導階級，但其文化、政治、道德未必高過貧農，因此必須重新定義“人民”。 集窮苦出身、士兵、青年人和毛澤東好學生於一身的雷鋒，成為毛心目中的中國人民的“新民”。 但是，毛若不能尋求更帶全域性的大規模大運動大革命的歷史形式，就不能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 更重要的是，毛深知，即使雷鋒，也非理想的新人，必須經過一場（或數場）大風大浪式的革命運動，才能算是不僅培養模範人物，而且是鍛煉和選拔新型革命者。 毛1966年在天安門城樓連續接見上千萬全國各地紅衛兵時，他所看到的歷史，是一代徒子徒孫，遠遠超過照蘇聯模式遴選接班人的陳規陋習。

納粹主義帶給德國的是千年難銷的罪孽，其優等民族統治世界是赤裸裸的簡單邪惡。 共產主義以解放人類為旗幟，卻讓世界血流成河。 文革從手段到口號到目標都邪惡、卑鄙、齷齪、下作，卻讓中國人瘋狂了十年。 兩代人過去，犬儒、鄉願、猥瑣、鄙俗彌漫中國，人們竟以文革為警戒，拒斥理想主義，嘲笑正人君子，詬病英雄豪傑，詆毀聖賢天才，中國竟淪為党棍、貪官、酷吏、無賴、市儈、小人、惡徒、騙子、流氓、痞子的樂園！即使實行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也非但沒有削弱文革遺禍，反而加強其歷史正義性與道義合法性。 黃禍已在中國人內心熬煉，毛澤東敗壞中國人以禍害世界的目的完全實現了。

認祖秦始皇

馬克思列寧史達林及其後繼者，其種族、地緣、文化、語言、思維、習性都大同小異，無論毛澤東怎麼搖唇鼓舌、出語驚人，都不可能取代蘇聯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世界的正統地位。 毛的對策是，繞過蘇聯，自封為馬克思的正宗弟子，但即使這樣，毛也仍然身在歐洲中心的馬克思主義陷阱裡。 秦始皇——不可能是孔夫子——成為毛的另一歷史性靈感。 晚年毛澤東，多次寫詩談話，稱道秦始皇，最後自我總結：馬克思加秦始皇。 晚年毛一定意識到，即使有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一代新人，未必能確保紅色江山萬年不墜。 ——相反，未來某一代宗奉馬列主義，有可能一夜之間轉向其所屬的西方文明。 文革後期，毛已無興趣也無力與蘇聯爭奪國際共產主義正統地而返回中國帝制傳統。 他一定覺察到，即使經過文革，中國人還可能發生蛻化和分裂。 只有一種力量能將全體中國人牢牢控制，那就是中國2000多年綿延不絕的中央大一統帝國。 秦始皇成了毛的最後救命符，直到暮年，毛念茲在茲者已非馬克思列寧史達林，而是“中國古代第一個皇帝”秦始皇。 毛1958年為秦始皇翻案，是為1957年實行新“焚書坑儒”——反右運動——作辨護，1973年，文革後七載無心于詩詞的毛寫下最後一首詩，卻類似獻給秦始皇的投名狀：祖龍雖死業猶在，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始皇的遺產，除創建中國第一個大帝國、焚書坑儒、嚴刑峻法、好大喜功，書同文、車同軌、九洲同風外，其“萬世一系”的預言最投合孤家寡人的毛澤東。 一生厚今薄古、年逾八旬的毛死前已無所顧忌，公開向49歲的秦始皇認祖歸宗。 此刻的毛自稱無法無天，實則在老命嗚呼前回歸一種貌似怪誕的政治實用主義：乞靈秦始皇，以保毛式政權、紅色江山。

人民拜物教

“民”是中國古代各家學派、尤其儒家的核心價值之一。 馬克思將解放人類的特權賦於工業無產階級（工業化的歐洲自然成為世界中心），列寧以職業革命家和布爾什維克党為俄國新的紅衣主教騎士團（俄國從此優越於西歐），史達林建立了個人獨裁與秘密員警統治（退回伊凡雷帝和“第三廳”，既背叛了馬克思又顛覆了列寧党），它們作為共產黨權力合法性來源和現代統治方式，毛澤東照單全收。 在國際共產主義譜系中，毛的獨創性貢獻是“人民拜物教”，以取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列寧的少數人統治和史達林的個人獨裁。 “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人民軍隊”、“人民鐵路”、“人民法院”、“人民公社”……，1949年後，毛將馬克思“階級鬥爭” 理論演變的“敵我”意識引入“人民”概念，把無產無業、無知無識、少不更事、頑劣卑賤視為“革命者”，把“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作為“革命群眾”的身份認同，最後形成毛的人民觀。 治民本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的必修課，文革中毛澤東把“禦民”之術推向爐火純青。 其手段是：首先分而治之，依照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理論，重新強分中國人為革命人民（紅衛兵、造反派）和反動派（《公安六條》23種政治賤民、知識界、走資派），然後通過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不斷“吐故納新”，並非不重要的是，毛直接出面教唆青年學生充當造反先鋒，通過肢體和語言文字暴力留下人生與歷史記憶。

1978年毛澤東發表《賀新郎·讀史》，稱譽中國古代最臭名昭著的惡徒盜蹠，無異於公開鼓吹濫殺無辜、膾人心肝、打家劫舍、奸人妻女、暴戾恣睢、聚眾成黨、橫行天下。 暴民造反與專制統治本是中國王朝更迭的週期性現象，太平天國和義和團則開創了或盜取西方宗教或盲目排外的近代歷史。 太平天國套用基督教教條，演出的是地道中國式暴民造反的血腥鬧劇。 中共把太平天國視作中國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毛稱許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中國人，毛借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動東方式血腥洗腦，跟太平天國用“拜上帝教”荼毒國人如出一轍。 馬克思1862年對太平天國的評價至今可作為評價文革的參考：他們的全部使命，僅僅是醜惡萬狀的破壞，太平軍就是中國人在夢魘中所描繪的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國才有這類魔鬼。 周恩來把與太平天國同樣野蠻、愚昧、腥風血雨的義和團視作“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共同構成文革暴民造反的歷史樣板。 太平天國之災五十年後是義和團之亂，義和團後六十年是文革之禍。 文革是一百餘年內中國又一次間歇式痙攣發作，毛是現代歷史上第一個公開鼓動人民為非作歹的惡棍。 毛的無數罪錯中，最深重者是敗壞人民和青年，教唆人民作惡。 這也是毛發動文革罪孽滔天卻難以受到審判的深層原由。 人民乃民族之本、文明之本，即使曾經誤入歧途，也只能由人民在漫長的歷史中自我覺悟。 除非人民主動道歉、懺悔，否則無人能審判人民，也就無從完全否認和棄絕文革。

希特勒、史達林都實行過“領袖崇拜”，都有狂熱、虔敬的追隨者，但德國和俄國人民沒有被敗壞。 戰後德國能夠洗心革面、蘇聯和平解體的歷史表明，希特勒和史達林仍然是傳統的獨裁者，人民和民族依然可以在廢墟和灰燼裡再生復活。權力和高齡讓毛看穿人 ，煽動、唆使他們作惡，滿足他們打家劫舍作威作福出人頭地的欲望，把他們從溫良恭儉讓的庸人變成無所不為的造反派、革命者，成為毛自己一類無法無天的歹徒，是毛終身的理想。毛澤東以“領袖崇拜”——他已經完成——駕馭“人民拜物教”，假人民之手踐踏歷史、侮辱先賢、折磨無辜，戕害同類，最後為害人民自己。一旦用仇恨、暴力、權力和烏托邦狂想矇騙人民，一旦人民被發動起來，毛就擁有翻天覆地的法力（打倒劉少奇不過區區小事）。 毛澤東遺產最邪惡的成分，已融入中國人血液和心靈，深度毒化了中國人性。 魯迅筆下貧窮、愚昧、滑稽、自私、狹隘的阿Q式國民性，只是引人同情、憐憫、滑稽可笑的舊式人性，被毛澤東改造過的中國人，其狂妄、貪婪、無恥、殘忍，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權謀、虛假、奸詐，其數量之大、心性之邪痞，已經令納粹和蘇共的邪惡成員相形見絀，——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已經散播於中國，毛澤東最陰險的陽謀已經得逞。

泡爾生：毀滅是最高倫理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衝口而出的三字經“要武嘛”，文革最流行的口號是“造反有理”，都與中國農民起義有關，但其現代性內涵卻來自兩名德國人。 青年毛澤東曾對德國倫理學家泡爾森頂禮膜拜。 自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費希特發表《致日爾曼同胞書》，黑格爾、特萊希克、尼采、瓦格納、斯賓格勒、海德格爾、施特勞斯、施密特等（康得除外）三代德國哲人大師都在壘築絕對理性大廈，並把德意志帝國建在頂層。 絕對理性與民族浪漫主義最終從思想和精神上催生了納粹德國。 泡爾森《倫理學原理》為德式絕對精神完成了道德闡述。 《倫理學原理》之于毛，不啻醍醐灌頂。 他為此書寫下12000言心得，遠遠超過其一生讀書所悟的文字。 泡爾森幾乎一勞永逸地塑造了毛的人生觀：1. 我是宇宙的唯一中心，萬物因我也為我而存有，此為世界倫理之最高範疇；2. 在我之前、之後的世界，我不能得而知之，因此皆屬虛妄，不予思考與負責；3. 破壞乃最高法則，必須毀滅舊式民族、國家、世界乃至宇宙，才可重建一切。 此三者，不僅是宇宙法則，還是最後和最高的人類倫理。 它們也與中國《易經》以降求變求新求異、“萬物皆備於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等儒家心性之學相通。 如果沒有德國思想的輸入，毛最多成為黃巢、朱元璋、洪秀全一類狂徒梟雄。 不難想像，對於出身微賤、處境逼狹、老大不舉的毛，泡爾森打開的是何等新穎廣闊的新世界。 在滿清覆亡、“雲橫九派”的亂世，那位性格怪癖的德國倫理學大師，使“學不成名誓不還”的毛看到可以一舉超越全部障礙的快捷方式。 下面一段毛當時的批語，正是其終身信奉的大原則： 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 吾只對於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 （“先知先覺”的太陽王路易十四早已做了一段簡單明瞭、粗鄙卻率真的注解——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馬克思：摧毀舊世界

賜給毛澤東“造反有理”現代合理性、神聖性的是馬克思。 《共產黨宣言》幾句格言體文字大開毛竅：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 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並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才能達到。 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毛從來沒有通讀過馬克思列寧，在讀完三本小冊子《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考茨基）、和《社會主義論》（柯卡普）後，即速成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且終身不變。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五四運動造成的一個後果是，中國歷史首次出現了激進主義思潮，徹底和全部解決中國內憂外患危機成為壓倒性選擇，馬克思的唯物一元論和歷史辯證法正好提供了其它西方理論不曾提供的整體主義。 馬克思之于毛，比泡爾森更進一步，從歷史哲學、世界觀賦予暴力造反、階級鬥爭、獨裁專政以“科學”的合法正義性，成為文革“大破大立”，“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口號的世界性根據。馬克思的深層隱秘，毛不一定知曉，但他在《共產黨宣言》的文本裡已經領會到這名瀆神者的資訊： 在這革命中，我們必須喚醒人們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們最卑鄙的激情。 我們的使命是摧毀，而不是教誨。 毀滅的欲望就是創造性的欲望。 那時我將如神一般，在暴風雨中穿過各國，凱旋而行。 我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火與業，我將與創世之神平起平坐。 無疑，在馬克思那裡，毛出人頭地的人生願望得到空前的鼓勵和啟示。 毛以自己的方式把馬克思主義概括為“造反有理”，無論多麼粗鄙，都表明毛對馬克思的皈依。

信奉毀滅，視人命為草芥，是中外暴君的共同道德。如毛一樣對仇恨、殺戮、毀滅抱有狂熱興趣且視若神聖的人物，史所罕見。毛使自己成為中西古今破壞力量和毀滅意欲的集大成者，源於他的毀滅倫理觀，如此才可理解毛對不幸、苦難、死亡為何持有常人難以理解的超然姿態，才可解讀毛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狂詞浪句諸如“感謝日本皇君侵略中國”、“中國人死掉三億也……”、 “攪得周天寒澈”……才可明白毛何故全然不顧及幾十年追隨抬舉賣命的同儕張聞天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等的顏面死活，不顧及百萬右派人士家破人亡、幾千萬農民無端成餓殍、上億中國人鬥得死去活來的慘狀，才可理喻毛為何絕不施仁政，絕不行憲政，絕不下罪己詔。——非但如此，毛在中國人大規模生命傾覆的血腥味中，分明產生某種“其樂無窮”的快意與欣悅。

列寧史達林：毛的父親和導師

1922年，垂危中的列寧幾乎一念之間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口號，以建立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全球蘇維埃革命統一戰線。 中國宿命般地進入俄國革命之穀。 按毛式思維，馬克思為中共奠定了世界歷史觀和社會改造理論，列寧、史達林則把造反、革命、破壞、毀滅變成社會制度和國家意識形態，併發展出新型統治術和治理模式：一個職業革命家隊伍組成的黨，這個党領導和指揮的軍隊，軍事共產主義的鐵血管理，必要的戰略退卻（新經濟政策），全盤集體化，指令性統制經濟（五年計劃），超速工業化(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優先) ，政治清洗、永久性集中營，…… 最重要的是幾條基本原則：意識形態至上，一刻也不能鬆懈對俄國人民的思想鉗制和灌輸；一黨專制，決不容許任何挑戰；實行員警統治，廢止法治；個人獨裁。 須臾不可離的是，必須保持鋼鐵般的冷酷，花崗石般的意志，不斷開動絞肉機，扭緊恐怖統治的發條。 毛曾飽受莫斯科的羞辱與冷遇，1949—50朝覲莫斯科期間，一度面臨慘遭廢黜的窘境，他卻只敢在史達林死後私下抱怨。 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像征，毛稱史達林是父親和導師。 真正的原因在於，毛比任何人都清楚，沒有列寧史達林，他的江山只是海市蜃樓。 再屈辱，也需公開聲明向蘇聯“一邊倒”，“一切服從蘇聯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把毛的罪錯的一半，算在列寧史達林身上，不是為毛開脫。 1949年後毛的所有舉措，列寧史達林幾乎都實行過，毛並沒有僭越。 稱毛是列寧主義者和史達林的好學生，毛當之無愧。 從馬克思到列寧，一個現代准宗教世界得以誕生。 《共產黨宣言》即其《聖經》, 共產主義即其天堂，馬克思即其救世主，無產階級即其選民，莫斯科即其耶路撒冷，資產階級即其撒旦，所有不遵循馬列正統者即其異端，需極刑處死，暴力、恐懼、專政、戰爭即其手段。 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宇宙觀輕而易舉取代中國古老浮泛的天下主義。 列寧需要東方信徒，第三國際需要支那支部， 《共產主義ABC》（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著）需要中國讀者。 毛澤東們更需要權力合法性，只有蘇聯模式才能滿足毛的理想，——有朝一日，成為世界革命的領袖和導師。

殃及世界，褻瀆理想

“打倒帝修反”是文革狂熱口號之一，今人殊難理喻，卻是毛澤東深思熟慮的國際戰略，是其“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思想以及“人民拜物教”的國際化和將來形式。 文革在東西方都曾引發關注，並產生直接影響。 印尼、尼泊爾、菲律賓等亞洲共產黨，印度“砸爛雕像運動”、秘魯“光輝道路”、日本“赤軍”、法國1968年紅五月運動，德國“紅衛軍”、義大利“紅色旅”、美國“黑豹黨”，都從毛澤東和中國文革受到啟發，甚至直接獲得武器、資金和人員援助。 赤棉在柬埔寨的大屠殺，把一個佛教國度変成人間地獄，則是毛澤東文革在國外的典型樣板。

中國毛派領袖張宏良去年聲稱，“5·16”通知比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和《共產黨宣言》都偉大，文革將在21世紀成為大眾民主政治的先聲。 這種癡人說夢的言論並非毫無來由，文革調動的是人民——特別是青年人——對現實的不滿和敵意，投合人們迅速改變處境的願望。 相對于溫和、理性、漸進、改良，造反、革命、破壞、毀滅更能激發人類的狂熱、浪漫、殘忍和盜賊氣概。 毛澤東思想及其文革決不是任何文明意義上的理想主義，無論口號、目標、手段、結果、影響，文革都訴諸於人類天性中的仇恨、譫狂、偏執、愚昧、野蠻、破壞性、嗜殺欲，它們只是毛澤東實現一己私欲的工具，充滿血腥、暴戾、虛偽、獸性，它們以為真理、正義、公平和未來獻身為幌子，只是滿足毛澤東最強烈的個人欲望：統治世界。 ——這是最大的不義和詐騙，毫無任何正面意義。

此外，法國大革命“雅閣賓專政”時期的暴民統治，俄國19世紀民粹主義，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以及楊朱“貴我”、韓非、李斯、商鞅等法家以及三國張魯五斗米教等雜七亂八的東西，都或多或少地出現在毛澤東頭腦和文革中。

敵基督

毛屬於猶太教的“敵基督”，是被神選定，集祭司、先知和君王為一身的救世主的對立物。 中國有“暴君”、“獨夫民賊”，但沒有“敵基督”概念。 使徒約翰指出，“敵基督”是“基督”誕生後的將來人物，他的陰險邪惡、殘酷不仁都超過前人，他存心以與耶穌相反的方式——仇恨、欺騙、殺戮、暴力、毀滅——統治世界並有力量有可能實現其目標。 按此標準，只有20世紀的希特勒、史達林夠“敵基督”，而毛澤東比他們更接近“敵基督”。 毛表達其政治理想的個人工具是格律詩詞。 文革前，毛已再三企盼：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小小寰球……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人類就是在大風大浪裡走過來的…… 希特勒、史達林在德國和俄國屠殺的生命，毛在數量上已超過其總和；因為中國工業化程度和現代軍事水準的局限，毛在有生之年不能發動希特勒式的戰爭，但毛對戰爭的狂熱和癡迷，猶勝希特勒。 史達林、希特勒都沒有接班人，更沒有整個國家繼承其事業，毛卻擁有令人恐懼的億萬追隨者以及一套毀滅中國繼而惡性改變世界的思想遺產。

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宣揚的人道主義、理性原則、懷疑精神和批判哲學遭遇馬克思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和尼采超人哲學，演化成激進主義與虛無主義，嚴重損毀了歐洲古典主義和基督教，造就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德國兩大極權主義。 基督教幾個核心觀念諸如天國即將來臨的末世論、彌賽亞救世主義、選民優越性、最後審判，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的勝利，在中國不可避免地異化為民粹主義、共產極權主義，最後徹底滑向其反題，不僅啟動了秦始皇大一統帝國宿夢，而且引入現代人類最大的“敵基督”——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起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中華紅色帝國法統。 中國1949年以後的災禍之所以具有如此邪惡而強大的破壞性力量，既不只是中國兩千年皇權專制、也不只是西方—俄國現代極權主義，而是兩種惡力在中國聯手結盟的集大成後果。 中國儒學與基督教成全人類、救贖世界的神聖理想，都被可悲地遮蔽和取代了。

對於中國，“敵基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 傳統中國，與聖賢、君子、豪傑、大丈夫相對應的是暴君、小人、懦夫、鄉願，善惡標準出於道德裁決。 《聖經》顯示，使徒約翰最早發出“敵基督”將會出現的警告。 按照基督教，凡是偽稱代表上帝者、擅自以彌賽亞自居者，都是基督的敵人。 在約翰兩封書信（約翰一書、約翰二書）裡，“敵基督者”以單數和複數兩種形式出現。 敵基督是耶穌的反面，耶穌極端仁愛，敵基督極端邪惡；耶穌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其中一位，敵基督是龍、獸、假先知三位一體的其中一位；耶穌從天父得到權柄，敵基督從撒旦獲得權柄；耶穌基督以拯救人類脫離苦難的為使命，敵基督以陷人類於大災難為目的。 敵基督是人類罪惡勢力的集大成者，他的出現成為史無前例大災難的象徵。 “敵基督”是分析、判斷20世紀幾大暴君最合適的概念，舍此不能作出公正而有效的審判。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全部表演，不是通常的獨裁者、暴君所能為，而只能出自一個難以理喻的怪物，即與耶穌孔子爭奪世界的撒旦魔鬼——敵基督。

六

核武器毀滅力量的提升，文明的衝突，恐怖主義的威脅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要求重審一切價值。 只有促進人類彼此瞭解、對話、交流、融通，宣導仁愛、悲憫、同情、理性和中庸的思想，才可把世界引向未來。 任何極端思想、偏執教條和激進主義都將導致衝突和對抗，降低人類的精神，敗壞世界的道德，走向同歸於盡。 毛澤東及其文革是20世紀人類心智迷狂的顯例，“敵基督”喪心病狂的表演，21世紀的中國和世界，不應有它們存在的餘地。

馬克斯·韋伯在20世紀20年從《新約·哥林多後書》 發現某種神授權威，諸如摩西、耶穌之類具有超自然能力和非凡號召力的天才人物。 韋伯預見到某種與基督教基本教義相對的“奇裡斯瑪” 個人魅力型統治者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他們具有超人的特徵，擁有特殊的魅惑力和感召力，同時擁有龐大、狂熱、盲目服從的信眾。 同傳統型統治相比，個人魅力型統治是一種“巨大的革命力量”，其權威與打破傳統、挑戰現存秩序的程度成正比，並導致一種新的觀念系統、行為標準、道德價值和社會結構的產生。 “奇裡斯瑪”就是“敵基督”，絕對的獨裁者，無法容忍任何不同意見，不受任何制約，並不斷尋找和製造新的攻擊目標，清除任何可能覬覦自己權力的人。 敢於、能夠挑戰“奇裡斯瑪”統治者的只有兩類人：智者和聖徒。 中國為數不多的智者在文革前已幾乎被消滅殆盡，文革是毛澤東極端邪惡和絕對獨裁統治時期，也是中國現代聖徒誕生的年代：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李九蓮、陸鴻恩…… 可歎的是，中國沒有出現直接挑戰和消滅毛澤東的荊軻式英雄。 而德國謀刺希特勒的人士卻高達七千餘人，包括三名德國元帥和眾多知名人士，其中最傑出的是施道芬堡伯爵和朋霍費爾牧師。

1989年後，大大小小的毛澤東開始浮出，時隱時現的“奇裡斯瑪”型人物偶露尊容，陰差陽錯地坐擁巨量財富又危機四伏的中國，幾乎一夜之間又重新乞靈於毛。到2016年文革發動50周年，中國各界呼喚二次文革、為毛澤東招魂，已成公開且可稱囂張燎原之勢。 50年過去，由於中共成功得遮蔽了文革的真相，繼續保持對毛澤東的尊崇，數以億計的當代青年對文革的陌生、神秘、好奇隨時可能轉化成又一場史無前例的狂熱造反，以發洩他們對現存社會的憤懣，改革開放帶來的一切將玉石俱焚，一切又從頭開始。 毛澤東再次君臨中國，並非危言聳聽。

整個20世紀，歐美世界、俄國和中國人自己，都低估了中國歷史文化裡的專制黑暗和原始獸性與現代西方有害思想遇合後的巨大破壞力，都忽視了中華帝國在其現代命運中死灰復燃的可能性，都不曾意識到，共產黨中國已成為東西方有害思想的現代淵藪，毛澤東乃是奇裡斯瑪式的敵基督，文革乃是世界啟示錄式毀滅的序幕。

七

小結：

一，與新左新毛派不同，我把毛澤東歸為“敵基督”，他不是任何文明意義上的“哲人王”。 毛澤東及其文革，是中國歷史的大失敗，文明的總崩潰，是中國人共同的奇恥大辱，是東西方有害思想古怪羼麇的史無前例的惡果，是孔孟到顧炎武、曾國藩等無數前賢往哲憂心如焚的“仁義充塞,率獸食人,人相食”的“亡天下”慘禍。

二，毛澤東及其文革遺產，是古今中外有害思想毒化中國的集大成表演，竟逃脫了清理和審判。 文革思想一旦與中國“改革開放”獲取的經濟成就和物質力量合二為一——即承認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同為合理合法，就將在全球化時代人類意識與世界文明草創時期，徹底毀滅中國，同時禍害世界。

三，習近平等太子党歸宗認祖毛澤東，不僅是對毛澤東統治及文革時期中國人蒙受的苦難和犧牲最嚴重的褻瀆，而且是拿全體中國人的現實命運和未來作賭注，是走向毀滅的選擇。 制止毛澤東東山再起，阻截文革借屍還魂，是經歷過文革終於認清其本質的一代中國人亡羊補牢式的責任。

2016，5，30 北美 結廬

原載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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