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味，怎能叫它再鹹？
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頭，任人踐踏。
——《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

一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

四川大地震，再次讓世人領教了這兩句符咒式的箴言。

人類從上蒼那裡領受的命運，各不相同。有的人群世代掙扎在蠻荒、貧窮和戰亂中，有的國家自古以來就佔據著膏腴沃野；海洋民族天然富於冒險進取精神，同時對大海與星空的深邃浩瀚滿懷敬畏；沙漠戈壁致人于內心苦修，衷心企慕來世與天國；東方、中國，似乎註定了須歷經災難、痛苦和浩劫，才能感受造化的奧義，才能領略冥冥之中隱而不顯卻無時無地不在的天意，謂之：殷憂啟聖，多難興邦。

如同猶太人這支上帝選民也必是世上的鹽一樣，四川也是中國的鹽。不僅在修辭學的隱喻中，而是在最原初最古樸的存在意義上，將四川當成中國的鹽，都是恰切的陳述。 “蠶蟲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只有在四川，李白這樣靈心特異的詩仙，才能在“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喟外，洞察到某種蒼茫的命數籠罩在這滄海桑田的神奇作品之上。億萬年間，經寒武紀、志留紀、震旦紀、三疊紀、白堊紀等動以千萬年為計的地質年代，在“加里東運動”、 “印支運動”、“燕山運動”等亞洲地殼沉浮和氣象萬千的造山運動合力作用下，喜馬拉雅山持續升高，像一位君臨萬物的萬神之神，居高臨下俯瞰塵寰，四川萬千水流則合力切穿巫山萬壑，匯成三峽長江水系東奔太平洋，四川終於完成其驚天動地的滄桑之變：由海洋盆地演變成湖泊盆地最後固化成養育了億萬生靈的陸地盆地。

這口“紫色盆地”的最大地理特點，在於它處於中國第一、二、三臺階分際處，這片由四條長江支流而冠名的地質結晶，由世界屋脊向東或急劇傾斜或綿亙迭宕的地理界線，正好也是中國五千年華夏文明與“蠻夷狄戎”阡陌交錯、中原儒家軸心文化念茲在茲必行“華夷之辯”的文明衝突－融合帶。這種地理－文明界線的重疊契合，賦予四川某種特殊而神秘的天命。

自李冰父子順天應人、貢獻其不朽的“非壩水利工程”都江堰於天下之後，四川便成千里沃野，號稱“陸海”，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稱美“天府”，同時成為逐鹿中原、一統天下的兵燹要地。張良、諸葛亮曾將四川作為進退有據的基業之地，唐玄宗、僖宗先後避亂成都，最為後世樂道的“三國”蜀中故事，諸葛亮在其《隆中對》對四川的定位，都記載了“天府之國”對於“天下”日益緊密的關係：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固之，以成帝業。

從地理－歷史－文化沿革看，與北方中原大一統中央集權傳統和湖湘荊楚巫道逍遙之風不同，四川自成一統的格局和獨具的氣象，空間的阻隔和時代的差序，使這片與法國同大的土地，常在渾然不覺中扮演某種出人意表的角色，而令歷史學家詫愕不已，幾度演繹了難為庸常智性所能理喻的歷史大劇。

西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歿于合川釣魚城，致使蒙古最高權力形成真空。大規模、大面積入侵歐亞、兵臨莫斯科的各路蒙古軍隊紛紛回撤爭奪汗位，歐洲的歷史方得以按後來的軌跡發展。世界歷史如此這般演變的實情是，令歐洲驚恐萬狀的“上帝之鞭”折戟四川，蒙古帝國征服世界的路線發生偏轉。忽必烈繼承汗位後將其首都從哈拉和林遷到北京，從陸路侵略印度和緬甸，經水路進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個兄弟旭烈兀則渡過奧克蘇斯河，橫掃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攻佔巴格達、克阿勒頗、德黑蘭和大馬士革，蹂躪了整個穆斯林世界。同時，忽必烈的弟弟阿裡不哥和堂弟、俄羅斯金帳汗國大汗別爾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後挑戰蒙古帝國汗位，引發了長達40年的蒙古各部落內戰。

從成吉思汗到窩闊台到蒙哥，蒙古鐵騎沿伏爾加河、多瑙河、萊茵河、波羅的海和亞得里亞海征服俄羅斯、波蘭、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蘭西乃至整個歐洲的戰略路線圖從此改觀。其結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臥爾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國連同俄羅斯在內的全部歐亞結合部陷於數百年的歷史停滯，惟有西方贏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之機。歐洲由此突破中世紀的厚重帷幕，開始了以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為先導的現代文明進程，並且把這一進程推進到今天，推廣到包括中國、四川在內的整個世界。

四川不過因應形勢，耗費二十年光明修築了一座釣魚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駐地，合川人用自己的鐵肩、鋼腿和金腰壘築的城池，竟堅持了四十年的“合川保衛戰”，雖然沒有扭轉蒙元最後征服中國的大危局，卻在渾然不覺中改變了世界歷史版圖。

沒有一個歐洲人會感謝四川，也沒有一個穆斯林會忌恨四川。天意從來高難問，四川的全部榮耀和悲情，都不會輕易示人，——事關天意。

無論馬可·波羅、利瑪賽對中國的“發現”還是托勒密的地理學說、麥哲倫、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甚至幫助中國建立現代海關的赫德、率先提出對華 “門戶開放”政策的海·約翰以及推動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和協助創立中共的鮑羅庭、馬林、巴甫洛夫等共產國際代表，都從來沒有將其視野真正投放到中國的腹地，“中國的鹽”依然陌生、苦澀、神秘。

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歐風美雨東漸，東南沿海得風氣之先，東西部文明距離日益拉大，四川晦盲否塞，落後不開化也日益明顯，直到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中國1840年以來受於西方列強的壓力，才漸為東來島國的逼迫所取代。四川自成氣象的盆地歷史也才告終結。

1895年甲午戰敗，三年後康有為上書光緒帝，首次提出“遷都”之議。他聲言，面對日本帝國的“脅制”，“中國若要免於亡國滅種之虞”，必須遷都。這位維新領袖雖為廣東人，卻第一次把其建都立國的眼光投向古代“益州”，四川開始為東南新派人士所注意。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運動蜂起。1911年11月23日，川東重鎮重慶率先獨立於清朝，成立“重慶蜀軍政府”。孫中山指出，“四川前後運動起義者甚眾”，盛讚“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鄒（容）迄彭（家珍），一僕百作，宣力民國，厥功尤多。岷山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獄，俊哲挺生，厥為世率。虜祚既斬，國徽永建，四億兆眾，同茲歆羨。”

中國近代風雨如晦，充擴不開，最宿命的阻障，乃是“一衣帶水”的日本，日本現代工業化造成的新的國族觀、亞洲觀和世界觀。對於日本，侵略並征服支那（中國）乃是日本實現其“大亞洲主義”，建立“黃種人羅馬帝國”的題中首義。對於中國，這意味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大危機，仍是“亡國滅種”至於斯文掃地，率獸食人的天下之亡。中國若不願臣服日本帝國從而永久喪失其國家和文明，就只有一種抉擇，舉國舉族舉土之力以抗日。對於四川，則意味著在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北伐東征諸歷史大事中因為地緣關係而基本置身局外的歷史宣告結束，四川“天府之國”、“四塞之地”的地理環境再也不能維持一個 “獨立王國”，歷史之手沖決自然屏障，四川從此開始成為“中國的鹽”。

二

與康有為、孫中山等人一樣，中國抗戰最高當局都不是四川人，但都把四川作為中國抗日大後方和國民革命根據地。蔣中正為浙江人氏，在民國初年就提出 “蜀粵並重”的思想，認為在中國各省中，只有廣東和四川能作“革命根據地”，因為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富，而且“四川同胞的天性，富於民族的感情，一貫的忠於主義，勇於革新”。

從1934年10月始，專負國防和軍事部署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以“追剿紅軍”為張本，巡視了西南西北十餘省，策定四川為抗日大後方的抗戰方略。

1935年，蔣中正在重慶以《四川應作復興民族的根據地》為題作公開演講，“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國立國的根據地。無論從哪方面講，條件都很完備。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說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

同年8月11日，蔣氏在峨眉山軍官訓練團再次強調：“辛亥革命發端於四川。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來收革命最後成功之果。”

同年10月6日，蔣中正又在成都四川省黨部擴大紀念周上作題為《建設新四川的根本要道》演講，再次強調四川與國家治亂、民族興衰的特殊關係，再次強調“四川是中國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

同年10月8日，蔣氏又在重慶以《四川治亂為國家興亡的關鍵》為題公開聲稱：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精華和根基在長江流域，四川既居長江上游，又有本部各省中最廣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與最好的形勢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亂，不但影響長江流域的治亂，而且可以決定整個國家的治亂。他公開指出，在與日本大戰爆發前，華北一定多事，甚至要出現偽政府，但只要四川能安定，腹地能建設，中國一定不會滅亡，而且定可復興！他明白無誤地宣稱：在中日戰爭正式爆發後，無論中國的東北、華北以及長江中下游出現什麼亂子，只要大西南存在，國家必可復興，即使“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是大有可為”。

1936年，以四川為抗日根據地的對日作戰方略在中國參謀本部擬定的《國防計畫大綱草案》得以明確表達：“以四川為作戰總根據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為作戰根據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鄭州、洛陽、西安、漢口為作戰根據地”。從此，四川正式成為“抗戰中國的鹽”。

自從四川成為中國抗戰大後方的中軸、重慶建為中國戰時首都後，日本侵華戰爭的根本目標，便是攻略四川、佔領重慶，徹底結束“中國事變”，再根據亞、歐戰局演變，決定“南進”、與美英西方列強在西南太平洋開戰，還是“北進”、與德國從東、西兩面夾擊蘇俄。

1942年5月19日，日本南方軍團順利攻取東南亞與西太平洋諸戰略目標後，曾稟報日本大本營，稱“南方軍之戰略任務已經完成。”大本營接受“中國派遣軍”意見，制定進攻四川的大戰略，定名為“五號作戰計畫”。擬在日本國內征派23萬後備軍，歸“中國派遣軍”指揮，特別從南方軍總司令部調派日軍第一戰將塚田攻中將，擔任攻略四川先鋒指揮官。日軍擬特別組建“第五方面軍”，統一指揮第二、七、二十八軍，共十個師團，先由山西、河南西渡黃河，西攻關中平原與陝北，在擊潰延安與西安的中國守軍後，其鋒芒向東旋轉，越過秦嶺、巴山，沿蒙古軍隊故道直取成都平原。另外由武漢十一軍五個師團，從宜昌溯江西上，強力突破華軍三峽防線，直接攻佔重慶。一旦四川失陷，國民政府要麼再向西康、西藏一帶撤退，淪為地方遊擊政府，要麼向日本投降。

日本在二戰所犯最大錯誤之一，便是因1942年夏季美軍在所羅門群島和新幾內亞開始強力反擊日軍，塚田攻中將坐機1942年12月初在安徽上空被中國空軍擊落身亡，而停頓以至完全放棄“第五號作戰計畫”。直到1944年再度發動“一號作戰計畫”，打通亞洲大陸戰略交通，將“關東軍”、“中國派遣軍”以及 “南方軍”結為一體，最後壓制並攻略四川，與盟軍進行戰略決戰，皆因歐亞戰局已發生不可逆轉的演變，而無法實現其戰略目標。

中國若無東三省，華北五省，江南沿海各省，尚可維持抗日複國基局，但若失去四川，若使重慶淪陷，就一定亡都至於亡國。八年抗戰歷史早已坐實，四川乃是日本帝國無法逾越的中國現代萬里長城。

附帶一句，日本長期佔據東北、華北，竟然連攻取延安的像樣的作戰計畫也不曾制定，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曾對四川進行過長達五年半的“戰略轟炸”，日本曾在隨棗會戰後攻陷宜昌，在豫湘桂大戰後兵至貴州獨山，但除了俘虜，就沒有一個日本兵、一輛日本坦克染指巴蜀大地。日本只能望蜀興歎，刹羽而敗了。

抗戰期間，一首名為《四川的兒女》的歌曲曾在四川廣為傳唱：

大時代到了！大時代到了！四川的兒女們，快站到長江的前哨！我們的心是火焰！我們的血要交流在一道！我們的臂膀是鋼鐵，我們手要拿起殺敵的槍刀！保衛大四川，保衛大中華，沖過長江下游的城堡！大時代到了，大時代到了！四川的兒女們，快拿起我們的槍刀！

不妨略舉數例，當可見四川之於抗戰中國的特殊價值。

“七·七事變”次日，劉湘即以四川省主席身份電呈蔣中正，同時通報全國，呼請全國總動員，一致抗日。8月7日，劉湘飛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慷慨陳辭：“抗戰，四川可出兵百萬，供給壯丁五百萬，供給糧食若干萬石！”在場蔣中正以下諸軍事要人皆受其感染，會議最後以起立與否決定抗戰與否，與會者皆齊刷刷一致起立。在中國及世界戰爭史上，如此行動空前絕後。只有深刻瞭解一盤散沙、軍閥擁兵自重的中國的人們才清楚，這種古代盟誓式規儀，對於中國戰時軍事領袖們所具有的特殊含義。

8月25日劉湘發佈《告川康軍民書》，號召四川承擔較其他各省都更重大的責任。各路川軍將領紛紛請纓抗戰。劉湘本人於1938年1月殉國，死前留下遺囑，語不及私，“抗戰到底，始終不渝，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這一段遺囑，很長一段時間在前線川軍每天升旗儀式中被官兵同聲誦讀。

抗戰八年，日本軍隊從未踏上四川土地，川軍足跡卻遍及中日戰場，淞滬、徐州、武漢、南昌、隨棗、長沙、豫南、上高、中條山、浙贛、鄂西、常德、豫湘桂、湘西諸會戰以及滇西、緬北、印東戰場，都有身材矮小卻異常能吃苦死戰的川軍。英國女記者阿特麗指出，西方軍隊常見的軍事美觀裝飾，中國軍隊完全沒有，沒有樂隊、鼓手，更沒有少女向他們獻花和香煙。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納爾遜認為，中國軍隊的毅力無可超越，他們的忍耐舉世無雙，如果得到足夠的糧食和精神的鼓勵，他們將是世界上最英勇的戰士。腳穿草鞋、裝備陳舊的川軍乃是最典型的中國軍隊。四川曾將300余萬子弟送上前線，長城內外，大河上下，長江南北，三湘以內，五嶺之外，滇西緬北都曾流遍四川“壯丁”血汗。中國詩人和歌者曾為這些身壯如鐵而目不識丁的川娃兒獻上過衷心的禮贊。在此且略引幾首壯丁之歌，以饗今人：

壯丁上前線
常任俠詞張曙曲
東洋強盜野心狂，姦淫婦女搶錢糧，
占我們的田地，燒我們的村莊，
殺我們的父母，炸我們的工廠。
我們要拿起鋤頭鐮刀，拿起炸藥鋼槍，
一齊殺上前去，把日本強盜都殺完！
我們是健壯的壯丁，滿身有紫色的光芒，
我們要打東洋，保我們的田地，保我們的村莊。
我們要打東洋，保我們的妻子，保我們的爺娘。
打東洋！打東洋！殺盡強盜回家鄉，殺盡強盜回家鄉！

壯丁歌歐陽山詞賀綠汀曲
胸膛闊，胳膊粗，天生一付好身手，男兒志氣高！
不做亡國奴！編成先鋒隊，邊疆去守土，槍在肩，刀在手，殺盡敵人方罷手！

壯丁隊歌蒲風詞居田曲

一二三四！一二一二三四！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們團結得像鐵的洪流，我們都預備向前線沖。沖，沖，沖，沖出山海關，跨過大海東；我們，我們壯丁是民族解放的先鋒！

國民革命軍第41軍122師中將師長王銘章在徐州會戰滕縣保衛戰中自戕殉國，所率將士五千餘人在108小時激戰中幾乎全部陣亡，滕縣陣地化為灰燼。1938年6月15日，成都十萬民眾在牛市口迎靈，8月30日移至新都安葬。成都少城公園建有王將軍騎馬銅像。

四川詩人徐士豪當年在《抗戰日報》上寫道：
現在再不用問誰的首領姓劉或姓孫……，
“百家姓”已給戰火融成了一條心！
昔日相打的手現在握得緊緊，
全四川的槍尖只共支住這一個戰爭！
啊，戰爭！你們是為了戰爭才出川！
四川健兒生命的源流沒有止窮！
流血嗎，四川健兒可以不掛念，
這血的雨將要澆息敵人的兇焰！
死亡嗎，這是四川健兒的家常便飯，
四川健兒的英靈還要保衛這江山！
四川健兒今天尋得最偉大的死！
四川健兒今天給四川留下最光榮的史！
四川健兒今天給國家做道最緊要的事！
四川健兒今天給人類寫了最悲壯的詩！
不管我們的戰爭打到十年或八年，
不管我們的人馬只剩一萬或八千，
我們的四川健兒永遠記住這誓言：強敵未滅，永不重返四川！

川軍以陣亡263,991人、負傷356,267人、失蹤26,025人，以劉湘、饒國華、王銘章、李家鈺、許國章、王瀾波、李成烈等將領的殉國證明，他們是抗戰中國不可或缺的鹽。

曾被譽為“模範父親”的安縣小民王者成，為其出征兒子王健堂送行時，竟在白布錦旗正中寫下大大的“死”字，左上方寫有：“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943年，抗戰最艱難的年頭，國民政府軍委會督令四川在一個月內征四萬五千名優秀青年學生遠赴緬甸補充遠征軍，四川數百所大中學生“泣請從軍”，十萬青年遠征軍如期奔赴前線，留下“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不朽壯詞。

抗戰八年，中國共支出戰爭費用14,640億元（法幣），四川負擔約4,400億元，約占全國軍費三分之一。1941年至1945年，四川所收谷麥占全國征糧三分之一以上。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兵工廠，先後為前線生產並輸送了320萬條步槍、8萬餘門火炮、8億5千萬發槍彈、370萬個炸藥包，75 萬噸各類軍用器材，四川生產的生絲、豬鬃、桐油、茶葉大量出口，換取中國急需的軍事貸款。

1940、41年後，四川各地展開獻糧獻金獻機運動，社會各界、三教九流湧現大量動人故事。負責此項工作的安徽人氏馮玉祥將軍多次由衷感動，稱： “抗戰以來，川省出錢、出兵、出糧、出力甚多。本人數月經所各地，不論男女老幼，莫不熱烈響應，人人自動獻金，愛國但恐後人，令人欽佩感動。此為四川之光榮，亦為我國前途之光明。”蔣中正在《四川與對日抗戰》一文中指出，“川省同胞，遵奉國家至上，軍事第一之要旨，忠誠奮發，同心戮力，以收動員人力財力之功。每年糧政兵力所負擔之數量均屬甲於各省。輸將慷慨，繳納必先，丁選從戎，踴躍恐後。推而至於增產、運輸、募債、獻金等一切有關抗戰之工作，莫不有優良之表現。”

為配合盟國空軍，先後在重慶、成都附近九龍坡、廣陽壩、菜園壩、雙流、新津、邛崍、彭山、廣漢、溫江、德陽等地修築和擴建了轟炸、驅逐、運輸機場，近200萬民工參予了極為浩大艱巨的工程。數以萬計的石匠、木匠、鐵匠、泥水匠、磚瓦匠以及擔負炊事、運輸、後勤、縫補、醫療的老人、婦孺，風餐露宿，櫛風沐雨，肩挑背磨，用最原始的工具，最土俗的辦法，一錘一撬、一磨一碾、一手一腳、一吭一唷、一汗一血打、炸、挖、辟、填出十數個軍用機場。其規模之巨大，場景之壯烈，足追兩千年前秦漢萬里長城和埃及金字塔，四川以古代奴隸勞動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為中國和遠東戰場的文明勝利舉行了讓歷史學家至今失語的奠基儀式。

1944年6月16日，首批60架B29遠端重型轟炸機從成都郊縣各機場起飛，穿行整個中國戰場，橫越黃海、日本海直接轟炸日本鋼鐵中心八幡，日本帝國第一次經受來自中國本土的遠端轟炸。此後半年間，從四川各機場起飛的B29轟炸機向日本本土及其佔領地共投下3,623噸高爆炸藥。

三

自貢鹽場歷時千年，為中國著名鹽都，是中國最大井礦鹽生產基地。其產量自晚清以來保持在全國產量五分之一以上。竺可楨曾親臨考察，“商店和井灶錯處，連鄉帶市延綿四十裡有奇。遊子初抵此者，聞各處鹽井機械叮噹之聲，以為身入歐美工廠矣。”日本先後佔領華北和沿海產鹽區後，以自貢鹽場為中心的四川井鹽產銷量迅猛提升，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管轄地區人口約二億，按戰時配給規定，每人每年用鹽10斤，共需2,000萬擔。自貢及四川各地產鹽則達600萬擔，占全國鹽需求量近三分之一。自貢鹽稅計達21億元，占全國鹽稅四分之一，為國民政府最大稅收之一。按當時最低稅率計，自貢每年徵收鹽稅達4,800萬元，若將此款項購黃穀，可購1350萬石（每石150市斤），折合磧米14億54萬斤，可以支援40個標準編制的陸軍師一年軍餉，可供270軍隊一年軍糧之需。

日本本土海岸曲折，鹽產嚴重不足。明治以後，日本成為鹽進口大國，日軍對鹽資源的戰略價值具有獨特的體認。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支那事變處理要綱》，決定對以重慶為陪都的四川抗日大後方“實行長期大持久戰”，實施遠端戰略轟炸。1941年5月，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門發動第五次大規模內地轟炸，第二期目標即對四川“自流井制鹽所”實施“鹽遮斷”專題目標轟炸。

1939年10月10日，日軍27架零式轟炸機對自貢進行“雙十無差別轟炸”。投擲炸彈和燃燒彈共113枚，炸死101人，炸傷125人，炸毀房屋 185間。國民政府為改善自貢地區防空力量，1940年初從重慶調出裝備德式75口徑高炮的高炮營，取代捷克造高炮營，直接駐防自流井鹽場磨子井附近山上。

抗戰八年，自貢鹽業生產一直堅持不輟，成為四川抗戰大後方一個堅固的堡壘，一排排鹽井支架如同誓死如歸的士兵，透顯出獨特的氣概。1942年、43 年，自貢鹽業投資購造“鹽2號”、“鹽船號”飛機二架，學生購“青年號”飛機一架，1944年，西場鹽商餘述懷捐資1000萬元，東場鹽商投資600萬元，蜀光中學師生捐款17萬元，該年獻金總計達1.2億元，金戒指800枚，金手鐲100枚，布鞋一萬雙，按當時城市人口23萬計，人均捐資500元，相當於八口之家的鹽工家庭一月的收入，為全國最高紀錄。

重慶本是四川省乙級市，南京淪陷後成為中國戰時首都，中國抗戰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和文化教育中心，太平洋戰爭後又成為反法西斯盟軍暨世界民主統一戰線東方指揮中樞。

根據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軍部曾制定“大陸令第241號”、“大陸令第345號”、“大陸令第925號”、“大陸令第1252號”作戰令，將重慶確定為“敵國戰略及政略中樞”，確定為“航空戰略轟炸”，為五期五年半，史稱“重慶大轟炸”。

日本曾再三公開聲稱，對重慶實施“戰略轟炸”、“政略轟炸”、“地毯式轟炸”、“疲勞轟炸”、“密集轟炸”、“輪番轟炸”、“月光轟炸”、以“消滅敵國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並“直接轟炸市民”，造成重慶“上下震撼，極度恐怖”而崩潰投降，以儘快解決“中國事變”。
重慶各界上至元戎、國共兩黨領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國駐華外交、新聞、教會、商務和旅遊人員，居無寧日，行無坦途而同仇敵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曠日持久、空前絕後、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史詩。

1939年5月3、4日兩天，德國入侵波蘭、歐戰爆發前4個月，63架日機首次大規模轟炸重慶，共投炸彈176枚、燃燒彈116枚，炸死3,991人，炸傷2,287人，炸毀房屋4,871棟，創下人類戰爭史上空中屠殺一次逾5,000人的空前紀錄，世界輿論譁然。

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目睹了這場空前屠殺後，寫下《慘目吟》：

五三與五四
寇機連日來
渝城遭慘炸
死者如山堆
中見一屍骸
一母與二孤
一人橫腹下
一人抱右懷
骨肉成焦炭
凝結難分開
嗚呼慈母心
萬古不能灰

老舍與胡風、梁實秋、宋之的、白修德、韓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經歷了“五·三、五·四”大轟炸、經歷了與重慶市民徹夜奔逃的災難後，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在復活：

沒有哭啼，沒有叫駡，火光在後，大家靜靜的奔向公園。偶然有聲高叫，是服務隊的“快步走”，偶然有陣鈴聲，是救火車的疾馳。火光中，避難男女靜靜的走，救火車飛也似地賓士，救護隊服務隊搖著白旗疾走；沒有搶劫，沒有怨罵，這是散漫慣了的，沒有秩序的中國嗎？像日本人所認識的中國嗎？這是紀律，這是團結，這是勇敢──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養，在血與火中表現出它的無所侮的力量與氣度！

次日，在一片煙山火海中，國民政府行政院議決並呈請國民政府頒令，“明定重慶即行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以回應日本摧毀中國抗戰決心的毀滅性轟炸。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愛獨立、自由稱譽世界的歐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法蘭西共和國，在納粹德國戰爭機器僅僅六個星期的進攻後便可恥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恥地陷落35天前，重慶臨時參議會通過議案，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及國防最高會議：

重慶為戰時首都，成為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之樞紐者，三載於茲；且今後抗戰勝利，亦必預計其為西南建議之中心，並得在歷史上成為千秋萬世永值紀念之名城。因而建議政府明令，定重慶為中華民國永遠之陪都。

經受了三年狂轟濫炸和南京汪偽叛逆政權強大衝擊的重慶，已成為戰鬥中國名符其實、堅不可摧的戰時首都。為循名責實，從法理上確認重慶的歷史地位，國民政府再次起動國家法律程式，令頒“明定重慶為陪都”：
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

政府於抗戰之始，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川省人民，同仇敵愾，竭誠紓難，矢志不移。…樹抗戰之基局，贊建國之大業。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後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

重慶抗戰首都既為國民政府議決，更為日寇的轟炸和重慶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時人于此曾多所論列，此謹略取三則，以饗今人：

中國的潛力是不可測的，重慶的潛力也是不可測的。過去，外來人看到重慶，那種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說這裡並不像一個能夠吃苦的抗戰首都。到今天，外來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說重慶城一片廢墟，這種淒涼，在前方也並不多見。偉大的重慶代表著獨特的中國作風，他在默默地忍受著一切的災難。現化代的武器雖然可以摧毀氣候、沙漠、海洋、山嶽四大天險，卻摧毀不了在死中求生的決心與意志。

四方仰望著的重慶，實在已逐漸成為中國的心臟與腦髓，堪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陪都是一個巨大的電池，如果指揮得法，他可能吸引著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思想，感情與意志，將他有強力的電波，指揮著全國。兩年來的大轟炸，好像是有意給陪都一個試驗。肉眼看不出的潛力，習俗中找不出的堅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讚歎聲中，走上了命定的光榮之途。重慶帶上了偉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國人注視著它、所有的中國人嚮往著它，這是我們無可再退的堡壘、這是我們的耶路撒冷。

從世界地圖觀之，四川向東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歐亞大陸，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亞大陸三方人力之物力，咸幅輳於此。著名史地學家張其昀從中國和亞洲戰局出發，概述重慶的戰略地位為：“以四川為中心，以西北諸省為左翼，以西南各省為右翼，西南、西北兩大國際路線，均以新陪都為其總樞紐。”

1941年6月5日，德國入侵蘇聯前17天，日機持續轟炸重慶達300餘分鐘之久，釀成死傷人數逾3,000人的“大隧道窒息慘案”，震驚中外。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軍戰略轟炸司令兼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少將親率27架轟炸機，低飛席捲式轟炸南岸黃山蔣介石官邸“雲岫樓”，幾乎一舉消滅正在召開重慶軍事會議的中國國家元首和各戰區長官、參謀長。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22天，在曾數度一片火海、斷壁殘垣的民族路、民權路和鄒容路三條主幹道義叉中心，修起一座蜚聲中外的木質紀念建築物，公議定名為“精神堡壘”。“精神堡壘”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戰之意，頂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內貯燃油、棉條，每遇重大集會，即倒入酒精點燃，焰火熊熊，象徵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浩然正氣。

中外眾多人士正是從日本狂轟濫炸的重慶看到了中國的精神和力量。1940年8月19日、20日兩天，日機對重慶進行了最肆虐的“地獄式轟炸”，蔣介石在南岸黃山遠眺火海中的重慶時，感歎重慶市民“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彈與炮火相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各國首都中，重慶成為最早、最久、最多的遠端戰略轟炸目標，成為取消了前線與後方、交戰人員和普通民眾之間界線的“無區別轟炸”的濫觴，成為戰爭手段和戰爭哲學惡性轉變，遠端運載工具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結合，將整座城市作為人質和對象的毀滅性恐怖轟炸的開端。這個開端，清晰地通向德軍轟炸倫敦、英軍轟炸柏林、美軍轟炸東京、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以及戰後各次戰爭中同類手段和同類性質的遠端戰略轟炸，及至2001年9月11 日國際恐怖組織對美國紐約世貿大廈的劫機轟炸等“空中屠殺”，它們都與“重慶大轟炸”有戰史邏輯繼承關係。

“重慶大轟炸”與“南京大屠殺”一樣，是日本軍國主義嚴重越出人類戰爭(包括侵略戰爭)基本界限，極端野蠻、特別殘忍的戰爭行為。“重慶大轟炸”對人類戰爭性質和戰爭手段的演變升級則更具有啟示錄式的影響。

如果沒有選擇重慶，而是選擇西安、洛陽一類西北平原城市和歷史古都作戰時首都，中國能否堅持八年抗戰，中國會否再次亡都至於亡國，從而改變中國、東亞乃至世界戰時格局和戰後前途，實難論定。

一言以蔽之，重慶作為中國戰時首都，是因緣巧遘，得天獨厚。

著名時評家徐盈在《重慶──世界與中國的名城》一書中寫道：
這個首都，在抗戰中，爬上了東亞政治的最高峰，開羅會議是到了榮譽的頂點。國際人士來的，一天比一天多起來，重慶的國際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濃，一切評論的物件，都集中在中國的代表者──重慶。

1946年4月30日，國民政府頒佈“還都令”，定於5月5日還都南京，其辭曰：
國民政府前為持久抗戰，移駐重慶。八年以來，……國土重光，金甌無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敵寇深入，損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廣大之民眾與憑藉其豐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勝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稱天府，尤為國力之根源；重慶襟帶雙江，控馭南北，占戰略之形勢，故能安度艱危，獲致勝利，其對國家貢獻之偉大，自將永光史冊，弈葉不磨滅。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報》載文引述國民政府當局決議稱，“重慶市為戰時首都，抗戰八年中，為戰時政治經濟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勢下，重慶始終屹立不動，成為抗戰精神的堡壘。”政府“感于重慶對國家的偉大貢獻，和將來所處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戰勝利前夕，即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以示國家重視重慶之至意”。

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重慶成為第一個在決定人類命運的世界性決戰中始終站在正義、民主、自由、光明與和平一方，並享有崇高國際聲譽的偉大城市。

愛德格·斯諾在《為亞洲而戰》一書中寫到他對日機轟炸下的重慶的觀感：
日本已經作了十次空襲，投下了好幾萬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彈和燃燒彈，但它不能毀滅這個首都的精神，那已經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轟炸在中國人的腦子裡喚醒了一種重建中國的決心，比敵人能夠毀滅的還要快。

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寫道：
1939年至1941年間，重慶的脈膊裡，跳動著戰時全民族的力量。使重慶成為偉大，而把各種各樣的男女融合成為一個社會的是重慶大轟炸。

1942年6月15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對英國民眾發表廣播演說，盛讚重慶的偉大：
自日本開始進侵中國，迄今已有五載……中國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徵中國不屈不撓的意志和決心之重慶，乃成為全世界各地家喻戶曉之一名詞。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慶乃聯合國家所有振奮精神之象徵；為獨裁者而言，重慶乃無數民眾甘冒危險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縛之象徵。重慶直可與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較而無愧色，重慶之應成為世界理想中之一項事物，實足無異。

1942年7月7日中國抗戰五周年紀念日，英國首相邱吉爾代表英國政府和人民致電重慶人民：
五年中有四個寒暑，中國實際上是單獨抵抗侵略，單憑著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對抗侵略者的軍隊飛機的進攻。中國沒有強有力的海軍和空軍，可是它卻經歷了足有五十個敦克爾克而仍然堅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抵渝，羅斯福總統特地委託攜帶一幅精美卷軸贈與重慶人民，內書頌詞，對重慶人民在大轟炸中表現出的堅毅精神極盡讚譽之辭：
我謹以美國人民的名義，向重慶市贈送這一書卷，以表達我們對英勇的重慶市男女老幼的讚美之情。
在空襲的恐怖中，甚至在這種恐怖尚未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裡，重慶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現出沉著和不可征服的氣概。你們的這種表現，自豪地證明了恐怖手段決不能摧折決心為自由戰鬥的人民的意志。你們對自由事業的忠貞不渝，必將激起未來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氣。

1946年4月25日，蔣中正在成都軍校告別四川各界代表，並即席發表講話：
辛亥革命，實際上可說是由四川開始。因為武裝革命起義，是由於四川發生了路政風潮而產生的，於是滿清帝制由此推翻。中華民國亦以此建立。到了此次抗戰開始以後，政府建都重慶，以四川為抗戰根據地，……經過八年的艱苦奮鬥，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位浙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與川省各界依依惜別時，強調“一定要使我們四川每個同胞都能蒙受其福利，把握目前大好的建設時機，發揮我們偉大潛力，來建設新的四川，成為我們中國的模範省”。

四

包括蔣中正在內，包括7,000萬四川人在內，誰都沒有想到，短短三年時間，領導並堅持了八年抗戰的國民政府竟然由於種種原因（包括蘇俄紅軍出兵中國東北等國際事變），成為國共內戰的輸家，四川成為中國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最後“苴國”。四川軍事實力派人物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羅廣文、陳克非等人紛紛棄國民黨投共產黨，向新黨新領袖新政權輸誠。短短一百餘天，維持了中國抗戰基局的四川，改天換日，江山易幟，又一種命運降臨其上，四川仍然要作中國的鹽。

1949年12月10日，蔣中正與蔣經國乘“中美號”專機從成都鳳凰山機場騰空起飛，永遠離開大陸，在巴蜀大地上空留下兩行文字：

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淚縱橫

巨大的歷史反吊接踵而至。

正因為四川是抗戰大後方，重慶是中國的戰時首都，正因為蔣中正和國民黨賦予四川以“抗戰建國復興根據地”的歷史地位，正因為四川在中國抗戰與世界二戰中有如此顯赫如此凝重如此不可磨滅的貢獻和犧牲，作為中國國民黨和蔣中正的死對頭並在蘇俄扶持下奪取了全國最高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就要以同等的力量、相反的意欲和對立的目的，塵封、剷除、毀滅抗戰四川的一切痕跡，賦予另一種景象、符號和象徵物。這種隳壞前朝衣冠宗廟的手法未必代表中國先秦以來尊重“忝離之悲”和“興滅繼絕”、“補敝起廢”的儒家道統，卻符合中國歷史“成王敗寇”、“改朝換代”的法家慣例，尤其符合來自萬里之外的莫斯科輸送的 “新”的國家觀、歷史觀和世界觀，這是無情卻難予抵禦的二十世紀中葉的世界性新型歷史鐵則的邏輯，這是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亟欲避免卻最終坎陷於斯的浩劫式宿命，這是中國現代命運犁庭掃穴式的變形記，——四川繼續成為中國的鹽，而其味已苦澀不堪。

▲1946年12月31日，中國唯一一座全國性“抗戰勝利紀功碑”在重慶民權路廣場原“精神堡壘”舊址動工，其碑文由四川省長張群撰寫：西南古為神州奧區，四川尤稱天府。戰時既已為國家力量之中堅。……以西南之財富弼宗國家繁榮。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後世史家，循流溯源，深究中國復興之故，將知四川重慶之於國家，實不止於八年之獻效已也！

1950年，“抗戰勝利紀功碑”被更名為“重慶人民解放紀念碑”。這一塗改式“行為藝術”標誌著重慶作為中國抗戰首都、四川作為中國抗日大後方總根據地的歷史開始被另一種歷史觀遮蔽。

▲1944年7月7日，“七·七事變”七周年紀念日，由著名雕塑家劉開渠設計的“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在成都東門城門洞落成。成都市民稱之為 “無名英雄銅像”，一名年輕川軍，草鞋、綁腿、短褲，胸前懸掛兩枚木柄手榴彈，背上插著一把大刀、一隻竹編斗笠，斜挎軍用背包，手中緊握一支亮開刺刀的漢陽造老套筒步槍，身軀前傾，正出征衝鋒……。這尊象徵300萬川軍保家衛國的銅像在天下易手之際作為“國民黨兵痞”的“反動遺跡”被銷毀。

▲宜賓小鎮“李莊”曾以三千居民之力，容納了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共一萬二千流亡師生，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李濟、陶孟如等著名學者雲集于斯，被譽為“中國文化的折射點，民族精神的涵養地”。1950年，主持這項抗戰學術、教育遷駐事宜的羅南垓（國民黨南溪區黨部書記）、張官周（南溪區區長）和楊遂輝（李莊鎮鎮長）在“土改”運動中被以“反革命”罪鎮壓。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943年因公殉職後，國民政府曾舉行國葬，延安中共中央曾發表唁電，稱這位年高德劭的“國府主席林公，領導抗戰，功在國家”。 1946年4月21日，著名雕塑家王臨乙主持塑造的林森銅像在重慶荷花池落成。1958年，該銅像在“大煉鋼運動中”中被銷融。1966年，林森墓被炸開，其遺骸遺物被焚燒洗劫一空。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轟炸後，中國空軍為拱衛戰時首都重慶血灑碧空，重慶南山曾辟地安葬200餘名空軍陣亡飛行員。歷經韓戰、肅反運動、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這片被當地人稱為“空軍墳”的抗戰聖地，所有墓碑、棺木、遺骸、墳塋早已茫然無存，惟荊棘叢生、荒塚壘壘、滿目蕭睹……。

▲上世紀六十年代，根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政治需要，四川文藝單位創作了《抓壯丁》，專揀四川方言的滑稽、尖酸、刻薄，對300萬四川抗戰壯丁極盡醜化、挖苦、侮蔑之能事；四川美術學院則創作了大型泥雕《收租院》，把四川抗戰地方實力派描繪成惡魔式的反動派，地獄般的“地主莊園”的吸血鬼。

▲韓戰初期，二十余萬國民黨“起義”川軍首批開赴北朝鮮，承擔最苦最累最危險的運輸輜重任務，近四萬川籍“志願軍”喋血異國，再次高居中國陣亡軍人之首。最負盛名的“抗美援朝”英雄邱少雲、黃繼光即是新中國川軍的代表。其後1962年的中印之戰、1979年的中越之戰，四川軍人都是戰爭第一線的主力。

▲盧作孚創辦的民生公司，曾為國民政府、工廠、學校、新聞機構西遷作出巨大貢獻，先後將六十余萬川軍和大量物資送上前線，在“宜昌大撤退”中，曾演出被譽為“東方敦克爾克”的悲壯史詩，120余名船工為國殉難。1952年2月8日，盧作孚在“三反”、“五反”運動中黯然遁世，其骸骨長年埋在南岸一處不為人知的荒山野嶺之中。

▲1943年1月中美簽署《中美合作所協定》，經羅斯福總統和蔣中正先生批准，直接隸屬於中美兩國最高軍事統帥部，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和中國軍統局長戴笠分任主任。設有情報組、氣象組、心理組、軍事組和秘密行動組，建立了165座氣象臺、通訊電臺和觀測哨，為美軍在太平洋轟炸日本本土提供大量重要軍事情報，其中包括美國空軍擊落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座機的氣象和軍事情報。二戰結束，美軍方在一份報告中稱中美合作所“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潛艇攻擊日本海軍唯一的情報來源”。1946年1月，抗戰結束後，中美合作所即行解散。

1950年韓戰爆發後，新政權組織創作《在烈火中永生》、《紅岩》等文藝宣傳品，煽動抗美、反美、仇美，以服務於“冷戰”時期蘇聯的世界革命戰略和中共向世界輸出地下鬥爭和武器起義革命的需要。中美合作所被定為“美蔣罪行”、“中美合作所大屠殺”展覽館。

▲1960年7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一紙命令宣佈四川省糧票作廢，四川老百姓節衣縮食積攢的4,800萬斤糧食化為烏有。其中大部分上調北京，寶成鐵路通車前邊遠地區的“死角糧”，是從萬縣等地調了18萬民工肩挑背扛運出去的。1960年底四川人口為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 1957年四川人口為71215.7萬，加上三年中人口自然增長數字，四川在1960年餓死人數達1,000萬以上。從1961年到1962年，四川發動 “新三反”運動，又餓死200多萬。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從未因此受到任何法律懲處，從1958年開始即躋身中共政治局，與上海柯慶施同為文革前最令人矚目的政治人物，最後官拜“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死後被封為“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重慶、成都、宜賓、滬州、萬縣、涪陵、自貢等地發生大規模造反派武鬥，除飛機外，坦克、大炮、軍艦、高射機槍等重型常規武器都被使用。重慶沙坪壩區沙坪公園內“文革墓”一處就埋葬“8·15”派武鬥死難者411人。四川武鬥之慘烈殘酷，規模範圍之廣泛，時間之持久，足可稱為一場 “內戰”。其主要原因在一，四川一直被當作國民黨“老巢”，蔣中正反攻大陸的“根據地”，在歷次政治整肅運動中反復清算、批判、鎮壓，各種衝突、仇恨、冤屈極為深重；二，作為中國主要糧倉的“天府之國”，竟然由於一名江西人的野蠻統治餓殍遍野，這種饑餓和死亡記憶總會以某種方式變形為暴力和殺戮；三，李井泉主政期間，四川作為“三線建議”重點省區，接納了大量軍事工業和核工業項目。這些負有神秘使命的項目，佈局於遠離“美帝”、“蘇修”、幅員遼遠、資源雄厚的四川，使之成為“世界革命”、“世界大戰”和“核大戰”的後方基地。這些專案除加劇了四川人民各種負擔外，還留下巨大的隱患。

五

當年國民黨主持的國民政府把四川建為抗戰大後方，毛澤東們依照自己的歷史邏輯，因為另樣的戰略需要，再次將這“天府之國”辟為他們更為“偉大”、“神聖”的戰略後方。

有兩座雕像立在成都城內，象徵著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離奇而荒唐的現代歷史。劉開渠1943年設計的孫中山銅像座落在成都最繁華的商業街衢春熙路中間，四周色澤浮豔不堪。這名中華民國締造者絕對想不到，他會坐在川西平原一條全是紅男綠女、煙花柳巷般的市井中。他背後是一幅巨大的健身廣告，一家名為 “洋蔥頭”的“速食店”和“韻露美髮”髮廊直接橫在塑像上方。孫中山神情凝重，手執《建國大綱》，萬般無奈地坐在那裡，像早已掉價的古墓一樣落寞。

毛澤東巨大的水泥塑像則佔據著成都老皇城的中心，依然揮手而立，不可一世。文革結束，各地毛像毀存與否，多少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傾向。四川雖曾有趙紫陽主事，有“要吃糧，找紫陽”的名謠，但其前任與後續皆為庸人，根本缺乏拉倒毛像的勇氣。

孫與毛兩尊雕像，真實不虛地象徵著四川在精神上的變形沉淪，象徵著天府之國與整個中國一樣，還在歷史破曉之前的黑暗中，同時指證著四川在二十世紀兩種身份荒誕交織、善惡糾纏的命運。

稍具歷史感的人們都不難看出，在孫、毛之外，真正直接影響和改變了四川命運、賦予四川以天下興亡使命的人物，連同他所領導的抗戰及其遺跡、符號、廢墟，至今從成都和全四川消失殆盡。從孫到毛之間一個巨大的存在的消失，意味著八年抗戰的虛無化，這與廣州“黃埔軍校”、南京“總統府”至今基本完好且恢復舊制，形成古怪的對照。其原因不過在於，毛可以在孫那裡獲得某種含混的合法性和繼承權，卻不可能在蔣這裡獲得其所需之物。蔣一生反蘇反共，其抗日目標之一，即在於避免使中國淪為任何外國、尤其蘇俄帝國的附庸、尤其是精神、道德、意識形態上的附庸。孫的某種烏托邦建國理想，可為毛式專制獨裁提供歷史根據，而蔣比孫更偏重中華固有傳統、尤其中華道德、倫理對於現代中國的首要意義，這也為毛式無法無天的唯物主義所拒斥。

四川的命運是中國二十世紀整體命運一個悲劇性的縮影。中共這一特殊的政治－軍事－經濟－意識形態形態集團具有歷代王朝完全不同的國家觀和世界觀，與從孫中山到蔣中正的中國國民黨的歷史道路也大相徑庭。對於中共政權，中國所有人民、土地、資源統統都是工具，在毛時代是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黨內鬥爭的工具，在鄧時代是經濟發展和國家式市場經濟的工具，四川與其他省份一樣，不過是有其特殊功用的工具而已。

請注意，惡性統治四川多年的李井泉，其主要政績便是“積極領導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大搞水利建設，重修都江堰，大力發展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事實上，四川是歷次政治運動為害最烈的省區。六十年代，四川成為所謂“三線建設”的大後方，即竭國之力以逞毛澤東們“反帝反修”、“世界革命”、 “世界大戰”的好戰本性，充當其窮兵贖武的戰爭工具。“改革、開放”三十年，四川為東部沿海各省提供了最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國內市場。1989年 “六·四血案”後，三峽水利工程強行上馬；1997年，重慶從四川剝離，另成“直轄市”，以確保三峽工程各種需求。2,000年後，江澤民提出“西部大開發”發展戰略，四川成為中國的能源基地，以李鵬為首的中國水利強勢集團名正言順地對四川巨大的水利資源開始實行壟斷－掠奪式開發。

2000年10月20日在成都召開“中國西部論壇”，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周永康對“極具創新精神、富有遠見卓識的專家學者、企業家和政要們”保證，“中國西部必將插上騰飛的翅膀，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面前，……所有西部人民將永遠銘記你們的關注和支持”。“西部大開發”從此正式成為江式“新政”盛極一時的宏大敘事。岷江首當其衝。“中國華能集團”冒天下之大不韙，不顧眾多反對、抗議，悍然在舉世無雙的都江堰上方破土動工，其蠻橫、邪性、野蠻和無恥，標誌著東方最雄險最激湍的山水開始遭受噩運。在這片雲橫霧縱、天地氤氳的山水之間，另一套旗幡，另一類角色，另一類哲學開始入侵，這是毛式天字第一號的氣概、雄心、宏圖，這是鄧式天字第一號的硬道理、黑貓白貓、翻幾番，這是江李天字第一號的規劃、預算、鋼筋、水泥、高堤、大壩，這是征服了中國人並且要繼續征服中國自然山水所仗恃的“空前絕後”、“史無前例”、“翻天覆地”的東方徹底唯物主義無神論狂徒們的天字第一號的理論體系和戰略思想的狂想曲……

他們在岷江主流一口氣修築近十座大型水庫，又在其支流一口氣修築幾十座中型水庫，他們同時要在金沙江、雅龍江、嘉陵江修築更多大壩。參予這項“二十一世紀歷史性創舉”的高官、經濟學家、戰略設計師、財界鉅子、金融大亨和智囊人物，沒有一個人真正開悟到李冰父子兩千兩百多年前那萬古流芳的偉大哲思：深淘灘，低作堰，乘勢利導，因時制宜；沒有一個人心懷對西部河山的敬畏和謙卑發出過值得一聽的告誡；更沒有一次屬於東方、屬於中國、屬於這片壯麗河山的儀式，以祭祀天地，稟報祖靈，昭告天下，讓原本深諳天人感應之道的國人重新領略一次參天地、通人神、貫古今的蒼茫體驗，讓狂傲、虛驕、利慾薰心、不知天高地厚的現代迷狂者們參悟一個亙古不易的常理：你們都是自然之子，在無限而永恆的自然法力面前，包括毛澤東一類敢於“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而又唯恐神女有恙的狂人們，連同他們“當驚世界殊”的豐功偉業，都是極其涉小短暫的海海一栗，都註定要湮滅在我們不朽的行吟詩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讚頌不已的創造大法中：爾曹名與身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事實上，從1949年開始，在新政權新統治集團的國家意識中，四川就不僅僅是一個自然－地理和人文－歷史概念，而是一個具有特殊戰略意義的後方“基地”，一個因其土地、人口、資源的巨量份額而可以充任某種國家性、世界性戰略工具的省份，——除了繼續作“中國的鹽”，四川不可能有另外的命運。

六

西元2008年5月12日發生在四川西北部的大地震，再次凸顯了四川作為“中國的鹽”的真實身份。

即使缺少現代地質學、地震學的專業監測技術，僅僅憑直觀就可知，這一片孕育著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空間，滄海桑田的節律演變從來沒有被任何恒定不動的停滯狀態所取代。在世界各大河域中，只有這一片土地，同時奔流出兩條大水，落差如此之高，沿途高山峽谷，氣象萬千。它們喚起的感受，自古以來就為中國詩人、歌者、畫匠外師造化的萬古泉源。李冰父子創造的不可思議的世界水利奇觀及其高深哲思乃是中國人與這片神奇山水之間唯一契合不韙的感應之道。

從1949年以來，受新政權新制度改造中國以作世界革命工具這一根本狂謬戰略思想刺激，從毛澤東“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到華國鋒“洋躍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指導思想，從未得到真正的反思、清算和矯正。三十年經濟建設並沒有否棄毛式共產主義國家發展觀，而是更帶災難性地不僅在統治集團、而且在整個民族和全社會中，推行唯物論，刺激物質、肉身欲望，實行竭澤而漁的現代化。四川西部擁有的巨大水利資源自然成為攫取巨大利潤的對象。從制度到內心的任何約束、戒惕都早已被驅除，民間各種環保機構的能耐和聲音如此微茫，億萬年天造地設的河嶽川流，億萬年棲息於斯的無量生命，以我們永難知悉的感受和姿態，開始變形，沉潛，發作，懲罰。

一位安徽聞人問我，這次地震要是發生在京津或江浙上海一帶，將是什麼景象？實話說，無法想像，那小橋流水、曲徑通幽的江南水鄉，雖也有“揚州十屠” 和“南京大屠殺”，到底出於異族入侵，乃是赤裸裸的戰爭之禍。不能想像，風流溫柔、富甲天下的人間天堂，鶯歌燕舞、語軟色豔的錦天繡地，一旦天崩地裂，會是一幅何等香銷玉殞的淒涼世界。

不，上蒼損補毀成，自有其意。如前所述，四川地處青藏高原、秦嶺巴山、雲貴高原，長江天塹合抱之中，汶川、北川所居的龍門山是早有1933年有案可查的地震斷裂帶，川西眾多“海子”、瀑布的絕美景觀，正是地殼造山運動的作品。此處發生八級地震，乃是地質演變之必然，不足為奇。

眾多海內外專家已反復認證，四川地震固因自然變遷所致，但數十年間在長江中上游“改天換地”，大量修築足以影響和改變地質結構的基本設施、國防基地和水利工程，大量污染、褻瀆、侵蝕和破壞自然環境，不知節制地壟斷、侵淩、掠奪和蹂躪自然資源，也是引發這次天災的不可推卸的人禍。

從長江三峽大壩到紫坪鋪水庫，從“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毛式狂妄，到不顧生態、環境、地質後果和國防安全乃至整個長江中下游數億民眾生死存亡的李氏集團“功在當代，利被萬世”的好大喜功，四川從東徂西，千里川江大壩橫行，水庫高懸，縱有黃萬里、李銳、王維洛等有識之士的譎諫抗議警告，仍然我行我素，而億萬川渝父老，竟完全無力無權無緣對此攸關其禍福生死的功罪利弊置喙。

讓國人難於承受的，是成千上萬中小學生葬身“豆腐渣”工程，這些初長成的“人芽芽”以如此成建制的規模，以如此慘絕人寰的形態，以如此忤逆天道人性的結局，蹈破了盛世的神話。這是《啟示錄》都未曾記載的凶兆否象，人類死亡譜系中未曾鐫刻的哀慟至極的篇什，飽經浩劫奇變的中國未曾遭逢的苦難。這成千上萬在幾十秒鐘同時進入黑暗的花朵般的眼睛和心臟，將永遠逼視中國，永遠叩問中國。窮盡一切漢語詞彙，中國在這成千上萬稚嫩美麗的生命之喪面前，將永遠失語。

不，四川大地震若發生在東部沿海，其情形和後果將大不相同。也許會有同樣數量、甚至更多的生命消失，也許會讓帝國的精華地域和精英人群遭遇前所未有的震攝，也許導致某些直接的社會突變甚至最高權力格局的消長演變，但發生在“天高皇帝遠”的西部邊陲的四川大地震所已經垂降的意蘊，仍然如同七十年前四川忝為中國抗戰總根據地一樣，遠非鐘鳴鼎食的東部中國可能發生的啟示所可比擬。

天使般的少年幼童在一刹那間的集體殞滅，其直接肇因，極為粗鄙簡括：校舍工程發放、承建和中間方以次充好、偷工減料以及各種降低成本擴大利潤的手法。無論以良心、道德、法律、經濟、社會的名義，無論需要多少環節，都一眼可以望穿這曠世未有的罪孽那極其邪惡而露骨的源頭：當一個民族先被政治攪肉機、後被搖錢樹征服後，天下任何傷天害理的事，都變得異乎尋常的簡單了。

經歷了那麼多不幸、苦難和罪孽後，中國仍然遠遠沒有告別荒誕和悲劇。君不見，犯下如此令人失語罪惡的人們，不過是地方建設、教育當局的腐敗小官吏，四處受盤剝敲詐的小包工頭和建築商，他們不過是這個龐大等級社會和官僚帝國裡完全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與死難者們本有世代難分的鄉親血緣關係，如今他們成了人神共憤十惡不赦的罪犯。而數十年來領導、管理、教化他們的大人物們，絕對乾淨安逸尊嚴地生活在從小人物們直接造就的廢墟到帝國首都之間大大小小的繁華都市里，沒有任何良心不妥，更無任何麻煩責任臨門。

讓國人難於釋懷的是，由毛澤東、李井泉、鄧小平、李鵬們在四川不受任何置疑謀劃佈置的核設施、水利工程，一旦發生洩漏或坍塌，其後果不堪設想。毛澤東所作昆侖一詞，“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人或為魚鱉”，所指不正在四川大地震一帶！

都江堰等兩千兩百七十餘年的建築被損，強烈地象徵著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危機。由此引發的震撼直達半個亞洲這一紀錄表明，由於1949年後公然推行無神論和唯物論而造就的虛驕狂妄，由於億兆人眾在精神上的貧乏和物質上的唯一活路，由於史達林－毛澤東式的共產政權以“趕超”、“強盛”、“世界第一”、 “東方崛起”為宗旨的現代化國家哲學，由於內戰、冷戰以來上升為國家制度核心價值的“世界革命”、“世界大戰”和改革開放以來拒斥現代普世價值的專制主義與民族排外主義的聯姻，由於1989年“六·四”以來專制之局頑固拒絕對歷史和現實負責而僭取巨大經濟紅利所引發的禮崩樂壞和人倫道喪，中國正面臨空前危殆而峻急的又一次浩劫。

汶川、北川、映秀、青川、都江堰等處校舍坍塌，何止是不法官員、承包商和修築公司天良所喪（就連如此天理難容的劣跡，還有建設、教育、民政等主事機構為之開脫），人心至此，猶三尺冰凍，從毛到鄧到江，視人類良知若糞土、誨權誨利，為政不廉，為富不仁，上有所好，下必趨之。地震豆腐渣工程，其道德源泉概從中南海出，其卑劣污穢，早遍於九州大地。質言之，此次地震傷天害理的小官小商小吏，與京、滬袞袞高官權貴巨貪之間，實在小巫見大巫。我們將又一次目睹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專制表演。

四川地震，遠非三十二年前唐山地震可比。以死亡人數比，唐山地震數倍於四川地震，前者在毛式暴政下，其真相至今不為人知，並將永遠塵封。那次集體死亡，跡近一次暴秦式人殉陪葬的現代版，人們甚至津津樂道，畢竟以數十萬生命的喪失換得了暴君的喪命，中國似乎由此結束了一個不堪回首的時代，中國之悲，至此無涯可尋。

這是一種中國和世界歷史未曾出現過的生死悲欣史觀。我們終於被告知，歷史是因為不堪忍受的犧牲才得以進步的，社會之所以需要“以人為本”，文明之所以“與時俱進”，是因為非如此我們就無從在苦難、不幸、罪孽中去發現工作的樂趣，校正事業的方向，進而證明那所向無敵、戰無不勝、偉大、光榮、正確。

在毛時代，中國一切理想、願望、利益、意志統統都成為達到只有偉大領袖才洞察並把握的目標的工具，無論愧之恨之已晚抑或無愧無怨，不過是覺醒的奴隸和執迷不悟的奴才們的劫後狀態。三十年後，又一種哲學籠罩中國，罪過、卑鄙乃至不幸和死亡本身都不足畏，相反，它們（當然最好是自己的罪孽和他人的死難）成了國家偉大和民族不朽的血肉文本，死了，成佛變仙，滅了，化鬼裝神，一樣可以體證美妙偉大的盛世，更能感戴党國的浩蕩恩典！

若是京畿輔域發生此難，帝國貴嗣妃嬪王公子息葬身豆腐渣（雖稱豆腐，卻足以壓破頭顱，擠斷脊柱，窒息生命！）工程，余秋雨，王兆山等無行文人，還敢教訓數萬白髮爺娘，還敢寫出並公開發表虎倀式的鬼字嗎？

我們所處的國度和時代，很多因緣都會消散，甚至可以讓幾千萬死亡消散於無形。但是，四川大地震像一柄十字架，矗立不動。不僅因為其間罪惡深藏，還因為其時空形式的特異，讓國人很難再以純然看客的姿態麻木不動了。

再勢利冷漠的人們，再俗不可耐的市井無賴，也突然明白其權利、財產乃至身家性命，都是脆弱渺小的，天地間比他們昏庸無聊的人生更久遠更強大的物事舉目可見，六十年來不知同情、惻隱、憐憫、敬畏、謙卑、惶恐、感恩為何物的中國社會，終於出現了某種發乎本能的“不忍其觳觫”的良心復蘇。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被四川大地震一分為二。中國良知社會（包括數以萬計的自願者，以《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香港鳳凰衛視新聞傳媒界、海內外無數珍愛生命和中國的人士……）第一次以流淚、疼心、失眠、祈禱，以焚香燃燭，誦經超度，以呻吟、呼籲、呐喊……以宗教徒般的虔誠叩問蒼天，質詢當道，一股睽違已久的道德源泉開始奔湧。在巨大而難於面對的死亡面前，多年被踏踐被嘲弄被侮蔑的人性開始復活。四十天來，中國出現某種角力和對峙，一方是國家主義旗號下的歌功頌德，因為太不合時宜而顯得格外無恥；另一方是發自個體生命最柔軟最隱秘最珍貴的天良。這是前所未有的較量，專制主義佔有壓倒性的空間優勢，但是人性一旦被天良所觸動，神意一旦從廢墟和十字架上升起，再強大的帝國也會暴露出它們由於拒斥良善和人道而面臨被審判的困境。

溫家寶先生三赴災區，固其貴為國家總理所當行，但若把他在1989年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之行聯繫觀之，我們多少可以窺察到這位曾反復引述康得、冰心、愛因斯坦、巴金等文明君子的共產黨高官，奇跡般地葆有某種天良和操守。正是他在廢墟和難民前那些卑之無甚高論的語言，讓這個政權和人民之間冰炭難容的局面，有了一絲人氣和希望。我希望溫家寶先生重溫胡耀邦、趙紫陽兩先生的鑒訓，以更為徹底的人生立場，更為恢宏的歷史精神，更為堅毅的道德承擔，站在人民、民族、國家、自由、文明一邊，效法歷史聖賢豪傑，為真理殉，為生民立。

死亡以如此慘烈的形式向世界最頑固最強大的專制傳遞了一份特殊的宣戰書。所有的死亡都是醜陋、邪性、不可接受的，惟有這次死亡，美麗得令人心碎，聖潔得令人無力捶胸頓足，夢魘般地成為我們永遠的共同負擔。

將會以法律、建築學、金錢和人性的名義追究幾千間教室承包商建築隊和貪瀆官員，將會在某處廢墟上聳立起又一座紀念碑，將會重建家園，校園，更年輕的一代十幾年後又會在陽光下綻放天使般的笑容。但是，這一次，這未曾出現過的死亡不會被忘記，超逾，置換。這是在天底下已無新鮮事和新悲劇的當代中國撕開的一道裂口，那裡同時殞滅的成千上萬年輕生命將以東方血色朝霞般十字架的景觀，在漠視生命的帝國邊陲永遠聳立。所有的青絲、明眸、笑靨、小手、書包，歡聲笑語，無憂無慮，所有含苞欲放的童貞、憧憬、驚喜、希望和愛，所有的驚悸、恐怖、痛楚、粉身碎骨和黑暗，都將匯成帝國全體宮庭倡優和御用文奴再也無法塵封和粉飾的血淵骨嶽，從天府之國俯視塵寰。

同為中國的鹽，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四川領受天意，悲壯而偉烈，歷史報之以殊榮；五十年代至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東部沿海繁榮昌盛，每一幢高樓，每一張人民幣上，不知有多少四川民工和川妹子的血汗眼淚。

東方式的專制帝國，亞細亞式的治水社會，龐大驕橫不可一世，如同四川大地震中千萬水泥建築，如同三峽大壩，一旦遭遇自然變遷（它總是要遭遇的！），便土崩瓦解，分崩離析。偌大四川，屈身為鹽，固然可歎可悲，一旦殞滅，頓成乃中華三千年未見之紅黑“啟示錄”。

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200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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