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俄國烏托邦的悲劇

由於俄國革命漫長而可悲的破產記錄，跨越十九和二世紀、最著名的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徹底失效了。全世界無產者沒有在俄國革命的旗幟下聯合起來，沒有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聯合起來，也沒有在“冷戰”中聯合起來，更沒有在蘇聯解體、蘇共下臺後聯合起來。就連俄國的無產階級也從來沒有聯合起來，他們甚至沒有在俄國革命壽終正寢的時刻挽救革命。最大的歷史反諷是，全世界無產者沒有從道義和理想上聯合起來，全世界資產階級卻以資本、技術、市場和自由、民主、人權的名義實行了空前的全球聯合，不僅逼退並取締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聯合，而且把後者變成了世界的孟什維克少數派，讓自己上升為世界的布爾什維克多數派。

俄國革命難以避免的悲劇在於，它所擁有的歷史條件、可能凝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與它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間，存在著不可跨越的物質、精神、人性和制度上的鴻溝。然而，俄國在承攬解放人類這一偉大目標時所表現出的氣概、力量和精神高度，又使這場革命淪為悲劇的過程充滿了一種英雄主義和殉道精神。俄羅斯為全人類貢獻了一出有史以來最大烏托邦悲劇而佔據著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舞臺中心，由於其地理環境、歷史命運的人類性，俄羅斯的啟示將永遠屬於全世界。

俄國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場，有一個真正體現了歷史辯證法的緣由。它那偉大、神聖、終極性的目標雖然被背叛，被嚴重變形，被手段取代，但是並沒有被完全滅絕，相反，作為一種莊嚴崇高的歷史承諾，它一直潛藏於歷史之中，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的最後的監視器和防波堤，它從暴力、謊言和鮮血中拯救下來的救贖精神和道德遺產，已經並繼續成為俄羅斯靈魂復活的新基礎，它的報復雖然無形，卻具有最強大的力量，雖然無情，卻使俄國和全人類獲得最珍貴的啟示。

沒有誰，無論西方還是東方，給俄國一絲同情，讓這個飽經磨難、自化膿血的巨人有所支撐仰息，世界在目擊俄羅斯倒下去的時候，始而驚訝，繼而驚魂甫定，最後欣喜若狂，卻沒有留意到，這位巨人即使肢離體解，還是那麼龐大、倔強，顯示出超世的力量、不可摧毀的意志，不可思議的是，俄羅斯並不怨天尤人，自暴自棄，一個民族面對如此深巨的曠世劫變，表現得如此從容，莊嚴，甚至優雅浪漫……，這正是神聖俄羅斯的本色！君不見，俄羅斯母親，高加索的英雄，伏爾加縴夫和彼得－保羅要塞的幽靈都在一一復活，在專制暴政和紅色帝國土崩瓦解的同時，自由、民主、多元和神聖的俄羅斯開始誕生。俄國正在領受新的天命，創造新的奇跡，它沉重的喘息使整個世界不得不傾聽。在人類歷史上，何曾出現過如此悲愴而壯麗的方死方生，敢恨敢愛，予取予棄！勢利的人類至今不能洞察俄國的轉向對世界的意義，是因為當代社會已經喪失了領悟和表達偉大史詩的能力，那曾是普希金、屠格涅夫、赫爾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別爾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俄羅斯天才們最擅長最傾心的活計。只要俄羅斯原野墓地上空的流雲還在飄蕩，無數教堂還在敲響悠遠的鐘聲，白嘴鴉還在春天某個時分如約歸巢，只要冬宮、夏宮、斯莫爾尼宮、克里姆林宮的雕塑、柱頭、壁畫、吊燈、陵寢和無數明亮清澈的眼光還在閃耀著光輝，俄羅斯就會上升起照耀世界的星辰，俄國可能再度讓世界不安，俄國更可能給世界帶來福音。

雖然沒有去過，但俄國的一切都是那樣熟悉、親近，就像一位遠行的兄長，老朋友，有時甚至就是另一個我們。俄國曾把我們帶入泥淖、血路、深淵，但誰也無權譴責俄國。相反，中國本來就滿懷功利之心追隨其後，阿諛奉承，“一邊倒”，言猶在耳；一朝反目，立成寇讎，不共戴天。在人家困厄紛至時，我們何曾表露出尋常的同情和起碼的關切，直到互為“關係年”的今天，我們從來沒有對俄國表達過真誠的敬意和祝福，不過沿襲毛澤東們的積習，除了利害、算計和“戰略合作”而外，中國何曾去到俄國那些巍峨宏偉、金碧輝煌的教堂、宮殿中，傾聽一下俄國世世代代如聆天堂之音的鐘聲，何曾在那些蕁麻地和白樺林間的十字架前駐足深思，何曾在那些青銅、花崗岩、大理石和黃金白銀鐫刻的雕像前脫帽致敬！

四、對戈巴契夫評價

1992年1月，美國歷史學家麥克•哈特把戈巴契夫增加到《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位元名人》一書，居於英國伊莉莎白一世和神聖羅馬帝國締造者查理大帝之間，稱“戈巴契夫儘管從未打算摧毀蘇聯，但他的政治和力量導致了這一結果，他改變了世界”。

1996年6月，戈巴契夫在諾貝爾和平獎獲獎辭中指出，冷戰已經結束，全球性核戰爭的危險實際上已經消失，鐵幕已經撤去，德國重新統一，他引述伊曼紐爾•康得在其著名散文《永久和平》的話告誡，人類有一天將面對一種進退兩難的局面：不是由一種真正的國家聯盟團結起來，就是在一場結束人類的毀滅性戰爭中滅亡。

我們不可能在一次演說中，或者在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中評價戈巴契夫，我們也許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才能對戈巴契夫這樣真正改變了世界的人物給予中肯的評價。但他的工作已經產生的結果卻是可以概括的：

1、不僅在極權主義歷史上、而且在整個人類政治哲學史上，戈氏首次以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國家領導人提出“人類價值高於一切”以及“歐洲同屋”的觀念；

2、“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必須譴責和推倒極權主義，這是一種毀滅人性的制度，把人變成奴隸的制度。”徹底拋棄史達林主義，把自由、民主、人權和選擇權這些在俄國強大深厚的專制傳統 非常罕見的文明元素還給人民，這種“戈巴契夫自由”也許太生疏、太珍貴、太奢侈了，直到現在都遠遠沒有為俄國人民和社會充分地理解、運用和實現；200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莫斯科近郊“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於史達林大清洗的遇難者：“現在終於等到了所有人都認識到這場民族悲劇的時刻，我們應當永遠銘記這一歷史教訓並使之不再重演。

3、堅持和平至上，拒絕使用暴力。戈氏完全可以根據蘇聯憲法、蘇共黨章以及俄國人習慣了近千年的慣例，旗幟鮮明地動用武力鎮壓國內和東歐的自由、民主、獨立力量，一個掌握著可能毀滅世界的巨大核武庫和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和員警力量的領導人，而臨如此劇烈的演變和分裂，竟然沒有下令發出一顆子彈，這刷新了專制主義國家的全部紀錄；

4、戈氏1997年在與池田大作對話中指出，20世紀在本質上是一個發出了警告的世紀，是培養、喚起人類的注意、樹立起新的存在規範和與此相契合的新的全球性的意識、新的生命感覺的準備時代，21世紀又是能否成為一個面對已出現的死亡和破滅的危機進行全面性激化的世紀呢？或是能否成為一個道德性淨化與精神健全化的時代，即成為人的復興的世紀呢？

回歸經歷了許多世界的精神、首先和生活價值觀，回歸人道主義的、真正樂觀主義的世界觀，這是當今人類的決定性使命、數千年積累起來的價值觀具有永恆意義。

如戈氏這樣兼有西方哲人和東方聖賢的大國領袖，在人類歷史上尚未出現過。瑞士劇作家迪編馬特：《洛慕羅斯大帝》。

5、戈氏有一位心心相印的妻子，賴莎•戈爾巴喬娃，她和其夫君一樣，生性善良、高尚，喜歡哲學、藝術，他們在心靈上達到的契合高度，不僅使暴君的配偶們悲慘而荒唐的一生不可比擬，而且超越了絕大部分西方政治家曾經和可能達到的境界。

6、十年前，戈氏就在《對過去與未來的思考》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與同消除與美國的核對抗和冷戰同樣重要。必須停止兩個偉大國家已拖延了20多年、已陷於絕境的對立，兩國都具有非常豐富而獨特的文化，都對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俄中兩國平等的建設性合作將有利於保持亞太地區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他向中國領導人、首先是鄧小平表示應有的敬意、兩國實現了“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目標，他希望，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將促進達到偉大的和生命攸關的人道主義目的，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錯過這個新的歷史機遇。

在我的印象裡，中國官方起初指責戈氏是“叛徒”、“猶大”，後來又嘲笑他草率、虛榮心重、幼稚，戈氏在中國十幾年的政治辭典中完全是一個負面形象，在中國官方所有新聞報導中，這個對中國如此友好的俄國人好像根本不存在，我為此感到羞恥。

沒有戈氏的改革，冷戰的終結，鐵幕的消失，德國的統一，歐洲一體化的加快，全球貿易、資金、技術、人員、貨物的暢通無阻，中國不可能吸納前所未有的歷史紅利，全人類都分享了戈巴契夫紅利，中國是獲利最大的國家，戈巴契夫是中國的朋友和恩人。

五、蘇聯解體對中國的影響

中俄兩國關係是世界大國關係中最動盪最不正常的例子。

蘇聯時期，其實不存在兩國關係，只有中蘇兩黨關係，由於蘇共與中共實行一党專制和領袖獨裁，所以有時墮落為兩個獨裁之間的關係。兩國國家利益長期服從于兩黨和領袖意志。

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完全缺乏彼此真正認同的價值觀，也缺乏正常的國家關係，中蘇之間曾大肆宣揚牢不可破的友誼，一旦翻臉便不共戴天，以至拋棄國際關係最基本的原則與文明，動輒訴諸武力，兵戎相見，蘇聯與南斯拉夫分裂後，蘇軍陳兵南斯拉夫邊境，策劃暗殺鐵托，波蘭統一工人党政治局決定開除幾位親蘇人士，蘇軍便向華沙挺進，匈牙利政治想進行改革，即遭到蘇聯血腥鎮壓，納吉被絞死，捷克斯洛伐克要實行有限自由化，蘇聯立即用武力撲滅布拉格之春。中國和越南，今是是“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惡語相向，乃至兵戎相見。歐美各民主國家，儘管存在各種矛盾衝突，但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發生如此荒唐、血腥、毫無信義和基本理性的畸形關係。

中俄兩國之間，在整個二十世紀，主要是俄國影響中國，中國在20世紀裡的高昂代價和慘痛教訓，主要來自蘇俄。

第一階段 十月革命

由於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等國革命遲滯，歐洲革命沒有爆發，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發生重大偏轉，決定把非西方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納入以俄國為中心的世界社會主義軌道。“第三國際”1919年成立後，在東方建立共產黨和蘇維動亂政權，其結果是：

1、使辛亥革命和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面臨被武裝推翻的危險，中國從此出現內戰；

2、使中國知識界在1915年以後開始的啟蒙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被蘇俄式革命思潮和激進主義取代。

1919、1920年俄國政治兩次對華宣言，以及1924年5月30日《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曾再三宣稱，中國與帝俄所簽一切條約、協定概行廢止，蘇聯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之中國主權，承認蘇維埃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蘇聯尤其申明不以暴力反對中國政府的機關團體存在。

歷史早已表明，蘇俄對中華民國的圖謀和侵犯，遠遠超過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所有西方國家傷害中國的總和。

第二階段 雅爾達協定

1945年2月蘇美英達成秘密的“雅爾達協定”，1945年8月14日中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明確規定，蘇軍根據雅爾達出兵中國東北，日本投降後三周後開始撤軍，三個月內撤完。歷史早已表明，由於羅斯福過早去世，蘇美冷戰緊迫二戰後即行開始（1945.4.25，史達林主義杜魯門關於波蘭信件），史達林悍然不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將整個東北交給中共，其中包括關東軍近一百萬部隊裝備，大批捷克造武器，並派大批軍事顧問訓練林彪第四野戰軍，直接支援中國內戰，中國抗日戰爭的偉大成就完全功虧一簣，1949年12月16日，史達林對參加他七十壽辰的毛澤東說，“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一直被誤認為史達林在作自我反省，其實俄國上層人士都知道，這是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對違抗軍令卻取得了勝利的將領蘇沃洛夫的話，是君主對臣子的安撫。

第三階段 韓戰

有越來越多的歷史檔案證明，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是史達林本手策劃的戰爭行動，其目的是利用金日成想做朝鮮王的野心，挑動韓戰，最終導致中美開戰。

第四階段 蘇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

1953年3月5日史達林去世，在消滅貝利亞，驅逐莫洛托夫、卡岡洛維奇等史達林分子後，1956年蘇共20大赫魯雪夫發表秘密報告，開始局部批判史達林。同年爆發波蘭波茲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毛澤東、周恩來壓力下，赫魯雪夫出兵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蘇共20大和匈牙利事蹟成為毛澤東從1957年到1976年20年間全面實行個人獨裁，倒行逆施的最大國際背景，毛澤東的最高理想應時當史達林二世，作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領袖。直到臨死前不久，他還對其心腹說，他是秦始皇加馬克思，誰都知道，他雖然自稱是馬克思的弟子，但他的真正老師只有一個：史達林。

第五階段 鎮壓布拉格之春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蘇俄勃烈日涅夫－格列奇科集團在出兵鎮壓布拉格之春後，擬定了對中國實行核外科技術計畫。如果不是美國尼克森－基辛格政府阻撓，中蘇之間一場核戰爭不可避免，那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核戰爭。以當時兩國軍事實力看，蘇俄肯定是勝利者，由此引起的後果幾乎無法相像。

這次未遂核戰爭，導致了中美接近，甚至為1978年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作出了一個隱蔽的貢獻。

歷史的詭吊，莫此為甚。

第六階段 蘇聯解體

蘇聯解體，中國大致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1、1989年5月16日，戈巴契夫訪華，與鄧小平達成“結束過去，面向未來”，鄧小平是從戈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關於發送蘇美關係和促使世界範圍內從對抗走向對話的講話中，感受到中蘇關係改善的可能性，並通過齊奧塞斯庫轉達了消除三個障礙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目標。

2、緊接著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戈巴契夫作為見證人，曾在其四憶文字中反復告誡自己，他決不效法中國領導人用武力鎮壓學生民主運動。

3、1991年“八•一九”事件到12月25日蘇聯解體，中國正深深陷在“八九事件”後的彷徨、沉悶、絕望中。中共黨內的本能反應是如喪老妣，不可理喻，無法面對。鄧小平以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沉浮經驗和他推動的改革開放大局出發，提出了“韜光養晦”的思想，不出頭，不扛旗，辦好自己的事。

4、1992年春天，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不分姓社姓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發展是硬道理”。

顯然，沒有蘇聯解體和蘇共下臺，鄧決無可能公開提出如上主張，中國六•四後全面倒退、甚至出現史達林－毛澤東式復辟的可能性就會變成現實。從此以後，中國才算在世界範圍內擺脫史達林主義的歷史包袱，才從冷戰陰影下走出來，從此中國才以前所未有的決心、規模和能量融入世界，加入WTO，申辦奧運會，同時公開回歸傳統，向歷史請教，把“小康”、“和諧”這些儒家經典概念堂而皇之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蘇聯解體、蘇共下臺不僅使美蘇冷戰終結，而且使一百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七十四年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劃上了句號。中國是遭受影響最深的國家，我們仍然處在最終和完全擺脫這種悲劇性、災難性影響的歷史進程中。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本文結論上來：蘇聯解體、蘇共下臺讓全世界都分享到前紮未有的歷史紅利，中國是佔據最大份的國家，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

同時，蘇聯的演變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多元和創新歷史的最大障礙。

中國有效地利用了冷戰結束後世界從對抗走向對話和合作的時機，利用了“戈巴契夫紅利”，但是中共拒絕利用“戈巴契夫自由”，中共在政治、經濟、法律、外交、軍事、文化和意識形態組成的基本制度上，仍然保留著史達林－毛澤東主義遺產，這筆遺產曾給俄國和中國人民帶來巨大苦難，也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歷史和制度原因。

因此，蘇聯解體對中國的影響，止于權力、功利，止於策略、心計，中國並沒有從這一史所空前的演變中領略到歷史啟示和時代進步的真諦。

凡是關注一百年來中俄關係的人們，都會繼續關注蘇聯解體對中國的影響。可以作一判斷，如果我們停留在從手段和利益上總結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那麼我們將始終自外于天下最珍貴的人類價值：自由、民主、人道主義。我們那令世界驚訝而憂慮不已的歷史紅利，也許會在一夜之間付諸東流。

六、中俄比較

中國優勢

1、5000年古老偉大文明、儒家文明是世界上唯一高度入世而有富於人文主義精神的文明，天然可以作為世俗化現代化本土文化資源。

俄羅斯東政教是988年從拜占庭帝國傳入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工業革命產生的激進思想，第三羅馬和第三國際都並非俄國歷史傳統所天然具有。

2、中國有5000萬海外華人，尤其有香港這個資本主義自由港口和臺灣這個自由民主省區，中國改革開放從這些非共產主義同胞和地區中接受的支援援助是俄國無法相像的；

3、中國是東方商業精神的發源泉地，《大道》，中國在接受並實行現代資本主義時並無道德和文化上的衝突，俄國歷史文化一向排斥西方私人財產制和資本主義精神。

中國劣勢

1、中國過於功利、唯物、世俗化，缺少文明創新科學發明所必需的終極關懷、道德理性和宗教信仰。

俄國深厚的東正教傳統，尤其是它的彌賽亞救世主義，雖然曾經一再誤入歧途，但一旦與西方現代普世精神融合，便可望給人類帶來全新的福音。

2、中國人缺少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尤其悲劇意識和史詩規模的藝術審美境界，這使中國易於接受專制主義和獨裁統治。

俄國專制主義傳統雖然也根深蒂固，但自彼得大帝改革以來，俄國追求自由、人道、民主已有三百年歷史，十九和二十世紀俄國專制帝國一直受到自由精神的挑戰，蘇聯解體、蘇共下臺就是這種精神對帝國的勝利。

3、中國由於鴉片戰爭以來受刺激的民族主義，易於被專制主義利用，義和團和紅衛兵，如同凡爾賽條約後的德國，一旦強大，民族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可能性就會出現。

俄國曾遭受成吉思汗、拿破崙、希特勒入侵和征服，但俄國也征服過許多民族，俄國的精神陷阱不是陝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帝國心態和大俄羅斯主義。

4、中國最重大最急迫的任務，是徹底擺脫史達林主義及其亞洲變種毛澤東主義。

正在賽爾維亞發生的事件告訴世界，俄國並沒有完全擺脫史達林主義的幽靈，不能低估史達林主義捲土重來的可能性，中國必須在兩個方面重建國家信仰體系和道統合法性，第一，真誠而非功利性回歸中華傳統文化，第二，與西方主流文化對話、交流。千萬警惕中蘇、或中蘇印加上其他專制獨裁國家重新結盟，那將是歷史大倒退，中俄兩國和世界的大悲劇。

2008年2月2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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