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打招呼，生活總出乎意料。上帝賜予人生命的同時，還配置了千變萬化的自由。沒有誰能免於自由選擇，不管作惡還是從善。
2012年2月6日，處境不妙的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突然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一石激起千層浪。以下任何緣由不存在，王立軍都變不成石頭，無浪可擊。
按理，美國在中國西南設立總領事館（即整個西南包括川滇黔藏近230萬平方公里疆域），首選地應在重慶。1937——45美國和30餘家盟國駐華大使館即在這座抗戰首都。但1985年中美談判設立西南地區總領事館時，重慶尚隸屬於四川省，屈尊於成都，需待12年後才晉升為中國西部唯一直轄市。這一行政躍遷的理由系於三峽工程，便於安排“世界性難題”（不知何人冠以這種不倫不類的說辭，許是想從北京政府多要點經費）——三峽百萬移民。其時距8964鎮壓不到十年，幾個主謀鄧小平李鵬楊尚昆陳希同碰巧都是川人，鄧當年出洋勤工儉學即自重慶朝天門啟程，李少年時代在北碚兼善中學就讀。重慶1997年6月18日直轄，就是李鵬代表北京掛牌。如果重慶直轄早十數年，美國總領事館設在重慶，王立軍的“叛逃”路線大概不一樣。事實上，王選擇“魚死網破”策略後，如果選擇英國駐重慶領事館而非成都美國總領館，那麼薄熙來派員闖進英領館，當場抓捕乃至擊斃“叛國者”，恐非笑談。當然還有諸多緣由譬如薄熙來從遼寧直接到北京補黃菊曾培炎吳儀副總理空缺、胡錦濤不在2009年初要求“不折騰”，薄熙來未必會同期將常規式“五個重慶”轉變為大張旗鼓“唱紅打黑”，以示對胡的篾視，甚至包括司湯達爾《紅與黑》都給了薄王靈感……更勿需提及谷開來這個名女人在重慶事件中的角色及其包括諸多緣由的個人背景。
時間若不在2012年2月初，而在任何其他時間比如提前一年多或延遲一個月，那就正值七常委到渝支持“唱紅打黑”、薄熙來春風得意時節，或避開習近平訪美，總之，溫家寶就不可能在一個月後的3月14日那場著名的記者會上的最後一刻，為重慶事件“定性”，就不可能有薄熙來的失勢和張德江的“臨時”空投重慶，也不大可能導致中共18大推遲一個月以及後來眾所周知的嬗變。
當然，如果谷開來沒有對那個倒霉的英國人施以毒手，薄熙來克制住慍怒沒有賞王立軍一個耳光，以及徐明等有效地斡旋了薄、王之爭，那麼，他們個人命運和黨國狀態都可能不大一樣。
無論三年來中國已經和還會發生什麼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事件，把從2月6日王立軍進入成都美領館到3月14日溫家寶在北京借題發揮一個多月從重慶發軔的事件看成當代中國第一張多米諾骨牌，並不牽強。
21世紀的當下，不僅黑格爾馬克思式的歷史決定論早已淪為笑柄，主持了《凡爾賽條約》的喬治·克列孟梭對歐洲20年和平的預言早如煙散去，連以賽亞·柏林這名對人類秉性持強烈置疑的智者，對俄國的期待都有點事與願違。他曾滿懷欣慰地預言，一旦獲得自由，俄國人不知要把什麼樣的驚喜帶給世界。一代人過去，我們看到的卻是前克格勃特務普京令世界一驚一乍的倒行逆施。至於福蘭西斯·福山這名日裔學者的“歷史終結論”，幾乎一出世就終結了。
歷史是人類活動的映像，而且總是一面扭曲的映像，是無數相干和不相干的男女修飾挖捕的映像，所謂歷史的真實，則像勢必消融在沙砾中的冰凌。只有人們的記憶和願望，只有人性，是歷史最後的凍藏地。在此意義上，
偶然性高於並終會戰勝必然性。從王立軍本人利害得失出發，他本可考慮1，向北京告發薄熙來，那裡有薄的後台和同夥，也有其對手和死敵；2，走司法程序，檢舉谷開來殺人案；3，把薄、谷真面目公諸中外媒體；4，最合時宜的是秉持“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立場，維護薄、谷形象，換取身家性命和權位平安。沒有誰會料到，王選擇了另一種方式——“非法進入美領館”。這意味着1，舍近取遠，遠駕穿行渝、川高速；2，美國成都總領館順利聯繫接洽進入；3，所攜資料足讓美國人感興趣，並與北京主事者作實質性交易，確保其性命無虞；4，司法審判不違中美交易。應該說，兩種選擇各有利弊風險。促使王鋌而走險的最後依據，顯然不僅僅是中共官場慣常的利害算計和風險評估，而是王的個人脾性和某種價值選擇。
莎士比亞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真實地洞悉了人性，潛伏在榮譽名位財富愛情下面的不變人性。薄熙來王立軍谷開來當然不能跟哈姆雷特奧菲利婭奧瑟羅苔絲德蒙娜相提並論，後者是希臘悲劇式的人物，推倒中國多米諾骨牌的前者只是幾個權欲熏心、寡廉鮮恥之徒，——共產末期的特殊悲喜劇人物。被政治運動、極權主義社會反复塑造的中國人，比全世界所有國家人民都長於從政治鬥爭角度觀察人世，每一個人都是無所不在的政治蜘蛛編織的政治羅網上的犧牲品或害人蟲，所有人的所有動機、行為、話語都是權力較量和厲害算計的工具，其他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皆屬奢侈。其實，中共全部權力史，沒有超過克里姆林宮里的記錄，也沒有超過從秦始皇到朱元璋的中國暴君統治，毛澤東不過把二者湊合在一起而已，他的後繼者都是等而下之的平庸角色。既然太史公兩千多年前就能臧否人物，索爾仁尼琴半個世紀前就能深入到俄國心靈的幽暗處，今人為什麼放棄用“人性”之刀剖析包括重慶事件主角在內的中國顯貴旺人呢。
重慶事件表明，被篾稱為“偶然性”的怪物開始浮出中國當代歷史死水般的沉潭，報复性地挑釁極權主義貌似超穩固的最後結構和前崩潰秩序，讓世人耳目轉新。中國66年來困於一種歷史決定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人民異化為一種觀念的工具和證物，其主體創造價值被限於權力和財富的周轉中，文學藝術科學宗教哲學意志道德人格等精神世界完全萎缩，一切都被裁定被設計被控制。中國雖不是對《一九八四》的簡單摹仿，但十數億人生活在差異性狹小的模子里，卻也跡近《動物農莊》。重慶事件幾個主角當然不是為了追求自由——高尚動機已很難找到對象，但歷史從來不苛求改變命運者非天使不為的烏托邦演繹，在此意義上，王薄谷無意間作了偶然性的工具，悖逆了中國政治常軌，——這或許才是他們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在其他文明如基督教歷史中，偶然性多半意味着某種離異形態，近乎是上帝打盹時人類擅作主張的反常情形。而在上下瞞騙悶聲膨脹同蹈陷阱的中國，偶然性常常具有晨鐘暮鼓般的法力，就像一陣莫名之風吹開一扇人力無法推動的深院高門，舊時光景從此改變，不能复原。
三年多來海內外巨量分析中國時局的文字，大都因重慶事件而起，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不一而足。因為那是一次發軔，一次久違的突發事件，足以撼動中南海門窗的不測之變。人們像看好萊塢大片一樣，舞台由重慶到成都到北京到華盛頓倫敦再折回北京，從薄熙來到周永康到徐才厚到郭伯雄到曾慶紅，從胡錦濤到溫家寶到習近平，一出新編歷史劇在中國堂而皇之持續上演。所有的演員都使出渾身本事，所有的直播、轉播——拿報酬的盡義務的——都那麼不遺餘力，所有的觀眾都如此興高采烈，興致不減。
戲劇性！從古希臘戲劇到莎士比亞到迪倫馬特到關王白馬，古今中外的戲劇元素重慶事件無不賅備，人物性格，故事衝突，場景，時間，情變，投毒，兇殺，權力，財富，淫威，反目，叛逃，庭審……活活脫脫一出現代東方《紅與黑》。筆者2012年春接受外媒採訪，《洛杉磯時報》記者開口就建議，何不寫部電影劇本，與好萊塢合作一把？揆諸史承，國際共運史上，蘇俄與德國簽署《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參讀米·沙特羅夫劇本《1918年的蘇俄領袖們》）、列寧被刺、30年代莫斯科大審判和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1989東德萊比錫燭光遊行和中國反右、文革以及林彪事件都屬重大歷史事件，也是頗富戲劇性的素材。重慶事件有資格以其特殊人性、偶然性和戲劇性列為共產主義末期的經典戲劇案例，中國還處於它的悲喜劇時代。
北京又在召開“兩會”，三年前的歷史—戲劇角色都已謝幕，新一撥演員正遵循其本性和劇本表演如斯。十幾億觀眾連同專業或業餘觀察家，又屏心靜氣找好座位，視聽如儀。中國是何等令人無奈、興奮、絕望、新奇的舞台，木吶拘謹面無表情的中國人怎麼突然變得有滋有味甚至風雅幽默起來，北京新聞記者會如此浩大，看來中國不僅GDP將超過美國，表演功夫和離奇新聞也將躍居世界一流。重慶事件三位名角將度過他們第四個囹圄之年，同時靜觀世態演變，暗中評點新戲子們的表演技藝。2015年來勢不凡，人們分明嗅到某種突發事件前的焦燃味，一個小女子拍攝的一部關於氣候污染的電視片成為最搶風頭的事件，幾乎蓋過幾千名流顯貴一年一度的盛會，有人聯想起被林肯總統稱為引發美國內戰、撰写了《汤姆叔叔小屋》的“小女人” 比切·斯托夫人，和出版《寂靜的春天》而改變人類環境意識的另一名小女人蕾切尔·卡逊。而無數或冠冕堂皇或暗中籌謀蓄勢待發的未萌事象，都在企圖變成強烈戲劇性的歷史事件，這令世人既惶恐不已又報以期望的中國式自由選擇，將隨時改繪中國的政治光譜，甚至演出不曾預告的歷史大劇，已經是包括長期對中國持溫和理性態度的西方觀察家在內的所有人士的新共識。
唐代船子和尚留有禪偈：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世事奇妙，如船子和尚數十年江波舞棹、泛舟垂釣者，有心無意唸幾句，千年後卻刻畫後世若新發於硎。好歷史好演員總是仁智千說，筆者碰巧在重慶長大漸老，又碰巧知曉若許重慶事件影形，甚而碰巧推波指話，希望重慶一波牽引中國萬波，孰料幾乎成了万马齐喑中的孤音。方知，演員有台上台下之別、廟堂江湖之異，而無人完全等閒，圍睹或遠觀者，也盡演員。於是明白，世界歷史就是世界舞台，人皆據其台表演，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高僧作偈，總把禪意揭諸後句，船子和尚也不免俗，——否則冥頑如我者就萬難開悟了：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載得月明歸。蘇聯一夜之間變成歷史，是20世紀最富戲劇性的偶發事件，那是因為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俄國人民站到新俄國的舞台前沿，緊緊擁抱了百年難遇的好運氣，才出現“滿船載得月明歸”的勝景，儘管舊蘇聯的僵屍還散發着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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