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對共產主義世界有所貢獻，而現在我是那個世界的批評者之一。
——密洛凡·德热拉斯

一

20世紀值得反思，不僅因為離我們最近，而且是人類歷史上最反常最慘烈最危殆的世紀，——一批自稱為“共產黨人”的群體登上世界歷史舞台，人類的命運從此改觀。共產主義在上個世紀的興起成為格外重大的世界性事像，共產黨領袖則屬備受側目的一群人物。與西方現代政治家和其他民族運動領袖相比，共產黨領導人是大不一樣的群體。儘管種族、國度、文化傳統、語言文字乃至興趣脾性迥然各異，他們卻自稱擁有共同的宗主、思想體系和終極目標，以及紅衣主教團、宗教裁判所和共濟會式的秘密團體——形同一種全球性宗教。從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始，一名30歲的猶太人就成為這種宗教的創始人。雖然馬克思諱言自己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一直在悉心經營他的新世界，哺育他的信徒。1883年3月，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簡短致辭，稱“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34年後，馬克思的俄國信徒在彼得堡發動武裝起義並且得手，65年後，一批中國人以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在中國奪取政權，馬克思牌號的共產主義成為世界性革命。

自基督教在公元初年在地中海沿岸興起1900多年後，馬克思主義再次改變了世界。但是，共產主義在蘇聯74年的記錄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實驗，已經使它自己名譽掃地。雖然羅素、哈耶克、伯林、奧威爾、阿倫特等西方人發表過預示和透析共產制度的文字，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還有信奉者和研究者，唯有親身領教過制度性共產主義的俄國和東歐各國，才義無反顧地摒棄了共產主義。幾乎在蘇聯解體的同時，波羅的海和東歐諸國便以法律形式禁止宣傳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標志，以及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共產黨領導人的名字和活動，並推翻他們的塑像。

歷史顯示，遠比基督教來勢磅礴規模巨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思潮和運動，不大可能持續兩百年，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和統治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國家消亡、按需分配、沒有壓迫剝削、自由和人性的全面复歸等許諾）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反倒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劫難，並且短命，——不會超過100年。除中國古巴北朝鮮越南幾個已經很難稱為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外，世界已臨近為共產主義篆刻墓誌銘的時候了。這場以“解放全人類”為總目標的紅色革命，一度把半個世界置於鐮刀斧頭之下，又在一代人間出人意外地收场，徒然留下一個戴着血腥面具的幽靈還在孤魂式的遊盪，一則可供後世長久思索的烏托邦公案。

與並世而起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不同，共產主義沒有因為——或者沒有來得及——發動納粹式的戰爭而遭受失敗，它是在社會、經濟、文化、思想、外交、法律等更為廣泛的領域、更為長久更為充分地表現了其基本性質和價值之後，合於邏輯地破產了，——被自身內在力量傾覆了。尼克松、撒切爾夫人、布熱津斯基等西方政治家認為蘇聯的失敗是西方“不戰而勝”的結果，是50年冷戰共產世界最終不敵西方全球戰略與和平演變的結果。這種結論可以用若干歷史表象證實，卻忽略了一個更加根本的原因：共產國家內部人性中良知與自由力量對極權主義的拒斥與反抗。這段充斥着真假善惡是非之間特殊較量的漫長歷史，是暴政和謊言終難征服人性的非凡記錄，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二

幾乎在共產黨人首次執掌國家政權時，他們就開始濫施暴力，在全俄範圍內消滅舊制度的代表：皇室、貴族、僧侶、地主、資本家。在這點上，列寧嚴格記取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最重要的遺囑：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人幾乎同時把以前共同反抗沙皇政權的社會民主黨、立憲黨、革命黨人全部送進監獄。在這點上，列寧並未違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次要遺囑：一旦推翻了“反動階級”後就“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一旦共產黨人上台，無論英國憲章派、北美土地改革派、瑞士激進黨，還是波蘭民族解放政黨，法國民主社會主義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國國民黨這些資產階級政黨都在打倒之列。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反對現存制度的革命運動”，布爾什維克確實是遵照其“聖經”條款，在佔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以鏟除“舊世界”為己任。1940年蘇共當局決定處決23，000名波蘭國防軍軍官和神甫、律師、醫生、教授時，理據就是這些波蘭人是資產階級波蘭的精英，他們是布爾什維克的死敵。在死刑文件上簽字時，斯大林、貝利亞、卡岡諾維契、莫洛托夫們沒有絲毫猶豫。卡廷慘案不是孤例，蘇聯在自己國內對幾乎所有階層都發動過進攻，5，000餘萬俄國人死於非命，這種悲劇幾乎被所有共產黨國家“複製”。

列寧很快發展了馬克思。布爾什維克發布的第一批法令，包括在全俄肅反委員會里設立整肅俄國知識界的“第五局”。政權剛剛鞏固，新俄國就採取了一個具有重大象徵性的步驟，關押並驅逐一批大知識分子：莫斯科大學校長、動物學家諾維科夫，彼得堡大學校長、哲學家卡爾薩文，莫斯科大學數學系主任斯特拉托諾夫，經濟學家布魯茨庫斯、茲沃雷金，歷史學家卓韋捷爾，社會學家索羅金，哲學家別爾嘉科夫、舍斯托夫、弗蘭克、洛斯基，布爾加柯夫神甫、弗羅連斯基神甫等。他們得到的警告是：如果再在蘇俄境內出現，將格殺勿論。這是共產黨人一項特殊使命，在思想和精神上消滅“舊世界”賴以存在的代表。工人、農民不過是欠缺階級自覺性和歷史首創精神的盲目力量，是共產黨人徹底改造世界的腳手架，至多是共產主義救贖的對象和理由。這就意味着，共產黨人將向人類宣戰，文明本身成為傾覆對象。這一步驟還傳達了一個異常訊息，被驅逐者大都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在1922年走出的這一步，意味着共產黨人的歷史性狂妄與無知，意味着某種自絶於文明世界的愚蠢的天真，連這也出自共產黨人的原初教旨。關於巴貝夫、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卡貝、魏特林、布朗基、拉撒爾、巴枯寧、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西歐共產主義者，馬克思與他們交流、對話、論辯，但他從來沒有提及，在一個共產黨人統治的世界上，該如何處理共產主義者“內部”的不同思想。不過，馬克思並沒有忘記提醒說，共產主義革命不僅要同傳統的所有製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還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樣，馬克思為信徒們留下一個難題，誰來決定哪些觀念應該被最徹底地決裂，按照什麼標準去決定呢？馬克思也許不曾想像，一旦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後一種決裂將演變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鬥爭，即革命思想、路線和道路之間的分歧和鬥爭，並不可避免地擴展為道德、人品以致審美、話語、思維的較量，——這種鬥爭和較量，將從內部撕裂共產主義，使共產黨人重蹈中世紀宗教裁判所自我埋葬的陰森墓穴。

列寧生前雖然已意識到某些“纯粹个人特性”的差別可能釀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將“出人意料地导致（共產黨的）分裂”，他由此告誡，“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歷史以列寧預感到、卻無力想像更不能避免的事實——一部分共產黨人消滅另一部分共產黨人的嚴厲，一點不壓於他們鎮壓敵對階級時的殘酷，更超逾歷史上人類互相殘殺的記錄——坐實了一個真理：當共產黨人消滅了舊制度、驅逐了知識界精英，準備直接改造俄國和世界時，文明和人性將在共產主義內部選擇自己的替代力量，它的極端意義是，即使共產黨人統治了全世界，他們還是無法實現其終極目標——以“解放”的名義駕馭和奴役人類。每一個古拉格群島和卡廷森林的死者，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審判兇手，每一個新生嬰兒都會令惡徒心生不適，每一個共產黨人都可能暗中或公開地恢復人性，成為共產主義的“叛徒”和異端——真正的人。

三

別爾嘉科夫的遭遇具有典型性。他曾經組織大學馬克思主義小組，為此兩度入獄，三年流放。十月革命前後，俄國的混亂和流血洗滌了他的眼睛，他成為最早警惕共產主義的先知：俄國知識分子曾為革命作了長期准备和犧牲，共產黨人卻不对知識分子感恩，反而把他們抛入深淵，並且鄙視古老的俄國文化；更嚴重的是，俄國革命尽管擁有政治和社会意義上的某種正義性，但在精神、文化上却是反動的。政治革命要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務，而不是顛倒過來。精神和自由是人的真正本質，它只能是個體化、而不是集體化的。如果將集體化的政治革命置於首位，那麼革命的後果必然是災難性的：它雖然能夠推翻舊政權，但它所實現的只能是更糟糕的政權更迭，只能是精神文化的毀滅，只能是人的奴役，而不是人的解放。

别爾嘉耶夫因此與列寧構成俄國革命的兩個極端。別氏對俄國革命命運的預斷雖是歷史哲學、乃至宗教唯心論意義上的直覺，卻比西方的俄國問題專家更精確而公正地勾勒了十月革命的精神命運。俄國反共產主義的先知，從來沒有僅僅從現實政治和客觀立場上評價俄國革命，沒有因為蘇聯政權的殘暴統治降低或放棄自己的精神維度與宗教原則，沒有被共產黨人的無神論意識形態所魅惑而變賣自己的歷史結論，對於那些“簡單反共”的人們，别爾嘉耶夫的下述判斷，不會讓他們釋然：對於俄國而言，共產主義不僅是一個現實選擇，更是一個歷史追尋，是俄羅斯一千年來探索真理世界的大夢；是這個民族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脈；它也是一 個攸關未來命運的問題，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俄羅斯的精神現代主義。從拉吉舍夫、恰達耶夫、赫爾岑、別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奧加遼夫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柳波夫、皮薩列夫、巴枯寧•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魯泡特金，以及霍米亞科夫、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托爾斯泰……，都在思索“共產主義”這個詞里的精神內涵和社會理想。

同時，對共產主義的不祥預感也在俄國醞釀。“路標派”早在俄國革命前十年，已經覺察到革命神話的危險，反對革命者崇拜。 “革命者”——未來的共產黨人——不惜拿俄國的前途做實驗，在這種“革命”中，數千年文化積累將被付之一炬。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開了帝國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惡的深淵，發現了能“超逾善惡”的拉斯格爾尼科夫的可怕性。，托爾斯泰則從揭露黑暗轉向宗教和人的得救問題，追索上帝之愛與人類命運的終極關係。俄國最偉大的兩位作家、尤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舊俄國”對他所預感到的世界性演變與恐怖，對即將來臨的全人類的生命流失和價值傾覆，對他所憂心如焚的一億俄羅斯人被“魔化”的未來世紀問道：俄羅斯將走向何方？但是他們都無法預見二十世紀俄國遭逢的更為殘酷而復雜的局面。别爾嘉耶夫們繼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異常深刻的預見性：革命，它要控制人的思想、馴服靈魂，現代極權主義要求放棄自由，憑此才給予面包，這就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誘惑。梅涅日科夫斯基與路標派一樣，預感到俄國和全世界可能被“群魔”征服，淪為“敵基督”的天下。如果沒有一場道德和精神上的更新，俄國將難免浩劫。只有當世界自由和幸福之地時，“我的、你的和我們大家的惡魔”才會退場。但是，列寧、斯大林們從馬克思的德國精神那裡得到的靈感鄙視一切道德、精神，俄國的歷史環境和世界的現實狀況都有利於列寧們而不是別爾嘉耶夫們。

共產黨人和懷疑共產主義的先知、共產主義的崩潰都首先出現在俄國，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但它遠遠超出了本文範圍。像兩千年前那些揭露羅馬帝國罪行、叫人悔改、提醒人們記念心里的神靈、警示將來的審判、為那些憑良心做事的人祝福的基督教先知，别爾嘉耶夫們也預見到共產主義的三部曲：共產主義是俄羅斯的命運，是俄羅斯內在命運的組成部分；它將被俄羅斯的內在力量所鏟除。共產主義應當被克服，而不是被消滅。共產主義以後到來的那個更高階段應當容納共產主義的真理，然而，是擺脫了謬誤的真理。俄國革命喚醒和解放了俄國人民的巨大力量，這就是它的主要意義，同時背叛了俄羅斯彌賽亞救世主義，並使專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復燃，這就是它的根本教訓。

四

共產主義內部的演變，神奇地證明了俄國先知的預言。

柏林牆坍塌的直接導因之一來自萊比錫尼古拉教堂，一名普通牧師，克里斯蒂安•弗瑞爾，從1982年9月20日開始點燃的40支蠟燭，到1989年冬天擴展成照亮馬克思廣場的70，000支蠟燭，融化了東德共產黨40年的鐵血統治，讓戈爾巴喬夫有機會說出“歷史將懲罰遲到者”的名言，讓1956年、1968年開進布達佩斯和布拉格的紅軍坦克消失於無形，讓“勃蘭登堡門重新開啟，門眉上的勝利女神再度歸來，她的四駕馬車下，每一塊磚石都神采飛揚：三色旗在那裡徐徐升起，波蘭、東德、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蘇聯、外蒙古十個國家在那裡鳴放禮炮，伯恩施坦指揮的德蘇美英法等多個樂團聯合演奏的《歡樂頌》響徹歐洲大陸，世界各民主國家政治巨擘聚首門下頌讚自由，全球四十億人通過雲集門下的各大媒體分享這曠世的歡樂……”（北明：《萊比錫的燭光》）。

上世紀60年代，索爾仁尼琴在撰寫《古拉格群島》時發現，共產主義鐵殼裡面人們的心靈正在走向解放。這個過程在蘇聯已有一代人的歷史，其它共產黨國家也開始了“人民的覺醒”。正在成長著的新一代人，他們對邪惡作鬥爭的時候表現得百折不撓，絕不會拿原則做交易，為了不出賣良心，他們寧肯失去一切：工資、起碼的生活條件、甚至生命。這個過程發展得如此廣泛，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今天蘇聯的地位一落千丈，幾乎成了笑柄、人間的恥辱了。索翁還發現，“正是群島給我們的文學，也許還給世界文學，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二十世紀昌盛時期的空前未有的農奴制，在這唯一的、無需作任何補充的意義上，為作家們開辟了富有成果的雖然是毀滅性的道路”。他由此設想可以“鬥膽”預期產生四個領域的世界文學：第一個領域：上層人描繪上層人；第二個領域：上層人描繪下層人；第三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上層人；第四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下層人。其中“最有希望成為道德上最富成果的”的“第二領域”由於人的天性的自私，“缺乏真正地理解事物的能力”，以至只有經過外部的暴力才能實現這個轉變。塞萬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實現了“設身處地”地為下層人──人民──這一轉變的。索爾仁尼琴強調，“在古拉格群島則是一下子在幾百萬人的頭腦和心靈上真地而且永遠地陷於奴隸、囚徒、伐木工和礦工的境地。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在這樣的規模上）使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這當然不限於文學，而是一場無形而浩瀚的精神“解凍”。1974年他在華盛頓對美國工人階級說：

像我這樣住在蘇聯的持不同政見的人，兩手空空，既無坦克，也無武器，既無組織，也沒有別的什麼，我們有的只是自己的心靈和在這個制度下生活了50年的經歷。但我們一旦發現自己是能夠站起來的，並且能夠站得穩，我們就站得住腳了。有了剛毅的意志，我們就能夠站住腳根了，堅強的意志是在我國艱苦的歲月裡鍛煉出來的。

被譽為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的《生存與命運》的作者、蘇俄作家格羅斯曼，在目睹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兩種極權統治在新世紀的罪行後，對共產黨自詡的“理想”、“大善”提出質詢：“我看到了在俄國誕生的社會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動搖的力量。我在農業集體化時期看到了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了這一力量。我看到人們怎樣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樣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義下被消滅。我看到餓殍遍野的農村，我看到倒斃在西伯利亞雪地上的農家孩子們，我看到把成千上萬的男女從莫斯科、從列寧格勒、從俄羅斯各個城市送到西伯利亞的列車，他們被宣布為偉大神聖社會的善的思想的敵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們打著國家、民族的榮譽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幟干下了多少喪盡天良的事情！”

薩哈羅夫被譽為“人類的良心”，他的一生是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人們的希望與精神的燈塔（喬治·布什），而他首先是二十世紀占人類近一半人口的共產極權國家中的聖徒和先知，是俄國十九世紀十二月黨人以後偉大自由精神的繼承人，是所有向往自由、尊嚴的人們的道德先驅。

1986年底，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給薩哈羅夫，邀請他與妻子遷回莫斯科。薩哈羅夫成為蘇聯第一屆國會中首位發言者。他沒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維”與“公開性”（它們已經夠開明不凡了），而是公開要求結束共產黨專制制度。1975年11月，薩哈羅夫在他本人缺席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公佈了100餘名“我所認識的囚犯”的名字。他請世界記住，“我的國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與我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他宣告，每一個名字，無論提到還是沒有提到，“都代表了一個堅強和英雄般的人的命運，代表了多年的苦難，多年為了人的尊嚴與自由而鬥爭的典範”。西方學者認為，薩哈羅夫完完全全屬於高貴的俄國貴族傳統，他的科學天賦、難以置信的道德勇氣，特別是他矢志不渝地獻身於真理，使人們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自己時代最純潔最完美的典型。

羅依·梅德韦杰夫用了45年時間，探望、採訪了監獄、勞改所和病榻上的老布爾什維克、紅軍將領、《真理報》編輯、“紅色教授學院”的老教授、科學家、學者、神甫、工人、農民，當他完成了審判斯大林罪行的《讓歷史來審判》時，成千上萬的受訪者已經離開人世，梅德韦杰夫用長達24，000人的“人名索引”向他們致敬。

蘇聯享有國際聲譽的持不同政見人士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麥德維傑夫、格里戈連科、奧爾羅夫、卡波查都曾經是共產黨人，如果遵循蘇聯共產黨的路線和紀律，他們都將前程遠大。正如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雅科夫列夫所說，持不同政見者“是一些具有巨大能力、淵博知識以及高尚道德和公民積極性的人們，他們確實向同胞們說出了真相，但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遭到了迫害”。但是，共產黨人在把俄國和時代的良心送上十字架時，讓自己淪為該隱，那位殺了親兄弟的罪人，額上被字、免得為人所殺——“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死亡是太輕的懲罰——帶著恥辱的印跡與世長存。

五

1956年在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人民起義中發揚了民族良心和時代號角的“裴多芬俱樂部”，其20名委員中有17名是共產黨人，包括中央委員貝拉、安迪奇、黨報總編馬通、黨中央宣傳局局長山道爾、勞動青年聯盟中央書記埃爾文和科學文化局副局長拉斯洛，匈牙利聞名於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契等匈牙利文化學術界黨員名流旗幟鮮明地批判“拉科西主義”——匈牙利的斯大林主義，站在人民一邊的匈牙利共產黨兩任領袖拉伊克、納吉和天神一般的年輕國防部長馬勒特爾，為匈牙利人民和真理而犧牲；1968年傳播“布拉格之春”訊息於世界的《七七憲章》最著名的發言人，除劇作家哈維爾、哲學家巴多卡外，外交部長哈傑克、歷史學家佩頓克博士、經濟學家哈夫爾博士和物理學家吉瑞·海耶克教授都是共產黨人；1980年代改變了世界面貌的“團結工會”的精神盟友、大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理論家沙夫、思想家米奇尼克、官方學者库隆（曾任波蘭共青团书记）、流亡西方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沃什等波蘭知識界人士都曾是共產黨人；不應排除在外的共產黨領導人也為緩和、消解共產極權主義的災難付出了個人代價。除拉伊克、納吉外，波蘭共產黨兩任總書記斯蘭斯基、哥穆爾卡，保加利亚工人黨領導人科斯托夫、阿爾巴尼亞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内务部長科奇·佐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杜布切克等主張“民主”、“人道”、“自治”社會主義的東歐共產黨領袖，都以不同方式為摒棄斯大林主義、為自己國家人民的獨立與自由付出個人代價，而讓那些“斯大林分子”、死硬的共產黨人留在歷史審判席上：拉科西、齐奥塞斯库、日夫科夫、霍查、诺沃提尼、胡萨克、昂納克等。

從30年代莫斯科大清洗以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呈現出某種週期性政治痙攣，以賽亞·伯林喻之為“人為的辯證法”。當蘇聯政府還保持着充分的政治敏感度，這場對一個永久軍事化國家進行的實驗，從一個長期歷史階段看，就遠沒有達到它的終點。由於它源於一種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宗教大法官”更嚴重的對自由和各種人類理想的篾視，並且統治了八億人的生活（伯林發表這一觀點在1950年代，共產黨統治的“東方陣營”大約八億人，與“西方陣營”相當），可以說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最不人道也是最捉摸不透的現象。伯林悲觀地認為，共產主義制度在肉體和精神上給俄國人民造成巨大創傷，而西方對此一籌莫展，“除非（俄國）人們的良心得到發揚光大”。

六

希望正是在難以描述不可名狀的“良心”世界降臨。

若沒有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20大上揭露斯大林“個人迷信”，蘇聯社會不會迎來共產黨40年鐵血統治後提前到來的“解凍”，數百萬政治犯很難在有生之年回到家庭和社會，俄國人就不可能從無數倖存者口中了解古拉格群島的真相，被“鐵幕”嚴密覆蓋的東歐各國就將繼續在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的統治下苟延殘喘。然而，正是赫魯曉夫本人，在蘇共強硬派和中共壓力下，血腥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東歐自由之火要在12年後才在布拉格重新點燃。蘇共保守派對赫魯曉夫實行報复，又把俄國拖進近20年新斯大林主義統治，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來臨。

戈爾巴喬夫這位額頭上有一片神秘胎印的共產黨人，正是伯林用相當勉強的口吻提及的“良心”人物。如果說赫魯曉夫作為“老一代”蘇共領導人，其良心與非良心——共產黨統治權、蘇聯事業、個人地位、列寧、斯大林兩代領袖的遺產——之間的選擇，最終以後者佔上風，乃是某種歷史宿命，那麼，戈爾巴喬夫就是來終結這種宿命、讓良心高居於一切非良心事物之上的共產黨人。不妨為戈爾巴喬夫統短短六年的統治開一份清單，以便讓人們觀賞到同樣是共產黨人，有良心的戈爾巴喬夫與非良心的共產黨人之間，幾乎是天使與魔鬼的差異景象。

戈爾巴喬夫率先提出大規模消減戰略核武器的建議，先後在日內瓦（1985）、雷克雅未克（1986）、華盛頓（1987）與里根總統，在馬耳他（1989）與喬治•布什總統會晤，並達成協議，核大戰可能性大幅減少；1991年，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俄羅斯千年歷史上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民主化運作，蘇聯引進議會和總統選舉.至今為止，那是俄羅斯歷史上最自由公平的選舉。1991年葉利欽當選總統， 戈爾巴喬夫把俄國統治權和“核匣子”交到新執政手上。這是克裡姆林宮第一次允許執政權遵照憲法移交到反對派手里。

戈氏率先提出“公開性”和“新思維”，在赫魯曉夫1960、1962蘇共20、22大撬開斯大林統治墳墓門扉的基礎上，他廢除了長達300多年、在蘇共74年統治中全面控制俄國人頭腦的書報審查制度，讓自由之風吹進蘇聯；他讓最後一名政治犯走出監獄，鼓勵人們說出歷史真相，公開批判斯大林主義；

戈氏率先提出“歐州同屋”、“基督教共同精神家園”和“人類高於任何國家”的口號，歐洲從凱撒、亞歷山大、拿破侖、希特勒、斯大林的暴力鐵則下開始轉向柏拉圖、耶穌、但丁、康德、雨果和托爾斯泰的和平理性坦途；一個合作、統一的歐洲合眾國前景得以出現；

戈氏響應里根在柏林牆前發出的呼吁，率先提出“真緩和”和終止冷戰，柏林牆由此坍塌；中、東歐各民族從此轉上自由之路；德國得以重生並實現統一；世界範圍內的資金、技術、物資、人員和文明的交流、對話、融合的全球化時代得以誕生；

1991年聖誕節，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無畏地——暗含幾分自豪——向世界宣布，蘇聯社會主義74年的試驗已告失敗，蘇共即行解散。19世紀末“從西方刮來的一股黑風”（索爾仁尼琴語）在俄國消散，困擾人類近一個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到此終結。

沒有誰授權戈爾巴喬夫把蘇聯共產黨權力置於俄國歷史的天平之上，把蘇聯國家利益置於人類前途之下，——戈爾巴喬夫完全可以作出相反的抉擇：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個波羅的海小國獨立之際，他有責任根據蘇聯憲法進行阻止和鎮壓；在東歐各國擺脫蘇聯控制、尋求自由之際，他有權力根據華沙條約組織憲章進行干涉和懲罰；在8，19事件前後，他理應站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一邊，堂而皇之地動用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力量和警察部隊，“挽狂瀾於既倒”；他可以並且能夠如他六屆前任和東西方幾乎所有專制統治者一樣，“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運用國家暴力，以俄國的自由和世界的無奈作代價，捍衛共產黨國家政權。

如果戈爾巴喬夫作出這樣的抉擇，沒有誰能夠阻止他，——在他身後，是74年的蘇共一黨專制、“蘇維埃政權”、“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專政”、“兩億蘇聯人民的安寧和福祉”、俄國人五百年向東西方擴張“打下”的江山以及世界的均勢和穩定。如果他這樣做了，他將成為歷史上又一個大獨裁者、大暴君、大帝國的集大成者，人們會按照成王敗寇的哲學把敬畏、艷羨和贊美獻給他；如果他平息了暴亂、分裂，窒息了自由、民主、多元和人類一切神聖權利而只允許他的人民信奉以他為總書記的蘇聯共產黨的思想，他將繼續執掌全世界最顯赫最令人生畏最無可撼動的權力，世界將匍匐在他至高無上的威權之下，他將成為邪性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最新入選者，刷新所有前輩的紀錄。

戈爾巴喬夫作出了違反人類專制統治法則和專制成規的選擇，放棄了生殺予奪的權力，奉行“無論如何不讓人民流血”的良心信條。不顧所有信奉鐵拳和謊言力量的威脅和指斥，他撒手棄置一個紅色大帝國，把自己交到約伯天秤上，讓俄國和世界人民去選擇他們的命運。

戈爾巴喬夫的遺產是無法簡單敘述的，他是人類仁慈政治權力史上的牛頓。他開辟了全球化時代，世界平添一筆難以估價的歷史紅利；他拆卸了最森嚴最牢固的精神桎梏，為世界敞開了一個簇新的自由空間。他本人因此降為一名平民，承受著無數譴責、揶揄、詛咒和詆毀，而他一如既往，在愛妻亡故之後，繼繼從事人道與和平事業。中國是“戈爾巴喬夫紅利”的最大受惠者，但中國卻拒絕了“戈爾巴喬夫自由”。戈爾巴喬夫這個偉大的名字，在中國甚至成了一種特殊的禁忌。順便提一句，沒有蘇聯的解體，蘇共的下台，鄧小平不可能在1992年1月16日開始他的“南巡”講話，中國的“好日子”將化為昨日黃花。

戈爾巴喬夫不是孤獨的個人，他把良心注入到蘇共這架龐大機器里，從而獲得旋乾轉坤的力量。他認為，“改革運動”只有在發端于黨內的條件下才有獲得成功的機會。任何別的官方的或非官方的組織，想發揮類似的主動精神，將注定徒勞無功，會遭到“政治核心”的打擊，也會被認為是持不同政見者對現行制度的蓄意詆毀”在這個意義上，戈氏斷言：正是作為一個組織的蘇聯共產黨，才是變革的首創者。人們不會無保留地同意這個論斷，但他至少說出了部分真理。

俄國有幸，良心以隱密而強固的形式存活在無數蘇聯共產黨人心中，蘇聯軍人在歷史關頭表現出強大良知力量。許多高級將領始終反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對抗人民自由選擇的決定，包括海軍司令切爾納溫、戰略火箭司令馬克西莫夫、航空兵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以及控制莫斯科空中力量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帥，他給葉利欽捎去口信，“空軍不會背叛人民！”，他命令部隊卸掉飛機上已經裝好的彈藥、取消增加的值班，并在國防部召開的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敦促亞佐夫元帥立即退出緊急狀態委員會。蘇聯普通軍官和士兵表現出令人驚嘆的勇氣和覺悟。克格勃阿爾法突擊隊的軍官們做出決定，如果“上面”下達強攻自由派總部白宮的命令，他們將拒絕執行。空降兵指揮員格拉喬夫得知克格勃部隊的決定后表示：“我的人也不上，我不會再往前邁出一步。”另一位空降兵指揮員列別德則指出：“採取行動會導致流血，軍隊將永遠無法洗清罪責。”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也并沒有真的下定屠城的決心。國防部長亞佐夫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齊科夫在回憶錄中證實，他們沒有向軍隊下達無條件攻占白宮的命令。副總統亞納耶夫在發動政變后形勢最緊張的時刻不停地重復一句話：“要是死一個人，我也沒法活了。”

“不能把槍口對準自己的人民！” 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紅軍在歷史關頭發揚光大了良心，為蘇聯紅色帝國和平送終。自由取代奴役，良心戰勝權力，無論對於人民還是共產黨，都是奇蹟。——幾乎沒有流血，更沒有重演1917年讓俄國血流成河的悲劇。在80歲生日前，戈爾巴喬夫向媒體公佈，他曾信仰過共產主義，實踐證明它完全失敗。共產主義制度限制人權、剝奪言論自由，它必然走向滅亡，因為人們不會永遠忍氣吞聲，蘇聯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歷史似乎傳來先知別爾嘉耶夫的聲音，俄國人民——包括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蘇聯共產黨人——共同埋葬了共產主義制度。許多西方觀察家都驚訝地發現，新一代俄國人，看起來繼承了俄國知識界的傳統道德，正直，敏銳，有極強的個人魅力。數十年里關注俄國命運的伯林發現，從瓦礫和灰燼中幸存下來的俄國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俄羅斯人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擁有無窮的創造力，一旦獲得自由，誰能想像他們會給人類帶來什麼驚喜呢。邪惡終將被戰勝，奴役已走向死亡，人類有理由為這一切感到自豪。”

當然不能忘掉吉拉斯，身居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民議會議長、副总統的老共產黨人。 他走過了一個共產黨人所能走的整個路程：從權力階梯的最低級爬到最高級。“沒有人曾強迫我擁護共產主義，也沒有人強迫我反對共產主義。”他是“完全根據個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決定一切的。”他的覺悟幾乎從天而降：徹底、爽快。這名“門的内哥羅人”聲稱自己“天生”會站在共產主義的對面。他的理由直接而浪漫：地球上有着無數的人類生活制度的星座，並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吉拉斯否棄共產主義的邏輯不可辯駁：某種烏托邦主義取得權力，便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教條，不由分說地以其科學主義和理想主義來使人類受苦。這就使這種烏托邦變成與人為敵的怪獸，完全違背人類的正常狀態，不懂得最基本的常識：一個完美世界是不會有的，但一個更自由更公道的社會卻是值得追求的；一個盡善盡美的世界，沒有批評和沒有其它選擇的世界，就是要犯不可估量和無法挽救的謬誤的世界。吉拉斯一直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擊隊最高司令部核心成员，卻發表過富有政治良知和歷史分量的作品：《新阶级》(1957年)、《没有正义的土地》(1957年)、《道德的解剖》(1959年)、《不完全的社会》（1960年）。《新阶级》曾啟迪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一代共產國家人民。下述結論讓吉拉斯成為發揚光大良心的共產黨人：所有共產黨當權的國家都會出現一個新階級，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新階級的創始人是一批取得政權前即已構成共產黨核心的職業革命家。這個新階級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新階級的前途，也就是執政的共產黨的前途，必然是失敗和垮台。世界大勢之趨向統一是時代的基本特征，西方由於具有政治民主和較高的技術、文化水平，同時又維護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權，世界統一因此趨向於資本主義，而共產主義制度作為世界統一的最大阻礙而終將被淘汰。

七

與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思想家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中國的評述，屬於典型的歐洲中心論者。在《共產黨宣言》這部純西方式歷史文獻中，馬克思、恩格斯在預言西方資本主義必將壽終正寢同時，盛贊“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業民族從屬於工業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這個半開化的東方的農業民族自然是指中國。中國這塊“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輸的全部教訓都是“因因相襲的愚昧”，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淪為暴政的馴服工具，表現不出任何獨立意志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作為“歐洲的直接對立面”，歐洲文明的“反題”，中國代表著世界上“總體反動、總體保守的強大堡壘”，乃是“腐朽世界的總代表”。與拿破侖、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樣，馬克思、恩格斯朦朧地預感到東方的中國這頭不祥的“惡龍”和“睡獅”將會從歷史的沉船和迷霧中醒來並徘徊於世界上空。他們同樣厭惡並看到“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中國這個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裡的木乃伊一旦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他們懷著某種模糊、復雜、有幾分慶幸又夾雜着恐怖的心情，隱略看到了某種前景，“古老中國的末日正在迅速到來”，但是歐洲切勿高興過早，這只是事情的開端，西方將會欣賞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復興”。馬克思、恩格斯據此對世界歷史“辯證發展”的第三階段作出了所有資產階級都未曾作出的另類預言：西方（首先是英國）出於卑鄙的商業利益，卻造成了亞洲前所未有的社會革命，英國由此“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到時候西方人就無權像“騎士般的英國報紙那樣斥責中國人可怕的殘暴行為”。他們因此大膽地預言，中國的造反和起義“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世界，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將會迎來一個奇怪的後果：中國將引發西方世界的動亂”。

思想史上最吊詭的事件之一是，馬克思對歐洲革命的預言——特別是“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最有希望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判斷——完全落空，但是他似乎不經意間寫下的關於中國“社會革命”的文字，卻經由列寧之手轉變成一場可能改變人類命運的“革命”。

由於蒙古人240年的殘酷統治，俄國人對東方抱有普遍的憎惡，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關於俄國道路的爭論持續了幾十年，卻達成一種共識：拒斥中國。俄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這一傳統，列寧長期被一種可怖的前景困擾：通過一場革命奪取政權並實行土地國有化，極有可能出現“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辟”。列寧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對俄羅斯的亞細亞傳統抱有真誠而深刻的厭惡和警惕。1902年他嚴辭批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部黨綱中把俄國說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絕將普魯士專制主義與俄羅斯專制主義等量齊觀，他認為後者是一種 “可詛咒的遺產和可恥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韃靼軍事專制主義在俄國統治留下的一個“怪物”——歐洲最反動、落後、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隸制”。列寧與普列漢諾夫一樣，已經朦朧看到了俄國革命的另一種陰郁前景：“俄國歷史的車輪將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後轉”，他們都明確地拒絕完全亞細亞式的復辟，即使國家成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產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們堅持“俄國王安石式的計劃不會帶來任何東西，除了禍害”。

但是歷史修正了列寧。1920年，他寄予厚望的歐洲革命（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芬蘭、斯洛伐克等國先後建立蘇維埃政權）失去任何成功可能。列寧授意共產國際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庫召開“東方民族代表大會”，提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在阿跟廷、墨西哥、伊朗、印度、阿富汗等國建立共產黨。次年，建立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看來，絕對不具備共產主義革命資格的中國，從此進入以他的名字代表的共產革命，並且取得了成功，甚至在蘇聯共產黨退出歷史舞台後還聲稱繼續堅持共產主義信念和制度。一個在《共產黨宣言》文本中最落後、反動，幾乎沒有現代產業工人階級身影的社會，自稱不僅是最純正的社會主義，而且將“拯救”社會主義。一批跟馬克思大不一樣的中國人自稱是他的“學生”和“弟子”，並且死後都要到他那里“報到”，——這分明是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對中國人，則意味着奉馬克思為祖宗。

八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斷言，受制於內部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被“炸毀”之前，資本主義將發生週期性經濟危機。今天，沒有誰——首先是西方學者——願意為資本主義保護。人們都知道，資本主義會導致一種常識，即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都是現代社會的正常產物，不再屬於某個特定階級的罪惡和宿命。但是，共產主義政權卻發生了某種週期性政治—社會危機。1956年波蘭爆發波茨坦工人罷工、匈牙利爆發人民起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布拉格之春”自由運動，1980年波蘭爆發團結工會自治獨立鬥爭，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東歐各國易幟。我們沒有共產黨人像唸叨阿里巴巴咒語一樣期待資本主義週期性經濟危機那樣，心懷幸災樂禍，——共產主義國家的危機，迄今為止都由人民和部分共產黨人承擔。附帶一句，在共產黨國家，只要引進市場經濟，就必然發生類似馬克思所稱“生產過剩”導致的經濟危機，今日中國就呈現此種規律性特徵，並且也跟早期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爭奪世界市場，大規模輸出過剩“產能”，轉嫁經濟危機，——當然夹帶着其政治意圖。

亞洲共產黨政權卻似乎奇怪地度過了週期性政治危機，（這又需另一篇文字分析），中國共產黨似乎不僅克服了這種危機，還重新“崛起”了。但是，中共統治中國的記錄表明，共產主義在中國已經名存實亡。中共因為掛着共產主義羊頭，就不能擺脫固有的政治危機，——只是竭盡能事推遲和延長了總危機的爆發而已。

中共不可避免地攜帶着自身歷史傳統各種印痕，如同伊朗、印度等國共產黨人一樣。不同的是，中共經歷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路徑，又借助日本入侵得以合法和壯大，最後在蘇聯支持下，建立了一個列寧、斯大林模式的“新中國”。

毛派和反毛派都夸大了毛澤東在中共獲取政權前後的作用。1949年前，斯大林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除外）輸出共產主義制度外，就是挑選和培養代理人，並在一定程度上樹立他們的個人權威。毛澤東竭盡心力經營的個人崇拜，斯大林早在30年代就發明了。毛澤東費盡心機推動的人民公社、大躍進、工業化、總路線都是對蘇聯模式拙劣的翻版。事實上，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一直處於可能被廢黜的地位。從國際共運角度看，斯大林死後，60歲後的毛澤東最強烈的欲望，是佔據世界共產主義革命新領袖的空缺。為此他必須挑戰沒有列寧和斯大林的莫斯科（反修，九評），又必須走出與蘇聯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文化革命），還必須抗衡自然規律，培養千百萬而非個別接班人。

在毛生前，他已經知道，他不僅抗衡不了自然規律，也抵禦不了某種歷史法則，最終不過是一名（運去英雄）“不自由”、無法無天、謗滿天下的老孤僧。對於毛，鄧小平在他死後統治中國，是他最高的福氣，——免於鞭屍之辱。出於對毛式狂熱的恐懼和厭惡，鄧用實用主義和世俗現代化去消解和寒磣毛，以示鄧早年留學法蘭西和俄羅斯而擁有的世界眼光，天然高於土包子毛澤東的瞎搞亂吹。但是，鄧拒絕做中國的赫魯曉夫，他本來擁有比赫魯曉夫更好的人望和條件——幾乎整個黨和知識界都暗中或公開呼籲“倒毛”，工人農民對毛感恩戴德的“階級感情”已被“大飢荒”和多年的饋乏貧窮消蝕得所剩無幾——但卻引而不發，拋出幾個完全沒有說服力——老工人、土改時的老貧農不答應，毛的錯誤我們都有份，云云——的遁詞，中國因此坐失無數生命為之屈死、也許是唯一一次顯示中國人審判暴君，以最低代價否棄共產主義制度的歷史良機。

其實，在毛橫行無忌的時代，中國人就開始覺醒（連林彪父子都在暗中诅咒並決心除掉毛）。跟蘇聯、東歐一樣，中國的自由精神從來沒有泯滅。遇羅克、林昭、張志新、李九蓮、鐘海源、王申酉……直到王維林。中國人的劫難並非由中國歷史傳統負責，卻完全由中國人承受。土改、鎮反中死於非命的是數百萬中國地主和國民黨人，而不是費正清、史華慈、韋慕庭等同情中共的西方“中國通”、“漢學家”；反右運動的苦難是近百萬中國知識人及其家屬、而不是贊賞毛澤東的馬爾羅、薩特、海德格爾、列斐伏尔等西方名流在承受；文革中上吊沉水割喉服毒的是無數知名和無名的中國人而不是以抗議資本主義異化為能事的馬爾庫塞、哈貝馬斯、梅洛-庞蒂、阿尔都塞等法蘭克福才子；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被坦克軋成肉醬的是中國大學生和民眾，而不是福科、德里達、巴迪歐、齊澤克等其大作能在中國廣泛發行的西方新左和毛派。

中國人的覺醒和反抗完全出自良心、正義感，與西方關係不大。跟蘇聯、東歐一樣，在自由和人民陣營，也站立着眾多共產黨人。 1989年前後揭露中共罪錯、批判毛澤東、宣揚自由民主憲政的許良英、李慎之、何家棟、胡績偉、邵燕祥等，64後流亡海外的知識人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王若水、戈揚、于浩成、趙复三、程凱、陳一谘、萬潤南等，都曾經是共產黨人。這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站在黑暗中的人對光明會更敏感，處於奴役他人地位的人一旦良心發現，更能義無反顧地發揚良知，獻身自由。這眾稀罕而珍貴的真理，已為蘇聯東歐和中國眾多的共產黨人的人生所證實。

九

該說到胡耀邦了。如果毛澤東死後由胡耀邦擔任最高領袖，中共13大將成為蘇共20大，毛將在劫難逃。胡耀邦天生屬於東歐諸國抗拒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領袖，他的質樸、率真、熱切、坦誠，注定了他的人生選擇。他在思想上接近“人道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而以實際發生的歷史，胡耀邦的影響則超過了所有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改革派領袖，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歷史上、而且在現代人類歷史上，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

胡最為時人感念、後代稱道的是，他主持大規模“改正”冤假錯案的德政。在1949年以後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迫害、鎮壓者，其“罪名”都得到最起碼的澄清，強加其身的侮辱性岐視大部解除，無辜牽連的親屬獲得基本人權，整個社會擺脫長年的窒息狀態，天地間最大的生命共同體終於可以正常呼吸了。胡耀邦以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稀缺的良知勇氣，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仁義，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夙興夜寐廢寢忘食地甄別遍布960萬平方公里、歷時30年——有些還擴大到50年中共建黨初期、包括若干毛澤東“鐵定”的——冤假錯案。在鄧迴避了批毛的同時，胡耀邦用為毛澤東治下的無數冤死者安魂和為被奴役者辯誣的義舉，明示暴君之罪。馬克思對林肯的評價完全可以應用在胡耀邦身上：他是達到了偉大境界而仍然保持着自己優良品質的罕見人物，這位出類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樣謙虛，以致只有在他成為殉難者倒下去之後，全世界才發現他是一位英雄。僅從規模比較，林肯解放了400萬黑奴，胡耀邦“平反”了近一億被篾稱為“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的中國人。林肯發動了一場歷時四年的內戰，60萬美國人和林肯本人為黑奴解放獻身。胡耀邦讓億萬中國人覺得生活多少有意義的同時，沒有讓一個人絕望而死，他甚至沒有提出懲罰兇手的動議。——只有一個人為這件史無前例的德政付出代價，那就是胡耀邦自己。十年後，他倒在中共反對派面前，其中包括被他“解放”的薄一波。再22年後，薄的不可一世的兒子淪為中共的階下囚，算是命運對胡耀邦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酬謝。

在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人類歷史上，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不僅可與林肯解放黑奴的德政、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而拆除了大部分古拉格群島鐵絲網的義舉相比，而且可與羅馬梵蒂岡為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神聖法庭”判處數百萬異端、天主教發動“十字軍東征”的歷史罪行而向上帝和世界懺悔的偉大善行相提並論。

近億中國人擺脫政治賤民地位，其人道價值和歷史意義遠未得到足夠評價。在中國三千年歷史上，特別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30年（到1978年），尤其1949年共產黨人統治中國後，胡耀邦德政是足與毛澤東“史無前例”的罪錯形成鮮明對照的史無前例的偉大事件。沒有人會否定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政治老人在平反工作中的作用，但重大歷史事件永遠以最關鍵最投入並為之承擔個人責任直至付出生命為代價的人物來命名，正像“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護國公克倫威爾”、“斯托雷平改革”等，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平反運動，可以符合邏輯地稱為“胡耀邦德政”或“胡耀邦良能”。

如果沒有1989年發生在北京和全中國對民主運動的鎮壓，“胡耀邦德政”將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向中國人民作出的“罪己詔”，大大彌平人民的創痛，緩解社會的危機，中共有可能低成本地轉向“人道”、“民主”社會主義。由於沒有蘇聯的壓力和干涉，以及台灣、香港和5000萬海外華人的非共產主義資源，中國還可能比東歐國家更健康更順利地實現真正的現代轉型，建立起擺脫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現代文明制度。

十

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的猝死，可以視作中共強硬派對“胡耀邦良知”的清算和報复，是20世紀末共產黨人內部週期性發生你死我活較量的惡性事件，。胡耀邦之死不是最血腥和最後一次悲劇性案件，但其影響卻很空前絕後。

共產主義國家，佔絕對上風的是政治勢力、謀略、立場和姿態，人性和良心不僅不被認可，而且是革命道德的對立面。而一旦權力失落，良知便不可阻擋地出現。瞿秋白死前寫下《多餘的話》，自認為該脫下假面具，還自己最後的真實。他坦然承認，從來不了解馬克思主義，伴其一生的是“弱者的道德”、“紳士意識”、“知識分子的矜持”、“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從來不是“合格的共產黨人”，即使曾經兩度擔任中共總書記，那也是“歷史的誤會”。陳獨秀是中共創始人，五任總書記。，晚年經過寂寞、痛苦的深思，成為斯大林主義在中共最早的批判者：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為寶貴。不幸十月革命以來，（共產黨人）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以今天觀點看，陳獨秀沒有割舍“社會主義”，遠不具備別爾嘉耶夫的天賦，也缺少吉拉斯的勇氣，但比瞿秋白進了一步。他對斯大林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儘管帶有托洛茨基的黨派色彩，畢竟為最終在中國摒棄斯大林主義從而告別馬克思列寧主義鋪下了一塊基石。

胡耀邦恐怕沒有料到，他的辭世竟然釀成改變中國和世界命運的最重大事件。1989年，法國大革命200週年，五四運動90週年，美國總統大選，蘇聯總統訪華，一切都按某種常規進行。如果沒有一名73歲的老人在一群更老邁者眾目睽睽下突然昏倒在地並不治身亡，歷史肯定不會像此後出現的大變局那樣發展。

毛澤東的死亡，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自然鐵則，也是“眾望所歸”。各種力量都等待老暴君撒手後立即採取行動。毛的死讓一個邪惡時代終於結束，除了那個被修改過的日期（從9月8日改為9日以多少讓毛的死有點駕崩的味道），死亡本身十分乏味。沒有誰能夠想像，一名下台的前領導人的死訊，幾乎在第一時間引爆了一座並未臨近噴薄而發時刻的火山。大學生肯定不清楚中南海里發生了什麼，但他們知道，胡耀邦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對兩年前（1987年）上海學潮負有重大政治責任而被貶，稍長的記憶包括對西單民主牆的處理，以及在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識形態退潮中這位身才量矮小的總書記的處境，最重要的是，大學生和他們的老師、父輩，對“胡耀邦良知”的刻骨銘心的感戴。無法統計，多少青年和大學生的長輩因為“胡耀邦良知”而恢復正常人生、從而解除了年輕一代的政治枷鎖。整整十年，胡耀邦是中國思想解放和真理標準討論的真正領袖，他幾乎孤身一人面對來自最高層的明槍暗箭，抵禦不斷翻湧的逆潮，護衛大學生和他們的父兄師長——知識界——的基本自由，護衛中國改革大業的純潔，就像納吉護衛馬扎爾人的獨立和尊嚴、杜布切克護衛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和選擇、戈爾巴喬夫護衛俄國人的未來一樣。

中國人曾經為周恩來的逝世如喪考妣，除了死者留下的特殊形象外，毛澤東及其黨羽的霸道蠻橫更強化了人們的絕望和反感。在1976那個份外嚴寒而壓抑的冬天，最強大的動力，來自中國人對未來的關切：中國究竟何去何從？相比周恩來，胡耀邦更接近大學生和知識界，更鮮明更親切更可信賴。滿朝遺老遺少，再無胡耀邦！人民再次發現，他們失去的，不僅是一名襟懷磊落 、德行高潔的共產黨人，而且是國家的希望和未來。數百萬人高舉胡耀邦的畫像，人民痛失領袖，儘管他表現過幼稚、輕信、甚至軟弱，或許正是這些“柔軟”的有“局限”的人性，使飽經滄桑的中國人視為知己，視之為一位如牛負重的父老，而對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國人最高尚的人生——滿懷敬仰又深為不平，對權欲熏心的“元老”們抱以輕蔑，對國家前途無比困惑。

命運的最高形式是悲劇，歷史的目的異常隱蔽，但總有跡可尋。胡耀邦去世，直接引發中國、也是世界最大規模、最持久的民主抗議運動。它是一場空前壯麗悲慨的的悲劇史詩，劇本、舞台、燈光、布景、演員……它讓蘇聯總統成為看客，讓台灣香港青年夜不能寐，讓全世界揪心，讓一名普通青年成為聞名全球的“坦克人”……作家鄭義20年後寫道：

1989，一個明確無誤的彪炳史冊的裡程碑。繼中國八九民運之後，蘇聯、羅馬尼亞、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等共產國家相繼崩解。其主因固然是各國人民持續不懈之抗爭，但中國的示範作用顯而易見。將近兩個月的和平示威，使所有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受到鼓舞。全世界的譴責與制裁也使惶恐不安的總書記們受到威懾。1989向全人類宣告：共產主義是綴花的鎖鏈，

自由高於一切。天地翻覆。共產主義，無論作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制度，還是作為一種烏托邦理 想，一概遭到世界範圍內的徹底失敗。幾乎造成人類毀滅的東西方冷戰在一夜之間結束。共產主義的崛起和崩潰，是二十世紀最重 大的事件，其影響人類命運之深廣，遠遠超過法西斯主義的興亡。中國八九民運無可置疑地成為第一掘墓人。

這場改變了世界的偉大民主運動，因一名共產黨人的逝世而起，“胡耀邦”永遠和“1989”聯結在一起，這種榮耀，在人類歷史上屬於自由精神迸發、人性被神聖之光洗滌的奇觀，胡耀邦從此進入不朽。

毛澤東60歲後，天良喪盡，壞事做絕；胡耀邦60歲後發揚光大了自己的良心，為億兆人民的自由鳴炮。毛澤東在73歲時發動文化革命，荼毒天下；胡耀邦在這個年齡撒手塵寰，一場無比壯闊悲愴的人民和平請願為他送行。當列寧、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等人宣稱俄國革命將是自由与人道的勝利時，别爾嘉耶夫堅定地預言：俄國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布爾什维克的節日，而不是任何其他意義、尤其不是俄國和人類的勝利。别爾嘉耶夫進一步論證，人的精神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本質性存在，革命的使命就是創造能使人的主體精神和自由得以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俄國共產主義革命不能滿足人性對自由與文明的需求，因此沒有前途。任何歷史力量都呈現着至善與極惡、博愛與大恨之間的對決，共產黨人是我們時代這種對決的特殊群體，從別爾嘉耶夫到薩哈羅夫到戈爾巴喬夫，從布達佩斯到華沙到布拉格，共產主義走完了它血腥而悲壯的歷程，我們——中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還在這一歷程當中。我們分明可以清晰地看得見劉賓雁、方勵之、胡耀邦、趙紫陽的身影，不禁想起夫子之徒兩千多年前的感嘆：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十一

去年，于世文、陳衛等人公祭胡耀邦和趙紫陽，于世文被當局關押待審。今年是胡耀邦冥誕100週年，中共計劃要“鄭重紀念”，追認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共自然有權利評價它的所有成員，包括已故和存活的。而歷史也自有權利評價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所有人物。兩者的措辭可能大不一樣，這已不會令人奇怪。然而，如果俄國還有人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類榮譽贈給戈爾巴喬夫們，人們只能報以訕笑。今年秋天在北京舉行的這場紀念活動，無論是出於虔敬祭悼、還曾為億萬人討回公道的胡耀邦以公道，並為8964亡靈招魂，還是逢場作戲，人們將拭目以待。無論如何，胡耀邦都將再度為世人囑目。

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令人心酸又符合邏輯的結論。共產主義革命難以避免的悲劇在於，相當程度上，它所憑借的思想基礎、歷史條件、可能凝聚的意志力量，大都是臆想的、強加的、無根據的虛構，與它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間，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精神、人性上的鴻溝。一個公開以暴力和決裂對抗文明和自由的主義，最終只能以眾叛親離告終。同時，這場革命在承攬解放人類這一偉大目標時所表現出的氣概、獻身精神，又使這場注定淪為悲劇的實驗充滿了某種光環和殉道精神。它最終不僅不能征服世界，它也不能征服全部共產黨人。

共產主義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場，有一個真正體現了歷史辯證法的緣由。它那自封偉大、神聖、終極性的目標雖然被背叛，被嚴重變形，被手段取代，但是並沒有被完全滅絕；相反，作為一種莊嚴崇高的歷史承諾，它一直潛藏於歷史之中，潛藏於良心未泯的共產黨人心底，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和深淵的最後的監視器和防波堤。人們——包括有良心的共產黨人——從暴力、謊言和鮮血中拯救下來的救贖精神和道德遺產，已經並繼續成為人類共同的沉重教訓。歷史對共產主義的報復雖然無形，卻具有不可抗禦的力量；雖然無情，卻使共產主義作為一份啟示錄式的遺產長留人間。這樣，歷史和人性在共產主義這一困擾人類一個世紀的挑戰面前，最後站住了，得到一個令人慰籍的同樣符合邏輯的結論。

2015年4月30日

《中國人權雙週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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