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王風•黍離》

一

到重慶去！到重慶去！這音節疾促的口號，曾是無數不願作亡國奴的中國人的共同心聲。3000余萬淪陷區難民離鄉背井，滇沛流亡，朝著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日大後方轉移。西方記者驚歎，這是自遊牧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這是中華民族的出埃及記，重慶成為中國的迦南。這不僅僅是一次民族生命的死裡逃生，這也是中國南宋、明末以降民族精神鳳凰涅槃式的現代復興，而且是整個東方歷史性驚覺奮起的史詩圖景。

如同一個人一樣，一座城市總有自己的外貌和性格，在它所有的傳奇中，總有一個故事貫穿始終；如同每個生命都有一顆專屬於他的星辰在遙遙對應一樣，總有一種命運在冥冥之中讓一座城市神秘而榮耀。

七十年前，費正清從昆明飛臨重慶上空，這座中國戰時首都“在瞬間給他的印象是，一個極為不幸的人類居住地。這裡連一塊平地都沒有，一切東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塵。”

這名年輕的哈佛大學教授，卻正是靠著在重慶度過的15個月，感受到中國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後成為美國頭號中國學權威的地位。類似的例子還有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美國水利專家薩凡奇、《時代》週刊發行人盧斯、新聞記者愛德格•斯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歐尼斯特•海明威、以《亞洲內幕》名揚世界的美國作家約翰•根室、在專著《天下一家》中盛讚中國的美國總統特使、作家溫台爾•威爾基……

確實，重慶雲橫霧縱，山重水複，蘊藏了難以言表的歷史玄機，諸多偶然的人物和偶然的事件在這裡偶然際遇，從此星流雲散。這座天涵地負的山城，卻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蒼桑嬗演中，秉承造化旨意，深諳世事奧妙，因緣巧遘，得天獨厚。

重慶的命運是獨一無二的，它註定要在一個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去擔負天下興亡。這座內陸山城曾兩度改繪中國和世界地圖，如果沒有造化所鐘、天意垂顧，重慶至今不過是一爿封閉平庸的農產品集散碼頭、被歷史滄浪遺棄的一潭死水。

西元1259年，蒙古大汗歿於合川釣魚城，致使“蒙古最高權力形成真空，大面積入侵歐亞、兵臨莫斯科的各路蒙古軍隊紛紛回顧爭奪汗位，歐洲的歷史才得以歸現在大家知道的樣子發展”。①

世界歷史如此這般演變的實情是，令歐洲驚恐萬狀的“上帝之鞭”折戟重慶，使蒙古帝國征服世界的戰略發生了偏轉。忽必烈繼承汗位後將首都從哈拉和林遷到北京，從陸路侵略印度和緬甸，經水路進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個兄弟旭烈兀則渡過奧克蘇斯河，橫掃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攻佔巴格達、克阿勒頗、德黑蘭和大馬士革，蹂躪了整個穆斯林世界。同時，忽必烈的弟弟阿裡不哥和堂弟、俄羅斯金帳汗國大汗別爾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後挑戰蒙古帝國汗位，引發了長達40年的蒙古各部落內戰。

從成吉思汗到窩闊台到蒙哥，蒙古鐵騎沿伏爾加河、多瑙河、萊茵河、波羅的海和亞得里亞海征服俄羅斯、波蘭、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蘭西乃至整個歐洲的戰略路線圖從此改觀。其結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臥爾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國連同俄羅斯在內的全部歐亞結合部陷於數百年的歷史停滯，惟有西方贏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之機。歐洲由此突破中世紀的厚重帷幕，開始了以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為先導的現代文明進程，並且把這一進程推進到今天，推廣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

重慶不過因應形勢，耗費20年光陰修築了一座釣魚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駐地。重慶人用自己的鐵肩、鋼腿和金腰壘築的城池，竟堅持了40年的“重慶保衛戰”，渾然不覺地改變了世界歷史。

沒有一個歐洲人會感謝重慶，也沒有一個穆斯林會忌恨重慶。天意從來高難問，重慶的全部自豪和悲情，都不輕易示人，——事關天意。

無論馬可•波羅、利瑪竇對中國的“發現”還是托勒密的地理學說、麥哲倫、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甚至幫助中國建立海關的赫德、率先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海約翰以及推動孫中山“聯俄聯共”和協助創立中共的鮑羅庭、馬林、巴甫洛夫將軍等俄國共產國際代表，都從未將其視野真正投放到中國的腹地，中國依然陌生，古老，難以理喻。直到日本的全面入侵逼迫中國歷史地圖大幅變動之後，直到重慶作了中國戰時首都近九年之久，作為盟邦的西方和俄蘇人士才接踵而至，一個完整的中國才卓然出現於世界的東方，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才第一次與現代世界發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聯繫。

七百多年後，重慶意外成為中國戰時首都近九年之久，再次大幅刷新了自己的歷史紀錄，再次影響了世界命運。

二

重慶與中國其他大城市是如此的不同。最不同的是，抗戰初期中國主要大城市悉數淪陷之後，原屬內陸四川省乙級市的重慶卻作了中國戰時首都達八年之久而享譽世界。歷史的吊詭之于重慶，尤令史家惘惑，重慶的受難和榮耀，那段關乎中華民族存亡續絕，深涉亞太乃至世界戰爭成敗和戰後格局的重大歷史，已塵封七十餘年，至今鮮為人知。對於擁有悠久修史傳統，急欲在變化日亟的全球化世界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中國，這是令人驚訝的忘卻；對於晉身中國直轄序列，急欲在中國又一輪變革浪潮中嶄露頭角的重慶，這是對自身獨特歷史遺產難以理喻的漠視。

中國有史以來曾遷都三百餘次，中國幾乎所有大中城市都作過不同朝代的首都。中國歷代王朝選都、建都、遷都，其中對政治、經濟、哲學、自然、地理乃至風水的運思和利用，都是中國人智慧和力量的凝結，其本身便構成中國歷史一大特色，也堪稱世界歷史意味獨具的奇觀。

中國歷代遷都，除1900年慈禧太后因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倉皇而短暫地逃往西安外，無一不是自西徂東，由北向南，無一不是中華民族內部不同民族、階級、集團和地域之間權力嬗變、政權更迭和改朝換代所致。中國自夏商周以降實行的“雙京制”、“多京制”，其“行都”、“陪都”的建制，也無一不是專制皇權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意識和權力分配的產物。儘管數千年來中國遷都史令人眼花繚亂，但其中無量數的權力消長和財富聚散，卻大都不過是權欲漲滯、國運式微、民族衰敗的結果或肇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正統的中國政權，最大的外患歷來來自北方，漢民族的防禦戰略也歷來由北而南，由“守塞”（長城）而“守河”（黃河）而“守淮”（淮河）而“守江”（長江），此中消息，早有趙孟頫詩句“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為證。一部遷都史，即一部廢都史，更是一部興亡史。直到日本鐵蹄東來，那壘壘“擇天下之中，居天下之大”、“運於中央，臨制四方”的大小都城，或陷落，或投降，或棄置，不過數月之間，更可為證。

抗戰遷都與歷朝歷代遷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時代內涵和國際背景，除了歷代遷都的所有要素外，抗戰遷都必須具備足以抗衡中華民族最窮凶極惡的敵人——日本帝國——滅亡中國的所有企圖和手段的條件，足以堅持到世界反法西斯統一陣線的形成，足以堅持到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抗戰首都必須成為戰鬥中國的象徵，中國危而不亡的堡壘。

重慶西望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國膏腴之利，北屏秦嶺、巴山，東據長江三峽天險，南銜雲貴高原，可謂控馭南北，氣貫東西，為中國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東部之涇渭，位居中國心臟，是日本軍隊逡巡叩關終無術克服入侵的大中國四塞之地。日本軍隊曾攻克湖北宜昌，只能悵望長江天塹而卻步；又揮師至貴州獨山，徒障磅礴烏蒙而偃旗。

重慶與倫敦一樣，是世界級霧城。正如1939年9月那場異乎尋常的大霧大雨與英國皇家空軍共同阻遏了納粹德國空軍連續六個星期的轟炸一樣，重慶特有的彌天大霧也魔術般地緩解了日本軍隊的毀滅性轟炸，以至陪都文藝界的才子佳人們居然創造了”霧季公演”，話劇、詩歌、電影、美展和群眾歌詠好戲連台，蔚成大觀。令外地人不適的從深秋到初春的浩茫霧靄，成為日本優勢空軍難以突破的空中屏障。溫斯頓•邱吉爾曾盛讚倫敦大霧，向來討厭重慶霧靄的浙江人氏蔣中正也終於感到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謝上蒼的恩賜。

重慶又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個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層巒疊嶂，恰好可供挖建規模龐大的防空洞，築成難以摧毀的地下城池。可容納數十萬人的防空洞系統，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觀。

重慶還是長江、嘉陵江和全川江河匯際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軍需民用和舟楫運輸。浩蕩川江給予棲息戰鬥於斯的陪都民眾的饋贈和啟示，曾在東北作家端木蕻良、上海音樂家賀綠汀合作的《嘉陵江上》昇華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憂憤詩和思鄉曲。

重慶雄峻攸險，山高水長。沿江建門設渡，城內雄關錯落，垣碟起伏，登高環顧，塗山、真武山、獅子峰、縉雲山、華鎣山、歌樂山、鐵山坪、枇杷山、峨嶺、佛圖關、平頂山諸峰蒼黛聳翠，如羅屏障，形勝所至，無處不存“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天地氤氳之間，雲橫霧縱之處，別有大氣吞吐。

1876年（明治九年）春，日本國駐清朝公使森有禮書記官竹添進一郎，繼十四世紀中葉（1357年）日本僧人釋雪村入川五百年後，離京入川，由蜀至巴，寫成近代日本人中國觀的開山之作《棧雲峽雨日記》。竹添以高度洗煉、成熟老道的漢文描摹巴蜀大地，加以日本維新政府總理伊藤博文題寫書名，清朝欽差北洋大臣李鴻章為作長篇“敘文”，此書更成為日中兩國博學有識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竹添終於站到鳥瞰重慶的南山高地時，正值雷鳴電閃，豪雨狂風，他的第一印象是：

重慶…依山為城，高而長，如大帶拖天際。

離渝之際，竹添又做詩一首，以作壓卷：

磐石擎城聳半空，大江來抱氣濛濛。
山風帶熱水含毒，身在蠻煙瘴雨中。

1986年，重慶巫山大廟龍骨坡發現古人類化石，比南田猿人早130萬年，比北京猿人早150萬年。人類生命譜系又向後延伸了幾十萬年，世界考古學界為之極度震驚而欣喜。

重慶沐浴於久遠而神奇的文明輝煌之中，其歲月早已不可勝記。《山海經•海內經》載：“西南有巴國，太嗥生鹹鳥，鹹鳥生乘厘，乘厘生後照，後照始為巴人”。太嗥正是女媧的兄長兼夫君伏羲。這對東方的創世人兼救世主，其蒼茫風流的神績遠非《聖經•創世紀》裡伊甸園中亞當與夏娃的孤寂浪漫可比。完全可據《易經》、《淮南子》、《九歌》、《山海經》等奇書妙詩推測，伏羲捕漁狩獵，畫卦結繩作《易》，女媧摶黃土作人，煉五色石補蒼天，正四極、涸淫水，其開天闢地、平土司水，重光萬物的宵壤之間，正在青藏高原與長江三峽一域，重慶正在風雲際會、河山縱橫之中央。

《華陽國志》載：“禹娶于塗山，生子啟。三過家門而不入，務在救世——今江州（重慶）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又神農氏（炎帝）之女瑤姬率眾神女，自天而降，齊留人間，為漁翁行船導航，為樵夫驅虎逐豹，為農人佈施雲雨，為患者植送靈芝。天長地久，竟化為巫峽十二石峰。更有巴蔓子助周武王伐紂滅殷，斷頭成一慨，千古傳頌。炎黃功業、三代傳承，重慶居其四焉。

秦漢以降，歷代騷人墨客留連巴山渝水，忘情長江三峽者不可勝數：屈原、宋玉、張儀、諸葛亮、酈道元、陳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王維、李商隱、黃庭堅、程頤、蘇軾、陸遊……

1858年，法國傳教士憑藉《中法天津條約》開始在重慶修建教堂；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規定英國可派員“駐寓”重慶；1890年、1895年《中英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和《馬關條約》簽訂後，重慶正式成為對外通商口岸，成為西方列強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門戶”，也成為“滅清、剿洋、興漢”的義和團中堅和“點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運動的重鎮。重慶又是中國內地近代風氣早開之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留日、赴法勤工儉學青年，重慶便居全國之冠。1911年11月23日，重慶率先獨立於清朝，成立“重慶蜀軍政府”，孫中山曾撰文盛讚，“四川前後運動起義者甚眾”，“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鄒（容）迄彭（家珍），一僕百作，宣力民國，厥功尤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獄，俊哲挺生，厥為世率。虜祚既斬，國徽永建，四億兆眾，同茲歆羨”。近代重慶、四川近代孕育了眾多愛國志士和革命先驅：楊銳、劉光第（戊戌六君子），鄒容（《革命軍》作者，自稱“革命軍中馬前卒”，孫中山追諡為中華民國陸軍大將軍），朱之洪、楊滄白、黃複生、熊克武、夏之時（重慶蜀軍政府領導人），朱德、吳玉章、劉伯承、陳毅、聶榮臻、鄧小平、趙世炎、楊闇公、張曙時、漆魯魚（中共革命家），廖平、吳虞、郭沫若、李劫人、巴金、張大千、蔣兆和（反帝反專制文化人）。

並非不重要的一點是，重慶和四川人向來無狹隘地方主義和由此滋生的排外傳統。自張獻忠屠戮川人、“湖廣填四川”後，四川人口流動一直居內陸各省之首。四川話屬北方方言語系，川人與從東北到廣東淪陷區遷川難民不難溝通。作為戰時移民之都，重慶人在血緣、骨相、氣質、習性、思維、生活方式都兼有中國南北東西特性。凡當年寓居重慶的“下江人”（特指淪陷區民眾與人士）無不稱重慶是自己的“第二故鄉”，稱道重慶和四川人民的熱忱、慷慨、堅韌、淳樸、勤勞和忠勇。

如此蒙受神恩、秉承忠烈脾性；如此富於山河氣勢、家園情思和英雄骨血的人民，自不會憚於犧牲、溺于安樂、陷於私利；如此葆有萬古氣象和文明尊嚴的重慶，似乎就佇候著成為中國抗戰首都的歷史一刻。歷史表明，這是不幸中國之大幸，這是重慶的至高榮耀，這是天意。

四萬萬中國人、一千余萬平方公里土地，歷經四十年光陰，終於把自己的首都，自己的心臟和希望託付給了重慶。七十年後的今天，人們還可以稍事駐足，清晰地回首那民族命脈和歷史足音的悲壯節奏。

三

1898年，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上書光緒帝，力主遷都。他沉痛陳辭：面對日本帝國的“脅制”，中國若要免於亡國滅種之虞，必須遷都。

1912年，現代中國締造者孫中山將中華民國首都定於“虎踞龍蟠”的南京，卻又擔心這座六朝古都“一經國際戰爭不是一座持久戰的國都”，應在內地建立一個陸都。

最早預見到四川對於中國的特殊意義的是廣東人氏、國學大師梁啟超和浙江人氏、軍事強人蔣中正，他們先後指出，在中國各省中，只有廣東與四川具有“獨立資格”，可作中國“革命根據地”。

中國二十世紀卓越軍事家、陸軍大學校長蔣百里是全面分析中日戰爭和“持久戰”思想第一人。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承繼中國古典兵法，針對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主張中國應“事事與之相反”，將國家戰略預置華東，引敵由東而西，退卻機動，軸向功防。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蔣百里再次指出：感謝我們的祖光，中國有地大、人眾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運用拖的哲學，以空間換時間，拖到東、西戰場合流。

中國抗戰堅持的正是“持久抗戰，苦撐待變”，取得最後勝利的正道，重慶正是這條民族自救正道上的一座巍然聳立的血色豐碑。

“一•二八”事變後，日本侵略鋒芒開始威逼南京。1932年3月5日，國民黨在洛陽召開中執委全會，曾通過《確定行都與陪都地點案》，案擬“以長安為陪都，以洛陽為行都”。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改變了一切。1937年9月12日大同失陷，11月9日太原不保，西安危若壘卵。南京棄守前後，蔣中正盱衡日軍“立體作戰”和“制空權”優勢及攻守兼顧各項因素，方最後確定四川為抗戰大後方，擇定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

“七•七”事變翌日，中共中央立即發表通電，呼籲“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

1937年7月15日，《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強調：“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宣佈“取消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同時“取消暴動政策、赤化運動、土地政策”，從而“求得與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

蔣中正則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中表示：“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為總理創制之三民主義”，現階段需“集中整個民族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為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為保持世界和平國際信義而奮鬥!”

1936年，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擬定《國防計畫大綱草案》：“以四川為作戰總根據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為作戰根據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鄭州、洛陽、西安、漢口為作戰根據地。”

1937年10月29日，淞滬會戰失利、南京蒙塵之際，蔣中正在國防最高會議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講話，明確強調，遷都重慶，首先粉碎了日軍脅迫中國在南京作城下之盟的圖謀，粉碎其速戰速決以屈服中國的迷夢，同時表明中國移都抗戰到底，建立抗戰大後方，堅持持久抗戰的大戰略立場。首次正式提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藉以爭取戰略退卻之主動地位，力避全盤潰敗之憂。次日，國民政府舉行國務會議，決定接受提議，遷都重慶。

11月7日，中國戰時國家最高決策機構國防最高委員會最後在南京中山陵防空洞議決：為長期抵抗日本侵略，軍事委員會駐節前線就近指揮抗日軍事，國民政府遠離戰區，西駐重慶。

中華民族現代歷史上最重要戰略抉擇——抗戰遷都的法律程式終告完成。

1937年冬，中國江南一片肅殺。

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中將和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率部沿滬杭鐵路、京滬鐵路和太湖南側，分兵三路，以合圍之勢進逼中華民國首都南京。

1937年11月17日淩晨，南京。

在嚴密的保安措施和新聞封鎖下，年逾古稀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一千余名官員，攜帶中華民國印信旗幡，穿過挹江門，漏夜登載內河裝甲兵船“永綏艦”，撤離南京，首途重慶。

三日後，林森一行抵達武漢，前方將士和中外各界才從《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中獲悉：

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域，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

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稱：“此次抗戰，本來要長期，國府在任何地點發號施令，都是一樣貫徹於全國。重慶是慶祝復興，我們謹祝此宣言為中華民族復興之開篇。”

1937年11月28日，重慶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發表《歡迎國府主席暨各委員蒞渝告民眾書》，對國府移渝表示衷心擁護，“誓率全市人民，以血與肉，擁護中央，抗戰到底”，號召重慶各界“在長期抗戰的決策下，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去和倭鬼拼個死活，以爭取國家民族最後生存的勝利”。

15天后，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失據。三十萬南京市民慘死日軍屠刀之下。日本宣稱，“皇軍在外國首都入城乃有史以來盛事”，“攻佔中國首都，對於解決中國事變具有最大價值”。

三日後，蔣中正再次從前線大本營發佈《告全國民眾書》，莊嚴宣告：“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國之民心。”

所幸，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國共兩黨不僅在國家性質與合作基礎上達成空前共識，而且在抗日戰略思想與前途展望上共同體現了中國政治家的智慧、眼界和信心：

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和敵人決生死。（蔣中正《告抗敵全軍將士書》，1937．8）

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5）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予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蔣中正《告全國民眾書》，1937．12）

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佔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5）

在一份就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致軍內各級長官的密電中，蔣中正以最高軍事當局身份下達指令：“宜抱破釜沉舟之決心，益堅最後勝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撐持，積日累時，必陷窮寇於覆滅！”

此前此後，中國軍隊在長城內外，大河上下，長江南岸，在盧溝橋畔，淞滬平原、南京城外、武漢三鎮與日本優勢野蠻軍隊展開了空前慘烈悲壯的激戰，中國軍隊以簡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軀整連、整營、整團、整旅、整師成建制地前仆後繼，慷慨殉國，以生命和熱血踐履“持久抗戰”、“以空間換時間”的抗日大方略，以爭取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重心完成由西向東、史所空前的戰略大轉移。

此前此後，國共兩黨領袖頻繁發表講話、聲明，在西安、南京、上海、武漢、廬山、衡山等地頻繁會晤，緊急共商前線戰局、兩黨合作事宜和遷都大計，在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基礎上達成國共第二次合作新局面。中國共產黨派出以周恩來為首，久經考驗、深明民族大義的革命家董必武、葉劍英、林伯渠、鄧穎超、秦邦憲、吳玉章、陳紹禹以及八路軍辦事處和中國共產黨在大後方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先後移駐重慶，並發表社論宣告：

中國共產黨決不為一時的軍事挫折而張惶，決不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動搖……將繼續堅定地英勇地不屈不撓地進行持久的自衛抗戰。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中，樹立起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根基。

此前此後，根據國民政府行政院“廠礦內遷”決議，來自華北、上海、濟南、南京、長沙、武漢等地的鋼鐵、機械、軍工、造船、紡織、化工等關乎戰時軍需民用的一千三百餘家工業企業輾轉遷渝，拉開了中國近代工業史上規模空前、意義深遠的“工業西漸”的序幕，重慶因之被譽為“中國戰時工業之家”。

此前此後，南京中央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國立國術體育專科學校、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青島國立山東大學、私立東吳大學、蒙藏學校、國立中央職業學校、北平師範大學勞作專修科、私立武昌大學、國立江蘇醫政大學、國立上海音樂學院、私立滬江大學、私立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國立上海醫學院、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北平鐵道管理學院、杭州私立三江文理學院、湖南長沙湘雅醫學院、香港私立華僑工商學院、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央電影製片廠、中國藝術劇社、中央廣播電臺、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生活書店、大公報、中央日報、新華日報、新民報等中國著名高等學校、新聞出版機構和文化藝術團體相繼移設重慶，成千上萬名教授、學者、專家、詩人、記者、科學家、藝術家和幾十萬流亡學生顛沛造次，篳路藍縷，踏上了孔夫子以來史所空前的中國文化教育重心由東向西轉移的悲壯征程。重慶因之被譽為戰時中國“齊之稷下”。

此前此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蘇、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國駐華使領館駐節重慶，蘇聯塔斯社、英國路透社、美聯社、合眾社、法國哈瓦斯社、英國泰晤士報、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週刊、法國巴黎日報、蘇聯消息報等世界著名通訊社、報社以及幾十個反法西斯反戰國際機構、團體也先後在重慶派駐機構。重慶成為獨撐東亞戰局的國際外交舞臺。

此前此後，從白山黑水到黃河兩岸，從中原大地到蘇杭沃野，從江漢平原到珠江三角洲，數以千萬計不願做亡國順民的淪陷區同胞流離失所，扶老攜幼，往重慶移動，往大後方移動。中國近代由於戰亂頻仍，天災人禍，山東漢子“闖關東”、中原父老“走西口”、江南士紳“下南洋”的三條傳統遷移流向，第一次彙聚成由東徂西、從沿海往內地的民族大遷徙。②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國家政權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衣冠西渡”——遷都重慶，在中國遷都史上乃是破天荒第一次。同時發生的民族救亡大遷徙，可與“出埃及記”媲美，可與“敦克爾克撤退”爭輝，成為中華民族轉危為安、從積弱走向自強的歷史轉捩點，成為國共合作、全民抗戰、國家民族意志有史以來第一次超越階級、黨派、集團和個人之上的劃時代事件，成為中國人民獨撐東亞戰局，直至正面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正義和平而戰的世界性貢獻，也成為中國國民黨自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以後對國家民族的主要貢獻。③

1938年12月9日，蔣中正率軍事委員會從桂林飛抵重慶。

自此，中國戰時政略和戰略指揮中樞全部移駐重慶。重慶從戰前一普通省轄市躍升為中國戰時首都；從一古老封閉的農產品集散港埠躍升為抗日大後方政治、軍事、外交、經濟、交通和文化中心；從一內陸山城躍升為與華盛頓、莫斯科、倫敦並列齊名的反法西斯國際名都，此乃中國歷史之奇觀，世界歷史所罕見。從此，重慶與民族衰榮相依，與天下興亡相系，其命運也艱險，其使命也遠大。

四

根據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軍部曾制定“大陸令第241號”、“大陸令第345號”、“大陸令第925號”、“大陸令第1252號”等大本營侵華戰略方略，將“敵國戰略及政略中樞”重慶確定為“航空進攻作戰”首要目標。從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根據“101作戰令”、“102作戰令”等作戰方案，聯合對重慶實施“航空戰略轟炸”，為期五年半，史稱“重慶大轟炸”。

日本曾再三公開聲稱，對重慶進行“戰略轟炸”、“政略轟炸”、“地毯式轟炸”、“疲勞轟炸”、“密集轟炸”、“遊擊轟炸”、“”輪番轟炸”、“月光轟炸”，“消滅敵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並“直接空襲市民”，造成重慶“上下震撼，極度恐怖”而崩潰求和，意在儘快解決“中國事變”，實現其獨霸中國，再北上與德國夾擊蘇聯或南下與美英爭奪太平洋海權的“帝國宏圖”。

重慶各界上至元戎、國共兩黨領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國駐華外交、新聞、教會、商務和旅遊人員，居無寧日、行無坦途而同仇敵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曠日持久、空前絕後、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史詩。

1939年5月3、4日兩天，德國入侵波蘭的歐戰爆發前四個月,六十三架日機首次大規模轟炸重慶，共投炸彈一百七十六枚，燃燒彈一百一十六枚，炸死三千九百九十一人，炸傷二千二百八十七人，炸毀房屋四千八百七十一棟，創下人類戰爭史上空中屠殺一次死傷逾五千人的空前紀錄，世界輿論譁然。

老舍與郭沫若、胡風、梁實秋、宋之的、白修德、韓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經歷了“五•三”、“五•四”大轟炸、經歷了與重慶市民徹夜奔逃的災難後，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在復活：

沒有哭啼，沒有叫駡，火光在後，大家靜靜的奔向公園。偶然有聲高叫，是服務隊的“快步走”，偶然有陣鈴聲，是救火車的疾馳。火光中，避難男女靜靜的走，救火車飛也似的賓士，救護隊服務隊搖著白旗疾走；沒有搶劫，沒有怨罵，這是散漫慣了的、沒有秩序的中國嗎?像日本人所認識的中國嗎?這是紀律，這是團結，這是勇敢——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養，在血與火中表現出它的無所侮的力量與氣度!

次日，在一片煙山火海中，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並呈請國民政府頒令，“明定重慶即行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以回應日本摧毀中國抗戰決心的毀滅性轟炸。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愛獨立、自由稱譽世界的歐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法蘭西共和國，在納粹德國戰爭機器僅僅六個星期的進攻後便可恥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恥地陷落三十五天前，重慶臨時參議會通過議案，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及國防最高會議：

重慶為戰時首都，成為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之樞紐者，三載於茲；且今後抗戰勝利，亦必預計其為西南建設之中心，並得在歷史上成為千秋萬世永值紀念之名城。因而建議政府明令，定重慶為中華民國永遠之陪都。

經受了三年狂轟濫炸和南京汪偽叛逆政權強大衝擊的重慶，已成為戰鬥中國名符其實、堅不可摧的戰時首都。為循名責實，從法理上確認重慶的歷史地位，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再次啟動國家法律程式，令頒“明定重慶為陪都”：

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

政府於抗戰之始，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川省人民，同仇敵愾，竭誠紓難，矢志不移。……樹抗戰之基局，贊建國之大業。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後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

1941年6月5日，德國入侵蘇聯前十七天，日機持續轟炸重慶達三百餘分鐘之久，釀成死傷人數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慘案”，震驚中外。

重慶防空司令部、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公佈的死亡人數分別為992和854人。

一直在現場組織搶救的重慶市警察局長唐毅曾私下透露，根據運送死者屍體卡車數量估算，死亡人數不會低於3,000人；

國民黨監察院在案發後派出的調查專員萬燦于6月7日給院長于右任的報告寫道：“總之，此次洞內容納人數約萬余人，死者愈半，傷者不計。據保甲長所稱，登記屍體總數達8,400餘人。”另一調查專員陳之宜於6月13日給于右任院長的報告中寫道：“十八梯洞口附近曾遇一張姓洗衣婦人，彼當晚於抬出一人即折一竹簽，天明時統計達九千之譜。”又“十八梯方面曾運往木匣三千餘副，但所裝之屍未到一半，其餘即由汽車運至朝天門江邊。”

監察委員王斧、林志成，專員蔣抱等人於6月13日聯合給于右任的報告中寫道：“陪都空襲服務總隊部宋副組長報告，該總隊曾派員在朝天門統計，截至六日下午六時止，計有棺材和屍卷共2,500餘運出朝天門者，一屍卷有卷三、四人者，此僅限於朝天門一處。尚有千廝門、牛角沱、臨江門等處運出者則無法統計。三民主義青年團張組長報告死傷約七千人。”

美國《生活》週刊向全世界報導時，“推測死亡人數為4,000人左右”；

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英在回憶錄中寫道：“約12,000人在重慶的公用防空洞死亡”；

日本《東京朝日新聞》昭和16年（1941年）6月13日報導：“從5日傍晚7時30分到6日淩晨之間，日本飛機前後四次歷時13個小時，對重慶進行了大轟炸。其中以從5日晚9時15分到11時這段時間的轟炸最為激烈，日機巧妙地利用照明彈照亮市區後連續投下炸彈，引起了非常的混亂，所有的人都進入防空壕避難。不幸防空壕也被炸彈擊中，防空壕中的死者約千人，使人想到就像凝結的沙丁魚。……至少一平方公里的地區變成了‘死城’，其慘狀確實可以描繪為‘死相’。”

該報6月20日繼續報導又稱：“5日晚我空軍夜襲重慶時發生的防空壕慘劇，……據最近的情報判明，實際上死者在12,000人以上，這個數字相當於重慶政權最初公佈的700名的17倍。……重慶市民的厭戰情緒更加強烈，‘遷都論’已在市民中流傳。”

將來的歷史學家或許能夠更加客觀而準確地統計出大隧道窒息慘案死難者真實人數；但無論統計數字做出任何修改，都不可能撫平重慶人民這一道深創巨痛，也絲毫不能淡化日本帝國對中華民族犯下的不共戴天之仇！

1941年7月7日，陪都各界紀念“七•七事變”四周年《告全市同胞書》沉痛而莊嚴地宣告：

在陪都，我們親愛的同胞們，遭受了敵機三年來無數次殘毒的轟炸，曾經犧牲不少的生命與財產；然而我們抗戰的意志愈炸愈強，陪都全體軍民再接再厲的精神，終於粉碎了敵寇毀滅戰時首都的狂妄企圖，新的陪都正從廢墟中堅強的建設起來！

日機濫施恐怖，市民頻添血仇，鬱積於中必發洩於外，不知何時何地，重慶街頭巷尾流傳開一首民謠：

不怕你龜兒子轟，不怕你龜兒子炸！
老子們有堅固的防空洞──不怕！
讓你龜兒子凶，讓你龜兒子惡！
老子們總要大反攻──等著！

這出語粗鄙的街巷咒駡，傾瀉著對日本法西斯的無窮忿恨，透顯出義薄雲天的民族大義，是一道通俗到了極致的陪都重慶特有的“抗日正氣歌”。

於是產生了中外各界交口傳喻的“重慶精神”：

重慶精神，默默地表現於堅忍不拔。
重慶精神，默默地表現於刻苦克難。
重慶精神，默默地表現於犧牲奮鬥。

這種精神，是在生命與死亡、和平與戰爭、光明與黑暗、文明與野蠻的大決鬥中，在日本帝國慘絕人寰的恐怖轟炸中錘煉鑄造出來的。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軍戰略轟炸司令兼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少將親率二十七架轟炸機，低飛席捲式轟炸南岸黃山蔣中正官邸“雲岫樓”，幾乎一舉消滅正在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的中國國家元首和各戰區長官、參謀長。

1941年7月30日，“珍珠港事件”前一百二十七天，日機繼1939年5月28日、1940年10月25日後，第三次轟炸泊於長江南岸的美國艦艇，並第三次聲稱是“誤炸”。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二十二天，在曾數度一片火海、斷壁殘垣的民族路、民權路和鄒容路三條主幹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聲中外的木質紀念建築物，公議定名為“精神堡壘”。“精神堡壘”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戰之意，頂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內貯燃油、棉條，每遇重大集會，即倒入酒精點燃，焰火熊熊，象徵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浩然正氣。

中外眾多人士正是從日本狂轟濫炸的重慶看到了中國的精神和力量。1940年8月19日、20日兩天，日機對重慶進行了最肆虐的“地獄式轟炸”，蔣中正在南岸黃山遠眺火海中的重慶時，感歎重慶市民“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彈與炮火相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

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著名金融家康心如在《大公報》撰文道：

目前敵機無分晝夜襲擊重慶，每次均投擲多量之炸彈或燒夷彈，其目的在屠殺我非武裝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氣。敵在重慶所作之暴行，惟有無限增強吾人敵愾同仇之心，此殆為敵機濫炸惟一之收穫。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難之中，然吾人須以熱情鮮血及忠誠之服務報效國家，無稍更改。敵或欲妄圖毀滅重慶，然吾人則深信重慶斷乎不致淪為廢墟，倘即成廢墟，吾人亦必決心在此光榮之基礎，重建未來之光榮。余深信重慶乃不可征服者，亦猶全中國其他地區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蓋為吾民族數千年文化之傳統教條，重慶市民正為此種精神之傳統的繼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各國首都中，重慶成為最早、最久、最多的遠端戰略轟炸目標，成為取消了前線與後方、交戰人員和普通民眾之間界線的“無區別轟炸”的濫觴，成為戰爭手段和戰爭哲學惡性轉變，遠端運載工具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結合，將整座城市作為人質和對象的毀滅性恐怖轟炸的開端。這個開端，清晰地通向德軍轟炸倫敦、英軍轟炸柏林、美軍轟炸東京、美軍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以及戰後各次戰爭中同類手段和同類性質的遠端戰略轟炸，直到2001年9月11日國際恐怖組織對美國紐約世貿大廈的劫機轟炸等“空中屠殺”，在戰史上都與“重慶大轟炸”保持著邏輯繼承關係。

“重慶大轟炸”與“南京大屠殺”一樣，是日本軍國主義嚴重越出人類戰爭（包括侵略戰爭）基本界限，是極端野蠻、特別殘忍的戰爭行為。“重慶大轟炸”對人類戰爭性質和戰爭手段的演變升級則更具有啟示錄式的影響。

重慶成為抗戰首都既為國民政府議決，更為日寇的轟炸和重慶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時人于此曾多所論列，此謹略取三則，以饗今人：

中國的潛力是不可測的，重慶的潛力也是不可測的。過去，外來人看到重慶，那種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說這裡並不像一個能夠吃苦的抗戰首都。到今天，外來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說重慶城一片廢墟，這種淒涼，在前方也並不多見。偉大的重慶代表著獨特的中國作風，他在默默地忍受著一切的災難。現代化的武器雖然可以摧毀氣候、沙漠、海洋、山嶽四大天險，卻摧毀不了在死中求生的決心與意志。

四方仰望著的重慶，實在已逐漸成為中國的心臟與腦髓，堪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陪都是一個巨大的電池，如果指揮得法，他可能吸引著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思想，感情與意志，將他有強力的電波，指揮著全國。兩年來的大轟炸，好像是有意給陪都一個試驗。肉眼看不出的潛力，習俗中找不出的堅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讚歎聲中，走上了命定的光榮之途。重慶帶上了偉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國人注視著它，所有的中國人嚮往著它，這是我們無可再退的堡壘，這是我們的耶路撒冷。

從世界地圖觀之，重慶向東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歐亞大陸，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亞大陸三方之人力物力，咸輻輳於此。著名史地學家張其昀曾從中國和亞洲戰局出發，概述重慶的戰略地位為：“以四川為中心，以西北諸省為左翼，以西南各省為右翼，西南、西北兩大國際路線，均以新陪都為其總樞紐。”

天意有時就是如此簡潔明顯地彰顯於世，歷史之手指定的救贖之途，常是浴火喋血的山河歲月，億兆生民的救亡重心；必為在煉獄之火中拔地而起的聖城。聯合國總部那張二戰歷史地圖中，重慶赫然在目，作為世界抗戰名都，重慶無愧於此殊榮。

重慶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結構和中華民族的錚錚鐵骨，迭被磨難，歷經轟炸，屢遭危迫而固若金湯、巍然聳峙，可謂自然渾成，天佑中華。

五

除開早逝的魯迅、皈依佛門的弘一法師和滯留南洋的郁達夫外，中國文化藝術界幾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領略過巴山渝水的雄渾浩淼，在以重慶為中心的抗戰大後方，在民族血脈的創痛和勃動中，壘築起中國戰時文藝復興式的高崗。在文學、藝術、詩歌、戲劇、電影、美術、音樂和哲學、史學、法學、教育、出版、新聞、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宗教學、民族學以及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地質、醫學、農林、考古、工程、建築等人文、自然、社會諸領域，學派林立，大師輩出。郭沫若、老舍、林語堂、茅盾、曹禺、梁實秋、謝冰心、田漢、胡風、巴金、夏衍、柳亞子、孫伏園、陽翰生、張恨水、駱賓基、蕭軍、蕭紅、安娥、孫師毅、曹靖華、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無忌、陳紀瀅、趙清閣、陶百川、潘公展、肖同茲、邵力子、胡小石、盧翼野、陳望道、樓光來、張士一、臧克家、艾青、鄒荻帆、史東山、鄭君裡、于伶、陳鯉庭、陳白塵、洪深、金山、趙丹、舒繡文、白楊、張瑞芳、秦怡、魏鶴齡、宋之的、司徒慧敏、吳祖光、黃宗江、鳳子、徐悲鴻、張大千、張書旃、王臨乙、傅抱石、潘天壽、關山月、李可染、陳之佛、呂鳳子、豐子愷、林鳳眠、吳作人、劉開渠、黃君璧、雷震、吳景洲、宗其香、特偉、丁聰、尹瘦石、莊子蔓、賀綠汀、鄭志聲、蔡紹序、馬思聰、熊十力、梁漱溟、方東美、宗伯華、湯用彤、張君勱、陳寅恪、唐君毅、馮友蘭、賀麟、杜國庠、侯外廬、朱光潛、孫本文、言心哲、許德珩、柳詒徵、胡適之、顧頡剛、朱希祖、翦伯贊、呂振羽、黎東方、鄧初民、徐中舒、周穀城、蒙文通、商承祚、張伯苓、羅家倫、晏陽初、陶行之、黃炎培、梅貽琦、謝循初、吳鑄人、馬寅初、潘序倫、章乃器、張知本、馬洗繁、沈鈞儒、史良、張友漁、馬星野、顧執中、吳南軒、潘菽、程滄波、王芸生、陳銘德、歐陽竟無、太虛法師、鄧子琴、何魯、孫遠光、郭堅白、柯召、鄭行芬、吳有訓、吳健雄、嚴濟慈、吳大猷、張文裕、任之恭、周鈞時、吳子方、任鴻雋、侯德榜、張洪元、付鷹、林一民、馮簡、陳章、胡庶華、羅冠英、顧毓秀、茅以升、胡煥庸、張其昀、沙學浚、竺可楨、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盧于道、梁思成、劉敦楨、譚垣、楊廷寶、梁希、金喜寶、李演泰、蔡翹、謝錫臻等成千上萬名中國知識文化藝術界名流及其子弟門生，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復興，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偉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豐厚深湛的文化遺產。

從1941年到1945年，重慶和四川農民共支持國家抗戰糧食八千四百四十三萬零七百四十八石，占全國征、捐、借糧食總量三分之一，生產了數以萬擔的生絲、豬鬃、桐油、茶葉，並出口美、蘇、英等國，換取中國急需的外匯；重慶數十家大型兵工廠共生產自製步槍三百多萬支，各種火炮八萬多門，各式槍彈八億五千萬發，炸藥包三百七十多萬個，各式擲彈筒七萬多具，軍用皮具十一萬張，以及各類軍用器材七十五萬噸。

八年期間，國民政府在重慶等地指揮數百萬中國軍隊，與日軍進行了台兒莊、徐州、武漢、南昌、隨棗、棗宜、長沙、豫南、上高、中條山、浙贛、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餘次會戰，一千多場戰役和近三萬餘次戰鬥，並派出中國遠征軍進入滇西、緬北、印東等地，協同美英盟軍抗擊日軍。

302.5萬川軍奔赴抗戰前線，其中226,991人喋血沙場，356,267人英勇負傷，24,025人杳然失蹤，劉湘、繞國華、王銘章、李家鈺、許國章、王瀾波、李成烈等川軍將領為國捐軀。中國抗戰陣亡將士中，川、渝籍官兵居五分之一！

如果沒有選擇重慶，而是選擇西安、洛陽一類西北平原城市和歷史古都作戰時首都，中國能否堅持八年抗戰，中國會否再次亡都至於亡國，從而改變中國、東亞乃至世界戰時格局和戰後前途，不難論定。

一言以蔽之，重慶作為中國抗戰首都，中華民族最後的陪都，為列祖列宗所陰庇，為萬千河山所護佑，為人類自由、獨立、光明、和平諸神性所援助，可謂天經地義，人神共佑。

太平洋戰爭爆發，重慶不僅繼續居於中國抗戰領導中樞，而且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指揮本部，成為世界反法西斯聯合盟國在遠東的主要外交平臺。八年期間，美、英、蘇、法等三十多個盟國駐節重慶，四十多個國家在此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建立了各種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組織。國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團與盟國、盟軍和各國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關係，中國戰時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1938年8月，印度國民大會黨領袖尼赫魯飛赴重慶，與國共兩黨人士會談。中印兩個亞洲大國第一次開始攜手合作。1940年10月，美國退役空軍軍官克雷爾•陳納德在黃山與蔣中正議定組建美國空軍援華志願隊即“飛虎隊”。1941年12月，中、美、英在黃山舉行東亞軍事會議，商擬三國軍事聯合計畫，組建三國軍事同盟。1941年1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組建中國戰區，並派出居裡、華萊士、史迪威等高級軍政要人赴渝考察、任職。1942年1月2日，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在重慶成立，重慶成為指揮中國、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軍作戰指揮本部。

1943年1月，美、英兩國聲明放棄在華不平等條約各項特權，在華盛頓與重慶分別簽訂“新約”，有關國家皆與之仿效，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有不平等條約到此基本廢除。1943年11月，蔣中正、宋美齡飛赴埃及首都開羅，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簽署《開羅宣言》，明確認定東北和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華民國”。1944年4月，重慶工商代表團前往華盛頓，參加國際通商會議，這是中國工商界首次以平等身份參加國際會議。1945年2月，宋美齡應邀訪美，由羅斯福總統夫人陪同，向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取得巨大成功。1945年4月28日，中國代表團（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從重慶飛赴美國三藩市，參加有五十一國代表出席的聯合國憲章制憲會議，簽署聯合國憲章，成為聯合國締約國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從此，中國正式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重慶成為與華盛頓、莫斯科、倫敦並列齊名的世界民主堡壘和國際名城。

1945年9月1日，國民政府在重慶頒令，宣佈成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和“臺灣警備司令部”，同時公佈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組建和任命了“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各機構和人員。10月25日，臺灣行政公署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代表重慶國民政府通過電臺宣佈：“從今天起，臺灣和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淪為日本殖民地達五十年之久的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重慶國民政府將10月25日命名為“臺灣光復日”。

著名時評家徐盈在《重慶——世界與中國的名城》一書中寫道：

這個首都，在抗戰中，爬上了東亞政治的最高峰，開羅會議是到了榮譽的頂點。國際人士來的，一天比一天多起來，重慶的國際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濃，一切評論的物件，都集中在中國的代表者–重慶。

由於周恩來在重慶的卓越外交活動，1944年6月9日，中外記者二十一人組成的“西北參觀團”到達延安；7月22日，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包瑞德上校為團長的美軍觀察組（又稱“迪克西使團”）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熱情接待。這意味著美國對中共及其抗日武裝力量的承認，中共與美國“一定程度外交關係”的建立，對於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方大國的外交關係（包括1972年中美建交），具有深遠的意義。

順便提一句，八年期間重慶朝野各界給予跟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韓友誼的歷史性基礎。

六

1946年4月30日，國民政府頒佈“還都令”，定於5月5日還都南京，其辭曰：

國民政府前為持久抗戰，移駐重慶。八年以來……國土重光，金甌無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敵寇深入，損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廣大之民眾與憑藉其豐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勝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稱天府，尤為國力之根源；重慶襟帶雙江，控馭南北，占戰略之形勢，故能安度艱危，獲致勝利，其對國家貢獻之偉大，自將永光史冊，弈葉不磨滅。

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重慶成為第一個在決定人類命運的世界性決戰中始終站在正義、民主、自由、光明與和平一方，並享有崇高國際聲譽的偉大城市。

愛德格•斯諾在《為亞洲而戰》一書中寫到他對日機轟炸下的重慶的觀感：

日本已經作了十次空襲，投下了好幾萬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彈和燃燒彈，但它不能毀滅這個首都的精神，那已經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轟炸在中國人的腦子裡喚醒了一種重建中國的決心，比敵人能夠毀滅的還要快。

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寫道：

1939年至1941年間，重慶的脈搏裡，跳動著戰時全民族的力量。使重慶成為偉大，而把各種各樣的男女融合成為一個社會的是重慶大轟炸。

1942年6月15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對英國民眾發表廣播演說，盛讚重慶的偉大：

自日本開始進侵中國，迄今已有五載……中國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徵中國不屈不撓的意志和決心之重慶，乃成為全世界各地家喻戶曉之一名詞。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慶乃聯合國家所有振奮精神之象徵；為獨裁者而言，重慶乃無數民眾甘冒危險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縛之象徵。重慶直可與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較而無愧色,重慶之應成為世界理想中之一項事物，實足無異。

1942年7月7日中國抗戰五周年紀念日，英國首相邱吉爾代表英國政府和人民致電重慶人民：

五年中有四個寒暑，中國實際上是單獨抵抗侵略，單憑著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對抗侵略者的軍隊飛機的進攻。中國沒有強有力的海軍和空軍，可是它卻經歷了足有五十個敦克爾克而仍然堅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抵渝，羅斯福總統特地委託攜帶一幅精美卷軸贈與重慶人民，內書頌詞，對重慶人民在大轟炸中表現出的堅毅精神極盡讚譽之辭：

我謹以美國人民的名義，向重慶市贈送這一書卷，以表達我們對英勇的重慶市男女老幼的讚美之情。

在空襲的恐怖中，甚至在這種恐怖尚未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裡，重慶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現出沉著和不可征服的氣概。你們的這種表現，自豪地證明了恐怖手段決不能摧折決心為自由戰鬥的人民的意志。你們對自由事業的忠貞不渝，必將激起未來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氣。

如果重慶被炸垮了，中國將無險可守，中國將再次亡都，甚至亡國。以中國之大、中華民族之堅韌，中國勢將最終取得抗日複國的勝利，——那將是另一種歷史結局。

如果重慶沒有苦撐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沒有支持到抗戰勝利——就像七百年前堅持了40年的抗元“重慶保衛戰”，那麼，日本很可能不會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轉而接受希特勒的要求“北進”——與德國夾擊蘇聯，再西向攻取英倫，最後收拾美國，而不是犯下它最致命的戰略錯誤“南進”——過早地單獨與美、英直接開戰。那麼，中國與世界的戰爭分曉肯定大不一樣。

世界反法西斯大國之所以不吝其辭讚譽中國，乃是因為中國始終拒絕與日本“攜手”，更不向日本投降，而在東西兩端為盟國贏得了戰略轉機。史達林最擔心的事——日本進攻符拉迪活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向貝加爾湖挺進——終於沒有發生，唯一的原因是“只有當日本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們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羅斯福更是從全球戰局的視野評價中國抗戰：

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垮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來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重慶作為中國戰時首都，其地位和影響不言而喻。

歷史曾將挽救民族希望的大任降諸重慶，重慶以其巨大的苦難和卓絕的奮鬥報效了這一至高垂顧，重慶無愧於歷史，無愧於祖國。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報》載文引述國民政府當局決議稱：“重慶市為戰時首都，抗戰八年中，為戰時政治經濟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勢下，重慶始終屹立不動，成為抗戰精神的堡壘。感于重慶對國家的偉大貢獻，和將來所處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戰勝利前夕，即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以示國家重視重慶之至意”。

1947年10月10日，中國惟一一座全國性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碑在原“精神堡壘”舊址落成，定名“抗戰勝利紀功碑”。是日，重慶市政當局、各界人士和學生團體數萬人參加揭幕典禮。這座紀念碑用鋼筋水泥建造，在戰時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彈于十米內，亦無法摧毀，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頂設有標準鐘、警鐘、探照燈、風向器、風速器、方位儀和瞭望台，“勝利走廊”刻有羅斯福總統贈與重慶的卷軸譯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的頒令全文，以及時人所寫《抗戰勝利紀功碑碑文》：

重慶建為陪都，巍然系中華民族之樞機，國際輿論目重慶為戰鬥中國之象徵，其輝光實與歷史同永久。……雖鬧市為墟，傷亡山積；然而百萬市民，敵愾愈強，信心愈固，物力財力之輸委，有逾於自救其私，實造民族精神之峰極。重慶之所以無忝為陪都，不僅以其地理形勢使然，亦此種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後世史家，循流溯源，將知重慶之於國家，實不止八年之獻效已也！

至此，重慶作為中國抗戰指揮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結束，而八年抗戰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加諸於斯城的歷史烙印，如浴火重生的涅槃鳳凰，已演化為中國和世界歷史的悲壯風雲，重慶的歷史天空曾雄渾浩蕩，大氣氤氳，永遠映照著山色南來，江水東流，令人深長思之。

七

抗戰陪都是中國人民一份厚重的歷史遺產，其經驗也豐富，教訓也深巨，啟示也久長。值此雲譎波詭的變世，客觀公正地反思和評價其歷史意義，正面轉化並光大其歷史內涵，以利於中國的今天，是歷史和未來向我們下達的共同律令。

抗戰陪都誕生於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是民族意識空前覺醒、國家理念迅速更新的產物。中國人第一次不分彼此地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同呼吸、共命運。所有的黨派、所有的階級、所有的集團、所有的主張、所有的承諾，都只有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會民主、精神自由的旗幟下，才有存在的資格和未來的希望。攸關民族存亡的神聖抗戰使一切政權之爭、黨派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和恩怨是非之爭相形見絀。一切主義、學說、思潮和制度對於中國，都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中國人，無論士農工商兵，都只有在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祖國，才有個人的幸福和前途可言。一名中國領袖，必須永遠意識到，他是五千年歷史的繼承人，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億萬國人的公僕，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陣營中的一員，而不僅僅是幾十年歷史的匆匆過客和某部分人群的代理。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5月4日，新四軍老戰士、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參觀了重慶南岸黃山蔣中正官邸“雲岫樓”，並揮毫題詞：促進祖國統一。這是姍姍來遲卻明白無誤的資訊：抗戰陪都作為中華民族的共同遺產，完全應該且能夠為包括國家統一事業在內的現代中國的締造，發揮獨特的影響和重大的作用。

抗戰陪都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完成北伐以來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作為中國兩個最大的政黨、兩支最大的武裝力量，國共兩黨兩軍畢竟同屬一個民族、同屬一個時代。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人士在重慶期間，遵循中共中央所提“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與各抗日愛國黨派團結禦侮、民主協商、風雨同舟、榮辱與共。他們是赤誠的愛國者和純正的革命家，目睹過日本的富國強兵之法，感領過法國大革命的流風餘響，沐浴過俄國十月革命的洗禮。為了祖國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他們揩乾淨十年內戰的血跡，收拾起萬里長征的行囊，抖落黃土高原的泥土，作別太行山的密林，濯足嘉陵水，結廬紅岩村，創立了傳誦四方的“紅岩”精神：愛國、團結、奮鬥、奉獻。同時，從1938年中共八路軍、新四軍根據國共合作原則正式編入國民革命軍作戰序列，在重慶正式建立辦事處，中共《新華日報》正式登記註冊公開發行，到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1943年毛澤東特使林彪赴渝以及1945年毛澤東本人赴渝八年期間，重慶是除延安外中共政治局委員最多的城市，前後有數百名中共人士來到重慶，周恩來更是十數次往返于延安與重慶之間。應當公正指出，儘管存在類如皖南事變那樣的惡性事件，存在著磨擦、矛盾、誤解和衝突，國民黨當局對中共人士還是基本上做到了以禮相待，長期生活、工作在重慶的中共人士獲得了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境遇，國民黨當局基本沒有動用其法律和政權機器加害中共人士。揆諸十年內戰時期國共兩黨你死我活的武裝對抗，抗戰後三年內戰期間兩黨兩軍針鋒相對的戰爭較量，以及1949年後兩黨隔海對峙、戰火不斷的敵對關係，陪都重慶時期兩黨始終能夠本著“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古訓和相忍為國的民族大義，維護和堅持基本的團結合作局面，從而最終取得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就顯得格外來之不易，格外彌足珍貴，格外具有特殊而深遠的意義。而在林彪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工作、江青插手中國文藝界、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的六十年代初問世的小說《紅岩》，則是以川東地下党和華鎣山遊擊隊為題材的文學創作，終不能取代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居住紅岩村時期體現的“紅岩”精神原型，也不能抹殺抗戰陪都時期國共兩黨共赴國難的史實，更不能以此塵封甚或否定抗戰首都的歷史功績和偉大精神。在和平與發展正日益取代戰爭與造反的當今世界，在中國尚未實現終統一和全現代復興的歷史關頭，一切繼續鼓吹和渲染中國人之間自相殘殺，強化和擴大中國人之間仇恨和分裂的言論，都有違于重慶作為中國抗戰首都的歷史地位與偉大貢獻，也有違於中華民族的共同意願以及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

八

歷史曾將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慶，重慶以其巨大的犧牲和卓絕的奮鬥報效了這一最高垂顧。歷史又給予重慶惟一的契機，希望這座有大功於國家民族的城市，能繼續導引國家走出君主專制、極權獨裁“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迴圈，開出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康莊大道。然而，重慶錯失、辜負了歷史的第二次偏愛，在嚴酷複雜的國內國際政治面前，重慶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長歎的答卷。

重慶談判也許是傳統中國最後一次以戰爭解決政治爭端的替代方式，是現代中國第一次具有顯豁的國際背景和公眾輿情參予的試圖以民意制衡黨爭、以理性駕馭武力的歷史性嘗試。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慶談判那樣，喚起過那麼巨大的希望，又終如一首即興敘事曲，轉瞬即逝，徒然留下難以言表的歷史懸問，以及至今無人真正述及的時代啟示。

這幕風雲際會、撲朔迷離的悲喜劇不僅彙聚了國共兩黨漫長而複雜的恩怨是非，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狂喜、感慨、疲憊，國共內戰的陰雲，而且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甫定而“冷戰”鐵幕正在降下之間陰鬱不祥的氛圍。

1844年，俄國和美國都尚需二十年才將廢除農奴制，法國史學家夏爾•托克維爾就預言道：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俄國人和美國人，他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卻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

1922年1月，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同時應邀派員出席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列寧抱病接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中共代表張國燾，發出他那先知般的“東方之問”：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而在此之前，蘇俄政府先後發表《加拉罕宣言》和《越飛宣言》，兩度申明廢除沙俄與滿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歸還根據這些條約掠取的全部中國領土。對西方正感失望的孫中山作出了熱切的回應，稱列寧“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

於是，有“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有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也因“親俄”與“反蘇”而有國共十年內戰，又因同樣的緣故加上日本入侵而有第二次國共合作。

如果說俄國革命對中國的巨大影響是二十世紀全球地緣政治的一個顯例，那麼，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在同一時空按照與俄國迥然不同的另一種世界理論對中國施加的影響，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在喬治•華盛頓、湯瑪斯•傑弗遜、湯瑪斯•潘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美國國家精神塑造者們看來，革命是天地下最神聖的事件之一，應由道德高尚的公民來領導，其宗旨在於保障個人自由和財產權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發展。

在美國看來，俄國革命是一場空前的邪惡和災難。從伍德羅•威爾遜開始，歷屆美國總統都把蘇俄共產主義看成對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是最大的“非美國素”（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範圍內與後者的較量看作實現美國“使命”的大決戰。

美國標榜和推行一種與蘇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標，其核心是按照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原則建構一個基於個人自由權利與法制、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多邊合作與集體安全的國際公民社會。而中國正好是嘗試建立這種國際秩序最大最適宜的試驗地，並且很可能是這一國際秩序的重心所在。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一個誰都始料未及的客觀作用是大大強化了蘇俄和美國對中國的滲透和爭奪。與邪惡、野蠻、令人厭惡而醜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說辭相比，蘇俄的“偉大理想”與美國的“天定命運”不僅為孤獨悲慘、“苦撐待變”的中國所歡迎所亟需，而且切合中國希望通過抗戰實現自己民族復興的精神需求；不僅在形式上，蘇美是中國的戰時盟邦，是中國最渴求的國際援助方，而且在精神上是中國辨認和領受自己命運和使命的最期待的先進思想。中國確實獲得過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國家的救援，同時也承受了必須為之付出的高額代價。

重慶談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際，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需要得到申張和保障，卻因為蘇美兩國對中國難以抵禦的干預而變成雲譎波詭、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悲喜劇。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兩小時後，蔣介石致電毛澤東，請他“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

就在頭一天，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講話，告誡說，“國民黨怎麼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蔣介石則要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他要拿刀，我們也拿刀；他要磨刀，我們也磨刀。……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同時，中共中央通告黨內，蔣介石“請毛往渝，完全是欺騙”。

8月20日，蔣介石再次公開電邀毛澤東，稱“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自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開始走向第二次合作，“不容再有箕豆之爭”；1937年清明節，兩黨同祭黃帝陵，毛澤東特地作辭曰：“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民眾，堅決抵抗。”盧溝橋事變翌日，毛澤東甚至呼籲“國民黨員共產黨兄弟般的團結起來”。兩黨曾在莫斯科、南京、上海、廬山、武漢、西安多次會晤商談，但蔣介石、毛澤東兩位最高領導人都始終動如參商，南轅北轍。揆諸美英蘇三國元首，其成見和分歧遠遠超過黨派、階級，卻多次直接會面，可見國共兩黨積怨未消，彼此沒有真正的信任，缺乏締造現代國家必須具有的政治信念、思維和風範，也暴露出中國仍然深深地陷滯在傳統社會的古舊格局中，難於自拔。但無論如何，國共兩黨畢竟都是中國人，終不至於是永遠不共戴天的寇仇。

1942年1月3日，在蘇聯“養病”三年之久的原八路軍115師師長林彪突然飛抵西安，發表了一番“新言論”，讓國民黨袞袞諸公刮目相看：“我們只要求得抗戰勝利，不再內戰，而採取各國新機器與技師，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義國家，則不出數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躍為獨立國，且可成為世界上頭等強國。”④

林彪坦率告誡道，如果國共兩黨“磨擦”、“衝突”，則不僅不能使國力迅速增長，而且必然造成內戰重現。

此時，蘇軍正在北起波羅的海南至黑海的漫長戰線上與德軍苦戰，斯大林格勒會戰的轉機遠未出現，而珍珠港事件剛剛發生五十天，美國和蘇聯都處於最困苦的時期，它們幾乎同時感到，中國拖住日本乃是天底下最迫切的事情，國共的合作不容任何損害。

毛澤東鑒於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蘇訂立同盟條約”，“勢必影響中國政治前途，國共兩黨勢必要做長期合作打算”，決定“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即是極大利益”。⑤

10月13日，林彪以毛澤東特使身份在周恩來陪同下晤見蔣介石，特別轉告毛澤東的話，希望國共兩黨今後“應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稱“此三句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通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為政治上全黨所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6月26日，中共中央與之呼應，表示接受提議。1944年2月8日，毛澤東致電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預言戰後蘇、美、英合作的情況不會改變，“必然促使中國走向和平與統一，故必須事先有所準備，並影響各方，爭取有利之前途。觀察今年國際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我黨擁蔣抗戰與擁蔣建國兩項方針，始終不變”。⑥

歷史的演變、實力的消長、形勢的發展始終規約著國共兩黨關係，決定著雙方對抗或合作的方式和目標。

1944年日本發動的“一號作戰”，與盟軍諾曼地登陸、蘇聯戰場以及馬利安納群島的勝局形成嚴酷對照，致使美英盟邦以前所未有的悲觀態度看待中國，致使要求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呼聲大幅提高，並且決定性地改變了國共兩黨兩軍的關係。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電文都由報刊、廣播公諸於世，毛澤東複電也公諸於眾，各界人士極為關注，紛紛投書致電，為國共領袖共商國是獻策進言。

8月22日，重慶《大公報》發表《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社論稱，“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懸注延安的態度。目前得見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寒電，大家為之興奮，希望能由此啟開政治解決之門。現在又讀到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哿電，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氣，真使人感慨，又興奮”。

同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蔣介石先生賀電書後》社論，指出：“中國需要團結，但是，要團結先要民主。我們提出了真誠促成團結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這些辦法只是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人民的極起碼的要求。”該報質問道：“世界上還有哪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還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哪一個國家還需要承認執政黨以外的黨派合法存在？這樣才能真正的談到團結統一，民主建設，這樣才能真正的救人民於水火，而招致到一片真正的‘祥和之氣’。”該社論最後“附帶上一句我們的忠告：內戰的火不是好玩的！”

同日，重慶《新華日報》又發表《我們的抗議》社論，對“中央社”所譯美國《紐約時報》17日社論《中國共產黨》予以詳細反駁，對所謂“蔣主席邀請中國共產黨領袖赴渝共商國是，……自中國共產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彼等並不願參加合作”尤為憤怒。該社論強調，“中國共產黨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們反對一黨專政，決不自己再來一黨專政。我們所要的是全國各黨派各階級的民主聯合政府，而絕非其他”。

8月24日，胡適托人“代為發出”一信，“勸告毛澤東君”，自稱“此是閒人偶爾好事”，文曰：

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銷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傑福生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不小忍而自致毀滅。以上為與董君所談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為轉告，用供考慮。胡適，八月廿四日。

重慶朝野所造公開輿論，固然對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壓力，但真正促使毛澤東動身赴渝的力量，卻來自遙遠的莫斯科。

同日，史達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電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應維持國內和平，中國不能再打內戰了，若再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數小時後，史達林徑直致電毛澤東，稱“世界要和平，中國也要和平。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是，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史達林最後要求毛澤東“立即到重慶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

赫爾利也指出：“毛氏出人意料的接受邀請而到重慶，可能部分地由於1945年8月14日由中蘇條約的宣告所促成，該條約保證蘇聯援助作為中國唯一的政府的國民政府。”

8月24日，毛澤東複電蔣介石，表示與其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

8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稱：“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這份通知認為，“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該通知最後告誡說，“但是你們絕對不要依靠談判，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它是不會發善心的。”⑦

同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魏德邁將軍，希望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乘美國軍用專機赴延安，陪同中共和談代表團往重慶。赫爾利欣然接受要求。8月27日，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乘專機飛往延安迎接中共和談代表。行前，赫爾利發表了公開聲明：

余現赴延安，曾獲蔣主席同意與充分贊許，以及應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之邀請，余將陪同毛氏及其隨員來渝。余現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斷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協助國民政府消除內爭之可能性。在此一爭論上衝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終能獲得雙方之尊重與信賴，此實為吾人感覺愉快之來源。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澤東飛抵重慶並發表了書面談話：

本人此次來渝，系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⑧

與蘇聯一樣，美國戰時對華政策乃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部分。這項政策具有明確的目標和程式。首先，擊敗美國在太平洋的死敵日本，鞏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霸權；其次，支持並鼓勵國民黨政權為戰勝日本承擔更多的責任；再其次，戰後中國應當成為一個接受美國價值、親西方的亞洲大國，成為美國在東亞最大最重要的永久性盟國。這一政策就必然意味著：一、蔣介石應盡可能地聯合共產黨並實行必須的民主改革；二、國共之間、尤其是國民黨方面，應儘量避免發生內戰；三、最重要的是，戰後中國應儘量減少蘇聯的影響，防止中國建立起蘇聯史達林式的共產主義制度。

建立一個由美國領導、中國作為重要成員參加的自由國家集團，而不是建立一個由蘇聯指揮的亞洲共產主義國家集團，這是美國國家利益和“天定使命”在東方的根本目標。

除了擊敗宿敵日本之外，蘇聯與美國的所有目標都截然相反。無論美蘇之間的分歧多麼巨大，它們都有一個潛在的甚至無意識的共同目標：削弱中國。歷史遠遠沒有成熟到使美蘇兩國真正同情、理解、支持和善待中國的程度。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就曾直截了當地告誡蔣介石，他的政府“決不能代表現代的民主”，他“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與延安方面握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美國不願陷入在中國發生的任何內戰。

1944年10月12日、11月8日，羅斯福總統特使赫爾利少將分別在重慶和延安與蔣介石和毛澤東提出“改造中國”的兩套“建議”。美國從此陷入將被歷史證明不可能成功的國共調解的泥潭。

從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的43天中，世人多次目睹了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兩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在“愉快融洽的情緒中”聚首中國抗戰首都的風采、器識、胸襟和氣象。中國各界精英和世界各國媒體以前所未有的期待和規格見證了這次重要談判。

新聞是現代社會的紋理，謹照錄若干昔聞，以供今人一窺當年談判若干側面：

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來訪（柳亞子）于沙坪壩南開學校津南村寓所，以舊作《沁園春》詠雪詞一闋相贈。柳亞子曾撰詞次韻和之，自雲“不能盡如原意也。”

客人離去前，鄰居盧子才之子國琦，以紀念冊索題，毛澤東書：“為和平、民主、團結而奮鬥”，周恩來書：“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王若飛書：“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獨立、統一、富強的新中國”。柳亞子識：“國琦小友紀念冊，潤之、恩來，若飛都有題字，餘亦隨聲”，為作七絕一首：“蘭玉庭階第一枚，英雄崇拜複何疑。已看三傑留鴻爪，更遣髯翁補小待。”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

《柳亞子年譜》

據合眾社重慶九月十三日電：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今日下午說：共產黨的政策是在中國建立和平與民主，所以來重慶。毛氏說：“共產黨希望達到良好的結果，這樣，中國能夠從抗日戰爭階段過渡到和平建設的時期。相信這不僅是全中國人民的希望，而且是整個世界的希望”。

九月十八日，在重慶的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舉行茶會歡迎毛澤東同志。在會場上，毛澤東同志致詞，大意說：“今日是九一八紀念日，首先應該慶祝勝利。八年抗戰，勝利終於到來，尤其東北，自九一八事變後，已淪陷十四年，今日已得到勝利解放，身臨此日，倍覺興奮。所最感光榮的，是能夠在這個時期和諸位先生朋友和各老前輩見面。回憶抗戰期間，雖極艱苦，但因全國一致的努力，現已平安渡過，蔣主席特邀來渝共商國是，意至可感。今後當為和平發展、和平建國的新時代，必須團結統一，堅決避免內戰，除此方針之外，其他任何方針均屬錯誤。因此各黨各派應在上述方針之下，團結一致，徹底實行三民主義，以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國。”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重慶《新華日報》

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在九月中旬書面提出十二項問題，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答覆。

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重慶《新華日報》

……張部長首先致詞，從蔣主席邀請毛澤東來渝，共商和平建國大計說起，說是全國各界，世界各國，都很注意、關心，而且特別殷切地注視毛先生的來到重慶。毛先生到渝已四十天，同蔣主席談活多次。

張部長還特別補充一句說，“這還是中共方面毛先生提出的。”“今後我們要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實行民主，和平，團結，統一，埋頭努力三十年，迎頭趕上去，真正作世界上五強之一。我們過去努力革命，推翻滿清，就為的實行民主政治。現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團結的國家，統一的國家，所以，我們的國家一定要團結，一定要統一！。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重慶《大公報》

43天中，蔣、毛二人九度會晤，其中三度為兩人單獨晤談，後人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在並無任何第三者在場情境下說了些什麼。

1924年，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和國共第一次合作參予者，他們曾分別告別了老母和愛妻，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沒有隻言片語表明他們在對方心裡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但命運註定了他們將分別扮演現代中國的歷史主角。

22年後，他們分別代表著中國兩種哲學、兩種力量、兩種選擇和兩種命運聚首重慶，接受歷史的評判與裁決。

周恩來與張治中就和平建國、國民大會、軍隊整編、解放區問題等國內外關注的若干重大問題，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三項重大政治原則進行了馬拉松式的艱苦談判。國內外輿論對重慶談判給予前所未有的關注，認為“中國前途的發展國內和平的保持，有賴於國共兩黨在國民黨創始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教導和精神之下團結合作。在這中國的轉折時期，兩黨領袖已在採取措施來克服舊日的糾紛，並共同討論當此日本武裝潰敗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國新的任務，這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領袖在重慶談判的開始”（蘇聯《紅星報》）。“蔣主席和毛澤東宣佈會商已經得到基本的協議。新諒解似乎可能成為建立新中國國家團結統一的基礎。”（美國《紐約日報》）

1945年10月10日，抗戰勝利後第一個國慶日，國共兩黨在桂園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著名的“雙十協定”。中外輿論迅速加以報導。

重慶《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認為政府與中共代表，“就所有政府與中共看法不同的各點，進行剝繭抽絲的研討，藉以覓取相忍為國的途徑。結果遂在43日的會談中，決定了‘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的建國基本方針’，確認‘蔣主席所宣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化，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其他未決事項，則決定繼續商談，徐圖解決。這一結果……可以普告國人和關切中國問題的友邦人士，請其不必為和平將在中國遭遇危機而擔憂了。”

延安《解放日報》在《國共談判的成果與今後的任務》的社論中說：重慶談判“是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國內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會談不僅在和平建國的方針上有了令人滿意的明確的解決，而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協議，而為今後的圓滿解決開闢了成功的途徑。”這“是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進步的鞏固意志的表現，是中國政治家的智慧與遠見的表明。”

成都《新中國日報》發表社論認為：“此次會談，當屬圓滿，容有未盡之處，可由其他黨派補充意見，政治會議擴大商討，則國事庶幾期於至善也。”

重慶《新蜀報》雖稱“吾人讀悉此項紀錄以後，認為是國家步入康莊大道的徵兆，值得全國同胞慶倖”，同時指出“國共兩黨的主義不同，這是事實，所代表的階級不同，也是事實，所運用的手段不同，也是事實，但是兩黨救國的志願是相同的，想以新方法建造新中國是相同的，不願人民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也是相同的”。

西安《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日報》歡呼道：“舉世所關心，所禱告，所焦慮的重慶談判，終於在和諧的空氣中，獲得了初步的成功。分裂內戰的陰霾可望由此掃清，和平建國的時代可望於茲開始，因而八年抗戰的鮮血也將不至於白流，這是中國民族的福音！這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在一片欣喜歡呼聲中，人們發現雙方的歧見和隔閡並非可以在一次談判中化除。敏感知情人士已經覺察出某種弦外之音、某些不祥的徵兆。

同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基礎——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會談的結果》，在肯定這次談判的“積極作用”後指出，“中國所需要的統一正如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是和平的統一，民主的統一，而不是武力的統一，專制的統一”。

重慶《中央日報》發表社論，不無憂鬱地寫道：“抗戰雖已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雖已結束，但和平是否將在中國遭遇危機，原是每一個中國國民和若干關切中國問題之友邦人士所急欲明瞭的問題。”

《大公報》也流露出一絲不安，“我們檢讀《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一過，思緒起落，雖百感坌集，卻一時難以一言說出滿意或失望。我們實在對團結會談太關切了，也太矚望了，所以此刻讀一字一句的正式發表，只覺有極大的希望，而不必輕下斷語。……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誰不在期待？快來吧！”

重慶談判兩位主角比所有局外人更為現實、冷靜、堅定地固持著不可通融的立場，迅速將所有紀要、協定、承諾置諸腦後，並且立即做好走向戰爭的準備。

10月17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作了題為《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比所有國內外輿論更為冷靜和低調。他對蔣介石絲毫不存幻想，對和平也絲毫不存幻想：“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成立了《雙十協定》以後，我們的任務就是堅持這個協定，要國民黨兌現，繼續爭取和平。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

九

歷史的苦澀與荒誕，人性的微危與陰冷，總與那些冠冕堂皇的外觀、道貌岸然的舉止、奪席談經的儒雅，如影隨形，互為表裡。蔣介石在重慶談判期間的日記，給後世留下的記錄，更加令人寒氣倒抽，不勝唏噓：

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

——蔣介石1945年8月28日日記

正午約毛澤東、赫爾利照相談話。據岳軍言周恩來向其表示：前次毛對餘言可減其所提軍額之半數者，實乃指其48師之數，已照共匪總數感少一半之意也。果爾，則共匪誠不可與言矣！以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28師之數字也，其無信不誠，有如此也。

——蔣介石1945年9月17日日記

毛澤東今日來作別，與之談約1小時，先問其國、共兩黨合作辦法及其意見如何？彼吞吐其詞不作正面回答，餘乃率直告他——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余為共党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畫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後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彼以為是。果能動其心于萬一否？但餘之誠意，或為彼所知乎？

——蔣介石1945年10月9日日記

昨夜與毛澤東談話，彼忽提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為宜。並稱：“回延安準備召集其所謂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再定辦法。”又稱：“國民大會提早至明年召開亦可。”余聞之，殊為駭異，乃覺共党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不若矣。余於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雲而行，則國民大會會期延誤，我政府勢必因此失信於民；但如政治協商會議能在本月底開會協商，則國大會議，政府可遷就其意，改期召開，然至11月12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確定會期，示民以信也。餘亦明示其政協會即使不能如期開會，則政府亦不能不於11月12日下召集令也。余談至此告辭，約期明晨再談而別。今晨8時，約毛澤東早餐後，餘再與之懇切對談，闡明數次談話要旨，明告其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遷就，否則不成其為國家之意，堅決表示望其瞭解也。彼去後，散步林園一周畢，記事、批閱公文，甚歎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

——蔣介石1945年10月11日日記

重慶談判兩位中國主角蔣介石、毛澤東個人之間，表面禮尚往來，稱兄道弟，私下卻以最仇恨最惡毒的不堪之詞相互指稱。中國近代以來，類似國共最高領袖之間不共戴天者，未為有之。

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曾並肩作戰，也曾同床異夢，互為根本對立的世界體系和民族國家的代表。但三人之間多少維持著現代人類和文明民族之間的基本關係。在多次談判中他們唇槍舌戰，為各自的國家謀取最大利益，同時彼此也不乏真誠的諒解和敬意，且基本遵守了彼此達成的協議，直到死後，都曾流露出讓世人感觸不已的人之常情。邱吉爾聽到羅斯福逝世的消息，好像“被人猛擊一拳”，史達林則“神情黯然”，緊握住美國大使的手“足有30秒之久”，一向與羅斯福作對的《紐約時報》發表了“訃告式”的社論，以真正憂傷的口吻盛讚死者，連鈴木首相也對日本的最大死敵“深表敬意”，東京電臺則“為這位偉大人物的逝世”播放哀樂。

重慶談判中兩位主角絲毫沒有表現出讓時人和後代可以感動的大政治家不可或缺的真誠、坦蕩、胸懷和登高望遠的氣象。中國兩位最有軍事實力和政治威權的人物之間，如此冷漠，充滿敵意，必欲滅之而後快，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失敗，也是中國人共同的悲哀和不幸。

談判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無論中國抑或世界，無論如何討價還價，博弈算計，都很少有如重慶談判一樣，如此口是心非、虛與委蛇、敷衍周旋，充斥著虛情、矯飾和矇騙。重慶談判最大的貽害，是超越於黨爭、權謀、利益甚至你死我活之外的精神和道德的淪喪。

中國一百年內憂外患，兵連禍結，日本入侵更使中國生靈塗炭，山河破碎，如此慘痛的命運如此不幸的民族，以最大的近乎哀求的祈願，企望重慶談判將是和平與民主的開端。重慶談判無情地背逆了中國人這一天經地義的要求，在世界反法西斯諸國中，只有中國又陷入自相殘殺的內戰。重慶談判沒有作為民族團結、階級和解、政黨合作的起點，而是作為內戰的序幕，沒有民族大義的勝利，只有黨派和個人權欲的較量；沒有歷史理性的輝煌，只有政治權謀的恣肆；沒有和平民主的凱旋，只有中國人又一輪自相殘殺的開端；沒有使“骯髒醜惡的東方政治”（馬克思）變成“眾人的事”（孫中山），只有讓全體中國精英和雖不通文韜武略卻善良淳樸、渴望正常人生的中國百姓陷溺于一場“慨而慷”的“天翻地覆”。

重慶談判濃黑的陰影甚至一直籠罩了中國半個世紀之久。中國從此被一分為二，數量幾乎相等的億兆中國人第一次被從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上分裂成怒目相向、不共戴天的“兩條道路、兩種前途、兩個中國”。

十

儘管重慶談判的政治鬧劇本質和它註定破產的歷史結局，幾乎毫無正面意義可言，它對一切嚴肅政治必須具備的誠意和高尚成分的敗壞永遠令人齒冷，但是，它畢竟公開提出和論列的三條原則，即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化，卻是中國從1911年到1945年間政治教訓的真實總結。應當承認，自從孫中山所提“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來，自從抗戰以來，重慶談判中兩黨公開倡言和認同的“三化”，是對中國幾十年深重災難的沉痛反思，是中國社會對兩黨兩軍的天然要求，是中國真正走向和平、民主、憲政和現代化的必備前提，也是中國結束戰爭、流血，避免專制獨裁極權復辟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國真正實現民族復興、國家統一並以現代偉大國家的風範和品質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底線。

正如重慶談判雖則順應了中國人渴慕和平與民主，卻並非真正由中國人自主推動和促成一樣，重慶談判和嗣後召開的政治協會議最終被國共內戰取代，這固然因為國共積怨太深以及當時的國家政治、軍事狀況所致，而美蘇兩國由戰時盟國迅速走向“冷戰”對抗的世界大勢，則仍然是更深廣也更強悍的主因。

1946年2月9日，二戰剛剛結束，世界還是一片廢墟，史達林就在莫斯科公開宣稱：“獲得勝利的是蘇維埃制度。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和平就不會有了。”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立即把史達林的演說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宣言”。25天后，邱吉爾應杜魯門總統之邀在富爾敦大學發表了著名的“冷戰”演說：“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這條線的後面，是中歐和東歐所有古國的首都……我必須稱它們是蘇聯勢力範圍，它們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受到蘇聯影響，而且許多情況下受到莫斯科愈來愈嚴厲的高壓控制。”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發表講話，公開譴責了蘇聯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稱蘇聯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極權主義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賴的是恐怖、壓迫、輿論統制、指令性選舉和壓制個人自由。極權政權通過直接或間接的侵犯，危害國際和平和美國的安全。1947年9月，共產黨情報局成立，日丹諾夫受史達林委託向世界宣稱，世界上已經形成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之間的衝突不可調和，最終將走向戰爭。

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應在出兵中國東北三個星期（最多三個月）之內把東北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史達林盱衡新的蘇美關係及其在亞洲對抗的前景，最後決定把東北交給中共，以防止在思想體系和國家制度上與蘇聯對立而與美國更為接近的國民黨政權統治大陸。這種遠非由中國人所能預見因應的外來“偶然”因素，以及中國人無法研判、更無力改變的蘇美兩國的“歷史使命”和“天定命運”，如同一場巨大的宿命，使包括重慶談判在內的所有現代中國重大事件發生變形、逆轉和翻覆。

幾乎與重慶談判同時，國共兩黨兩軍就開始了搶佔東北的競爭。從戰略觀點看，戰後的國共兩黨如果執意要為奪取國家政權決一死戰，那麼東北之爭，當是決定性一役。按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亦即按照美英蘇尚能維持同盟關係的《雅爾達協定》，蘇軍應在三個星期到三個月之內將東北連同關東軍全部裝備和所有工業設施交還國民政府，而這無異於在即將開始的美蘇“冷戰”中為蘇聯自己培植一個親美反蘇的政權。蘇聯合符歷史邏輯的抉擇是，拖延時日，不顧兩國協議，把東北交給國民黨的對立面。

重慶談判正是一場美蘇兩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奪勢力範圍、為行將到來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殊死較量作好準備所不可缺少的“嘴皮和紙面上的糾纏”，國共兩黨贏取時間以便獲得內戰主動和優勢地位的場所。

重慶談判必然破裂根本的原因即在於，八年抗戰中一再標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背後，國共兩黨的歷史積怨非但沒有消解，反而因為抗戰帶來的力量消長和國際空間的轉換、尤其是美蘇兩國同盟關係背後潛藏的猜疑、防範和價值體系的對立而變得日益尖銳、複雜、不可調和。

抗戰八年，正如美蘇之間並未發展出一種超越思想體系、社會制度和國家利益的新型歷史哲學一樣，國共兩黨也完全沒有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現時利益的國家意識和民族大義。國共兩黨宿怨依舊，裂痕依舊，對立依舊，中國抗戰反復出現的黨爭和內戰陰影，無一不是緣自國共之間難以通約的為戰後奪取國家政權進行的戰爭準備。

“國共反映美蘇”，重慶談判的全部複雜性和所有撲朔迷離的事像，都是“三國四方”關係演變的結果。

揆諸史實，國共兩黨無論存有多麼深巨的積怨和現實的爭鬥，但絕非只有內戰一途，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無論存有多麼難以逾越的個人恩怨和歷史鴻溝，也不至於毫無通融之處。畢竟，作為同一時代的中國人，民族的苦難、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囑託、個人的歷史論定，極而言之，天地之間，清夜捫心之際，彼此顧念之時，總不至於除了仇恨和算計之外，什麼也不存在。

無論如何，重慶談判已經落幕了65個年頭。毛澤東因為這場談判第一次坐了飛機，第一次從高處領略到中華河山的壯美，又以其獨具的風采第一次亮相於世界矚目的歷史舞臺，一首《沁園春•雪》傾倒無數文人騷客，讓不擅詩詞的蔣介石相形見絀。（筆者1995年採訪吳祖光先生。他詳細回顧在《新民晚報》發表《沁園春•雪》情形，謂是夏衍、王昆侖等中共人士特意遞交三份詞稿，纂合而成）為自己和他所領導的政黨、軍隊贏得了難以估價的轉機和優勢。

蔣介石和國民黨也許將長久地作為重慶談判和內戰的輸家任史家述評，但也並非一無所獲。至少，他發起的（有史家認為重慶談判始作俑者是國民政府文官長、國民黨政學系大員吳鼎昌、蔣介石侍從室主任、“和平將軍”張治中、美國特使赫爾利。但如此重要的決定，最終非由蔣介石本人決定，否則只是建議和參考）這場談判並不是如一般俗者所謂的“鴻門宴”，作為東道主，蔣介石證明自己講究禮節，迎來送往，不違規範，信守然諾。

如果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日本軍方鷹派人物沒有在徹底崩潰前突然發動“一號作戰”，如果美英沒有因為短視和私利而與史達林簽署幾乎使中國抗戰成果化為烏有的《雅爾達協定》，如果自知鑄成大錯的羅斯福晚死兩年，如果邱吉爾戰後繼續執政而不必以平民身份發表“冷戰”演說，如果蘇聯信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按時從中國東北撤軍，如果由史迪威、謝偉思、馬歇爾等人主導的對華政策等不能由中國決定、中國負責的外部事件沒有發生，或者按照不同的程式和方式發生，那麼，重慶談判也許會以全然不同的地位和影響載入史冊。

即使作為一次流產和失敗的歷史性會晤，重慶談判給後人留下的教訓和啟示也是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遺產。關於中國國家制度的民族、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基礎，關於中國道路、命運和使命，關於中國的世界地位和人類責任，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公開論列的範圍和高度，至今沒有被超越。

像中國這樣一個民族，歸根結蒂，只能憑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強。企圖仰仗任何一個國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調解、援助、恩賜，都幾乎無一例外地使中國飽嘗失望和挫折。

十一

1929年，梁啟超寫道：“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痛苦的事。只要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麼，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痛苦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無論機能還是覺悟，中國都又累積了近八十個年頭。經驗也好，教訓也罷，我們畢竟又來到一個歷史的臨界處：共同的命運和使命要求超越一切分歧、恩怨、鴻溝；作為我們的生命共同體，中國再次成為所有中國人的中國。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慎終追遠，信義和平，民族復興，天下為公，……這些闋違已久的哲慧又開始成為公共話語和國民意識，中國終於可望不僅自強不息、而且自作主宰地問商天下興亡，對於中國和世界，這都是多年未聞的好消息。

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諄諄告誡世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注重“力行”、“實踐”的蔣介石、毛澤東終身都厭惡“空言”（儘管他們都說過不少讓時代稱道甚至叫絕的“空言”），他們都以“改造中國”為己任。歷史無情，無論言行，都會記錄在案；歷史也有情，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歷史最終是有情、甚至是多情的。本文摘引當年原始文字，其詣在斯，豈有它哉。

世界越來越像一個大舞臺，中國越來越像這個大舞臺的一個中心，所有的人不是演員就是觀眾。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重慶談判是一出既精彩又乏味、既成功又失敗、既完整又殘缺的歷史舞臺戲，如此獨特而意味深長的戲劇，是不會遽爾落幕的。無論劇本由何人編撰，演員由何人指定，道具有由何人搭建，排演由何人執導，它都將融匯進更大更新的歷史悲喜劇，甚至出現新的續幕和出人意表的高潮。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國共兩黨、青年党、民主同盟、無黨派社會賢達代表共38人再次就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各項基本自由，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機關、結束一党專制、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等更為廣泛的問題進行了公開、坦誠而富有成效的闡述和論辯。中共代表周恩來指出，政協會議成功“為中國政治開闢了一條民主建設的康莊大道，替民主政治樹立了楷模。中國共產黨願意追隨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之後，共同努力，長期合作，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奮鬥到底。”國民黨代表張治中指出，“從此，中國結束了過去以武力從事政爭的舊曆史，並將進入和平建設的新時代”。青年黨代表莫德惠指出，政協會議的成功，“乃朝野諸賢達互讓互助之結果，今日朝野已由彼此瞭解而和諧合作，共同攜手，走上民主建國大道”。孫中山之子孫科指出，“也許有人認為這只是中共的成功…，事實不是如此，這正是國民黨的大成功，這種成功和勝利，不是黨派的成功而是全國人民的成功，大家的勝利”。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指出，“尚須各方面都能顧全大局，互相容讓，多接觸，多反省，再加上全國人民的監督，才能渡過這個難關，過了這一關，前面就是新中國的康莊大道了”。英國《星期觀察報》以《中國的和平》為題發表社論，稱重慶政協會議“體現了二千六百年來精髓的理性，已結束十七年來國共的爭鬥”。日本東京《民報》評論道，“中國團結已圓滿完成，遠東因此獲見一領袖大國之新生，世界之一困難導源亦告消除”。美國著名評論家李普曼在《紐約時報》上撰文稱：“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為中國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中國在亞洲和平與民主的發展應成為一個強大而處於領袖地位的國家。”美國外交政策協會認為，“中國各黨派此次獲致協議，早日成立過渡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民主與統一觀念的重大勝利，遠較以前國共兩黨之諒解為徹底，這是兩黨首次同意於統一的國民政府中，共執政權。”

1946年2月25日，國共雙方代表張治中、周恩來在《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簽字。他們都指出，這一方案，“向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的目標上開走了”，都表示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實現”。

然而，囿於深刻的歷史局限，包括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內的中國政治—軍事領袖真正信奉的，還是“一個党、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真正迷戀的，還是剪滅異己、成王敗寇的傳統政治哲學；真正擅長的，還是戰爭解決爭端，勝負裁斷是非；真正實行的，還是專制、獨裁、惟我獨尊。

而抗戰勝利後的中國，自由、民主、和平、人權和憲政已經成為時代主潮。誰拒絕給人民以自由，誰就在道義和法理上成為人民公敵；誰拒絕給人民以民主，誰就在歷史和政治上成為民族罪人；誰拒絕和平，誰就是戰爭販子；誰拒絕保障人權，誰就是時代的反動派；誰拒絕實行憲政，誰就註定要被歷史淘汰。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國民黨儘管負荷各種歷史沉屙和戰爭創傷，儘管患有嚴重的腐敗痼疾，儘管面臨極為複雜艱險的國內國際形勢，但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的東方大國執政黨，畢竟處於歷史的巔峰，畢竟擁有影響國家前途的主要優勢力量，畢竟對於民族和解和國家命運負有主要責任。抗戰勝利後的陪都重慶本是國民黨順乎天應乎人，拋棄歷史包袱、超越自身局限、刷新中國政治、重獲生機再造中華的不可再遇的最後空間；然而，國民黨卻做出了違逆時代意志的判斷和決定，在還都南京短短三年半時間內，便重蹈南京政權時期內戰覆轍，而攻守之勢異逆，選擇了戰爭，選擇了敗北。

民主建國胎死腹中，決不是中國的幸事。已經躋身世界反法西斯統一陣線“四強”地位、以獨立、人權、自由和民主名義戰鬥了八年的中國，卻最終沒有走上現代國家的坦途，陪都重慶也因此蒙受詬病，它那青史永載的悲壯和輝煌很有些黯淡了。國民黨拒絕民主的後果，已由其自身的教訓而昭昭如斯；歷史又以極其沉重的代價表明，當年中國民主派在陪都重慶鮮明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權、和平和憲政原則，仍然具有足量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當年國內外民主力量、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教育界廣大青年學生和各界人士共同締造的自由精神與民主理想，仍然是重慶獨特的精神資源，仍然是這座偉大城市可資繼續反哺祖國的最重要的歷史遺產。重慶的歷史天空曾雲橫霧縱，晦明莫辨，令人深長思之。

十二

歷史之手總會將重慶拉到時代舞臺的聚光台前，造化甚至不能容忍重慶在塵封的歷史中碌碌無為。

1997年，重慶第三度直轄，國際眼光迅即轉向這座沉寂多年的城市。英國《金融日報》稱：“北京讓長江的龍尾擺起來，重慶將成為貫穿中國整個西部發展的催化劑。”美國《華爾街雜誌》附議道：“這個變動將為這個中國人口最多和最落後的地區製造前所未有的機會。”慧眼獨具的亨利•基辛格預言：“重慶的發展將取得像浦東一樣輝煌的成果，重慶將擁有輝煌的未來。”

西諺曰：上帝造人，人造城(God make the man，and man made the town)。重慶是一座只需望上一眼便怦然心動而終身難忘的城市。無論洄溯三峽穿行千里江陵巡目朝天門大開大闔的江山形勝，抑或馳車黃花園大橋長江大橋李家沱大橋渝奧大橋置身中國西部惟一直轄市街衢起伏、廣廈、錯落的現代神韻，還是憑倚飛機舷窗俯瞰世界第一山城群山環列、雄關攸險、大江東去的萬千氣象，初來乍到者無不會脫口而出：好個重慶城！

重慶是浴火重生的涅槃鳳凰，天生的英雄城市，註定了的憂患命運。

這個融山城、火爐、霧都、軍工基地、長江三峽、川江號子和辣遍世界的火鍋王國於一爐的生命－自然共同體，稟賦衝動，好走極端。天下有事，外敵壓境，戰火方殷，革命造反，重慶總會讓歷史震驚，世人側目。

重慶很難像北京那樣莊重、氣派，定於一尊；像上海那樣精明、細膩，自成一派；像廣州那樣方便巧善，唯利是趨；像成都那樣悠遊、閒適，安享太平。這裡光影變幻，節律迅捷，色澤斑駁，旋律高渺，故事密集，風物如歌。重慶始終元氣充沛，重慶妹仔的豔麗，重慶球迷的狂熱，重慶夥子的耿直、浮躁、火爆……，重慶永遠拒絕一覽無餘，鄙夷平庸，蔑視酸腐。

重慶的山河結構和人文歷史裡，秩序、規則、理性和中庸、妥協、謙和一類經驗和脾性，素來不大被尊崇、信守。在和平與發展的年代，在市場經濟和法制建設的時流中，重慶的步伐笨拙而紊亂；重慶的苦難、犧牲以及莽撞和愚昧，仍然令人刮目相看。重慶顯示給世人的，仍是在你死我活的生死考驗中，在“烈火中永生”的烈士墓園。是那坐落在沙坪公園深處的“文革墓群”，那119座墓碑裡404具遺骸，那404個沒有瞑目的亡靈，至今訴說著文革的荒唐與血腥，也儲藏著重慶的極端和非理性。

無論釣魚城還是抗戰首都，無論重慶談判還是三峽工程，無論日本帝國的轟炸還是英美盟國的嘉許，無論“武鬥之冠”的亡靈還是驚天動地的禍患，都是我們的緣分，都是我們的遺產，都是重慶之為重慶的命數，都是造化所鐘，以玉成這座不設防不矯飾不炫耀不自戀更不自棄的不朽城池。

十三

2005年4月29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握手北京。這是1945年10月11日兩黨領袖在重慶分手後的歷史性重逢，為時整整一甲。

2008年4月30日、2009年5月27日，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先後蒞臨重慶；2010年6月29日，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和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定在重慶簽署；2010年7月7日，重慶50余名畫家、歷史學家和策劃家連袂創制的抗戰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辦首展，逾十萬民眾參觀了這幅來自抗戰陪都的藝術巨構。“還原歷史真相，找回民族大義”的誓約回蕩在兩岸中國人心中。人們有理由對重慶寄予厚望。重慶談判的莊嚴承諾終應兌現，簽署中國人結束內戰的和平協定，已日益成為兩岸中國人的共同意志，重慶效命國家民族的夙願和使命仍然任重道遠。重慶的歷史天空再度透出它那深邃蒼茫、悠遠高曠的本色，令人深長思之。

未來的歷史學家是幸運的。困擾前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的種種禁忌和偏見，在他們那裡將還原成考古學的碎片和歷史學的素材，客觀精神和公正原則早已不是風險，而是不言自明的常識。他們又是不幸的，使人類不致徹底墮落不可或缺的對於苦難的記憶和對於偉大的傾心，使人類不致完全絕望不可或缺的對於命運的感歎和對於使命的嚮往，在他們那裡將日益稀缺。

歷史的無情與多情，人類的幸運與不幸，將與世界永遠同在。中國抗戰首都——重慶這一歷史共同體距今已整整七十年。人生七十古來稀，青史七十須留憶，其中犖犖大端者即當清點檢視一番，以便國人更清楚自己的來路與去向。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記憶的流散，曾誤導國人陷入荊棘之途，而對前人缺乏同情的瞭解和感同身受的評價，則使年輕一代滋蔓出危險的現代迷妄，日益滑離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血肉基石。這是前人不應蒙受的悲哀，今人必須直面的現實。

世界沒有永恆，連羅馬也不能不朽，廢墟是文明的歸宿，歷史是遺忘之海的孤島。在中國歷經憂患、飽受磨難、迭遭浩劫而終將否極泰來、貞下起元的歷史豁口，在中華民族的終極統一和現代復興終將神意般降臨於東方的歷史關頭，在中國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五周年之際，謹以此文憑弔並紀念中國抗戰首都七十冥誕，並為我的重慶壯行，為我的故鄉祝福。

注釋：

①《重慶——一座具有世界歷史與文化價值的城市》（《千年重慶圖典》，重慶出版社，2002年）
②遷徙中國西部大後方的移民，其精確人數難以確定，歷史學家陳達估計淪陷區有一千零七十五萬農村人口和三百五十萬城市人口逃往大後方，參閱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61頁；另一位歷史學家張嘉璈估計逃往大後方的人高達五千萬，參閱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4、25頁。
③由鄧小平題寫書名、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48頁文載：“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
④、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16頁；
⑤、同上，第120頁；
⑥、同上，第135頁；
⑦、李良志：《度盡劫波兄弟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417頁；
⑧、牟之先等：《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601頁。

2010年8月20日 重慶

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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