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信箱，见王康电邮，称有澳洲友人为他编辑出版文集，请我作序，以壮文行。我大感诧异，早劝过他编辑文集，他却不以为然，是坚持述而不作的。是学孔夫子，还是胶着于贴身近战，没有心思整理出版？记得他患病后在大陆群里演讲，要一分钟按一次键，一小时60次，每次长篇谈话都按得手指痉挛。有许多仰慕者愿意为他整理成文，自己却拿不出精力校阅。他铺的摊子太大，生命不够用了。他只能往前走，不敢稍有停留。 另外，思路涌动如奔流的江河，使他身不由己、只能随波逐浪而去。现在愿意出版文集，这是我所高兴的。略有犹豫的是，王康以民间思想家名世，我无非一写小说的，有何资格为思想家写序？想想还是接受下来，都是流亡者，又渐入白头，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也。为难的是时间仓促，我不是他那种文思敏捷、倚马可待的快手。那就随文思而行，写到哪儿算哪儿罢了。不算序言，就算是随感、附笔罢。
王康与我并无渊源。知其人，是从文字开始的。多年前偶然读到一篇长文《俄罗斯的启示》，看得我心潮澎湃，感动莫名。翻回篇首去看，作者“老康”。简短的卷首词里有这几句话：“……只有我，念着祭文和悼词，既为昨日，更为明天。我是死者，死而复生的行吟死者。戡破所有伎俩，心怀最大的耐心和善意，在无数次的沦落中为每次哪怕是转瞬即逝的信、望、爱鼓舞。”。
接续而来的惊诧，来自于王康策划并组织数十位画家创作的抗日战争史诗国画《浩气长流》。数年之艰辛，高2米，长千余米，可谓前无古人的思想史、美术史杰作。其体量之庞大，创作时间之漫长，都不能不令人觉出某种充弥天地的神圣的使命感。这是真正的存亡继绝之作。这是一位中华文明的托命人。
——就这样，他成了我的鼓舞者，或者我们成为彼此的鼓舞者
王康自我定位于“民间思想家”。“民间”二字，首先是一种反抗的姿势：与宫廷、体制划清界限，自绝于经济仕途、学院翰林。王康在自己的街垒上竖起了这面闪亮的旗帜，在其自诩自得背后，可以隐约感觉到一种战斗的渴望和独傲群雄的孤愤。某次，他的一位听众向演讲主持者曾子墨提议道：“可否今后在介绍王康时冠以‘学者’二字即可，因为思想家当然在民间，难道官方有思想家吗？”——笑喷！斜刺里杀来一枪！我以为，在更深一层意义上，“民间”即“礼失而求诸野”的那个“野”。只不过王康比古人的眼界更开阔，把这个“野”划出了中国。他对思想史广有涉猎，但主要关注点在俄罗斯。凡听过他俄罗斯演讲的人，无不为他的思想、激情与非凡的记忆力所打动。思想史、文学史、宗教史上那么多人物、著作，信口拈来，如数家珍，甚至记得流亡者在欧洲的门牌号码，记得殉难者的墓号。他可以从任何一个细节讲起，比如小白桦树梢上的白嘴鸦、绞刑架下最后的亲吻、女人头上的一朵小黄花。他可以从荒野上一个小小的十字架、或是伏尔加河上少年纤夫迷惘的眼神、甚至一声叹息一片落叶开始，一直讲到俄罗斯社会史、宗教史、精神史，涵盖无数的事件和人物。这种能力，就不仅仅是记忆力、学问智慧可完全解释的了。——感情，这里面倾注了深深的感情。
有作家从俄国回来，用异常华美、诗意盎然的词语盛赞俄罗斯，那个辽远寒冷刚获自由的眼神迷离的国度，叮嘱道：康兄，你可得去一趟！在《我的精神麦加》里，王康答道：
不知去过多少次了，早已是他们的常客。在莫斯科大学恢宏的廊柱下，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宅第的角落，在通往弗拉基米尔大道的驿站口，在近卫兵临刑的早上，在茨维塔耶娃走向上帝的那个小镇，在只有俄国才有的那些秘密、私下和公开的精神集市中…… 这些俄国人的眼光多么奇妙！充满忧伤但决不黯澹，耽于深思又如冰凝雪积，他们似乎看到世界的尽头，却一代接一代搀扶着走进骷髅地（郑注：耶稣钉十字架之地），穿越无边无际的苦难“瀚海”。我多么熟悉他们的表情，手势，用语：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们额角的转折面直接闪烁着从古代希腊神庙放射出的光辉，别林斯基、索尔仁尼琴瘦削的脸颊比黑格尔、谢林还适宜登台宣讲，托尔斯泰如果愿意，他足有三十年时间走遍俄罗斯，创立一个新的教派。我洞悉列宾创作《伏尔加纤夫》、克拉姆斯科伊为“荒漠中的基督”抹上“第一道晨曦”时手指颤抖的心情，我甚至感受到俄国天才、先知和圣徒们心脏收紧，血脉贲张，瞳孔扩大时的速度、力量…… 不过我承认，越在意向上临近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的斯芬克斯就越加遥远、陌生、神秘。
有人讥讽：此人从未去过俄国，不懂俄语，他那点关于俄罗斯的知识全靠剽窃俄文翻译界。“此言不虚。”王康如是答复，“何止于王康，多少中国人迷上俄国，甚而当作自己的迦南之地，不都通过他人的译笔、眼光和尺度？”但王康绝非“二道贩子”，他有独到的深刻，这深刻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他不是翻译家但是思想家，也不是旅行家或旅游散文作家。或可称导游，那也是精神的向导，如但丁漫游地狱、炼狱时的向导维吉尔，又如他最后在伊甸园里的引导者、救赎者贝缇丽彩。
作为一个不懂俄语，至今无缘踏上俄国大地的人，对十九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派与西欧派、民粹主义、民意党人，对赫尔岑、巴枯宁、索罗维约夫、托尔斯泰等，我比以赛亚•柏林等人更瞩意于俄罗斯弥赛亚主义关于真理、自由和救赎精神的求索；对二十世纪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悲剧人生和自由呐喊，我由衷地赞颂和向往。我已尽其所能地对俄国蒙受的苦难、罪孽和不幸深致过同情、谴责和祈祷。我还提醒我的同胞，关注俄国两百年间体现的伟大历史法则：保持自由与专制之间的对峙和抗衡。其中最可给中国以启示者，是俄国自由运动史诗般的救赎精神、牺牲意志和浪漫情怀，对于日益世俗化、功利至上和亵渎神圣的中国，俄国的启示甚至高过西方。
——《并非俄罗斯的经典思维》
——王康对俄罗斯情有独钟。
为什么是俄罗斯？因为“俄国总是面对自己的黑暗、愚昧、专制、不幸、苦难、罪恶，只有俄罗斯，才以一代又一代的鲜血、悲伤、迷惘和祈祷走向救赎。”
为什么只有俄罗斯？对于与“新中国”大致同龄的那一代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俄罗斯以她少女般的文学、绘画、音乐神秘地诱惑了我们，成为我们初恋的情人。而在王康，则成了永恒的情人：除了为她在文学艺术思想宗教中所渗透的“救赎精神、牺牲意志和浪漫情怀”所感动，所召唤，还有另一个因素、一个尘世的使命——破解一个秘密，即苏俄帝国的崛起和崩溃。王康出生于1949年，是中华红色帝国的同龄人。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年之后，在忍受了无尽的苦役、饥饿、杀戮之后，中国人终于过迟地明白，苏俄所送来的是一个幽灵，是一场巨大而漫长的红色瘟疫。在一次访谈中，王康尖锐指出：“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迭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在《俄罗斯的启示》卷首语中，他开门见山地写道：
“帝国”是最有力、最危险、最无耻的诱惑。……从罗马帝国到拜占廷帝国到第三帝国到苏俄帝国，这些一度如日中天又轰然坍塌的庞然大物，已如烟逝去。……现在轮到东方这块土地这伙人君了。一个大帝国正在笼罩，它可利用的物事太多，它的借口，它的创伤，它的劫难，它的经历、智慧、危难……都足以建造一个新的帝国……
大约是从1989年那些血腥的日子后，“帝国”成为王康思考中国和人类命运的关键词、核心。他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呼吁：抵御“帝国”的诱惑！他指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以贯之两千多年不易不移的亚细亚专制传统仍然具有深厚的血统和法统基础，中国转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红色黄种人罗马帝国的前景，一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巨型国家利维坦，正在成为21世纪的世界性可能，成为世界危机的渊薮。
……最需自我警惕和抵御的，是建立大帝国的诱惑，军国主义是建立大帝国的必由之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最深陷阱最大危机，就是建立一个现代中华红色帝国。刚才我提到德国和日本的前车之鉴，一定要成为我们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现在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缘由、理据和条件已远远超过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这个诱惑极其巨大……
——《我们时代的历史》
当他尚身处帝国的恐怖阴影中时，便无畏地宣称：“如果在这片土地上终于迎来大帝国的旭日，我作为它的预言者和目击者，将不会省却言辞去正视和面对它，而我却首先要诅咒它，首先预告它的崩溃。”
在抗拒红色大帝国的奋斗中，王康找到了一位伟大的先行者、鼓舞者——索尔仁尼琴。可以说，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就是与红色大帝国浴血奋战的一生。他经历了地狱般的苦难，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那“牛犊顶橡树”式的无与伦比的英勇与深刻已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的里程碑。在他的生活与思想中，王康感觉到了一个与自己的契合点——灵魂——一切苦难皆源自于人类心灵的深处。在无神论、人类中心主义席卷世界的时代，索尔仁尼琴真诚地、绝不媚俗地提及上帝。
半个多世纪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听到很多老人提供他们对俄罗斯陷入巨大灾难之原因的解释：人们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
从那时起，我花了近五十年的时间，研究我们革命史；在这个过程中，我读了数百部书，收集了数百人的个人见证（经历），也已出版了自己的八部著述，清理动乱之后的废墟。但如果我今天被要求尽量简练地总结吞没了约 6000 万我们人民的那场破坏性革命的主要原因，除了重复，我无法说得更准确：人们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
——索尔仁尼琴获坦普尔顿奖答辞：《忘记上帝：走向古拉格的第一步》
在王康生命的宏大画面上，儒学无疑是浓重底色。其舅父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唐先生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甚至可称为“儒教”，其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王康家学渊源，是如何看待“儒教”与基督教、上帝呢？——有传承又加入了自己的新体会：“儒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完全可以和西方基督教以及现代文明对话，实现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东西文明遇合。”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被马列主义征服，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思想，难脱干系。“在反对纳粹和共产两大极权主义之斗争中，西方基督教与人道—自由—民主世界的贡献居功厥伟，远在中国之上”。（中原论儒期间致友人信）在这一认知之上，当代儒者“存亡继绝”之神圣使命与基督教弥赛亚救世精神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即：坚守人类基本价值，摧毁及阻止红色大帝国。
索尔仁尼琴在王康这里得到了最深刻的理解和呼应：
关于俄国20世纪的特殊噩运，向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社会环境，一种是精神、信仰、人性。前者固然能从“外部”解释俄国的命运，而只有后者才能真实地从“内部”揭示俄国的悲剧。
老索坚持，人类应该也真实地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它关于善、公义、怜悯、慈悲和爱的训诫具有绝对而永恒的性质。在老索心里，那就是《圣经》和耶酥。
老索以其一生的受难和创作证明，上帝不是抽像的教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疗救人类灵魂的源头活水。至少，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哲学的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人性的蜕变和堕落呈现出远比西方社会更加可悲的状态。20世纪发生在苏俄和中国等否弃神灵的国家的巨大祸乱，从根本上说，皆源于20世纪人类的特殊罪孽：现代迷狂。套用现代术语，一个至高的元逻辑已经宣告了20世纪现代迷狂的荒唐和破产；灵性之物高于任何物质状态，永恒之光终可彻照黑暗时代，天国临近的审判即一切专制帝国的覆灭。
至于老索对西方的批评，对自由、民主、多元、宪政的某种程度的漠视，其实从来只是“索尔仁尼琴局限”的伪命题。……老索在独自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凶残的专制帝国时，对人的命运、自由、尊严、价值、意义的纪录、见证、珍藏、揭示，祭奠和颂扬，远在任何西方自由斗士和现代作家之上。……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最终信奉的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这一古老而弥久长新的真理。
——《王康访谈录：纪念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
由此，王康的思想获得了神圣的维度。在民族和个人的痛苦中，把思想史升华为精神史、心灵史。
整整三年前，正是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这几天，我们一行七人远赴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拜谒索尔仁尼琴流亡时期的故居。小镇很小，居民仅1400上下，散居于100多平方公里的山林田野，250年历史，真是很宁静。索尔仁尼琴一家在这里买了一处农庄，居住了17年。在镇中的一座小教堂里，当地历史学会的负责人玛尔格•考菲尔德接待了我们。这座显然已经闲置的老教堂里摆满了当地的各种历史文物，其中相当部分是与索尔仁尼琴相关的书籍和照片。玛尔格说我们是来卡文迪什的第一批中国人，俄国人来的很多，但其中也有仇视索翁的，所以卡文迪什人总是很小心。最自然的问题是：索尔仁尼琴为什么选择在此定居？回答是：偏僻、可隐居、气候环境接近俄国。（在途中，同行的郭教授曾提及卡文迪什距佛蒙特大学不远，虽是常春藤大学中最小的，但收藏了最完整的俄国资料。我当即理解了，——索翁是冲佛蒙特大学来的。写《红轮》这种历史小说巨著，离开资料库是万万不能的。）在一次居民会议上，索翁解释说道：他选择此地是因为他不喜欢大城市而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乡村，喜欢漫长的冬季气候和下雪的天气，这让我想起了俄罗斯。他还为自己在宅地周围设置围栏而道歉，说他只想隐居写作，“我一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写作。”朴实的卡文迪什人立即理解了，并成为索尔仁尼琴隐居之地最忠诚的守护者：每当记者和游客们来此寻觅时，他们不是坦诚拒绝，就是指出相反的方向。这样，此地荣获了另一称号——“卡文迪什要塞”。
在玛尔格女士的介绍中，我们想捕捉一切细节。索翁很热情，并非外间传说的那个板着脸的威严的先知。一次邻居火灾，他邀请他们全家到自己庄园来住，甚至准备让出他的写作房（主宅旁一座孤立的三层小楼）。英文口语不如阅读，口音浓重，曾与一位当地人长谈一夜。有一间属于他专用的祈祷室，挂有东正教圣像。——这就对了。写作《古拉格群岛》和《红轮》的作家，怎可能没有热情与信仰！我们看到了那张著名的照片：三个童稚的男孩儿骑在一块黑色大石上，索尔仁尼琴居后，俯下身躯以双臂扶持。背景是池塘水面、草地和远处的杂树林。这是一个骑马游戏，父亲一遍遍告诉儿子们：这是一匹有魔力的神马，当俄罗斯真正自由时它会醒过来，展开如风的羽翼载他们回家。
神话变真，当自由降临俄罗斯大地时，索尔仁尼琴返回了祖国。75岁的索尔仁尼琴和邻居们告别时说，流亡永远是辛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象会有一个比卡文迪什镇更美好的地方。老流亡者已归去，但这块温情脉脉的土地上，“卡文迪什要塞”的神话仍在延续：小镇居民还是坚守着索氏庄园的秘密。玛尔格为我们的虔诚感动，破例带我们驾车“经过”。记得那时节木叶如火，微雨中一条乡间土路，天上是封了顶的金色树冠，地上是同样辉煌的落叶。路左的林子里，有连绵的铁丝网，不时可见悬挂其上的“私人领地，禁止擅闯”牌子。领路车连续闪了几下刹车灯，减缓了车速。就是这里了：两棵粗壮的白桦树之间是紧闭的铁丝网大门，门后，有土路弯曲着通往树林深处……
遥远地，我们窥见了索尔仁尼琴的背影。
既然是随感，就还想说几句遭人诟病的“宏大叙事”、“宏词大句”。“宏大叙事”是有的，如《浩气长流》巨画和《孔子》电视剧系列，那是题材所要求的，非如此不可。而且，在王康看来，“元叙事”、“宏大叙事”尽为帝国霸占，所谓“微叙事”、“个人化叙事”，早已泛滥下贱不堪，不过“现代奴性叙事”而已。《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神曲》和《古拉格群岛》式的叙事不出，中国就剩腐败邪恶一途。至于“宏词大句”，在我看来却是没有的，更没有故意制造新奇的概念、范畴、词汇以显高深莫测，只不过不惧怕使用人类古已有之，如今国人因躲避崇高而丢弃了的那些词汇，诸如信仰、虔敬、圣洁、本质、不朽、永恒、拯救、复活、高贵、灵魂、圣地、信念、史诗、忏悔、神性、启示、祈祷、道德、崇高等等。这些词汇所环绕所指称的那个实存体，正是人类思维无法追忆的遥远而永恒的精神原点。王康赠我一幅索尔仁尼琴炭笔肖像，他自己画的。空白处题写了一句索氏语录：“作家，就需要洞悉人类心灵和良知的秘密，洞悉生与死的冲突，洞悉战胜精神苦楚的通道，洞悉那些全人类通用的法则，这些法则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只有当太阳殒灭时才会消亡。”——正是这样，在王康思想的苍穹下，所有这些光华熠熠的词汇都围绕着永恒的太阳旋转，使渴望者迷醉震撼，使久已习惯黑暗的人们头晕目眩。
大儒张载有“四不朽”传世，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窃以为前两句不宜评价人事，否则就僭越了。那是创世者的事，无人能担当起。但后两句，王康当之无愧。
我把普希金《致恰达耶夫》改了两个字，转致王康：
朋友，你要相信，
中国会从沉睡中醒来，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人们会记下我们的名字。
——当然，还会有另一种可能：在暴政的废墟上，被吊起来焚烧。在卡文迪什那座小教堂里，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一群年轻的俄国人在古拉格纪念馆前焚烧索尔仁尼琴偶像，怪罪他摧毁了伟大的苏联。我以为这是索翁的荣耀。能分享这种荣耀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不一定对，权作随感、附笔。
2019年10月27日于维吉尼亚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May 27,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