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裡是思想的盛宴，這裡是學術的殿堂。現代新儒家自梁漱溟開派以後得到了持續不斷的發展，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成了中國現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今在中國不斷崛起的背景之下，儒學受到了世界性的關注，現代新儒家在儒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再一次被人們提起。從傳統儒學到現代儒學，儒學的核心價值得到了怎樣的沿襲和發展？現代新儒學經歷過的爭議困惑又是由何而來？未來前途又會怎麼樣？有關這些問題，今天我們邀請到了著名的民間學者王康先生，讓我們掌聲歡迎。
那麼下面我們看一下大螢幕，一個介紹王康先生的短片。
王康小傳
晚孔子2500年生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三十而學，六十而立，天命未盡解，人世已略知。大學時即組織儒學小組，以恢復中華再造共和自命，深信東西方文明正面遇合之時，便是中國新生世界和諧之日。
孔子所創儒家成為中國人心性道德基礎
主持人：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已經有90年過去了，那麼“五四運動”以後在中國產生了三大影響中國的這個思潮，一個就是激進主義、一個就是自由主義，還有一個就是被稱為保守主義的這個新儒家。過去一直認為這個三大思潮是彼此是水火不容的，但是現在也有一種新的觀點認為，它們其實這三大思潮可能是在一個中國思想文化爭論的一個共同的框架裡頭，是一個互動，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嘉賓：孔子開創的中國的儒家的作為中國一個心性道德的這麼一個本體論的哲學，把它作為一個背景和基礎。就像宋明理學一樣，把佛學和道家儒釋道三家，進行一種綜攝，然後產生出宋明理學，中國文化第二次高峰吧。現在如果有這種可能性的話，我覺得它的本體的它的背景的基準的可能是儒學作為基礎，因為它是相容並包的，它是道並行不悖的，它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總而言之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
我不是說自由主義或者是激進主義不具備這些素質，但是儒家作為中國本土的文化幾千年以來，它本身的它的哲學的精義或者它的歷史的記錄，它可以做這個基礎和背景。
主持人：為什麼在進入現代以後，很多的這個學人包括一些思想界的一些人士，都會把中國的這個過去的這種所謂這個裹足不前，包括中國沒有趕上現代化的步伐或者中國沒有成功地進行現代化的轉型的責任會算到儒家身上？
嘉賓：這是“五四”的一個很經典的表述。中國如果要完成現代轉型，那麼他必須厚今薄古，他必須進行全盤的重新的懷疑和批判和反傳統。現在持這種理論的人可能是越來越少，在90年的風風雨雨一個最大的我們付出了很高昂的代價得出了一個最大的一個正面的結論就是，傳統和現代肯定不是對立的。古代和今天東方和西方絕對不是完全衝突水火不容的。恰恰相反，尤其待會兒我們講到那儒家的，從儒家的觀點來看，古今中外它是某種意義上它是多元一體的，它是渾然一致的，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那些成分。
主持人：那麼儒家為什麼新儒家會有這樣一種相容並包的一種理性，它並不決絕地去反對自由主義，甚至它對激進主義都採取了某種一定的寬容的立場？
嘉賓：儒家的自信，一個是來自它兩千多年的它的歷史記錄，一個是儒家知識份子內在的一種擔當精神。哪怕在極其孤絕的情況下，像梁漱溟、熊梁這些老先生們，都是極有自信的。更重要的是就是現代化的記錄本身，讓儒家們有了一些希望和底氣。比如兩次世界大戰、比如冷戰、比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一系列東西某種意義上都是跟儒家的主張相背離的。因此在儒家來看不僅僅是不能背棄傳統，而且恰恰相反中國的傳統極富現代性。
而現代文明尤其是西方的文明已經顯示了很深刻的危機了，斯賓格勒寫的《西方的沒落》，他們西方人早就在檢討，而且很深刻了。亨廷頓的那個《文明的衝突》也包含這個意思。儒家也早就來提出這個告誡了，尤其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畢竟不是西方，中國在吸納西方的這個過程裡邊付出的代價很高，走的彎路不少，那麼這個時候聽聽儒家的先賢們的那些聰明的無私的告誡，至少是有好處的。最重要的是從梁漱溟先生開始，他們就一直認為，將來世界文化要得力于中國文化的復興，那當然其中有很多的闡述和轉換。
主持人：那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儒學在中國的復興從80年代後期開始，其實從海外開始浸潤重返大陸。那麼這樣一個復興的運動，在您看起來的話是不是覺得和當年唐君毅先生他們飄零到海外的時候，那樣一種比較悽惶淒涼的狀態相比，你感覺到是不是有點，這個有一種好像隔世之慨。
嘉賓：錢穆、張君勱、唐君毅他們1949年漂流到海外避走港臺的時候，那個心情按他們的話是“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現在過了60年剛剛一個一個甲子多一點點，整個的中國的在接納儒學，接納孔子的那些智慧的時候現在已經沒有障礙，不管是哪種意義上的障礙，包括法律、政治的障礙，意識形態都沒有了。這是一個很深刻的變化，我特別要強調而且這種變化正在進行當中。我還會預言它正在方興未艾，它才開始。
主持人：在這裡說一下唐君毅是王康的親舅舅。唐君毅老先生當年在臺灣的時候，他預言儒學的返本開新就會從海外逐漸地在某一個歷史時間段裡頭，會重返大陸。現在看起來他的預言是實現了。好了，下面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歡迎王康先生給我們演講，他今天演講的主題就是“從花果飄零到返本開新”大家歡迎。
導視：
時世演變，傳統儒學遭遇現代社會，命運如何？
世事無常，西方文化與東方文明重新遇合，前景如何？
現代新儒家，在亂世變局中沉思，感悟出什麼？
風雨滄桑巨劫奇變，新儒學篳路襤褸，堅守著什麼？
著名民間學者，思想家王康做客世紀大講堂，神情講述《從花果飄零到返本開新》
嘉賓：“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後，1919年之後中國的現代新儒家他們所走的將近90年的這個路程，它既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又是一個震撼人心的，又是一個讓人非常沉重的這麼一個完整的過程。
我先談一下人人都知道的一些的歷史的表像。西元前221年秦始皇開始焚書坑儒，過了2917年，孔子被世界的最權威的著作給予極高的評價，有兩書，1988年，一個是美國的《世界名人大辭典》，一個是英國的《人民年鑒》，兩本書推選了“十大思想家”全世界範圍內的，孔子在兩本書中均居首位。
我們四川的那個無行文人吳虞1919年在《新青年》發表文章，第一次喊出打倒孔家店。過了六七十年，瑞典的一個天文學家漢斯·阿爾文，在巴黎的世界諾貝爾獲獎者首屆大會上公開地呼籲，如果人類到21世紀要存在下去，那麼他們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之前向孔夫子請教，吸收他的智慧。
我所舉這些例子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對孔子對儒家的這麼高度的評價恰恰不是他的同胞們，而是西方的，而是國際性的組織。但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中國的執政黨，終於公開地提出來，“全面地建設小康社會”，鄭重地承諾要為這個目標而奮鬥。相繼又提出來了：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等。
這是一個歷史的巨大的深刻的，而且正在變化的這種進步和改觀。
儒家通過與佛道融合建立絕對道德主體
那麼我們談到中國現代新儒家，這個“現代”兩個字顯然是個時間概念，這個現代指的是，以匯通中西，轉化和實現中國儒家學說的現代化而奮鬥的一個儒家學派。這個學派是上承融匯佛老重建孔孟道統的宋明儒學這個傳統。
1937年沈有鼎先生在“中國哲學會第三屆聯合會”上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哲學今天的開展》。他把中國的文化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夏、商、周三代到秦漢的，這是第一期文化。這個第一期文化是以儒家的窮性盡理的哲學為命脈的；第二期是魏晉六朝隋唐一直到宋元明清的這個時期發生的，它是以道家的返本開新作為它的命脈來展開；第三期文化沈有鼎先生認為是，1919年之後的以儒學的自覺和復興為動因的，這個文化正在展開。
50年代牟宗三先生曾經在一本書裡面叫做《儒家學術的發展及其使命》裡邊也曾經提到所謂這個三期文化。他認為第一期文化是由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完成的，它主要是一個塑造典型的時代，它的效應就是漢帝國的建構。那麼第二期就是宋明諸子，周敦頤、張載、二陳、陸九淵、王陽明，這些宋明諸先生們經過600年的對於佛老的這種跟佛家道家的這種辯難、批判、滲透、融合，然後完成了道德的絕對主體性的建立，它的效應就是移風易俗，培育和強化內聖的哲學。第三期，牟宗三認為就是他所屬的這個時代，那就是在中國儒家精神道德文化的基礎上，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完成民主建國的事業。
中國現代的儒學如果和第一期的或者第二期的或先秦儒學或者宋明理學如果要比較的話，它有很大的不一樣。孔子開創的這個儒學它帶領著中國的“九流百家”的這個潮流，後來對日本對朝鮮對越南對東南亞國家影響巨大，那可以說儒家肯定是東亞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盟主。18世紀遠紹歐洲，助成了歐洲的“啟蒙運動”。宋明理學是在民族危亡，佛老氾濫的情況下，士大夫士氣不振的時候融匯了佛老之後重建的孔孟的心性之學。
現代新儒家面臨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第一個是第二期的新儒家宋明理學，他們雖然和印度傳過來的佛家有衝突、有分歧、有對立，但是這種對立分歧和衝突是在整個東方中印兩大民族的這個範圍之內的。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佛家的很多觀念、很多價值甚至很多術語和道家的、和名家的、和陰陽家的、和墨家的，甚至和儒家的有很多重疊的地方，他們的交融不是太困難的地方，他們在根本上不會衝突。
那麼現代新儒家面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首先就是面臨歐風美雨、西學東漸。這個西學可不是宋明理學所面臨的佛學了。經過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社會政治大革命一直到地理大發現，新儒家在“五四運動”左右產生的時候西方已經開始，已經基本上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都面臨著西方的強勢的挑戰，中國不過是這個挑戰過程的一個部分，當然我們特別艱難。
這種挑戰對新儒家意味著什麼？首先新儒家面臨著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雙重合擊。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都反儒都批孔，但他們並不是像林毓生所說的全盤的反傳統，不是，對道家、對佛家、對名家、陰陽兵家農家都不反，他們只反儒家。中國的自由主義它外面有整個西方自由主義的學理上的支撐，也有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英美派的實際上的支持。那麼中國的激進主義或者上升為馬列主義，在外有蘇聯作為一個整個國家的支持，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這種呼應，在國內有中共的武裝鬥爭和強大的左翼力量的支撐。而作為保守主義核心的儒家，那完全是孤獨的。儘管這個保守主義不僅僅是儒家。《東方雜誌》主編主張中西衝突裡面的“持中調和”的杜亞泉，寫了那個《歐遊心影錄》，主張東方救世主義的梁啟超，以及像《學衡雜誌》的吳宓、梅光迪他們，他們也是用西方的理論來維護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儒家，現代新儒家是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雙方夾擊的唯一的最重要的物件。
當時儒家的處境絕不是杜維明所說的那八個字：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它不是淡薄的問題，它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在這個背景下面，中國的現代新儒家是做獅子吼，是絕地而生。
剛才提到自由主義也好，激進主義也好，它是世界範圍內的強大思潮。某種意義上，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代表了整個西方對中國的整體的意欲和一種想像或一種希望。希望把中國改造成要麼西方式的國家，要麼蘇俄式的國家。只有儒家，現代新儒家堅持，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有它的內在根據，必須建立在中國的傳統道德、心性文化精神的基礎之上。那麼當然還是一種所謂中學為本，這個本位他們是不會擺脫的。
在這種情況下，儒家的處境我們現在來回顧90多年以來，某種意義上就代表了中華民族的這種民族性、國家性，最根本的特性能不能保住。從更寬泛的意義來說，就是整個世界現代化，西方的這種強勢文化，西方的整個現代的這一套理論，在中國會以什麼形態來出現？或者中國對西方的整個現代的這種強勢的這種擴張和進入採取何種態度？如果是自由主義的那就是全盤西化，如果是激進主義的那就是全盤蘇化。不管西化也好蘇化也好，中國人就喪失了中國人的本性，喪失了中國人的特質，喪失了中國之為中國，中國文化之為文化的一個基礎。同時也使人類的整個現代化裡邊，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命脈。
中國現代新儒家大體上可以和中國的歷史聯繫在一起。從1919年到1949年這30年間可以看做現代新儒家的第一階段，這也是中國歷史文化大爭論的30年。儘管反復地被兩次世界大戰、被十月革命、被國共兩次內戰以及抗日戰爭所打斷，但實際上中國的歷史文化的大的爭論一直在進行。
第二個階段應該是從1949年到1978年，1978年唐君毅在香港去世，導致了一場“悼唐風波”。唐君毅去世之後媒體發表了很多文章在悼念他，也有批評唐君毅的，然後雙方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稱為“悼唐風波”將近30年。第三階段應該是1979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大概就是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將近30年。這三個階段恰恰也是中國歷史20世紀歷史到現在為止的比較完整的、比較獨立的也有內在聯繫的三個歷史階段。
王康：梁漱溟學貫中西印文化開創“新儒家”
那麼第一個階段它的代表人物，開啟山林的人物首先是梁漱溟。
梁漱溟
最後一名唐吉訶德式的儒家大丈夫
中西印三大文明路向的問道人
擁有世界聲譽的現代儒家聖賢
梁漱溟到北大去任教的時候，第一天他就問蔡元培，說蔡先生你們對孔子的態度怎麼樣，持何態度？蔡校長就告訴說，蔡元培沉吟了一會兒才說，我們也不反對孔子。梁漱溟馬上就說，我在北大來就只是為孔子和釋迦為他們發揮的，其他我統統都沒有興趣。
1921年他發表了新儒家的開山之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本書後來被很多不瞭解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人嘲笑，但是在當時它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本書發表之後全國有100多篇文章有十幾本小冊子來批判它反對它來和它論戰，而且被翻譯成12國文字4次再版。世界哲學界都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出現的第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足以讓西方的思想家們認真地來看一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說來好像也很簡單，梁先生把中西印三種文化，把它歸為三類，都是人類生存、人類精神的一種表現。
梁漱溟深受唯識學的影響，他們這一代對佛家都不陌生。梁漱溟認為只有中國的調和持中的儒家的這個態度是最合理的。印度的向後轉身的這種路徑這種路向太消極太虛無，西方的一味地向前追逐，將來會產生很多危機和很多煩惱，只有中國調和持中的儒家這種態度是最合理的。所以他說他一生的研究，他人生的目的就是勸導中國和世界走儒家的路，走至美至好的孔子的路。
梁漱溟，他是一個一生宗奉孔子和儒家的人物，他是高度的言行合一的人物。儒家的學者必須完成人生和道德的實踐，他不能離開這個社會、這個歷史。文化大革命結束，梁先生居然以90歲的高齡重登講壇宣講中國文化。以我的這個陋見，世界思想史上、中國思想史上沒有這種奇觀。而且把他的《人心與人生》、《中國學術概觀》兩本書又重新出版。像梁先生這種純粹的儒家知識份子，給我們的啟示太多了。
梁先生的終身摯友也是他北大的同事就是熊十力先生，是新儒家的另一位開啟山林的人物。
熊十力
形上體系和道德本體論的創立者
中國現代儒學的啟導人物
中國千年以降最具原創性的儒家哲人
熊十力先生是湖北黃岡人，18歲就參加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失敗之後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戰爭，一直到1918年他才猛然發現那些革命黨人爭權奪利，革命終無善果。他就猛然告誡自己必須全力地投入學術，給人群以“正見”。從那個時候開始，熊先生一直到84歲高齡離開人世，從來沒有一天懈怠過。
熊先生在中國現代新儒家的貢獻，最根本的是他把哲學本體論建立在孔孟的心性之學的基礎之上，他為現代新儒家建立了一個道德本體的一個系統。他所說的這個本體指的是即是心又是外在，無二分別。所以熊先生就說這個本體這個體，它也不是虛寂不動的，它就是所謂中國《大易》的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這樣熊十力就賦予了這個宇宙和生命本體一種倫理的意義、一種能動的意義，這實際上是儒家的君子人格的一種表述。在那個時候熊十力這種生命本體、道德本體的建立，對於新儒家意味著什麼？
因為新儒家是面臨著排山倒海的文化危機，為什麼新儒家始終向宋明儒向他們去請教？最根本的是這個情況下中國現代新儒家極其孤獨的時候，什麼力量都沒有的時候，他們只能重建內聖的工夫，他們必須把道德本體建立起來，這個工夫如果完成不了，儒家要救世談都談不上。那麼熊先生的這個道德本體論把哲學本體建立在心學的基礎上，他為後來的新儒家又建立了一個能穩住自我，而且能夠把有限的自我注入無限的圓融的大生命的這麼一個開始。
熊先生可以說是現代新儒家的一個在哲學本體論上的一個啟導性的核心人物。他跟梁先生約有不同，梁先生是更關注文化跟社會的問題，他更關心的是形而上和道德本體的問題。這兩個人物是新儒家的像父親一般的開啟山林的人物，而且他們倆人的一生，他們的道德、他們的為人、他們的人生的全部的記錄都很光明，都很了不起。
下面我要談有四個人，熊、梁是沒有留洋的也不懂什麼外語，但是現代新儒家絕對不是抱殘守缺的冬烘先生。你比如張君勱、馮友蘭、賀鱗、方東美，這四個先生，他們就是對西方文化非常瞭解的，而且直接到過西方，受過專業的西方哲學訓練的人物，他們仍然皈依儒家。
張君勱，這是一個一生徘徊在政治和學術之間的人物，也是個傳奇般的人物。
張君勱
引領20世紀人生觀和科玄之爭
中國現代憲政思想開路先鋒
終身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儒家君子
1921年他陪同梁啟超遊歷歐洲，親自拜會了德國的大哲學家倭伊鏗和法國大哲柏格森。張君勱是北洋政府的重要的領導人物之一，而且他是中國政治大學的開創者，他是校長。他3是中國國家社會黨的創立者，國社黨的創立者，他是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他也是1945年中國政府代表團遠赴紐約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主要代表。1949年之後張君勱離開大陸，他在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去宣傳儒學。
馮友蘭
會通東西，舊邦新命
與時偕行，為道屢遷
現代新理學創立者
馮友蘭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親自受過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和新實在主義的一個權威人士蒙塔古的薰陶。馮友蘭先生是1949年之後非常惹眼的中國哲學界的人物。陳榮捷先生在50年代曾經出了一本書叫《中國宗教的發展》，第一次承認馮友蘭不管他的政治立場有多少變化，但他在30年代他所發表的《貞元六書》、他所開創的新理學仍然是現代新儒家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範疇，他是現代新儒家的一個重鎮之一。
賀鱗
貴神人而一物我超時空而齊後先
黑格爾的中國傳人
現代新心學創立者
賀麟先生因為嚮往德國古典哲學，居然從哈佛大學又轉學到了柏林大學，一輩子以研究、傳播和弘揚黑格爾哲學為使命。但賀鱗最大的一個貢獻主要是翻譯和介紹西方的哲學著作。49年之後，賀鱗先生一度還自稱自己是唯心主義者，他被稱為“中國的費希特”。但是他在歷次政治運動裡邊，賀鱗先生也有些自我批判也批判儒家，後來他乾脆放棄掉一些哲學的思考和寫作，專事翻譯黑格爾的《小邏輯》、《歷史演講錄》等等主要是他翻譯的，他是《黑格爾全集》編輯委員會的名譽主席。這位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也飽受衝擊，但是他總能以一個哲學家的冷靜和理性面對邪惡。
方東美
由西方返歸東方
融匯儒釋道屬意真善美
中國現代生命哲學創立者
方東美是個才子，是安徽方苞那個望族的後代，18歲就在金陵大學組織了一個學生團體叫“中國哲學會”。19歲杜威到南京講學，他19歲就是向杜威表示致歡迎辭的代表。1921年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學哲學、學柏格森的哲學。
方東美先生他是一個高度西化的知識份子，但是在抗戰期間他曾經就只講中國的傳統文化。他這種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被激發起來。方先生是口才極好，他在東西方哲學家會議裡面發表的演講傾倒了很多西方哲學家，尤其是日本的鈴木大拙，日本哲學家的泰斗，對他是佩服得要命。他也經常用英語向世界講述儒家學術。
第二代新儒家，1949年不僅僅是改姓移號江山易手不僅僅是這樣的，它意味著所謂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國的傳統的文化到了1949年，尤其儒家文化，它的合法地位或者它的正宗地位不復存在，它賴以存在的社會結構、社會本身都被摧毀，把它犁庭掃穴，既沒有土地也沒有屋頂。
相反中國從1911年辛亥革命“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一直到抗戰中國成為世界四大國（之一），成為聯合國締約國，再度恢復中華之後，但是因為國共內戰，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國共走向內戰，最後經過蘇聯領導人改變的西方的最激進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昇華為國家學說。這個時候一批中國文化的孤臣孽子避走港臺，流亡海外，這也是第二代的新儒家的知識份子們，比他們的第一代又有完全不同的環境。
首先他們到的是比如香港，那是英國的殖民地，中國的文化基本上在那兒沒有根。第二他們作為流亡者，他們離開中國文化的母體，他們只能在一個作為文化殖民地的香港在那個地方重新為捍衛中國的文化，復興中國的文化而奮鬥，其艱難可想而知。
但是第二代新儒家在第一代新儒家的這個道德本體的建立的基礎上，他們沒有辜負時代，他們建立在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龐大的極富中國智慧和時代良知的這麼一個哲學體系。我待會會簡單說一下。
王康：儒家道統已被確立 政統學統有待開發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康先生精彩的演講
我們中國常說我們20世紀中西文化的融合，包括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西方的思想的這個中國化。其實在新儒家這個地方其實也一直在做這樣一個思想的融攝的工作，就是盡可能地援西入儒，然後盡可能地把一種新學的東西，西學的東西加以儒化，這就是新儒家之所新的地方。那麼在援西入儒把西學教育儒化方面，您覺得這個新儒家做得最好的是哪一方面？
嘉賓：做得最不成功的是表面的，就是民主和科學始終儒家，他們實際上承認中國的文化組織裡邊有這個……
主持人：有。
嘉賓：但是做得太不好，基本上沒有做。做得最好的應該是他們後來，尤其是賀鱗先生在40年代就開始鼓吹的，就是中國的儒家向西方學習主要三種形式：一個是基督教的犧牲精神、拯救意識，一個是希臘的科學態度、一個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後的批判品性。
這個儒家他們基本上是按照這個路子走過來了，但是儒家是要建立的是首先是道統，它的政統和學統，它始終沒有開發出來。這個我覺得不是這些先生們他們沒有意識到，而是他們完全沒有這種可能性，因為在道德和和人生實踐的過程裡面，他們的舞臺太小，他們基本上是學院派的人物。
主持人：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您剛才說到這個道統、學統和政統，我覺得這個是牟宗三先生他所謂的三統說，他把這一個他整個的新儒學最後他歸結為這個三統，也就是把內聖和外王變成三統。道統的話呢其實就是內聖，就是講的是我們中國的哲學特別是儒家的哲學早就在世界的這一個思想史上在世界的文明史上，已經開出了一個極高的一個道德的聖賢境界，在這一點上這個道統的境界是無古今中外之分的，它是永遠的是普世的。在這一點上的話呢，我們中國沒有所謂需要援西入儒的這樣一個可能性。但是他也確實承認，我們中國的學問特別是儒家，在學統和政統上頭有極大的欠缺。
那麼在這一點上他覺得恰恰是我們現在的新儒學或者中國以後的自己的新的文化生命需要進行開掘的地方。但是他們您剛剛說了他們是秀才，他們是知識份子，他們只能去說這個事情。但是學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中國的知識份子一起去做的，去養成一種新的一種學統的精神，政統那是一個政治實踐，那麼在這一點上頭他們只能指望于未來。
嘉賓：其實他們這種悲劇也好或者就無奈也好，孔子就已經開始了。孔子周遊列國一樣地到處碰壁嘛。
主持人：對。
嘉賓：如喪家之犬一樣，但是這也是儒家的精彩之處。所謂“五四”，後來林毓生他們所說的所謂文化決定論，你說這些知識份子們他們承擔的他們的角色他們就是建立道統。
主持人：對。
嘉賓：他們如果這個道統很幸運，剛好能夠延伸出政統，就是政治人物能夠接受，就像那個君士坦丁大帝一樣接受基督教為國教，那當然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不可能就苛刻地要求秀才們要做這個事情，其實文化決定論僅僅是儒家知識份子，其實自由派和激進主義都不完全是文化絕定論。那個激進主義絕對要掌握最高國家權利，政治權利、經濟發展等等等等這些遠比文化更重要。自由主義其實也是接近如此，只有這個儒家學問他們真是迂腐，他們就相信這一點，他們在書齋裡邊的苦思冥想的，他們內心體驗的這個大道這個真理，應該所有的人都能夠接受，因為對他們有好處。這個過程裡面就是他們始終沒有開出，除了生命道德本體之外，所謂政治本體、知識本體、經濟本體、甚至實用的本體，他們不是沒有意識到，這種無奈我覺得會永遠地存在。
主持人：好，下面我們進入現場提問。
提問：王康老師您好，我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宗教的影響力在於它的彼岸世界，因為有了彼岸世界才對人有約束，從他的行為、從他的思維到他的行為。那麼如果我們要在中國實行這個新儒學或者新儒教的復興，我們的路徑是什麼？謝謝
嘉賓：儒家雖然不是一種宗教，但是儒家極富宗教感。宗教的情懷真正的儒者是完全有的。不管梁漱溟也好、熊十力也好、唐君毅也好，他們對基督教對佛教都懷著極大的敬意.
中國最高的境界是天德合流，是天人在最高意義上的在終極意義上的一種同一，它當然也包括彼岸，但是絕不放棄此岸。某種意義上，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人怎知鬼，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一套，強調的是儒家的積極入世的關懷現實人生的這一方面。但是儒者關懷前生的那個此生和此岸，他也有一個背景。三代的文化到了儒家的時候，從原始的宗教已經關注到了天地上的天下的這個人生問題，但它不是沒有宗教傳統和宗教背景，這個裡邊儒家有大量的論述和人生的擔當和實踐。在這一點上實際剛才我還說了，我感到的儒家，尤其前兩代，有基督教的三大教義的其中的兩點，因信稱義和道成肉身，他們有極高的凡事能夠超越能夠擔當，能夠在不朽和永恆的背景裡邊來思考自己的人生問題，我覺得它就是一種宗教情懷了。但它又沒有一神教的惟我獨尊和異端審判的那種偏執性，它避免了這種宗教一神論、宗教不可避免的那些弊端。
至於你說具體的路徑我覺得這個儒家的它是一個某種意義上這種高度的積極入世，它是一種人生實踐和內心體驗的工夫，它不是一種現代所謂我們所謂的那種策劃、那種設計或者那種理性的一種預期它不是。
第二代新儒家無愧於歷史沒有交白卷
1949年之後在香港和臺灣開始了捍衛和復興中國文化的一場運動。這個運動坦率地說不可避免地有反共的色彩，不可避免地有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種指向。但是我基本上看完他們的所有著作，我覺得他們繼續走的仍然是熊、梁在大陸開創的第一代新儒家的那個道路，就是復興中國文化，重建孔孟的這個道統。然後來面對和解決中國的現代化，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這個前所未有的大難題。
他們是一代很純粹的知識份子，都是大學老師。熊、梁是第一代新儒家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第二代應該主要是唐、牟。唐君毅，《英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唐君毅是中國自朱熹、王陽明以來700年間最有成就的儒家哲學家。
唐君毅
中華人文意識宇宙巨人，
守死善道，畢生弘揚中華文化
全幅精神，純心融通人類價值
他晚年的一部著作叫《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這本書被認為是可以和柏拉圖的《理想國》、康得的《純粹理性批判》、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相媲美的一部了不起的哲學著作。
“花果飄零”這個概念是唐君毅提出來的。60年代前後東南亞各國，印尼、泰國、菲律賓、緬甸包括新加坡掀起了反華浪潮，華人社會一片驚恐，不管怎麼歸化怎麼表示忠誠都不行，受了很多虐待。同時香港本身是殖民地，大學老師聚會全是中國人絕對不講一句中文，都只講英文或者講其他的西方語言。臺灣自由派在臺灣公開呼籲老百姓，燒掉祖宗和孔子的牌位。香港中文大學，就是唐君毅本身所在那個大學，有一個政府送了一個孔子銅像，那個大學為了避免被人攻擊，居然把孔子銅像藏在地下室裡面。
1962年唐君毅在《祖國》雜誌發表一篇文章叫《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他這篇文章當時引起了很強烈的共鳴，《論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就像一個園裡面有一棵大樹摧折了，花果飄零，隨風散去。中國人在文化中國的心靈再也找不到一種凝攝自固的力量，只能寄託在他人的屋簷下，遮風避雨，求得苟安，花果飄零，非常沉痛。
唐君毅在香港的一個貢獻是，1958年唐君毅、徐複觀、牟宗三、張君勱這四個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發表了一篇宣言，叫做《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標題很長：“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命運的共同認識”，1958年元旦那一天發表出來。這個宣言被稱為是港臺新儒家的一個歷史性的宣言。
這個宣言特別提到，中國占人類四分之一，當時世界第三次大戰的呼聲，東西方都有這個呼聲，甚囂塵上，美國人確實也有想向中國釋放原子彈的，軍方有這種想法。
羅素先生在1957年曾經寫了一篇文章，說東西方，蘇美兩國可以做一筆交易，西方要承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他沒有說出來就是黃種人或者中國人他們就可以接受共產主義，來換取蘇聯從東德的撤出。德國人、日爾曼人、白種人，他們是天生的自由高貴的民族。這種文章對唐君毅他們刺激太深了，唐君毅他們就感到西方對中國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太不瞭解，誤解太深，所以寫了這麼一個文章。
這個宣言很長，大概我記得有幾條，第一就是強調中國的文化是一種活的生命，它是宇宙精神的一種客觀存在，中國是人類一部分。這種理論當然是西方聽得懂，科林武德那個英國新黑格爾主義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就很接受這個，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義大利的大思想家克羅齊，一切歷史是當代史，都能夠接受。
第一，中國的精神是一種活的生命；第二，中國的歷史是可久可遠的，這是植根于中國的文化當中；第三，希望西方的研究中國文化要有敬意和溫情，溫情和敬意多一分智慧和瞭解也就多一分；第四，中國的文化富含宗教意識，拯救的能力並不排斥基督教的這種宗教的情懷；第五，中國確實是短於西方近代的民主科學，但中國文化不反對西方，不反對這些。相反，發展科學和民主正是中國文化現代重建的一個內在的要求。
然後他們就提出來東西方文化應該互相平等、互相欣賞和互相尊重、互相交流。中國應該學習西方的希伯來的宗教精神、學習希臘的理性和科學精神、學習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的對人性的尊重，西方也應該瞭解東方的那種圓而神的智慧、當下即是的態度、天下一家的情懷和世界大同的理想等等。
這個宣言發表現在過去了50多年，應該坦率地說，應該公正地說，這個宣言所蘊含的所透露的這種儒家的這種理想和情懷，確實代表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這篇宣言如果我們把它聯繫到50多年以來，大陸也好、臺灣也好、香港也好這個社會演變，歷史的演變來看的話，它實際上道出了很多很多的它預見到很多很多的這個發展。應該說這些書生們是很天真，有些迂闊的地方，但是根本點上就是要求世界要求西方尊重中國的文化，在這一點上他們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文化的孤臣孽子。
唐君毅晚年這本《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寫得很苦，他也是著述等身，將近2000萬字的這個著述。我看他的書看得很困難，不可能全看，他的語言風格也不太適合閱讀。最後一本書出的時候他已經肺癌晚期了，在醫院裡邊，右手握筆左手拿一疊紙巾，改幾行字就吐一口血出來，然後把它揩掉。一直到他幾乎是去世之前大概一個禮拜，他這本書才出來。1978年的2月1號，他看見了北京《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為孔子誅少正卯辯誣的一篇文章，欣慰不已。唐君毅終於發現，大陸最權威的官方的報紙，終於出現了一篇為孔子辯誣的一篇文章，欣慰不已。他馬上就囑託他的夫人，把他所有的著作寄贈給他的母校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第二天溘然長逝。
牟宗三
上通道德本體下開人間現象
方繼孔孟心性義理外接康得形上哲學
三統並立現代新儒學集大成者
牟宗三性子很烈，他是一個智者型的一個新儒家。牟宗三是熊十力的高足，熊十力曾經說過北大有哲學系以來就此一人可造。這個對青年人確實是太大的鼓舞。以熊十力的至尊的地位，給年輕的牟宗三這麼一個期許，可以想像對他一生的影響。
牟宗三，他的名字就是一個典型的儒家名字。他在臺灣教學40年，他的學生遍佈士林，他曾經在臺灣建立了一個文人學會，他的宗旨就是：開導當代學術病痛之所在，找出這個癥結之所在，重開價值世界，重建人文社會。隔了很多年，堅持了若干年，海外的那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去演講過。
牟宗三在哲學上的一大貢獻就是他的判教。他的判教和通融，他用很集中的很簡約的語言把他的整個注意力集中到了世界幾大宗教上。他認為中國的儒釋道三家都是圓盈之教，而儒教是正圓正盈，而佛教和道教是偏盈。這三教基本東西都是主體與客體不分離。他認為西方的文化包括基督教是離盈，就是離開的分離的，主客體分離，永遠有痛苦、永遠有危機、永遠不見道。他的這個判教氣魄是非常大的
港臺新儒家的唐、牟二人都不約而同地在晚年用佛教的判教的方式來對東西方文化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綜攝.他們完成了沒有，還有待學術界和後人來評價。但是這種氣魄之大悲願之宏理想之高，是西方的哲學家望塵莫及的。西方哲學家早就不幹這個事情了，同時他們也坐不下來，因為西方對東方的文化對中國的歷史傳統他們瞭解的太少。
徐複觀
獨立特行大器晚成
至善至美升進不止
為中國文化作現代疏釋
徐複觀也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早年在日本學軍事、學經濟，後來追隨孫中山，抗戰時期投筆從戎。他的遺囑裡面說自己45歲之後才覺悟到，孔孟之道是中華文化的命運所寄。他一生最大的一個遺憾就是沒有親自到去拜見孔陵，沒有回去。
徐複觀的主要的一個貢獻就是他辦了那個《民主評論》和《學原》的這兩個雜誌，是港臺新儒家的重要的理論陣地。
第二代新儒家應該說他們無愧於歷史，他們沒有交白卷。他們真是第一代熊、梁的弟子們。那個衣缽的傳承真是一以貫之，真是沒有變化。有人說第二代新儒家和第一代新儒家一樣，沒有開出外王。他們有內聖，他們確實都是君子甚至有聖賢之氣，但沒有為中國的現代化匯出一個方案出來，這個太苛刻了。如果說梁漱溟還能夠和國共兩黨的那些領袖們坦率地談中國的去路的問題的話，熊十力還可以非常有個性的話，第二代新儒家們在港臺他們完全沒有這個基本的條件和可能。他們要做的事情就跟宋明儒學一樣，只能重新“靈根自植”。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不能輕看，港臺新儒家第二代新儒家們在海外建立的一個龐大的現代新儒家的學術體系。他們一邊高度地關注著祖國的演變，他們一邊也同時也在，全面地和西方的哲學界進行對話，應該說碩果累累。
現在他們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被介紹到大陸來了，當然閱讀的圈落可能還不大。接下來就是所謂第三代。
陳寅恪在中國近現代思想中有典型意義
第三代的新儒家和第二代的新儒家之間有兩個重要人物我得說一下，都是歷史研究的大家，一個是錢穆先生。
錢穆
中國現代新儒家的史學代表
憂患抗時俗熱忱招國魂
中華民族人格尊嚴與道德精神衛道士
天人合一宇宙大生命體證人
錢穆他自己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新儒家的人物，但是錢穆所堅持的恰恰是在現代新儒家在史學領域的第一人。他在1937年發表《中國近300年學術》這本書裡面就明確地提出來，要高標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那是正宗儒學的口號和旗幟。1940年發表《國史大綱》。《國史大綱》他就明確地提出來，中華民族是一個統貫的這麼一個生命共同體。研究中國的歷史一定要將研究中國歷史的獨特的性質它的特質所在。錢穆在1949年和唐君毅、張丕介幾位老先生到了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這個新亞書院的校歌是錢穆先生寫的，很簡單但是很動人？“手空空，無一物”，“路迢迢，無止境”。“上下十萬里一片錦繡，古往今來一片光明。”
新亞書院的宗旨就是，上溯宋元書院的講學，旁采西方的學院導師制度，匯通中西文明，以人類的福利和平為宗旨。
錢先生教學75年，教學75年最後他告別論壇的時候曾經告訴他的弟子們，千萬不要低估更不能抹煞中國文化，將來人類的文化恐怕是中華文化作為一個宗主。
另外一個就是更不自稱是思想家也不稱自己是儒家思想家的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孤懷遺恨駕心志於浩劫奇變
昭示民族盛衰學術興廢中國歷史文化殉道者
陳寅恪早就把家國興旺融會貫通，他是一個有極高的文化悲情的，甚至有文化遺民的心態的這麼一個殉道者。他經常以孔夫子的眼光來看這個事事的演變，逝者如斯夫。
余英時先生曾經認為，陳寅恪先生這種史家的智慧，從歷史中求得教訓的智慧高過儒家那些思想家的水準。我認為這兩者之間很難做簡單的高低的比較，但是陳寅恪所表達的那種就是中國的文化，不管是北美的，北美的指的實際上是西方的，還是東歐的，東歐的實際上指的蘇聯的指的馬克思主義，不管是北美還是東歐的，進入中國都會像魏晉以後的那種佛學一樣，不會永遠居於統治地位，終有歇絕的一天。陳寅恪不是一個思想家，但他在中國的近現代思想裡面他有一種典型的意義，他是一個特殊人物。
第三代新儒家提到余英時先生。
余英時
轉移多師通釋古今
內在超越軸心突破
享譽世界心系故土
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獲得者
余英時從來不認為他是個儒家哲學家，確實余英時1955年到了美國，在哈佛大學。余英時他確實是受了良好的西方的史學訓練，他總是用西方的一種概念、邏輯和框架來分析中國的歷史。但是我認為，余英時先生從廣義的角度來看，仍然是屬於儒家知識份子的這個範圍。
第一他本來就是錢、唐包括牟、徐的弟子，他是新亞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第二他在2007年1月份獲得美國國會頒發的那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他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我越來越認識到，我現在更加地強烈地認為，中國儒家所追求的那個道和西方的上帝、邏各斯和真理有很多重疊的地方。一旦中國回到它的大道回到它的正統，中國和西方的衝突就自然消失了。
余英時先生在新亞書院和中國文化這個演講裡面2000年曾經說過，當年的錢穆和唐君毅諸先生，在新亞書院的旗幟下匯合在一起絕不是歷史的偶然，它是潛在已久的歷史的必然。
和余英時幾乎同輩的稍微晚的就是，現在在海外非常活躍的一個杜維明、劉述先、吳森、霍韜晦等等。杜維明1966年的時候他22歲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他在臺灣對自己提出要求，終身探究儒家精神道德的價值，作為自己終身的學術事業，他確實也這樣做了。
杜維明
顛沛造次問學於東西之間
苦心孤詣寄情于文化中國
創造性轉化現代新儒學闡發弘揚一代傳人
他當然因為良好的西學的這個中西學的基礎和訓練，他成為最早的進入大陸的那麼一個美國的華裔學者。1978年秋就進入大陸了，參加過無數次在大陸在全世界各地的，關於中國文化、關於儒家文化的學術討論會。
杜維明先生他認為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應該持開放的心靈，要厘清儒家的那些符號那些象徵符號的意義，要接過西方的那種詞彙來充實和豐富中國的文法。他在裡面透露的還是本位問題。杜維明現在可以說還是在全球範圍內不遺餘力地非常勤勉地介紹儒家文化的現代意義，介紹第三期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並且儘量促進東西方的這個交流，這個真是功不可沒。
東亞所謂的儒家工業文明對於儒家的這麼好的歷史的支撐，冷戰的結束中國走向改革開放，這些具有世界意義的事變，第三代新儒家基本上沒有思考。所謂一個現代制度的構建，這個應該是歷史性的落在大陸的正在發生的所謂第四代或者大陸的複新儒學的這叫運動也好思潮也好這種存在也好他們的身上。
1989年臺灣《鵝湖月刊》發表了蔣慶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很長大概是“大陸復興儒學的意義和它所面臨的問題”。蔣慶先生是認同新儒家，尤其港臺新儒家對於宋明理學的道德繼承，但是他認為他們偏廢了更重要的漢儒的這種政治儒學。這個跟第三代新儒家對於第二代的那種苛求差不多。第二代新儒家只能在宋明理學那兒吸取營養，他們根本不可能在董仲舒一類的漢儒那個地方去，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可能性。但是蔣慶提出來，越過宋明儒學，走向漢儒政治儒學。這個也不是蔣慶突發奇想，不是他個人的癡人說夢，它是中國歷史走到今天，這個歷史過程裡面所提出來的要求，它是一種內在的要求。
中華民族需“公約數”以實現終極統一
20世紀我們曾經面臨兩次軸心時代，類似的軸心時代。第一次是德、意、日為首的33個法西斯國家和中美英蘇法五個國家所代表的反法西斯國家56個國家，這兩個軸心國家集團之間的對抗。這個對抗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人類5千多萬生命傾覆了。第二次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自由世界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國家之間的冷戰對抗，這次對抗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有將近1億人口死於非命。有幾次大概有三次，人類走到核浩劫的邊緣。
這個和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西元前500年的軸心突破可不是一回事情，但它呈現的那種形態有接近的地方。我們現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會不會出現，會不會重新面臨一個新的一個軸心時代或者軸心對抗時代？很難說。現在人類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人類自我毀滅的能力也與日俱增。但是人類自我約束、人類通向和平的、通向溫情、通向仁愛的道路始終沒被打開。中國現代新儒家或者中國整個2500多年的儒家傳統，究竟在當下和未來有什麼地位和意義？
我想首先，至少在這個文明衝突、宗教對峙、恐怖主義、極權主義、末世主義甚囂塵上很難解決的世界上，如果儒家的主張和我們中國的民意和一部分國家的意願結合在一起，至少孔子說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最消極的意義上如果中國人，我們這些儒家的中華民族多多少少的絕大部分認同了孔子的教誨，至少我們可以免予人類毀滅之虞，至少可以做個斡旋者。顯然基督教也好穆斯林也好，其他的宗教衝突也好，很難在他們宗教教義內部，在這個教派之間達成一個妥協，這是沒完沒了的。教義本身都是一神教都是惟我獨尊，都有巨大的現實的物質力量，沒完沒了。儒家在這個過程裡面，至少可以扮演一個斡旋持中調和的作用。
第二，30年改革開放，物質經濟的迅速的膨脹和發展誰都知道，同時我們確實面臨禮崩樂壞的局面，從上到下都很憂慮。豈止是媚俗、惡俗、低俗，豈止是這些東西，應該確實說我們應該承認到了禮崩樂壞的時代。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道德重建的一個公約數？在中國從中國歷史來看肯定只有儒家傳統，其他的不是不能起作用，它確實是主位、主流和主體。
我們大陸需要一個公約數，兩岸之間需要一個公約數，將來中華民族總要走向終極統一，總要實現自己的現代復興，靠什麼作為公約數？蘇聯解體之後，利加喬夫就是俄國最後一個史學大家曾經說過一句話，他非常感歎，蘇聯解體有各種原因，但是很重要有一點，他說我們沒有你們中國的那位孔夫子，我們沒有凝聚人心的、民族精神的，能夠凝攝在一起的那麼一個文化符號和象徵。
中國將來總要討論總要走向終極的統一和它的復興，它的核心、它的公約數當然是這個。更大的公約數，全球是不是處於一個同樣的禮崩樂壞的一個局面，處於類似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儘管有聯合國、有世界倫理大會、有各種各樣的國際組織，但這個衝突力量和約束的力量，顯然衝突的可能性和力量占了上峰。要找到人類共同存在的就像漢斯·阿爾文所說的一樣，人類在21世紀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話，總得找到一個認同的基本東西。也可以說人類認同的普世價值，它不是最高原則它不是神聖原理，它是基本的普世的東西。
那麼我想儒家，孔子有幾點至少可以提出來，第一中庸之道，擇兩取中，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這一套中庸之道在方法論上，在處理國家與國家民族宗教之間的關係裡邊採取調和持中的態度。
第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剛才說過了，這是世界倫理大會的黃金道德律的第一條。某種意義上西方的文化如果內在有危機的話，就是它剛好反過來，它是己所欲施於人。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被施的物件的不悅、不適和反感。儘管你認為是很好的，人家不一定會接受。
第四，協和萬邦。我一點不想冒充中國的好像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地位的這麼一個代言人，但是中國確實有協和萬邦的偉大的傳統。湯因比反復地說過，中國2000多年從政治上和文化上把億萬民眾團結在一起，這是無與倫比的經驗，這種經驗正是當今世界的絕對要求。當然湯因比馬上補充說中國的這種統一主要靠的是一種暴力和一種專制的力量。但不管靠什麼力量至少中國這個所謂“天下一統”的這種智慧和這種傳統，如果把它給予一個現代性的一個改造，它通過經濟、貿易、文化、藝術、科學、人員交往，總之通過一種文明的形態，它能夠把世界合眾為一。
最後我想用兩個比喻，來結束我的這個演講。現代新儒家有兩個比喻，這兩個比喻應該是很偉岸的、很發人深思的。一個比喻是：這個世界就像上帝精神的一個表達，就像一個巨人一樣行走在地球上。它的右手就是印度文化，它的左手是回教的是伊斯蘭文化，都是極富宗教性的文化。它的右足是中國文化，它的左足是西方文化。兩手從來不落地，預示著一種宗教的企慕。它的左腳西方文化是一往無前，從希臘到羅馬到中世紀到現代。它的右腳就是中華文化，從夏商週一直到近代，它是一步一徘徊。
另外一個比喻就是：在天地之間，上面有天道、有太極、有最高的真理所在。下麵是人文主義的世界，百川歸海，是人極的境界。在這個天道和人極之間缺少了一個金字塔，缺少一個巴比倫塔、缺少一把傘。而人類在天地之間如果不能立於天地之間的話人類永遠是彷徨的，永遠有很多很多的苦悶。這個傘沒有打開，這個傘的打開對中國人來看就是要借助西方的援入，要援入西方的文明。但是援入西方的文明絕不等於就是把中國那只腳穿了鞋的腳履鞋的腳也變成一往無前。西方這只腳是赤腳沒有穿鞋的腳，整個腳都充滿了血泥，因為它太聲張，它太不節制自己。希望西方這只腳進來之後，也穿上一隻鞋，這個鞋就是中國文化的鞋。
援西方進入東方穿上這兩隻鞋，然後這兩隻鞋就可以同步地有協調地把人類帶到一個新的境界。這個比喻就出本人的大舅自唐君毅。最後我想不管是先秦儒還是宋明儒還是現代新儒家，他們都有一以貫之的偉大的理想。這個偉大理想就是張橫渠那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生計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好，謝謝大家的耐心。
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康先生精彩的演講。那麼在50年代的那一種特殊的花果飄零的那樣一個時代，其實當時候的這個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他們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堅守一種儒家的一種道德的勇氣。所以在當時候唐君毅先生其實在那樣一種絕境之中，也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說他要建立一個新宗教。他要建立一種新宗教，那麼他比較了這一個基督教比較了佛教也比較了我們中國的儒家，他認為未來我們人類很可能要走向大同世界，因為大同世界是儒家的一個理想，這個理想是他們不可放棄的。那麼這樣一個世界一定會有一個新的大同的宗教。這個新的大同世界的宗教在唐君毅先生看起來，必須是立於儒教參照佛教，然後，而與基督教不同。那麼這樣一種新的宗教，在您看起來唐君毅先生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思考？為什麼一定要立於儒教然後參照佛教而與基督教不同？
嘉賓：不光是唐君毅，幾乎所有的儒家尤其是第二代都有這種認同。他們都認為將來世界文化的這種綜攝這種融合，儒家文化起碼是最重要的成分，甚至就是宗主，就是核心的。中華文化的復興就是世界的文化，或者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我覺得他們的理據在於，從梁漱溟的那個《中西文化及其哲學》開始，他們就已經意識到了認識到了，西方的文化或者全世界的其他的文化，沒有中國這種人文主義基礎的，道德本體論的這種從君子到聖賢的這個道德自我期許和建立的這麼一套東西，他們這個時代咱們別忘了是20世紀呀，20世紀某種意義上是西方整個的危機全面地展現的時候。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儒家們是不管多麼寂寞他們，但是他們都不斷地這個世界歷史的發展證明了，單靠西方的基督教和西方的現代文明確實可能把人類推向毀滅。儘管它極其地精彩，而不精彩的儒家恰恰可能保住，保住人之為人的人文主義的，在上帝缺席的情況下以人為本位的這麼一種文化，這是我覺得他們最主要的一個東西。
你再縮小範圍來看，他們所屬的這個時代這個國家一次一次地反儒批孔，但是一次一次地遭殃倒楣，至少從反面上證明了他們堅持的是正確的。一直到改革開放，當然那很不幸，他們基本上都沒有，除了牟宗三活得晚一點90年代去世，都沒有看到這個東西，但他們已經預見到了，我在演講裡面也反復提到。即使像熊十力1967年的時候，如此地孤絕的時候，他還在說，當今中國最需要的是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遊乎廣博的天地，為世界的文明開出新生命。剛才我在說我很難體驗這些老先生，在如此苦難的時候他們怎麼還抱著這種文化的自信？
主持人：好，下面我們進入現場提問。
提問：您覺得蔣慶和那個張祥平他們代表的新儒家，他們代表的儒家跟新儒家什麼關係？能不能算新儒家的第四代？這是一個問題。另外就是您最近訪問臺灣很成功，您感覺臺灣的那個儒家的地位和影響怎麼樣？
嘉賓：我這次去臺灣我專門到了牟宗三和唐君毅的墓地去看了一下，到胡適和鄧麗君的墓也看了一下。鄧麗君的墓呢當然修得非常好，我個人也很欣賞這位歌者，胡適在一個公園裡邊，在中央研究院的旁邊。最慘的是牟宗三和唐君毅這兩位港臺新儒家的重鎮，最慘的是唐君毅，破敗不堪幾乎無跡可尋。
我的強烈的感覺這是很直觀，臺灣有今天這種狀態，主要原因是因為歷史的演變造成的一種可悲的局面。因為李登輝和陳水扁20年的執政，民進黨的“去中國化”非常成功。唐、牟他們當然是中國文化本位毫無疑問，所以他們被冷落這是20年“去中國化”的一個非常直觀的具體的一個後果。
我作為這麼一個人物我去看了以後我百感交集。但是這個是一個歷史的演變的這個階段性的東西，我不認為它會長久存在。
蔣慶、張祥平我們都是老朋友，我可以坦率地說，我贊成蔣慶越過宋明理學，宋明儒到漢儒，我贊成他的觀點，後來聽說他們又有些改變。張祥平先生呢他的儒學我覺得有點偏執，他的儒學的趨向有點偏執。我們一再說孔子所開創的這種儒家學問，他是人文主義的他是上帝缺席的，這個下的一種道德的一種趨向的稀少。所以它首先是為己之學，它首先是君子成教之學，它首先是對自己而來的，而不是對外在對他人的東西，這個太重要了。
就像余英時先生在獲獎時候曾經說過，他說了一句很不起眼的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利于我何有哉？現代是個高度多元化的個性化的時代，你不能強求所有人都接受一種思潮。儒家之所為，像我王康，我也是飽受西方文化的薰陶，我也不是不懂西方文化那種深邃的那種含義對中國的巨大的意義。就是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正宗它是一個為己之學。我不能改造世界我至少可以堅守我自己的東西。
主持人：那麼我想在本期節目結束的時候，引述唐君毅先生的幾句話與大家共鳴：我們必須相信人性是善，然後人之不斷發展其善才可能；我們必須相信人性是善，然後瞭解人類之崇高與尊嚴，而後對人類有虔敬之情；我們必須相信人性是善，然後我們對於人類之前途之光明有信心；我們必須相信人性是善，然後相信人能不斷地實踐其性中所具之善，而使現實宇宙改善，使現實宇宙日趨於完滿可貴。
好，讓我們再一次對王康先生的精彩的演講表示感謝。同時也感謝今天在座的老師同學，以及中國孔子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下周同一時間我們《世紀大講堂》再見。
—— 原載: 鳳凰衛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