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廿世紀，不能幾十年不區分什麼是應受審判的暴行，什麼是“不應翻的舊帳”。

我們應當公開譴責宣揚一部份人可以懲治另一部份人的思想本身！對邪惡默不做聲，把它驅趕進軀體裡去，只要不暴露就行──這樣做我們就是播種邪惡，有朝一日它將千百倍地冒出來。我們不懲罰甚至不譴責惡人，這不是單單在保護他們卑微的晚年，這等於從下一代人的足下挖掉任何公正觀念的基礎。
〔蘇〕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

對於引文作者，“唯一活著的俄羅斯文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我們不全理解和贊同他的宗教觀點，但是在抗議暴行、絕不忘記苦難這一點上，我們對他懷著崇高的敬意。索爾仁尼琴那堅強的人道主義，是二十世紀繼托爾斯泰後俄國文化給我們的最可貴的啟示。

1986年年底，三名中國著名知識份子劉賓雁、方勵之、許良英向幾十名知名人士、前右派發出一份“1957年反右運動學術研究會”通知，該通知全文如下：

“　　先生：1957年的反右活動，即將滿30周年了。反右運動是值得研究的。因為，不瞭解反右運動，就不能全面地瞭解三十年來的歷史，也就很難認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撥亂反正和推行改革的歷史性意義，也就很難深刻認識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甸社會中蘊藏的蓬勃生機。

反右運動的許多當事人,已年過花甲,應該及時把有關史料收集和保存下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使這一段歷史變成留給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識。為此,我們發起舉行學術討論會,開始這一歷史研究,其主題應包括：

⒈史料的收集、當事者的經歷或見聞，統計資料；⒉反右運動的國內和國際背景；⒊反右與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關係；⒋反右對政治道德的影響；⒌反右運動的歷史、社會根源；⒍反右之後，“左”及右派的運動軌跡；⒎反右與今天開放、改革、現代化。

我們邀請您參加討論會，歡迎提出自己的報告，請告知你的報告題目，每個報告限在一小時左右，會後將根據報告，選編成文集出版。

會議時間：一九八七年二月三至五日

會議地點：北京（具體地點特定）

費用：全部自理，確有困難者請為信告知，以便為您籌措。

收到通知後，請您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回信，告知你是否能夠參加，以及您參加會議的報告題目。

聯繫地址：北京政中關村812樓704許良英

發起人：許良英　劉賓雁　方勵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呼籲對30年前那場政治運動展開嚴肅的討論。

1986年，是中國文化和學術會熱年。“1957年反右運動學術研究會”卻終未開成。這次會議留下的一份通知卻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獻，它提示人們：“1957年並未過去。

1986年11月21日，劉賓雁在天津、南開大學對年輕大學生們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說。對中國當代社會，他列舉了十個方面，作了深入分析。對1957年反右運動，他作了特殊的說明：

“一九五七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年。……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不是打了幾十萬或者120萬、200萬知識份子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生機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說是毀滅性的──摧殘。”

同年9月13日，他在黑龍江大學發表演說，懇請年輕一代千萬不要忘記一九五年，“……從五十年代開始的那出悲劇本身是閉幕了，但餘音繞梁啊！到現在還沒有完結啊。絕不是什麼思潮、什麼風。而是實實在在的、鐵一般的、物質力的。”他問道：

“請問在座的同學，你們對於1957年反右派運動知道多少？知道中國打了多少右派嗎？用什麼手段打的嗎？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麼關係？沒有人告訴你們，這是一個禁區。1981年就有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反右派運動，最近寫的很多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就是無可厚非的吧！馬馬虎虎，還可以；無需追究責任，還可以。但是今後哪，還是少寫為佳。這純粹是妄想！有哪個人的意志決定歷史的進程呢？沒有任何個人。反右派運動恐怕要寫上五十年！”

研究劉賓雁、研究當代中國，自然要研究1957年反右運動。歷史最終是公正的，它總能找到自己的真正代表，把自己的本質和精神公諸後世。

歷史一再誤入荊棘，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歷史的參照。豐富可貴，付出慘重代價的歷史總是不能轉化為教訓和智慧。一個民族開始成熟的條件之一，就是能“居安思危”，能“見微知著”，能將前事為師。充滿坎坷的中國當代史，能否迎來一個持久穩定的新階段，這絕不會因為一連串災難已經發生了，歷史會憐憫中國人：苦盡甘來，放心過好日子吧！災難恰恰偏愛對它冷漠的民族。

1986年以前，我們曾以多大的熱情幻想著知識份子終於能夠堂堂正正地走上歷史舞臺，以未曾有過的風姿扮演現代化建設最先進、最活躍、最富創新精神的角色。我們真誠相信，現代化賦予我們崇高的使命，我們可以一掃晦氣，跟所有的恥辱和冤屈告別。

歷史證明，中國知識份子又一次錯了。事情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和嚴峻得多。許多人最後醒悟過來，只要不再重溫噩夢，不再作“臭老九”，也就知足了。

但是，這種命定論比理想主義更加可悲。知識份子的軟弱，首先是在自身實現的。我們只要一天不收回評判自身、評判與我們有關歷史的權利，我們就一天不能得到起碼的尊重。1957年，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災年”，我們不能奢望把那些知識份子視為“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浴之所輕”的“改造”、“使用”物件的人，會把這一中國知識份子的最大冤案洗雪。知識份子只有自己去做，才有希望可言。

1957年反右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至今仍然發生著深刻的影響。在政治、文化、科學、法律、藝術、道德等知識份子工作的領域，有力地束縛著我們。它是橫亙在知識份子心靈深處的一塊磐石，一道歷史的緊箍咒。

如果說，三十年來，因為一系列更為緊迫的重大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反右問題並不特別令人不安，因而可以容忍的話；當中國決意要走上現代化道路，借重知識份子的今天，對這場曠古悲劇依舊保持沉默，甚至維持原判（在根本是非意義上），那就是不能接受的了。

中國知識份子有充分的權利要求，我們既已無端付出了那樣高昂的代價，既然已經宣佈拋棄那條從反右運動發展起來的“極左”路線（這個問題已在第二部分“極左”問題的實質中分析過），我們就應當得到公正的判決。

反右運動，它之所以形成一次巨大的政治運動，有著複雜的社會和思想根源。

1949年之後，中國社會在近一百多年來第一次獲得了國家的統一（臺灣情況此不及），中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可能性出現了。由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規定性，由於中國人對西方嚴重的對立、疏遠情結，中國當時似乎只能走蘇聯史達林式工業化道路。這條道路的唯一方式，就是國家對整個社會實行全面經濟控制，以便發展工業、強化政權。

1956年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是在武裝奪取政權之後又一次意義重大的事件（其影響甚為重要，此不論）。

從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的社會制度反觀五十年代中葉，不難發現，釀成“封建法西斯專政”的因素幾乎都已具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經濟的壟斷和思想的全面控制。

對經濟實行國家控制，連小手工業都不能允許存在，這對中國以後的歷史──包括目前進行的經濟改革──具有無法估量的作用。但是，由於這種新的經濟制度尚未顯示它的致命特點，新社會帶來的樂觀情緒還不可能對其產生理性的分析，對中國未來發展舉足輕重的經濟制度的變更，就在歡呼聲和微弱的牢騷聲中完成了。

軍事和經濟本身永遠是盲目的力量，要建成史達林模式的社會，還必須實行與軍事、經濟的本質一致的思想統一。這在某種意義，比前兩者更為重要。事實上，毛澤東以後的注意力，主要地就在思想領域。這意味著，當時占全國人口相當少數的知識份子必然歷史地成為革命對象。這是中國歷史為中國知識份子安排的劫數。（越是客觀地分析歷史，越是清楚地看到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的深刻的歷史非理性，越令人感歎萬端，越催促我們必須儘快結束這個綿延了兩千多年的宿命！）

但是，思想、精神、靈魂、意志，畢竟不是物質資產，知識份子在空前的劫難面前進行了最大限度的抗議，呼籲公道，期望新社會總不會比被推翻的舊社會更無望。

歷史還遠遠沒有成熟到給中國知識份子帶來福音的程度。

1957年前，征服知識份子，統一思想的背景是什麼呢？

⒈在長期以政權為目標，以土地為中心，以嚴酷的軍事戰爭為主要方式的鬥爭中，形成一種高度集權、崇尚權力、整齊劃一、以服從為最高美德的特殊形態的社會制度；

⒉濃厚的小農鏟平主義與狹隘的階級權益成為執政黨和國家的支配意識；

⒊毛澤東本人存在著強烈至於病態的蔑視知識份子的性格；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知識份子，更為毛澤東反感；他本人卻以中國的大思想家、大歷史家、大學問家、大文章家、大詩人、大書法家的姿態出現；因而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蔑視，不僅因此受黨內同僚和工農兵的讚賞，而且經常以自己的經歷（一個已經改造成無產階級領袖的舊知識份子）在精神和人格上高居於所有知識份子之上；

⒋1956年的波、匈事件衝擊中國，使政治空氣格外緊張，尤其是團體、組織、黨派隨時可能作為鬥爭重點；

⒌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揭露史達林暴行和“個人迷信”的秘密報告，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社會內部已有的對立局面，並從反面給毛澤東一個重要啟示：要防止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批判在中國重演，必須在繼承史達林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機制，特別是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方面；

⒍世界最終形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鐵幕”拉下，中國實質上長期處於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敵對狀態（意識形態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戰線”）；

⒎二戰以後，以日本、南韓、臺灣及東盟國家在地理上構成的所謂“反華反共包圍圈”，特別是臺灣國民黨人偏據一隅的現實成為國內政治關係日益緊張的最主要的理由；

⒏執政黨本身對如何治理和建設國家的意見出現分歧，等等。

上述八種情況構成的國內外背景顯然對知識份子不利，但是如果沒有其它歷史和社會原因，還不至於促成反右運動的發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國知識份子自身狀況以及與新制度的內在衝突。

1957年的知識份子，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直接產物，信仰混亂、政見分歧，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歷史現象。對知識份子作最一般的分析，確實如同劉賓雁後來所說：“歷史的事情就是這樣，非要發生的事總是要發生，發生之後帶來消極影響，同時也會有積極的東西。1957年反右運動，我認為也是這樣的。假如非發生不可的話，我寧願它早發生一點，那樣歷史可以前進快一點。”對於中國1976年以前的歷史，尤其是1957年反右運動，這一論斷是有深刻歷史根據的。

我們大致可以從七個方面簡略分析1957年反右之前中國知識份子的狀況。

一、1957年前，雖然經受了肅反、三反五反、清匪反霸、思想改造等政治、思想鬥爭，接受了初步的史達林－毛澤東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但絕大多數知識份子仍然不可能在幾年，時間內擺脫幾千年以來歷史鑄造的性格。這就是儒家世界觀、人生觀、“修、齊、治、平”、“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人格清高和精神上的優越意識，促使他們錯誤地把毛澤東和共產黨比附為孔、孟稱許的封建“明君”，能“察納雅言”，他們則可以為“王者師”，把共產主義理論等同於“大同”理想的儒家人文主義，甚至天真地自居為當代魯仲連、觸之武，希圖在新制度中“進言”、“直諫”，施展抱負。這種儒家型知識份子是這個群體的大多數。(作者去年看望梁漱溟老人時，他就自豪地提到：56年初，他和章士釗是兩個僅有的不事先招呼就直接去見毛澤東主席的知識份子。53年以後，就沒有請他去過中南海了，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梁漱溟也沒有和他見過一面。而1919年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授、與毛澤東未來岳父楊開濟為同事時，毛澤東還是北大圖書館閱覽室（梁漱溟特別強調是圖書館外面的翻閱雜誌報章的閱覽室，強調當年的毛澤東地位低微）管理員。抗戰時期，他們又在延安第二次見面時，已任共產黨主席的毛澤東見面就稱他“老前輩”，梁說“其實我們是平輩，都是1893年生的，毛澤東比我小幾個月，在北大像師生關係，但不是兩輩人”。1953年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兩人發生尖銳口角，從此反目，這段史實現在已是眾所周知的了。)

二、文化觀念上是儒家的底子，歐美思想的外衣。這類知識份子以少數歐、美、日留學生為代表。他們都懷著一片赤子之情回來為新制度服務，比單純的儒家知識份子更不瞭解新制度，極不現實地用西方“三權分立”、“民主”、“自由”來要求中國新的政治結構，被看作是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意識在中國的代理人。大學生以青年學生的熱情和偏激介入反右前夕的“鳴放”運動，加強了知識份子與現實對立的異端色彩，使反右運動帶上了更為嚴重和長期的性質，使高等教育和整個知識界的未來都處在相當困苦的情形中。由於學生介入造成的震盪性，反右運動的火藥味加濃，事態迅趨惡化，最終導致右派處理的極端方式（當然這只是藉口）。

（三、四、五、六類知識份子分析文字缺失）

七、黨內一批知識份子和幹部，對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批評，內民主和黨員權利的逐漸縮小的不滿，使反右運動與黨內各種歷史的和現實的矛盾混雜起來，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在黨內的同夥和後臺。

以上七類知識份子的劃分，不可能很準確。他們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立場本來千差萬別，但是一律都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一稱謂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前稱）。這種共同遭遇，對背景各不相同的中國知識份子而言，是荒唐的、不合常理的；但對於中國當代史最重要的本質──“極左”力量的崛起，卻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歷史前提：在1957年，凡是不完全接受史達林模式和毛澤東家長制（儘管還是後來發展起來的個人獨裁的雛形）的言論和人物，都是異己分子，都是敵對力量。我們只有把“反黨反社會主義”中的“黨”和“社會主義”“還原”到本來的、具體的歷史形態，才有可能明白，為何那麼多在今天看來，實在夠不上格的“好心人”也成為了十惡不赦的右派。

對於中國“極左”分子們，“党”和“社會主義”兩個概念永遠有非常嚴格和實在的內涵。一個幾十年無可懷疑、不容思索、更不容分析和批判的概念，完全可能、而且絕對蘊含著許多不同的意義。例如：中共中央制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規定：“污蔑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的”，劃為右派分子。不少知識份子就是按照這一規定，由於發表了對向蘇聯“一邊倒”的不同意見而被劃為右派分子（有的只是因為對“蘇聯專家”態度傲慢或者提了“不尊重中國女同志”的意見而成為右派）。然而，四年之後，毛澤東對即將以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身份訪蘇的鄧小平說：對他們（指蘇聯）不要客氣；不久，又發表了宣告中蘇關係破裂的《九評》；到文化大革命，吹捧、美化“蘇修”反過來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罪狀。這種例子，舉不勝舉。

因此，無論知識份子嗚不嗚、放不放，結局都不會差得太遠。劫難的根源本來就不在知識份子身上。（由於這裡無法展開對這個問題的詳細分析，只能籠統地下個結論：1957年反右運動，當然不是右派分子“有綱領有組織”地向共產黨進攻，從根本意義上說，也不是毛澤東及他的同志有預謀地鎮壓知識份子，而是新制度的本質所規定的，特別是“極左”勢力得以形成、發展的一個歷史環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1957年反右運動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劫數。）

1986年9月13日，劉賓雁在黑龍江大學評價中國文學的“遺忘症”時說：“有多少人是五七年起家，到六六年繼續走紅，到七七年仍然執掌清查工作，到現在仍然吃香。”對許多人來說，1957年反右運動明明是一場可恥的鎮壓，卻非要堅持它的“必要性”，死不認錯，是無論如何無法理解的。但是對於劉賓雁所說的那種“從五七年起家的人來說，這顯然是天底下最大的真理。”

作為“極左”力量崛起的代價，是幾十萬中國知識份子全面地喪失本質。儒家的、西方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而又無法獲得任何可以發展的新本質。

劉賓雁談到這種情況──“極左”的崛起和知識份子的淪落時說：

“1957年以後，中國青年人面前，中國知識份子面前的路，就變得十分狹窄……，你如果想在政治上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就必定要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條路已經被堵死了；如果你覺得自己還有點才能，喜歡科學，或者喜歡技術，你想在這方面有一點貢獻的話，那麼很快‘白專’帽子、‘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帽子，就會落到你頭上來，於是這條路也基本上被堵死了。……那麼在中國知識份子面前剩下的道路，基本上就是一條，或者說比較安全的、輕鬆的、萬無一失的道路，就是做一個政治上的投機分子，或者叫‘風派’。道路就狹窄到這個程度。果然，有一批又一批的人，走上了這條道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成為我們今天前進的絆腳石。不是說所有的人，我相信其中一些同志已經醒悟過來了。但是畢竟是那樣一支力量，從1957年開始開成長起來了。”

一代知識份子的衰亡，一個“極左”階級的興起，這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全部內容和意義。

劉賓雁提出的這個基本觀點，擺脫了歷史研究空談理論，遠離實際，因而無法解決任何問題的陋習，是研究反右運動及其當代意義的一個切實而深刻的思路。

劉賓雁之所以能一針見血地指明反右運動實質，得力於幾十年來（主要是他本人被打為極右分子以後）對整個中國社會進程的觀察和思索（在《中國的發現》、《“極左”階級的公訴人》和《新人道主義》等部分有較詳細的闡述）。只有把反右運動置於全部當代史（有的還須追溯到“黨史”、“國際共運史”、“民國史”、“民主黨派史”等）當中，尤其是與爾後的“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內部聯繫中，才能得出較為正確的看法。

二、反右運動過程概述

1957年作為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群眾政治運動的開端，具有若干災難性的特徵，樹立了人類歷史上用暴力和詐術鎮壓思想自由的一個極壞的樣板。

反右運動的後期，對幾十萬右派分子的蓋棺定論是：

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右派。

這句三十字的判詞，是誘騙、捉弄、壓制知識份子的無恥後果，它極為殘酷、血腥、草率地把幾十萬知識份子打入悲慘的困境，許多人受屈辱，不堪而歿。

反右運動，嚴重地背離了人類社會的許多基本準則。

第一、政治上極不負責，出爾反爾、背信棄義。

有案可查，知識份子大規模參加“鳴放”，是再三號召、勸導、啟發、鼓勵的結果。尤其是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報》社論，呼籲、激勵各民主黨派、知識界“幫助共產黨開門整風”，“向共產黨提意見”，各級黨委書記層層開動員會，再三申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十六字令”，他們一時都成了虛懷若谷，禮賢下士的謙謙君子。

知識份子經過六年多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已經心懷恐懼、人格扭曲、精神壓抑。費孝通1957年3月24日撰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形容許多學者覺得新社會沒有自己的一份，恰似“笑漸不同聲漸消，多情卻被無情惱”，只求“一房、二書”，不敢多想，即使波匈事件，在高級知識份子中也反映甚微，可謂古井無波。

事後被批判的“右派言論”因人因地因事而千差萬別，絕大部分不超出一般社會問題，影響較大，較為集中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⒈認為社會主義應當考慮民族和國情特點，主張不必拘泥於一種模式（蘇聯模式）而畫地為牢，自吊一棵樹；

⒉對黨和國家機關既已出現的種種弊端表示憂慮，希望能解決與知識界、工商界的實際關係；

⒊希望逐漸完善法制，建立一種更合理更完善的社會制度。

最“激進”的觀點，具體表現在對黨內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偶像崇拜、獨行專斷、向蘇聯“一邊倒”所提的善意而中肯的意見。知識份子們言辭婉切、態度誠懇，這些自發、零散、公開的意見，是經毛澤東等人屢次提倡、號召後提出的，其中最“反動”的思想，經過30多年折騰去看，恰恰是切中要害，很有眼光，很有價值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因為這些寶貴的意見被壓倒，中國人才付出了那樣沉重的代價。它們主要包括：關於等級制度和偶像崇拜（如章乃器論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時，所提“馬克思主義絕不‘神’化一個人或一個階級，也絕不‘魔’化一個人或一個階級）；關於社會主義問題（如林希翎所提“人民不是阿斗”、“現在的社會主義是封建社會主義”）；關於共產黨領導權以及與民主黨派關係問題（如陳銘樞所提“取消學校中的黨委制，在機關中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重大問題討論”；儲安平所提“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羅隆基所提“相互監督、長期共存”的實施等問題）；關於政治運動（如林希翎所提“‘肅反’、‘三反’等政治運動會造成人們精神狀態不正常”）；關於民主黨派、政協、人大的職能問題（如章伯鈞所提“非党人士‘有職有權’”、“政協、人大、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設計院”）；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如陳新桂所提“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三個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無產階級專政產生了史達林的錯誤”）；關於黨群關係（如葛佩琦所提“黨群關係比解放前差十萬八千里，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簞衣壺漿以迎‘王師’，現在是‘敬鬼神而遠之’”，“‘膚即國家’是不允許的”；“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民也不會賣國”）；等等。八十年代正在經濟、政治“改革”中的中國人都可以公正地評價這些“極反動的極右派言論”，將它們與中國30年來的歷史、與中國目前一切問題的根源聯繫起來，自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劉賓雁曾經痛心指出：當時所有優秀的青年，正派、有責任感的青年，幾乎都成了右派。反右運動30年前夕，他在中國南方與許多當事人會晤，深有感觸地說：右派，其實是一個很高尚的稱號，很難做到的一個標準。同年11月21日，他在南開大學再次指出：1957年，我被打成極右派之前一次黨小組會上，我還提出質疑，到底什麼是“左”，什麼是“右”，我當時並不清楚。30年過去，現在人們都清楚了，要求民主，要求改革，要求整頓黨風，要求反對保守，要求加快中國前進的速度，這不是“左派”嗎？1957年的右派，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左派”！

在未掌握一些關鍵材料前，我們不願蠡測毛澤東關於“陰謀”與“陽謀”的論辯──人類政治史上最無恥最骯髒的一次表演──究竟出自什麼動機（是因為他宣導“鳴放”，導致“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遭到黨內同僚反對而被迫為之，還是早有預謀，確系“引蛇出洞”呢，抑或“此一時”、“彼一時”，並不存在什麼邏輯上的關係，“放”也真、也對，“收”也真、也對等等），然而對右派分子──知識份子精英──的定性的處置方式，卻那樣令人寒心。那種以甘言誘人說話，然後以暴力相向的手段，還可能出自人類任何正常心理嗎？

整個“反擊”極為簡單：唆使“工、農、兵”起來發言；培養“積極分子”搞中間爆破、四面開花；全力開動整個輿論宣傳工具，最後動用國家暴力機器進行處置。

轟轟烈烈的“鳴放”嘎然而止，“反右”運動在四十天時間內大獲全勝。

1957年7月，毛澤東原形畢露了。他在《1957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給反右運動定下性質，拉開了持續20年之久的以人為鬥爭目標的政治動的序幕：“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在二十多年的非人境遇中，只是在最底層的工人，農民當中，右派分子才得到過同情和安慰──作者），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他預言說：“這個鬥爭，從現在起，可能還要延長十年至十五年之久，當然不是說十年十五年之久，階級鬥爭就消滅了，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我國的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活動，不但總是帶著階級鬥爭的性質，而且總是同國際上反動派互相呼應的。”

什麼是文革中所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什麼叫毛澤東思想，這段文字之外已經沒有多少可以補充的了。對於右派分子的命運，整段文字等於判了極刑或無期徒刑。而其中“十年十五年”之說，恐怕還是一個“徹底唯物主義”的問題。要根本解決右派問題，應當說，光有思想上、政治上的鬥爭還不夠──很不夠，還必須有一個“物質上、肉體上”的鬥爭。不必動用武器（實際上曾經不斷動用武器），只要按照“政策”，讓這些“精神貴族”去開荒、挖煤、鑽隧道、點雷管、牧羊、割草、燒石灰、挖鐵礦、搬運貨物……、讓鹽水、堿水、酸水來“改造”；讓他們的親朋好友、門生弟子唾棄他們、斷絕關係；讓“工、農、兵”監督、鬥爭他們;讓“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徹底征服他們；讓他們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呻吟、痛哭、求饒、懺悔；……不是更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嗎？無產階級的“仁政”、“革命的人道主義”還是要的，右派分子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希望並沒有堵死，只要他們認罪伏法，不再翻案。

劉賓雁本人，連他這樣具有獨立意識的青年知識份子，萬萬沒有料到竟然會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的年輕共產黨員，也幾乎為那空前的大顛倒所征服：“1957年把那樣一些優秀的人物打成右派，並不是人人心裡都同意，我被一下子打下來時，當然已經沒有機會接觸這些東西了。據我的直感，反右派開始的時候，很多人是想不通、出來辯護的人也有，一些老同志出來堅決保護一些人。但很快一下子就都轉過來了。包括我也轉過來了，認了錯，因為除非是他（毛澤東）錯了，我才可能是不錯。而他是不會錯的！結果，1957年過去了，接下來是災難的1958年！那個荒謬，那種瘋狂，在人類歷史上有幾起？！”

反右運動臨近尾聲，進入“動手”階段。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一文中發出信號：“無產階級政黨一般地還是要有兩條：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動手，老子也動手。”

接下來是定性處置。毛澤東本人直接使用了“圍剿”、“法辦”、“勞改”、“剝奪政治權”等詞，最後給右派分子留下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聲稱：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主動權（一個短時期內）在你們手裡。

四十多年前，巴黎攻陷、法國淪落，希特勒聽到這個勝利消息時，竟興奮得跳起舞來。他為德國二十多年“恥辱”的結束而粗俗無恥地自我欣賞，這是可以理解的，德法兩大民族的宿仇太深了。但是，人們永遠無法解釋毛澤東對中國知識份子那樣蔑視、那樣殘忍的心理究竟從何而來。論出身，他也是知識份子的一員。他的老師、第一任岳父、許多朋友，也都是知識份子，其中有不少人並不贊成共產主義。這樣一個人一旦大權在握，中國知識份子就沒有一天不在受罪、受罰、受辱！仁義高蹈的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竟然出了如此乖戾的後代！

在對束手無策的右派分子們嘲笑夠了後，他挖苦他們說，你有那麼多知識，為什麼還犯錯誤呀？毛開始著手解決問題了。他提到章伯鈞不能當部長，丁玲不能當人民代表，錢偉長不能當副校長；對其他幾十萬右派，他似乎已沒有多大興趣去過問，他說：“我們現在有許多事情要辦，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麼得了呀！有那麼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帶到棺材裡頭去見閻王！”“這（指處理右派）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對右派如何處理，如何安排，這個問題請諸位去議一下。”對“資產階級死硬派”，他主張：“只要他們不當特務，不再進行破壞活動，也給他們一點事做……，我們應當看得遠一點，在幾十年後看這個事件，會有深遠影響和巨大利益的。”看來，本來還有更極端的政策。

這樣，不到半年時間，反右派運動宣告結束，結束了的是半年的演戲，開始了的，是一場22年的惡夢。

三、反右運動的後果及影響

中國歷史上繼秦始皇“焚書坑儒”後，漢有“黨錮”之禍，明有“東林”之悲。但是無論從道義、天理，還是從規模的巨大、時間的久長，無論從冤屈的深廣，還是罪惡的重大看，1957年反右運動中幾十萬知識份子蒙受的苦難都是罄竹難書的。

下面，僅就一時想到的方面，極為初步地分析一下1957年反右運動的“歷史遺產”。這一“歷史遺產”，也就是劉賓雁概括的“對整個民族生機的一次致命的摧殘”。

⒈將一切意識形態、文化、藝術、教育，一切人類精神、思想、靈魂、感情，知識份子安身立命的世界統統納入國家權力和個人獨裁；

⒉絕對不允許任何不同于現存理論、政策的意見存在，否則格殺勿論；

⒊知識份子是新制度中最落後、最保守、最危險的因素，階級鬥爭將長期以他們為對象；

⒋開創了鎮壓知識份子思想自由的先例，發明了幾條重要方法：⑴以口號號召誘人以餌，制人以言，出爾反爾，無信無義；⑵發動群眾圍剿，採用“惡諡”政策，用於治人，跡近精神“淩遲”；⑶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⑷直接運用國家機器處理思想問題，對政治問題處以刑罰，縱容國家本身犯法；⑸為上者毫無誠意，上下相欺，人心喪盡；⑹產生了中國－步步走向深淵的“極左”路線，產生了一批虐待狂、野心家；⑺發明了一個新的政治身份──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頂緊箍咒，一根條棍，一座刑架；⑻踐踏人性，侮辱生命；⑼仇視知識，仇視真理，仇視理性，仇視自由；⑽製造冤獄，推行恐怖政策、愚民主義；⑾拆散家庭，離間人倫（妻子檢舉丈夫，兒女揭發父母，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把親人殘害譽為“政治覺悟”！）；⑿摧毀知識份子獨立性，毀壞其文化科學成果，尤其是社會、人文科學。毛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中罵道：“大學裡，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辦報紙的，唯心論最多”、“你們不要以為只有社會科學方面唯心論最多，自然科學方面也有許多唯心論”（文革中，批判愛因斯坦，丟盡中國人臉皮，與毛的教唆無關嗎？）；⒀株連制度的形成，血統奴役成為“政策”、“路線”；⒁仇視世界進步文明，自外人類；⒂人性普遍墮落，小報告、誣陷栽贓、盯梢告密、檢舉揭發（每個單位都有檢舉箱）、謊言流行、狼性滋漫、人心惟危、六親不認、人心腐敗！⒃偶像、權力崇拜，排斥異己、黨同伐異、“誅討”成風；⒄奴隸哲學、庸人哲學、鏟平主義、玩世不恭，一切歷史污泥濁水都死灰復燃；⒅鄙視富裕、忌恨幸福、忌賢妒能；⒆虛誇、矯飾、八股壟斷；⒇摧殘個性、詆毀英雄、不許越雷池一步；（21）從人心內部阻止了一切物質和精神發展的可能。

在許多方面，1957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都為196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做了最充分的準備。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徹底否定“反右運動”，行嗎？

三十年過去了，整整一代人成長起來。1957年正在迅速地退到歷史的陰影中去，這場曠古公案正在湮滅。

1957年反右運動30年“大慶”（大祭）前，劉賓雁在半年時間內，在南中國、在知識份子中、在大學生中，在理論界、新聞界、法律界、文藝界，在與老友新交的上百次演講、座談、採訪、會面、書信、文章中，呼籲中國人民正視這段不幸歷史，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1957年正在消失，這對中國人是很危險的。我們有責任把這個研究工作承擔起來，告訴下一代，讓悲劇永遠不重演。”

1986年11月7日，劉賓雁在上海揭露了一個許多人不知道的事件：“因為六○、六一、六二年出現了這種思潮（指有人開始思考問題了），於是就出現了一種需要，再來一個反右派運動，規模限制在大學裡，最危險的地方，我甚至說過一句話，大學生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舊秩序的掘墓人，……是一個民族唯一希望之所在。”

1986年12月30日晚，劉賓雁正在與夫人準備去首都體育館參加中國作協等單位舉辦的“我們，你們”晚會前，一個陌生青年人走進來，下面是劉賓雁與他的對話：

“你是──”

“我是晚會秘書處派來的司機。”

“請問貴姓？”

“姓劉。”

“呵，咱們同姓！──請問今年多大？”

“32歲！”

“朱洪，瞧！多麼年輕的年齡！1957年，我就這個年齡！”

“亦知身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幾十萬右派分子的苦難將不會被遺忘。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們，將在他們的同志和戰友、已兩鬢飛霜的劉賓雁們的奮鬥中復活。

人還在，心不死！中國當代最大沉冤、所有中國人的公案，決不會永遠沉默。歷史就是這樣無情又多情。

附：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前言約去。

（一）

凡言論、行動屬於下列性質者，應劃為右派分子：

⒈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⒉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⒊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⒋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蔑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⒌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叛亂。

⒍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劃為極右分子：

⒈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⒉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⒊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⒋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對活動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錯誤應予批評指正，但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⒈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党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性質，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詞尖銳，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党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⒉有過類似右派的思想，但是並未發表過或散佈過，而且已經認識錯誤、自動檢討出來的人，或者偶然講過類似右派的話，現在已經承認錯誤，而在歷史上一貫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⒊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或共產黨的領導發表了錯誤的言論，但是並未積極宣傳，事實證明不是出於敵意，經過指正表示願意轉變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⒋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參加了右派小集團，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瞭解右派錯誤以後，迅速地回到正確立場，同右派決裂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⒌歷史上曾經站在反動立場，現在也沒有顯著的轉變，但是在右派進攻時期並未進行反動活動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⒍凡是界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明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劃為右派分子，並且不用鬥爭右派分子的方法對待他們。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