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中國的、掌權的“極左”，它的核心就是對人的仇視，對人的冷酷，對人的蔑視，對人的猜疑，對人的侮辱，對人的踐踏和對人的殘害。簡單地說，就是不把人當成人。
──劉賓雁《被遺忘的人和被疏遠的文學》

中國當代史的一個極其突出的現象，是“極左”力量問題。它長期困擾著中國人民的任何歷史進步，在整整一個歷史階段成為當代中國佔優勢的力量，是一種十分特殊，十分複雜，因而也是十分重要的歷史課題。

“極左”力量在當代中國的強大存在，固然是多種歷史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它自身的異常罕見的歷史稟性卻是任何其它歷史－社會因素都不具備的。

至今為止，沒有一種力量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歷史，如此嚴重地影響了中國人的命運，又如此反常地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研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在相當廣闊的範圍內，“極左”力量仍然滲透和盤距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毫無疑問，它們還將長期存在下去。

同時，“極左”力量的喪鐘已經敲響，社會的每一次進步，人的自由的每一次擴大，都不利於它們的存在，兩者之間的較量構成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人曾經在幾次與“極左”力量的較量中失敗，又有幾次錯過了戰而勝之的機會。本世紀末中國人的一項共同任務，就是徹底擊潰“極左”力量，這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完成的重要的歷史任務。這樣，我們民族的生機才有可能重新煥發，人們心靈上濃厚的陰霾才有可能消散，中國社會中健康、積極、進步的力量才可能出現。

反對“極左”力量，將是一種異常艱難，充滿風險的鬥爭，也是一種特殊的鬥爭，由於它是中國社會極其複雜的歷史運動的特殊產物，因此，它的解決與它的出現一樣，只能用一種中國人自己的特殊方式。在與之鬥爭的過程中，充滿各種悖論，充滿無數假像──包括“極左”力量倏然消失，中國由此太平的假像，因而也是需要耐心和智慧的鬥爭。總之，對於中國人，與“極左”力量進行對抗即使不是“最後的鬥爭”，也是一場神聖的鬥爭。

“極左”力量是一種相當複雜而特殊的歷史存在。它既顯示為一條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政治路線，又是一種非常重要、隱蔽的經濟分配制度；它既濫觴於中國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又與西方哲學、政治思潮有關；它既是中國歷代、尤其是最近一次大規模農民革命的現代繼續，又是史達林型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版。它的種種表現形式，諸如黨同伐異、唯我獨尊、偏執瘋狂、殘忍奸詐、拒絕演變、鄙視生命、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從無懺悔之心、決無寬容之度等等，幾乎集中了人類的一切醜惡。用劉賓雁的話說，“極左路線在中國的核心，就是對人的漠視，對人的摧殘，對人的冷酷。”(引自劉賓雁在南開在的演講。)“中國那條極左路線，它的特點就在於它對人的輕視，對人的踐踏，對人的侮辱和對人的猜疑，它把人不當人！”( 引自劉賓雁在安慶“法制文學研討會”上的講話)。

從人、人性、人的處境和命運出發去研究“極左”力量，在所有研究“極左”問題的理論中提出了一個新的最基本的標準，也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這就把對“極左”問題的批判與黨內不同政治理論、歷史上不同政治路線的論爭區別開來；把極左問題的全部本質（包括經濟和一切社會權益等）與單純的思想認識，工作方法、風格區別開來；才能撥開重重迷霧，通過“極左”力量對人本身的進攻認識到它的實質，從而對一系列問題得到新的認識。

這也是劉賓雁對中國的一大發現。“極左”路線從備受恩寵、備享殊榮到退避三舍，很可能是一種歷史的花招，因為，對它的批判，指責它的一系列“過失”諸如堅持階級鬥爭，堅持僵硬的意識形態，決不向任何異端和不同觀點妥協，在國家和人民命運的原則上拼死守舊，不惜冒犯芸芸眾生的正常願望，念念不忘史達林牌號的“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特別是共產黨與歷史、人民發生矛盾（他們當然認為這本身就是“惡攻”）時，無條件地站在前者一邊其結果常常使“極左”力量不僅更加頑固，而且更加成熟，更加現代化。

現在，劉賓雁把極左力量對人的否定公諸於眾，這個問題就豁然開朗了。能夠思維的中國人立即懂得了許多東西。第一，這個道貌序然、決不敞開風紀扣（在公開場合）的極左分子（他們的裝束都是那樣不近人情！）不過是人類歷史反復出現過的宦豎、僧侶、巫師、劊子手、迫害狂一類人格嚴重分裂、人性泯滅的末流，他們的一切行為動機不過是這類人自私虛偽的低劣邪惡的生存需求。第二，既是一些人類的蛀蟲和虎狼，所有的好意、訴求、懇請、論辯有何意義呢？第三、同樣是人，極左分子借助什麼力量、什麼方式對人開展進攻呢？第四，對於中國人來說，極左力量是否集中地體現了我們人性中的邪惡方面？

後兩個問題，劉賓雁作出了他的回答。我們認為，這一回答與“極左”“不把人當人”這一回答，是目前對極左問題的最深刻的揭露。他說：“極左路線，中國的極左路線，跟外國的極左路線不一樣。因為他們是掌權的，掌權的極左，又是東方的國家，它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仇視，對人的輕蔑，對人的侮辱，對人的踐踏，和對人的殘害。這個事情，毛澤東早就總結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簡單說：不把人當人。……極左路線把人變成了非人，把應該享受自由的人變成了沒有自由的人，把應該是有獨立人格的人變成了所謂馴服工具，把人變成獸。這個過程，就包括人的內心，中國民眾心裡良心的消失。一種懺悔心情的消失。作為人的特徵的許多東西，獨立思考，信守諾言，……良心消失了。……發展起來的是什麼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為美德。……在這個基礎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懼，對暴力的恐懼，對權威或者叫領導的恐懼。明明是在那裡大行不義，但是我們可以袖手旁觀，我們可以退避三舍，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毀滅掉。……所以我說左的核心，中國的左，東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這裡，他的理論還不具有邏輯的完備和論述的嚴謹。但這絲毫不妨礙人們以這個綱領為基礎去深入研究極左問題的起源、形式、影響，去完成一部“中國當代‘極左’問題”方面的專著。

下面，我們試著從這篇文獻提出的幾個概念來初步地分析一下極左問題的幾個重方面。

中國歷史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特點，無論具體社會形態如何，它的基本方面總是能夠保留下來。我們常常只有歷史，沒有時代，只有“一個”，沒有“個別”。“一”是全部歷史的最高概念。當代歷史的許多重要方面確實與傳統社會有完全不同的內容（主要是具體的政治─經濟制度），但是在文化深層結構，在意識的歷史承襲方面，傳統中國仍然具有不可置疑的影響。我們感興趣的並不是一般性傳統與現實關係的討論，而是傳統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與現實發生聯繫的。

研究亞細亞社會及其生產方式的學者（包括馬克思、思格斯和馬克思主義型學者李亞農、王亞南等）對“東方”和“西方”的專制社會具有不同的特徵都有大體一致的結論，只是在所有制形式和國家制度等方面（也是極重要的方面）有分歧。亞里斯多德是歐洲最早把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組織形式加以系統區別的學者。在《政治學》中他作了如下說明：

“還有一種君主政體，它在各野蠻民族國家中常常可以看到，並與專制制度極為相似，但它是合法的和世襲的。因為野蠻民族比希臘民族更富於奴性，亞洲野蠻民族又比歐洲蠻族富於奴性，所以他們並不反對專制政府。這樣的蠻族王制具有潛政專制制度的性質，因為它的臣民生來就是奴隸，而且它的王族也沒有被推翻的危險，因為他們是世襲的和合法的。”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

這裡有分析東方“亞細亞”社會的很重要的思想，專政君主既然把臣民視為生來的奴隸，也就合法而世襲地佔有他們的財產以及他們的全部自由和能力。中國古代君主稱臣民為“子民”，這顯然不是古希臘羅馬時代歐洲的奴隸主與奴隸的概念。中國古代專制君主與臣民的關係還有血緣宗族的更深關係，實際上是人間最高權威──父親和子女的關係。這種關係必然要否認歐洲型的私有制，東方不存在真正私有制或者不存在合法私有制，這是東方專制主義的最基本的特徵。

中國與其它古代東方國家（土耳其、印度、伊朗等），形成自己獨特專制制度的另一個原因，是遼闊的疆域。專制制度是幅員廣大的帝國唯一適用的政治形式。孟德斯鳩曾經在借亞洲專制政府形式攻擊他擔心出現的法國專制制度時寫道：

“一個大帝國的先決條件是統治者個人必須握有專制的權力。君主的決定必須迅速，這樣才能彌補由於要把這些決定送到遙遠地區而耽誤的時間。必須造成一種畏懼，以使遙遠的總督和官吏不致怠忽職守；法律必須由單獨人個人做出決定，並必須隨著國家之愈來愈擴大而不斷增加的偶然事件經常變更。”

還有其他自然（如氣候使中國人變得羸弱等等）原因，使中國古代專制社會一直保持著一種家族奴隸的專制，既可以說它是一種特殊的私有制，又可以稱之為一種特殊的公有制。這種專制制度第一次完備地體現在秦始皇統一的中國封建──奴隸專制中。這種專制，遺害最烈的，是從民族內部培植、強化了這樣一種意識：所有社會成員的所有活動，都只有一個最高目的，即維護大帝國的一統基礎；在現實生活中，就是維護專制制度和專制君主。君主利益、君主意志、君主權威是整個社會的唯一價值和最後標準，政治上成於“統一”，思想上定於“一尊”，這在中國專制君主的始祖──秦始皇和中國古代最“聰明深察”而又最無恥的思想家李斯身上得到完善的體現。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自稱始皇帝，發佈了臭名昭著的二制文：“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秦始皇的“萬世一系”當然是無稽之談，但他建立的君主絕對主義卻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和國家形態。李斯的“焚書奏議”則是東方式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最露骨最邪惡的表現：“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義為名，異趣以為高，章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党興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宋〕元樞：《通鑒紀事本末•秦始皇本紀》)。 從此，“焚書坑儒”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最極端的統治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這裡的“儒”，實際上就是有條件接受君主統治和敢於發表不同“政見”的人。在東方，運用專制力量鎮壓不同思想，主要來自商鞅、李斯、慎道、申不害等“法家”代表人物。“法家”奉行的“國家至上”（實際是君主至上）和嚴刑峻法的主要職責就是維護現存制度和鎮壓反對派。由此決定了他們必然實行權力崇拜、偶像崇拜，也必然會從根本上否定人和人性。同時，中國古代以皇權為中心的社會又必然要求一切社會努力和思潮按一種規定的方式進行。明代的大異端李贄說：“專制之局，始皇成之，李斯助之，荀卿啟之，孔子教之。”就其極端性而論，法家是中國古代王權絕對專制社會最基本最典型的思想體系。

馬克思在論及東方專制社會時說：“在東方各國，我們經常看到社會基礎不動而奪取到政治上層建築的人物和種族不斷更迭的情形。” (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形態》)極左問題的思想根源完全可以越過兩千年歷史在秦始皇、李斯身上找到根據。

作為一條政治路線，極左問題與西方近代政治演變的關係是不可忽略的。

在西方，一種政治傾向政治派別的“左”，是與政治上的對立面──“右”，是近代歐洲資產階級政治和初期工業發展的產物。“左”和“右”作為政治類別的派別產生於拿破崙之後的法國。“在一邊是自由黨人，一邊是頑固的保皇黨人，這樣就形成了左和右的稱呼。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一表達方式在整個歐洲大陸被普遍採用，人們並不以此來表示議會自由和保守的君主制獨裁主義對立。隨著獨裁主義的衰落和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的興起，左和右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它現在已越來越多地被用來說明人們對社會演變和經濟財富分配的不同態度。直至今天，這兩個詞在一般的語言習慣中仍保持著這種含義；人們同時還以此來劃分從維持昨天的原狀直至烏托邦式激進主義之間各種不同的政治音階。”([美]羅伯特•文森特•丹尼爾斯：《革命的良心•導言》)

“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還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內部正統教義和“異端”之間的衝突。這種對宗教教義有不同解釋的“異端”可以看作一神教和懷疑主義之間的衝突的產物。基督教神學為了維護日益萎縮的權威，對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塞維斯特、卡斯特利奧等著名“異端”進行的審判和迫害，開創了歐洲宗教迫害的先例。歐洲近代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對立和法國大革命的消極影響，使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型社會革命大多充滿強列的對立和衝突。但是，直到1905年列寧把俄國波格丹諾夫集團稱為“左派”時止，歐洲政治史上，“左”、“右”的分野都只是一種廣義的模糊的政治分類標準。十月革命之後，史達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嘲弄托洛茨基分子拉柯夫斯基時，才賦予“左”以狹義的內容：“……在什麼地方聽說過，一個……孟什維克集團會比布爾什維克還左呢？反對派是……右派……，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從此，儘管在後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際發展過程中，“左”與“右”的確切含義混亂交叉、派別林立，但是，從最基本的政治立場、政治綱領以及政治態度、政治方式出發，可以對“左”、“右”作這樣的概括：凡是絕對相信人類某一部分人理應且能夠拯救全人類，不惜採用任何方式為之奮鬥的，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其中不允許任何動搖，主張為其信仰隨時可以使用強制和暴力手段，絕對拒絕任何不同思想、作任何妥協的，是其極左派；謹慎地看待共產主義運動與人類全部歷史的關係，堅持社會主義的人性和人道主義內容，在革命目標和具體方法發生衝突時，不會無條件地為目標而濫用手段，是這個事業中的“右”派，其中因共產主義實踐過程中的重大失誤最後與之決裂，並批判這個運動的，是極右派。

“極左”問題固然與東、西方的文化傳統、經濟制度、政治理論以及中國革命有各種聯繫，但它的形成過程卻自成一個完整的歷史階段。極左問題在中國的重要性，幾乎涉及全部當代史上的一切方面，對它進行歷史的、科學的、嚴肅的徹底批判，應當是中國文學理論界和所有希望中國進步、所有希望根本改變自身命運的人們共同的歷史任務，也是中國一場真正的改革不能回避的最大歷史難題。

對“極左”問題的研究，首先要在弄清它的本質的基礎上弄清它的概念。

劉賓雁提出“極左的核心，就是對人的否定。人們只要從人出發，就可以廓清一些基本概念的錯誤。”

按馬克思主義，現實存在的基礎永遠是經濟關係，是物質關係。“極左”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統治了中國，它的本質，最重要的方面也必然是那個歷史時期經濟基礎的反映。這種最重要的本質決定了“極左”的若干其它特徵。

人們以前對這個問題的稱謂都是不全面，不準確的。它們揭示了極左的某一方面，卻忽略或掩蓋了它的最重要的本質特徵。因而，“極左思潮”、“極左思想”、“極左路線”、“極左現象”、“極左意識”、“極左傾向”、“極左態度”，都是對極左的虛假或走樣的表達。它們的共同偏差，都是把“反映”當作“本質”，用意識形態代替經濟基礎。(劉賓雁1986年11月21日在南開大學的講話中說：“就在我被打成右派之前（1957年）的一次黨的小組會上，我還提出懷疑，我說到底什麼叫左，什麼叫右，我現在搞糊塗了。”)

這個經濟基礎有些什麼特徵呢？概而言之，它是中國傳統小農經濟和蘇聯史達林模式重工業、國防工業優先的工業經濟的結合。這種經濟，其長期不變的小農經濟（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面不斷萎縮）是工業化這個目的手段和工具。而史達林模式的工業化也服從於另一個更重大的歷史目標：對內擴大和堅持階段鬥爭，對外消滅西方國家，稱霸世界。這個目標一經被宣傳成實現人類最高理想的必由之路，它就自然派生出兩種歷史結論，或者兩個歷史要求：經濟範疇內的小農經濟由於服務于一個代表歷史進程的更宏大的經濟目標，因而先驗地高於綿延幾千年的同樣的小農經濟；而作為經濟目標的工業化則體現了一個世界歷史範疇內的真理，即比西方工業文明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這個基礎一旦在事實上依靠國家力量強制推行（1954年農村中的合作化運動，1956年全國城市生產資料改造運動），就需要得到解釋，更需要得到證明（而且需要不斷的、永遠地解釋和證明）。

沒有誰會反對真正的公有制，沒有誰會反對國家對經濟工作的介入，沒有誰會反對中國的工業化，同樣，沒有誰會在當時對1957年前的經濟模式表示完全不同的意見。但是，那個幾十年後被證明是一種歷史錯誤的經濟模式，它還需要一個相應的意識形態理論來為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做出解釋和證明。這種錯誤經濟制度及其上層建築的建立和發展，就是當代中國極左問題的基本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由於經濟結構的史達林模式和小農經濟形態的結合以消滅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否定中國傳統社會為目標，所以作為它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必然給自己提出兩個相應的任務：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社會，否定中國傳統社會及其文化。

這是東方的、中國的、掌權的極左問題的鮮明的時代、階級、“意識形態”民族特徵。劉賓雁尖銳地指出：“三十年來所以發生這種歷史的逆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戰略上我們犯了幾個錯誤，或者說我們迷醉於幾個幻想：一個社會主義是絕對完美無缺的社會制度，它只要建立起來，就不會有什麼缺點；第二點，共產黨絕對不會犯錯誤，永遠不會犯錯誤；第三個，馬列主義是一成不變的，只要印在書上的東西，永遠是真理；第四個，特別重要的，我認為是這第四個，社會主義一定要和資本主義一刀兩斷，一根血管、一根神經都不能連在一起，凡是那幾百年發生在資本主義的一切，我們都不能夠予以承認，我們更不能接受。”(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前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對此有十分相同的論述，他在1986年11月18日在上海同濟大學講話時，稱這種意識形態為“狹隘性”。“雖然我們平常說馬克思主義接受了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但在實際說法裡認為只有馬克思以來，人類才真正認識真理。或者說更窄，把馬克思拋掉，只有在解放以來，我們所有事情才是做得真正好的事情，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掉，把所有提到的人類歷史上的文明，以及現代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發展的東西都加以否定。”另，文化大革命中，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林彪那句“千古傳頌的話”：“中國幾千年，全世界幾百年，才出現這樣一位天才”，以及現在中南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大門的牆壁上的巨幅橫標：“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都是同一問題的另一種表達。)

現在，我們可以簡要討論極左問題的歷史實質了。1956年建立起來的稱為“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其歷史實質究竟是什麼？人們知道，馬克思指稱的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其核心是少數人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以此作為剝削工人勞動剩餘價值的依據。但裡，這裡有兩點需要加以說明。第一，在馬克思那裡，資本家依靠生產資料對工人的剝削這一事實本身並不是馬克思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最重要的原因。馬克思的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不需要本屬於資產階段思想範疇的人道主義，他曾經明確指出，他並不偏愛無產階段。馬克思使用的是一個屬人的標準──但不是精神、道德範疇內的標準，而是人的自然能力物件化為物質方面的歷史標準即生產標準，來描述並否定資本主義和私有制的，也即中學生都背得很熟的所謂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矛盾必然阻礙生產力發展這一論斷。第二，所謂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是一個歷史概念，正如古代希臘、羅馬和亞洲古代社會中，奴隸制、封建制等不同社會形態中，在人們的生產關係裡對於生產資料佔有的方式各異一樣，在馬克思時代，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一目了然，資產階段經濟學家也不否認。馬克思不可能對這種佔有方式的各種形態做出全部預測，但是，他提出的根據生產力發展狀況來分析和預測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制的歷史不合理的基本理論，卻有一個較為正確而深刻的思想。那麼，中國1956到1976年建立的經濟制度是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彼岸呢？稍懂世界經濟史和政治史的人們都不會天真地把經濟制度按照意識形態或國家政治制度來做簡單的劃分。人們對中國那一時期的經濟制度進行研究，可以而且只有兩條原則：一條是堅持生產力發展水準是檢驗經濟制度的最後標準。在可以進行各種分析（包括數量分析），比較（與相同或相對的國家或社會）的範圍內，先進的經濟制度與落後的經濟制度之間，總是可以做出清楚的判斷。一條是對經濟制度作深入的具體研究。其中應當包括：整個國家經濟制度、生產資料、生產過程、分配關係中，作為生產力的主要因素的人是如何參加全部經濟活動的。制定計劃、支配生產、進行分配是由哪些人擔當的？國內經濟理論界已有人著文探討了這個問題，結論是，我們並無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公有制，生產者在全部生產活動中從未居於主體和主導地位，國家所有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蛻變為少數政治、行政官員的“集團”支配制。經濟活動的停滯、生產力發展的緩慢不斷證明，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私有制。應當承認，這種通過政治權力支配生產資料的特殊私有制，在道德上似乎比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的私有制優越。佔有者本人不必擁有生產資料，不必像資本家那樣赤裸裸地展示著私人佔有的種種私欲；(就是這個問題，也有再討論的必要。這種間接支配制必然向直接佔有制發展或過渡。以權謀私，中飽私囊，貪污索賄，循私舞弊等等“不正之風”與資本家的貪婪有什麼本質區別呢？還應進一步探討一下，資本家私人佔有制，必須遵循價值規律，遵循商品經濟規律，不斷地鞏固和發展自己的私人經濟，即使是億萬富翁，稍有不慎，也會在一夜之間破產，這就決定了他們必須深深地捲入經濟活動，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力中的一部份。而間接支配者免除了一切私人佔有者的問題，他們只剩下一個問題，在政治鬥爭中站錯隊沒有？可以預期，由間接佔有制向直接佔有本屬全體勞動的財富過渡，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但是，他們卻合法（叫合符政策）地享受著經濟生產所能提供的最優質的服務。這還不是他們作為特殊私有制代表的根本特徵。其根本特徵仍然可以在馬克思那裡找到注腳：生產力標準。可以假設他們全部廉潔奉公，與人民同呼吸共患難，但是由他們支配（也叫“領導”、“管理”）下的整個經濟經過二十年後竟然“發展”到崩潰的邊緣，這個經濟歷史事實所能證明的，除了一種特殊的私人所有制在二十年歷史中的實踐後證明自己的無能和不合法外，還能證明什麼呢？

劉賓雁問道:“試問什麼是社會主義主義?如果說那一個真的（指1953－1976），那麼1979－1986年的社會主義是真的，還是假的？假如今天這個是真的，那麼那個就恐怕不太真，至少，或者說它是假的。假如那個是真的，地地道道的社會主義，那麼今天這個就成了問題。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上的問題。”顯然，劉賓雁所提的真假社會主義，決不是一個概念問題[方勵之教授也曾就“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發表了他的看法。他強調的是社會主義的多種形式和多種解釋，他列舉了瑞典等北歐國家和奧地利，分析了歷史上社會主義不同流派（如列寧和第二國際）的差異和發展方向]，而是涉及到在我國具體存在的社會主義（它的核心是經濟結構中的所有制關係）的重要變化以及對現實改革的關係問題。

既然極左問題是經濟基礎的反映，而經濟基礎的核心是具體的人們結成的所有制關係，所以“極左”問題，實質上就是構成這些所有制關係的人們的經濟利益的反映。因此，“極左”問題不能再解釋為某種誰也不具體處於特定經濟關係、誰也不負任何具體責任、誰也不能監督與審計的黑格爾式的“理念”，再也不能解釋為一首由一些天真的、好心的、赤誠純潔、喜歡一點極端的、頭腦僵化的，自身也是受害者的“同志們”一時心血來潮演出的即興曲。在根本的意義上，它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全部當代不幸的總根源，它滲透進整個國家和社會，在很多情況下，它直接表現為壓倒一切的物質形式。

歷史上由於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由於由此派生的不同的政治觀和人生觀，而出現了不同的階段、集團、政黨。這個理論啟發我們把極左問題提高到人與人的最直接最根本的關係考察，把長期謙虛地隱匿在“極左”問題背後的人們稱為“階級”，大概是比較公允的吧。

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階級。它的經濟佔有方式比較特殊，它的政治態度異常鮮明，它還具有其它若干特徵，都是不容易歸類的。

劉賓雁在他第二次被開除前的最後一篇報告文學《未完成的埋葬》中，把中國人分為兩類，說他們之間已經沒有多少共同語言了。在黑龍江大學演講時他也提到這種分類：“我……領悟到一個真理，就是有點良心的，講點科學的，有點人道主義感情的人，一貫地不吃香；沒有良心，搞虛誇，一方面非常保守，同時又非常善於搞虛誇的，堅決反對人道主義的，這樣的一些人，一貫地吃香。”

這兩類人中的一類，已經很近似我們所論述的這個極左階級了。

劉賓雁對兩類人的劃分可能不太精確，但他對他們之間的關係的分析卻是清晰的：“這兩類中國人在各種不同的意義上都可以這樣分，比如幹事的和不幹事的，整人的和挨整的，愛國和漢奸……。這個較量，這個鬥爭，現在還是很激烈的，出於某種需要我們也可以不去強調它，但是你不能夠消滅，也不能夠抹煞客觀上存在的這場鬥爭。有的人跟有的人就是勢不兩立的，那是毫不含糊的。就拿我個人來說吧，我沒有得罪過的人，他就在那裡一再盼望著我得癌症，因為我是他的政敵……”

劉賓雁在關注和研究中國當代史時，已經勇敢地揭開了這個秘密（這正是他再次遭到懲罰的根本原因），在第二次被開除不到一個月之前，他就指出：“……，一方面高喊我們要提高知識份子地位，我們要落實知識份子政策，慷慨激昂，不曉得說了多少好聽的廢話，落實下來，對不起：讓讓步，還是給當官的優惠。這可能是一種集團意識，首先要滿足我那些‘哥們’，我手底下的，首先要給這些人較好的安置，……這種集團意識決不可輕視。……我們中國人是不承認這種利益集團的，理論上不承認。實際上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團，一個利益集團就有他的集團意識。我的作品之所得罪了那麼多的人，並不是我批評了那麼多人，而是一種兔死狐悲的集團意識。”

如果說“極左”階級對經濟的佔有由於與私人直接佔有方式不同，其經濟特徵不甚鮮明的話，那麼，也正是由於同一原因，它的政治和文化特徵卻驚人的突出。它具有如下幾個特徵：

“……一批又一批的人，走上了這條道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成為今天人們前進的絆腳石。不是說所有的人，我相信其中相當一些同志已經醒悟過來了，但畢竟是那樣一支力量，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成長起來。”這裡，劉賓雁指出了“極左”第一個重要的政治特徵：製造和促進政治運動，並在其中發展起來。

大規模、長時間的政治運動、政治鬥爭是中國極左階級的一個大發明，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創造了對人進攻的範型。

經濟壟斷、權力壟斷提供了“大搞群眾運動”的基礎。費時耗資的大運動是體現這種經濟──政治結構的本質力量的最佳形式。這不是一種殘酷的遊戲，而是一種生存在和發展的必須的過程。極左階級從中國封建專制君主那裡繼承來一整套政治理論。其中特別是韓非所設計的理想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形式：“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引自《韓非子•楊權》) 。他發明的相應的治世手段“法”、“術”、“勢”三者結合，尤其是“勢”，在當代中國極左階級手中得到充量的發揮。韓非賦予“術”的功能是：勝眾之資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發展為以眾勝敵之資也。階級之所以發達者，群眾運動也。從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極左階級使用了三個方式，成功地實現了它的目標，也充分地暴露了它的本質。

首先，把自己說成是人民、祖國、正義和真理的代身。“用最革命的口號，用最高尚、最聖潔的詞句”領導、組織、暗示、教唆無知群眾“站出來”。尤其是借助和利用青年學生的熱情、天真、易於衝動、過激的性情進行前期進攻。這一發明還有著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上的考慮。第一、青年學生是“非生產性”的“消費者”，讀書不談書的經濟含義都一樣（許多“極左”分子都是靠“學生運動”起家的）；第二、青年學生年輕、純潔、沒有經濟利益瓜葛，給人以聖潔的形象；第三、青年學生、尤其是浪漫型和理想型的學生，易於接受“革命理論”；第四、“極左”階級假想的（也是真實的）反對派，主要是學校裡的知識份子，首先爭取青年學生使反對派不戰而潰；第五、最重要的，青年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是極左階級的接班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這種人才，關係到這個階級千夥萬代的江山。應該注意的是，被“借重”的“小青年”和廣大群眾事後並沒有得到什麼了不起的報答。道理很簡單，發動他們“起來”，並不是為了使他們的處境得到改觀（絕無這種可能，政治運動是對生產力發展的極大摧毀）。因此，群眾運動雖然不斷，但參加者，其中的主角又是不斷變化的，以防止“受騙上當”的一部分人覺悟過來而降低政治運動的高度。政治鬥爭、政治運動造成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人的失悔、懊惱、沉浮。最致命的打擊則是通過這一切代價落在那同樣是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反對派”頭上。

第二、在殘酷懲處無辜的“反對派”同時，鞏固政治成果（已無經濟成果可言）。這主要是“清理階級隊伍”，增強新鮮血液，強化意識形態。回想一下林彪、“四人幫”那一套“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想一想“兩個凡是”理論以及後來的“清汙”、“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常常會困惑不解：“極左”分子為什麼如此酷受“理論”，這些自詡是“唯物主義者”的人們，何以對“世界第二性”的“意識形態”有著永恆的嗜好？道理並不複雜，剝開他們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外衣，極左階級簡接佔有制就昭然若揭了。這些“理論”，為什麼總是把“反對派”稱為“資產階級右派”，“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權威”、“資產階級分子”，其根本原因也只能在他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制度的“狹隘性”中去找。

第三、政治運動的成果總是用冠冕堂皇的形式固定下來，如憲法、黨章、中央文件、決議、教科書、社論、文獻彙編以及一切輿論宣傳手段的運用。其結果是要糾正任何一個極左階級的問題。都碰到憲法、黨綱之類神聖不可移易的東西，國家法律制度和黨綱在許多方面已經與極左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很難分清了。又由於文化的貧窮和教育的單一，由於語言、尤其是暴力語言的強大滯留性和誘導性，極左階級心態將長期佔據人們的心靈和大腦。新意識、新觀念很難擠進中國的精神空間。

沒完沒了的思想改造、政治學習、定期彙報、批評與自我批評，造成慢性的恐怖氣氛，造成新的大規模政治運動的心理機制，同時使人們在長期的精神緊張中，在人人自危的日子裡，失去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也失去反抗和任何選擇的可能，這和政治運動本身共同完成著一項任務：培養人性逐浙退化，獸性逐浙發展的新品種，即劉賓雁所指稱的“非人”和“獸”。

與大規模的群眾政治運動互為補充（也互為因果）的，是在兩次運動的間隙中對人進行的多種相對溫和的靜悄悄的進攻。它們不能一一枚舉，大致有以下幾種：

“……人不是人，人不需要什麼。不需要上學，不需要旅行，不需要思考問題，……人只有一個肚子，而這個肚子也無需填得太飽。只需要在階級鬥爭的會場上喊口號，然後在生產過程中去鋤地，去趕一頭牛犁地。人就是這樣一種動物，這在我們的指導思想裡是有的，而且說過這個話，人的生活不要提得太高，餓不死人就可以了。”

人的各種素質，包括自然能力、性愛能力的喪失，提倡僧侶主義、禁欲主義，直接影響到民族生機。

灌輸奴隸主義，施加抑制影響，“這個教育把人壓抑得太厲害了。這個也不許做，那個也不許說，那個也不許想，於是在政治運動中，一下子他們自己不會意識到，在潛意識中形成了一個東西，再爆發出來，就顯得那樣瘋狂，那樣野蠻。……這不單指性壓抑，而是各種合理的欲望，各種合理的需要的壓抑，造成那種精神上的病態，一有機會就爆發出來……”等等。

人們還可以舉出極左階級的若干特徵以及造成的種種後果。

大規模政治運動無休止地開展（兩次運動之間的間隔只是為了蓄積力量與選擇時機），正是中國“極左”階級經濟──政治本質的必然要求。隱蔽的經濟獨佔制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的保護。政治運動是“極左”階級經濟利益的最重要的防線，只要這種間接佔有制沒有消亡，政治運動就不會停止。經濟壟斷必然導致政治壟斷，經濟壟斷的間接性質決定了政治壟斷的直接性質。這就是我們對大規模政治運動不斷在中國發生且愈演愈烈的解釋。

不僅如此，政治運動還有使隱蔽的經濟制度得以調節、獲得活力的功能。由於在名義上人民做主的國家，經濟獨佔一般不可能以個人終生直接佔有和世代佔有，它主要是依靠改變內部結構、成員來適應社會生產的發展。政治運動把不能使這種佔有性質存在下去的成員淘汰出來，代之以希望參加這種佔有的成員，這是政治運動儘管對大多人而言常常是一場鬧劇或悲劇，對於一批批野心家卻總是具有那麼強烈的誘惑“鐵一般的、物質的”原因。劉賓雁1986年10月8日在安慶談到“極左”時說：“但是結果很奇怪，恰好是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真正壞的人倒還上來了，我們搞了幾十年政治運動，反了幾十年個人主義，但是最有害最危險的政治上的個人主義反而沒有遭到打擊。風派人物，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反而生存下來，而且生活得很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不會出現了”。總之，政治運動變換口號，啟用一批“新”人，或激烈、或溫和、或隱蔽、或公開、或長（“反自由化鬥爭”據說要搞幾十年），或短（反精神污染據說只有28天），或文藝或教育，或理論或新聞，萬變不離其宗：維護和維持一個名實分裂的經濟制度。讓我們再說一遍，這是一種特殊形態的靠在政治運動中不斷改變結構、成員而存在的階級間接佔有經濟制度。

因此，中國政治生活、政治鬥爭的狀況直接關係到根本經濟制度，政治領域內的每一種進步，都會造成“極左”階級真正的危機；反之亦然。顯然，經濟變革的每一步發展都會受到意識形態的阻礙，要越過這道幾十年經營起來的意識形態的“馬奇諾”防線，直接改變那個隱蔽得很穩固的經濟制度，希望是不大的。因此，我們預言，未來中國的真正變革，其最重要的關鍵也是最偉大的領域將是“意識形態戰線”。可喜的是，在意識形態的前沿和週邊，我國的學術界、文藝界、教育界，尤其是翻譯界正在進行著意義深遠的艱苦而有益的工作。可歎的是，公開地、冷靜地、不氣餒地與“極左”階級的“護身符”──保守僵化、氣數不長的意識形態作持久的較量，還沒有成為我國知識界的自覺行動。但我們已看到兩者的歷史性統一的曙光了。長期為“極左”分子們控制的歷史審判權，它的合法化已經受到挑戰了。這就是希望。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