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康
錢學森死了。
自然想到他的兩位同行，美籍德國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俄蘇科學家安德列·薩哈羅夫。
愛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除了他是相對論的創立者和現代物理學一代宗師外，就是他對人類文明事業與世界和平的終身關切。這位德國猶太人不僅表現了其先輩如摩西和本·邁蒙尼第等人將《聖經》與希臘哲學、藝術西方文明兩大源泉融匯的傳統，而且感人至深地表達了對二十世紀特有劫難的深度憂慮和異常深刻而富有啟示性的思考。
1932年，愛因斯坦致信義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長羅各，呼籲阻止威脅義大利知識界向法西斯制度表示忠誠的“殘酷折磨”，告誡“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對義大利知識界的優秀人物進行這種侮辱”。
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澤東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橫加侮辱並將成百上千無辜中國文人投入監獄的歲月）回到中國來，是否與聞對俞平伯、胡適等人的精神圍剿。短短的三個月內，錢先生就被委任為中國科學院動力研究所所長。在那個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機構不經過極為嚴格的審察和曠日持久的考驗，像錢學森這樣由美帝國主義培養成才的物理學家，怎麼能如此神速地晉升到新中國核工業最顯赫的位置上，有歷史證評癖的學人恐怕會發生興趣。須知，那時朝鮮戰爭才結束兩年，毛岸英死於美國轟炸機下，其父正發起反美、仇美、蔑美運動。錢學森那時似乎還不是中共黨員，也無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優渥厚遇，——恐怕不能僅僅以其專業或聰明解釋。
昨日上網，方知錢回國有二說。一則出於愛國，二則被美國當局遞解驅逐。1949年錢正申請加入美國，怎麼又突然對“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心嚮往之。一名由中華民國政府派遣赴美的國民黨高官快婿、又在資本主義美國接受教育然後執教美國第一流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其“紅色覺悟”來自何方？1999年，美國政府公佈竊取美國國家機密者的“考克斯報告”，錢的大名仍赫然在目。其時中美建立已經二十年整，江澤民正聲稱欲與美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美國人沒有必要“刺激”已到鮐背之壽且備受中國最高層膜拜有加的錢學森。那實在不利於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要末就是那些死硬反華反共的FBI分子腦筋太死。當代“幹嘉學派”有責任弄個明白。至於我，對於前美軍上校錢學森何故回到毛澤東這裡來，了無興趣。道理也很簡單，畢竟是中國人，非要等到一個紅色政權建立，才算是“為祖國效命”嗎？
那之前兩年，陳寅恪也受到郭沫若邀請，擔任某歷史研究所所長職務。前者以“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為條件，以不宗奉馬列主義為前提，慨然辭謝。五十年後的今人可以相信，陳寅恪先生的學識、人品及其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成就和摯愛，絲毫不遜於包括郭沫若、錢學森等党國知識權貴。事實上，陳先生代表的中國文化立場和方向，為郭、錢望塵莫及。
愛因斯坦在那封信中認為，“無可懷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學知識，應當被任何政府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尊重那些誠摯地追求真理和科學知識的人的自由應該作為整個社會的最高利益”。他強調，只有在這一基礎上，西方才產生出偉大的文明。義大利文藝復興才贏得世界的稱讚。這是用純潔的偉大的殉道者的鮮血換來的傳統，才使義大利受到世人的愛慕和尊敬。
我不知道，高夀近百的錢學森眾多的仰慕者們會用什麼辭藻為他送葬，至少，不會出現“自由”、“真理”、“殉道者”。
1939年7月，愛因斯坦接受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昆建議，給佛蘭克林·羅斯福寫信，告知這位美國總統，費米、約裡奧·居裡等國際物理學家已經使從大量鈾中建立起原子 鏈式反應成為可能，由此將產生巨大能量和放射物。如果把這種實驗運用於軍事，就會製造出“極有威力的新型炸彈”。他提醒說，德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兒子馮·魏茨澤克領導的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正在進行著同樣的實驗。
這封信導致了原子彈的誕生和廣島、長崎的核爆炸，並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得以提前結束。世人因此稱愛因斯坦為“原子彈之父”。
但愛因斯坦1945年秋天在美國廣播公司發表談話，否認自己是原子彈之父。認為鏈式反應是德國物理學家哈恩發現的，是麗塞·邁特內從德國逃出帶給丹麥科學家尼耳斯·玻爾而為國際物理學界普遍接受的。
同年12月10日在紐約諾貝爾紀念宴會上，愛因斯坦致詞指出，諾貝爾發明了烈性炸藥，為了對此贖罪，為了良心上的寬慰，他設立資金以促進和平。“今天，參加過研製這種歷史上最可怕最危險的武器的物理學家，不說是犯罪，也是被同樣的責任感所苦惱”。他認為，“我們（主要指美國科學家）之所以曾經幫助創造這種武器，是為了預防人類的敵人（主要指德國）比我們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納粹的精神狀態，讓他們佔先，就意味著難以相像的破壞，以及對全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奴役。”他強調，“我們所以把這種武器交到美國和英國人民手裡，因為我們把他們看作是全人類的信託者，是和平自由的戰士。”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被稱為“中國導彈之父”（最近更名為“中國航太之父”），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錢學森何以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由美返華的歷史如此耿耿於懷。他那些本事完全來自加州理學院馮·卡門、帕森斯等人。美國司法部門指控他為共產黨員這一案情，也應成為考據癖者的調查對象。其實是不是共產黨員本來無關宏旨，事實上錢1958年不是“入黨”了嗎？在冷戰初期麥卡錫時代，錢因共黨嫌疑被取消他參予美國最高軍事機密工作，本是歷史洪流中幾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由此所生的怨恨卻讓我難以理喻。就算美國冤枉了這位共產黨天才，不也就是幾年賦閑在家，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小島上獨居了14天而已，他那800公斤圖書資料，就僅僅是一些簡單的公開出售的工具書嗎？
一名有共產黨嫌疑的中國人，輕而易舉地進入美國火箭研製噴氣推進動力實驗室，參予了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當然只是一名小角色），還以美軍上校身份參加“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戰後赴德國考察，這難道不表明美國制度的開放包容與慷慨大度嗎？錢身涉政治疑案。加州理工學院同事募捐一萬多美元為其假釋，院長李·杜弗瑞德專程飛赴華盛頓為錢斡旋，並委託著名律師庫珀為其作公開辯護，這難道不表明美國社會的人道關懷和公正精神嗎？與毛澤東時代遭災受苦罹難的數以百萬計中國知識界相比，錢學森在美國經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愜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閱歷。
據悉，中美建交後，加州理工學院將錢評為該院“傑出校友”，還賠償其損失費，只是不作出道歉。錢因此拒絕回母校領獎。中國憤青於此又照例用了“氣憤地拒絕”一類毛式修辭。天真的美國人很難明白，錢的凜然氣節怎麼就不對比麥卡錫時代恐怖一萬倍的毛澤東們表現一下呢。
我不知道錢學森對愛因斯坦、奧本海墨等物理學家持何種態度。香港鳳凰衛視在錢死後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國心”特別節目中，加于錢的頭銜是“世界著名科學家”。不知該片撰文者是誰，稍稍瞭解現代物理學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國外，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知道錢的大名。
1957年毛澤東召見時，他稟報了有關“工程控制論”後，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論“十分淺薄，一定有很多錯誤”，請毛指正。很難設想，愛因斯坦會以這樣的自辱之辭向羅斯福表示謙遜。錢對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學的毛澤東作如此卑賤的表態，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國和義大利也不會發生。
1946年1月12日，愛因斯坦致信美國“全國科學家會議”，公開鼓動說，如果政府因為對俄國的恐怖情緒而試圖加強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那末美國科學家“就應當拒絕聽從美國政府的不義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機構做靠山”。他提請注意說，美國科學家“擁有一種不成文的法律，那是我們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華盛頓制定出來的法案要更加具有束縛力。當然，我們還有兩件最後的武器：不合作和罷工。
毛澤東曾在不同場合、包括1957年全世界共產黨莫斯科大會上，聲稱中國不僅不怕、而且歡迎第二次世界大戰，六億中國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錢學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類似主張，我不知道他贊成還是反對。但從其工作和行為看，他絕無反對可能性。這樣，我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世上並無一個具有共同文明價值和道德底線的國際物理學界，愛因斯坦號召與國家和政府不合作的號召，絕沒有受到所有國家科學家的贊許。相反，至少在中國，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在他們焚書坑儒的歷史火光背後，那些實用學科類知識，是得到國家政權的悉心保護的。量子力學創立人之一的海森堡曾在《物理學與哲學》一書中，試圖證明自然科學作為人類智慧最強大的力量，終將使得哲學、尤其是政治法律思想與物理學的客觀、真實、永恆和普遍意義達成一致。在1949年以後，西方一切理論，包括物理學都只能淪為權力的工具，錢學森及其工作，證明此論不虛。
此外，中國舉國之力發展導彈、原子彈、氫彈同時，四千余萬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死于饑饉。錢學森對此慘劇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獻身于導彈核武器豐功偉業時，錢學森如何平衡他的愛國心。製造幾枚要麼永遠不使用要麼一旦使用就意味著包括全體中國人在內的人類共同毀滅的核導彈與幾千萬同胞活活餓死之間，孰重孰輕？
愛因斯坦曾提醒羅斯福總統“在政府同在美國做鏈式反應工作的物理學家之間有一種經常的接觸是可取的”。那是因為必須搶在希特勒德國之前掌握原子武器，無論在道義和邏輯上，這一理由都是正確的，起碼是無可奈何的正確。同時，愛因斯坦和其他美國物理學家深知這種建議和抉擇，隱藏著巨大的道德隱患和現實命運上的危機。
1947年6月，美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布魯塞爾藝術科學院發表演講承認，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失敗“並不意味著野蠻和殘酷已經失敗。相反，那些可憎的觀念也從失敗中取得了某種勝利”。他痛心地指出，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準，自由民主國家被迫使用了因受納粹主義威脅而被迫研製的武器，“我們的文明可能最終毀於希特勒主義希望用於我們頭上的那些武器”。
不知道錢學森先生是否多少與聞或感知到二戰後世界一流知識份子這些既深刻又尋常的觀點。他是否真正認為，以餓死幾千萬中國人為代價發展導彈核武器，是他的愛國心的驗證，這一驗證是對中國民族利益的真正捍衛。
此外，他理應比一般中國人更清楚，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蘇聯勃烈日涅夫－格列奇科集團準備對中國實行“核外科手術打擊”。因為中國拼命發展的核武庫將會構成對蘇聯的威脅。只是因為尼克森－基辛格政府出人意料的反對，這場核浩劫才沒有變為現實。
1950年1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美國將製造氫彈。羅斯福夫人埃諾·羅斯福特別組織系列電視辯論，愛因斯坦應邀於1950年2月13日發表現電視講話指出，如果杜魯門總統的努力果然成功，那麼大氣層放射性毒化，以及隨之而來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滅絕，都將是在技術上可能達到的範圍之內。他再次敦促美、蘇兩國消除相互的恐懼和不信任，不僅廢棄大規模破壞性武器，還要鄭重宣告放棄武力政治，同時建立起“超超國家的裁判和執行機構，哪怕只有一些國家宣告他們願為實行這種‘局部性的世界政府’而真誠合作，也會大大減輕緊迫的戰爭危險”。
這種聲音在錢學森所服務的新中國，沒有出現的可能。
中國民族一百多年來歷經內憂外患，從下到上有一種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擁有巨大的歷史合理性。但是，與這種民族要求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個體生命大規模傾覆（尤其1949年以後）是這個國家同樣不幸而亟待終結的悲慘狀況。作為研製攸關億萬中國人生命的毀滅性武器的主要負責人，錢氏可曾真正嚴肅地評價自己的工作，並為此向最高當局陳述現狀，分析後果，而不是無條件效忠於毛澤東第三次世界大戰、世界革命的恐怖理論。
“義大利科學協進會”於1950年10月在盧加舉行第42次會議，愛因斯坦在賀信中鄭重闡述了“現代科學家的道義責任”。他痛心地指出，他的許多同行“已經退化到這種地步：居然把國家政權強加給他的奴役當作不可避免的命運接受下來，他甚至自甘墮落到這種地步，竟然馴服地獻出自己的才能，去幫助完善那些註定要造成人類普遍毀滅的工具”。這是20世紀科學界真正悲慘的命運，科學家“製造出了那些不僅會奴役他，而且還會從內心上毀滅他的工具，由於那些揮舞政治權力的人的壓制，他不得不噤若寒蟬”。
毛澤東喪心病狂而又荒誕愚蠢的暴行之一，是大辦人民公社。這一舉措導致了他的政權合法性和權力來源的基礎——中國農民——的空前滅絕。毛的科學依據之一是作為物理學家 的錢學森關於糧食畝產超過十萬斤的宏論。
海德格爾因為出任柏林大學校長、為納粹聲辯而永遠難洗其道德污穢。從2009年10月31日起，在另一個世界，是否會有數以千萬計的餓殍亡靈會盯著這位“新中國最偉大的科學家”的眼睛問：三百六十行，何必多管閒事？
愛因斯坦在同一封賀信中，對曾產生了伽裡略、布魯諾、米開朗基羅、達·芬奇等科學巨匠和藝術天才的義大利同行表示敬意。他問道：那個曾經使科學家有機會對他的同胞進行啟蒙而且豐富他們精神世界的時代，難道真的過去了嗎？他的回答是：“一個天生自由和嚴謹的人固然可以被消滅，但是這樣的人決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當作一個盲目的工具聽任使喚”。中國漫長的專制傳統和嚴重變形而慘遭暴君利用的民族精神，導致許多人不僅自甘工具，而且“創造性”地為專制獨裁服務。愛因斯坦的回答對他們不啻是神話。——能與暴君同席，受其恩誨，是多少天生奴性和卑賤者的莫大幸事。
1952年9月15日，日本《改造》雜誌主編向愛因斯坦提出如下問題：
1、您看到那些顯示原子彈毀滅性後果的照片時，作何感想？
2、對於作為一種人類毀滅工具的原子彈，你如何評價？
3、大家都預料，下次世界大戰將是一場原子戰爭，這難道不是意味著人類的毀滅嗎？4、儘管您完全明白原子彈可怕的破壞力，可是您為什麼還要參與原子彈的製造？
愛因斯坦坦率承認了日本人指控性的質詢，同時也為自己做了必要的辯護。與13年前（1939年）他給羅斯福總統信中所陳述的理由一樣，“德國人也會抱著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問題進行工作，我那時只能這樣做，再也沒有其他選擇餘地，儘管我始終是一個虔誠的和平主我者”。最後他再次推崇“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天才”甘地，他為印度的解放所做的工作證明：由百折不撓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無敵的物質力量有更強大的威力。
如果錢學森讀過自己的女性同胞（也是他岳父最敬重的偉大中國女性）宋美齡女士1945年8月14日慶祝抗戰勝利時在抗戰陪都重慶發表的談話，他也許會反思自己的人生角色，產生某種不安的心緒：“原子炸彈的製造方法，雖經嚴守秘密，然而這是根據眾多科學家所明白的道理，若有相當的資源與時間，或許可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貪婪無義的敵人手裡，將造成大部份人類的毀滅。”毛澤東生前虐害了無數中國人，這與他不顧一切發展核武器的瘋狂計畫之間，並非沒有聯繫。為這種無法無天之徒製造能毀滅人類的武器，與愛因斯坦和甘地的和平與非暴力主義者之間，何止天壤之別。
1953年7月，一名瑞士老太太向愛因斯坦提出兩個問題：
1、近幾年來全世界到處出現極惡劣的天氣，是不是由於原子爆炸的緣故？
2、由於企圖要把原子彈造得更有威力，我們這一代人有沒有保護我們這個行星的大氣層免遭破壞的危險呢？愛因斯坦在簡短的加複中相信，人類已經有力量或者不久就會有力量，用放射性物質來徹底毒化大氣層，使陸地上一切植物和動物的生命同歸於盡。但他“還是十分樂觀地相信，人類通過建立世界政府，大概早晚會避免這種毀滅”。
建立世界聯邦及其政府，是但丁、格勞秀斯、聖彼埃爾修道院院長、盧梭、伏爾泰、康得五百年間歐洲思想家的高尚理念，也是2500年前孔子大同世界的夢想。愛因斯坦身為猶太人，對為禍歐洲既久且烈的民族國家心存戒懼，天生懷有某種世界主義和人類情懷。他多次呼籲建立超民族超國家的世界性政府，雖然直到去世為止，這一理想都遙遙無期。但除非人類在國家神聖和民族至上必然導致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和相互忌恨與仇殺中走向毀滅，否則愛因斯坦“天下一家”的偉大嚮往一定會刻在未來人類共同體的紀念碑上。
我不知道錢學森先生如何評價愛因斯坦的世界主義，他多半沒有深入思考過這個問題。一個世界主義者在毛澤東時代是註定要遭受迫害的。即使在今天，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也斷難容忍將聯合國一類國際組織實質性地擴大。不久前奧巴馬總統首次提議，有關國家通過協議，徹底銷毀地球所有核武器，中國軍方人士在國家電視台上公開表示質疑和反對。在不久前結束的閱兵式上，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各種新式武器，其中包括戰略核導彈。
1954年11月18日，愛因斯坦在回答《記者》雜誌關於美國科學家處境問題時，說了一句轟動美國社會的話：如果我重新是個青年人，並且要決定怎樣去謀生，那末，我決不想做什麼科學家、學者或老師。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環境下還可得到的那一點獨立性，我寧願做一個管子工，或者做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美國“管子業工會”通過決議，授予愛因斯坦榮譽會員的稱號。
錢學森擁有眾多頭銜，官拜全國政協副主席，躋身國家領導人，這種際遇當然不會厭惡自己的選擇，賭氣去作一個管子工。這是又一種區別。美國接納愛因斯坦和眾多德國和歐洲猶太人，愛因斯坦在美國受到了他在德國不可能享有的尊榮、禮遇和研究條件。他個人擁有的自由權利、獨立性和言論空間，比德國希特勒、蘇聯斯大林和中國毛澤東三大極權主義所有知識份子這三類權利的總和還多。儘管如此，愛因斯坦很少讚揚美國的民主自由，更從不表彰美國政府。相反，他不變的風格是永遠批判現存制度，抨擊資本主義美國，尤其不吝詞彙指斥美國政要。這種愛因斯坦式的不合作與批判意識，正是現代世界始終不能被各種型號的專制力量欺騙、恫嚇和奴役的精神防火牆。
而錢學森先生，從1955年44歲到2009年98歲高齡辭世半個多世紀間，中國知識份子天文數字般罹難殞滅的悲劇，似乎完全與同樣身為知識份子的他毫無干係。像1957年“反右運動”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社會大慘劇和歷史浩劫，人們從來不知道錢學森命運如何，這位似乎享有特別豁免權的神秘人物，奇跡般地置身於兩代中國知識界宿命般的苦難之外，這一事實，也當成為考據派的題材。
也許錢先生自有其人生觀，有其不輕易示人的人生履歷。但我對所有在上世紀毛時代免於貶抑的人士，皆作存疑。當然，以錢的特殊地位、影響和身份，他事實上一開始就不屬於幾百萬知識份子他更不是如一般社會人文類知識份子，他是毛式紅色帝國統治集團中的特殊成員，整個統治制度和戰爭機器中的特殊角色。明乎此，便可斷定，愛因斯坦的“失落感”決不會降到錢學森身上。當然，前者摩西般的先知地位和聖徒形象，也為後者望塵莫及。
1955年，馮·勞厄從西德去信，訊問原子彈問題，世界各地都有人不斷提出類式問題。愛因斯坦於該年3月19日回復好友，最後一次答覆“關於建議製造原子彈的動機”問題：“鑒於希特勒可能首先擁有原子彈的危險，我簽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的給美國總統的信。要是我知道這種擔憂是沒有根據的（指德國的原子彈計畫），當初我就不會插手去打開這只潘朵拉盒子。因為我對各國政府的不信任，不僅限於對德國政府。”在逝世前不到一個月前，愛因斯坦確實流露出十分黯澹的心緒：“很遺憾，我沒有參與反對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的警告。這一榮譽應當歸於詹姆斯·弗朗克，要是他們聽了他的話，那就好了！”弗朗克也是從德國流亡到美國的猶太物理學家。1945年6月1日，由杜魯門總統指定的研究原子彈使用問題的“臨時委員會”（由陸軍部長史汀生任主席，成員包括國務卿貝納斯和物理學家K.T.康普頓等）一致建議盡速並且不作事先警告就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美國原子彈研究機構中工作的弗朗克和西拉德堅決反對這項建議。他們與五個同事聯名對史汀生髮出備忘錄指出，如果美國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就會“給建立原子能的國際管理造成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必然會引起核軍備競賽，嚴重威脅人類安全”。該備忘錄是以“芝加哥社會政治影響委員會”名義草擬的，有七名科學家答名，並在1946年5月1日出版的美國《原子科學家通報》公開發表。早在1945年3月，西拉德就起草了一個檔，預言原子軍備競賽和洲際導彈的危險。他請愛因斯坦介紹他去跟羅斯福總統見面呈述這個備忘錄主旨。愛因斯坦於3月25日為他寫了給羅斯福總統的介紹信。但當時羅斯福已經病危，不久去世。杜魯門接任總統後，把愛因斯坦的信交與貝納斯處理。5月28日，貝納斯約西拉德談話，西拉德反對使用原子彈的態度異常堅決，6月初他與弗朗克給史汀生髮了一個備忘錄後，7月間又寫了一封得到六十多名科學家簽名的“緊急請願書”，於7月17日送達白宮。但杜魯門出於戰爭和政治考慮，於8月6日、9日在日本廣島、長崎上空投擲兩顆原子彈。
從以上簡略敘述中，人們不能得到這樣的印象：美國科學家，對於如使用原子彈這樣重大的戰爭決策，從來沒有眾口一辭的附議。與愛因斯坦一樣，良心、理智和道義感，始終是西方科學家的核心價值。這樣的故事，情節，內幕永遠不可能在斯大林、毛澤東統治下的社會出現。如果中國也面臨因為戰爭需要而使用原子彈的情勢，如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會對最高當局已經作出的戰略決策會作出什麼反應，只有天知道。象西拉德、弗朗克和愛因斯坦那種言行，恐怕不可能出現。
當“毛澤東思想萬歲”重新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閱兵式上，人們有理由質問：這名“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狂徒關於世界大戰、核大戰的思想也將“萬歲”嗎？
錢學森已經作古，他的崇拜者們要求為他們的又一尊偶像舉行“國葬”。
羅素本希望在蘇聯擁有原子彈以前，美國通過原子武器的壟斷迫使斯大林接受國際秩序，確保世界自由與和平。1949年8月29日，蘇聯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羅素意識到鑒於美蘇雙方都擁有熱核武器，並且擁有完全對立衝突的意識形態，建立世界政府以維護全和平不再可能。1954年3月1日，美國在太平洋中部馬紹爾群島比基尼島上成功爆炸第一枚氫彈。羅素立即得出結論，核時代的戰爭根本修改了克勞塞維茨在其《戰爭論》中所宣稱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那種陳舊理論。原子彈、氫彈的出現，根本改變了前此一切戰爭哲學和歷史理性，它只有一種結局：人類集體自殺，同歸於盡。1954年12月23日，羅素以82歲高齡在英國廣播公司以“人之禍”（Man’s Peril）為題發表演講，指出人類面臨核戰爭的浩劫危險，引起世界範圍內（除蘇聯、東歐、中國、北韓等共產國家外）強烈震撼。德國物理學家玻恩和法國物理學家約裡奧·居裡建議由諾貝爾獎獲得者簽署一封致有關國家的公開信，並召開一次有關核浩劫威脅的科學家國際會議，向各國公眾強調核戰爭的毀滅實質。
1955年4月5日，羅素把一份宣言寄給愛因斯坦。4月11日愛因斯坦在這封被後世稱為《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文件上簽名，七天后即去世了。
羅素剛參加完“世界議員促進建立世界聯盟會議”，正從羅馬飛往巴黎途中。當飛機飛越阿爾卑斯山上空時，機長告訴乘客，他剛剛收到新聞，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去世了。羅素感到“心都碎了。如果沒有愛因斯坦的支援，世界和平進程將被延誤幾十年，甚至一個世紀！”但當他到達巴黎旅店時，愛因斯坦簽名的《宣言》已從倫敦轉到。愛因斯坦的簽名被視為“來自象徵人類智力頂點的人的臨終資訊，懇求人類的文明不要被其愚蠢行為所毀滅”。
由此，愛因斯坦第一個簽名的聲明（本來叫做《關於熱核武器的聲明》，後改為《科學家反對戰爭》，最後通稱《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羅素希望這個文本摒棄任何政治偏向，各國科學家的都將被考慮。後來，加入簽名的著名科學家有：玻恩，德國理論物理學家，量子理論主要創建人，1954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布裡奇曼，美國高壓物理學奠基人，1946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英費爾德，波蘭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老友兼同事，愛因斯坦·英費爾德·霍夫曼理論創始人之一；約裡奧·居裡，法國物理學家，核輻射理論創始人，1935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穆勒，美國遺傳學家，輻射遺傳學創始人，1946年獲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鮑林，美國量子力學/化學合成理論創始人，1954年獲諾貝爾化學獎；鮑威爾，英國核子物理與宇宙射線理論家，1950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湯川秀樹，日本介子理論基本原理創始人，1949年獲諾貝爾；羅特布拉特，英國物理學家，194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有幾位西方科學家拒絕簽名，他們是另外三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玻爾、哈恩和西格班。理由是：一，在他們有生之年甚至更久，科學情報和成果的自由交換只能在西方國家科學界進行；二，任何有共產黨人簽名的東西不可避免地會推動共產黨人的目標。
這份不朽的文獻的作者不是以這個或者那個國家，這個或者那個大陸，這種或者那種信仰的成員資格來講話，而是以人類，以其能否繼續生存已成問題的人類成員資格來講話。他們告誡道：這個世界充滿著衝突；而使一切較小衝突相形見拙的則是共產主義同反共產主義之間的衝突。……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憂心忡忡。“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感情上並不是中立的，但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東方和西方之間爭端的解決，對於無論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反共產主義者，無論是亞洲人還是歐洲人還是美洲人，無論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都能給以可能的滿足，那末就決不可用戰爭去解決這些爭端，我們希望東方和西方都瞭解這一點。……作為人，我們要向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要是你們這樣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樂園的道路；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末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險。’ ”
宣言發表後，其副本分別運達美、蘇、中、英、法、加六國政府首腦（包括中國總理周恩來，我相信這個副本和其他更多中國人完全不知情的西方知識界通過各種方式送達的類似檔，都被密封在北京某個機構中）。英國首相艾登很快表示，同意《宣言》基本精神和原則，“放棄核武器必須成為全面裁軍的一部分”。美國國會議員和政府高官“高興地贊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其他八位著名科學家的請願”。
蘇聯與中國政府對這份《宣言》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現在。
不難推斷，作為《宣言》簽名科學家的同行和晚輩，錢學森不可能不知道這份文件。我無法揣測他知悉這篇不朽文獻時的感受。1955年7月9日，羅素在倫敦卡斯頓廳宣讀這份歷史性宣言時，錢學森正被美國政府驅逐回國，8月10日到達香港，11月即與錢偉長等建“動力研究所”。當愛因斯坦以生命的最後精力為他所屬的這個世界簽名留下一份將流傳久遠的偉大宣言時，他絕對想不到在他曾寄予滿腔同情和希望的東方，一名他在美國的小字輩同行，會全身心地致力於他和他那些星光四射的科學家一致反對的毀滅性事業。
受《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影響，1957年4月12日，聯邦德國十八位原子物理學家和11位元元諾貝爾物理、化學、生物、文學、和平獎獲得者聯名發表《哥根廷宣言》，反對他們的國家國防軍裝備戰術核武器。他們發誓，“無論如何，簽名者無人願以任何方式參與核武器的製造、試驗和使用”。 三個月後，1957年5月18日，32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在德國康斯坦茨博登湖聯名發表《邁瑙宣言》，向世界呼籲：“我們相信：科學本是通向人類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們懷著驚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科學在向人類提供自殺的手段。貿然發動總體戰的國家將加速其本身的滅亡，並將給整個世界帶來威脅。所有國家都應當自動放棄使用武力來作為政治生活中的極端手段。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就將停止生存。”
在《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精神鼓舞下，來自東西方的科學家（包括蘇聯科學家塔普契夫院士）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沃什村舉行了首次科學家國際會議。到2005年7月在日本廣島召開以“在廣島和長崎後的六十年”為主題的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帕格沃什科學家們共舉行了55屆年會。科學家團隊從最初的物理、化學、生物和法律領域擴大到病毒學、精神病、政治、軍事、歷史、戰略、社會學、國際關係，議題包括核武器、核裁軍、軍備控制，世界安全、科學家責任以及生物化學武器控制、太空武器控制、教育與人口增長、環境與生態、地區衝突、戰爭根源、愛滋病、恐怖主義和文明衝突等領域。
帕格沃什會議對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結束越南戰爭、解決印巴衝突、中東戰爭等重大冷戰和地區危機發揮了最具理性權威和公正原則的特殊作用。並直接促成了《禁止核實驗條約》（1963年）、《禁止核武器擴散條約》（1968年）、《限制戰略武器第一階段會談》、《生化武器協定》（1972年），成為從根本上改變核戰爭和一切戰爭的主要理性貢獻者。
如果沒有愛因斯坦和他反對戰爭、尤其對核軍備競賽的深切認識，這個世界的面貌將大不一樣。《羅素－愛因斯坦》和《哥根廷宣言》、《邁瑙宣言》以及帕格沃什運動，對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和核浩劫啟示錄式的毀滅性結局，發揮了任何一個大國政府不可企及的作用。
殺戳、集中營、迫害、流亡，物質世界奧秘，上帝的旨意，天才、良知、智慧、憂患、責任、使命……，無數因緣造就了愛因斯坦。他的科學成就，關於宇宙奧秘的沉思，人格，以及他那猶太先知特有的面容、目光、蓬亂的頭髮和鬍鬚，都將作為人類德性與智慧的象徵，萬古長存。無數人分享了他的心血和腦髓，我是其中之一。我在二十年前開始的流亡生涯中，畫了愛因斯坦72歲時的肖像，掛在我那混跡于水泥叢林中的寫字室的牆上。每天上班，我都會與他會面，覺得無論陰霾蔽日還是夕陽無限，都如此神秘而親切。
圖片說明：1990年王康流亡途中畫的愛因斯坦頭像素描
1933年4月初，隱居在比利時奧德斯坦附近勒·柯克海濱的愛因斯坦給普魯士科學院寫了兩封信，拒絕該院關於他“參與了美國和法國和惡意誹謗宣傳活動”的指控。還拒絕該院關於他在國外“為德國人民講句把好話”的要求，並聲明辭去其科學院院士職位，放棄普魯士公民權。愛因斯坦的正式答覆如下：
要我去做像你們所建議的那種見證，就等於要我完全放棄我終生信守的關於正義和自由的立場。這樣的見證不會像你們所估計的那樣是為德國人民講好話；恰恰相反，它只會有利於這樣一些人，這些人正在圖謀損害那些曾使德國人民在文明世界裡贏得一席光榮位置的觀念和原則。要是在目前情況下作出這樣的見證，我就是在促進道德敗壞和一切現存文化價值的毀滅，哪怕只是間接的。
在此前一個月，愛因斯坦發表了《不回德國的聲明》：
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這個國家中實行的是：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
我希望比較健康的氣氛不久會在德國得到恢復。我也希望將來像康得和歌德那樣的德國偉大人物，不僅時常會被人紀念，而且也會在公共生活裡，在人民的心坎裡，以及通過他們所矢忠的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守，而永遠受到尊敬。
愛因斯坦有資格有根據發表這種聲明。六百萬猶太人在集中營被滅絕的慘劇證實了他對那個曾是他的祖國的厭惡和絕望。希特勒的覆滅、勃蘭特和科爾先後在華沙和特拉維夫的下跪以及柏林牆的垮塌證實了他的預言和希望。
一位把世界作為祖國，把人類命運和全球文明與和平內化為生命體驗的偉大科學家，是人類共同的驕傲。
1927年曾為愛因斯坦畫像的巴伐利亞畫家薩爾，1938年逃出納粹德國監獄來到普林斯頓。他問一位老人，你對愛因斯坦科學著作毫無所知，為什麼如此仰慕他呢？老人的回答是：當我想到愛因斯坦教授的時候，我有這樣一種感覺，我已經不再寂寞孤單了。
這也是我的感受。
但對我的同胞錢學森副主席，我沒有這種感受。
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學的知識份子。在我很小時，他們偶爾會提到郭沫若、錢學森、李四光，口氣很平淡。在報上看到錢學森那篇關於糧食高產的文章時，我父親輕聲說了兩個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們都是某種大人物，高高在上，與毛澤東、周恩來有特殊關係而已。
我的爺爺奶奶都在大饑荒的1960年餓死。後來我知道無數老人、婦孺死於那個年頭。那正是錢學森大力施展其科學才幹的時代。我從個人家庭出發，對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1955年4月18日1時25分，愛因斯坦與世長辭，法國物理學家朗之萬1931年的一段評論被刊登在世界主要報紙上：
在我們這一時代的物理學史中，愛因斯坦將位於最前例。他現在、將來也還是人類宇宙中有頭等光輝的一顆巨星。很難說，他究竟是與牛頓一樣偉大，還是比牛頓更偉大；不過，可以肯定地說，他的偉大是可以同牛頓相比擬的。按照我的見解，他也許比牛頓更偉大，因為他對於科學的貢獻，更加深刻地進入了人類思想基本概念的結構中。
愛因斯坦比牛頓更偉大，在對人類處境和命運的關懷方面，更是如此。這樣的人物，他的葬儀極其簡單，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沒有宗教儀式，更沒有任何官方參與，除幾名親朋外，下葬時間和地點一概保密。
有人呼籲為錢學森舉行國葬。已經設了靈堂，接受各方弔唁。對錢學森，這種後事安排也是十分自然的。
其實沒有可比性。除了都曾接受過現代科學教育之外，愛因斯坦與錢學森屬於完全不同類型的人。在我寫作這篇文字不斷引用前者的資料時，心裡一直有一種褻瀆先哲的愧疚。這也是我們時代的一種無奈，占人類四分之一的生命共同體中，已經找不到可以讓我們從那些僭據了至尊地位實際並無什麼文明價值的事像人物中超脫出來，為真正永恆不朽的精神、道德、智慧的楷模而感念長久。
與錢學森有相對比較性的，是蘇聯物理學家安德列·薩哈羅夫。
1989年6月29日，“六·四”民主運動慘遭鎮壓25天后，錢學森被授以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世界級科學與工程名人”稱號，表彰他對火箭導彈技術、航太技術的重大貢獻。全世界全中國都知道，這段時間是血腥、恐怖和黑暗的歷史潰退的非常時期。
不到半年，1989年12月14日，薩哈羅夫在莫斯科去世。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與十幾萬莫斯科人一起，冒著嚴寒前往弔唁。我那時在深夜通過勉強清晰的美國之音聽到戈氏對逝者的悼詞：他是俄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巨大悲劇中離我們最近的聖徒式人物，他的精神將鼓舞我們這些在俄國又一個困難時期艱難摸索的人們而不朽。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個星球上，同一個歷史大翻轉關頭，俄羅斯總有天才和先驅站在自由與奴役、光明與黑暗臨界處，我為俄國慶倖。
薩哈羅夫沒有在西方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精神，他是從極權主義的罪惡與蘇聯社會的危機中，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擇。
他曾是蘇聯最年輕、前程無限的科學院院士。1948年，27歲的薩哈羅夫便參予了由克格勃首腦貝利亞主持的研製氫彈的“阿紮瑪斯16號”絕密項目。幾件現實事件震撼並改變了他的命運。氫彈試驗基地是由政治苦役犯建造的，他們後來被殘忍地處決了；1957年底在烏拉爾核廢料處理場發生惡性爆炸，數千人死於非命；1958年11月蘇共中央決定恢復核實驗，薩哈羅夫第一個發出抗議；1960年10月，為蘇美首腦峰會，蘇共中央決定向月球發射火箭，造成現場涅傑林元帥和許多火箭技術專家全部喪生。薩哈羅夫在自傳中寫道，“我從此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決定和周圍決裂”，他從此把同情（關愛）、自由、真實（compassion,freedom,truth）作為自己追求的三個目標。
1964年，薩哈羅夫聯合了24名著名知識份子和藝術家致信蘇共中央總書記勃烈日涅夫，“警告”他停止為暴君斯大林恢復名譽。
1968年，薩哈羅夫“進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識份子的自由”一文在《紐約時報》發表，被稱為繼恰達耶夫1830年發表《哲學書簡》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俄國漫長歷史黑夜中又一聲警鐘，“蘇聯極權制度的判決書”。它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建立民主、多元、人道社會的思想。該文很快傳遍全球，複印數達1800萬份。
正隱身在梁贊市附近一座寒冷農舍裡創作長篇小說《1914年8月》的索爾仁尼琴看到這篇文章後感歎道：薩哈羅夫是唯利是圖、繩營狗苟的蘇聯社會中的“一個奇跡”。
這一年，錢學森正式受命負責籌建人造衛星、運載火箭以及衛星探測器。
我不知道蘇聯發生的變化可曾為錢先生知悉。被稱為“蘇聯氫彈之父”的薩哈羅夫至少是錢的蘇聯同行。促使薩哈羅夫改變人生軌跡的那些不幸而荒謬的悲劇是否也在錢學森的視野中發生。如果也曾發生，那麼他的態度難道沒有絲毫改變嗎？
在蘇聯這樣一個絕對主義社會和極權主義國家裡，大俄羅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結合成一種遠遠超過歷代沙皇不敢奢望的自豪和狂熱。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各階層人民和知識界出現空前狂熱的愛國主義浪潮。薩哈羅夫通過國際媒體，率先譴責這一侵略行徑。在愛國者掀起的汪洋大海上，他的抗議幾乎被吞沒得無影無蹤。人們稱他為“叛徒”、“猶大”、“藏在蘇聯社會陰暗角落裡的老鼠”。
普希金、恰達耶夫、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列賓、肖斯塔科維奇、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索爾仁尼琴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但他們是清醒、誠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大俄羅斯主義始終不能阻擋他們挺身反抗俄國醜陋、野蠻、冥頑不化的專制統治和蒙昧狀態。譴責奴役、欺騙和殘忍，堅持對自由、慈悲、寬容和精神解放的渴望，兩百年來一直是俄羅斯高尚愛國主義的靈魂。薩哈羅夫是二十世紀新斯大林主義統治時期真正愛國主義的英勇代表之一，戈巴契夫的評價絕非過譽。
我從網上下載了錢學森生平簡介。在薩哈羅夫與蘇聯極權主義決裂以後十數年間，錢學森成為中國火箭導彈和熱核武器最顯赫的領軍人物。1920年5月1日，錢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接見。那時傅雷、老舍、吳晗和大量高級知識份子已經含冤而歿，中國20世紀最聖潔的英豪林昭已被殘害……。我不知道錢被毛那雙沾滿中國人鮮血的軟手握住時，有何種感受。他當然不會知道，就在那座城樓上，毛澤東與林彪的仇恨已經公開化。
在這段時間，薩哈羅夫公開對蘇聯內政外交發表了獨立而深刻的評論。錢學森沒有對中國更加黑暗危殆的社會問題發表只言詞組。中國人民和知識界的苦難似乎完全在這位聰明世故的“科學天才”的視野之外。用職業特殊性為其開脫是不能成立的，薩哈羅夫的存在如山一般嚴峻，在大洋彼岸，人們不會忘記愛因斯坦、奧本海墨等大科學家。
薩哈羅夫由此付出的代價，是命運對他的合理回饋。
他被蘇聯科學院開除，褫奪公職。1980年，他與妻子被押解到高爾基城，監視居住，與世隔絕。長達六年。其間，薩哈羅夫兩次絕食抗議，密秘員警強行灌食。在十分艱險的條件下，他不得不把自己長達1000頁的自傳複寫三遍，前兩次都不翼而飛了。
在高爾基城，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世界最著名的核子物理學家、“蘇聯氫彈之父”與夫人形影相弔互相攙扶而行，手上提著沉甸甸的布袋，裡面裝著一經發表就會讓世界感慨不已的手稿，後面不遠處，永遠跟隨著幾名克格勃人員。
這是20世紀最獨特的人文景觀。一名本來可以以其忠順的服務讓世界顫慄的全球最大核武庫掌門人，卻因小小的良心而在自己的國土上流亡，在兩千多個日子裡只有愛妻相守。
命運並非如此寡情。
1975年6月，薩哈羅夫完成《論國家與世界》一書。
34年前發表的著作，似乎是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寫的。我相信如果在中國國內公開發行，對於我國人民，包括党國領導層，也包括錢學森這樣幾十年間似乎沒有機會更新自己歷史常識的人物，都是一件有益的事。
鑒於薩哈羅夫的卓識產生於與中國高度同質的社會中，因此對於我們中國知識界，它們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愛因斯坦的睿智更富於啟示性。不可能在一篇即興文字中引用太多——它已經夠長了，但是薩哈羅夫的見解實在太深刻，它們似乎是對我們的直接陳述，我必須徵引其中若干段落，——這樣的段落其實比比皆是：
成千上萬生氣勃勃和看來是安於天命的人在矗立於莫斯科空際的、漂亮的新阿爾巴特摩天大樓腳下來來往往；但是，在這一堵面牆後邊，隱藏著旁觀者難以瞭解的許多事實，隱藏著眾多人間的不幸、艱難、兇暴、殘忍、極度疲憊和麻木不仁，凡此種種積累了數十年，損害著社會的基礎。在國內有許許多多不幸的、命運不濟的人：領取微薄退休金的退休老人；生活坎坷者，他們沒有工作，或者沒有機會學習，或者沒有適當的（甚至是按照我們的低標準而言）住房；不能得到治療的慢性病患者；無數酗酒、腐化墮落者；150萬永遠被拋出正常生活的囚徒，他們是司法機器的犧牲品，這些司法機器是盲目的、經常不公平的、出擊靈魂的、投靠當局和地方幫派勢力的；一些純粹因不善於及時行賄而倒楣的人。對於所有這些人實際上無法給與幫助，而且也很少有人打算這樣做，因為，總的環境是：大多數居民為糊口而勞碌奔波，少數人腦滿腸肥，安於故步自封，社會結構則是裝裝門面而效果很差。絕望的人們包括高級機關的接待室，其中特別令人嫌忌者直接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我十分喜愛祖國的大自然和文化、以及祖國的人們，我絕對不想當“抹黑者”的角色。可是，現在我認為必須集中注意那些被蘇聯宣傳和親蘇宣傳所掩蓋的不良特徵，它對於國際關係以及國外對我國情況的瞭解具有原則性意義。
當前的蘇聯社會，在我看來，應該最簡潔地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這樣一種社會：它和西方類型的現代資本主義之間的差別是，在經濟以及文化、思想和其它主要生活領域內實行全盤國家化，黨和政府的全部壟斷。
全盤的國家壟斷，正如許多作者指出的，必將轉為不自由和被迫遵從，因為每個人都要完全依從國家。在危機時期，不自由造成恐怖，而在比較安定時期，不自由則造成無能官僚的統治、愚昧無知和麻木不仁。
全世界應該瞭解克裡米亞韃靼人的無邊苦難，31年前，他們是罪惡驅逐出境措施的犧牲者，當時有半數的孩子和老人死于凍餓，而現在依舊無權返回那等待著他們熱愛勞動的雙手去勞動的克裡米亞故土。伏爾加河流域的日爾曼人、邁斯赫地區的土耳其人的命運同樣如此。
外國客人們有時提問說：如果你們這裡確實有這許多缺點，老百姓不設法糾正嗎？這個問題三言兩語道不清。制度穩定性的因素之一在於物質生活水準畢竟在提高，雖然提得緩慢。每個人當然不會拿自己的生活同遠不可及的巴黎作比較，而是和自己貧困的過去相比。但更重要的是，極權主義制度內在的穩固性在於恐懼感和消極感的慣性作用。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沒有在一代時間蒙受過如此無比的苦難。我們的工人不是英國的工人，甚至也不是那些貧困了可以上街的波蘭碼頭工人。雖然廣播擴音器每天在提醒普通蘇聯公民，說他是國家的主人。但他十分瞭解，真正的主人是那些：他們早晨和晚間坐在黑色保險轎車裡，沿著寂靜的、交通遮斷的街道飛馳而過。他沒有忘記，他的祖父的土地是怎樣被沒收的。他知道，今天他個人的命運也完全依靠國家，依靠身旁和遠處的領導，依靠房屋管理委員會主席，依靠工會基層委員會主席（這位主席可以安排、也可以不安排他的孩子進幼稚園），也可能還依靠在他身旁工作的克格勃告密者。在選舉時，他投入票箱的選票上只有一致的姓名。他不能不體會到這種“沒有選擇的選舉”在政治上給他以何等侮辱，不能不感覺到這種莊嚴的儀式裡包含著對健全的理智和人類的嘲弄。人們訓練他，他為了生活，也接受訓練。他自我欺騙。蘇聯公民是極權主義社會的產物，暫時也是這個社會的支柱。我只能祈求命運，希望在擺脫這種歷史性絕境時不要產生我們現在還難以想像的巨大激蕩。所以我是一個進化論者，一個改良主義者。
党和國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壟斷，其後果特別有害。思想劃一化經常地——從學校課桌到教授講壇——要求人們虛偽、順應、愚昧和裝傻。不斷玩弄那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儀式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戲，把事業、健全心智和人類尊嚴等一切意念都排擠到次要地位。作家、藝術家、演員、教師以及人文學者在如此可怕的思想壓制下生存，以至於人們不得不奇怪，藝術和人文科學為什麼在我們國家裡沒有完全消失。
思想一元化、排斥異己，加上冷酷的（雖然不是合乎理性的）政治現實，導致對持不同政見者不斷進行迫害。看來，在蘇聯有2,000至10,000人可以稱為政治犯。這個數字不包括因其宗教信仰而遭殃的人，他們的人數當然更多。也應該預先說明，我們的報導可以說是很不完全的。一切政治犯按現行法典都算是刑事犯，在我們這裡不存在政治犯的單獨地位，政治犯和其他類犯人（經常也是無辜的犯人）同受生活的苦難和侮辱，其卑劣性質是我們時代所不容的。試圖洩露犯人囚禁生活的細節是會遭到殘酷迫害的，這也就最好地證明了真相內幕。但畢竟有許多事是為人所知的：繁重的強迫勞動，經常是破壞了安全規章的；吃不飽肚的惡劣伙食，實際上又不能靠郵遞和代交食物加以改善，郵遞和代交食物是嚴加限制的（我們看到，甚至在判決前的羈押期間也存在這類限制），嚴格限制接見、通信和讀書；任意施加殘酷處罰。政治犯為自身人權而作的鬥爭（近來人們聽到許多英勇的罷工和絕食事件）照例只是造成新的迫害。
索爾仁尼琴、夏拉莫夫、金茲伯格、德耶科夫、奧列茨卡和其他數百名見證者和研究者描述過那滅絕兩千多萬人的古拉格群島駭人聽聞的制度，蘇聯監獄制度就帶有古拉格群島制度的許多特徵。
蘇聯政治犯是些什麼人呢？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沒有犯任何罪行（就民主國家對罪行兩字的解釋而言），沒有從事暴力行動，也沒有號召從事暴力行動。政治迫害的通常原因之一是閱讀、保存和向友人傳遞一些被認為內容不妥的（雖然經常是實際全然無害的）自發性手抄刊物和書籍。在這類成為被捕和定罪原因的書籍目錄（不存在任何禁書“目錄”，但每個人應該自己捉摸）裡有：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貝爾加耶夫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起源和意義》、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格羅斯曼的《往事俱逝》、本文作者寫的《談進步……》、阿夫特爾諾夫的《權術》、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德熱拉斯的一些書、康克維斯特的《巨大的恐怖》以及《時事紀事》、《市民議會》、《立陶宛天主教會新聞》和其它許許多多自發性刊物。
在因信仰而受難的人們中間，有許多是信教者。宗教壓迫是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可怕傳統，但是，也許除在阿爾巴尼亞以外，很少有其它地方像在蘇聯一樣，達到這樣的廣度和深度。早在20至30年代，一些最普通的宗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曾經蒙受打擊，遭到重大犧牲。現在，這些宗教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和無權，以至於（至少在表面上）幾乎成了國家的附屬品。我這樣說，絕不是要貶低教徒的信仰和內心抗爭的作用。
特別應該談談一些人的遭遇，他們被判刑是由於關心蒙冤者的命運，爭取公開審訊和正義。受這類遭遇的人有蘇聯保衛人權創議會會員列奧尼得·勃留西，他在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精神病院遭受可怕的折磨，近似精神謀殺；有布科夫斯基和格魯茲曼，他們因揭露精神病療法的迫害情況而分別被判處七年徒刑；有不久前被捕的安德列·德維爾道赫列波夫和謝爾蓋·柯瓦廖夫以及其他許多人。事實上，正是這些人進行了那種可以稱之為“民主運動”的工作，壓迫和崇高的信念使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決心聽從良知和信念的召喚。儘管這些人為數甚少，基本上集中在國內的兩三個大城市，並且沒有組織上的聯繫，但是他們在板結的蘇聯社會中存在，這一事實本身的道義價值是十分巨大的。
我確信，保護蘇聯政治犯和共他持不同政見者，為爭取監獄中人道待遇以及爭取人權而進行鬥爭，這些不僅是全世界正直人士的道義責任，而且是直接保衛了正直人士自己國家裡的人權。
我和本文的大部分讀者一樣，從來不認識這些人，但他們的遭遇不能不令人震驚，讓我們想起了中世紀囚徒的、以及我們時代裡的那個不幸的赫斯的遭遇。我提到赫斯，雖然我知道他曾參加與建立罪惡的納粹制度。但是，終身監禁幾乎等同於死刑，我是根本反對死刑的，不管其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如何。
幾個世紀以來，許多國家的思想家——他們中間有貝卡裡亞、雨果、托爾斯泰——曾經堅決呼籲廢除死刑這種不道德的、不人道的和有害的制度。近年來，死刑在大多數發達國家裡已被廢除，但在蘇聯，這一步驟被認為是“不適時的”，於是每年都根據多種罪名——從情節嚴重的兇殺到“大規模盜竊國家資財”、遭禁的外幣交換以及其他為西方法律所不熟悉的理由——槍決7000至1,000（按我的粗略估計）。
拯救國家，在於國家和全世界的相互影響，而不拯救全人類，是不可能拯救國家的。必須進行觸及一切生活面的民主改革；國家的未來在於轉向進步、科學、恢復個人和社會的道德。不能僅僅依靠宗教思想、民族主義思想或者盧梭精神的某種傳統意念來限制這種恢復的途徑。誰也不該設想迅速徹底解決一些問題。我們大家要學會耐心和容忍，但要把耐心、容忍和思想的大膽和堅持不渝結合起來，可不該號召我們的人、我們的青年去犧牲；在我們國家裡，人們完全依賴於國家，國家不嗆氣地吞噬每個人，至於談到犧牲，為數已經是夠多的了。
制度的內在特點在對外政策表現上造成了重大後果。我將在以後各章中談到此點。現在我只是著重指出若干情況：首先是社會的閉塞和極權主義的、脫離現實的領導作風，領導可以秘密作出決定，事先不經任何公開討論，他們可以毫無控制地動用資金在其他國家進行秘密活動。還有十分重要的是，我國和外部世界的一切關係，包括秘密和公開的外交、商業、科學、宣傳方面的關係，都可以由唯一的計畫、唯一的意志任意加以控制。所有這些特點使蘇聯對外政策帶有特別的素質——十分多變、實用主義的無原則性，它們表現在，比如，大量供應蘇制武器支持烏干達的阿明、利比亞的卡紮菲以及其它許多國家的殘暴制度，支持奈及利亞的種族殘殺，支持伊拉克的庫爾特族人以及利用世界許多地區的民族、宗教和政治仇恨以擴大影響。這些特別的素質使蘇聯政府在必要時就輕易地破壞任何協議，能在其他國家搞秘密破壞活動，包括收買、欺騙、訛詐、組織“第五縱隊”。當然，這些特點給全人類、給原本已經十分複雜的書面增添了危險，加劇了挑釁。
我經常不自由自主地感到不自在，幾乎是一種羞慚的滋味。我做對了沒有？我想到那些不可勝數的人們，他們從事顯然直接有效的工作——種麥子和甜菜，建房屋、橋樑和製造汽車，治療兒童和補牙齒，寫詩和在實驗室工作——他們自忖對人們是有用的，並且嚮往著個人的幸福。不，我沒有背叛他們中間的任何人，沒有給他們的勞動和幻想抹黑，也沒有背叛我自己以及自己的希望（這種自我背叛可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也許我從事這項工作的才具不足，對於完成命運託付給我的這項任務來說，智慧不足，缺乏概括力、觀察力和生活知識。但如果我的內心是誠實的，那麼，我就沒有必要非難自己，而我的工作，正像任何其他勞動者的工作一樣，也定然會是有效的。
也許我已經偏題了。錢學森的去世本是這篇文章的主題。但是第一，他老先生的資料實在太有限，我只知道幾代党國要人都曾接見和看望過他。而按我的標準，對無論是中國儒家士大夫或西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這種恩寵和待遇都與他們的道德文章無關；第二，薩哈羅夫的一生擁有古希臘悲劇英雄人物和基督教聖徒的雙重靈光，儘管他既不崇拜希臘英雄也不是宗教徒。最後，借題發揮本是一種文體，它們正是我鬱積心中早就想吐露的心緒。在此意義上，錢學森之死為我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我應對此表示感謝。
1975年10月，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委員會將該年和平獎授於安德列·德米特裡耶維奇·薩哈羅夫。該委員會主席奧瑟·麗安絲夫人在演說中強調，諾貝爾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構，獨立於任何政府當局、政黨、團體和個人，該委員會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脅或方便妥協或其他機會主義的支配。她稱，授予“我們時代偉大的人權鬥士之一”薩哈羅夫是該獎的一大榮譽。“薩哈羅夫開展了強大的、不妥協地反對濫用權力和所有形式的違反人的尊嚴的鬥爭。薩哈羅夫令人信服地證明，人的不受侵犯的權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國際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礎。”她介紹說，薩哈羅夫32歲就入選蘇聯科學院，兩次被授予列寧勳章，一次斯大林獎，三次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1968年薩哈羅夫由對蘇聯當局的失望而獨立地選擇自己的命運。該年他發表了自己的“宣言”：《進步、和平共處和知識份子與自由》，他意識到地球上的文明毀滅的威脅，那將是一場核戰爭的後果。他堅持認為這種危險只能以超越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合作才能避免。他相信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可以實現的。為此蘇聯必需實行民主化、非軍事化、反官僚主義和社會改革。
1960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和1969年的中蘇核戰爭危機，是20世紀兩次最嚴重的世界性危機。它們最終未能釀成核浩劫，歸根結底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核陰雲籠罩下的人類拒斥共同毀滅的意志占了上風。其中，薩哈羅夫這樣與共產極權國家戰爭政策決裂的物理學家的良心力量，與愛因斯坦等西方物理學界的人道傳統，成為最令世人信服和贊許的道義與理性因素。
我希望這兩大傳統也為中國科學界所認同並作為他們工作的指南。
蘇聯政府禁止薩哈羅夫前往奧斯陸領獎。麗安絲夫人對此“深感遺憾”，並將此與1936年希特勒政權阻止前集中營囚犯卡爾·奧西埃茨基領獎事相提前論。薩哈羅夫的妻子麗娜·波尼代表丈夫出席儀式，並代為致答辭。我把1975年12月11日，薩哈羅夫為紀念諾貝爾而發表的書面演講附在本文後面，以表示對他的由衷景仰。
薩哈羅夫的人生原則是，絕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一句話，“不做臣民”。
圖片說明：矗立在俄羅斯的薩哈洛夫頭像雕塑
他被譽為“人類的良心”，不論在俄國還是全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人們的希望與精神的燈塔（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
他是二十世紀占人類近一半人口的共產極權國家中的聖徒和先知，是俄國十九世紀十二月黨人以後偉大自由精神的繼承人，也是中國知識界的道德矜式，是中國一切嚮往自由、尊嚴與人生及宇宙神聖的人們永遠的精神先驅。
1986年底，戈巴契夫打電話給薩哈羅夫，邀請他與妻子遷回莫斯科。薩哈羅夫成為蘇聯第一屆國會中首位發言者。他沒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維”與“公開性”（它們已經夠開明不凡了），而是公開要求結束共產黨專制制度。
與愛因斯坦一樣，薩哈羅夫把他許多精力和時間用於非物理學專業的社會問題。這正是世界科學界的一個偉大傳統。在探索宇宙奧秘、讚歎大自然壯麗同時，真正的科學家必然會在內心深處喚發謙卑、感恩和救贖這三種神聖感受，也就必然會抗議一切人類不幸、醜陋和苦難，就必然會擁有殉道者式的命運。按中國傳統，這就是“求仁得仁”。
錢學森也發表了一些與其專業不相干的言論，除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和《大眾哲學》上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類無稽之談外，又對地理、教育乃至沙、草產業和氣功發表了與其“科學泰斗”身份太不相符的議論。
關於“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錢認為將產生一場21世紀新科學革命，甚至比20世紀量子學和相對論還要偉大。我本人曾接觸過嚴新、張洪堡等“大師”，我的印象是，在他們那些故弄玄虛的表演中毫無神奇，更無偉大可言。
錢學森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我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歷史不會忘記，錢學森、何作庥等“科學家”曾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堅決站在專制當局一邊。歷史不會原諒，在一代青年人為中國的自由、民主、文明付出青春、鮮血和生命代價的1989年，錢學森站在劊子手和屠夫一邊的紀錄。
1937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上台執政，一名德國技術物理學家以掃出任納粹物理學會主席。他向戈林、希姆萊等納粹頭目證明，物理學及其教學和基礎研究，是戰爭事業至關重要的部分。他建議說，一切不利於德國最高戰略利益的知識份子和理論，都應加以清除和驅逐。
在我們時代，一直站在自由、人道主義和多元共存對立面的科學界人物，錢學森算是他們的代表。應該以某種特殊的人道關懷提請那些喪失獨立立場的“科學工作者”，注意和檢點自己的選擇，慎重思考自己的責任。
現在，這位“偉大的愛國科學家”去見他的祖宗德國猶太人卡爾·馬克思了。錢學森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最高概括，也是現代科學技術（包括社會科學）的最高概括。
1929年，恩格斯的弟子和秘書愛德華·伯恩斯坦將其《自然辯證法》手稿送給愛因斯坦過目。一名斯大林主義者霍耳登在為該書英譯本所作的導言中寫道，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們的經典理論具有神奇的功效，他本人曾經用閱讀列寧格勒《哲學筆記》的方法治癒了多年胃病（這篇導言因此傳遍歐美兩大陸，當然引起了嘻笑：俄國人太幽默了！）。
愛因斯坦流覽了恩格斯那本書後對人說，它沒有任何科學價值。又一名斯大林主義者斯特魯伊克暗示說，愛因斯坦剛剛看了幾頁《自然辯證法》，就被其重大價值所吸引。1940年6月17日，愛因斯坦就此回復說：愛德華·伯恩斯坦把全部手稿交給我使用。我的評語是指整個手稿而言的。我堅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夠看到，在這樣長的時間後，他所作的謙遜的努力竟被認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會覺得這是很可笑的。
據悉，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切阿諛奉承都深惡痛絕。一些中國人如毛澤東之流，聲稱死後到馬克思那裡報到。這又使我想起了一則故事。列寧去敲天堂之門，看門的保羅問他找誰，答曰求見馬克思，又問是他什麼人，再答曰“馬克思的利息”。又據悉，馬克思在門那邊聽到了，當著保羅的面轉身走了。毛澤東們如果早早知道了這個小故事，他們大概會萌發一點自知之明，不再提“報到”事宜。
認祖歸宗，是中國每一個農民和小民無需灌輸的信條。偉光大的毛和聰明絕頂的錢活到耄耋之年怎麼就非要認一名19世紀的德國人為祖宗呢？何況人家並不領情。
趙越勝先生近日有《輔成先生》問世，可字讀。
周輔成先生也活了98歲，他是“仁者壽”的典型。
我不知道錢學森屬於那種類型。我相信，在他死後兩天時間有一個不相干的人寫了這麼些拉雜文字，並且把他與愛因斯坦和薩哈羅夫並列，是過於抬舉他了。
據悉，党國全部最高領導將前往參加錢學森追悼會，他的最後頭銜變成“同志”。誰也不能阻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祭奠任何人。我要告誡的是，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為一名終身參予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導致世界毀滅的人舉行“國葬”。這是極端危險的動向，請當局慎思明斷，更願同胞們洞察警惕。
（全文完）
2009年11月3日
附件：
和平、進步、人權
紀念諾貝爾演說
1975年12月11日，A·薩哈羅夫
尊敬的諾貝爾委員會委員們，女士們，先生們：
和平、進步、人權——這三個目標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聯繫的。不可能實現三個中的一個而忽略其他兩個。這就是提供了我常說主要論題的基本思想。我感謝諾貝爾和平獎這個偉大的、富有意義的獎勵授予了我，也給予了我一個機會今天在這裡對諸位講話。對我來說特別滿意的是注意到委員會的嘉獎，它強調了人權是真正和持久的國際合作的唯 一可靠基礎。我想這個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國際信心、相互理解、裁軍和國際安全都是難以想像的，如果沒有一個有著資訊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權利和旅行及選擇居住國家權利的開放社會的話。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權利一樣，為科學的進步提供了基礎，為科學發達不至於被用於掠奪人類提供了保障，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這種發輾轉過來又是有衛社會權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與此同時，我也願意就特定人類命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起源和決定性意義這個論題進行論說。這個看法與廣泛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根本不同，也與專家治國論的意見不同，專家治國論認為只是物質因素和社會及經濟條件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性。——當然，我這麼說，無意否定人民物質生活環境的重要性。
我願意在我的演說中表述所有這些主題，我尤其願意詳細講述一些涉及違反人權的具體問題。在我看來，這些問題的決定方法是絕對必要的，而讓我們用來處理的時間也是短暫的。
這就是我把我的演說稱為“和平、進步、人權“的原因。它與我1968年的文章《進步、和平共處與知識份子自由》的標題有著有意識的類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說與那篇文章，在內容上和寓意上都有著非常相近的關係。
有很多跡象表明，人類在20世紀後半葉的開端，就進入了它歷史上一個特別具有決定性和嚴峻性的階段。
熱核導彈存在著，它在原理上具有消滅整個人類的能力，這是威脅著我們時代的最大危險。由於經濟、工業和科學進步，所謂的“常規”武器也同樣發展得不可比擬地更加危險，更不要提化學和細菌的戰爭工具了。
毫無疑問，工業和技術的進步是克服貧困、饑荒和災難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與此同時這種進步也導致了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不祥變化，導致了我們的自然資源的枯竭。在這個意義上人類面臨著嚴峻的生態危險。
傳統生活方式的急劇變化導致了數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尤其明顯。人口的增長已經產生了非常複雜的經濟、社會和心理問題，在未來還將不可避免地提出更為嚴峻的問題。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食品的缺乏會成為一個億萬人生活中一個壓倒性的因素，這些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饑餓的水準上被擠壓為一種悲慘的存在。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的前景具有威脅性，在許多專家看來會是悲劇性的，儘管“綠色革命”有著無可懷疑的成功。
然而，在發達國家，人民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過分城市化導致的壓力和那些打亂社區社會和心理穩定的所有變化：對時尚和潮流不斷的追逐，過分生產，生活的麻木和瘋狂節奏，精神和神經病況者數量的增加，被剝奪了與大自然的聯繫的人，被剝奪了傳統意義上正常人類生活的人，家庭的解體和樸素的人類歡樂和愉悅的喪失，社會道德倫理觀念的衰微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覺得他們在生活中有任何有意義的目的。在這麼一幅背景上我們看到的是許多騷動不安的現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動的增加，等等。即將到來的世界資源的枯竭，人口過多的威脅，紮根很深、持續不斷的國際、政治及社會的問題也對發達國家有著越來越強有力的衝擊，而且剝奪——至少是有著剝奪的危險——許許多多人早已習慣了充裕富足的物質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臨問題的形成方式中，人類那種全球性的政治性的兩極分化起著更為決定性和更為重要的作用。人類被分成了所謂的第一世界——這通常用以稱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兩個社會主義強國，事實上已成為敵對的國家，在那裡，一個黨派及其政府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著極端的權力。它們擁有巨大的擴張潛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地區增長它們的影響。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尚只達到經濟發展的一種相對不太高的水準，而另外一個——蘇聯，通過開發它獨一無二的自然資源，通過對其民眾才智和能力的極端剝奪但使他們的生活處於經常的匱乏之中，在今天已經積儲了巨大的戰爭潛力和相對高的——儘管是單方面的——經濟發展。但是在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也很低，公民權利比起那些較小的社會主義國家來也更受限制。高度複雜的全球性問題同樣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裡，一個相對停滯的經濟與增長著的國際政治活動同時可見。
而且，兩極分化進一步增強了威脅著世界的極其嚴重的危險——核消滅、饑荒、環境污染、資源枯竭、人口過多和非人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從整體上考慮這些急迫問題和矛盾的複雜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一個要點就是：任何放慢科學和技術發展的節奏，倒轉城市化進程，呼籲孤立主義，古老的家長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產生的民族傳統回歸上復興，所有這樣的企圖都將是不現實的。進步是不可缺少的，對進步的制止將帶來我們文明的衰敗和沉陷。
人們熟悉化肥、機械化耕作、農藥和密集農業方式的時間並不很長，有著要求回到更加傳統和可能較少危險的農業方式的聲音，但在一個有著億萬人民遭受饑餓痛苦的世界上，能夠將此訴諸實行嗎？相反，無疑我們需要密集農業方式的增加，我們需要在全世界傳播現代方式，包括在發展中國家。我們不能抵制更趨廣闊地使用醫學研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醫學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細菌學和病毒學、神經生理學、人類遺傳學和基因手術，不管什麼樣的潛在危險潛伏在對它們的濫用中和這種研究不受歡迎的社會後果上。這也同樣適用于那種旨在創造一個系統來模仿智力過程的研究，那種涉及控制大眾行為的研究，建立一個統一化的、全球傳播系統，選擇和儲存資訊的系統，等等。很明顯，在沒有責任感的官僚主義當局的領導下，處於保密狀態下的所有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異常的危險性。但與此同時，這些研究也可能對人類極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們處在政府控制之下來試驗，進行社會學和科學的分析的話。我們不能抵制更趨廣闊的使用化學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個方面的現代化；我們不能反對增長著的自動化和工業產品的增長，無論它們可能涉及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我們不能反對越來越大的熱核能源站的建設，或者是核子物理的研究，因為能源是我們文明的基礎之一。在這種聯繫的意義上，我想提醒你們一個事實：25年前我和我的老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塔姆，在我們的國家奠定了核子物理研究的基礎。這個研究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延伸到各個極不相同的方向，從傳統的磁熱提取裝置到雷射器使用的各種方式。
我們不能反對那些努力，它們旨在控制圍繞著我們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來自我們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號的嘗試。這類試驗成功的機會或許很少，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旦成功，它們的結果可能巨大。
我僅僅提及了一些例子，無疑還有許多其他的。事實上，進展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緊密聯繫在一起。沒有哪個能夠使用而不冒毀滅我們整個人類文明體制的風險。進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進展的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那種試圖低估這種因素的作法在社會主義國家相當廣泛，這無疑是官方哲學的民粹派意識形態教條所致，可能導致出一幅扭曲的進步圖畫，甚至是它的中斷或蕭條。進步只有當受到理性的控制時才是可能的和無害的。涉及保護環境的高度重要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公眾輿論、開放的社會、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裡面特別明顯。斯大林死後在我們國家發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們能夠參與60年代前期在這個問題上的公眾討論。但是，對這個問題富有成效的解決辦法需要繼續加強社會的和國際的控制。科學成果的軍事應用和裁軍的控制也是同樣富有挑戰性的領域，其中的國際信心依賴公眾輿論和開放社會。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眾行為的例子已經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儘管這還顯得很遙遠。
良心的自由，一個享有充足資訊的公眾輿論的存在，一個關於多元的自然的教育體系，新聞自由，能夠得到其他來源的消息，所有這些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是很缺乏的。這就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一元論的結果，它是這些國家的特徵。實際上，這些條件至關重要，這不僅是因為它可以防止對於進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濫用，而且，還可幫助增強進步，如果我們希望這樣的話。一個有效的教育體系是特別重要的，一代傳給一代的創造只有在知識份子自由氛圍中才有可能；相反，對知識份子的束縛，可鄙的官僚主義的權力與順從，這從一開始就是知識、文學、藝術等人文領域內的病毒，它們必然導致一種普遍的精神萎縮，導致整個教育體系的官僚主義化和形式主義化，導致科學研究的萎縮，導致阻斷對創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勵，導致蕭條和解體。
在兩極分化的世界中，極權主義國家今天由於緩和會享有一個機會，沉迷于一種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們都認為很有必要的那種內在變化不發生的話，看來它們很快將會被迫採取這麼一種方式。這正是緩和所帶來的許多後果之一。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世界局勢爆炸的危險只會增加。西方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廣泛的合作，對和平是至關重要的，它涉及科學成果、技術、貿易以及相互經濟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換。但是這樣的合作必須建立在開放的社會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或者用另一種方式說，有著開放的頭腦，是在真正平等基礎上，而不是民主國家對它們極權主義國家鄰居害怕的基礎上。如果是這樣的話，合作將只會涉及一種討好一個可怕鄰居的意願。而這樣一種政策只能意味著將災難之日拖後，災難很快會從另一個門又回來，帶著十倍增加了的力量。這僅僅是慕尼克政策的另一版本。緩和的成功只能這樣來保證：從一開始它就與對所有各方開放性的持續觀察相伴，與喚醒公眾輿論的意識相伴，與資訊的自由交換相伴，與所有國家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絕對尊重相伴。簡而言之，除了裁軍和貿易這類物質意義上的緩和外，緩和還應該發生在精神和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在他對莫斯科的訪問中，用一種令人欽佩的方式表達了這一點。而當一項重要原則的維持處於生死攸關時，也值得聽一聽一個人自己國家內那些短視的實用主義者的批評。
在討論裁軍問題之前，我願意利用這個機會再次提醒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遍性質的建議。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聯合國的領導下建立一個國際顧問委員會來處理有關裁軍、人權、環境保護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樣一個委員會應該有權從所有國家接受對委員會所提質詢和建議的回答。這樣一個委員會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工作機構，來保障在那些影響人類未來的最重要問題上的國際討論和資訊。我等待著對這個想法的支持，等待著對它的討論。
我也願意強調，我認為，為了抑制國家和種族集團的武裝衝突，更普遍地使用聯合國軍事力量是特別重要的。我對聯合國作用的潛力和重要性估價很高，我認為這個機構是人類為了一個更好的未來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來這個組織遇到了困難和批評。我在我的書《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中寫到了這個主題，但是當書出版以後發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實際上沒有進行任何認真辯論的情況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個決議宣佈猶太複國主義為一種形式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猶太複國主義是猶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離之後一種民族再生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並不導致反對任何其他民族。通過這樣一種決議，在我看來，對聯合國的聲望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是，儘管有著這樣的動議——它常常因某些聯合國成員國的領導人責任感不夠而提出，我還是相信依據它提出了自己目標的那些條款，這個組織或早或晚會在人類生活中扮演一個有價值的角色。
現在讓我來談談今天這個時代核心問題中的一個：裁軍問題。在我的書《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中，我已經詳細描述了我的立場。絕對必要的是促進國家之間的信心，在國際核查小組的協助下採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緩和延伸至意識形態的領域，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會開放。在我的書裡我強調制定國際公約限制向其他國家提供武器供應的必要，在雙邊協議的基礎上停止生產新的武器系統，禁止秘密的重新軍備的協議，消除戰略性的不確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彈頭核導彈。
我所考慮的技術層面上的理想的國際裁軍協議是什麼呢？
我相信，對於這麼一種協議來說，優先的是我們必須在軍事潛力的程度上有一個正式的公佈——儘管在最初的幾個階段尚不需要正式，這包括從核彈頭的數量到可用於服役的人的數量的預測，還有例如指出那些“潛在衝突”的地區。這個協議的第一步將是保證對每一個單個的戰略地區和所有具有軍事潛力的地區作出調整，每個地方中簽約一方與另一方相比的優勢要調整下來（自然，這種模式應該易於調整）。這首先就防止了一個戰略地區——比如說歐洲——的協議被利用來加強另一地區——比如說蘇中邊界——的軍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數量比較上的力量公平與否將排除從不同類型威力的角度來考慮——舉個例子，說多少組Abm（反彈道導彈）相當於一艘巡洋艦，等等，這是很困難的。裁軍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國家和所有戰略地區的成比例的、同時的軍事力量的下調。這麼一種兩階段“平衡”的裁軍方案將保證所有國家的持久和平，保證所有存在潛在對抗性危險地區的軍事力量之間一種相互聯繫的均衡，與此同時它也為作為軍事化後果而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提供了根本性的解決。一段時間以來，許許多多專家和政治家提出過相似的觀點，但迄今為止這並沒有取得多大的有意義的進展。然而，現在人類已經面臨著核爆炸大屠殺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滅的威脅，我希望人類理性將會毫不猶豫地採取這一步驟。根本的和均衡的裁軍實際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構成了解決世界面臨的威脅性和急迫性問題的多樣化的複雜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國際關係上的一個新階段被稱為緩和，它看來以赫爾辛基會議而達到了頂點，它的確原則上為這個方向的進展開闢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爾辛基會議最後達成的協議有一處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正式表述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徑上的細微差別，這種表述上細微不同的途徑看來是解決國際安全問題唯一可能的方法。這個檔中有著在國際安全與保障人權、獲悉資訊自由、遷移自由之間聯繫上範圍廣泛的宣佈。這些權利由簽署國莊嚴的義務所保障。顯然，我們這裡還不是說一種保障了的結果，但我們能說新的可能性了。這種可能性只能由長時期的有計劃的活動來實現，在這個過程中，簽約國，尤其是民主國家應保持一種統一的、與之相吻合的態度。
這尤其與人權問題密切相關。我將用我演說的最後部分來談論它。我願意主要談談我自己的國家。在赫爾辛基會議以後的這幾個月裡，在這個方向上完全沒有真正的進展。事實上，強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圖表明是“把螺絲擰得更緊一些”。
涉及資訊的國際交換，選擇居住國的自由，出國學習、工作、治療和一般旅遊等重要問題，也同樣是這種情況。為了給我的這種評價提供一些具體佐證，我願意給你們一些例子——隨便挑出來的一些例子，遠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圖畫。
你們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兒童，比如說丹麥兒童，可以騎上他們的自行車，騎到亞得里亞海。壓根就不會有人想到他們是“少年間諜”。但是，蘇聯兒童卻不被允許這樣做！我肯定你們都可以找出與這種或類似情況的一樣的例子。
如同你們知道的，聯合國大會因為社會主義國家那一部分的壓力，決定限制通過衛星傳播電視的自由。我相信，現在赫爾辛基大會開過了，該有著充分的理由重新處理這個問題了。對於億萬蘇聯公民來說，這既重要又有趣。
在蘇聯，假肢和類似的對病人的幫助很缺乏，但是沒有蘇聯病人——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國公司的正式邀請——會因回應這類邀請而被允許出國。
蘇聯的售報亭不賣外國的反共報紙，而且也不可能買到每期的共產黨刊物。甚至資訊性的刊物如《美國》也極難買到，它們只在很少的報攤上有售，而且馬上被急切的顧客一搶而空，這一般還要搭配那些賣不動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從蘇聯移居國外的人必須得到近親的正式邀請，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比如，30萬希望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去旅行的德國人——每年向德國的移民限額是5000人，這意味著一個人的計畫將不得不等上60年!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劇。那些希望與非共產黨國家裡的友人團聚的人，處境尤其悲涼，他們沒有人為自己的申請移民案子辯護，在這樣的事情中，當局的裁定遙遙無期。
旅行的自由，選擇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萬集體農莊工人仍然得不到這樣的權利。成千上萬的克裡米亞韃靼人，他們30年前被殘酷地、野蠻地從克裡米亞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沒有重返家園的權利。
赫爾辛基條約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則，但是，如果條約的內容要變為現實，還需要進行嚴峻的、不屈不撓的鬥爭。在蘇聯今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這既是通過法律機構的又是通過非法律機構的：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和他們想在宗教精神中將孩子帶大的願望；因為閱讀和傳播——這通常只是對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歡迎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從一般的民主角度來看是完全正當的，比如宗教作品；還因為想要出國的願望。對那些在道義的角度上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辯護的人、那些致力於發表和尤其是散佈有關迫害與審判的消息、拘留營這類地方環境的消息的人，對他們的迫害是特別嚴重的。
一想起來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們為這個慶典聚集在這個大廳內的這一刻，成千上萬的良心的囚犯正因營養不良而受苦，這是因為長時間的饑餓，由於他們日常伙食中幾乎完全沒有蛋白質和維他命，由於藥品短缺——禁止給犯人送維他命和藥品，由於過分的勞動。他們因寒冷、潮濕而顫抖，在光線陰暗的地牢裡精疲力竭。在這裡，為了自己的人性尊嚴和反對“灌輸機器”的信念，實質上是為了反對對他們靈魂的摧毀，他們被迫進行著無休止的鬥爭。集中營系統的特殊性質非常小心地隱藏著，有一些人承受著全部的折磨，因為他們拉開了帷幕暴露了這個，為他們揭露和控訴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證據。我們關於人類尊嚴的概念要求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們有多大的罪，對這個體系立即進行改變。而那些無罪者的苦難又怎麼辦呢?最壞的是存在於特殊精神病院裡的地獄，它們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塞特沃維克、海蘭泡、喀山、切爾諾戈爾斯基、奧廖爾、列寧格勒、塔什干……
今天沒有時間供我來詳細描述一些特殊審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運了。關於這個主題，有大量的作品。我請你們注意紐約年鑒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專門出版蘇聯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選印本，它也出版同樣的新近事件的簡報。這裡，在這座大廳裡，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認識的囚犯的名字。如你們昨天被告知的，我請你們記住，我的國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與我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下面是部分我所認識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維斯基、格魯斯曼、莫羅斯、瑪麗婭。塞敏努娃、娜德什達．斯維特利什娜婭、斯特法尼亞·沙巴圖拉、伊利納’克利內茲一斯達斯夫、伊利納·塞尼克、尼約拉·薩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奧斯波夫、克羅尼德·柳巴爾斯基、舒姆克、文斯、魯馬切克、考斯托夫、蘇珀芬、波萊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裡、瑪律特申科、舒切維奇、帕夫倫科夫、徹諾格拉斯、阿班欽、蘇斯倫斯基、梅謝納、斯維特利奇尼、索夫羅諾夫、羅德、沙基羅夫、海費茲、阿凡納舍夫、莫一丘恩、布特曼、魯基安南科、奧格爾佐夫、瑟吉延科、安東紐克、魯皮諾斯、魯班、普拉喬特紐克、科夫加、貝羅夫、伊格魯諾夫、索爾達托夫、米亞蒂克、基倫德、約什科維奇、茲多羅維、托夫馬揚、沙奇弗德揚、紮格羅比安、阿裡基安、瑪律科申、阿爾沙基安、米羅斯卡斯、斯圖斯、斯維斯蒂尤克、錢迪巴、烏波什科、羅曼紐克、沃羅比沃夫、蓋爾、普羅紐克、格拉德科、瑪律切維斯基、格拉齊斯、普裡什利亞克、薩佩利亞克、科利內茲、蘇普瑞、沃爾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維、戈巴蒂沃夫、伯喬夫、圖裡克、澤科斯卡斯、伯龍欽、利索沃伊、佩特羅夫、奇卡林、戈羅德茨基、奇爾諾沃爾、巴拉科諾夫、邦達、卡林欽科、柯洛敏、普盧姆帕、約格利斯、費多塞耶夫、奧薩德奇耶、布杜拉克一沙裡京、馬卡倫科、瑪律欽、什特恩、拉紮·柳巴爾斯基、費爾德曼、羅伊特伯特、什科爾尼克、默齊恩科、費德羅夫、迪姆什茨、庫茲奈佐夫、門德萊維奇、阿爾特曼、彭森、諾奇、伍爾夫·佐爾曼森、伊茲賴爾。佐爾曼森，還有許多、許多其他人。在他們中間，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瑪律特申科、納什皮茨和柴特萊納克。
馬斯塔發．德茨麥裡夫、特瓦裡耶夫和特維爾多赫列鮑夫在等待對他們的判決。沒有時間提到我所認識的那些囚犯的命運，而更多的我不認識，或是我沒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們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講的這種情況內，我希望我沒有提到的那些名字寬恕我。每一個名字，無論提到還是沒有提到，代表了一個堅強和英雄般的人的命運，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難，多少年為了人的尊嚴的鬥爭。
對迫害持異議者這個問題的主要解決必須是建立在國際公約上的自由。所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關押在監獄、拘留營、精神病院內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話，建立在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之上。這個建議並不涉及對任何國家內政的干涉，因為畢竟這是在同一基礎上適用於每一個國家：對蘇聯、對印尼、對智利、對南非共和國、對西班牙、巴西、對每一個其他國家。既然聯合國人權宣言已經宣佈了對人權的保護，因此就沒有理由說它是純粹的內部或國內問題。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任何偉大的行動都是必要的，不管這道路看起來有多漫長。這條道路之漫長在最近聯合國的會議中已經明顯看出。在美國提出政治特赦議案的過程中，當某些國家試圖過分地擴大這個框架，以至於涉及大赦這個概念時，美國將這個提案撤了回去。我對發生這樣的事深表遺憾。這是一個不能撤回的問題。我深信，能夠使一定數量的人獲得自由還是好的——即使他們可能犯有這樣或那樣的罪，比將成千上萬的人關押起來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視對這個問題的全面解決的同時，我們今天必須為每一個反對非正義的囚犯、每一例對人權的違反而戰。我們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此。
我相信，在保衛人權的鬥爭中我們首先必須作為不同國家內政體的無辜受害者的保護者而行動，並不要求這些政體的毀滅，或者是對它們的全面譴責。我們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們需要一個柔韌的、多元化的、寬容的社會，這種社會可以選擇性、試驗性地對所有社會制度的經驗作自由的、非教條主義的利用。什麼是緩和？什麼是和睦狀態？我們不對字眼關心，我們關心的是創造一個更好、更友善社會的願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幾千年以前，人類部落在生存的搏鬥中備嘗困苦。在這種搏鬥中，重要的不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維的能力，處理部落積累下來的知識與經驗，發展將提供與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聯繫。今天整個人類也面臨著同樣的考驗。在無限的空間中必定存在著許多文明，它們中有一些也會比我們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這樣一個宇宙學的假說，它宣佈宇宙的發展是保持著它的基本特徵而無數次地重複的。這樣，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為“成功”的文明，將在宇宙這本大書“前面”和“後面”的書頁上無數次地存在。然而這不能導致將我們在自己這個世界上的神聖努力儘量縮減。在這個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朧的閃光，我們由黑暗的沒有意識的物質存在的無有中出現片刻。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創造一個對得起我們自己，對得起那我們只是朦朧察覺到了其目標的生活。
——轉自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