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康     

我希望將來像康得與歌德那樣偉大的德國人，不僅時常會被人紀念，而且也會在公共生活裡，在人民的心坎裡，以及通過對他們所矢忠的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奉，而永遠受到尊重。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回德國的聲明》（1933年3月10日，美國帕薩迪納）

在愛因斯坦發表這則聲明兩個月後，柏林大學成千上萬名大學生在菩提樹下大街開始焚燒康得、歌德、佛洛德、茨威格、紀德、普魯斯特、湯瑪斯•曼和愛因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全世界第一任宣傳部長——在灰燼的餘焰中聲稱：這火光不僅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這火光還照亮了一個新時代。

以希特勒、戈培爾、希姆萊為首的德國納粹確實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在他們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浩大進軍背後，從焚書堆到焚屍爐之間，僅是一步之遙。

焚書是一件特別重大的精神暴行，當一個新政權用焚書行為向世界宣戰時，它行將帶來的，要麼是一個千秋帝國，要麼是萬劫不復的黑暗。

如果不是因為希特勒的過度狂妄，由於對猶太民族的過度殘忍以至招致戰爭和道義的失利，第三帝國很可能如其締造者構想的那樣，代表著德國的某種復興，一直存活到現在。

1946年，83歲高齡的德國史學大家梅尼克發表了《德國的浩劫》。作為一個摯愛祖國歷史文化的知識份子，梅尼克對異族的佔領深感沉痛，而對納粹黨徒強加給德國的墮落和恥辱更加厭惡。第三帝國曾使全體德國人“淪於內部的異族統治之下，它之鉗制人們的靈魂，要比外來的異族統治強烈得多，它們可以以謊言欺騙和弄虛作假，投我們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偉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問道：一個民族即使征服和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的靈魂，又有什麼意義呢？

在柏林的廢墟中，梅尼克和其他第一流的德國知識份子都希望重新安排德國的靈魂，它的整體輪廓雖然還很模糊，卻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那就是對於一切的善都有其神聖的根源這一信仰，對於永恆、對於絕對的敬畏，承認良心是我們道德生涯中的太陽”。德國的未來應該誕生于重新傾聽和誦讀巴哈、貝多芬、勃拉姆斯、歌德、荷爾德林、莫里克、麥耶和里爾克，重新欣賞和凝視莎士比亞、雨果、托爾斯泰、米開朗基羅和拉菲爾。當德國重新沉浸在這些靈心善感的精神世界時，才會在山河破碎和歷史浩劫之餘，“感受到某種永不破碎的東西、某種永不消殞的力量。”

我們的精神病痛曾經遠甚於德國

我們迎頭撞上的二十世紀，正是中國精神年表空前紊亂，無數精神先驅在東方式的焚書暴行中“遺恨塞乾坤”的時代。引領風騷、宰製天下的除了異常強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還有一整套來自異族的新世界觀、國家觀和歷史觀。此乃中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大的變局。

五十年代，新政權在最需要常識和理性以建設新國家時，卻將近百萬知識精英加以誘害，加以公開踐踏。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最嚴重的“焚書坑儒”，——其始作俑者甚至公然自詡超過秦始皇“一百倍”。這次事件，其用心之險惡陰毒，其手段之卑鄙無恥，對於一個幾千年來景仰道德、服膺氣節的國度，其在精神上的淪喪和毒化，不啻抽掉整個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石。更嚴重的是，這場以知識界為目標的“反右運動”開闢了青年學生和普通群眾參與精神圍剿的惡例，誘迫部分國人——最終幾乎全體民眾——參與從茲開始長達幾代人的政治迫害和精神圍剿。它使中國知識界的天然母體不復存在，又使中國民眾的精神世界完全封閉，中國文化的大悲劇——中國精神生命和民族生命的分裂——從此開始。

不到十年後，幾乎全體中國的性靈良知又一齊跌入深淵。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後，中國在時間上中斷了向自身偉大傳統請教、在空間上與西方主流文明對話的正道，坎陷於四顧蒼茫、一無憑籍的精神荒原。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公開鼓吹並大規模長時期實行中國人對中國人的侮辱、鬥爭、鎮壓、專政，中國傳統道德、倫理、文化的統緒和土壤幾乎蕩然無存。其為害之烈，恐非鴉片戰爭以來外族列強加於中國的直接傷害所可比擬。一種內部的異族統治在精神和道德上對自己的歷史、傳統、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損害，莫此為甚。

“這個歷史的大逆轉一直逆轉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我們永遠失去了中國上百年來用血汗和淚水培育起來的一批明達之士！”（李慎之）這些明達之士直接面對的是肉身的淩辱、人格的摧殘。中國文化的主要締造者三千年來從未遭受如此深巨慘烈的奇恥大辱。相比之下，當年納粹德國還有並未認同國家社會主義的指揮家理查•斯特勞斯、劇作家霍普特曼、哲學家海德格爾的一席之地，物理學家普朗克在納粹科學院將愛因斯坦公開“開除”時，可以同樣公開為後者辯護而不受任何懲罰：“愛因斯坦先生的作用只有開普勒和牛頓的業績才能與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講清這一點，為的是使我們的後代免于產生一個錯覺，以為愛因斯坦先生的科學界同行連他在科學上的重要地位也沒有完全領悟。”

“文化大革命”對人本身的進攻使古今中外的精神暴行相形見絀。中國先哲深諳文明的脆弱，他們堅持的第一道精神防線乃是“人禽之辨”，因為人與禽獸之間只存“幾希”之距。對中國人而言，“有亡國，有亡天下。改姓易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之相食，謂之亡天下”（顧炎武）。“文革”就是中國人最深以為懼的“亡天下”，徹底的禮崩樂壞。

經歷了“反右”、“文革”、“亡天下”的中國，其精神坎陷之深，決不是一次改姓易號式的政治審判所能填補，更不是一場以權力和金錢的神聖聯盟為主軸的經濟爆發可以超逾的。

直到今天，十九世紀的一名普魯士哲學家、一名英國工廠主、一名俄羅斯職業革命家和一名格魯吉亞出生的暴君野合而成的“思想”還被尊奉為中國人的國家原則，中國之為中國、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全部傳統、道德、文化、禮儀以及中國幾千年來立於天地之際的風範、衿式、氣象和神韻僅僅作為我們精神坎陷的虛飾綴物，繼續歷史性得外化於民族生命，僅僅從被批判被糟蹋被焚毀的絕境上升到了可資利用的地位。以至張藝謀一類完全不懂中國文化的電影導演，在向“焚書坑儒”始作俑者獻媚後，又率領一班坐台小姐式的女演員，在雅典奧運會令人歎為觀止的哲學－藝術盛典後，竟敢把一出低俗表演稱為中國文化藝術的代表之作，我們精神的坎陷可見一斑了。

勿需細論，只要把奧運獎牌的飆升和諾貝爾獎的繼續缺失相比較，只要把中國GDP總量與死刑總量相比較，當可看出，中國確實更加強大了，甚至太強大了，——在物質上；中國也更加貧困了，也許太貧困了，——在精神上。

與德國不同，中國的“封建法西斯”沒有力量、也沒有那份狂妄向人類文明直接進行軍事挑戰，從而因為戰敗而被勝利者強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國的浩劫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橫逆而來長達數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靈創痛只能由中國知識份子自己去隱忍，去淨化。

這是一件幾乎超自然超人力的艱難使命，其無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為有也！

熊十力曾在無限孤獨的暮年作一世哀歎：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遊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中國現代精神先賢祠中的曠世才子和悲劇英雄陳寅恪，雖早已深味“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這一絕世悲情，雖然曾寫下千載之後也必令人唏噓長歎的絕命挽聯：“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但這位中國學術精神“百年來第一人”仍然生死堅稱：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堅信：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廈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複振。

世紀之交，中國最後兩名蓋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錢鐘書、李慎之與當年熊十力、陳寅恪一樣，寂寞而通達地撒手塵寰。雖然迭經磨難，他們留給我們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跡和赤誠的期盼。前者拒絕一切來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之前早已相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後者更以一位“一直做著中國文藝復興之夢的人”的“希望與信念”反復寄語國人：“十多億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誰能立之？這是非得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本源、最精華的東西不能為功的。我們如果能依靠中國傳統，結合當代學術，求得一點真知，使中國十多億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說已經給東方文化爭了氣了，也就可以說給這個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貢獻，而給東西文化的融合共進打下了一個結實的基礎了。”

他們承擔和表達的，早已不再是個人的恩怨榮辱，而是一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三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願，這種托命和夙願很可能是一個行將崩潰的世界的方舟。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一切，正是中國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贖、自作主宰必經的荊棘之途。令人深心抑鬱痛惜的是，儘管他們是中國真正忠誠而傲岸、堅貞而英勇的精神僕人，他們之於中國正如康得、歌德之於德國，他們作為中國良知、勇氣和智慧的真正代表一再發出的告誡和預言是中國真正貞下起元、否極泰來的泣血福音，這個浮囂、虛驕而危殆的時代對這一切連同他們的死亡卻置若罔聞，渾然不覺失卻了什麼。

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度，尋常的錯亂、混沌、危機皆不足畏，中國在二十世紀歷經的磨難與浩劫，使我們幾乎能承載和抵禦一切普世困厄。但是，如果中國一味罔顧自己先知空谷足音般的箴言，繼續沉迷於內部異族精神統治，找不到爭不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生命，任憑自己在物質擴張和精神坎陷嚴重失衡的歧路上漸行漸遠，始終不願或不能迷途知返，那麼“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的詛咒，恐怕將在蕭牆之內釀成彌天大禍。

西諺道，上帝欲讓人死亡，必先使其瘋狂。“9•11”恐怖悲劇中中國年輕一代（我們的精神繼承人）令世界震驚、令我們失語的狂歡表演，已明白無誤地表明，如果中國繼續任憑歷史虛無主義、道德虛無主義和世界虛無主義氾濫，任憑我們的精神坎陷日益深巨，從1957年到1976年的邪惡而荒誕的歷史紀錄，將被並未價值中立和意識形態虛空化的年輕一代大大刷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浩劫”，將不過是低調的序幕和無聊的預演。 在愛因斯坦發表《不回德國的聲明》後十幾天，普魯士科學院公開譴責愛因斯坦“不僅成為德國現政府的敵人，而且也是德國人民的敵人”。該科學院指出，愛因斯坦本來可以“為德國講句把好話，在國外本來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愛因斯坦對此回答道：“要我去做你們所建議的那種見證，就等於要我放棄我終身信守的關於自由和正義的見解。這樣的見證不會象你們所估計的那樣，是為德國人民講好話。恰恰相反，它只會有利於這樣一些人，這些人正在圖謀損害那些曾使德國人民在文明世界裡贏得一席光榮位置的觀念和原則。”歷史已證明，是孤獨卻以復興祖國歷史文化為己任的愛因斯坦，而不是德國內部強悍而狂妄的“異族統治力量”，為德國贏得了新生和未來。

愛因斯坦在逝世前一天，曾在《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上》最後一次簽名。作為一名對自然奧秘和人性底蘊都有先知般洞察力的世界主義者，愛氏的臨終遺言是留給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全體人類的：

知道得最多的人，也最憂心忡忡。

這個世界充滿著衝突，而使一切較小衝突相形見絀的則是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巨大鬥爭。

作為人，我們要向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吧。要是你們能這樣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樂園的道路；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麼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險。

編注：成文日期不祥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